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 · 第五編 貨幣工資與價格

第十九章 貨幣工資的改變 Ⅰ 如果貨幣工資改變的作用能在較早的章節中加以論述，那麼，這樣做會帶來有利之處。因為，古典學派的理論一向習慣於使它們所說的經濟制度的自行調節的特點依賴於它們所假設的貨幣工資的自由伸縮，從而，貨幣工資一旦具有剛性，它們便把不能自行調節的責任推在工資剛性的身上。 雖然如此，只有當我們自己的理論得以全部展開之後，論述這一事項才有可能。因為，貨幣工資改變的後果是複雜的。正像古典學派的理論所設想的那樣，在某些情況下，貨幣工資的減少很可能會刺激產量。我和古典理論的分歧主要在於分析的差別，從而，直到讀者熟悉我的方法以後，差別才能明確地加以論述。 根據我的理解，一般被接受的解釋是很簡單的。它並不依賴我們在下面將要論述的迂迴反應的途徑。它們的論點不過是：其他條件相等，貨幣工資的減少會通過製成品價格的降低刺激需求，從而，會增加產量和就業，一直到如此之處；在該處，勞動者所同意的貨幣工資的減少量正好抵消隨著產量的增加(使用既定數量的設備)而帶來的勞動邊際效率的縮減。 從古典理論的這種最粗略的方式來看，這就無異於作出假設，即假設在貨幣工資的減少的同時，對產品的需求保持不變。也許有一些經濟學者會宣稱，不存在需求會受到影響的任何理由。他們會進行爭辯，認為總需求取決於貨幣數量乘以貨幣的收入流通速度，而且，並沒有顯著的理由表明為什麼貨幣工資的減少會降低貨幣數量或降低貨幣的收入流通速度。或者，他甚至會進行爭辯，認為利潤必然要上升，因為，貨幣工資已經下降。但我設想，比較普遍同意的觀點是，貨幣工資的減少，通過它造成的一部分勞動者購買力的減少，可以對總需求具有一些 影響，但那些其貨幣收入並沒有被減少的生產要素的實際需求卻會由於價格的下降而得以提高。此外，除非由於貨幣工資改變而導致的對勞動的需求彈性小於1，否則，屬於勞動者方面的總需求很可能會由於就業量的增加而上升。這樣，當新的均衡形成時，將會存在著比以前為大的就業量；其例外的情況也許是一些在現實中沒有重要性的罕見的極端事例。 我根本不同意上述那樣的分析。或者，更確切地說，我根本不同意的是存在於上述論證過程背後的分析。其原因在於，雖然上面的敘述能相當準確地表達許多經濟學者們的口頭或書面的意見，但他們很少把這個意見背後的分析方法詳細地用文字表達出來。 雖然如此，他們的論證過程似乎可以述之如下。在任何行業中，存在著一條需求曲線(或表)，該曲線把能夠出售的數量和出售價格聯繫起來。也存在著一系列供給曲線(或表)，把根據不同成本計算出的價格與相應的產量聯繫起來。這些曲線在一起導致出一條新的曲線：即在其他成本不變(除了產量的改變所引起的以外)的假設條件下，代表該行業對勞動的需求曲線；該曲線把就業數量和相應的工資水平聯繫起來，而該曲線在任何一點的形狀即表示對勞動的需求彈性。然後，這一概念在不加以重大修正的情況下被轉用於整個工商業全體，並且認為：根據相同的理由，也存在著一條整個工商業對勞動的需求曲線，而該曲線把就業量和不同的工資水平聯繫起來。究竟曲線所指的工資是貨幣工資還是實際工資被認為在論證上是無關重要的。如果所指的是貨幣工資，那麼，我們必須對貨幣價值的改變加以矯正，但這不足以對論證所得到的有傾向性的結果產生影響，因為，價格的改變肯定不會和貨幣工資的改變保持正好相同的比例。 如果這就是他們論證的根據(如果不是的話，我不知道他們的根據是什麼)，那麼，它肯定是錯誤的。其原因在於，任何一個具體行業的需求曲線只能建立在一些其他條件不變的假設條件之上，即其他行業的需求和供給曲線不變以及總有效需求不變。因此，把有關個別行業的論點轉用到整個經濟上去是錯誤的做法，除非我們也把總有效需求不變的假設條件也轉用過去。假如這樣做的話，那麼，這會使論證變為答非所問的事物。其原因在於，雖然沒有人否定在總有效需求不變的前提下 減少工資會增加就業量這一命題，然而，這裡所爭論的問題恰恰是，減少貨幣工資能夠、還是不能夠改變以貨幣來衡量的總有效需求的數值。或者，爭論的問題至少應為：減少貨幣工資能夠、還是不能夠使總有效需求下降的比例大到和貨幣工資下降的比例相等的程度(即如果有效需求下降比例較少，那麼，用工資單位衡量的數值會較大)。但如果不能容許古典學派把具體行業的結論以類推的方式擴大到整個經濟，那麼，該理論就無法回答減少貨幣工資對就業有何影響的問題。因為，它不具備解決這一問題的分析方法。在我看來，庇古教授的《失業論》 已經使古典學派的理論得出它可能得到的一切；其結果使該書成為一個顯著的事例來表明：當該理論被應用於什麼決定整個社會的實際就業量的問題時，它毫無用處。 [1] Ⅱ 於是，我們用我們自己的分析方法來回答這個問題。問題可以被分為兩個部分。(1)其他條件相同，減少貨幣工資是否具有直接增加就業量的傾向?在這裡，「其他條件相同」系指消費傾向、資本邊際效率曲線和利息率均保持不變；(2)通過它對這三個因素的某些或可能的影響，減少貨幣工資對就業量朝著特定方向發生變化，是否具有某些或可能的影響? 對於第一個問題，我們已經在上幾章中作了否定的答案。我們已經說明，就業量和以工資單位衡量的有效需求具有唯一的相關關係。我們還說明，由於有效需求是預期的消費與預期的投資之總和，所以，如果消費傾向、資本邊際效率和利息率這三個因素均保持不變，那麼，有效需求也不可能改變。在這三個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如果企業家還要增加總就業量，那麼，全體企業家的收益必將小於他們的總供給價格。 在這裡，對上面那個粗略的結論加以批駁也許會有助於我們的論述。該結論認為，貨幣工資的減少會增加就業量，「因為，它會減少生產成本」。對於該結論，我們按照對它最有利的方式加以解釋，也就是說，我們假設，在起始的時候，企業家預計 到減少貨幣工資會具有增加就業量的作用。當然，在看到他自己的成本的降低之後，單個的企業家很可能在起始時會忽視貨幣工資的減少對他產品的需求的反作用，並且按照他能比以前銷售掉更多產品的設想來行事。如果全體企業家們都按照這一設想行事，那麼，他們在事實上是否能成功地增加利潤?他們不能增加利潤，除非在整個社會的邊際消費傾向等於1的時候，也就是在收入的增量和消費的增量不存在任何差額的時候；或者，除非投資的增加等於二者之差額的時候，而只有當資本邊際效率曲線作出相對於利息率的增加時，投資的增加等於二者的差額才能出現。由此可見，由於增加產量而得到的收益會使企業家感到失望，從而，就業量會退回到它原有的數值，除非邊際消費傾向等於1；或者，除非減少貨幣工資能夠使資本邊際效率曲線作出相對於利息率的增加，從而投資得以增加。因為，當企業家們根據預計的產品能被賣掉的價格來提供一定數值的就業量時，他們因之而給予公眾一筆收入，其中被儲蓄起來的部分將大於現行的投資量，從而，二者的差額勢必等於企業家們的虧損。不論貨幣工資處於何種水平，這一後果必然存在。企業家們頂多只能用他們自己的經營資本的增加額 [2] 來代表他們自己的投資以便彌補二者之差額，並以此來推遲失望到來的日子。 由此可見，除了通過對整個社會的消費傾向、資本邊際效率以及利息率的影響以外，減少貨幣工資不會持續增加就業量。要想探求減少貨幣工資對就業量的作用，只有繼續考察它對這三個因素可能有的影響。 在現實生活中，對這三個因素的最重要的影響很可能如下所述： (1)減少貨幣工資或多或少會降低價格。因此，它在一定限度內可以引起兩個方面的實際收入的再分配：(a)收入從工資勞動者那裡被轉移到進入直接成本中的那些報酬未被削減的生產要素，以及(b)收入從企業家那裡被轉移到靠領取租金和利息為生的食利者那裡，因為，後者的貨幣收入是被契約保證為不變的。 這種收入再分配對整個社會的消費傾向的影響是什麼?從工資勞動者到其他生產要素的轉移很可能要降低消費傾向。從企業家到靠領取租金和利息的食利者的轉移影響則較不肯定。然而，如果靠領取租金和利息為生的食利者整個說來代表社會中的較富有的階層，而這些人的生活水平是最難於改變的，那麼，轉移的影響也是降低消費傾向。權衡一切的考慮之點後，對轉移的淨影響，我們只能加以猜測。它對消費傾向的影響很可能是降低，而不是提高。 (2)如果我們所研究的是一個開放的經濟制度，而貨幣工資的減少又是相對於外國貨幣工資的減少 (兩種工資均以相同的單位來衡量)，那麼，這種減少顯然有利於投資，因為，它趨於增加貿易順差。當然，這裡所假設的是：有利之處沒有為關稅、限額等方面的改變所抵消。傳統的信念認為，作為一種增加就業的手段，減少貨幣工資在英國要比在美國有效；該信念的根據很可能是：相對於前者而言，後者是一個比較封閉的制度。 (3)在開放的制度中， 雖然減少貨幣工資可以增加外貿順差， 但它也可能使貿易條件惡化。這樣， 除了新被雇用的人以外，原來就業的人的實際收入將要降低。這可能趨於增加消費傾向。 (4)如果貨幣工資的減少被認為是相對於將來的貨幣工資的減少 ，那麼，這種減少會有利於投資，因為，正如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的那樣，它會增加資本邊際效率；而與此同時，由於相同的原因，它也可以有利於消費。另一方面，如果減少貨幣工資導致出一種預期，或甚至導致出具有很大的可能性的預期，認為將來的工資還會進一步減少，那麼，它會具有正好相反的作用。因為，它會降低資本邊際效率並且會使投資和消費都被推遲。 (5)工資總額的減少再加上價格和貨幣收入的某些降低會縮小由於個人使用和企業經營而導致的對貨幣的需求，因此，它會按照這種縮小量來降低整個社會的流動性偏好曲線。其他條件相同，這將降低利息率，從而有利於投資。然而，在這一場合，對將來的期望會與剛才加以論述的第(4)點具有相反的趨向。如果工資和價格被認為在將來要再度上升，那麼，對長期貸款的有利作用要遠比對短期貸款為少。 [3] 此外，如果工資的減少由於會造成公眾的不滿而削弱政治信心，那麼，這一方面所導致的流動性偏好的增加可以大於對流通中的貨幣需求量的縮減。 (6)由於一次局限於某一企業或行業的貨幣工資的削減總是有利於該企業或行業，所以普遍性的工資削減(雖然它的實際作用不同)也可以在企業家們的頭腦中造成一次樂觀的情緒。這種樂觀情緒可以打破對資本邊際效率作出過分悲觀的估計的惡性循環，從而使事態能再度按照較正常的預期來行進。另一方面，如果勞動者對普遍性的工資削減作出像企業家那樣的錯誤估計，那麼，勞資糾紛可以抵消這一有利之處。