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 · 第六編 通論引起的幾點思考的概述

第二十二章 略論經濟周期 在以往的各章中，由於我們宣稱，我們已說明了決定任何時期的就業量的是什麼，所以，如果我們是正確的，那麼，我們的理論必須能解釋經濟周期的現象。 如果我們詳細考察任何一次實際的經濟周期的過程，那麼，我們會發現，它非常複雜，而且，為了對它作出完整的解釋，我們所論述過的每一因素都是必要的；特別是，我們將會發現，消費傾向的波動、流動性偏好狀態的波動以及資本邊際效率的波動都起著各自的作用。但我認為：經濟周期的基本特徵，特別是能使我們稱它為周期 的時間過程和時間長短的規律性，主要是由於資本邊際效率的波動。我相信，經濟周期最好應被當做系由資本邊際效率的周期性的變動所造成；當然，隨著這種變動而到來的經濟制度中的其他重要短期變量會使經濟周期的情況變為更加複雜和嚴重。詳盡說明這一觀點需要一整本著作，而不是其中的一章，同時也要求對事實加以詳盡的考察。但下面的簡短論述足以表明我們過去所提出的理論所意味著的研究經濟周期的途徑。 Ⅰ 周期性 的變動是指，當一個經濟制度發展到，譬如說，上升的方向時，促使其上升的各種因素最初積聚力量並且相互推動一直到某一點；在該點，它們趨於為作用相反的因素所代替，而這些相反方向的因素又在一段時期中積聚力量並且相互推動一直到它們也抵達它們的最大發展之處，然後，趨於衰落並且讓位於作用相反的因素。這裡所說的周期性的 變動並不僅僅指上升或下降的趨向；它們一旦得以開始，並不永遠按照同一方向行進，而是最終把方向逆轉回來。此外，它還指變動的時間的序列以及上升與下降的期間都具有某種可以被識別的程度的規律性。 然而，要想使我們的說明符合要求，被我們稱之為經濟周期的另一特點必須加以解釋，即解釋危機 的現象——下降的傾向代替上升傾向的過程總是以突然和劇烈的形式出現；而另一方面，當上升的傾向代替下降的傾向時，一般說來，總是沒有一個類似的急劇的轉折之點。 當然，如果沒有相應的消費傾向的改變與之抵消，那麼，任何 一次投資的波動都會造成一次就業的波動。由於投資量是一個受到高度複雜的影響的變量，所以影響投資量本身或影響資本邊際效率的一切因素不大可能全都具有周期性的特點；具體的特殊事例是：有關農業波動引起的經濟周期。關於這一特例將在本章的後一節中單獨加以考察。雖然如此，我還是認為，以發生於19世紀環境中的典型的工業經濟周期而論，資本邊際效率的波動應該具有周期性的特點。這裡的原因無論就其本身而言，還是就其作為解釋經濟周期的因素而言都不是陌生的。我在這裡的唯一目的僅在於把它們和過去論述的理論結合起來。 Ⅱ 我進行論述的最好方式是從繁榮階段的最後時期和「危機」的到來時期開始。 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資本邊際效率 [1] 不僅取決於現有的資本品數量的多寡和生產它現在所需要的成本，而且也取決於對資本品將來收益的現行的預期。因此，對耐久性的資產而言，對將來的預期在決定新投資的最優規模上自然、而且是理所當然地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但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這種預期的依據是非常捉摸不定的。由於預期的依據捉摸不定，所以它會發生突然和劇烈的變動。 對於「危機」的解釋，我們一向習慣於強調利息率上升的傾向，而利息率的上升傾向又是由於來自交易和投機動機的對貨幣需求的增長。有時，這一利息率上升的因素確實可以起著使事態嚴重化的作用，偶然也許起著導火線的作用。但我認為，對危機的更加典型的、而且往往是決定性的解釋在基本上並不是利息率的上升，而是資本邊際效率的突然崩潰。 繁榮階段的後期特點是：對資本品的將來收益的樂觀預期強大到足以補償資本品數量的日益充沛、它們的生產成本的上漲以及可能出現的利息率的上升。在有組織的投資市場(有價證券交易所和其他類似的市場)中，購買者在很大程度上對他們所購買的東西認識得並不清楚，而投機者則更加關心於預期下一次市場心理的變動，而不是對資本資產的將來收益作出合理估計。在這種影響之下，有組織的投資市場的性質是：當過度樂觀和過度購買的幻想破滅時，市場價格會以突然和災難性的巨大力量下降。 [2] 此外，伴隨著資本邊際效率的崩潰而到來的對將來的惶恐和不肯定性很自然地促使流動性偏好急劇增長——由此而導致利息率的上升。可以看到，資本邊際效率的崩潰再加上隨之而來的利息率的上升這一事實會嚴重加劇投資的下降。雖然如此，但造成該情況的實質性的因素還是資本邊際效率的崩潰；特別就促成一次繁榮階段的新投資重點的那些資本品而言，它們的資本邊際效率的崩潰作用更大。除了受到交易量增加和投機動機的增長的影響而增加的部分以外，流動性偏好會保持不變，一直到資本邊際效率崩潰以後 才開始擴大。 正是由於資本邊際效率的崩潰，所以蕭條狀態才如此難於治理。在蕭條狀態延續一段時間以後，利息率的下降固然會成為有助於復甦的重大因素，很可能也是必要的因素；但在目前，資本邊際效率已經崩潰到如此徹底的程度，以致利息率下降到現實上可能做到的水平都無濟於事。如果利息率的下降能夠單獨構成治療蕭條的有效手段，那麼，就有可能很快造成經濟復甦而不需要一段拖延的時間，同時，造成復甦的手段大致也都是那些能由貨幣當局加以控制的手段。然而，事實表明，通常的情況並不如此。要想恢復資本邊際效率並不那樣容易，因為，資本邊際效率在目前系由無法控制和不聽控制的工商業界的心理狀態所決定。用普通的語言來說，在個人行為自己作主的資本主義經濟中，信心的恢復遠非控制所能奏效。經濟蕭條的這一方面的特點為銀行和工商業界人士正確地加以強調，而又為那些對「純粹貨幣」的治療方案具有信心的經濟學者們加以低估。 這便使我到達了我論述的目的。要想解釋經濟周期的時間因素 ，即解釋為什麼在經濟復甦之前，通常需要一段比較固定的期間，必須向影響資本邊際效率的恢復的因素上尋找原因。為什麼經濟活動下降的階段所呈現出的時間長短並不具有偶然性，譬如說，在一次經濟周期中為1年、然後在下一次中變為10年，而卻顯示出某種程度的規律性，譬如說，在3年和5年之間。其中的原因有二。第一，既定時代的經濟正常發展所決定的、耐久性資產的壽命；第二，多餘的存貨的保管費。 現在，我們回到危機發生時的情況。只要繁榮階段繼續存在，很大一部分的新投資會具有令人滿意的現行的收益。失望的情緒之所以到來，原因在於：有關將來收益的可靠性突然受到懷疑；原因也許在於：隨著新生產出來的耐久性物品的存量逐漸增加，現行的收益呈現出下降的徵兆。如果現行的生產成本被認為高於它在以後的數值，那麼，資本邊際效率的下降就具有更多的理由。一旦懷疑開始，它會迅速擴散。可以看到，在蕭條狀態開始，很可能存在著過多的資本設備，其邊際效率已經變為微不足道，甚至變為負數。但要想通過磨損、腐蝕和老化來重新造成資本設備的短缺，需要一段時間，而這段時間的長短大致取決於在既定時代特點下的資本設備的平均壽命。隨著時代特點的改變，所需的這段時間的典型的長短也會改變。例如，如果我們從一個人口增加的時期進入一個人口減少的時期，那麼，經濟周期的蕭條階段就會得以延長。在這裡，我們已經提出相當的理由來說明，為什麼蕭條階段的時間長短與耐久性資產的壽命和既定時代的正常經濟發展應該存在著一定的關係。 第二個使蕭條階段時間穩定的因素是由於多餘存貨的保管費，而保管費的存在會迫使存貨被吸收掉的時間限於一定的範圍，既不太短、也不太長。危機發生後的突然停止的新投資很可能會導致半製成品的多餘存貨堆積起來。這種存貨的保管費很少會少於年率10%。由於保管費的存在，存貨的價格必須下降到足夠的程度，以便使它能在(譬如說)3到5年的期間的限制內被吸收完畢。存貨被吸收的過程代表負投資的過程，而負投資又會進一步損害就業。只有當吸收過程結束時，就業量才會有明顯的改善。 不僅如此， 在經濟活動下降期間， 必然會伴隨著產量下降而到來的經營資本的減少構成負投資的另一個因素， 而這一因素可以具有巨大的數量。一旦衰退開始出現， 經營資本的減少會形成強烈的自我擴大的下降影響。在一次典型的蕭條階段剛一開始的時期， 也許會存在著增加存貨的投資來抵消經營資本方面的負投資；在下一期間， 存貨和經營資本可以同時出現短期的負投資的現象； 在達到經濟活動的最低點以後，存貨很可能會有進一步的負投資， 而這種負投資可以為經營資本方面投資的重新增加部分地加以補償；最後，當經濟復甦已經進行了相當時間以後， 二者的情況都將有利於投資的增加。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可以看出耐久性物品的投資波動所導致出的額外和推波助瀾的作用。當這種類型的投資的下降引發了一次周期性的波動以後， 一直到經濟周期部分地完成它應有的運動以前， 不存在多少能恢復這種投資數量的希望。 [3] 很不幸，資本邊際效率的嚴重下降也趨於對消費傾向產生不利影響。因為，這種下降會引起股票交易所的股票市場價格的劇烈下跌。對在股票交易所中的投資非常關注的人們，特別是對那些利用借款來從事經營的人們而言，股票市場價格的劇烈下跌自然會產生非常令人消沉的影響。這些人的投資價值的漲落甚至可以比他們的收入的多寡對他們願意用之於消費的開支額具有更大的影響。對今天美國的有著「股票頭腦」的公眾而言，價值上升的股票市場幾乎是使消費傾向具有令人滿意的數值的主要條件；這種直到最近才被人們一般注意到的情況顯然會對資本邊際效率的下降具有更進一步的壓抑作用。 一旦經濟復甦得以開始，它的自我擴大的影響方式是顯而易見的。但在經濟下降的階段，當固定資本和原料存貨都處於多餘狀態，而經營資本又處於削減之中時，資本邊際效率可以下降到如此之低的程度，以致在實際上沒有可能通過利息率的降低來使得投資具有能令人滿意的數量。可以看到，在以現有的方式加以組織並且易於受到影響的市場中，市場對資本邊際效率的估計會具有如此巨大的波動幅度，以致它不能為利息率的相應波動所補償。此外，正如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的那樣，股票市場上的相應的變化是壓低消費傾向；這種變化的方向又恰恰發生在最需要相反方面的變化的時候。因此，在自由放任的經濟體制的條件下，除非投資市場的心理狀態能使自己作出毫無理由這樣做的巨大逆轉，要想避免就業量的劇烈波動是不可能的。我的結論是：安排現行的投資的責任決不能被置於私人手中。 Ⅲ 上述分析在表面上看來似乎和某些人的觀點相一致。這些人認為，投資過度是繁榮階段的特點，而避免這種投資過度是唯一的治療下一步即將到來的蕭條階段的辦法。他們還認為，雖然由於上面提供的原因，低利息率不能避免蕭條的到來，然而，繁榮卻可以通過高利息率加以避免。在這些人的論點中，高利息率治理繁榮的效果遠大於低利息率治理蕭條的效果這一論點確實是有道理的。 但是，如果認為，從我過去的分析中能得出他們的上述結論，那麼，這就誤解了我的分析，而且，根據我的意見，還會引起嚴重的錯誤。因為，投資過度是一個含糊不清的名詞。它可以指使投資者感到失敗的那種投資，或者指在嚴重失業條件下沒有用處的那種投資，或者指一種狀態；在該狀態下，每一種資本品的數量充沛到如此的程度，以致甚至在充分就業的條件下，沒有一種資本品能在它生命過程中取得超過它的重置成本的收益。嚴格說來，如果把投資過度的意義理解為：任何進一步的投資只能是對資源的浪費， [4] 那麼，只有這種狀態才能被稱為投資過度。此外，即使這個意義上的投資過度構成繁榮階段的特點之一，那麼，治療之道並不在於提高利息率，因為，利息率的提高有可能妨礙某些有用的投資並且也可能進一步減少消費傾向；而在於：採取大膽果斷的步驟，即以收入再分配和其他辦法來刺激消費傾向。 然而，根據我的分析，只有在前者的意義上才能說，繁榮是以投資過度為特點的。我認為，繁榮階段的典型情況並不是資本已經充沛到如此的程度，以致整個社會對資本不再具有任何合理的使用方法，而是投資的決策是於不穩定條件下作出的，從而它的進行不可能持續不變，因為，投資系由預期所推動，而預期遲早會不能如願。 當然，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很可能如此——繁榮的幻覺可以使得某些類型的資本資產的生產多餘到如此的地步，以致其中的一部分產品在任何條件下都代表資源的浪費。我們可以說，即使繁榮並不存在時，這種事例也會出現。換言之，繁榮會把投資引入到不正確的方向 。但除此以外，繁榮階段的一個主要特點是：在充分就業條件下能獲得，譬如說，2%的收益的投資卻在6%的預期收益下作出投資的決定，並以此為根據來估算投資項目的價值。當幻想破滅時，這種預期又被相反的「悲觀錯誤」所代替，其後果為，能在充分就業條件下獲取2%收益的投資卻被預期為非賠本不可。於是，我們達到了一種狀態；在該狀態下，在存在著住房短缺的同時，人們卻住不起現有房屋。 由此可見，對繁榮的治療方法不是較高的利息率，而是較低的利息率! [5] 因為，低利息率可以使所謂繁榮繼續下去。對經濟周期的正確治療方法並不在於把繁榮消除掉，從而，使我們永遠處於半蕭條狀態之中；而在於把蕭條消除掉，從而使我們永遠處於接近繁榮狀態之中。 因此，註定要走向蕭條的繁榮狀態系由兩個因素共同造成：(1)在預期正確條件下，利息率高於維持充分就業所應有的水平；再加上(2)預期狀態為錯誤的想法所支配，而只要這種預期狀態存在，過高的利息率就不能充當剎車的手段。