覺醒時刻 · 趙世炎

1901—1927 字琴生，號國富，筆名施英，重慶市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人。中國共產黨早期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傳播者、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曾領導了震驚中外的三次上海工人大罷工，成為當時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1927年不幸被捕犧牲，年僅26歲。 奮鬥二字，愚常奉以為人生第一要義。 說少年（續） （二）現代我國的少年 （甲）總論 我要說「現代我國的少年」，我又先要作「現代我國的少年」的總論，豈敢！豈敢！普通一個人要論一件事，總說是問世十年或八年。可憐我自從四歲起，讀了三四年的《三字經》《百家姓》《龍文鞭影》，又讀了三年的四書、五經，到了十一歲進高等小學，三年畢業又進了四年中學，現在剛脫離中學，我那裡會知道世是怎樣問法？我既沒有問過世，讀的書又很少，我的家庭愉樂，拋離的很早，我的朋友交際，又很冷淡，叫我從何下手來論「現代我國的少年」呢？莫奈何我的腦筋一定要發出這個題目，我的手一定要拿起筆來寫。細想起來我只好順著腦說我自己的話。對與不對？大家原諒。 我有一個同鄉曾慕韓先生，曾做一本書叫作《國體與青年》，他所說的現代青年有三種：（一）墮落的青年；（二）迷惑的青年；（三）自殺的青年。我常常拿這三種，反省我自己：第一層墮落，我自己不能說自己，因為自己說的近於掩飾；第三層的自殺，我自己並沒有這樣計劃，並且常由人生觀上反對這事；惟有第二層的迷惑，可憐我自己實在不敢辯護！我現在要說的自己的話，就是要說迷惑的少年，與我這最幼稚觀察所得的迷惑少年。我脫帽三鞠躬，向國中自命少年的深深請一個罪，因為我拿迷惑的少年來說「現代我國的少年」。 （乙）所處的家庭 不得不已！我既拿迷惑的少年來說現代我國的少年，我要說現代我國少年所處的家庭，就是迷惑少年所處的家庭。迷惑少年所處的家庭，也就是一個迷惑家庭，糊塗家庭。現在一般人所謂的「家庭教育」，要沒有迷惑的家庭，何至於有迷惑的少年？給以襲產，養以豐衣美食，逞一時情感的指腹為婚，抱子添孫主義的早早娶媳，這是迷惑家庭政策的第一種。希望子孫，達官貴顯，光宗耀祖，步步高升，今年讀字，而明年該讀五經了。托張求李，送進學堂，幾年速成？越快越好，畢業後可以拿多少錢？差事好不好？將來某某先生，准可以托他提拔提拔，一家子有希望了，孩子出頭了！這是迷惑家庭政策的第二種。「子孫雖愚，詩書不可不讀」。過了幾年，四書五經念完了，或者是高等小學或中學畢業了，有的是家業艱難，有的說是「世道大變」。人上托人，設法求事，東拉西扯，找點小本，作朝不保夕的餬口生涯：張某是洋行買辦，李某是錢店經理，嘆惜連天，垂涎羨慕，這是迷惑家庭政策第三種。迷惑的路，千條萬條，層出不窮，實在是描寫不盡！還有張百忍的五世同堂，人人說是佳話，孰知道一般的家庭，只要時機成熟了，就舉行「瓜分」：有的由父母主動，大批愛甲兒，惡乙兒；有的由兄弟爭鬧，或說父母偏愛，或因行為不合；有的是父子之間，發生問題，父說子不肖，子怨父固守，作兒子的，以為這財產是應得分的，有絲毫不平均也不行，作父母的，以為財產是應該給子孫的，若不然子孫何從生活。