除此以外，由於通常並沒有同時和同量削減一切行業的貨幣工資的手段，那麼，由於每一行業的勞動者會堅決抵抗屬於自己範圍內的工資削減，所以這會使對一切行業的貨幣工資的削減非常困難。事實上，在勞資雙方進行工資協議時，對僱主們削減貨幣工資的抵抗要遠為更加強烈於抵抗物價上升時所造成的實際工資逐漸和自動的下降。 (7)另一方面，由於債務負擔的加重而對企業家造成的壓抑作用可以部分抵消削減工資帶來的歡快心情。確實，如果工資和價格下降到很大的程度，那麼，大量負債的企業家的財務困難可以很快到達破產的地步 [4] ——這對投資具有極為不利的影響。此外，較低的價格水平給國債，從而給賦稅所帶來的實際負擔的加重很可能對商情的信心產生不利影響。 以上所述並不能概括削減工資在這個複雜的世界中的全部影響。但我認為，它包括了通常最為重要的作用。 因此，如果我們把論述限制於封閉的經濟制度，並且認為收入再分配對社會的消費傾向不具備有利的作用，而只可能起著相反的影響，那麼，我們必須把對削減貨幣工資有利於就業的作用的希望主要寄托在投資的改善之上；而投資的改善可能起因於第(4)點的資本邊際效率的增加，也可能起因於第(5)點的利息率的減少。我們現在對這兩種可能性作進一步的論述。 使資本邊際效率增加的有利情況是：貨幣工資被認為已經達到最低點，從而進一步的變動只能走向上升。最不利的情況為：貨幣工資會逐漸緩慢下降，而每一次貨幣工資的削減都會降低將來是否能維持住現有工資的信心。當我們進入有效需求下降的時期時，如果把貨幣工資一次性地削減到如此之低的水平，以致沒有人相信它還會繼續下降，那麼，這種辦法對加強有效需求最為有利。但這隻有政府的法令才能做到，而在一個自由協議工資的制度中，這是很難行得通的。既然不能如此，那麼，對工資嚴格加以固定並且使人相信它不會作出多少變動要比工資在蕭條狀態中逐漸下降遠為要好。因為，在後者的情況下，工資進一步的輕微下降也會被當做一個信息來向人們表明：失業已經又一次上升了，譬如說，百分之一。如果工資被認為在明年要下降2%，它的影響大致可以相當於該年應付的利息率上漲2%。以上所說在作出相應的修正後 ，也適用於經濟繁榮狀態。 根據上面的論述，在我們當前世界的現實和制度中，比較恰當的尋求目標是貨幣工資固定不變的政策，而不是隨著失業量的改變而很容易作出反應的有伸縮性的工資政策——就是說，以資本邊際效率而論，政策應該如此。但當我們轉移到利息率時，這一結論是否還能成立? 上面的結論表明， 那些相信我們的經濟制度具有自行調節能力的人不得不把他們的論證重點放在工資和價格的下降對貨幣需求的影響之上， 雖然我並不清楚， 他們是否已經這樣做過。如果貨幣數量本身的大小就取決於工資和價格水平的高低， 那麼， 按照這一思路， 他們就沒有希望來取得成果。但如果貨幣數量幾乎是固定不變的， 那麼， 它的以工資單位來衡量的數量卻能通過貨幣工資的降低而無限制地增加， 從而， 它與國民收入之間的比例一般可以大為增加， 而增加的程度取決於工資在邊際直接成本中所占的比重並取決於邊際直接成本中的其他因素對工資單位下降的反應。 因此，我們至少在理論上能夠以兩種方式來造成對利息率的完全相同的影響。其一為，保持貨幣數量不變而降低工資；其二為，保持工資不變而增加貨幣數量。既然如此，對第二種方式的有效性的限制，使它不能導致投資量增加到最優狀態的理由也應該在作出相應的修正後 適用於第一種方式。關於限制第二種增加貨幣數量方式的有效性的理由，正如上面已經提到的那樣，如果貨幣數量的增加是溫和的，那麼，它對長期利息率施加的影響不夠大；如果增加很多，那麼，它的動搖信心的作用又可以抵消它的其他有利之處。限制第一種削減貨幣工資的有效性的理由也是如此。對貨幣工資的溫和的削減也會難於產生足夠的影響，而大量的削減則要動搖信心，即使它是行得通的話。 因此，沒有理由相信，有伸縮性的工資政策可以使充分就業持續存在——正如沒有理由相信，通過公開市場業務而執行的貨幣政策在沒有其他輔助辦法的條件下能達到同一目的一樣 [5] 。兩種途徑，都不能使經濟制度具有自我調節的功能。 確實，如果勞動者總是處於能採取有效行動的地位(而且也這樣做的話)，那麼，一旦出現小於充分就業的狀態，勞動者便能採取一致行動來削減貨幣工資到任何需要的地步；在這個地步，以工資單位來衡量的貨幣數量多到使利息率下降到符合於充分就業的水平。如果是這樣，我們就應該讓工會去承擔旨在維持充分就業的貨幣管理職能，而不應該讓銀行制度去承擔。 以它們都是可供選擇的手段來改變以工資單位衡量的貨幣數量而言，雖然在理論分析上，有伸縮性的工資政策和有伸縮性的貨幣政策成為相同的事物，然而，在其他方面，二者之間存在著天壤之別。在這裡，我提出三個突出的考慮之點。 (1)除了以法令規定工資的社會主義社會以外，不存在任何手段來統一削減每一種勞動者的工資。要想得到削減的結果，只能通過一系列逐漸和不規則的工資變動，而這些變動沒有任何符合社會正義和經濟利益的理由。最終雖然可能取得一定結果，但卻已經經歷了各種浪費性和災難性的鬥爭；在鬥爭中，那些討價還價力量最弱的人會比其他人遭受最大的損失。另一方面，貨幣數量的改變卻早已處於大多數國家的權限之內，如通過公開市場業務和類似的手段。考慮到人類的本性和現有的制度，除非能指出有伸縮性的工資政策優於有伸縮性的貨幣政策之處，只有愚蠢的人才會選擇前者而不是後者。此外，其他條件相同，一個簡單易行的政策應該優越於一個很可能困難到難於執行的政策。 (2)如果貨幣工資沒有伸縮性，那麼，一部分價格(即除了「被管制」和「被壟斷」以外的價格；除了邊際成本以外，這些價格的決定還取決其他方面的考慮)的變動在決定性的程度上會反映出現有的資本設備隨著產量的增加而出現的邊際生產率遞減。這樣，在勞動和其他的被契約規定為一定量貨幣的生產要素的報酬之間會維持一個在現實上最公道的收入分配體制；特別是相對於食利者階級和那些在永久性的企業、組織或國家機關中領取固定薪金的人而言，更是如此。如果社會中的幾個重要階級在任何情況下都具有固定不變的貨幣收入，那麼，最合乎社會正義和社會變通之道的辦法就是使一切 生產要素的報酬大致以貨幣為單位固定下來。考慮到大批的不同社會階層已經在領取沒有伸縮性的貨幣收入，只有無正義感的人才會選擇有伸縮性的工資政策，而不是有伸縮性的貨幣政策，除非他能指出前者具有後者所沒有的優越之處。 (3)通過減少工資單位來增加以工資單位來衡量的貨幣數量的方法會使債務人的負擔成比例地加重；與此同時，在保持工資單位不變的條件下來增加貨幣數量的方法會得到相同的增加量，但對債務人卻具有相反的影響。考慮到許多種類的債務，其負擔已經很重，只有對現實缺乏經驗的人才會選擇前者。 (4)如果利息率的下降是通過工資水平的下降而得以實現，那麼，由於上面已經舉出的原因，這會從兩個方面壓低資本邊際效率，從而也構成雙重的理由來推遲投資。於是，經濟復甦的到來更加遲緩。 Ⅲ 根據以上論述，可以看到，如果勞動者按照逐漸減少的就業量而逐漸減少他所要求的貨幣工資，那麼，通過這種政策對生產量所造成的不利影響，它通常不會達到減少實際工資的目的，甚至反而會增加實際工資。這種政策的主要後果是造成巨大的價格的不穩定性，而不穩定性會如此強烈，以致在我們生活於其中的依賴企業核算才能運行的社會中，企業核算成為多餘的事情。把有伸縮性的工資政策當做一個主要為自由放任 的經濟制度所應有的附屬品的說法恰恰與事實相反。在一個高度集權的社會中，突然、大量和遍及一切的變動可以由法令所規定。只有在這樣一個社會中，有伸縮性的工資政策才能成功地加以推行。我們可以設想，它在義大利、德國或俄國會發生作用，但在法國、美國或英國卻不會如此。 如果，像在澳大利亞那樣，人們試圖用立法手段來規定實際工資，那麼，相應於被規定的實際工資，就會存在著一定的就業水平。在一個封閉的經濟制度中，實際的就業量會在該就業水平和完全沒有就業之間劇烈地波動，而實際的就業量則取決於投資量是否符合相應於該就業水平的投資量。當投資量符合相應於該就業水平的投資數值時，價格處於非穩定的均衡狀態，以致當投資量低於這個數值時，價格急劇下降為零，而當投資量大於這個數值時，價格急劇上升到無窮大。如果在這樣一個制度中存在著起穩定作用的因素的話，那就在於控制貨幣數量，使貨幣工資與貨幣數量相配合，以便能在利息率和資本邊際效率之間建立起一種關係，而在這一關係下，投資量可以被維持在上述數值。果然如此，則就業量固定不變(相應於法定實際工資的水平)，而貨幣工資和價格則會急劇波動，其波動的程度必須足以把投資量維持在上述的數值。在澳大利亞的現實情況中，這種不穩定的狀態之所以沒有出現，其部分原因當然在於立法手段總是難於完全達到既定目標；其另一部分原因是：由於澳大利亞並不是一個封閉的經濟制度，所以它的貨幣工資水平本身就是一個決定對外投資的因素，從而也是決定總投資的一個因素；與此同時，貿易條件對實際工資有著重要影響。 由於上述的各種考慮，在權衡得失之後，我現在認為，維持穩定的貨幣工資的一般水平是在封閉經濟制度中最應採用的政策。如果一國能以外匯比價的改變來與其他國家保持國際收支均衡，維持穩定的貨幣工資的結論也適用於開放經濟制度。在具體的行業中，工資的一定程度的伸縮性是有好處的；它有利於促進從相對衰落到相對興旺的行業的轉移。但是，貨幣工資的整個水平應該儘可能地被維持在穩定的水平；至少在短期中應該如此。 這一政策會使價格具有相當程度的穩定性——至少比有伸縮性的工資政策具有較大的穩定性。除了「被管制的」或壟斷價格以外，價格在短期中的變動只是為了反映就業量的改變對邊際直接成本的影響；而在長期中，價格的變動只是為了反映由於新技術和新的或增加了的設備而帶來的生產成本的改變。 雖然如此，如果就業量有著巨大的波動，那麼，價格水平還是隨之而具有相當大的波動。但正如我在上面已經說過的那樣，波動的幅度會小於有伸縮的工資政策下的情況。 由此可見，在短期中，在執行剛性的工資政策的情況下，要想使價格穩定，必須避免就業量的波動。另一方面，在長期中，我們仍然有兩種政策上的選擇。一種政策選擇是，使價格隨著技術和設備的進步而緩慢下降，與此同時，卻保持工資穩定。另一種政策選擇是，使工資緩慢上升，與此同時，卻保持價格穩定。總的說來，我偏向於選擇後者，其原因是，預期將來的工資較高要比預期將來的工資較低更加容易把實際的就業量維持在充分就業的一定範圍以內。另一原因也在於，逐漸減少債務人負擔的社會益處、從衰落行業調整到興旺行業的較大的方便之處以及貨幣工資溫和上升的趨向在心理上很可能會帶來的鼓舞人心之處。