繁榮是一個狀態；在其中，過分樂觀的心情戰勝了某種水平的利息率，而在較冷靜的分析下，該水平會被認為是過分高的。 除了在戰爭時期以外，我懷疑我們近來是否曾經有過繁榮時期，繁榮到能導致充分就業。在美國，按照正常標準，1928—1929年間的就業量是令人滿意的；但也許除了少數幾個高度專業化的工種以外，我還沒有看到任何勞動力短缺的現象。當時已經到達某些「瓶頸狀態」，然而，整個社會的產量卻仍然能作出進一步的增長。如果投資過度系指住宅的標準和建造住宅的設備已經充足到如此的程度，以致每個人在充分就業的條件下都能得到他所需要的住宅；與此同時，在住宅的壽命期間的收益僅能補償重置成本，而沒有多餘的收益來支付利息，那麼，當時不存在著投資過度。如果投資過度系指交通運輸、公用事業和農業改良已經達到如此的地步，以致進一步的發展已經不能合理地被認為它們的收益能補償甚至它們的重置成本，那麼，當時也不存在著投資過度。恰恰相反，斷言美國在1929年已經存在著嚴格意義上的投資過度是荒謬的。當時存在的真正情況有其自己的不同特點。過去5年中的新投資總量具有如此龐大的規模，以致在冷靜的考慮之下，進一步增加投資的預期收益會急劇下降。在正確的預期之下，資本邊際效率應該會降低到空前低的數值。這樣，除非長期利息率的數值非常低微，除非能避免把投資錯誤地引入過分開發的領域，當時的「繁榮」不會在健全的基礎上繼續下去。然而事實上，除了在那些由於投機浪潮的影響而處於過分發展的特殊領域以外，利息率卻已經高到足以阻止新投資的進行。如果利息率高到能消除掉投機浪潮的地步，那麼，它又會同時消除掉各種應有的新投資。由此可見，對於長期不正常的大量投資的狀態，用增加利息率作為治療的辦法，無異於一個通過殺死病人來治療疾病的辦法。 確實，在富裕到像英國或美國那樣的國家中，要想在現有的消費傾向的數值下在許多年份中維持大致為充分就業，所需要的新投資量很可能達到如此巨大的程度，以致它最終會導致出這樣一種投資充沛的狀態；在該狀態中，按照合理的計算，任何種類的耐用品的進一步增加都不再能使它的毛收益的總和超過它的重置成本。不僅如此，這種狀態可以很快到來——譬如說，25年或更短的時期以內。雖然我斷言這種嚴格意義上的充沛狀態的投資從來沒有、甚至在很短暫的時期內出現，但讀者不要據此而認為我否定這種可能性。 此外，即使我們假定，當代的繁榮階段會暫時達到充分就業狀態或上述嚴格意義上的投資過度狀態，那麼，把提高利息率當做正確的治療方法仍然是荒謬的。因為，如果這一假定能成為現實，那麼，這就是那些把病因歸於消費不足的人所說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真正的治療方法是通過收入再分配或其他方法來提高消費傾向，從而，使維持一定水平的就業量所需要的現行投資量具有較小的數值。 Ⅳ 這裡也許是一個方便之處來談論一個重要的思想派別；該派認為，從各種方面來看，現代社會之所以具有長期就業不足的傾向，其根源在於消費不足——就是說，根源在於社會的成規和財富的分配造成了過低的消費傾向。 在現行的情況下——或者，在迄今為止的現行情況下——就業量是無計劃和未加控制的。它受到變化多端的資本邊際效率的影響，而資本邊際效率又為缺乏全面知識或具有投機性的私人的判斷所決定。它也受到長期利息率的影響，而長期利息率又很少或從來沒有下降到某一種成規所決定的水平之下。作為實際政策的導向，消費不足論無疑是對的。因為，在這種條件下，沒有其他辦法可以把就業的平均數量提高到比較令人滿意的水平。既然增加投資是不現實的，那麼，除了增加消費以外，顯然沒有其他辦法來提高就業水平。 在實質上，我和這個思想派別的不同之處僅在於，該派在增加投資仍然對社會很有利的時機，卻對消費過分地加以強調。雖然如此，該派在理論上卻應受到批評，因為，它忽視了產量可以通過兩個 方面來加以擴大這一事實。即使我們認定，資本數量的增加比較遲緩，從而較好的方法是集中力量增加消費，那麼，我們在作出決策之前，也要把目光放開，以便對各種可能性都加以適當的考慮。我個人深信增加資本數量能對社會帶來的巨大利益，從而，應使它增加，一直到資本不再具有稀缺性時為止。但這僅是對現實的一個判斷，而不是在理論上得出的非如此不可的結論。 此外，我完全同意，最明智的方案是在兩個方面同時行動。有鑒於資本邊際效率的日益為甚的下降，我支持旨在由社會控制投資量的政策；而與此同時，我也支持各種增加消費傾向的政策。其原因在於：在現有的消費傾向下，不論我們對投資採取何種措施，要想維持充分就業是不大可能的。因此，有充足的理由使兩種政策同時發生作用——促進投資，與此同時又促進消費；其目的不僅在於：處於現有的消費傾向下，使消費量隨著投資量的增加而有相應的提高，而且還在於，通過消費傾向的提高使消費量達到更高的水平。 假設(為了便於說明起見，我們採用四捨五入的辦法)今天的平均產量水平比持續充分就業情況下的水平低出15%，又假設產量的10%代表淨投資，90%代表消費。此外，進一步作出假設：在現有的消費傾向之下，要想達到充分就業，投資必須增加50%。這樣，當產量從100上升到充分就業的115時，消費從90增加到100，而淨投資從10增加到15。在雙管齊下的政策下，我們也許可以試圖把消費傾向改變到如此的程度，以致當充分就業的消費從90增加到103時，淨投資僅從10增加到12。 Ⅴ 另外一個學派的思想認為，解決經濟周期問題的辦法並不在於增加消費或增加投資，而在於減少尋找就業機會的勞動供給，即對現有的就業量加以再分配，而與此同時並不增加就業量或產量。 對我來說，運用這一政策的時機似乎還未到來——它到來的時機顯然要遠於增加消費政策到來的時機。有朝一日，每個人都會達到一種境界，認為增加閒暇時間給他帶來的好處要大於增加收入所帶來的好處。但在目前，我認為，現實的例證強有力地表明，絕大多數人寧願要增加的收入，而不是增加的閒暇。在我看來，沒有充足的理由強迫那些願意得到更多收入的人去享受更多的閒暇。 Ⅵ 有一個學派的思想認為，解決經濟周期問題的辦法是在繁榮階段的早期使用高利息率來制止繁榮的發展。這種觀點居然能夠存在似乎是很不尋常的。能被找到的對這一觀點的唯一論證來自D.H.羅伯森先生。他實際上是在假設，充分就業是不現實的，從而，我們最好的願望是比現在遠為穩定的就業量水平，其平均值也許比現在的要稍高一些。 如果我們排除掉有關控制投資或消費傾向的政策方面的重大變革，並假設現有的事態大致保持不變，那麼，我認為，用提高利息率的方法來把繁榮花朵的幼芽一開始便摘掉的銀行政策有可能造成比較有利的平均預期狀態，因為，足夠高的利息率可以阻撓甚至是最盲目的樂觀情緒。以預期的落空為特點的蕭條階段可以導致如此巨大的損失和浪費，以致高利息率阻撓下的投資的平均水平也許會較高一些。即使承認該學派的假設條件，判別它的這一結論是否正確肯定是難於做到的；結論是否正確應根據事實加以判斷，而事實的例證又很缺乏。我們可以說，這一結論忽視了增加消費所帶來的社會利益。由於消費的增加總是伴隨著甚至是完全為盲目性的投資，所以這種投資總比根本沒有投資要帶來較大的利益。除此以外，面臨著像美國在1929年那樣的繁榮狀態，而又只具備美國聯邦準備制度當時所掌握的銀行政策手段，即使是最明智的對貨幣的控制也會感到棘手。在它權限之內的各種不同的辦法可能不會對後果有多大影響。不論是否如此，以我而論，摘掉繁榮的幼芽代表危險、而且是不必要的失敗主義的想法。它向我們建議，或至少作出假設，我們永遠應該過分地承受我們經濟制度中的弊端。 這種嚴酷的觀點——當就業水平一旦在相當的程度上高於，譬如說，過去10年的平均值時，就立即用高利息率加以制止的觀點——卻受到較多的論點的支持，而這些論點除了思想混亂以外完全缺乏根據。在某些場合，論點系來自一種信念，認為在繁榮階段中，投資逐漸變為大於儲蓄，從而，較高的利息率會一方面減少投資，另一方面刺激儲蓄，以便由此而恢復二者的均衡。這意味著，儲蓄與投資可以是不相等的。除非明確規定這些名詞的特殊含義，否則，這一說法便沒有意義。或者，有時，人們也提出另一種觀點，認為隨著投資的增加而增加的儲蓄是有害的，而且是不公正的，因為，隨著投資的增加，價格一般也要上升。如果事實果然如此，那麼，現有的產量和就業水平的任何 上升都應受到譴責。因為，價格的上升主要不是由投資的增加所造成——價格上升的原因在於，在短期中，供給價格通常會隨著產量的增加而上升，其原因可以來自物質上的收益遞減，也可以來自以貨幣衡量的成本單位隨著產量的增加而上升的趨向。如果處於供給價格不變的情況，那麼，價格當然就不會上升。但在這裡，不管價格上升與否，增加的儲蓄還是會伴隨著增加的投資而同樣地到來。造成儲蓄增加的原因是產量的增加，而價格的上升不過是產量增加的副產品。如果儲蓄保持不變，而消費傾向有所增加，那麼，仍然會出現價格的上升。任何人都沒有用壓低產量來購買便宜貨的合法權利。 還有，如果投資的增加來源於貨幣數量的增加而導致的利息率的下降，那麼，這便被認為是禍害的原因。然而，下降以前的利息率並沒有什麼特別可取之處，而新出現的貨幣並不是「強迫」人們接受的——它之所以被創造出來，原因在於滿足利息率較低時或交易量增加時人們流動性偏好的增加。在這種狀態存在時，人們願意 持有貨幣而不把它以較低的利息率借貸出去。或者，還可以再加上一點，有人聲稱，繁榮的特點是「資本消耗」。可以設想，「資本消耗」系指負數值的淨投資而言；這就是說，系由過大的消費傾向所造成。除非把經濟周期的現象和戰後歐洲通貨崩潰中出現的通貨逃避現象混淆在一起，現實證明，情況完全相反。此外，即使所聲稱的內容符合事實，那麼，降低利息率也比提高利息率在治療投資不足上是一個較為有說服力的方法。除了提出一個總產量不能加以改變的假設條件以外，我從這些學派的思想中找不出任何可以理解的內容。然而，一個把總產量假設為不變的理論顯然在解釋經濟周期上是沒有多大用處的。 Ⅶ 在對經濟周期的早期研究中，特別是對傑文斯而言，經濟周期系由於氣候變化而帶來的農產品的波動所導致，而並非來源於工業的波動。有鑒於上述理論的內容，這種解釋倒是可以構成研究經濟周期問題的非常合理的思路。因為，即使在今天，農產品存貨量在一年和另一年中的波動是造成現行投資量變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而在傑文斯從事寫作的時代——特別是他的大多數統計數字能適用的時期——這一因素的重要性遠遠超過其他因素。 傑文斯的理論宣稱，經濟周期主要是由於農業收穫量的波動造成。這一理論可以重新加以陳述如下。當在某年中得到特別大的收穫量時，可用於此後數年的穀物存量通常會大量增加。出售特別大量的穀物所得到的賣價的增加量會加在農民的本年收入之上並會被農民當做本年收入；與此同時，賣價的增加量並不會減少社會其他階層的消費量，因為，支付賣價的款項出自儲蓄。就是說，增加量的賣價代表現行的投資的增加量。即使價格急劇下降，這一結論仍然可以成立。同樣，當某年歉收時，現行的消費的一部分會取自穀物存量，從而，一部分用之於消費的款項並不構成農民本年的收入。就是說，從穀物存量取走的部分代表相應的現行投資的減少。這樣，如果在其他方面的投資保持不變，那麼，穀物存量增加較多年份的總投資和穀物存量減少較多年份的總投資量之間的差額可以很大；而在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中，上述差額的數值會遠大於通常造成投資波動的其他因素。因此，我們自然會在豐年找到經濟上升的轉折點，而在歉年找到經濟下降的轉折點。關於這一理論的進一步的說明，即什麼物質上的原因使豐收和歉收具有規律性的周期，當然是另一回事；它與我們在這裡的論述無關。 近來，有人提出一種理論，認為對工商業有利的不是豐收，而是歉收；其原因在於，歉收使人們易於為較低的實際報酬而從事勞動；原因也在於，由於歉收而造成的購買力的再分配被看成是有利於消費。不用說，我在上面用收穫來解釋經濟周期時，我心中所想的並不是這種理論。 然而，在目前的世界中，農業的收穫作為經濟波動的原因比過去具有遠為要小的重要性，其原因有二。首先，農產品在社會總產量中所占的比重比過去遠為要低。其次，已經形成的包括世界兩個半球的大多數農產品市場使豐年與歉年的收穫量平均化，從而使世界收穫量的波動比例小於單一國家。但在過去，由於每一國都依靠它自己的收穫；除了戰爭以外，很難找到可與農產品儲存量的改變相比的原因來解釋投資的波動。 即使在今天，密切注意原料存量的變動在決定投資量方面所起的作用仍然是重要的；這裡的原料包括農產品和礦產品。我認為，在到達最低點之後，從蕭條走向復甦階段之所以速度緩慢，主要是由於把過多的存貨量減少到正常水平所造成的收縮經濟活動的作用。緊接著繁榮階段的消失之後，存貨量的積累可以緩和經濟活動的下降，但這一緩和的代價卻是以後必然出現的復甦速度的遲緩。有時，幾乎必須要在存貨量減少的過程完成以後，才能出現復甦的勢頭。其原因在於：如果沒有存貨的負投資，其他方面的正數值的投資量會足夠造成一次經濟上升的運動；然而，在負投資存在的條件下，這些正投資量便達不到足夠的程度。 我相信，我們已經在美國的「新政」的早期中看到一個顯著的例子。當羅斯福總統的為數可觀的舉債支出開始時，一切種類的存貨量——特別是農產品的存貨量——仍然處於很高的水平。「新政」的一個組成部分便是大力減少這些存貨——通過削減現有的生產及其他各種方法來做到這一點。把存貨減少到正常水平是一個必要的步驟——一個必須忍受的步驟。