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 · 第四編 投資誘導

第十一章 資本邊際效率 Ⅰ 當一人購買一件投資品或資本資產時，他是在購買能得到一系列未來的收益的權利；在投資品的壽命的限度內，未來的收益等於他所預期的投資所帶來的產品的賣價減去由於取得產品而支付的費用。這一系列的年收入Q1 、Q2 …Qn 可以被稱之為投資的預期收益。 與投資預期收益相對應的是資本資產的供給價格，其意義並不是指一件資產在市場上能實際上被買到的價格，而是指能誘使製造商生產出相同的資本資產的價格，即有時也被稱為重置成本的概念。從資本資產的預期收益和它的供給價格或重置成本之間的關係可以得到資本資產增加一個單位的預期收益和該單位的重置成本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向我們提供了資本邊際效率 的概念。更確切地說，我把資本邊際效率定義為一種貼現率，而根據這種貼現率，在資本資產的壽命期間所提供的預期收益的現在值能等於該資本資產的供給價格。這是某一具體種類的資本資產的邊際效率。各種不同的資本資產的邊際效率的最大值即可被當做一般的資本邊際效率。 讀者應該注意：這裡的資本邊際效率的定義涉及資本資產的預期的收益和現行的供給價格。如果一筆錢被投資於購買新近生產出來的資產，那麼，資本邊際效率即取決於這筆錢的預期的 收益率。它的意思並不是指已經過去的歷史上的結果，即當一件投資的資產的壽命結束時，我們在該資產的記錄中看到的該資產投資費用所取得的收益率。 在任何時期中，如果增加在任何一種資產上的投資，那麼，隨著投資量的增加，該種資產的資本邊際效率就會遞減；其部分原因在於：當該種資產的供給量增加時，預期收益會下降；另一部分原因在於：一般說來，該種資產的增加會使製造該種資產的設備受到壓力，從而，它的供給價格會得以提高。在短期中，兩種因素中的第二種通常具有較大的重要性來導致均衡狀態。然而，時期越長，第一種因素就會越來越為重要。由此可見，對每一種資產，我們均可為之建立一張表格或曲線，用以說明：要想使資本邊際效率等於某一個既定數值，在同時期中所需要增加的投資量為多少。然後，我們把各種資產的表格或曲線加總在一起，以便得到一張總的表格或曲線，用以說明：總投資量與總投資量所導致的、並與之相應的資本邊際效率之間的關係。我們將稱此為投資需求表或曲線；或者，稱此為資本邊際效率表或曲線。 現在，顯然可以看到，實際的投資量會增加到如此的地步，以致沒有任何種類的資產的資本邊際效率會大於現行的利息率。換句話說，投資量會增加到投資曲線上的一點，在該點，一般的資本邊際效率等於現行的市場利息率。 [1] 上述結果也可以用另一種方式表達如下。如果Qr 是一件資產在r時的預期收益，而dr 則為r年以後的1鎊按現行利息率 折算的現在值，那麼，ΣQr dr 即為對投資的需求價格。投資會增加到使ΣQr dr 和上面加以定義的供給價格相等的地步。另一方面，如果ΣQr dr 小於其供給價格，那麼，對於所涉及的資產種類而言，便不會有任何現行的投資。 根據上面的論述，投資的誘導部分地取決於投資需求表或曲線，又部分地取決於利息率。只有在第4編終了時，才有可能就其實際上的複雜性質來對決定投資量的各種因素作出全面的考察。然而，我要求讀者現在就注意到：一件資產的預期收益的數據或者該資產的資本邊際效率的數據既不能使我們推算出利息率，又不能使我們推算出該資產的現在值。我們必須從一些其他來源來找出利息率，而只有做到這一點之後，我們才能通過資產的預期收益的「資本化」來決定一件資產的價值。 