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冢書考 · 汲冢書篇目考第三
汲冢書之來歷與文字既明，請更進一步考其篇目。
汲冢書篇目，載於《晉書》卷五十一《束晳傳》最為詳備。今根據該傳，將其篇目詳加考證於下：
（一）《紀年》十三篇 「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晉）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雲夏年多殷；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
案：《紀年》十三篇，篇數疑誤。王隱《束晳傳·紀年》十二卷，《隋書·經籍志·紀年》十二卷並《竹書同異》一卷，則此當作十二篇，方與下總數七十五篇相合。若作十三篇，則總數為七十六篇，又與王隱《束晳傳》「大凡七十五卷」不合，故知三字為二字之誤。
又云：「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晉）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此蓋束晳考正重定本，故起於夏。和嶠初寫定本則起於黃帝。[39]「以事接之」，「事」上當奪「晉」字，「安釐王」當作「襄王」，皆誤。《史記》卷四《周本紀》「犬戎殺幽王驪山下」，集解引《紀年》雲「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可知《紀年》古本系西周總年於幽王為犬戎所殺之下，與《束晳傳》謂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晉事接之合。蓋周至幽王被殺，王室東遷，號令不行，諸侯各自為政，為一畫分時代之變局，故可以晉事接之也。杜預《春秋左氏經集解後序》云：「《紀年》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考杜預卒於晉武帝太康五年（公元二八四年），[40]其所見《紀年》當為和嶠本，起於黃帝；束晳重定本《紀年》，乃起於夏，蓋成於惠帝元康末，永康初（公元二九九—三〇〇年）[41]。疑此《後序》非杜預撰。又考殤叔元年為周宣王四十四年（公元前七八四年），而《後漢書·西羌傳》引《紀年》「晉人敗北戎於汾隰」，在周宣王三十八年（公元前七九〇年），則記晉事起於殤叔以前也。又《太平御覽》二引《紀年》「懿王六年（公元前九二九年），天再旦於鄭」，《太公呂望墓表》引《紀年》「康王六年（公元前一〇七三年），齊太公望卒」，則所謂「殤叔以前皆記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亦不盡然。自《後序》「起自殤叔」之說興，後人遂曲解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以為至幽王即位前年，即宣王四十六年（公元前七八二年）止，凡二百五十七年。[42]而幽王元年（公元前七八一年）即殤叔四年，始以晉事接之。甚或謂自此以後，不以周紀年，而以晉紀年。然觀《太平御覽》所引幽王八年（公元七七四年）立褒姒之子伯服以為太子，[43]幽王十年（公元七七二年）九月桃李花，[44]則知起自殤叔之謬說，亦由誤解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為至幽王元年前之一年。高明如杜預，恐不出此。
案：或謂此即周穆王遊行及見西王母畫贊。王懿榮《漢石存目》有《穆王見西王母》畫像，《隋書·經籍志》有《周穆王八駿圖》，蓋皆此類也。余謂此亦臆說，若果與《穆天子傳》有關，則《束晳傳·圖詩》下必為之說明，今僅雲畫贊之屬，其與《穆天子傳》無關明矣。
（十六）《雜書》十九篇 「《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
案：雜書十九篇，昔人往往分為三種，曰《周食田法》，曰《周書論楚事》，曰《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余案《晉書》卷三十六《衛瓘傳》：「子恆為《四體書勢》云：太康元年（公元二八〇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恆竊悅之。……」則《論楚事》別為一書，且僅一卷。是十九篇中實包括書四種：曰《周食田法》，曰《周書》，曰《論楚事》，曰《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