然而，在它進行的約為兩年的時期中，它的進行也使得用於其他方面的舉債支出有著相當大的削減。只有當它完成以後，規模較大的復甦階段的準備工作才算完成。 美國最近的經驗也為製成品和半製成品的存貨——現在通常被稱之為「存貨」——變動在整個經濟周期波動範圍內造成的次要波動上所起的作用提供了一個良好的例子。製造商往往會促使各個行業增加生產，以便為以後數月內預期會出現的消費規模作出準備。這些製造商也往往會作出程度有限的錯誤估計，而錯誤的估計一般是為期過早地開始行動。當他們發現其錯誤時，他們會在短期中收縮生產，把生產限制在現有的消費水平之下，以便吸收掉過多的存貨。這一過早行動而隨後又收縮的步伐已經足以對現行的投資量造成影響，而對投資量的影響在美國現有的完美的統計數字中非常清楚地顯示出來。 * * * [1] 當我們的意思是指「資本邊際效率曲線(或表)」時，如果在行文中不存在誤解的餘地，那麼，我們往往為了方便而寫作為「資本邊際效率」。 [2] 我已經在上面(第12章)說明，雖然私人投資者本人很少直接負責新投資，然而，對新投資直接負責的企業家會發現，雖然他們掌握較多的投資知識，但迎合市場看法在經濟上是有利的，而且這樣做是不可避免的。 [3] 在我的《貨幣論》第4編中，部分的討論與此有關。 [4] 然而，在某些關於消費傾向在時間過程中的分配的假設條件下，收益為負值的投資可以是有利的，因為，對整個社會而言，它可以使滿足最大化。 [5] 見下面(第340～341頁，)關於支持相反方面的論點。如果我們受到限制，不能對我們目前使用的方法作徹底改變，那麼，我可以同意，在某些情況下，在繁榮期間提高利息率可以是兩害取其輕的辦法。 第二十三章 略論重商主義、禁止高利貸法、加印貨幣以及消費不足論 Ⅰ 大致在200年以來，經濟理論家和現實主義者都不懷疑，對一個國家來說，外貿順差具有一種奇特的好處，而外貿逆差則代表嚴重的危險信號；特別是，如果外貿逆差引起貴金屬的外流，那麼，更是如此。但在過去的100年中，卻存在著顯而易見的意見分歧。大多數國家的多數政治家和現實主義者仍然相信那個古老的學說；甚至在相反意見發源地的英國，也有約為一半的政治家和現實主義者仍然相信它。另一方面，幾乎所有的經濟理論家都繼續堅持，除了照顧到短暫的事態以外，害怕外貿逆差是完全沒有理由的，其原因在於：外貿機制可以自行調節，而任何對自我調節機構進行干擾的企圖不僅是無用的，而且，會使干擾國受到經濟損失；因為，干擾國會失去國際分工所帶來的利益。為了論述的方便，我們可以按照傳統，把那個較古老的意見稱之為重商主義 ，而把較新的觀點稱之為自由貿易論 。然而，由於兩個名詞都具有廣泛和狹隘的意義，我們對它們的解釋要看使用的場合而定。 一般來說，目前的經濟學者堅持認為，普遍存在的從國際分工而帶來的利益會大於重商主義者所聲稱的實行該主義所應得到的那些有利之處。不僅如此，他們還認為，重商主義的論點系來自徹頭徹尾的思維上的混亂不清。 例如，雖然當馬歇爾 [6] 論及重商主義時，並不完全持否定態度，但對它的基本理論本身，他卻沒有好感，甚至一次也沒有提到該主義含有的真理部分。對此，我將在下面加以考察。 [7] 同樣的態度也存在於現在的自由貿易論者。當他們進行爭辯時，雖然他們在(例如)有關幼年工業和貿易條件的改善的問題時，在理論上作出讓步，但這些問題對重商主義而言是無關宏旨的。在本世紀最初的25年有關財政政策的爭論中，我不記得有任何經濟學者承認過貿易保護主義可能增加國內的就業量。最公道的辦法也許是引用我自己的文句作為例子。遲至1923年，作為古典學派的一個忠實信徒從而毫無保留地接受、並相信所學到的有關重商主義的一切，我在那時寫道：「如果保護主義有一件做不 到的事，那就是不 能醫治失業……保護主義有可能取得一些利益，但它們是難於實現的，從而，關於後果為何，並不存在著簡單明確的答案。然而，某些支持保護主義的論點卻以此作為根據。儘管如此，宣稱可以醫治失業卻是保護主義謬論中的最赤裸裸和粗劣的形式」。 [8] 關於較早期的重商主義理論，當時無法找到有用的文獻，從而，先輩的教導使我們相信，重商主義比胡說好不了多少。可以看到，古典學派的統治是如此絕對的鞏固和完整。 Ⅱ 我首先使用我自己的理論框架來說明什麼是我現在認為的重商主義學說中的科學成分，然後我們把這一說法和重商主義的論點相比較。必須指出，這裡所說的利益是指一國而言，而不是指整個世界的利益。 在自由放任的條件下，當一國的財富相當迅速地增長時，這一愉快的狀態會受到對新投資的誘導不足的阻撓。在既定的社會、政治以及國民特點的境況下，從而，在由此而決定的既定的消費傾向之下，一個向前發展的國家的利益基本上取決於對投資的誘導的足夠程度，正如上面已經解釋過的那樣。這裡的誘導可以是對國內投資而言，也可以是指對外投資而言(後者包括貴金屬的積累)，而兩種投資在一起構成總投資。在總投資量單獨取決於利潤動機的條件下，國內投資在長期中取決於國內的利息率；與此同時，對外投資量則必然取決於外貿順差的大小。這樣，在國家不能直接投資的社會中，政府理所當然地要關心國內利息率和外貿順差。 如果工資單位比較穩定而不會突然作出相當大的變動(一個幾乎總是能得到滿足的條件)，如果以短期平均波動情況來表現的流動性偏好的狀態比較穩定，以及如果銀行的行事成規也比較穩定，那麼，利息率將取決於能滿足整個社會要求流動性的欲望的貴金屬數量(以工資單位衡量)。同時，在那個大量對外放款和在國外完全擁有財富都不大通行的時代，貴金屬數量的增加和減少主要取決於對外貿易是順差還是逆差。 因此，正如當時的情況所表明的那樣，政府當局關心外貿順差是為了一箭雙 雕的目標，而且也是促進目標實現的唯一可行的手段。在那時，由於政府當局對國內的利息率和其他的國內投資誘導都不能直接加以控制，所以增加外貿順差是政府能增加對外投資的唯一直接 的手段；而與此同時，外貿順差對貴金屬的流入所產生的作用又是政府所具有的唯一間接 的手段來減少國內利息率，從而會增加對國內投資的誘導。 然而，對這一政策的成效，存在著兩個不容忽視的限制條件。如果國內利息率已經被降低到如此之低，以致有足夠的投資把就業量提高到使工資單位上升的臨界點之上，那麼，國內成本水平的上升將要對外貿順差造成不利影響，從而在這裡，增加外貿順差的政策已經執行得過頭，反而會得到不利於政策目標的後果。還有，如果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利息率而言，國內利息率下降到如此之低，以致使對外放款達到與外貿順差不相稱的程度，那麼，就有可能引起足夠多的貴金屬的外流來抵消順差而有餘。當貴金屬的開採規模相對微小時，一國的貴金屬的流入量等於另一國的流出量。在如此條件下，國家越大，在國際上的地位越重要，上述兩個條件發生作用的危險越多，因為，由於外國的成本下降和利息率上升，所以本國的成本上升和利息率下降所引起的不利後果會得以加重(如果重商主義的政策被推行得過頭的話)。 西班牙在15世紀後期和16世紀的經濟史可以提供一個例子來說明過多的貴金屬對工資單位所造成的上升影響會摧毀一國的對外貿易。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20世紀的年份提供另一個例子。它們表明，如果一國過分容易地對外放款和在海外購買財產，那麼，這會使利息率不能下降到足以保證該國國內的充分就業的水平。印度的一切時期的歷史也可以提供一個例子來表明，如果一國的流動性偏好強烈到狂熱的程度，以致長期的大量貴金屬的流入都不足以使利息率下降到能與該國的實際財富的增長相吻合的水平，那麼，該國會因之而蒙受貧困。 然而，如果我們所考慮的社會具有穩定的工資單位，具有穩定的消費傾向和流動性偏好賴之以決定的國民素質以及具有能把貴金屬的存量和貨幣數量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貨幣制度，那麼，為了維持充分就業，該社會的行政當局必須密切注意對外貿易平衡的狀態。其原因在於：外貿順差(如果不太大的話)非常有利於刺激經濟增長，而外貿逆差則很快會造成持久性的蕭條狀態。 這並不是說，對進口施加最大程度的限制會有助於得到最大數量的外貿順差。早期的重商主義者大力強調這一點並且也往往在事實上又同時反對限制貿易，因為，從長遠的觀點來看，限制貿易會得到不利於外貿順差的結果。確實，人們可以具有一定理由來認為，在19世紀中期的特殊環境下的英國，幾乎完全是自由貿易的政策取得了最有利的外貿順差。在戰後的歐洲，當前的對外貿施加限制的經驗提供多方面的例證來說明：設想不周的對自由貿易的限制雖然旨在於增加外貿順差，而在事實上卻造成相反的後果。 由於這個和其他的理由，關於我們的論點應導致的現實的 政策是什麼，讀者不要過早地得出結論。一般說來，除非在特殊的情況下，我們具備強有力的根據來反對限制貿易。雖然古典學派在很大程度上過分強調國際分工所帶來的利益，然而，這些利益是真正存在的而且是相當大的。我們自己的國家從外貿順差中得到好處會對某一國家造成同等的壞處(重商主義完全理解這一點)。這一事實不但意味著自我克制的必要性，從而，一國只能得到它合理和公道的貴金屬份額，而且還說明缺乏克制的政策可以造成使大家都遭受損失的獲取順差的國際競爭。 [9] 最後，即使是為了顯而易見的目標，限制貿易的政策也是一個靠不住的手段，因為，私人的利益、行政的無能以及任務本身的困難可以導致與意圖恰恰相反的結果。 由此可見，我的批評的重點是針對我所師承和在許多年中我也講授的自由放任學說的不充分的理論 基礎——反對這種說法，即利息率和投資量可以在最優的數值上自行調節，從而沒有必要去關心外貿是否平衡。在我看來，經濟學界的同行們犯了一個想當然的錯誤，把數千年來管理國家的一個有現實意義的主要目標當做無聊的盲目信念。 在這種錯誤理論的影響下，倫敦金融界逐漸設計出一個壞到無以復加的維持均衡的辦法，即讓銀行利息率自由漲落而又維持固定的外匯比價。因為，這樣一來，把國內利息率維持在符合充分就業的水平就完全被排除掉了。由於在現實中，國際收支的平衡不容加以忽視，所以逐漸形成了控制它的辦法；然而，這一辦法不但不對國內利息率加以保護，反而犧牲它，讓它聽任盲目的市場作用所支配。近來，實事求是的倫敦銀行家已經得到不少的經驗。我們幾乎可以期望：在英國，在它可能造成國內失業的情況下，銀行利息率的辦法將永遠不會再被用來保護外貿平衡。 把古典理論當做單個廠商的理論和在既定數量資源下的分配理論，它作出了不容否認的貢獻。如果沒有這個理論作為其思想工具的一個部分，人們對這一主題便不能進行有條理的思索。當我提請大家注意古典學派忽視了他們的先驅者的有價值的東西時，我並不是要懷疑該學派的貢獻。然而，作為對管理國家的方法的貢獻者，16和17世紀的早期經濟思想的先驅者關心整個經濟制度，關心整個制度的全部資源能達到最優的就業狀態，從而他們所使用的方法使他們能抓住在實踐中的一部分的明智之道，而這部分的明智之道首先為李嘉圖的不合乎現實的抽象方法所忘掉，然後又為他的方法所塗抹掉。通過禁止高利貸法的手段(我們在本章中將回到這一點)、通過保護本國的貨幣存量以及通過阻撓工資單位的上升，他們強烈地致力於壓低利息率，而這些做法是有其明智之處的。此外，如果由於貨幣不可避免地向國外流出，由於工資單位的上升 [10] 或由於任何其他原因，貨幣存量呈現出明顯的不足，那麼，作為一種最後的手段，他們願意通過通貨貶值而恢復貨幣存量。這一辦法也有其明智之處。 Ⅲ 早期經濟思想的先驅者也可能由於偶然的機會獲得了實踐中的明智之道，而對其理論上的原因不太清楚。因此，我們要對他們所提供出的原因以及他們的政策建議加以概略的考察。這一工作由於能參閱赫克舍爾教授的《重商主義》的巨著而變為非常容易。在該書中，兩個世紀的經濟思想的特點第一次被呈獻給一般的讀者。下面的各段引文主要取自該書 [11] ： (1)重商主義的思想從來都不認為存在著自行調節的傾向來使利息率處於合適的水平。恰恰相反，他們強調指出，過高的利息率是財富增長的主要障礙。他們甚至知道，利息率取決於流動性偏好和貨幣數量。他們所關心的一方面是減少流動性偏好，另一方面是增加貨幣數量，而他們中的幾個人清楚地說明，他們之所以致力於增加貨幣數量，其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想減少利息率。赫克舍爾把他們的這一方面的理論總結如下： 「在這一方面，正和在許多其他方面一樣，比較敏銳的重商主義者的觀點在某種限度內是完全明確的。對他們而言，貨幣是——用今天的名詞來說——一種生產要素，其地位和土地相同；貨幣有時也被當做為『人為的』財富以便和『自然的』財富相區別。資本的利息則是由於借入貨幣而支付的代價，類似土地的地租。以重商主義者意圖找出決定利息率的高低的原因而論——他們在這一時期日益為甚地這樣做——他們所找到的原因是貨幣數量的總額。從現有的大量資料中，我只挑選出最典型的例子，以便說明這一觀念是如何持久不變、如何根深蒂固以及如何能獨立於現實事件的影響之外而存在。 關於英國在1620年代早期的貨幣政策和東印度貿易，論戰的雙方在這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傑拉德·馬林納斯說道：『充足數量的貨幣能減少高利貸的價格或利息率』(《商法》和《維持自由貿易》，1622年)。他的厲害的、而且是相當肆無忌憚的對手愛德華·密塞爾頓也寫道：『充足數量的貨幣可以醫治高利貸』(《自由貿易或使貿易興旺之道》，同一年)。