Ⅱ 上述的資本邊際效率的定義與一般使用的類似名詞有何種關係?資本的邊際生產率或資本的邊際收益或資本的邊際效率或資本的邊際效用是我們經常使用的眾所周知的名詞。但是，要想在經濟學文獻中找到有關經濟學者們在使用這些名詞時所企圖表達的確切意思並不容易。 至少存在著三個含混之處需要加以澄清。首先，這些名詞所表達的究竟是在單位時間內由於增加一個物質單位的資本所引起的物質產品的增量，還是由於增加一個價值單位的資本所引起的價值產品的增量。前者牽涉到對物質資本的單位加以規定的困難，而我認為，這種困難是無法解決的，也是不必要的。當然，人們可以說：在定量的土地上，如果10個勞動者能使用更多的機器，那麼，他們會出產出更多的小麥。但如果不引入價值單位，那麼，我不知道有任何辦法把這句話的內容轉換成人們所能理解的數字比例。儘管如此，有關這一主題的許多論述似乎還是主要關心在某種意義上的資本的物質生產率，雖然論述者並沒有明確地對此加以說明。 其次，還存在著資本邊際效率究竟是一個絕對數量，還是一個比例的問題。從它在使用中的上下文來看，以及按照把它當做具有和利息率一樣的維度的慣例，資本邊際效率似乎應該是一個比例。然而，構成比例的兩項數值究竟代表什麼，通常並沒有清楚地加以說明。 最後，必須區別兩個概念，而二者的混同一向是造成混亂和誤解的主要原因。一個概念是：在現有的情況下，使用一定量增加的資本所能得到的價值的增加量。另一個是：在增加的資本資產的整個壽命期間所預期得到的一系列的價值增量。二者的區別也就是Q1 與整個系列Q1 、Q2 …Qr …之間的區別。這會引起預期在經濟理論中的地位的整個問題。大多數對資本邊際效率的論述對Q1 以外的部分不加理會。然而，除了在所有的Q都相等的靜態的理論中以外， [2] 不加理會的做法是不正確的。在通常的分配論中，資本被假設為現在就得到它的邊際生產率(不論邊際生產率的意義為何)作為報酬。這一說法只有在靜止不變狀態中才是正確的。資本的現行的收益總和與它的邊際效率沒有直接的關係；同時，在生產的邊際，資本的現行的收益(即產品的供給價格所含有的資本的報酬)是它的邊際使用者成本，而邊際使用者成本與資本邊際效率也沒有多少關係。 正如我在上面說過的那樣，對於這一切，完全缺乏任何清楚的說明。同時，我相信，我在上面作出的定義相當接近於馬歇爾使用該名詞時的意義。馬歇爾自己所使用的名詞是生產要素的「邊際淨效率」，或者使用「資本的邊際效用」。下面的引文是我在他的《經濟學原理》(第6版，第519～520頁)中所能找到的對此最為有關的文句的匯總。我把一些原本不相聯接的句子聯接起來，以便表達他的說法的要旨： 「假設在一家工廠中，可以使用額外的價值為300鎊的機器而不致引起任何其他追加的費用，而在減去機器的折舊以後，可以對該工廠每年增加價值為3鎊的淨產品。假設投資者能把資本儘先投入於一切收益較高的行業，又假設在這樣做以後所達到的均衡狀態下，使用這種機器仍然正好像上述的情況那樣有利，那麼，我們可以據此推測出，利息率的年率為3%。但是，這種例子僅能表明決定價值的重要因素中的一部分。它不能被用作利息論或工資論，因為，這樣做要犯循環推理的毛病……假設完全無風險的優質證券的年利息率為3%，而制帽業吸收了100萬鎊資本。這意味著：制帽業能夠善於使用這100萬鎊資本，以致它願意為之支付年息為3%的純利息率，而不願棄置這筆資本不用。可能存在著某些機器設備，當利息率為每年20%時，該行業還是願意使用這些機器，而不願把它們棄置不用。如果利息率為10%，那麼，該行業會使用更多的這種機器。如果利息率為6%，那麼，用的機器還要多。如果為4%，機器會繼續增加下去。