這些考慮之點並不牽涉到經濟學的主要原理，從而，把它們的得失雙方詳加論述會超出我現在的論述目的。 * * * [1] 本章的附錄將對庇古教授的《失業論》加以詳細的批評。 [2] 這裡的「經營資本的增加額」指企業家由於產品滯銷而增加的存貨量的價值。它代表企業家被迫作出的投資。——譯者 [3] 在貨幣數量不變的條件下，工資和價格的下降相當於增加貨幣數量，從而使利息率降低，後者的降低會有利於貸款的數量。然而，如果人們認為，工資和價格還要再度上升，那麼，這意味著，利息率的降低是短暫的，而在將來還會恢復原狀。因此，上述的利息率的降低主要在於短期利息率的方面，然而，短期利息率的改變卻很少能影響長期貸款。——譯者 [4] 因為，工資和價格的下降意味著貨幣越來越值錢。——譯者 [5] 這裡用「通過公開市場業務而執行的貨幣政策」代表「有伸縮性的貨幣政策」。——譯者 第十九章附錄 關於庇古教授的《失業論》 在其《失業論》中， 庇古教授使就業量取決於兩個基本因素， 即： (1)勞動者所要求的實際工資率以及 (2)對勞動的實際需求函數的形狀。該書的核心章節系用於論述後者函數的形狀。在現實生活中， 勞動者所要求的並不是實際工資率而是貨幣工資率這一事實並未被忽視， 然而， 該書假設， 現實中的貨幣工資率除以工資品的價格可以衡量所要求的實際工資率。 《失業論》的第90頁給出了兩個方程。按照庇古教授所說，該方程「代表」對勞動的實際需求函數的「研究的出發點」。他的分析的應用必須受到他暗含的假設條件的限制。由於這些假設條件在開始之際就被混入他的論述之中，我將總吉他的論述過程，一直到一個有爭議的關鍵性之點為止。 庇古教授把社會上的各個行業區分為「從事在國內製造工資品，包括製造能在國外換取工資品的出口貨的」那些行業以及「其他的」行業：二者可以方便地被順次稱之為工資品行業和非工資品行業。他假設，前者雇用x人；後者雇用y人。x人在工資品行業中的產量的價值額被他用F(x)來表示，而一般工資率則為F′(x)。雖然庇古教授在行文中並沒有加以說明，然而，這一做法就相當於假設，邊際工資成本等於邊際直接成本。 [6] 此外，他還假設x+y=(x)；就是說：總就業量是被雇用於工資品行業中的人數的函數。然後， 他說明勞動總量的實際需求彈性(該彈性可以提供我們所尋求的形狀， 即勞動的 實際需求函數的形狀)可以被 寫為： Er =′(x)(x)·F′(x)F″(x) 以符號而論，他的與我自己使用的表達方式沒有重大差別。如果我們能把庇古教授的工資品和我的消費品等同起來，並且把他的「其他物品」和我的投資品等同起來，那麼，由於他的F(x)F′(x)代表以工資單位來衡量的工資品行業的產值，所以該式和我的Cw 是相同的。此外，他的函數(在工資品等同於消費品的限度內)是被我在過去稱之為就業乘數(k′)的函數。因為， △(x+y)=k′△y [7] 所以， ′(x)=k′k′-11+1k′ [8] 可以看到，庇古教授的「勞動總量的實際需求彈性」是一個複合概念，其中一些組成部分與我的概念相似；這部分取決於工資品行業的物質和技術條件(由他的F所表示)，部分取決於對工資品的消費傾向(由他的所表示)；當然，上面所說的內容總是從屬一個特殊情況的限制條件——即邊際勞動成本等於邊際直接成本。 為了決定就業量，庇古教授把他的對「勞動的實際需求」和一個勞動的供給函數聯合起來。他假設勞動的供給只是實際工資的函數，而不包括任何其他變量。然而，又由於他已經假設實際工資是受僱於工資品行業的勞動者的數量(x)，這就等於假設在現有的實際工資的情況下的勞動供給量是χ的函數，不包括任何其他變量。就是說n=χ(x)；在這裡，n是當實際工資為F′(x)時的勞動供給量。 這樣，把所有繁雜之處清除掉後，庇古教授的分析就相當於從下面兩個方程中找出實際的就業量： x+y=(x)n=χ(x) 但這裡有三個未知數，卻只有兩個方程。似乎可以明顯地看到，他規避這個困難的辦法是使n=x+y。當然，這樣做就相當於作出假設，不存在著嚴格意義下的非自願失業；也就是說，願意接受現行的實際工資的勞動者都已經就業。在這一場合，x的數值可以通過下列方程求得： (x)=χ(x) 而且，當我們通過該方程求得x的數值等於(譬如說)n1 時，y必須等於χ(n1 )-n1 ，而總就業量n則等於χ(n1 )。 在這裡，值得暫時停留一下，以便考慮這一切具有何種含義。它意味著，如果勞動的供給函數有所改變，從而，在既定的工資水平，勞動的供給量較前為大(以致在目前，能滿足方程(x)=χ(x)的x數值變為n1 +dn1 )，那麼，對非工資行業的需求量的增加額必然具有如此的數值，以致能使(n1 +dn1 )和χ(n1 +dn1 )仍然能保持相等。能使總就業量發生變化的唯一其他方式是改變工資品和非工資品的購買傾向，以致較大數值的x的減少會伴隨著較少的y數值的增加。 n=x+y這一假設條件當然意味著勞動總是處於能決定自己的實際工資的地位 [9] ；而勞動者總是處於能決定自己的實際工資這一假設條件又意味著對非工資品行業的產品的需求總是服從與上述公式有關的規律。換句話說，這就等於假設利息率總是以如此的方式來自行調節它與資本邊際效率曲線的關係，以致能保持住充分就業。如果不具備這一假設條件，那麼，庇古教授的分析就要崩潰，從而，提不出一個決定就業量的辦法。庇古教授居然認為，他能提供一個關於失業的理論，與此同時，又完全不涉及對投資量改變的論述(即涉及非工資品行業的就業的改變)，而這種改變並非來自勞動供給函數的變動，而應該來自(例如)利息率的改變或對經濟狀況的信心的改變。 由此可見，他的書名「失業論」有點名不副實。他的書所真正涉及的並非這一主題。該書所論述的是：當充分就業的條件得到滿足時，以及當勞動供給函數為既定時，此時的就業量為多少。勞動總量的實際需求彈性這一概念的目的在於說明，相應於勞動供給函數的一定的移動，充分 就業量會上升或下降多少。或者——用另一種或較好的方式來表達——我們可以把該書當做一個非因果性的研究來考察任何既定的就業量及其實際工資之間的函數關係。但它並不能告訴我們什麼決定實際的 就業水平。關於非自願失業的問題，該書則沒有直接涉及到。 庇古教授也許會否定我在過去已經下過定義的非自願失業存在的可能性。假如這樣，那麼，仍然難於看出他的分析如何能被應用於現實，因為，他沒有論述什麼決定x與y之間的關係，即工資品和非工資品行業的就業量之間的關係。缺乏這一方面的論述仍然構成該書的致命的弱點。 此外，他雖表示同意，在一定限度內，勞動者在事實上所能規定的並不是一個既定水平的實際工資，而是一個既定水平的貨幣工資。但在這一情況下，勞動的供給並不單獨是F′(x)的函數，而且也是工資品價格的函數。這樣一來，以往的分析就會崩潰，因為，這裡必須引入一個添增的因素，但卻沒為這一添增的未知數提供一個添增的方程。虛假的數學方法的危險在於，除了使每一事物成為一個單獨變量的函數、然後使所有的偏導數等於零以外，不會取得任何成果。為此，這裡提供一個最好的例證。因為，事後承認在現實中存在著許多其他變量，但卻仍然按照原來方式繼續進行研究，而不對迄今完成的一切結果重新修改；這種做法是毫無用處的。在這裡，如果(在一定限度內)勞動者所能規定的是貨幣工資，那麼，即使我們假設n=x+y，除非我們知道什麼決定工資品的貨幣價格，我們所具備的數據還是不夠充分。因為，工資品的貨幣價格取決就業總量。由此可見，除非我們知道工資品的貨幣價格，我們不能說就業總量會是多少；而除非我們知道就業總量為多少，我們又不能說工資品的貨幣價格是多少。正如我已經說過的那樣，我們缺少一個方程。即使就此而言，暫時作出貨幣工資而不是實際工資具有剛性的假設卻是能使理論比較接近於現實的做法。例如，在英國1924—1934年期間的經濟動盪不安和價格波動劇烈的十年中，貨幣工資穩定於上下波動6%的幅度，而實際工資的波動卻超過20%。除非一個理論在貨幣工資不變(或在一定的範圍內不變)或改變的場合都能加以應用，該理論才配稱之為通 論(即具有一般性的理論)。政治家們固然有理由認為貨幣工資應該 具有高度的伸縮性，但理論家卻必須對具有或不具有伸縮性的各種事例加以冷靜的考慮。一個科學的理論不能強求事實來迎合它的假設條件。 當庇古教授明確地對減少貨幣工資的後果加以論述時，他顯然(對我來說如此)再度使用遠為不夠的數據來提供答案。他在開始時就否定一個論點(同上引書，第101頁)，即：如果邊際直接成本等於邊際工資成本，那麼，當貨幣工資減少時，非工資勞動者的收入會和工資勞動者按相同的比例下降。他否定的理由為，只有當 就業量保持不變時，上述論點才是正確的——而就業量是否不變正是需要研究的問題。但當他進行到下一頁(同上引書，第102頁)時，他又犯了相同的錯誤；錯誤在於，他假設「在開始時，非工資勞動者的貨幣收入不變」；而這一點正是他剛才說過的，只有在就業量並非 保持不變時才能成立——就業量是否保持不變正是需要研究的問題。事實上，除非在原有數據中加上其他數據，不可能對這一問題提供答案。 事實上，勞動者所規定的只是貨幣工資，而不是實際工資(只要實際工資不下降到某一最低限度之下)。為了說明承認這一事實對整個分析的影響，可以指出，如果承認這一事實，那麼，整個分析的大部分賴之為根據的那個假設條件就不能成立；該假設條件是：只有較高的實際工資才能導致出較多的勞動供給量。例如，庇古教授用以反對(同上引書，第75頁)乘數論的假設條件為，實際工資已經是既定的，也就是說，既然已經處於充分就業狀態，那麼，較低的實際工資不會增加勞動供給量。在庇古教授的假設條件下，他的論點當然是對的。但在有關段落中，庇古教授所批評的是一個關係到實際政策的方案。在方案所涉及的時期中，英國的失業統計數字超過2000000人(即當時有2000000人願意按照現行的貨幣工資從事勞動)。關於這一時期，庇古教授竟然假設：只要生活費用作出相對於貨幣工資的上升，不論上升的程度如何輕微，它都會使多於2000000人退出勞動市場而不幹活。這種假設遠離現實的程度大到難於令人置信。 應該著重指出的重大之點是，庇古教授的那本書全部都建立在一個假設條件之上；該假設條件為，任何生活費用的相對於貨幣工資的上升，不論上升的程度如何輕微，都會使勞動者退出勞動市場，其退出的數量大於現行的全部失業量。 此外，庇古教授還沒有注意到，在相同的假設條件下，他在該書上述段落中(同上引書，第75頁)提出的用以反對公共工程能導致出「第二輪」就業量的論點也可以被用來反對同一公共工程所導致的「第一輪」就業量的論點。