一般自命少年的，因此一天一天想，產業何時可以分？自己將來得了分產，如何的妻子、奴婢，享受快樂，這都是迷惑家庭所產出迷惑少年的行徑，並且是一般自命少年所互相標榜，互相競爭的。大家由這種迷惑家庭鑽出來，由各張旗鼓，創造自己的迷惑家庭，傳之子孫，迷惑無窮。 （丙）所處的學校 教育！學校教育！「教育即是生活」，學校就是舞台了！由迷惑家庭培養的子弟，受迷惑家庭產出來的教師教育，與一般迷惑朋友「日居月諸」實行迷惑的生活。學校是一個進身之階，學問是一種手段，時髦不可不趨，面子不可不講，八十分是甲等，七十分是乙等，軍國民教育，養成效命「國內沙場」的志士，慷慨悲歌，做幾篇「元元之民，陷於塗炭」的文章，馬褂尚黑，長袍尚白，自來水筆，亮光皮鞋，運動短褲，衛生毛衣，處處要掛學生的招牌，總怕人不知道我是學生！這都是時髦少年所受的教育與行為，是好是壞，我豈敢批評，不過我以為迷惑兩個字，終不能免。至於在學業與操行各方面，我們迷惑少年實受賜不少；懲戒，記過，革除，我們知所警戒了；給賞，記分，褒獎，我們知所榮辱了；考試，發榜，甄別，我們知所發憤了。「黑者，黑也」「讀書人應受繩墨」，這都是至言至理，小事不敏，靜而聽之。像這樣的教訓，是非得失？我又豈敢批評，不過我覺得都是造成迷惑的根源，還得研究才好，要公開，不要秘密，要進取，不要保守。可怕杜威博士真利害！他說「教育即是生活」。我以為中國的學校是些衙門，四班八房，典吏差役，無所不備，造冊子，出訓令，一層一級，森威謹嚴。我們在學校作了囚犯，出了學校，也就不免一個土匪！可憐！可憐！官僚式的教育！貴族式的學生！迷惑的少年！ （節選自《少年》第三期，1919年11月1日，署名趙世炎） 我們讀書時間分配的問題 我提出這個問題，原來是什麼意思，請先說說：（一）很多的人說：「忙得很，忙得很！」或是說：「沒有工夫這樣，沒有工夫那樣，……」；（二）有很多人又說：「沒有事！沒有事！」或是說：「不要緊，很可以慢慢的！」或是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但是總覺得沒有事。這兩種是極端反對的，然而都是實在情形。 兩種所生的現象：第一種好像個「無事忙」，因為忙不出個所以然；第二種是自己知道有事，卻不承認有事，但是這種人總歸有點事，只要張著兩隻眼，就有「眸子不正」的事；就是閉著眼，也有「夢邯鄲」「夢周公」的事。所以這種人沒有事還是有事，唱戲，喝酒，冶遊，打牌，賭錢，抽大煙！ 有這以上兩種極端相反，動機不同的事實，卻又是同歸於無用；所以到底要怎樣才好？我們現在是在讀書，別的什麼這界那界的「奧妙生活」，我們且不必管，我們先討論自己。並且我恐怕……恐怕……我……你……他……我們：不屬於第一類，就……就屬於第二類！ 人是不是當然很忙，是不是當然沒有事？忙的人是不是真忙？沒有事的是不是真沒有事？這些問題都不必討論，只簡單答覆就行了。簡單兩句話：「人的事很多，但是不必忙。」 所以我們讀書的事很多，但是也不必忙。讀書的事，對於我們，一點也不忙，我們覺得忙，是我們錯了！至少說是沒有事，當然根本上不能成立。讀書又要去賭博，冶遊，就不必掛讀書的招牌。要說「逢場作戲」，就不必瞞著父兄；要說「偶而為之」，就不要再干第二回。打不了「讀書」的招牌，也就要打「人」的招牌；難道真在鬼門關喝了迷魂湯？