最後，如果利息率為3%，那麼，該行業使用的機器會進一步多下去。當制帽業使用相當於3%的利息率的機器數量時，機器的邊際效用，即制帽業值得為之而使用機器的效用正好等於3%。」 上述引文顯然表明，馬歇爾完全知道：如果我們試圖按照這種方式來決定實際利息率的數值，那麼，我們會陷入循環推理之中。 [3] 在這段引文中，他似乎接受了上面已經提出的觀點，即：當資本邊際效率為既定時，利息率會決定將要進行的新投資量為多少。如果利息率為3%，那麼，這意味著沒有人會用100鎊來購買一架機器，除非在扣除成本和折舊之後，該機器還能為他的年淨產量添增3鎊的數值。但是，我們將在第14章中看到，馬歇爾在其他一些段落中並不是那樣謹慎——雖然當他的論點使他有可能犯錯誤時，他還是退了回來。 雖然歐文·費雪教授並未使用「資本邊際效率」這一名詞，然而，在他的《利息理論》(1930年)中，他對他的所謂「超過成本以外的收益率」下了定義。該定義與我的定義相同。他寫道：「超過成本以外的收益率具有那樣一種數值；如果把該數值用來計算一切成本和一切收益的現在值，那麼，兩個現在值就會相等」。 [4] 費雪教授說明：任何方面的投資數量取決於把超過成本以外的收益率和利息率加以比較的結果。要想誘使新投資的到來，「超過成本以外的收益率必須大於利息率」。 [5] 「這一新的數量(或因素)在我們對利息理論的有關投資機會方面起著核心的作用」 [6] 。由此可見，費雪教授使用「超過成本以外的收益率」在意義上和在目的上和我對「資本邊際效率」的使用完全相同。 Ⅲ 對資本邊際效率的意義和重要性的最大混淆之處來源於未能看清：它取決於資本的預期的收益，而不僅僅取決於其現行的收益。說明這一點的最好辦法便是指出未來的生產成本的預期的改變對資本邊際效率的影響，不論這種預期的改變是來自勞動成本，即工資單位的改變，還是來自新發明和新技術。今天生產出來的機器設備的產品將在機器設備的壽命過程中和以後生產出來的機器設備的產品相競爭，而以後生產出來的機器設備，可能由於生產它們的勞動成本較低，也可能由於生產它們的技術的改善，可以容許其產品具有較低的價格。因此，以後生產出來的機器設備的數量將會增加，一直到它們的產品價格下降到上述容許的程度時為止。此外，如果全部產品都能以較低的成本被生產出來，那麼，企業家來自老的和新的機器設備的利潤(以貨幣來衡量)將要減少。只要這種後果被預計為大致要出現，甚至被預計為有可能出現，今天生產出來的資本品的邊際效率便會作出相應的縮減。 通過資本邊際效率這一因素，預期的貨幣購買力的改變可以影響現行的產量的多寡。對貨幣購買力下降的預期會刺激投資，從而一般會刺激就業，因為，這一預期可以提高資本邊際效率曲線，即投資的需求曲線；而對貨幣購買力上升的預期具有抑制作用，因為，它降低資本邊際效率曲線。 這就是被歐文·費雪教授最初稱為「增值和利息」理論賴以成立的真理之所在——「增值和利息」理論區別貨幣利息率和實際利息率，而在矯正貨幣購買力的改變之後，後者等於前者。從該理論本身的表達方式中，很難理解它的真正含義，因為，它並沒有明確指出貨幣購買力的改變是否被假設為是事先被預料到的。這樣，就會存在著一個困難之處，即：如果貨幣購買力的改變沒有被預料到，那麼，它對現行的事物不會發生影響；與此同時，如果它是被預料到的，那麼，現行物品的價格會立即被調整到使持有貨幣和持有物品的利益再度相等，從而利息率也就沒有必要作出改變，以便補償在借款期間由於貨幣購買力的變動而給放款人帶來的得益或損失。這一困難之處也未能由庇古教授的權宜之策而得以解決。他假定，一部分人預見到貨幣購買力在將來的改變，而另一部分人則沒有預見到。 