其原因在於，如果工資品行業中現行的實際工資是既定的，那麼，任何就業量的增加都不可能——當然，除了非工資收入者減少他們的工資品的消費以外。其原因在於，那些新近進入第一輪就業量的人應該會增加他們對工資品的消費量，而這又會減少實際工資並因之而(按照庇古教授的假設條件)導致原來在其他地方已經就業的人退出勞動市場。然而，庇古教授卻顯然接受了第一輪就業量可能增加的說法。第一輪和第二輪就業量的分界線似乎成為庇古教授的心理上的關鍵之處；在該處，他的良好的常識見解不再能制服他的拙劣理論。 由於我們不同的假設條件和分析過程所導致的在結論上的差別可以用庇古教授總吉他的觀點的下列重要文句加以說明：「在勞動者之間存在著完全競爭和完全的流動性的情況下，關係(即勞動者規定的實際工資率和對勞動的需求函數之間的關係)是很簡單的。強烈的傾向總是在發生作用，使得工資率和需求具有如此的關係，以致每個勞動者都能就業。因此，在穩定的狀態下，每個人都會就業。這裡的含義是，在任何時間中，失業之所以存在的原因系完全由於需求方面的狀況的繼續變動以及使工資不能立即作出相應調整的摩擦阻力」。 [10] 他作出了結論(同上引書，第253頁)：失業主要是由於一種工資政策，而這種工資政策不能把自己調整到足夠的程度來適應對勞動的實際需求函數的變動。 由此可見，庇古教授相信，在長期中，失業問題可以通過工資調整得以解決； [11] 而我則認為，實際工資(只有它的最低水平才為就業的邊際負效用所規定)的水平主要並不取決於「工資調整」(雖然調整也許可以引起一系列的反應)，而取決於經濟制度中的其他因素；其中某些因素(特別是資本邊際效率曲線和利息率之間的關係)未能被庇古教授納入他的理論體系之內，如果我對他的理解是對的話。 最後，當庇古教授論述「失業的原因」時，他確實很像我那樣談論到需求狀況的波動。但他把需求狀況和對勞動的實際需求函數等同起來，從而忘掉了，按照他的定義，後者具有含義是如何的狹小。根據定義，對勞動的實際需求函數(正像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的那樣)僅僅 取決於兩個因素，即：(1)在既定情況下，就業總量和必須為就業總量提供消費所需的工資品行業的就業量二者之間的關係；以及(2)工資品行業中的邊際生產率的狀況。然而，在他的《失業論》的第5編中，「對勞動的實際需求函數」的波動卻被賦予重要的地位。「對勞動的實際需求」被認為是一個容易作出大幅度短期波動的因素(同上引書第5編，第6到第12章)，而他似乎認為，「對勞動的實際需求」的波動和工資政策未能對此作出敏銳的反應在一起是造成經濟周期的主要原因。對讀者而言，驟然看來，所有這一切似乎是合理的，而且是熟悉的。讀者之所以會如此，其原因在於，除非他回到名詞的原有定義上去，否則，「對勞動的實際需求的波動」在他看來具有和我所說的「總需求狀況的波動」具有類似的含義。但如果我們回到他的「對勞動的實際需求」的定義上去，所有這一切就會失掉它的令人信服之處。因為，我們會發現，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能比這一因素更加難於作出劇烈的短期波動。 根據定義，庇古教授的「對勞動的實際需求」僅僅取決於F(x)和(x)。前者代表工資品行業中生產的物質條件；後者表示總就業量和與之相應的工資品行業中就業量之間的函數關係。除了在長期中逐漸變動以外，很難找出理由來解釋為什麼二者之中的任何一個會有所變動。似乎可以肯定，我們沒有理由來設想它們有可能作出周期性的波動。因為，F(x)只能緩慢變動，而且只能在一個技術進步的社會中向前作出變動；而除非我們設想一次工人階級突然轉向節約的事件，或者，用更一般性的話來說，一次消費傾向的突然改變，否則，(x)也會保持穩定不變。由於這些原因，事實應該是，在整個經濟周期中，對勞動的實際需求幾乎會保持不變。我必須再一次指出，庇古教授在他的分析中完全忽略掉不穩定的因素，即投資量的波動，而這一因素往往是就業量波動現象的根源。 我之所以對庇古教授的失業理論作了詳盡的批評，其原因並不在於對我說來，他比其他的古典學派的經濟學者更加值得批評，而在於他的理論代表我所熟悉的用文字把古典失業理論精確地表達出來的唯一陳述。因此，對於古典理論的這一最難以駁倒的陳述，我不得不提出我的反對意見。 * * * [1] 把邊際工資成本和邊際直接成本等同起來的錯誤也許來源於邊際工資成本 的意義含糊不清。我們可以把它當做每一單位添增的產品的成本，如果除了添增的工資成本以外，不存在任何添增的成本的話。或者，我們也可以把它當做：在現有的設備和其他資源的協助之下，按照最經濟的方式，生產每一添增單位的產品所引起的添增的工資成本。按照前者的意義，我們不能在使用添增的勞動以外，又使用添增的企業經營能力、添增的經營資本以及除了勞動以外的增加成本的東西。我們甚至不能照顧到由於添增勞動而造成的對設備的較快磨損。由於在前者的意義上，不容許把勞動以外的其他成本進入邊際直接成本，所以邊際直接成本和邊際工資成本當然相等。但根據這一前提而得到的分析結果幾乎沒有應用的價值，因為，分析所根據的假設條件在現實中很難存在。其原因在於，在現實中，我們不至愚蠢到如此程度，以致不把添增的勞動和適量添增的其他生產要素(如果它們在現實中存在的話)一起使用。這樣，只有我們假設除了勞動以外的其他生產要素都已被使用到極限，上面的前提才能成立。 [2] 原文為△x=k′△y；疑原文印刷有誤。——譯者 [3] 根據 x+y=(x) 所以 dxdx+dydx=d(x)dx=′(x) 或者 1+dydx=′(x) 由於 △(x+y)=k′△y 所以 dxdy+1=k′ 所以 dydx=1k′-1 將上式代入 1+dydx=′(x) 所以 ′(x)=1k′-1+1=k′-1+1k′-1=k′k′-1(大致等於)1+1k′。——譯者 [4] 因為，n=χ(x)代表勞動的供給函數或供給曲線，按照西方學者的解釋，處於該曲線上任何一點的勞動者所得到的實際工資都正好補償他勞動的負效用。補償他的負效用意味著他願意為此時的工資而進行勞動。——譯者 [5] 參見《失業論》，第252頁。 [6] 他並沒有作出暗示，認為這一結果系來自利息率的反應。 第二十章 就業函數 [12] Ⅰ 在第3章中(第29～31頁)，我們已經給總供給函數(Z=(N))下了定義；該函數表示就業量(N)和與之相應的總供給價格之間的關係。就業函數 和總供給函數的唯一不同之處在於，前者在實質上是後者的反函數而且系以工資單位加以衡量。就業函數表示以工資單位來衡量的有效需求與就業量之間的關係 [13] ；其目的在於說明，當一家廠商、一個行業或整個社會的行業面臨一定量的有效需求時，該廠商、行業或整個行業應該提供何種就業量才能使其產量的供給價格等於該定量的有效需求。這樣，如果一家廠商或一個行業所面臨的以工資單位來衡量的有效需求為Dwr ，而該廠商或行業的相應於Dwr 的就業量為Nr ，那麼，就業函數即為Nr =Fr (Dwr )。或者，以更一般化的形式來表示，如果我們有理由來假設：Dwr 是總有效需求Dr 的唯一函數，那麼，就業函數即為Nr =Fr (Dw )。就是說，當有效需求為Dw 時，r行業將提供的就業量為Nr 。 在本章， 我們將推演出就業函數的一些性質。但除了這些性質本身所具有的意義以外， 我們還具備兩個理由來說明為什麼用就業函數來代替普通的供給曲線符合本書的方法和目的。首先， 就業函數表示了與我們研究主題有關的事實； 同時在這樣做時， 它所使用的單位符合我們給自己規定的應有的條件， 而不需要引入任何在數量上不精確的單位。第二， 就業函數比普通的供給曲線更加適合被應用於整個的 行業和產量的問題， 而不是那種有關單一的行業或廠商在既定情況下的問題——其原因可以述之如下： 當我們畫出某一種商品的普通需求曲線時，我們總是對社會成員的收入作出一些假設。因此，當成員的收入有所改變時，我們必須重新畫出另一條需求曲線。按照相似的方式，當我們畫出某一種商品的普通供給曲線時，我們總是對整個行業的產量作出某種假設。當整個行業的總產量有所改變時，該供給曲線也要改變。由於上述原因，當我們考察單個行業對總 就業量的改變所作出的反應時，我們所牽涉到的必然不是每一個行業的一組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而是一系列的這種曲線組，其中每一曲線組相當於總就業量的一個既定值。然而，如果使用就業函數，那麼，要想得到能反映整個就業量改變的整個行業的函數在現實上是較易於完成的。 我們(首先)假設，消費傾向是既定的，同時第18章中被我們當做既定的其他因素也是如此。我們又假設，我們考慮的問題是投資量的改變所引起的就業量的改變。在這些假設條件下，相應於以工資單位來衡量的每一有效需求的水平，就會存在著一個總就業量，而這種有效需求可以按已知的比例被分解為消費和投資。此外，每一個有效需求的水平都相應於一定的收入分配。因此，我們有理由進一步假設：相應於一個既定的總有效需求水平，存在著唯一的該有效需求在不同行業中的分解。 這使我們能夠決定， 相應於一個既定水平的就業量， 每一行業的就業量為多少。就是說， 相應於每一總有效需求水平(用工資單位來衡量)， 我們可以知道每一個具體行業中的就業量； 因此， 根據上面給出的定義， 第二種形式的就業函數所要求的條件已經具備； 該函數為Nr =Fr (Dw )。這樣， 我們 就會 得到 一個有 利之 處， 即 在具 備這 些條 件的 情況 下， 各單 個行 業的 就業 函數 是可 以相 加 的。在 這裡， 可以 相加 的意 義為 相當 於既 定水 平的 有效 需求， 整 個社會 行業 的就 業函 數等 於 各個單 個行業 的就業 函數 之 和；即： F(Dw )=N=Nr =Fr (Dw ) 下一個步驟是給就業彈性下定義。對於某一既定行業而論，其就業彈性為： eer =dNr dDwr ·Dwr Nr , 可以看到，該彈性衡量當預期用於購買該行業產品的工資單位的數量有所改變時，該行業所雇用的工資單位的數量對之所作出的反應。整個社會行業的就業彈性可以被表示為： ee =dNdDw ·Dw N。 如果我們能找到足以使人滿意的方法來衡量產量，那麼，給出所謂產量彈性或生產彈性的定義也是有用的。該彈性表示：當以工資單位來衡量的對某一行業的有效需求增加時，該行業作出的產量增加的反應，即： eor =dOr dDwr ·Dwr Or 如果我們能假設價格等於邊際直接成本，那麼，我們可以得到： △Dwr =11-eor △Pr 在這裡，Pr 為預期利潤 [14] 。