此後50年中居於領先地位的著作家、東印度公司萬能的領袖以及最善於為該公司進行辯解的人，蔡爾德，竭力主張由國家規定最高利息率。他在論述荷蘭人把錢從英國提走對最高利息率的影響時，提出對付這個令人擔心的不利之處的辦法是使用比較容易轉讓的債券。他認為：這肯定會補償全國使用的貨幣量的至少一半』。另一個與利息爭論完全無關的著作家，配第，解釋道：貨幣數量的增加會使利息率『自然地』從10%下降到6%(《政治算術》，1676年)，並且，他建議，以收取利息來借出款項的辦法來醫治一國的過多『鑄幣』的情況(《貨幣略論》，1682年)。在這裡，他與其他著作家是完全一致的。 很自然，這種想法決不僅限於英國。例如，數年以後(1701和1706年)，法國商人和政治家不滿意當時存在的高利息並且把原因歸之於鑄幣的稀缺。他們渴望用增加貨幣流通量的辦法來降低利息率」。 [12] 洛克與配第的爭論表明：前者也許是用抽象名詞來解釋利息率和貨幣數量之間的關係的第一個人。 [13] 洛克反對配第的最高利息率的建議，其理由為：這是不現實的，正如不能規定土地租金的最高值一樣，因為，由於「貨幣的自然價值可以通過利息得到年收入，所以它總的說來取決於同時在國家中流通的貨幣量與國家的全部貿易量(即一切商品的銷售量)之間的相對關係」。 [14] 洛克解釋道，貨幣具有兩種價值：(i)它的利息率所決定的使用價值，「而在這裡，它具有土地的性質，其所得被稱為地租，相當於利息」；(2)它的交換價值，而在這裡，它具有商品的性質，其交換價值「僅僅取決於貨幣的多寡與商品的多寡之間的相對關係，並不取決於利息為多少」。由此可見，洛克是雙重貨幣數量論的鼻祖。第一，他認為，利息率取決於貨幣數量(把流通速度考慮在內)和貿易量之間的相對關係。第二，他認為，貨幣的交換價值取決於貨幣數量和市場上的商品總量之間的關係。但是，——一隻腳踩在重商主義的世界，另一隻踩在古典學派的世界 [15] ——他把兩種相對關係混淆在一起，而且，他也完全忽視了流動性偏好波動 的可能性。然而，他還是急於解釋減少利息率對價格水平沒有直接 影響，而「只有在市場利息率的改變有助於貨幣或商品的進口和出口，從而使二者在英國的比例比以前有所變動時」，它才會影響價格。就是說，只有在利息率的降低使現金出口或產量增加時，它才能如此。但我認為，他從來沒有從事過真正的綜合論述。 [16] 重商主義的思想很容易把利息率和資本邊際效率加以區別。這可以從洛克所引用的《給一位朋友的有關高利貸的信》的一段話中(出版於1621年)顯示出來：「高額的利息有損於貿易。如果利息的得益大於貿易的利潤，那麼，富有商人會放棄貿易，把他們的資金用於賺取利息，而較不富有的商人則破產」。福特雷(《英國的利息和改良》，1663年)提供了另一個例子；他強調用低利息率的手段來增加財富。 重商主義者並沒有忽視如果過大的流動性偏好把貴金屬納入到儲藏之中， 那麼， 對利息率的有利之處就會失去。在某些事例(如孟的意見)中，為了增強國家的力量，他們主張由國家囤積金銀。但另一些人也坦率地反對這一政策： 例如，施勒特使用了重商主義的通常論點來作出明白清楚的結論：國家囤積的金銀的大量增加如何會把一國流通中的貨幣搜括淨盡……他也得出完全合乎邏輯的結論，認為寺院囤積金銀和貴金屬流向國外的淨額在邏輯上是完全相同的事物。在他看來，這都是他可以想像出的最壞的事情。達文南特據以解釋許多東方國家——它們被認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具有更多的金和銀——的極端貧困的原因是：貴金屬「停滯在王子們的錢庫里」……如果國家對貨幣的貯藏頂多也只能被認為是效果值得懷疑的事項而且往往還具有很大的危險性，那麼，更不用提私人對貨幣的貯藏。它被看成是像瘟疫那樣的應該加以規避的東西。這代表被無數的重商主義者所一致譴責的傾向性。我認為，不可能找到任何一個與之相反的觀點。 [17] (2)重商主義者知道商品價格低賤的弊病並且也知道過度的競爭所帶來的改變貿易條件的危險。這樣，馬林納斯在他的《商法》(1622年)中寫道：「不要為了增加貿易量而削價出售，以致損害本國的利益；因為，當商品價格低賤時，貿易量並不會增加。這裡的原因在於：低賤的價格來自需求微小和貨幣稀缺；它們使得商品價格低賤。因此，相反的情況會增加貿易量。當貨幣充沛、商品需求增加、價格變為昂貴時，貿易量會增加」。 [18] 赫克舍爾教授把重商主義思想中的這一觀點總結如下： 在一個世紀半的時期中，這一觀點一次又一次地以如此的方式被提了出來，認為比其他國家具有相對低微數量的貨幣的國家必須「低價出售和高價購買……」 甚至在《公共福利的談話》的初版中，即在16世紀，這種態度已經非常明顯。海爾斯已經在說：「如果外國人願意用他們的東西和我們的進行交換，那麼，為什麼讓他們提高他們的東西(而且其中還包括我們從他們那裡購買的東西)的價格，而把我們自己東西的價格定得很低呢?這樣，由於他們的出售價高和向我們購買價低，我們受到損失，而他們卻得到好處。結果，他們致富，我們變窮。如果當他們提價時，我們也提高我們的東西的價格，那麼，由此會造成一些人的損失，但損失者的人數要比不這樣做要少」。在這一點上，他在幾十年後(1581年)得到該書編輯者的贊同。到了17世紀，這一態度再度出現而在基本上沒有重大的改變。因此，馬林納斯相信，這個不幸的處境是他最擔心的事態的結果，即外國貶低英國外匯的比價……相同的意見以後繼續重新出現。在他的《哲言》(寫作期，1665年；出版期，1691年)，配第相信，「只有當我們比我們的鄰國肯定具有在絕對和相對意義上的更多貨幣時」，猛烈地增加貨幣數量的努力才會停止。在上引書的寫作期和出版期之間，庫克宣稱：「只要我們的貴金屬比我們的鄰國為多，我不在乎我們的貴金屬是否僅有我們現有量的五分之一」(1675年)。 [19] (3)重商主義者是最早的人物來把「怕貨」和貨幣稀缺當做失業的原因，而這種說法在兩個世紀以後被古典學派認為是荒謬的： 使用失業作為理由來禁止進口貨的事例之一在1426年出現於弗羅倫斯……英國關於這一事件的立法可以追溯到1455年……幾乎在同時出現的法國在1466年的法令形成了里昂的絲織業的基礎並在以後變得非常有名，但它的意義不大，因為，它在實際上並不是為反對外國貨而頒布的。雖然如此，它也提到向大量的失業男女提供工作。由此可見，這一論點已在很大程度上存在於社會的氣氛之中…… 幾乎和一切的社會和經濟問題一樣，第一次有關這一問題的大規模討論在英國出現於16世紀中葉或較早一些，在亨利八世和愛德華四世統治的時期。關於這一點，我們只能舉出一系列的著作的名稱；它們的寫作時期顯然不晚於1530年代；其中有兩種被認為應該是克萊門特·阿姆斯特朗的著作……例如，他以下列的文句說明該問題：由於每年購買大量的外國貨物和用品，在英國不但造成貨幣稀缺，而且還摧毀了一切手工藝行業，從而，為數眾多的本來應該以勞動取得貨幣來償付他們的食物和飲料的平民，現在卻必須閒散無業，以行乞和偷竊度日。 [20] 我所知道的重商主義有關這一問題的典型討論是英國下議院在1621年關於貨幣稀缺的辯論；那時，一次嚴重的蕭條狀態已經開始，特別是在布料出口方面。當時的情況被影響很大的下院議員之一，埃德溫·桑茲爵士，加以很清楚地說明。他說道：農民和手工藝者到處都在忍受苦難；紡織機由於國家缺少貨幣而閒置不用；以及農民被迫撕毀契約，「並不是因為缺乏土地的果實(感謝上帝)，而是因為缺乏貨幣」。當時的情況使人們詳細探求被感到如此嚴重缺乏的貨幣究竟在什麼地方。很多的攻擊矛頭指向所有的那些人；他們被認為是從事貴金屬的出口(貴金屬的淨出口量)，或者，在國內從事使貴金屬消失的類似的活動。 [21] 用赫克舍爾的話來說，重商主義者意識到他們政策的「一箭雙鵰」的作用。「一方面，國家可以出清不受歡迎的過剩貨物；這被認為是失業的根源。另一方面，國家中的貨幣總量會得以增加」， [22] 其後果為利息率下降的有利之處。 在研究重商主義者從實際經驗中得到的觀點之後，我們不可能不感覺到：在整個人類歷史中，儲蓄傾向大於投資誘導是一個長期趨勢。在一切時期中，投資誘導的微弱是經濟問題的關鍵。在今天，投資誘導微弱的主要原因在於已經被積累起來的資金的規模；在過去，風險和各種意外災難可能起著較大的作用。然而，結果卻是一樣的。個人通過節約消費而增加其財富的欲望通常要大於企業家通過雇用工人來建造耐久性資產以便增加國家財富的誘導動機。 (4)重商主義者並不抱有幻想，認為他們的政策不具有隻顧及本國利益的特點以及沒有導致戰爭的傾向。他們承認，他們所追求的是國家的 利益和國家力量的相對 增長。 [23] 我們可以批評他們，說他們顯然以漠不關心的態度來接受由於一種國際貨幣制度而導致的不可避免的後果。但從智慧上看，他們的符合現實的觀點要遠遠優於一些現代人士的混亂不清的想法；這些人主張國際上的固定的金本位制和國際信貸的自由放任， 並且相信，最有利於和平的正是這些政策。 因為，在一個使用貨幣契約和具有在相當長時期中大致不變的風俗習慣的經濟制度中，國內的貨幣流通量和利息率主要取決於國際收支的狀況，正如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時那樣。在那時，除了以鄰為壑的爭取出超和貴金屬的進口以外，政府當局沒有合乎正統的手段來對付國內的失業問題。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像國際金(或者，在以前，銀)本位那樣有效的辦法來造成一國的利益和其鄰國的利益之間的對立。因為，這一辦法使一國的繁榮直接取決於對市場的和對貴金屬的奪取。由於偶然的幸運，當金和銀的供給量相對充沛時，奪取的鬥爭可以有某種程度的緩和。但隨著財富的增長和消費傾向的減少，鬥爭日益趨於造成兩敗俱傷的後果。由於常識不足以矯正他們錯誤的邏輯，正統的經濟學者所起的作用全都是災難性的。其原因在於：這些國家曾經盲目地掙扎著來尋求出路；它們想使利息率能按照自己的要求加以變動，而這種自主的利息率又要求它們拋棄在金本位下的種種義務。當它們這樣做時，正統的經濟學者卻教導這些國家：恢復金本位的桎梏是普遍的經濟復甦的第一個必要的步驟。 事實上，相反的做法才是對的。不受國際事態影響的自主的利息率政策再加上旨在取得最優國內就業水平的國家投資計劃才具有雙重的好處；即可以使本國和鄰國同時受惠。如果所有國家在一起同時執行這些政策，那麼，不論用國內的就業量水平還是用國際間的貿易量來加以衡量，經濟上的健康和力量就會在國際的範圍上得以恢復。 [24] Ⅳ 重商主義者感覺到問題的存在，但卻不能把他們的分析推進到能解決問題的地步。然而，古典學派卻無視這一問題，因為，他們所引入的前提條件否定了問題的存在；其後果為經濟理論的結論和現實的常識相脫節。古典學派的不平凡的成就是克服「普通人」的信念，同時本身卻又是錯誤的。正如赫克舍爾教授所說的那樣： 從十字軍東徵到18世紀，既然對貨幣和製造貨幣的原料的基本態度沒有改變，那麼，這種觀念必然是根深蒂固的。同樣的觀念也許延續到這一時期所包括的500年之後，不過還不到「怕貨」那樣的程度……除了自由放任時期以外，任何時代都不能擺脫這種觀念。只有自由放任學說在智慧上罕見的堅韌不拔的態度才在一段時期中克服了「普通人」在這一點上的觀念。 [25] 要想清除「怕貨」，即在貨幣經濟制度中的「普通人」的最自然的態度，必須對自由放任學說具有無條件的信仰。自由貿易理論否定了似乎極為明顯的因素的存在，從而，一旦自由放任 學說不再能以它的意識形態來束縛信徒們的思想，該理論勢必要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破產。 [26] 我記得博納·勞在一些經濟學者面前的那種憤怒和困惑交織在一起的態度，因為，他們否定顯然存在的事實。他卻無法解釋原因之所在。我們只能把古典學派的經濟理論的力量和某種宗教的力量相對比，似乎前者還要稍強一些，其原因在於：用一種觀點來清除顯然存在的東西要比使一般人相信虛無縹緲的東西更加困難一些。 Ⅴ 仍然存在著一個類似的但卻不是相同的學說。關於這一學說， 多少世紀以來， 甚至千百年以來， 開明的社會輿論認為是顯然無可非議， 然而， 它卻被古典學派斥之為幼稚的說法。在這裡， 有必要恢復它的聲譽。我所指的學說是： 利息率並不會自動調節到最有利於社會的水平， 而經常上升到過高的位置， 從而， 明 智的 政府 應該 通 過 法 令、 風 俗、 甚 至 倫理 道德 的制 裁來 加以 抑 制。 反對高利貸的規定是有記載的最古老的經濟實踐之一。在上古和中古世界中，過多的流動性偏好對投資的誘導的摧毀是妨礙財富增長的罪魁禍首。事實也應該如此，因為經濟生活中的一部分的風險和災難會減少資本邊際效率，而其他部分則會增加流動性偏好。因此，在一個沒有人認為是安全的世界中，除非社會使用它所有的一切辦法來加以抑制，利息率幾乎會不可避免地上升到過高的水平，以致不能形成一個適當的投資誘導。 哺育我的教育使我相信，中古時期的教會對利息率的態度是荒謬的，而且，耶穌教會旨在於對放款所應得到的報酬和對投資所應得到的報酬加以區別的微妙討論不過代表教士們想為那個錯誤的理論尋找出路。但我現在卻把這些討論看成是真正學術上的探討來分開被古典學派混淆和糾纏在一起的東西，即利息率和資本邊際效率。