這裡的錯誤的原因在於：認為貨幣購買力在將來的改變會直接影響利息率，而不是影響既定的資本存量的邊際效率。既存的資產的價格總是會針對貨幣購買力在將來的改變的預期而作出相應的調整。這種預期改變的重要性在於：它通過它對資本邊際效率的作用而影響生產新資產的積極性。預期價格上升的刺激作用並不在於它會提高利息率(在這裡，利息率的上升會是一個令人感到真假難辨的刺激產量的方法，因為，利息率的上升會削弱這種刺激)，而在於提高既有的資本存量的邊際效率。假設利息率隨著資本邊際效率的提高而作出相應的上升，那麼，對價格上升的預期不會具有刺激作用。因為，對產量的刺激取決於既定的資本存量的邊際效率相對於利息率的上升。 [7] 這樣，費雪教授的理論最好被改寫成為有關「實際利息率」的理論，而「實際利息率」應該被定義為：由於對將來貨幣購買力的預期的改變而應該形成的利息率，以致使這種預期的改變不會對現行的產量造成任何影響。 [8] 值得注意的是：對將來利息率下降的預期會具有降低資本邊際效率曲線的作用，因為，它意味著今天生產出來的機器設備的產品將要在其部分壽命期間和造價較低的機器設備所導致的較低價格的產品相競爭。這種預期並不具有很大的降低作用，其原因在於：對各種期限的將來利息率的預期會部分地反映於相應的今天的利息率之中。雖然如此，仍然會存在著一些抑制的作用，因為，今天生產出來的機器設備的產品會在該機器設備壽命快終結期間和遠為較新的機器設備的產品相競爭，而遠為較新的機器設備只要求較低的收益，其原因為：在今天生產的機器設備的壽命終結以後的時期，利息率也將較低。 [9] 既定量的資本品的邊際效率取決於預期的改變。理解這一點是重要的，因為，主要是這一依賴關係才使得資本邊際效率具有相當劇烈的波動，而這種劇烈波動可以解釋經濟周期。在下面的第22章中，我們將說明：資本邊際效率相對於利息率的波動可以被用來解釋和分析繁榮與蕭條的交替的行進。 Ⅳ 有兩種類型的風險可以影響投資的數量。對這兩種風險一般並不加以區分，而區分它們卻是重要的。第一種是企業家或借款者的風險，它來自企業家或借款者對他自己希望得到的未來收益的可能性持有懷疑態度。如果人們系用自己的金錢從事冒險事業，那麼，這便是所涉及的唯一的風險種類。 但當借款和放款的體制存在時，即當借款者對所借款項提供一定量的動產或不動產作為擔保時，這便涉及第二種風險，被我們稱之為放款者風險。放款者風險可以起因於道德不良造成的損失，即故意賴債或其他可能是合法的逃脫之計來不履行債務，也可能起因於缺乏足夠的擔保，即由於期望未能實現而造成的對債務的非自願性的賴債。還可以存在著第三種來源的風險，即由於貨幣購買力的降低而使放款不如不動產來得安全，雖然這種風險的全部或大部分已經被反映於、從而也被計入不動產的價格之中。 第一種類型的風險在一定的意義上是一種實際的社會成本，雖然這種成本可以通過平均化或預期準確性的增加而得以減少。然而，第二種風險卻是對投資成本的一個純粹增加額，因為，如果借款者和放款者同為一人，那麼，增加額便不會存在。不僅如此，這一增加額還代表企業家風險的一個部分，使得企業家在計算值得為之而進行的投資項目的最低預期收益時，除了在純粹利息率之上加進企業家原有的風險額以外，還要再加上這一增加額。其中的原因在於：如果一個投資項目帶有較大的風險，那麼，借款者會要求在他的預期收益和他認為值得為之而支付的利息率之間具有較大的差距。與此同時，同樣的原因也使放款者要求在他所索取的利息率和純粹利息率之間具有較大的差距，以便誘使他進行放款(除非借款者的實力和富有程度大到使他能提供超過通常事例以外的擔保)。