由此可見，如果eor =0，即：如果該行業的產量完全缺乏彈性，那麼，有效需求的全部增加量(以工資單位來衡量)就會被當做利潤而歸之於企業家，即：△Dwr =△Pr 。如果eor =1，即：產量彈性為1，那麼，在有效需求的全部增加量中，沒有任何部分會成為利潤；全部增加量會被進入邊際直接成本的因素所吸收。 此外，如果某一行業的產量是該行業所雇用的勞動者數量的函數(Nr )，那麼，我們可以得到 [15] [16] ： 1-eor eer =-Nr ″(Nr )pwr ｛′(Nr )｝2 在這裡，pwr 是以工資單位來衡量的單位產品的預期價格。由此可見，eor =1的條件意味著″(Nr )=0，也就是說，隨著就業量的增加，由此而帶來的規模收益保持不變。 古典學派理論假設，實際工資總是等於勞動的邊際負效用，而當就業量增加時，後者也隨之增加，因此，如果實際工資減少，那麼，其他條件相同，勞動的供給量會降低。以此而論，古典學派在實際上就等於假設，要想增加以工資單位衡量的總支出是不可能的。 [17] 如果這對的話，就業彈性會沒有應用的餘地。在這種情況下，通過以貨幣衡量的支出的增加也不可能增加就業量，因為，貨幣工資會隨著貨幣支出的增加而作出成比例的上升，從而，以工資單位衡量的支出不會增加；結果，就業量不會增加。但如果古典學派的假設不能成立，那麼，就有可能通過支出(以貨幣來衡量)的增加來增加就業量，一直到實際工資下降到等於勞動的邊際負效用時為止；在該點，根據定義，必然存在著充分就業。 當然，eor 通常具有的數值介乎0與1之間。因此，當貨幣支出增加時，價格(用工資單位衡量)上升的程度，即實際工資下降的程度，取決於產量彈性對支出(以工資單位衡量)的增加所作出的反應。 用e′pr 來表示預期價格pwr 對有效需求的變動所作出的反應，即：dpwr dDwr Dwr pwr 。 由於Or ·pwr =Dwr ,我們可以得到： [18] dOr dDwr ·Dwr Or +dpwr dDwr ·Dwr pwr =1 或者， e′pr +eor =1 就是說，價格和產量對有效需求(以工資單位來衡量)的變動所作出的反應的彈性的總和等於1。根據這一規律，有效需求的作用可以被分解為兩個部分；一部分影響產量，另一部分影響價格。 如果我們所考察的是整個社會的行業，而且可以找到能衡量全部產品的單位，那麼，類似上述的論證過程也在此適用，從而e′p +eo =1；在這裡，符號的右下方沒有r的記號，是指對整個社會的行業而言。 現在，我們用貨幣而不用工資單位來衡量價值，並且把我們對整個社會的行業所得到的結論推廣到用貨幣衡量的情況。 假設W代表單位勞動的貨幣工資，而p代表整個社會的單位產量的預期價格，那麼，我們可以把對有效需求(用貨幣來衡量)的變動作出反應的貨幣價格彈性寫作為ep (=DdppdD)，並且把對有效需求(用貨幣來衡量)的變動作出反應的貨幣工資彈性寫作為ew (=DdWWdD)。我們可以很容易地證明： [19] ep =1-eo (1-ew ) 正如我們將在下一章所看到的那樣，該方程代表我們對貨幣數量論加以一般化的第一個步驟。如果eo =0，或者，如果ew =1，那麼，產量不會有所變動，而價格則會和有效需求(用貨幣來衡量)作出同比例的上升。否則，價格將以較小的比例上升。 Ⅱ 我們現在回到就業函數。我們在過去已經作出假設條件，即：相應於每一水平的總有效需求，存在著該總有效需求在社會各行業之間的唯一分解方式。然而，隨著總支出的改變，該總支出中對某一行業產品的支出額在一般情況下卻不會作同比例的改變——其部分原因在於，當個人收入增加時，他們對各行業產品的購買量不會按相同比例增加；另一部分的原因在於，不同產品的價格會對其銷售量的增加作出不同的反應。 由此可見，如果我們承認，收入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被花費掉，那麼，我們迄今所使用的假設條件，即，就業量純然取決於總有效需求(用工資單位來衡量)，不過是粗略地接近於事實的說法。因為，有效需求的增加量在不同行業中的分解方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就業量。例如，如果增加的有效需求大量流入具有高數值的就業彈性的產品，那麼，總就業量的增加就會大於有效需求大量流入低數值的就業彈性產品的情況。 (接上頁)所以， ep =D△pp△D=e′p +Dp△D·△W·pW(1-e′p ) =e′p +ew (1-e′p ) =1-eo (1-ew ) 按照相同方式，如果有效需求的流向改變到具有相對低微的就業彈性的產品，那麼，就業量會下降，而並不需要有效需求的任何改變，就可做到這一點。 如果我們所考察的是短期現象，而短期又系指時間短到無法預料到有效需求的量和方向的改變，那麼，上述的考慮之點就特別重要。某些產品的製造需要時間，從而，幾乎在事實上不可能很快地增加它們的供給量。這樣，如果額外需求突然流向它們，那麼，它們會呈現出數值低微的就業彈性；雖然在給予充分準備時間的情況下，它們的就業彈性可能接近於1。 正是在這種場合，我覺察到了生產時期這一概念的主要意義所在。按照我的意見， [20] 如果一種產品的生產時期是n，那麼，這意味著，要想使它能達到最大數值的生產彈性，事先準備的時間為n個時期單位。在這個意義上，整個消費品的類別顯然具有最長的生產時期，因為，在每一種生產過程中，它們都居於最後階段。這樣，如果擴大有效需求的最初衝擊來自消費的增加，那麼，最初的生產彈性低於它最終的均衡水平的數值要比最初衝擊來自投資的增加的情況來得大一些。此外，如果增加的需求流到具有相對低微數值的生產彈性的產品，那麼，它的較大部分便會成為企業家的收入，而較小的部分成為工資收入者和其他進入直接成本的因素的收入；其可能的後果為：對支出具有一些不利的影響，因為，企業家很可能比工資收入者要儲蓄掉他們增加的收入的較大部分。雖然如此，二者之差別不宜過分強調，因為，它們主要的作用還是相同的。 [21] 為了將來的需求的改變，不論企業家需要的準備時期長短如何，除非在生產的每一階段都有過剩的存貨和生產能力，由於投資的既定增加量而作出反應的初始的生產彈性不可能具有比它的最終均衡值還要大的數值。另一方面，過剩的存貨消耗也是對投資量增加的一種抵消。如果我們假設在初始時，生產的每一階段都存在著過剩的存貨，那麼，初始的生產彈性大致接近於1。此後，當存貨已經被吸收掉，但較早時期開始生產的產品尚不能充分供應時，生產彈性將會下降。隨著新均衡狀態的到來，生產彈性的數值會再度上升。然而，這當然要受到某些條件的限制，因為，當就業量增加時，租金的因素 [22] 可以吸收掉較多的支出額；如果利息率有所提高，那麼，後果也可以如此。由於這些原因，在一個經常處於變動狀態的經濟制度中，價格具有完全的穩定性是不可能的——除非存在著某種特殊的機構，該機構能使消費傾向暫時作出應有程度的變動。但是，由此而出現的價格的不穩定性並不會導致出那種造成多餘生產能力的利潤動機。因為，價格不穩定所造成的意外的收益會完全為那些在生產上正好處於接近完成期的企業家所獲得；而那些未能持有所需的特殊資源的企業家沒有辦法把這種收益吸引到自己手中。這樣，由於變動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的價格的不穩定性不可能影響企業家的行動 ，而只能把既成事實的意外收益賦予運氣好的人(當變動的方向相反時，後果只需加以相應的修正)。我認為，這一事實在當前的有關穩定價格的實際討論中往往被忽略掉。在一個經常處於變動的社會中，這種穩定政策不可能完全取得成功。但是，不能據此而認為，價格每一次脫離其穩定性的暫時的微小變動必然會造成越來越大的非均衡狀態。 Ⅲ 我們已經說明，當有效需求不足時，就會存在著勞動者的就業不足；後者的意義是，人們願意接受低於現行實際工資的工資而勞動，但卻仍然處於失業狀態。因此，隨著有效需求的增加，就業量會增加(雖然所得到的工資等於或小於現行的實際工資)，一直達到一種狀態；在該狀態，沒有更多的勞動者願意為這時的實際工資而勞動；也就是說，除非貨幣工資(在此以後)上升得比價格要快 ，沒有更多的勞動者(或勞動單位)願意從事勞動。下一個要考慮的問題是，如果在這一狀態已經到達以後，總支出仍在繼續增加，那麼，其後果為何。 在到達這一狀態之前，把更多的勞動用於既定量的資本設備所引起的收益遞減系由勞動者所願意接受的遞減的實際工資所抵消。但是，在這一狀態之後，要想得到一個單位的勞動，必須給予的報酬必須相當於更多數量的產品，而使用一個增加單位的勞動卻仍然會帶來遞減數量的產品。因此，在該狀態後，嚴格的均衡條件要求工資、價格以及利潤與總支出作同比例的增長，而包括產量和就業量在內的「以實物衡量的」位置卻沒有任何改變。就是說，我們已經達到這樣一種狀態，在這種狀態，粗略的貨幣數量論(把貨幣的「流通速度」解釋為貨幣的「收入流通速度」)完全適用。因為在這裡，產量不變，而價格卻和MV以完全相同的比例上升。 雖然如此，要想把這一結論應用於現實，還必須考慮到下列的限制條件： (1)至少在一段時期中，上升的價格可以迷惑企業家，使他們把就業量增加到超過他們能獲得最大利潤(以他們的產品來衡量)的水平。其原因在於，企業家已經如此地習慣於把以貨幣衡量的銷售額的上升當做擴大生產的信號，以致當這種辦法在事實上已經不能使他們處於最有利的位置時，他們還繼續這樣做，即，在新的價格體制中，他們低估了他們的邊際使用者成本。 (2)由於企業家必須把他們的利潤的一部分以一筆合同事先規定的固定數額(用貨幣來衡量)作為租金支付給租金領取者，所以上升的價格，即使在產量沒有變動的情況下，也會使收入分配有利於企業家，而不利於租金領取者。這種再分配也許會對消費傾向產生影響。然而，這個過程並不是達到充分就業時才開始的——隨著總支出持續增加，該過程也不斷進行。如果領取租金者比企業家較不易於花費金錢，那麼，把實際收入從前者那裡轉移出來意味著，和相反轉移的事態相比，達到充分就業只需較少的貨幣數量的增長以及較少的利息率的降低。當充分就業已經到達之後，如果處於第一種，即從前者轉移出來的事態，那麼，價格的進一步上升意味著利息率必須上升，以便阻止價格無限制地上漲，而貨幣數量增加的比例也將小於總支出的增加。如果處於第二種事態，那麼，後果會相反。