荀勖撰《中經新簿》，列汲冢書於丁部之末，[53]蓋將寫成今隸之書全行列入也，故總稱曰汲冢書。《隋書·經籍志》目錄類有《晉中經》十四卷，荀勖撰。《唐書·經籍》、《藝文》二志同，則唐代此書尚存。《隋志》、兩《唐志》皆載《汲冢周書》十卷，必本於《晉中經》，非無所據而云然。則當時汲冢所得寫成今隸者，自有《周書》十卷無疑。宋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周書》，隋、唐《志》系之汲冢，而《束晳傳》及《左傳正義》引王隱《晉書》所載竹書之目無《周書》，然則繫於汲冢誤矣。」清《四庫全書總目·周書》篇亦云：「《晉書·束晳傳》載竹書七十五篇，具有篇名，無所謂《周書》。」實皆未嘗深考也。荀勖編《穆天子傳》為六卷，采《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一卷為《穆天子傳》第六卷。束晳考正汲冢書，既重編《紀年》，又改《穆天子傳》六卷為《周王遊行》五卷，抽出《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一捲入雜書中，於是雜書中既有《論楚事》一卷、《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一卷，尚有十七卷則《周書》十卷、《周食田法》七卷也。此等雜書，在史學家視之，均大有價值。束晳文學之士，而又篤古，不重視此四種，一概歸入雜書，不加考正，此實無識之甚，不及荀勖、和嶠遠矣。
或謂《周書》七十一篇，而汲冢雜書僅有十九篇，則汲冢雖有《周書》，其非七十一篇之《周書》明矣。不知篇與卷有別，唐修《晉書·束晳傳》稱汲冢書七十五篇，及其他各書各稱若干篇，其「篇」字皆當為「卷」字。王隱《晉書·束晳傳》、杜預《左傳後序》，皆稱汲冢書七十五卷，其分別各書，亦皆稱卷，其明證也。蓋寫今隸於紙，自當稱卷；若指原簡，雖可稱篇，然必篇多而卷少。即如雜書，決不止十九篇，至少當有八十篇（《周書》已多出六十一篇）。及寫成今隸，則《周書》篇短，其每篇僅有數十字者甚多，集合數篇，方可成卷。[54]此《周書》七十一篇所以僅有十卷，而雜書十九卷自可包括《周書》七十一篇也。唐修《晉書》不明篇變為卷之例，改卷為篇，致使後人疑雜書十九篇不能包括《周書》七十一篇，遂謂汲冢無《周書》，此皆強用古義，名不副實，遂鑄成此大錯也。
或又曰，《周書》七十一篇，明載於《漢書·藝文志》。荀息引《武稱》「美女破舌」，「美男破老」，見《戰國策·秦》一「田莘之為陳軫說秦惠王」章；狼曋引《大匡》「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見《左傳》文公二年《傳》；魏絳引《程典》「居安思危」，見《左傳》襄公十一年《傳》。皆在孔子前，則春秋時已有此書。「綿綿不絕，蔓蔓奈何」，蘇秦以說魏；「必參而伍之」，蒙恬以告秦；他若《墨子》、《韓非子》、《呂氏春秋》[55]亦引《周書》，則戰國時亦有此書。「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蕭何以為格言；「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主父偃以為確論；「記人之功，忘人之過」，見於《陳湯傳》；「左道事君者誅」，見於《王商傳》；《淮南》《覽冥》、《氾論訓》，劉向《說苑·善說篇》，亦引此書；而司馬遷《史記》紀武王克商事，亦本此書。此皆在西漢時。許慎《說文》第一部「士分民之祘」，第六木部「竹箭如榗」，第十心部「來就惎惎」，立部「竘匠」，火部「味辛而不熮」，皆引《周書》。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令》，鄭玄注《周禮》引《周書·王會》，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與今本篇第皆合。此皆在東漢時。然則此書之不出於汲冢明矣。