即使存在著能在借款者的心目中消除部分風險的非常有利後果的期望，這種期望也不會緩解放款者頭腦中的不安狀態。 據我所知，到目前為止，這種對一部分風險的重複計算並沒有被著重加以指出，然而，在某些情況下，它可以是很重要的。在繁榮時期，人們往往會對借款者風險和放款者風險二者都作出輕率和異乎尋常低的估計。 Ⅴ 資本邊際效率曲線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對將來的預期之所以能影響現在主要是通過這一因素(比通過利息率遠為重要)。只有在靜態情況下，才能主要以資本設備的現行的收益來對資本邊際效率加以解釋，而在這一靜態情況下，不存在著變動中的將來對現在的影響，從而其後果為：割斷今天和明天在理論上的聯繫。即使以利息率而論，它在實際上 [10] 不過是現行的現象。如果我們把資本邊際效率也轉變成為同一現行類型的事物，那麼，我們在對現行的均衡的分析中，就會割斷將來對現在的直接影響。今天的經濟理論往往以靜態假設作為前提這一事實使得經濟理論在很大程度上缺乏現實性。但在引入上面已經加以定義的使用者成本和資本邊際效率之後，經濟理論又回到現實中來；與此同時，又把它的需要修改之處限制在最低限度。 正是由於存在著耐久性的機器設備，所以經濟上的將來和現在能夠被聯繫在一起。因此，對將來的預期會通過久用性的機器設備的需求價格來對現在施加影響。這一說法符合併且反映了我們思想的一般原則。 * * * [1] 為了簡化論述，我忽略了一點，即：我們所涉及的是相應於不同長短時期的一系列的利息率和貼現率，而只有在不同長短的時期終了後，資產的各種未來收益才能得以實現。但要想照顧到這一點，改換我們的論述方法並不會造成困難。 [2] 在西方經濟學的靜態理論中，一切變量都被假設為沒有時間的先後。——譯者 [3] 當他認為邊際生產率工資論也同樣具有循環推理性質時，他錯了嗎? [4] 《利息理論》，第168頁。 [5] 同上，第159頁。 [6] 同上，第155頁。 [7] 因為，如果利息率也和資本邊際效率一同上升，那麼，二者相等，即：對價格上升的預期不會有刺激作用。——譯者 [8] 參閱羅伯森先生的文章，《經濟波動和自然利息率》，載《經濟學雜誌》，1934年12月號。 [9] 從而，新設備的造價也較低。——譯者 [10] 並不完全如此，因為，它的數值部分地反映了對將來的不肯定性。此外，各種不同條件下的利息率之間的關係取決於預期。 第十二章 長期預期狀態 Ⅰ 我們在上一章中已經看到，投資數量取決於利息率與資本邊際效率之間的關係——有一個現行投資量，即有一個與之相應的資本邊際效率；而資本邊際效率的數值則取決於資本資產的供給價格和它的預期收益。在本章，我們將較為詳盡地考察決定資本資產的預期收益的一些因素。 對未來收益的預期部分取決於既存的事實，部分取決於將來的事件；前者被我們大致當做是肯定的，而後者則只能以或多或少的信心對之進行預測。在前者的既存事實中，可以舉出如各種資本資產的現有的存量、資本資產的總量、消費者目前對物品的需求的強烈程度以及對這些物品進行有效率的生產所需要的資本量的多寡，等等。在後者的將來事件中，可以舉出資本資產的種類和數量在將來的變動、消費者偏好的改變、在投資品的生命過程中的有效需求的強弱以及在同一過程中可能出現的以貨幣表示的工資單位的改變，等等。我們可以把包括後者全部內容的心理上的預期狀態概括為長期預期狀態——以便有別於短期預期，而根據短期預期，企業家可以進行估計：如果他在今天用現有的機器設備開始生產的話，他的產品能給他帶來多少好處。關於這一點，我們已經在第5章中加以考察。 