一個可能出現的情況是，領取租金者實際收入的減少會達到某一點；在該點，作為領取租金者相對貧困的後果，上述的第一種事態會轉變為第二種。這一情況在到達充分就業以前或以後都可以出現。 Ⅳ 在通貨膨脹和通貨收縮之間存在的明顯的非對稱性也許會使人感到有點困惑。可以看到，雖然有效需求收縮到充分就業要求的水平以下會壓縮就業量和價格，然而，有效需求膨脹到超過這一水平時卻僅僅會影響價格。可是，這種非對稱性不過是對事實的反映，即，雖然當實際工資小於某一就業量的勞動邊際負效用時，勞動者總是可以拒絕工作，從而使該就業量不能實現，但當實際工資不小於某一就業量的勞動邊際負效用時，勞動者卻不能強行就業，以便使該就業量得以達成。 * * * [1] 那些(完全應該)不喜愛代數學的人可以略去本章第1節，而不會有多少損失。 [2] 在第20和第21章中，凱恩斯的主要目的在於說明貨幣數量的變動對價格水平的影響，而本章所論述的就業函數等是他說明上述影響的一個必要的環節。——譯者 [3] 其原因在於：假設Pwr 代表以工資單位衡量的單位產品的預期價格，那麼， △Dwr =△(pwr Or )=pwr △Or +Or △pwr =Dwr Or ·△Or +Or △pwr 所以， Or △pwr =△Dwr (1-eor ) 或者， △Dwr =Or △pwr 1-eor 但是， Or △pwr =△Dwr -pwr △Or =△Dwr -(邊際直接成本)△Or =△P 因此， △Dwr =11-eor △Pr . [4] 其原因在於：由於Dwr =pwr Or ,所以， 1=pwr dOr dDwr +Or dpwr dDwr (1) =eor -Nr ″(Nr )｛′(Nr )｝2 eer pwr 。 [5] 下面的推導過程可能有助於讀者得到本原著小注的結果： Or dpwr dDwr =Dwr pwr ·dpwr dNr ·dNr dDwr =Nr pwr dpwr dNr (Dwr Nr dNr dDwr ） (1) 其中pwr =pr W=dCr dOr /W ［這裡的Cr =直接成本=Nr ·W；邊際直接成本=價格(pr )=dCr dOr ;Or =(Nr )］ 因此，pwr =dCr dOr /W=dNr dOr =1/dOr dNr =1/′(Nr ) 因此，dpwr dNr =-″(Nr )｛′(Nr )｝2 把上面的結果代入本譯者注中的第一式，可以得到： Or dpwr dDwr =Nr pwr (-″(Nr ）｛′(Nr )｝2 ）·eer 把上面的結果再代入於本原著小注的第一式，可以得到 1=eor -Nr ″(Nr )｛′(Nr )｝2 eer pwr 上式即為上面的原著小注的結果。——譯者 [6] 例如，庇古教授的就業函數為N=qYW(見漢森，《凱恩斯導讀》，第189頁)，其中Y=國民收入，N=就業量，W=貨幣工資，q=國民收入(Y)中支付給勞動者的比例。按照「古典學派」的假設，當N增加時，W也要增加，同時，Y也會作出相應的增加。因此，在q為常數的情況下，要想通過Y的增加來增加N是不可能的。——譯者 [7] 以Dwr 為自變量對等式兩邊進行微分。——譯者 [8] 其原因在於，由於p=pw ·W，而D=Dw ·W，我們可以得到： △p=W△pw +pW△W =W·e′p pw Dw △Dw +pW△W =e′p pD(△D-DW△W)+pW△W =e′p pD△D+△WpW(1-e′p )(轉下頁) [9] 這與通常的定義並不相同，但對我來說，卻體現了該概念的真正有意義之處。 [10] 關於上述主題的進一步討論，見我的《貨幣論》，第4篇。 [11] 租金在這裡系指具有壟斷性的產品或生產要素的價格。——譯者 第二十一章 價格論 I 經濟學者們在論述所謂價值論的問題時，他們習慣於說，價格取決於供給和需求的情況，而特別是邊際成本和短期的供給彈性被認為起著重大作用。但當他們進入著作的第2卷，或更經常地進入另一本著作中的貨幣和價格論時，我們便不再看到這些簡單通俗、然而卻是易於理解的概念。我們便進入於另一個世界：在那裡，價格取決於貨幣數量、取決於貨幣的收入流通速度、取決於就交易量而言的流通速度、取決於貨幣貯藏、取決於強迫儲蓄、取決於通貨膨脹、取決於通貨收縮，如此等等。然而，人們很少或根本不去把這些意義比較含糊的在貨幣方面的說法和過去的供給和需求彈性等名詞聯繫起來。如果我們對我們所學到的這一切進行思考，並且試圖把它們統一起來的話，那麼，在較簡單的貨幣方面的討論中，似乎可以說，供給彈性應該等於零，需求則與貨幣數量保持相同比例的變動；而在較深奧的論述里，我們墜入大霧之中；在霧中，什麼都看不清，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所有的我們這些人習慣於使我們自己有時處於月亮的一面，有時處於另一面，同時又不知道兩面相聯的路線和旅程。這種情況有點像我們在清醒時和睡夢中的關係。 以往各章的目的之一在於避開這樣雙重生活方式，並且把整個的價格論和價值論密切結合起來。我認為，把經濟學的內容區分為作為其價值論、分配論的一個部分和作為其價格論的另一個部分是錯誤的方法。我所建議的正確的二分法應該區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單個行業或廠商的理論以及關於既定數量的資源在不同使用上的報酬和分配；另一方面為整個社會的 產量和就業量。只要我們假設資源的總就業數量不變並且又暫時假設其他行業或廠商的情況也保持不變，而把我們研究的範圍限制於單個的行業或廠商，那麼，我們可以不去顧及貨幣的具有重大作用的特點。但一旦我們進入什麼決定整個社會的產量和就業量的問題，我們就需要有關貨幣經濟制度的完整的理論。 或者，我們也許可以在靜止不變的均衡和移動的均衡之間劃出一條分界線——後者系指某一種經濟制度的理論；而在該制度中，對將來看法的改變會影響現在的事態。因為，貨幣的重要性主要來自它是聯繫現在和將來的環節。 我們可以最先考慮一個我們對將來的看法是固定不變並且完全可靠的世界；考慮在該世界中，在正常的經濟動機的作用之下，資源如何在不同使用方式之間進行分配才能符合於均衡狀態——然後也許作出進一步的區分，即區分為：一種是沒有變動的經濟制度；另一種為處於變動之中的而且會作出變動的經濟制度，但在該制度中，一切將來的事物在開始時都是事先能預料到的。從這種簡單化的初步知識，我們也許可以進入現實世界的問題；在現實世界中，我們在過去對將來所作出的預期可以不能應驗，而對將來的預期又影響我們在今天的行動。正是在我們作出進入現實世界的轉變時，貨幣作為聯繫現在和將來的環節的特點必須進入我們的考慮之中。雖然移動的均衡的理論必須以貨幣經濟制度作為研究的依據，但這一理論還是應被當做屬於價值論和分配論的範疇，並不屬於一個與之相分離的「貨幣論」的範疇。無論如何，貨幣的最重要的特點是能把現在和將來聯繫在一起的微妙的環節；從而，除非使用貨幣，我們甚至不能開始討論預期的改變對現行活動的影響。甚至通過取締黃金、白銀以及法定償債物，我們也不能取消貨幣。只要存在著具有貨幣特點 [23] 的任何耐久性財物，它便會造成貨幣經濟制度的特殊問題。 Ⅱ 對一個單一的行業而言，它自己所具有的價格水平部分地取決於進入它邊際成本的生產要素的報酬，部分地取決於它的產量的規模。當我們論述整個社會行業時，我們沒有理由來修改這一結論。一般的價格水平部分地取決於進入它邊際成本的生產要素的報酬，部分地取決於整個產量的規模，即(在既定的設備和技術的條件下)取決於就業量。當然，當我們進而論及整個社會的產量時，任何行業的生產成本會部分地取決於其他行業的產量。但我們必須加以考慮的較此為重要的事項是，需求 的變動對成本和產量這二者的影響。當我們考察整個的需求，而不再是在假設整個需求不變的狀態下孤立地考察單一產品的需求時，我們必須引入的新觀點正是在需求方面。 Ⅲ 如果為了簡單化起見，我們可以假設，進入邊際成本的一切生產要素的報酬都按相同的比例變動，即按工資單位的變動比例來變動，那麼，一般價格水平(在既定設備和技術的條件下)應該既部分地取決於工資單位，又部分地取決於就業量。因此，貨幣數量的改變對價格水平的影響可以被分解為兩個部分，即貨幣數量的改變對工資單位的影響和對就業量的影響。 為了說明這裡牽涉到的觀點，我們進一步加以簡化並且作出下列假設條件：(1)所有的失業資源都是相同的，而且在進行生產時可以相互代替使用，同時又具有相同的效率；(2)只要存在著失業的進入邊際成本的生產要素，它們便不會要求增加現行的貨幣工資。在這種假設條件下，只要存在著任何失業現象，生產的規模收益和工資單位均保持不變。就是說，只要存在著任何失業現象，貨幣數量的增加對價格沒有任何影響；而且，就業量會和貨幣數量的增加所導致的有效需求作出完全相同的比例的增長。與此同時，一旦達到充分就業以後，工資單位和價格會和有效需求作出完全相同比例的增長。可以看到，只要存在著失業現象，供給曲線便具有完全的彈性；一旦達到充分就業以後，供給曲線就完全沒有彈性。如果有效需求和貨幣數量保持相同比例的改變，那麼，貨幣數量論可以被闡明如下：「只要存在著失業現象，就業量 會和貨幣數量作出相同比例的改變；而當充分就業存在時，價格水平 會和貨幣數量作出相同比例的改變」。 我們作出了足夠多的簡化問題的假設條件來使得貨幣數量論得以成立。在以如此的方式來保持傳統的學說以後，我們還必須考慮可能在現實中對事態發生影響的各種複雜因素： (1)有效需求不和貨幣數量作出相同比例的改變。 (2)由於資源並不完全相同，所以隨著就業量的逐漸增加，收益可以遞減，而不是保持不變。 (3)由於資源是不能相互代替的，所以，某些商品的供給已經處於缺乏彈性的狀態，而與此同時，卻還存在著失業的生產其他商品的資源。 (4)在充分就業到達以前，工資單位已經趨於上升。 (5)進入邊際成本的生產要素的報酬並不按相同的比例改變。 我們首先考慮貨幣數量的改變對有效需求數量的影響。一般說來，有效需求增加的一部分系被消耗於增加就業量，另一部分系被消耗於提高價格水平。這樣，實際的後果不是失業情況下的不變的價格水平和充分就業情況下的價格水平和貨幣數量保持相同比例的上升，而是價格水平隨著就業量的增加而逐漸上升。由此可見，價格論應該分析的是貨幣數量的改變和價格水平之間的關係，其目的在於決定價格對貨幣數量的改變所作出的反應的彈性。因此，價格論必須研究上面列出的五個使問題複雜化的因素。 