不然我們不要忘是個「人」。 讀書既是不必忙，忙是由時間上生出問題，所以我想討論這個時間分配的問題，我們少年學會有討論一項，我就把他提了出來；幾天以後，接到弘毅、綜兩位會友的起稿，已經錄在前面了。 弘毅君一篇，雖是理論，卻也切實。他說的書的性質，人的精力，與環境關係等等，都很扼要；不過他把我的題目有點誤解：他說的是我們如何分配讀書時間，我說的是我們讀書的人的時間分配的問題。 綜君的「十分之幾」分配法，很有道理，決不是隨便的，我們細看看細想想就會明白。要注意的，就是他第四項的做工時間，特別占十分之三，這又要拿「工讀主義」來說明；只可惜我們沒有一個實行的辦法。依我意思，只要屬於「同時不用腦力」的事就行，譬如關於私人或公眾的親手「操作」的事，就算勞力；再退一步說：我們往返道途，譬如入校及歸家，以步代車，也是一種；又如吳稚暉先生所說的「青年的工具」：家庭中，書房中，有些器具，真幹起來，也好極了。 綜君的第五項尤要特別注意，我們學生界在這「五四」以後，群眾運動漸收束了，但是中華民國已經給了我們一種擔負；所以如綜君第五項的說明中，我們總要擇一項，若能力不夠，也要出腦力預備，拿出時間去試；他這「十分之幾」分配法，最為平允，大家都做得到，我認為這分配法是共同的，不過我個人現狀與他的微有不同，我且寫出來與他作個比較的參考： （一）校課占全時間（上課不計）十分之一。 （二）看參考書等占十分之二。 （三）看新書報、新雜誌占十分之一。 （四）勞力工作占十分之二。 （五）勞心的事占十分之三或四。 （六）運動占十分之一或無。 這都是以我現狀說的，我的工作的事，說個笑話：小而言之，自己照料飲食，洗衣洗褲，補衣補褲，我都認為是勞力，我也常常作，總之我認為實行「操作的」，就算勞力工作。我自己覺得不對的，就是第五項占的太多，應該減去一分，增入第二項或第六項：我自己明知應該改良，無奈乎不能實行，並且第六項幾乎沒有，我自己知道很不對。 我個人的「十分之幾」分配法，不足計較；我覺得綜君的很對，很可實行。惟「十分之幾」的方法，用時間的單位限度計算起來，是怎樣？若不說明，好像是一個「對於已過的觀察」，不是「對於此後的規劃」了，那豈不近於「造冊子」「畫表」的事，豈不糟糕的？ 我們要拿鐘點來做單位，決不行；因為以上六項不能每人每日件件都做。若以一日為單位也不對，因為不能說今天做某項，明天做某項。以周以月更不行。所以不能有絕對的單位，只有一個時間單位的限度；這限度用鐘點用日全不行，三日五日，又不好計算；最好就是一周。簡單說：「把一周的時間（除授課、休息、睡眠不計）分為十分，照著前六項分配實行；如第（一）（五）（六）三項可以全天全有；（二）（三）（四）不必每天都有；換一句話說就是：一周之內六項全要做到，全要按照所分配的分數。」 以上的大致如此，詳細的我們一面想，一面實行，自然覺得很明白，並且一定覺得有趣，不過這些時間，我們都把授課、休息、睡眠時間除開，這三種也是我們的時間，並且占去了大半分，我們不可不研究。 （甲）授課：這個沒有問題，當然要用心聽講，不過也有不可聽的；對於這一層，我就主張不聽，不特不聽，直到可以聽時才去聽；我勻出這時間，還可做「十分之幾」之內的事，不過不要做「逢場作戲」「偶而為之」的事才對，至於甚麼「曠課」「缺席」那是學校造冊子的事，與我們無關。 （乙）休息：這一種時間分幾種：(1)下課以後的最短時間；(2)飲食以後的最短時間；(3)「十分之幾」中各項內最短的時間，大概不外三種，長一點的就是睡眠，或是臥病，這是不在預算內的，或是有特殊原因的長期休息，這三種都是一定有的，沒有什麼可以研究。不過這些休息都要真的，要是適當休息也拿著書看，這叫作「自苦」。 （丙）睡眠：前兩種的時間，不能人人都同，這一種依理可以劃一。有很多人主張每日睡八點鐘。我以為春、秋二季，應該睡七點鐘，冬、夏二季應七點半鐘，春秋二季的時間，比冬夏貴半點；理由也不是因為什麼「春光明媚」「秋朗氣清」，不過這兩季比較上可以少睡半點鐘，並且還有地域變遷不同，不可概論；退一步說，四季都是七點鐘也好。我們總要睡得夠，別的分配的時間才能准，所以不能不有一個允當的限度；至於睡後半夜的兩三點鐘或是「明天以後前半天」，那是「逢場作戲」「偶而為之」的結果，他的時間就沒有分配，也不必管他了。還有「晝寢」一件事，也不應當，這是算在七點鐘之內，也覺得零碎，頂可以不必，孔夫子罵宰予，是一個很好的教訓。 以上的三種說完了，再將我們一天時間總算一算：（一）授課普通八點或九點，且以九點計算；（二）零碎的休息，二點鐘；（三）睡眠七點鐘；這三種就算占去十八點了。除下的六點鐘就是「十分之幾」的分配所占的時間了。倘若只有八點鐘的課，或是只以五點鐘分配「十分之幾」的事，以這一點鐘流入休息內也可；又若沒有八點鐘的課，就可以多出的鐘頭，加入「十分之幾」內。 這「十分之幾」的分配時間，用一周為單位限度，到現在就可以用鐘點計算，如上所說，平均每日六點鐘，七日就四十二點鐘，再加入星期日沒有課的八點鐘，就共有五十點鐘了。把它分作十份，每份就是五點，所以我們每周有：（按照綜君所分配） （一）十點鐘溫習校課（平均每日一點以上）。 （二）十點鐘看參考書（可以五日分配之）。 （三）五點鐘看雜誌（可以四日或五日分配）。 （四）十五點鐘作勞力事（可以五日以上分配）。 （五）五點鐘作勞心的事（平均每日幾十分鐘）。 （六）五點鐘運動（平均每日幾十分鐘）。 我的「我們讀書時間分配的問題」，說到這裡，已經完了。題目是妄擬的，這樣分配法，綜君提出來，與我意思同，我就把他說明，是不是對呢？不知大家意思怎樣？不過我覺得很可以實行，我自己的是實行了，並且我想幾十年最時髦的「壁上貼的功課表」，差不多每一個學生都有一個，是不是造冊子的作用？也不知道；貼在壁上，能實行不能實行？是一個問題；天天如此，是不厭煩？又是一個問題；並且有幾天又換了一張貼著的；有把幾點幾十分都定出來的；這些事我都干過——我想與其這樣死，不如改個活法子。大家的意思怎樣？我們可以從細商量；我們「少年學會」研究問題，是很歡迎人指教的。 （原載《少年》半月刊第二期，第二至四版，1919年10月16日，署名琴蓀） 雜感：北李南陳 黃日葵兄告訴我，有大會在李陳兩先生合攝照片的硬紙板上這樣寫著：北李南陳，兩大星辰，漫漫長夜，吾輩仰承。這幾句話真正道出了五四時期我們青年追求光明、尊重先進的殷切心情。 我在北京讀書時常到李先生家去請教，承他對我們學習時加指示，因此他就成了我的導師。 出國路過上海曾到環龍路去見陳先生。他對我的勤工儉學規劃表示懷疑，認為工讀兼顧是辦不到的。他沒有給我一個陳述意見的機會，也不曾對我提問，他不是和我談心而只是向我訓話。他給我留下一個印象：自信心強，判斷力也強。 我接受了李先生的指導，也要記著陳先生的話，用以激勵我自己。 （1920年8月） 給少年學會朋友們的來信 修甫、康農、伯明、驤塵、友松、錫侯、嘉裴、家瑞……諸友： ……唉！我一些親愛的老朋友們呀！在你們所常想的，以為只要在歐洲就處處可以得安慰嗎？固然屬於物質上的，我們雖擠在這燦爛而又混沌的空間內，也有些慰藉可言，但我們所經度的搏戰生涯，人類同情的、了解的工作還未達到相當程度，我們的精神那能就說暢快，而且含含糊糊地過日子，又不是我們所當做，所忍做的。 我在這半年來差堪自慰的事情便是能夠來實驗地做勞力的工作，從直覺的感觸中，也得些片斷的安慰。但知識的恐慌，既迫促了我反動的著急，一般的現狀，又刺激了我剛愎的嫉視。 我「窮極則變」，幾月以來為迴避恐怖的人生，不能不急籌搏亂的方法。事實上別無他法，我只有忙！忙個不了。以前的複雜的幻想，都用鎖鑰閉起，直到了現在，最近來因為八小時的權利失去，生活上始稍稍有些變遷（近來歐洲工業市場，大形變動，法國尤甚，工人失業者多至百萬。我於一星期前也暫時停止沒工作）。這也是我所以能夠比較的詳細一點來和你們寫這封信的原因，我在暫時八小時的努力雖然停止，然而精神生活仍繼續不斷的無所變易，你們樂聞此說麼？ 大致你們也很想從我得知一些在法做工的消息：在我的責任上，早就應該詳告你們一番。不過我個人之見，絕不能得事實上的真理，在11月間我與你們的信中，曾預先和你們商量出《勤工儉學研究號》於《少年》的事。我並且曾與你們的稿子在1921年1月底可寄到，不料這件事我現在很歉意的於時期上對你們失了信！這也是我匆忙中一種熱烈的錯！現在，這工作我們正在做，不過時期沒有那樣快了，但也只緩期一月。因為這件事決不僅做文章發表直覺的意見，我們還需有切實的討論，最近幾個星期日，於不遠的幾個地方做工而很相了解的朋友們，我們聚會了幾次，都做嚴重的辯論，切實的談話。前個星期日才商決，我們姑無論效果如何，只當做自己於良心上不可隱忍的事，前途上應該不糊塗的事，無論是直覺的，反動的，我們總要披肝瀝膽，盡情一吐！現在又因為時間上不可太緩，約定1921年1月以前匯齊大宗的稿子，寄到國內來。寄的事是我擔任的，我敢於擔任的把握是在你們。現在《少年》是不是仍出我不知道（你們也真做得出，總不寄一份來）。《少年》若還在，就借出一個勤工儉學研究號大概是可能的事。否則，這工作是很希望可以做起的，如若《少年》不能借光，只好另出小冊子。但也是要懇託你們的。在1月底或2月初可以由法國付郵，2月底或3月初可以寄到，請你們就照這日子預算罷。 ……我常常想，我們過去的事，都有些蹈空，所以積極便會發現弱點。我常聽朋友說，國內青年受「五四」的潮流太蹈空，不走實際，是現在的最大恐慌，這話實在中肯。比如《少年》於我沒出國以前，曾主張停刊的，現在我們大家既感受到學業與責任的觀感，又承一些很難得的師友們的催促與贊助，仍在範圍以內做點工作，也不能說絕對不可以，不過，凡做起的一件事，在我們現在至少不可不保持的，就是不能懈怠。……現在的北京，已經是一個時髦青年的製造所，尤以北大和高師為甚，我恐怕結果之壞，將有甚於五花八門之上海，這都是受「五四」思潮太蹈空之毒！我誠懇地盼望我們朋友務要從冷靜處窺探人生，於千辛萬苦中，殺出一條血路！…… 你們的實誠的　趙世炎 （原載於《少年》第十五期，1921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