現在似乎可以清楚地看到，經院學派的研究目的在於闡明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該辦法一方面容忍資本邊際效率曲線處於高的位置，另一方面使用規則、風俗和倫理道德的制裁來壓低利息率。 甚至亞當·斯密對禁止高利貸法的態度也是非常緩和的。他清楚地知道，個人儲蓄可以被用於投資，也可以被放債所吸收，而現實並不能保證儲蓄可以在投資方面找到能被使用之處。不僅如此，他還贊成低利息率的存在，因為，低利息率可能使儲蓄具有更大的可能性來找到投資的機會，從而使儲蓄不致被用於放債的方面。由於這一原因，他主張有限度地運用禁止高利貸法。 [27] 為此，他受到邊沁的嚴厲責難。 [28] 此外，邊沁批評的主要理由是：亞當·斯密的蘇格蘭式的謹慎態度對「企業創始者」 看得過於保守，因為，規定利息率的上限會使合理的和有益於社會的風險事業得到太低的利潤。邊沁所理解的企業創始者 是「所有那些追求財富或甚至其他目標的人；這些人在財富的幫助之下試圖進入任何具有新發明的部門……會打擊在任何行業中企圖進行改良 的人……簡言之，高額利息率會打擊人類的聰明才智的實際應用，使它得不到財富的幫助」。當然，在反對那種妨礙合理的風險事業上，邊沁是正確的。邊沁繼續寫道：「在這種情況下，一個謹慎的人不會對好事業和壞事業加以判別，因為，他根本不會插手任何事業」。 [29] 也許值得懷疑的是，邊沁的話是否能表示亞當·斯密的真正的意思。否則，我們在邊沁那裡所聽到的(雖然寫作於1787年3月)竟然代表19世紀的英國聲音向18世紀說話?因為，只有在投資誘導最大的時代，人們才有可能在理論上看不到它的數值不足的可能性。 Ⅵ 在這裡，可以順便提一下那個古怪而被過分忽視的先知，西爾維奧·格塞爾(1862—1930年)。他的著作含有真知灼見之處，只是未能抓住事物的本質。在戰後的年份中，他的信徒們把他的大量著作寄給我，然而，由於他的論點中的明顯的缺陷，我竟完全沒有發現那些憑直覺而得到的論點的有價值之處。正像經常出現的情況那樣，對於分析不完善的憑直覺而得到的論點，在我以我自己的方式得到我自己的結論以後，這些直覺論點的重要性才能顯示出來。同時，和其他的學院經濟學者一樣，我把他的很有創造性的探求看成是和那些異想天開的怪人的作品差不多。由於在讀者中很少有人在很大程度上了解格塞爾的重要性，我將為他花費應有的篇幅。 格塞爾是一位成功的在阿根廷經商的德國 [30] 商人。在阿根廷特別嚴重的1880年代後期的經濟危機導致他對貨幣問題進行研究。他的第一本著作《幣制改革為走向社會國家之橋樑》1891年在阿根廷出版。他對貨幣的基本思想以《事物精華》的書名在同一年在阿根廷出版。隨之而來的是許多本書籍和小冊子，一直到他於1906年在瑞士退休。作為一個相當富有的人，他能把他生命的最後一二十年貢獻給只有那些不靠工作過活的人才有的兩種最愉快的職業：寫作和農業實驗。 他的主要著作的第一部分於1906年在瑞士出版，其名稱為《全部勞動產物權的實現》。第二部分在1911年出版於柏林，書名為《利息新論》。兩個部分合在一起在大戰期間(1916年)出版於柏林和瑞士，其名稱為《經由自由土地和自由貨幣達到的自然經濟秩序》。該書在他的有生之年，出到第六版。英文版(由菲利普·派伊翻譯)被稱為《自然的經濟秩序》。1919年4月，格塞爾參加了時期很短的巴伐利亞的蘇維埃，任財政部長，以後受到軍法審判。他生命的最後10年在柏林和瑞士度過並且從事宣傳他的主張。格塞爾取得了半宗教式的熱情擁護，而這種熱情在過去被集中在亨利·喬治的身上。他成為一個教派的受到尊敬的先知，在全世界具有數千名信徒。1923年，德(國)瑞(士)自由土地和自由貨幣協會以及其他各國的類似組織在瑞士巴塞爾城召開第一次國際會議。自從他在1930年去世以後，他這類學說所能激發的特殊熱情又轉移到其他的(我認為是名聲較差的)先知的身上。布希博士是該運動在英國的領袖，但宣傳品似乎來自德克薩斯州的聖安多尼城，即來自該運動當今主要的力量所在地美國。在美國的學院經濟學者中，只有歐文·費雪教授認識到它的重要性。 儘管他的門徒把他裝飾得像一個先知，格塞爾的主要著作系以冷靜和科學的文句所撰寫，雖然在一些人看來，文句中充滿著科學著作所不應有的那種崇尚社會正義的狂熱和情感。繼承亨利·喬治 [31] 的那部分內容雖然無疑是該運動的力量的重要來源，但其意義卻是次要的。 總的來說，該著作的主要目的可以被說成為建立反馬克思式的社會主義，也是對自由放任的一種反動。它的理論基礎和馬克思的完全不同。不同之處一方面在於，它否定而不是接受古典學派的說法；另一方面也在於，它主張解除對競爭的束縛而不是取消競爭。我相信，在將來，人們從格塞爾那裡學到的東西要比從馬克思那裡學到的為多。如果讀者參閱原著的話，《自然的經濟秩序》一書的序言會向讀者表明格塞爾的道德品質。我相信，回答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線索可以從該序言中找到。 格塞爾對貨幣和利息理論的貢獻可以述之如下。第一，他對利息率和資本邊際效率加以明確的區分， 並且進行爭辯， 認為限制實際資本增長的是利息率。第二， 他指出， 利息率是一個純粹的貨幣現象。他還指出， 貨幣利息率的重要性來源於貨幣的特點， 而貨幣的特點是， 擁有貨幣並且把它作為財富儲藏物的人不需要支付多少保管費； 同時， 類似一批存貨那種形式的需要支付保管費的財富之所以也能得到收益是由於貨幣能得到收益。他引用了利息率在各個不同時代的相對穩定性作為證據來說明， 利息率不能取決於純然為物質的條件， 因為， 後者從一個時代到另一個時代的變化必然會遠遠大於所觀察到的利息率的變化。就是說(用我的名詞來表示)， 取決於不變的心理因素的利息率經常保持穩定， 而變動劇烈的決定資本邊際效率的心理因素所決定的不是利息率， 而是在(大致)既定的利息率的條件下， 實際資本所能增長的數量。 然而，格塞爾的理論具有一個很大的缺陷。他所說明的是：為什麼只是由於貨幣利息率的存在，所以在借出一批商品存貨時才能得到收益。他的魯濱遜·克魯索和另一陌生人 [32] 的對話是一個絕妙的經濟寓言——不差於過去所撰寫的任何一個經濟寓言——來表明這一點。他提供了理由來說明為什麼貨幣利息率不像大多數商品利息率那樣，不具有負數值。但在此之後，對必須解釋的為什麼貨幣利息率具有正數值的問題，他卻完全加以忽視。他也未能解釋為什麼貨幣利息率並不取決於(像古典學派所堅持的那樣)生產性資本的收益所表示的標準。這是由於他沒有想到流動性偏好的概念。他只建立了半個利息率理論。 他的缺乏完整性的理論無疑地可以解釋為什麼他的著作在學術界受冷遇。儘管如此，他還是把他的理論延伸到足夠的地步來得出實際的建議。這種建議雖然在本質上能符合需要，但以他所提出的形式來看，卻是行不通的。他爭辯道，實際資本的增長受到了貨幣利息率的抑制；如果這一抑制之物能被取走，那麼，在現代世界中，實際資本會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增長，以致貨幣利息率很可能要下降為零才能與之相適應。當然不是指立即，而是在比較短的時期中，可以做到這一點。因此，首要之舉是降低貨幣利息率，而且他還指出，通過使貨幣具有像其他無收益的商品存貨所支付的保管費，降低貨幣利息率的目的便可得以達到。據此，他主張「加印」貨幣。這是他名聲的主要原因，也是為歐文·費雪教授所讚賞之點。根據「加印」貨幣的建議，流通中的鈔票(顯然必須包括其他形式的貨幣，至少應包括銀行貨幣)，像保險單那樣， 每月必須加貼印花， 才能保持其價值； 印花則可向郵政局購買。當然，印花的費用可以被規定在任何適當的水平。按照我的理論， 費用應該大致等於貨幣利息率(不含印花費)減去相當於充分就業的新投資量的資本邊際效率。為格塞爾所實際建議的費用為每周0.1%， 相當於每年5.4%。以目前情況而論， 這會太高，但正確的數值應該隨著時間的不同而改變， 只能通過逐漸矯正誤差的辦法來得到。 加印貨幣賴以成立的基本想法是健全的。確實有可能在有限的規模上來實際應用這個手段。但格塞爾沒有想到許多困難之處，特別是，他不知道貨幣並不是唯一的帶有流動性升值的資產，只是在帶有的流動性升值的程度上和別的東西不同。貨幣的重要性來源於它比其他任何東西都具有較大的 流動性升值。由此可見，如果通過加印製度使流通中的鈔票失掉它的流動性升值，一個很長系列的代替品會被當做鈔票使用——銀行貨幣、隨時可償付的債券、外國貨幣、首飾以及一般的貴金屬，如此等等。正如我已經提到的那樣，在過去，有時也會出現擁有土地的渴求，而不論其收益為多少。這會提高利息率，然而，在格塞爾的體系中，這一可能性卻會通過土地國有化而消失。 Ⅶ 我們在上面所考察的理論在實質上是針對有效需求中的投資誘導不足的組成部分而發的。把失業的原因歸咎於另一組成部分的不足，即消費傾向的不足，也不是新近出現的事物。但這種對當今經濟病症的另一種解釋——同樣地不為古典學派所容許——在16和17世紀的思想中，起著遠為要小的作用，而只有在相對晚近的時期，才逐漸擴大其影響。 雖然指責消費不足僅構成重商主義思想的非常次要的方面， 但赫克舍爾教授仍然能找出一些引文； 這些引文關係到他所說的 「根深蒂固的對奢侈品的有利之處的信念和對節儉的有害之處的信念。事實上， 節儉被認為是失業的原因， 其理由有二： 第一， 認為實際收入的減少等於沒有回到交換中的貨幣量； 第二， 認為儲蓄把貨幣從流通中取走」。 [33] 1598年， 拉斐馬斯在《置國家於繁華的貴金屬》中譴責反對使用法國絲織品的人， 其理由為： 奢侈品為窮人創造謀生之道， 而守財奴使他們在貧困中死亡。 [34] 1662年， 配第為 「娛樂、 華麗的節目、 凱旋門等等」 進行辯護， 其根據是， 它們的費用會流回到釀酒者、 麵包房、 成衣匠、 製鞋者等人的錢袋中去。福特雷維護「考究的衣著」。施勒特(1686年)反對限制奢侈的規章並宣稱， 他希望看到甚至更多的炫耀性的服裝和類似的事物。巴爾邦(1690年)寫道： 「揮霍浪費是一種罪惡， 它不利於本人， 但並非不利於貿易……貪得無厭是一種罪惡， 它對人和貿易都是不利的」。 [35] 1695年， 卡里爭辯道， 如果每人都花費更多的錢， 那麼， 所有的人都會得到較大的收入， 「從而可以使生活更加富裕」。 [36] 然而，巴爾邦的見解主要系通過伯納德·曼德維爾的《蜜蜂寓言》而得以廣泛流傳。該書1723年被英國中愛塞克斯郡的大陪審團宣判為傷風敗俗；它在人類道德倫理科學史中以聲名狼藉而著稱。根據記載，為它說一點好話的只有一人，即約翰遜博士。他宣稱，該書並不使他難於理解，而「在很大程度上使他對現實生活開了眼界」。萊斯利·史蒂芬在《本國人名辭典》中的總結確切地表達了該書的邪僻的性質： 「通過該書，曼德維爾招惹了很大反感。因為該書用別出心裁的、似是而非之論來發揚具有諷刺性的不明是非的道德觀……他的繁榮可以通過花錢而不是通過儲蓄得以增大的學說屬於許多尚未絕跡的同時代的謬論。 [37] 他一方面接受禁欲主義者的假設，認為人類欲望實質上是一種邪惡事物，從而會造成私人的惡行，另一方面又接受了普通觀點的假設條件，認為財富是一種『公共福利』。二者放在一起，他很容易地證明，一切文明意味著邪惡傾向的發展……」 《蜜蜂寓言》的內容是一首寓言詩——「埋怨的蜂群或變為誠實的欺騙者」。該詩描述了一個富裕社會的令人吃驚的困難處境，因為，為了進行儲蓄，該社會所有的公民突然放棄奢侈生活，而國家則削減軍備開支： 現在不能再認為是光榮， 那種花費掉全部收入的生活類型； 車商的招牌擱置一旁， 人們放棄馬車只為了一次歌唱； 同時出售掉成批的駿馬， 並且為了償債而賣掉高樓大廈。 為了虛榮的費用要被看做詐騙而加以避開， 他們不駐紮軍隊在海外； 不在乎外國人是否尊敬， 以及戰爭帶來的光榮； 人們進行戰爭只是為了國家， 如果正義與自由是必須支付代價。 那個高貴的克洛艾： 縮小她的昂貴的購物清單， 並且整年穿著她的那套耐用的衣衫。 於是，結果如何? 現在看看那個光榮的蜂房，並且注意 誠實和貿易如何結合在一起： 奢侈浪費的表現已經走開，它迅速變為稀少； 並且看起來有著非常不同的面貌； 因為走開的不僅是奢侈浪費， 而且還有它每年的大量花費； 然而，依之為生的大量人群， 每天被迫做著相同的事情， 在絕望時轉移到其他行業幹活， 所有行業同樣有過多的存貨。 土地和住宅的價格下降， 奇蹟般的宮殿的牆， 像底比斯城的牆那樣，只有在戲劇中才能樹起 聽任這種情況繼續下去…… 建築業受到很大的毀損； 工匠們不被雇用， 畫師不因其作品而聞名， 石匠和雕工也沒有他們的名聲。 因此，「寓意」是： 單憑德行不能使國家生活之路 處於昌盛狀態。能夠恢復 到黃金時代的，唯有自由， 對待誠實和對待橡子都應使用這個同一範疇。 緊接著寓言之後的兩段文章可以表明，上述觀點並不是沒有理論基礎的： 由於被某些人稱之為儲蓄的這種謹慎節約的行為是私人增加財富的最肯定的方法，所以有些人就設想，不論一國生產能力是小還是大，如果普遍使用(這些人認為是現實可行的)相同的方法，那麼，整個國家會得到相同的結果。例如，如果英國人像其某些鄰國的人那樣節約，那麼，他們可以比現在遠為富有。我認為，這一點是錯誤的。 [38] 恰恰相反，曼德維爾作出結論： 使一國處於我們稱之為繁榮的康樂狀態之道就是向每一個人提供就業機會。為了實現這一目的，政府應該第一，促進儘可能多的不同類型的製造業、技術業和手工藝業， 多到人類的智慧可以發明的程度。第二，獎勵農業和漁業以及其各種分支行業，從而，迫使整個地球和人各盡其力。正是這種政策，而不是微不足道的對奢侈和揮霍的限制，才能使國家達到偉大和幸福的目標。