我們將對它們依次加以考慮。但是，這種做法絕不意味著它們是完全相互獨立的。例如，有效需求的增加量被分解為提高產量和提高價格的兩個部分之間的比例可以影響貨幣數量和有效需求數量之間的關係。我們這種做法並不代表一種能給出萬無一失的機械式或照搬照抄的操作方法，而代表一種有系統的和有秩序的思維方法來對具體問題找出解決之道。在我們把使問題複雜化的因素一一分離出來並且得出暫時性的結論以後，我們還要回過頭來儘量顧及到各因素之間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這就是經濟學思維的性質。任何其他的方式來應用我們理論上的思想原理(當然，沒有這些原理，我們會茫然若失，無所適從)都會引導我們到錯誤的途徑。正如我們在本章第6節所說明的那樣，用虛假的數學方法把一個經濟分析的體系加以公式化和形式化並假設所牽涉到的各種因素之間全然相互獨立；這種做法的最大的弊端在於：一旦各種因素之間全然相互獨立的假設條件不能成立，那麼，它就會失去其說服力和權威性。與此不同，在使用普通方法的論述中，我們並不盲目地進行推導；我們總是知道我們在做什麼，也知道其現實的意義是什麼；我們可以把必要的保留之處、限制條件和以後要進行的調整「儲存於我們的頭腦之中」。然而，我們卻不能把偏微分所簡化掉的複雜關係「儲存於」幾頁代數的推導之中，而這幾頁代數的推導已經假設：這些偏微分的導數都等於零。在近來的「數理」經濟學中，只能代表拼湊之物的部分實在太多了；這些部分的不精確的程度正和它們賴以成立的假設條件是一樣的。假設條件使那些作者們能在矯揉做作和毫無用處的數學符號中，忘掉現實世界的複雜性和相互依賴的性質。 Ⅳ (1)貨幣數量的改變主要系通過它對利息率的作用而對有效需求的數量發生影響。如果這是影響的唯一渠道，那麼，影響的數量可以來自三個因素：(a)流動性偏好曲線；該曲線告訴我們，利息率應該下降多少才能使人們吸收到新增加的貨幣量；(b)資本邊際效率曲線；該曲線告訴我們，既定量的利息率的下降會增加的投資量為多少；以及(c)投資乘數；該乘數告訴我們，既定量的投資所能增加的有效需求的總量為多少。 但是，雖然這一分析對我們的研究提供了有用的程序和方法，然而，如果我們忘記：這三個因素(a)、(b)和(c)本身也部分地取決於複雜性因素(2)、(3)、(4)和(5)，而這些複雜因素尚未加以考慮，那麼，這種分析可以使我們誤入歧途。其原因在於，流動性偏好曲線本身取決於新增加的貨幣數量中的多大部分被納入收入和企業業務的流通之中，而這種流通又取決於有效需求增加的程度並且取決於有效需求如何被消耗於價格的上升、工資的上升以及產量與就業量的增加。此外，資本邊際效率曲線部分地取決於貨幣數量的增加所帶來的事態對將來貨幣市場情況的預期的影響。最後，增加的有效需求所導致的新收入如何被分配於不同階級的消費者的方式會影響乘數的數值。當然，這裡所列舉的各種可能的相互影響事項並不包括其全部內容。雖然如此，如果我們能掌握全部數據，那麼，我們會有足夠多的聯立方程來使我們得到具體的解答。我們會得出：當貨幣數量的增加額為既定時，在照顧到一切事項以後，與該增加額相應的、並與之保持均衡的有效需求的具體增加量應為多少。此外，只有在非常例外的情況下，貨幣數量的增加才會導致出有效需求數量的減少 。 有效需求量和貨幣數量之間的比例與我們往往稱之為「貨幣的收入流通速度」的數值是非常近似的——不同之處在於，有效需求相當於能使生產進行下去的預期收入，而不是實際上實現了的收入；它指的是總收入，而不是淨收入。但是，「貨幣的收入流通速度」本身不過是一個什麼也解釋不了的名詞。我們沒有理由來認為它是一個常數，因為，正如我們在上面的論述中所說明的那樣，它取決於許多複雜和易於變動的因素。我認為，這一名詞的運用會掩蓋真正的因果關係並且除了引起混亂以外，毫無好處。 (2)正如我們已經在上面(第47～49頁)說明的那樣，收益遞減和收益不變部分地取決於勞動者是否按照他們的工作效率得到報酬。如果是按照工作效率，那麼，當就業量增加時，勞動成本會不變(以工資單位來衡量)。但如果不管勞動者個人的效率如何，某一級別的勞動者的工資相同，那麼，不論設備的效率如何，勞動的成本就會持續上升。此外，如果設備不相同，那麼，使用其中的某些部分會引起較大的單位產品的直接成本。這樣，在勞動成本的增加所造成的成本增加之上，還有一個使邊際直接成本持續增加的另一因素。 因此，一般來說，當既定設備的產量增加時，供給價格將要增加。由此可見，不論工資單位是否有所變動，產量的增加將要帶來上升的價格。 (3)在上面的(2)中，我們已經考慮過供給曲線缺乏完全彈性的可能性。如果在失業的專業化的資源之間，保持著完全符合需要的比例關係，那麼，各種失業的資源會同時達到充分就業。但一般說來，當對某些勞務和商品的需求達到它們的供給暫時已經完全沒有彈性的情況時，多餘的其他資源仍然可以存在並且還沒有就業。這樣，當產量增加時，會不斷地碰到「瓶頸狀態」；處於該狀態，某些商品的供給已經不再具有彈性，從而它們的價格必須上升到必要的程度，以便使需要轉向其他方面。 隨著產量的增加，只要每一種有效率的資源都處於尚未全部就業的狀態，一般的價格水平很可能不會上升很多。但一旦產量增加到足夠的程度，以致開始接觸到「瓶頸狀態」時，一些商品的價格很可能要急劇上升。 然而，在本點以及第(2)點中，供給彈性部分地取決於時間的長短。如果我們假設足夠的時間，使機器設備能改變其數量，那麼，最終的供給彈性會具有遠為較大的數值。這樣，當一次溫和的有效需求的變動出現於失業普遍存在的情況時，該有效需求被消耗於提高價格的部分會很小，而會主要地被用之於增加就業。與此同時，一次較大的有效需求的變動，由於事先沒有被預見到，則可以造成一些暫時性的「瓶頸狀態」，從而，會被消耗於提高價格，而不是增加就業量。這種後果在開始時出現的程度要大於在其後的出現程度。 (4)在充分就業到達以前，工資單位可以趨於上升。這一事實已經無需多加解釋和評論。其他條件相同，由於提高某一勞動群體的工資會對該群體的勞動者有利，所以，一切勞動群體都會為提高工資而施加壓力。對此，企業家在經營情況較為良好時比較易於接受。由於這一原因，任何有效需求的增加量的一部分很可能被消耗於滿足工資單位增長的要求。 由此可見，在最終到達充分就業的關鍵之點以後，作為對以貨幣衡量的有效需求增長的反應，貨幣工資必須和工資品的價格保持同比例的上升，而且，在到此點以前，早已存在著一系列的半關鍵性之點；處於這些半關鍵性之點，有效需求的增加還是趨於提高貨幣工資，雖然提高的程度並不完全等於工資品價格上升的比例。當有效需求減少時，後果是類似的。從實際經驗來看，工資單位並不對有效需求的每一微小的變動作出以貨幣來衡量的連續變動的反應，而是非連續變動的反應。這些非連續的各點取決於勞動者的心理狀態，並取決於僱主和工會的政策。在一個開放的經濟制度中，上述工資單位變動的各點意味著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工資成本的變動，而在經濟周期的過程中，它們甚至在封閉的經濟制度中也意味著相對於預期的將來工資成本的變動。因此，它們可以具有相當重大的現實意義。當經濟制度處於這些點之上時，以貨幣衡量的有效需求的進一步增加便會造成工資單位的間歇性的上升。因此，從某種觀點來看，它們可以被認為是半通貨膨脹狀態，從而，和完全的通貨膨脹(參閱下面第317～318頁)具有一些類似之處(雖然類似是很不完全的)，而完全的通貨膨脹則為在充分就業的境況下，有效需求的再度增加必然導致的後果。此外，這些點還具有頗大的歷史上的重要性，然而，要想在理論上對它們加以概括卻並不容易。 (5)我們的初步簡單化的假設條件包括：進入邊際成本的各種要素的報酬都按相同的比例改變。但在事實上，以貨幣衡量的各種要素的報酬卻呈現出不同程度的剛性，而且，它們對貨幣報酬的改變，也可以具有不同的供給彈性。如果不是由於這一原因，那麼，我們應該說，價格水平取決於兩個因素，即工資單位和就業數量。 在邊際成本中，以與工資單位不同的比例作出變動、並且變動幅度也較大的要素很可能是邊際使用者成本。因為，當就業量開始增加時，如果(很可能如此)有效需求的增加使得人們現在對何時有必要更換設備的預期日期有著快速的改變，那麼，邊際使用者成本可以急劇上升。 雖然就許多的研究目的而言，對進入邊際直接成本的一切要素的報酬作出與工資單位保持相同比例的假設條件不失為一個非常有用的初步逼近現實的方法，然而，較好的辦法也許是，採用進入邊際直接成本的一切要素報酬的加權平均數並稱它為成本單位 。因此，成本單位或在上述逼近現實條件下的工資單位可以在基本上被當做價值標準。這樣，在既存的技術和設備的條件下，價格水平會部分地取決於成本單位，部分地取決於產量的多寡。當產量增加時，價格水平的增加比例要大於 成本單位，因為在短期中，邊際產品會遞減。當產量上升到一個水平，而處於該水平，各生產要素的典型單位的邊際產品等於維持該水平產量的生產要素所要求的最低報酬時，我們已經達到充分就業的狀態。 Ⅴ 當有效需求的數量的上升不能進一步增加產量，從而完全被消耗於與它上升數量保持相同比例的成本單位的增長時，我們便已經到達可以大致被稱為真正的通貨膨脹的狀態。迄今為止，貨幣數量擴大的作用完全是程度問題，從而在過去的過程中，我們不能在哪一點畫出一條分界線並且宣稱，該線表明通貨膨脹的到來。以貨幣數量的擴大能增加有效需求而論，它過去的每一次擴大很 可能被部分地消耗於增加成本單位，部分地被消耗於增加產量。 因此，我們看來可以說，在真正的通貨膨脹到來的分界線的兩邊，存在著某種不對稱的現象。當有效需求縮小到分界線以下時，如果用成本單位來衡量，那麼，它的數值便要減少。當有效需求擴大到分界線以上時，如果用成本單位來衡量，那麼，它的數值一般不會增加。這一結果系來源於我們的假設條件，即各種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者，總是傾向於抵抗它們貨幣報酬的減少，而對貨幣報酬的增加則並不存在相應的動機。這一假設條件顯然具有充分的事實根據；其原因在於，如果報酬的改變是非普遍性的，那麼，當報酬上升時，對報酬上升的生產要素有利，而當報酬下降時，則對報酬下降的生產要素會帶來損失。 如果情況與上述相反，即只要存在著小於充分就業的傾向，貨幣工資會無限制地下降，那麼，非對稱性就會消失。然而，在這種情況下，在充分就業之下便沒有穩定的狀態，一直到利息率不可能下降得更低，或一直到工資為零時為止。