此亦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汲冢各書，有秦、漢以後所未見者，如《紀年》、《穆天子傳》等是；有秦、漢以後所已見者，如《周易》、《周書》是。《周易》既可重出於汲冢，何獨《周書》不可重出於汲冢乎？當晉之時，漢以來所傳《周易》、《周書》皆存。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杜元凱解《左傳》時，汲冢書未出也，亦以《周書》為據。[56]郭璞注《爾雅》，稱《逸周書》，不稱《汲冢周書》。[57]此皆晉人所見漢以來《周書》之舊本。」孔晁注《周書》，今原本已亡，不知其所稱為《周書》乎，為《逸周書》乎？[58]晁為五經博士，其篤古之情必深，其所注本，必亦為漢以來所傳舊本，然汲冢本蓋亦見之。故其解《克殷篇》「百夫荷素質之旗於王前」雲「一作以前於王」，解《大武篇》「三擯厥親」雲「擯一作損」。然則晉時《周書》，蓋有二本：一為漢以來所傳今隸本，一為汲冢所出古文本，當無疑義。《隋書·經籍志》僅載《汲冢周書》十卷，不載孔晁注本，《唐書·經籍志》僅載孔晁注《周書》八卷，不載《汲冢周書》十卷，蓋皆互有遺漏。惟《唐書·藝文志》既載《汲冢周書》十卷，又載孔晁注《周書》八卷，蓋汲冢十卷為無注本，孔晁注本唐時已有闕篇，故並載焉。顏師古《漢書·藝文志》「周書」注云「今存者四十五篇」，蓋指孔晁注本言也。[59]劉知幾《史通·六家篇》雲「又有《周書》者，凡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不言有闕，蓋所見為汲冢十卷本。是唐時尚二本並傳也。汲冢本無注而有十卷，孔晁本有注卷數反少，而僅有八卷，知八卷本即師古所見之孔注四十五篇也。師古以後，孔注又亡三篇。自宋以來，蓋以汲冢本補孔晁注本，而去其重複，故孔注僅有四十二篇，而無注者十七篇，及序一篇，合成今本六十篇，仍題曰《汲冢周書》。其所亡十一篇汲冢原本或有或無，已不可知。今《四部叢刊》景印明嘉靖翻宋嘉定丁黼本即如此。由此言之，今本《周書》孔晁注四十二篇，其為漢以來所傳舊本，抑為汲冢本，尚待深考。其無注之十七篇及序一篇，幸賴《汲冢周書》以傳，此為不可掩之事實也。
又據太康十年（公元二八九年）汲令盧無忌《齊太公呂望碑》：「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冢，而得竹策之書。其《周志》曰『文王夢天帝服玄禳以立於令狐之津，帝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云云。其《紀年》曰『康王六年（公元前一〇七三年），齊太公望卒』。」案：《周志》即《周書》，《左傳》文公二年《傳》文「狼曋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今在《周書·大匡篇》。盧氏依古稱《周書》為《周志》，且所引為文王夢天帝賜太公望事，今不見於《周書》，蓋在《程寤》以下八篇亡書之中，此八篇前後皆記文王事，則此篇亦當記文王事。據此，則汲冢之有《周書》，又得一確證矣。
（十七）「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
案：王隱《晉書·束晳傳》云：「大凡七十五卷，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題，其七卷折簡碎雜，不可名題。」（《左傳後序》，正義引）。案唐修《晉書》改卷為篇，非是，說已見上。
又案：《隋書·經籍志·古史篇》云：「晉太康元年（公元二八〇年），汲郡發魏襄王冢，得古書竹簡，字皆科斗，發冢者不以為意，往往散亂。帝（指司馬炎）命中書監荀勖、令和嶠撰次為十五部八十七卷。」案《束晳傳》所列，為十六部七十五卷，《隋志》本於荀勖《中經新簿》，其分部分卷，皆與束晳重編者異。如《束晳傳》雜書十九卷，荀勖則分出《周書》十卷，獨立一部，《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一卷，則併入《穆天子傳》，《瑣語》則並十一卷為四卷。但其並為十五部，不知如何分配，蓋亦有雜書一類，以納入數種也。其分為八十七卷，不知是《隋志》數目之誤，抑為《中經新簿》本文如是，則不可考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