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冢書考 · 汲冢書校理年月考第四

關於汲冢書之出土年月，共有三說，已見《來歷考》。據余所考，汲冢書之出土在咸寧五年（公元二七九年）十月，藏於秘書監在太康元年（公元二八〇年）正月，命官校理在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春。日本神田喜一郎《汲冢書出土始末考》，亦謂汲冢書之出土實為咸寧五年十月；翌年太康元年，官收其書，藏於秘府；更翌年為太康二年，始命束晳、荀勖、杜預、衛恆等校讀之（希祖案：當雲太康二年始命荀勖、和嶠以隸字寫之。時杜預出鎮襄陽，衛恆、束晳後入秘書省，太康二年均不在被命之列）。案：神田之說，頗合實情。王隱《晉書·束晳傳》云：「汲郡初得此書，表藏秘府，詔荀勖、和嶠以隸字寫之，勖等於時即已不能盡識。」（《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後序》，正義引）准此，汲郡初得此書蓋在咸寧五年（公元二七九年）十月，當時地方官吏表聞於朝。及收藏秘府則已在明年太康元年（公元二八〇年）春矣。時大舉伐吳，軍事孔亟，未遑文事。三月吳平，論功行賞，庶事更張，故至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春，始命荀勖等以隸字寫之。此事理之可推想而得者。然則編校整理之年月，當自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春始矣。 《穆天子傳》寫定年月 汲冢書十六種，七十五篇，其寫定年月皆無明文可據。惟《穆天子傳》似最先成，略可推定如次。 希祖案：著作郎始置於魏明帝太和中，隸中書省。及晉武帝，以繆徵為中書著作郎。元康二年（公元二九二年）詔曰：「著作舊屬中書，而秘書既典文籍，今改中書著作為秘書著作。」於是改隸秘書省（《晉書》卷二十四《職官志》）。元康六年（公元二九六年），張華為司空時，束晳為賊曹，旋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束晳傳》），遷轉博士，元康九年（公元二九九年），遷著作郎。王隱《晉書·賈謐傳》「元康末，起為秘書監，兼掌國史」（《北堂書鈔》引），《束晳傳》「賈謐請為著作郎」（《文選·補亡詩注》引），此其證也。永康元年（公元二九一年）夏四月癸巳，梁王肜、趙王倫矯詔廢賈后為庶人，侍中賈謐誅，倫自為相國（《惠帝紀》）。束晳遷尚書郎，蓋在謐誅之後，故趙王倫為相國，復請晳為記室，晳乃辭疾罷歸也。然則晳為佐著作郎，考正汲冢古文，勒成十六種七十五篇，必始於元康六、七年（公元二九六年—二九七年），而訖於永康元年（公元三〇〇年）。汲冢書之考正完成，全由於晳，《紀年》一書其致力最深，且有重定本。王隱《晉書》及唐修《晉書》將汲冢書七十五篇總篇目皆著於《束晳傳》，蓋歸功於晳也。 《晉書》卷五十一《王接傳》：「秘書丞衛恆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束晳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蓋《紀年》有和嶠初定本，有束晳重定本，所謂「事多證異義」也。故後人合二本校之，有《竹書同異》一卷也。又云：「時東萊太守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晳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常侍郎潘滔謂接曰：『卿才學理識，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之。』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為允當。」案此乃考正竹書古文之餘波，羅列異同，評論得失，亦以見當時以今隸寫古文之不苟也。 綜上列事實觀之，汲冢書之編校寫定，蓋經始於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訖於永康元年（公元三〇〇年），前後約二十年，分為三期： 第一期　自武帝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至太康八、九年（公元二八七、八年）為荀勖、和嶠分編時期，《穆天子傳》、《紀年》（初定本）皆於此期寫定。 第二期　自惠帝永平元年（公元二九一年）二月至六月為衛恆考正時期，後以被楚王瑋所害中止。 第三期　自惠帝元康六年（公元二九六年）至永康元年（公元三〇〇年）為束晳考正寫定時期，《紀年》重行改編，於是十六種七十五篇全部告成。 此汲冢書校理之大概經過情形。中間或有間斷，或他人參加編校，則史無明文，不可考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