事實上，要想使我們的貨幣經濟制度能有任何穩定性，那麼，某種 因素的以貨幣衡量的價值必須具有粘性，如果不是完全不變的話。 貨幣數量的任何 增加都會造成通貨膨脹的說法(除非所指的通貨膨脹 僅就價格的上升而言)來源於古典學派的基本假設條件的影響。 該假設條件認為，我們總是 處於一種情況；在這種情況下，生產要素的實際報酬的減少會導致它們的供給量的下降。 [24] Ⅵ 使用第20章所引入的符號，我們可以把上面的論述用符號形式表示出來。 我們令MV=D；在這裡，M為貨幣數量，V是它的收入流通速度(這一定義在某些次要的方面不同於上面已經指出的通常定義)，而D則代表有效需求。如果V保持不變，那麼，在ep (=DdppdD)等於1的條件下，價格水平會和貨幣數量作相同比例的變動。如果e0 =0，或者，ew =1，那麼，ep =1的條件會得以滿足(見上面第300～301頁)。ew =1的條件意味著以貨幣來衡量的工資單位和有效需求保持同比例的上升，因為，ew =DdWWdD。e0 =0的條件意味著產量不再對有效需求的進一步增加作出反應，因為，e0 =DdOOdD。產量在兩種條件的任何一種下都不會改變。 接著，我們論述收入流通速度可以改變的情況。在這裡，我們引入一個新的彈性概念，即有 效需求對貨幣數量作出反應的彈性： ed =MdDDdM 這使我們得到： [25] MdppdM=ep ·ed ; 這裡，ep =1-ee e0 (1-ew )； [26] 所以， e=ed -(1-ew )ed ·ee ·e0 =ed (1-ee ·e0 +ee ·e0 ·ew ) 這裡，右下方沒有符號的e(=MdppdM)照顧到了一系列e的影響；它衡量貨幣價格水平對貨幣數量改變所作出的反應。 由於上面最後的公式告訴我們價格水平對貨幣數量的改變比例所作出的改變比例，所以它可以被當做貨幣數量論的一個一般性的表述。我個人並不對這種推導方式賦予多大的價值，並且願意重述我在上面提出過的應加警惕之處，即這種推導和通常使用的類似方式一樣，往往暗含著把某些變量當做自變量的假設條件(從而在整個的推導中忽視偏微分式的存在)。我懷疑，這種推導方式是否能比普通的論述方式使我們得到更多的東西。把這些推導方式寫在紙面上的最大有用之處也許是以此來說明：當我們把價格水平和貨幣數量之間的關係用公式化的形式加以表達時，這一關係的極端複雜的性質可以被明顯地表示出來。雖然如此 ，還是有必要指出在貨幣數量的改變賴之以對價格水平產生影響的四個因素中，即在ed 、ew 、ee 和e0 中，ed 代表流動性因素，它們決定在各種情況下的對貨幣的需求。ew 表示勞動因素(或者，更確切地說，進入直接成本的因素)，它們決定就業量增加時的貨幣工資提高的程度。ee 和e0 則代表物質因素，當更多的就業量施加於現有設備時的收益遞減的程度。 如果公眾所持有的貨幣量是他們收入的一個不變比例，那麼，ed =1。如果貨幣工資保持不變，那麼，ew =0。如果規模收益在全部過程中保持不變，從而，邊際收益總是等於平均收益，那麼，ee ·e0 =1。如果已經存在著勞動的充分就業或設備的充分就業，那麼，ee ·e0 =0。 假設ed =1並且ew =1，或者，假設ed =1、ew =0並且ee ·e0 =1，或者，假設ed =1並且e0 =0，那麼，e=1。顯然可以看到，存在著一系列e=1的其他特殊事例。但一般說來，e不等於1；而且，我們也許具有充分理由作出一般性的結論：在大致符合現實世界的假設條件下，除了在ed 和ew 的數值變為很大的「對持有貨幣的逃避」的事例以外，e的數值總是小於1。 Ⅶ 到目前為止，我們的論述主要是，在短期中，貨幣數量的改變如何影響價格。在長期中，二者的關係是否會簡單一些? 這是一個對歷史作一般性總結的問題，而不是純理論的問題。如果在歷史上存在著某種傾向，以致使我們能對流動性偏好狀態的規律性加以衡量，那麼，就悲觀時期和樂觀時期的流動性偏好的平均值而言，在國民收入和用以滿足流動性偏好的貨幣數量之間有可能存在著粗略的關係。例如，可以存在著一個對國民收入的具有相當穩定性的比例。如果利息率處於某種最低水平以上，那麼，人們便很難在長期中持有超過該比例以上的在手中不能生息的閒置貨幣。因此，如果流通中的貨幣數量超過該比例所要求的數量，那麼，經濟制度中遲早會出現降低利息率的傾向，把利息率壓低到上述最低水平。於是，其他條件相同，下降的利息率會增加有效需求，而增加的有效需求會到達一個或數個具有某種關鍵性之點；處於這些關鍵性之點，工資單位趨於作出間歇性的上升，從而會對價格作出相應的影響。如果流通中的貨幣數量占有的國民收入的比例低於正常狀態，那麼，相反的傾向會出現。由此可見，在一段時期中利息率波動的淨作用在於形成一個平均數，以便適應國民收入和貨幣數量之間的穩定比例，而對這一穩定比例，群眾的心理作用遲早會使現實狀態與之相符合。 這些傾向性在向上發生作用時比在向下發生作用時可能要遭遇到較小的阻力。但如果貨幣數量在長期中處於非常不足的狀態，那麼，解決之道通常是改變貨幣本位或者改變貨幣制度，以便提高貨幣數量，而不是壓低工資單位，以致加重債務的負擔。因此，價格在非常久遠時期的歷程幾乎總是上升的。其原因在於：當貨幣相對充足時，工資單位上升；而當貨幣相對稀缺時，人們總是找出某種手段來增加有效的貨幣數量。 在19世紀，把消費傾向考慮在內，人口的增長、新發明的出現、新開發的地區、人們的信心狀態以及戰爭的次數以每(譬如說)10年的平均數而論，似乎足以形成一條資本邊際效率曲線，而該曲線在利息率高到足以滿足財富所有者心理要求的情況下，能使就業量的平均水平處於令人感到合理的滿意程度。有證據表明，在幾乎為150年的時期中，在大金融中心的典型的長期利息率大致為5%，優質債券利息率在3%和3.5%之間；而這種利息率低微到足以使投資量能把平均的就業量維持在能使人容忍的水平。有時候，工資單位會受到調整，而更經常受到調整的則是貨幣本位或貨幣制度(特別是通過銀行貨幣的使用)。調整的目的在於保證，以工資單位衡量的貨幣數量能充足到在大致不低於上述利息率數值的條件下滿足正常的流動性偏好的要求。總的來說，工資單位通常是穩定上升的，然而，勞動效率也在增加。因此，各種力量發生作用的後果是使價格具有相當程度的穩定性——根據索貝克價格指數，在1820到1914年間，5年平均指數的最高值僅比其最低值高出50%。這並不是偶然現象。這一現象可以被正確地理解為是那個時代的各種力量所造成的後果。在那個時代中，由單個僱主所構成的各個群體具有足夠強大的力量來使工資單位的上升不至過分快於生產效率的提高；與此同時，貨幣制度具有足夠程度的靈活性和保守性，以致它所提供的以工資單位衡量的平均貨幣供給量能使利息率處於財富所有者在其流動性偏好影響下所願意接受的最低水平。當然，就業量的平均水平還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處於充分就業之下，但卻並不居於如此令人不能容忍的低微位置，以致會引起革命。 在今天和預料中的將來，由於一系列的原因，資本邊際效率遠低於它在19世紀的數值。因此，我們當代問題的尖銳性和獨特性可能起因於合理的平均就業量水平所要求的平均利息率的低微程度，而這一程度使財富所有者如此難於接受，以致僅僅依靠操縱貨幣數量的手段而建立起來的利息率也無濟於事。如果僅僅保證以工資單位來衡量的貨幣供給具有充沛的數量便能使10年、20年或30年中的平均就業量處於令人可以容忍的水平，那麼，甚至在19世紀，也會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如果這就是我們現在的唯一問題——這樣，我們所需要做的一切便是一次足夠程度的通貨貶值——那麼，我們在今天也肯定會找出解決的辦法。 然而，在我們當前的經濟制度中，最穩定，也最難於改變的因素一向是，在將來也很可能是，財富所有者一般願意接受的最低利息率。 [27] 如果能令人容忍的就業水平所要求的利息率遠低於它在19世紀的平均值，那麼，我們非常懷疑，僅僅依靠操縱貨幣數量的手段便能做到這一點。資本邊際效率代表借款者預期能從借款中得到的收益，而從該收益中，還必須減去：(1)把借款者和放款者拉攏在一起所需要的費用，(2)所得稅和附加稅，以及(3)需要補償放款者的風險和不肯定性的費用。從收益中減去這些項目後剩下來的才是淨收益，即能被用來誘使財富所有者犧牲流動性的代價。如果在可以容忍的就業量的條件下，這個淨收益數量低微到不足道的程度，那麼，老一套的解決辦法就可以無效。 現在回到我們當前的主題。國民收入和貨幣數量的長期關係取決於流動性偏好，而價格的長期穩定性和非穩定性則取決於工資單位(或者，更確切地說，成本單位)的上升速度和生產效率增加的速度二者之間的對比。 * * * [1] 參閱上面第17章。 [2] 這意味著，要想提高供給量，生產要素的報酬(從而價格)必須和貨幣數量作出同比例的增長。這樣，便可以造成生產要素和價格的上升螺旋。——譯者 [3] ep ·ed =DdppdD·MdDDdM=MdppdM。——譯者 [4] 這個ep 的公式和第20章第299頁上的ep 公式不一致；二者的差別在於，在前一個公式的e0 之前，多乘了一個ee 。譯者認為，差別的原因是：凱恩斯在論述後一個公式時，他假設ee =1；為此，他在第20章第2節中加以說明：這「不過是粗略的接近於事實的說法」。由於ee =1，所以在e0 之前是否乘以ee 是無所謂的事情。然而，在論述前一個公式時，他放棄了這一假設；因此，在e0 之前必須乘以ee 。 此外，MdppdM=ep ·ed 這一公式總結了凱恩斯的貨幣數量論的基本內容。按照他的意見，貨幣數量論相當於價格水平對貨幣數量的彈性(MdppdM)，即，當貨幣數量每1%的變動所引起的價格變動的百分比。他把這一彈性看成是兩種彈性的乘積，ep ×ed 。ed 代表有效需求對貨幣數量的彈性，即當貨幣數量每1%的變動所導致的有效需求的變動的百分比；對ed 的存在，凱恩斯仍然用第20章以前的有關就業的基本理論加以解釋。ep 代表價格對有效需求的彈性，即當有效需求每1%的變動所造成的價格變動的百分比；對ep 的存在的說明構成第20和第21章的主要內容。——譯者 [5] 參閱巴傑霍特引用的19世紀的成語：「約翰牛(英國)可以經受得住許多事情，但卻經受不住百分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