因為，不論金和銀的價值是上升還是下降，一切社會所享受之物總是取決於土地的果實和人的勞動；二者結合在一起，相對於秘魯的金和玻利維亞的銀而言，是一種更加肯定、更加難於枯竭和更加真實的財富。 這種邪僻之論無怪乎在兩個世紀中一直受到正人君子和經濟學者的一致抨擊。他們感到他們所持有的節衣縮食的理論使他們更加合乎道德規範。按照他們的理論，除了個人和國家都從事極度的省儉和節約以外，不存在任何其他健全的解決問題的辦法。配第的「娛樂、華麗的節目、凱旋門等」讓位於格拉德斯通式的錙銖必究的理財方法，讓位於一種國家體制，而這一體制總是表示「國家無力舉辦」醫院、廣場、宏偉的建築，甚至文物保護，更不用說華美的音樂和戲劇。所有這一切被推諉於慈善事業或不節約的個人的寬宏之舉。 在另一個世紀以後，該學說仍然沒有在受到尊重的人物的圈子裡再度出現，一直到馬爾薩斯的晚年，那時，有效需求的不足作為對失業的科學解釋取得了一定的地位。對此，由於我已經在我的關於馬爾薩斯的論文 [39] 中加以相當完備的論述，我在這裡只需要重複引用一兩段該論文中已經引過的文句： 在幾乎為世界的每一個部分，我們看到：大量的生產能力都未能加以利用。對於這種現象，我的解釋是：由於缺乏一個正確的對生產品的分配，所以沒有足夠的動機使生產能繼續下去……我確實認為，快速積累的意圖必然意味著相當大數量的非生產性消費的減少；從而，通過這種對生產動機的巨大阻撓，快速積累的意圖勢必過早地制止財富的增長……但是，如果快速積累的意圖確實會使勞動與資本之間的分配達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幾乎會摧毀將來積累的動機和能力，從而，摧毀對日益增加的人口所維持和增加的就業量的能力，那麼，我們不是必然要承認，這種積累的企圖，或過多的儲蓄，可以真正對國家有害? [40] 這種資本的停滯和隨之而來的對勞動的需求的停滯系來自生產的增加，而又沒有適當比例的地主和資本家的非生產性消費與之相配合。問題在於，這種情況發生怎麼會不給國家帶來損失呢?怎麼會比當地主和資本家的非生產性消費和社會的自然的剩餘產品保持適當比例時不造成較少的幸福和財富呢?當地主和資本家的非生產性消費與社會的自然的剩餘產品保持適當比例時，生產的動機會繼續不受干擾，從而，對勞動的需求起先增加然後勢必突然下降的情況會得以避免。然而，事實既然如此，那麼，如何還能說，雖然節儉不利於生產者，卻無損於國家呢?如何還能說，有的時候，地主和資本家的非生產性消費的增加並不是一個應有的辦法來治療生產動機下降的狀態呢? [41] 亞當·斯密曾經說過，資本系通過節儉而得以增加； 每一個節儉的人都有利於社會； 以及財富的增加取決於產品與消費量之間的差額。這些命題在很大範圍內的正確性是完全無需懷疑的……但很顯然的是， 它們並不是在任何範圍內都正確無誤； 如果把儲蓄的原理擴大到過分的程度， 那麼， 它會摧毀生產的動機。如果每人都滿足於簡單的食品、 最劣質的服裝和最簡陋的住房， 那麼， 可以肯定， 其他種類的食品、 服裝和住房就不會存在……這兩種極端情況是顯而易見的； 因此， 必須存在著一個位於二者之間的點； 在該點，把生產的能力和消費的願望都加以考慮後， 對財富的增加才具有最大的誘導力量。當然， 政治經濟學的知識未必使我們能找出該點。 [42] 在我接觸過的才華卓越之士所提出的意見中，在我看來，M.薩伊所說的「用掉或毀掉一件物品就等於堵塞一條出路」最直接與正確的理論相對立，而且也最全面為經驗所否定。然而，根據這一新的學說，即只需要在商品與商品之間的相互關係中——而不是在商品與消費者的關係中——來考察商品，薩伊的說法卻是應有的結果。我要問一下，如果除了麵包和水以外，一切消費都停頓半年，那麼，對商品的需求會成為什麼樣子?會出現大量的積壓。出路何在!這一事實需要多麼龐大的市場! [43] 然而， 對馬爾薩斯的話， 李嘉圖卻充耳不聞。這場爭論的最後反響可以見之於約翰·斯圖亞特·穆勒關於他的工資基金學說的討論之中。 [44] 該學說在他的頭腦中起著重大的作用來駁斥馬爾薩斯晚年的觀點。當然， 穆勒是在這場論戰過程中被哺育出來的人物。穆勒的繼承者否定了他的工資基金學說， 但卻沒有注意到， 穆勒對馬爾薩斯的反駁取決於這一學說。這些繼承者的否定方法是通過不談這一問題把它置於經濟學領域 之外， 而不是解決它。該問題完全從爭論中消失掉。近來， 凱恩克羅斯先生想從維多利亞時期的次要人物中找出該問題的痕跡， [45] 但他所找到的甚至比預期的還要少。 [46] 消費不足理論處於潛伏之中一直到1889年； 那時， 出現了J.A.霍布森和A.F.穆默利合著的《工業生理學》。該書是在許多著作中的第一本並且是最重要的一本。在這一著作里，在幾乎為50年的時期中，霍布森先生以不可阻撓的、卻幾乎是無效的熱情和勇氣來反對古典學派的正統。雖然該書在今天如此完全地被遺忘掉，但在一定意義上，它的出版卻是經濟思想的一個時代的標誌。 《工業生理學》是與穆默利合著的。霍布森告訴我們該書的緣起如下： 一直到1880年代中期，我的經濟學的異端思想才開始形成。雖然亨利·喬治先生反對土地價值的戰鬥、各種社會主義團體反對顯然存在的對工人階級壓迫的早期鼓動以及兩位布思先生對倫敦的貧困方面的揭露在我的感情上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它們並沒有毀滅我對政治經濟學的信心。信心的動搖系來自可以說是一次偶然的接觸。當我在埃克塞特城的一個學校教書時，我和一個名為穆默利的商人開始個人交往。此人在當時和其後被認為是一個著名的登山運動員。他發現了一條登上馬托亨峰的新路，不幸在攀登著名的喜馬拉雅山的南加帕拔峰時犧牲。不用說，我和他的交往並不建立在這一運動的基礎上。但他也是思想上的登山運動員，具有天賦的發現自己道路的眼光和傲然藐視學術權威的態度。此人使我和他糾纏於一個有關儲蓄過多的爭論之中。他認為，儲蓄過多是造成在貿易不振時的資本和勞動就業不足的原因。在一個長時期中，我試圖用正統經濟學的思想武器來反駁他的論點。但他終於把我說服。於是，我們二人一起在出版於1889年的名為《工業生理學》一書中闡述了過度儲蓄的觀點。這代表我異端生涯的第一個公開的步伐，而絲毫沒有理解到這一步伐的關係重大的後果。因為，正是在這個時候，我已經放棄了我在中學的教書職位並作為大學課程普及部的經濟學和文學講師開始新的事業。第一次的衝擊是倫敦大學普及理事會拒絕讓我講授政治經濟學的課程。我得知，這裡的原因是由於一位經濟學教授的干擾。他讀過我的那本書並認為該書的荒謬程度相當於證明地球的形狀是平坦的。既然儲蓄的每一部分都被用於增加資本項目和工資基金，那麼，有用的儲蓄的數量如何會成為過度的呢?當任何頭腦健全的經濟學者看到這種企圖對一切工業的增長來源加以阻撓的觀點時，他決不會沒有恐怖的感覺。 [47] 另一個有意思的我個人的經歷使我感覺到我被認為是有罪過的。雖然我不被容許在倫敦講授經濟學，但我已經為比較寬容的牛津大學課程普及運動所允許，可以在鄉下講學，只要我把內容限制在有關工人階級生活的現實問題。當時有一個慈善事業協會正好在計劃一次關於經濟主題的學習活動並且邀請我講授一門課程。我已經表示願意承擔這一講授任務；就在此時，對我的邀請書突然被收回。甚至在那個時候，我也很難理解，對無限制的節儉的德行表現出懷疑的姿態，我就算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過。 在這本早期著作中， 霍布森和他的合作者對古典學派(他也是這一學派的學說哺育起來的)的直接評論要多於他以後的著作。由於這一原因， 也由於該書代表他對其理論的第一次陳述， 所以我將引用該書來表明該書作者們的批評和直覺具有多麼充分的根據。在他們的序言中， 他們指出為他們所攻擊的論點的性質如下： 儲蓄使個人和社會富有，而花費使他(它)們貧困；這句話可以被認為是一個論斷，認為珍惜錢財的有效作用是一切經濟福利的根源。它不僅使從事節約的個人致富，而且還能提高工資，使失業者有工作機會並使受益面遍及各方。從報紙到最近的經濟學著作，從教會講壇到下議院，這一結論被反覆講解和一再陳述，一直到使它似乎完全成為神聖不可懷疑的東西。然而，受過教育的人士，在大多數經濟學者的支持之下，盡力否定這一學說，直到李嘉圖的著作出版時期為止。它之所以最終被人們接受純然是由於在那時，人們無法駁倒工資基金論。現在，工資基金論已告崩潰；但這一學說依然存在，並沒有隨著它在邏輯上賴以成立的基礎的瓦解而崩潰，其唯一的理由是主張這一學說人物具有居於統治地位的權威性。對這一學說的來自經濟學的批評只敢攻擊其具體的細節，但批評害怕觸及它的主要論點。我們的目的在於說明：第一，這些論點是沒有根據的；第二，儲蓄的習慣趨於過度是可能的；以及第三，這種儲蓄過度的行為可以使社會貧困，令工人失業，把工資降低並把衰退擴散到整個貿易界，被稱為貿易的蕭條狀態。 生產的目的是向消費者提供「效用和方便」；從起始時的對原料的處理到它作為效用或方便之處而最終被消費掉，整個過程具有連續性。資本的唯一用處在於協助這些效用和方便之處的生產，從而資本被使用的總量必然會隨著每日或每周被消費掉的效用和方便之處的總量不同而有所變化。儲蓄在增加現有資本總量的同時，也會減少現在被消費掉的效用和方便之處；因此，任何過度擴大這種習慣必然會導致資本積累超過它被需要的使用量，而這個超過的部分會以一般性的生產過剩的形式存在。 [48] 在這一段話中的最後一句，出現了霍布森的錯誤根源，即：他認為，使得實際的 資本積累超過所需要的數量的因素是過度的儲蓄，而在事實上，它不過是一個次要的原因；它的存在是由於預期的錯誤。主要的原因是：充分就業條件下的儲蓄傾向大於相當於所需要的資本的數量，因此，除了預期的錯誤以外，這使充分就業不能實現。然而，在一兩頁以後，在我看來，他以非常精確的方式把問題表達了出來，雖然他仍然忽視了利息率和預期狀態的改變可能造成的影響；因為，可以設想，他把這兩個因素當做既定的： 這樣，我們就得到一個結論，即，自從亞當·斯密以來的全部經濟學說都堅持認為，一社會每年的產品數量取決於該社會的自然資源、資本和勞動的總量；這是錯誤的說法。恰恰相反，雖然產品數量永遠不會超過這三個總量所規定的限度，然而，它可以，而且在實際上已經被減少到這個限度所規定的最大產量之下，其原因在於，過多的儲蓄以及隨之而來的過多的被積壓起來的產品供給會對生產施加限制；就是說，在現代工業社會的正常狀況下，消費限制了生產，而不是生產限制了消費。 [49] 最後，他注意到了他的理論對正統的自由貿易論的影響： 我們也注意到，正統經濟學者一向如此經常地譴責我們美國兄弟和其他保護主義社會，說它們對自由貿易論點愚蠢無知。這種說法不再能被繼續使用下去，因為，所有這些論點都依賴於一個假設條件，即：過度的供給是不可能的。 [50] 確實，他們的論點在此後的陳述並不完整。但他們卻能第一次明白地宣稱，資本的存在並不是為儲蓄傾向所導致，而是來源於它對實際的和將來的消費所造成的需求的反應。下面的位於不同頁數的引文可以表明這種思想： 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沒有隨之而來的對商品消費的增加，那麼，一社會的資本便不會以有利的方式增加……要想有效，每一次儲蓄和資本的增加都要求即將來臨的消費作出相應的增加 [51] ……當我們提到將來的消費時，我們不是指迄今以後的10年、20年或50年的將來，而是指與現在距離很近的將來……如果節儉和謹慎程度的增加導致人們增加現在的儲蓄，那麼，他們必須同意在將來作出更多的消費 [52] ……除了為現有的消費提供商品所需要的資本以外，不可能有更多的資本以經濟上有利的方式存在於生產過程的任何環節之中 [53]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人的節約數量並不影響整個社會的節約的數量；它只決定整個社會的節約總量的一個固定部分究竟是由此人還是另一人所執行。我們將說明，社會一部分的節約如何會迫使另一部分人的生活開支超過他們的收入 [54] ……大多數現代經濟學者都否定消費會有任何不足的可能性。我們能否找到任何經濟上的傾向性，其作用可以導致社會處於這種不足的狀態，而如果任何這種傾向性存在的話，是否在經濟機制中存在著有效的阻遏力量?我們將要說明：第一，在每一個具有高度組織性的工業社會中，總是存在著一種發生作用的傾向性，其自然的作用是導致這種過度的節儉；第二，被認為經濟機制可以提供的阻遏力量不是完全不發生作用，便是作用不足以遏制這一嚴重的經濟弊端 [55] ……李嘉圖對馬爾薩斯和查默斯的論點的簡要回答似乎已經被大多數以後的經濟學者當做反對二者論點的足夠的論證。「生產品總是由生產品或由勞務所購買；貨幣僅僅是實現交換的媒介物。因此，生產的增加總是伴隨著相應的購買和消費產品的能力的增加，從而，不可能存在著生產過剩的現象」(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原理》，第362頁)。 [56] 霍布森和穆默利知道：除了作為借用金錢而支付的費用以外，利息並不具有其他意義。 [57] 他們也知道得很清楚，他們的論敵能夠宣稱，存在著「利息率(或利潤)的適當程度的下降來阻止儲蓄，從而恢復生產與消費之間的應有的關係」。 [58] 在回答論敵時，他們指出：「如果利潤的下降能使人們進行較少的儲蓄，那麼，它也必須通過兩種途徑之一來發生作用；一種為使人們花費較多，另一種為使人們生產較少」。 [59] 以前者而論，他們認為，當利潤下降時，社會的總收入會被減少，從而，「我們不能說，當收入的平均量正在下降時，由於節儉所得到的補償會作出相應的減少，所以個人會增加他們的消費量」；以第二種途徑而論，「我們完全無意於否認由於過度供給而造成的利潤下降會阻遏生產，而承認這種阻遏生產作用的存在正是我們的論點的核心內容」。 [60] 儘管如此，他們的理論缺乏完整性，其主要原因在於他們沒有一個自己的利息理論，以致霍布森一方面過分強調(特別在他以後的著作中)消費不足導致投資過多的作用；這裡的投資過多系指無利可圖的投資而言。另一方面，霍布森未能作出解釋，相對微弱的消費傾向之所以能造成失業，原因在於：在這種情況下，要想維持充分就業，必須有補償性的新投資來彌補消費的不足，但又得不到 這種新投資。雖然在有的時候，由於錯誤的樂觀態度，這種新投資可以暫時出現，然而，一般說來，由於預期利潤率下降到利息率所規定的水平之下，它完全沒有出現的可能。 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曾經湧現出大量的異端的消費不足論，其中道格拉斯少校的理論最為有名。道格拉斯少校的主張之所以具有影響，主要原因當然在於，正統的學說不能對他的很大一部分的毀滅性的抨擊作出有道理的反駁。另一方面，他對經濟疾病的詳細診斷，特別是所謂A+B理論，不過包含著大量的故作玄妙的東西。如果道格拉斯少校把他的B項目限於企業家尚未動用的折舊準備金，那麼，他會更接近真理一些。但即使以此而論，仍然必須考慮到這些準備金可以為其他方面的新投資所抵消，也可以為增加的消費開支所抵消。和他的正統學說的論敵們相比，道格拉斯少校有理由宣稱：他至少沒有遺忘我們經濟制度中的那個突出問題。但他所達到的級別——在一支勇敢的異端者的軍隊中，也許是一名小兵，但決不是少校——很難和曼德維爾、馬爾薩斯、格塞爾和霍布森相比擬。這些人憑藉著他們的直覺，寧願對真理作出模糊的和不完整的認識，但決不堅持錯誤的說法；而那種來自簡單邏輯推理的錯誤說法固然明白準確，固然前後一致，但卻建立在不符合事實的假設前提之上。 * * * [1] 參閱他的《工業與貿易》，附錄D；《貨幣、信用和商業》，第130頁；和《經濟學原理》，附錄Ⅰ。 [2] 他的《經濟學原理》，第1版第51頁的腳註以最有代表性的方式總結了他對重商主義的觀點：「關於貨幣與國民財富之間的關係的中世紀的觀點，在英國和德國出現了很多的研究成果。總的來說，它們可以被當做對貨幣的職能理解不清而引起的思想混亂；它的錯誤倒不在於由於它們故意作出的假設條件而得到的結論；該假設條件為，只有通過貴金屬的儲存量，一國才能增加它的淨財富」。 [3] 載《民族與圖書周刊》，1923年11月24日。 [4] 按照相同的理由，在工資單位可以伸縮的條件下，用降低工資的辦法來對付蕭條狀態就是一個以鄰為壑來使我們自己得到好處的手段。 [5] 至少從梭倫時代以來(如果我們有統計數字，時間還可推溯到幾個世紀以前)，經驗表明，對人類本性的理解使我們相信，在長時期中，工資單位具有穩定上升的傾向，而只有在衰落和瓦解的社會中，工資單位才會減少。可以看到，除了社會發展和人口增長這兩個原因以外，貨幣數量逐漸增加是必要的。 [6] 該書比較適合於我的目的，因為，總的說來，赫克舍爾教授本人就是古典學派的追隨者，從而，他應該比我對重商主義具有較少的傾向性。因此，可以避免我由於想說明重商主義的明智之處而選擇有利於我的引文的危險。 [7] 赫克舍爾，《重商主義》，第2卷，第200、201頁；本書作者稍加縮短。 [8] 《關於利息率下降和貨幣價值上升的後果的一些考慮》，1692年，但寫作時間在數年以前。 [9] 他加了一句「並不單純取決於貨幣數量，而且也取決於它的流通的快慢」。 [10] 稍後一些，休謨把一隻半腳踩在古典學派的世界。在經濟學者中，休謨開始強調均衡狀態的重要性；這種狀態是相對於總是處於變動中的趨向於均衡狀態的過渡情況而言。當然，他仍然具有足夠多的重商主義的傾向來使他注意到，我們生活於其中的現實是過渡情況。他寫道：「只有在取得貨幣與物價上升之間的時期或中間性的情況，增加金和銀的數量才是有助於經濟活動的……不論貨幣數量是多或少，這與一國的國內福利沒有關係。如果可能的話，執政當局使貨幣數量處於增加的狀態才是良好的政策，因為，通過這一政策，他可以使國家的經濟活動的精神振奮，勞動的數量增加，而勞動數量的增加代表一國真正的力量和財富。一個貨幣數量在減少中的國家比貨幣數量相同但卻具有增加趨向的另一國家要較為衰弱和貧困」(《論貨幣的論文》，1752年)。 [11] 這裡表明：重商主義的觀點，即利息是指貨幣的利息而言的觀點(我現在認為，這個觀點毫無疑義是對的)，已經完全被拋棄掉。作為一個實足的古典學派經濟學者，赫克舍爾教授以這樣的按語來總吉他所說的洛克理論——「如果利息當真是借貸貨幣的價格的同義詞，洛克的論點是不容非議的……由於事實不是如此，所以他的論點與所討論的問題無關」(同前引書，第2卷，第204頁)。 [12] 赫克舍爾，《重商主義》，第2卷，第210、211頁。 [13] 赫克舍爾，《重商主義》，第2卷，第228頁。 [14] 赫克舍爾，《重商主義》，第2卷，第235頁。 [15] 赫克舍爾，《重商主義》，第2卷，第122頁。 [16] 同上，第223頁。 [17] 赫克舍爾，《重商主義》，第2卷，第178頁。 [18] 「在國家之內 ，重商主義者追求的純粹是動態的目標，但他們對世界的全部經濟資源卻具有靜態的看法。二者糾纏在一起構成不能調和的狀態，從而導致無休止的商業戰爭……這就是重商主義的悲劇。中世紀的遍及一切的單純靜態理想和自由放任的遍及一切的單純動態理想卻能避免這一後果」(赫克舍爾，《重商主義》，第2卷，第25、26頁)。 [19] 最初由艾爾伯特·托馬斯、其後由H.B.巴特勒領導的國際勞動局始終贊成這一真理。在戰後的為數眾多的國際機構中，該局的見解是卓爾不群的。 [20] 赫克舍爾，《重商主義》，第2卷，第176～177頁。 [21] 同上，第335頁。 [22] 參見《國富論》，第2編，第4章。 [23] 載於他的《給亞當·斯密的信》，附於他的《為高利貸辯解》。 [24] 既然已經引用了邊沁的這段原文，我必須向讀者介紹他的最美妙的一段：「工藝事業是企業創始人走出來的偉大的道路。這條道路可以被看成為是一個無邊際的平原，在其上，滿布著陷阱。每一陷阱要求吞沒一人，然後關閉，變為平地。但它一旦關閉，即不再張開，從而有如此經歷的道路對後來人是安全的」。 [25] 出生於接近盧森堡邊界，其父為德國人，其母為法國人。 [26] 格塞爾和喬治不同，前者主張，當對土地國有化時，應該給予補償。 [27] 《自然經濟秩序》，第297頁及以下。 [28] 赫克舍爾，《重商主義》，第2卷，第208頁。 [29] 同上，第290頁。 [30] 赫克舍爾，《重商主義》，第2卷，第291頁。 [31] 同上，第209頁。 [32] 在他的《英國18世紀思想史》中，關於「由於曼德維爾而具有名聲的謬論」，史蒂芬寫道(第297頁)：「完全駁倒該謬論所需要的學說——如此少有地被人們所理解，以致完全理解它也許是檢驗經濟學者的最好的方法——是，對商品的需求並不是對勞動的需求」。 [33] 和古典學派的先驅者亞當·斯密相比較。斯密寫道：「凡對私人家庭來說是行之有效的行為，對整個國家來說很難成為行之無效的。」——此話很可能是針對上述曼德維爾的語句而言的。 [34] 《傳記集》，第139～147頁。 [35] 1821年7月7日，馬爾薩斯致李嘉圖的信。 [36] 1821年7月16日，馬爾薩斯致李嘉圖的信。 [37] 馬爾薩斯，《政治經濟學原理·序言》，第8、9頁。 [38] 馬爾薩斯，《政治經濟學原理》，第363頁腳註。 [39] J.S.穆勒，《政治經濟學》，第1篇，第5章。在霍布森和穆默利的《工業生理學》中(第38頁及其以下)，對穆勒的這一方面的理論，有重要和深刻的論述，特別是對他的「對商品的需求不是對勞動的需求」學說(對於這一學說，馬歇爾在很不令人滿意的論述中，企圖加以辯解)。 [40] 《維多利亞時代的人物和投資》，載《經濟史》，1936年。 [41] 在他所舉出的著作中，富拉頓的《論對通貨的管制》一文最有意義。 [42] 在《工業生理學》第261頁中，霍布森以不恭敬的語氣寫道：「節儉是國家財富的來源，從而，一國越是節儉，它會變為越是富有。這幾乎是一切經濟學者所共同講授的東西。當他們之中的為數眾多的人宣揚節儉的無窮盡的價值時，他們使用一種道學家的莊重語調。在他們的陰沉的歌曲中，這是唯一的為公眾所喜愛的調子」。 [43] 霍布森和穆默利，《工業生理學》，第3～5頁。 [44] 霍布森和穆默利，《工業生理學》，第6頁。 [45] 同上。 [46] 霍布森和穆默利，《工業生理學》，第27頁。 [47] 同上，第50、51頁。 [48] 同上，第69頁。 [49] 同上，第113頁。 [50] 霍布森和穆默利，《工業生理學》，第100頁。 [51] 同上，第101頁。 [52] 同上，第79頁。 [53] 同上，第117頁。 [54] 同上，第130頁。 [55] 霍布森和穆默利，《工業生理學》，第131頁。 第二十四章 對《通論》可以引起的社會哲學的簡要總結 Ⅰ 我們生活於其中的經濟社會的顯著弊端是：第一，它不能提供充分就業以及第二，它以無原則的和不公正的方式來對財富和收入加以分配。本書的理論對第一個弊端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它在兩個重要的方面也與第二個弊端有關。 自從19世紀末以來，通過直接稅的手段——所得稅、超額所得稅和遺產稅——特別是在英國，消除財富和收入方面的非常巨大的差異的工作已經取得相當大的進展。許多人願意把這一過程推向遠為更加前進之處，但是，兩點考慮使他們躊躇不前。一方面，他們害怕，這會使逃避稅收成為很值得幹的事情，並且還會過分減少冒風險的動機。但我相信，他們的另一個方面的主要考慮之點是：他們相信，資本的增長取決於個人儲蓄動機的強弱，而資本增長的一個很大比例的部分取決於富人來自他們剩餘金錢的儲蓄。我的理論並不影響第一種考慮；但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它可以修改我們對第二種考慮的態度。因為，我們已經看到，在到達充分就業狀態以前，資本的增長完全不取決於消費傾向的數值低微的程度，而且，恰恰相反，後者會有礙於前者的實現。只有在充分就業的條件下，數值低微的消費傾向才有助於資本的增長。不僅如此，經驗表明：在現有情況下，企業的儲蓄以及償債基金所代表的儲蓄已經超過所需要的數量，從而，採用可能提高消費傾向的收入再分配的措施肯定會有助於資本的增長。 對於這一問題，公眾思想中的困惑之處可以用非常普遍存在於他們之間的信念加以說明。他們相信，遺產稅是減少英國資本財富的原因。事實上，假設國家把這一來源的稅收所得使用於通常的開支，從而，對收入和消費所徵收的稅額會有相應的減少或免除，那麼，遺產稅繁重的財政政策當然具有增加社會的消費傾向的作用。由於習慣性的消費傾向的增加一般會(除了在充分就業的情況下以外)同時增加投資誘導，普通人所作出的推論正好與實際情況相反。 這樣，我們的論述可以使我們得出結論，即：財富的增長遠不取決於富人的節慾，像一般所假設的那樣；它的增長反而會受到富人節慾的阻礙。因此，支持財富應具有很大差別的一個主要論據已經不能成立。我並不是在說，在其正確性不為我們理論所影響的各個論據中，任何一個都不能在一定情況下支持某種程度的財富分配的不平等。但我們的理論確實清除掉了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理由；正是由於這個理由，我們才一直認為必須謹慎從事。這一點特別影響我們對遺產稅的看法；因為，有些支持財富的不平等的論據不適用遺產的不平等。 以我而論，我相信，存在著社會上的和心理上的理由來認為：相當大的財富和收入的不平等是合理的，但不平等的程度應該比目前存在的差距為小。有價值的人類活動的一部分需要賺錢的動機和私有財產的環境才能取得全部效果。不僅如此，通過賺錢和私有財產的存在，人類的危險的癖好可以被疏導到比較無害的渠道之中，而癖好如果不以此種方式得以滿足，那麼，它們會被用之於殘暴、肆無忌憚地對個人權力和權威的追求以及其他方式的自我高大化。人們對他們自己的銀行存款實施暴政比他們對他們的同胞們實施暴政要好一些。雖然前者有時被譴責為不過是到達後者的手段，但至少在有的時候，前者提供了一個可供選擇的渠道。即使如此，為了刺激這些可供選擇的活動和滿足這些癖好，並沒有必要像現在那樣，給參加遊戲的贏家提供如此之多的勝利品。較少的勝利品也能達到同一目的，一旦參與者習慣於此的話。改變人類本性的任務決不能混同於管理人類本性的任務。雖然在理想的國家中，可以通過教育、感化和養育來使人們對勝利品漠不關心，但只要一般的人，甚至社會中相當多的一些人仍強烈地沉湎於賺錢的癖好，那麼，穩健的政治家就應該讓遊戲在規則和限度的約束下繼續進行下去。 Ⅱ 然而，對於財富不平等的前景，從我們的論點中，還可以得到一個遠為更加重要的第二個有關之點，即我們的利息論。到目前為止，認為利息率應該具有適當高的數值的理由在於利息率必須提供足夠多的儲蓄誘導。但我們已經說明，有效的儲蓄數量必然要取決於投資的規模，而投資規模卻為低 數值的利息率所推動，如果我們不以此種辦法把投資規模推進到相當於充分就業之點以外的話。由此可見，如果在既定的資本邊際效率之下，把利息率減少到使充分就業得以實現之處，那麼，那將是對我們最有利的。 毋庸置疑，上述原則會使利息率遠低於迄今在市場上存在的利息率。以我們所能推測到的資本數量的增加對資本邊際效率的影響而論，如果要繼續大致維持充分就業，那麼，利息率很可能要持續下降——除非整個社會的消費傾向(包括國家在內)有著很大的改變。 我感到肯定的是，對資本的需求具有嚴格的限度；其意義為：把資本數量增加到使它的邊際效率下降到很低的數值是不難做到的事情。這並不意味著使用資本設備幾乎不用支付代價，而僅僅是說，資本設備的收益在補償它的折舊和老化費用以後，再減去償付風險以及技能和決策的運用的費用，剩下來的屬於資本所有者的數量不會有多少。簡言之，耐用品在它們生命期間的總收益會和非耐用品的情況一樣，包含它們的生產的勞動成本再加上 對風險以及對技能和監督代價的補償。 雖然這種狀況相當符合於某種程度的個人主義，但它意味著食利者階級的消亡，從而也意味著資本家利用資本的稀缺性來擴大其壓迫力量的消亡。在今天，利息之不代表對真正作出犧牲的補償的程度並不亞於土地的租金。資本所有者能得到利息的原因是資本的稀缺，正和土地所有者能得到地租的原因是土地的稀缺一樣。但是，土地的稀缺可以來自與土地的固有特性有關的原因；然而，資本的稀缺卻沒有與資本的固有特性有關的原因。如果把造成資本稀缺的原因看做與資本特性有關的原因，即必須以利息率作為報酬才能使人們作出真正的犧牲來進行積累這一原因，那麼，在長期中，這一原因將不復存在，除非在個人的消費傾向具有特殊性的場合。在這種場合中，消費傾向具有如此特殊的數值，以致在資本具有足夠充沛的數量以前，充分就業條件下的淨儲蓄量已經為零。但即使在這種場合，國家機構仍然可以使社會的儲蓄被維持在一定的水平，以致能使資本數量繼續增長，直到它不再稀缺時為止。 因此，在我看來，當資本主義的食利者階級的這一方面完成了它的任務以後，它會作為一個過渡階段而消失掉。一旦它的食利者階級的方面消失掉，資本主義的其他方面會有重大的改變。此外，我的主張還有一個很大的有利之處，即食利者階級和已經沒有社會職能的投資者決不會突然消亡；就像我們近來在英國所看到的那樣，它們的消失會是一個逐漸而漫長的過程，從而不需要進行革命鬥爭。 因此，在政策實踐上，我們可以樹立兩個目標(都是可以在實際上達到的)：一方面，增加資本數量，一直到它不再稀缺時為止，從而，已經沒有社會職能的投資者不再能坐享利益。另一方面，建立一個直接稅制度，使得理財家、企業家和類似的人物(他們如此喜愛他們的職業，以致可以用遠為便宜的代價來取得他們的勞務)的智慧、決心和經營的才能可以通過合理的報酬被引導到為社會服務的渠道。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認識到，只有經驗才能告訴我們體現於國家政策之中的群眾意願應該在何種程度上被用之於增加和補充投資誘導，以及應該在何種程度上才能安全地被用之於刺激平均消費傾向，而又不妨礙我們在一兩個世代中消除資本的稀缺價值的目標。最終的結果可以是，消費傾向會被利息率下降的作用以如此容易的方式加以提高，以致只需要比現有的稍高一點的積累率便能達到充分就業。在這種情況下，對高額收入和遺產徵收較多賦稅的制度也許會有招致非難之處，因為按照這種制度，充分就業所要求的積累率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小於現在的水平。我並不否定這一後果的可能性，甚至它的很可能出現的機率。因為，在這種事態中，很難預測一般人如何對環境的改變作出反應。如果現實的事態表明，只需要用比現在稍大一點的積累率便能很容易地取得大致的充分就業，那麼，一個突出的當代問題至少已經得以解決。至於說應以何種正確和合理的程度和手段來要求活著的一代限制他們的消費，以便在一段時期中為他們的後代建立起一個投資量已經充分的境界，那是另一個仍然存在的有待決策的問題。 Ⅲ 在其他方面，本書以上的理論在含義上是相當保守的。因為，雖然本書指出，現在主要聽任於私人主動性支配的某些事物應加以集中控制的重大意義，但是，仍然存在著廣泛的領域，其中的活動不受影響。對於消費傾向，國家將要部分通過賦稅制度，部分通過利息率的漲落，和部分通過其他手段來施加引導的作用。還有，單靠銀行政策對利息率的影響似乎不大可能決定投資的最優數量。因此，我感覺到，某種程度的全面的投資社會化將要成為大致取得充分就業的唯一手段；當然，這並不排除一切形式的折衷方案，而通過這種方案，國家當局可以和私人的主動性結合起來。但除此以外，似乎很難證實囊括絕大部分社會經濟生活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必要性。重要的並不是生產工具的國有化。如果國家能決定被用於增加生產工具的資源數量，並且能決定對生產工具所有者的報酬的基本額，那麼，它就應被認為是完成了它應盡的職責。此外，必要的社會化的步驟可以逐漸採用，從而不會割斷社會的一般傳統。 我們對已被接受的古典學派理論的批評，重點不在於找出它的分析中的邏輯錯誤，而在於指出，它所暗含的假設條件很少或者從來沒有得到滿足，其後果為，它不能解決現實世界中的經濟問題。然而，如果我們的中央控制機構能夠成功地把總產量推進到相當於在現實中可能達到的充分就業水平，那麼，從這一點開始，古典學派的理論仍然是正確的。如果我們假設總產量為既定的，即取決於古典學派思想體系以外的力量或因素，那麼，我們對古典學派的分析並沒有反對意見。我們不反對它所分析的私人的利己動機如何決定生產何種產品，以何種比例的生產要素來進行生產，以及如何把產品的價值在生產要素之間加以分配。還有，雖然我們在節儉問題上與古典學派的想法不同，但對現代古典學派理論關於在完全和不完全競爭的條件下的私人和社會利益的一致程度卻沒有意見。由此可見，除了由中央控制的必要性來實現消費傾向和投資誘導之間的協調以外，我們沒有比過去提出更多的理由使經濟生活社會化。 更具體地說，我看不出任何理由來認為，現有的經濟制度對已經被使用的生產要素具有嚴重的使用不當之處。當然，存在著預期的失誤問題；但是，這些問題並不會由於中央集中的決策而得以避免。當在10000000個願意而且能夠工作的人中，有9000000個人被雇用時，又沒有證據表明，這批9000000人有被使用不當之處。對現有的經濟制度，我們的不滿意見並不是這批9000000人應該被使用於和過去不同的任務，而是應該為剩下來的1000000人提供使其就業的任務。現行經濟制度的缺點，並不在於已就業的人如何加以使用的問題，而在於就業量的多寡問題。 因此，我同意格塞爾的意見，認為彌補古典學派理論的缺點不是把那個「曼徹斯特製度」清除掉，而是指出經濟力量或經濟因素的自由運行所需要的環境，以便實現生產的全部潛力。保證充分就業所必需的中央控制當然會大為擴充傳統的政府職能。除此以外，現代古典學派理論本身也要求我們注意到各種不同的情況，而在這些不同情況下，對經濟力量或因素的自由運行有必要加以制止，或加以引導。儘管如此，仍然會留下廣闊的天地使私人在其中運用他們的動力和職能。在這個天地中，傳統的個人主義的有利之處仍然會繼續存在。 讓我們在這裡稍加停留，以便提醒我們自己，這些有利之處是什麼。有利之處的一部分是效率——分散化和利己心能夠運行的有利之處。決策分散化和個人負責制的有利之處甚至比19世紀所設想的也許還要大一些，而且，反對藉助和利用利己心的意見似乎有點過火。但無論如何，如果能去掉個人主義的缺點和濫用，那麼，它仍然是個人自由的最好保障，其意義為：和其他任何制度相比，它在很大程度上擴大了個人選擇的範圍。它也是生活多樣化的最好保障，因為，生活多樣化恰恰來自被擴大了的選擇範圍。在生活單調一致或集權國家的各種損失中，缺乏生活多樣化是其中最大的損失。因為這種多樣化保存了能體現已往各代人的最妥善和成功的選擇的傳統。它以它的多樣化的方式來使現實具有光彩。此外，由於它是經驗、傳統和想像的結晶，它也是改善將來的最有力的工具。 因此，雖然對19世紀的政論家或當今美國理財家而言，由於使消費傾向和投資誘導相互協調而引起的政府職能的擴大是對個人主義的嚴重侵犯，但我要為這種擴大進行辯護。我認為，事實恰恰相反。它不但是避免現在的經濟制度完全被摧毀的唯一可行之道，而且也是個人動力能成功地發生作用的前提條件。 這裡的原因在於：如果有效需求不足，那麼，不但資源浪費所引起的社會反對情緒會達到不可容忍的程度，而且，意圖把這些資源運用於實際的私有企業也會遭受註定要失敗的後果。這種危險的遊戲具有許多數值為零的籌碼；所以，如果參加者的精力和意志能使他們把遊戲進行到底，那麼，對參加者的整體 而言，它是輸家。直到目前，世界財富的增加量小於個人正數值的儲蓄的總和。二者的差額系由那些輸家所補足，因為，這些人雖然具有勇氣和主動性，但卻缺乏超群的技能和異常的好運。但如果存在著足夠的有效需求，那麼，只需要一般的技能和好運便能取勝。 今天的集權主義國家以犧牲效率和自由為代價似乎已經解決了失業問題。可以肯定，世界容忍失業的期間不會很久，而失業問題，除了短暫的局勢動盪時期以外，按照我的意見，還是不可避免地和現代資本主義的個人主義聯繫在一起。然而，通過對問題的正確分析，也有可能把疾病治癒，而與此同時，又保存了效率與自由。 Ⅳ 我曾經順便提到過，我們的新體制可以比舊體制更加有利於和平。重複和強調這一方面是有必要的。 戰爭具有種種原因。對於獨裁者和其他的類似人物而言，至少在他們的期望中，戰爭會給他們帶來愉快的興奮狀態。他們感到，比較容易利用人們的好勇鬥狠的心理。但在此以外，協助他們煽起群眾的激情烈火的卻是戰爭的經濟原因，即人口壓力和對市場的爭奪。由於很可能是上述第二類原因而在19世紀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並且還可能再度如此，所以，在此加以討論是相宜的。 我在上一章已經指出，處於國內的自由放任和國際上的金本位這種19世紀下半期的典型體制中，除了向外爭奪市場以外，一國的政府在國內沒有其他辦法來緩解本國的經濟不振的問題。因為，在這種體制下，除了改善國際收支中的順差的手段以外，一切的有助於解決長期或間歇性的失業狀態的辦法都被排除在外。 這樣，當經濟學者們在一如既往地頌揚既存的國際經濟體制，說它能提供國際分工的果實，同時又能調和各國的利益時，他們掩蓋了一個不那麼美好的作用。常識和對實際事務的正確理解使政治家們相信，如果一個在傳統上為富裕的國家忽視市場的爭奪，那麼，它的繁榮會衰落並以失敗告終。但如果各國都能學習到用國內政策來為它們自己維持充分就業(而且，我們還必須加上一句，如果它們也能使它們的人口趨向保持均衡)，那麼，就不會存在重要的經濟原因來使一國的利益和它鄰國的利益相對立。在如此的條件下，仍然存在著正當的國際分工和國際借貸活動的餘地。然而，在這裡，卻不再有緊迫的動機來迫使一國把它的商品強加於另一國，或迫使一國排斥其他國家的商品銷售，而這種強加和排斥並不是由於它是否有能力償付它所願意購買的商品的考慮，而是出於公開表示的破壞國際收支平衡的目標，以便為自己取得貿易順差。國際貿易將不再像它現在那樣，即作為一個維持國內充分就業的鋌而走險的權宜之計，強行向外國市場推銷並限制從那裡購買的數量。即使是成功的話，這種方法也不過僅僅把失業問題轉嫁給鄰國，而鄰國則因之會在鬥爭中受到損害。在我們的新的體制中，國際貿易會成為在互惠的條件下，合乎意願和不受阻撓的物品和勞務的交換。 Ⅴ 實現這些思想僅僅是不著邊際的希望嗎?它們是否奠基於足夠的人類動機之上，而這種動機又能控制政治社會的演變?被它們所傷害的利益的體現者是否比它們為之效勞的人要更為強大和明確? 我不想在這裡提供答案。答案需要一本與此不同性質的著作，才能僅僅以提綱的形式表示出把這些思想逐漸付諸實施的各種實際辦法。但如果思想是正確的——作者必須假設如此，然後再據此而進行寫作——那麼，我敢作出預言：要想否定它們在一段時期後所產生的力量會是錯誤的。在目前，一般人都渴望有一個更加基本的診斷；特別易於接受它；而且，甚至只要它在表面上合乎情理，就急於試行把它付諸實施。然而，撇開這種當代的情緒不談，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們的思想，不論它們在對的時候還是在錯的時候，都比一般所設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確，世界就是由它們統治著。講求實際的人自認為他們不受任何學理的影響，可是他們經常是某個已故經濟學家的俘虜。在空中聽取靈感的當權的狂人，他們的狂亂想法不過是從若干年前學術界拙劣作家的作品中提煉出來的。我確信，和思想的逐漸侵蝕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過分誇大了。誠然，這不是就立即產生的影響而言，而是指一段時期以後；因為，在經濟學和政治哲學的領域中，在25歲或30歲以後還受新理論影響的人是不多的，因此，公職人員、政客、甚至煽動者所應用的思想不大可能是最新的。但是，不論早晚，不論好壞，危險的東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