Ⅱ 在形成我們的預期時，如果對非常不肯定 [11] 的事物賦予很大的比重，那將是愚蠢的。因此，有理由認為，預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於我們感到比較有把握的事實。雖然這些事實比我們對之感到模糊不清和缺乏了解的事實就面臨的問題而論具有較少的關係，我們還是看重比較有把握的事實。由於這一原因，現時存在的事實可以說是不成比例地進入我們長期預期的形成之中；我們通常的行事法則總是：根據現有的情況，然後把它延伸到將來；只有在我們多少有點肯定理由來預期到變化時，才對延伸作出修改。 作為我們決策基礎的長期預期狀態並不單純取決於我們所作出的具有最大可能性的預測。它也取決於我們對這一預測的信心——取決於我們對我們最好的預測變為錯誤的可能性的估計有多大。如果我們預期到會有大的變動，但又對變動的具體形式感到很不肯定，那麼，我們的信心必然是微弱的。 對所謂信心狀態這一事物，務實的人總是對之加以最密切的注意。但經濟學者們卻並沒有對它進行仔細的分析，而且總是滿足於以空泛的辭令對其加以論述，特別是，論述並沒有明確指出：它在經濟問題上的重要性來自它對資本邊際效率的重大作用。影響投資量大小的下列兩個因素並不是全然無關的，即：資本邊際效率和信心狀態。信心狀態之所以重要，其原因在於：它是決定前者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前者和對投資的需求曲線又是同一事物。 然而，對於信心狀態，僅憑理論上的推想是沒有多大意義的。我們的結論必須主要取決於對現實市場和商業心理的考察。這就是為什麼以下脫離正題的論述和本書的大部分相比，處於不同的抽象層次。 為了論述方便，在下面有關信心狀態的論述中，我們假設利息率不變，從而，在下面的各節中，我們把投資數量的改變看做僅僅取決於對未來收益的預期的改變而完全與未來收益賴之於資本化的利息率的改變無關。當然，利息率的改變的影響可以很容易地被加之於信心狀態的改變的影響之上。 Ⅲ 突出的客觀事實是：我們對未來收益進行估計時所依據的知識是極端靠不住的。我們通常對決定投資項目在幾年後的收益的各種因素了解很少，並且往往根本缺乏了解。坦率地說，我們必須承認：對投資項目，如鐵路、銅礦、紡織工廠、有專利藥品的信譽、遠洋船舶、城市建築物等，我們所具有的賴之於估計它們在10年以後的收益的知識充其量也是很少，有的時候則根本沒有。甚至對投資在5年以後的收益也是如此。事實上，那些企圖認真進行這種估計的人，其數量往往少到如此程度，以致他們的行為對市場不起作用。 在過去的歲月中，那時的企業主要為那些創業者或創業者的朋友或合伙人所擁有，從而，那時的投資取決於是否存在著足夠多的具有活躍性格和事業動力的個人。這些人把從事企業當做生命的需要，而並不真正依賴於對企業未來收益的確切計算。雖然事情的最終結果主要取決於經營者的能力和品質，但是，它還是有點像買彩票。有些人遭受失敗；有些人取得成功。然而，即使在事後，也沒有人知道投資額的平均所得是否超過、等於或小於現行的利息率；雖然，如果我們把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壟斷的情況排除在外，投資的實際平均所得，即使在前進和興旺時期，很可能會使那些為此而創業的人感到失望。企業家所進行的是一場技能和運氣兼而有之的遊戲；終局之後，參與者無從得知投資的平均所得為多少。如果人類的本性不受投機的誘惑，也不從建造工廠、鐵路、礦井和農莊中取得樂趣(除了取得利潤以外)，那麼，僅憑冷酷的計算，可能不會有大量的投資。 在老式的私有企業中，投資決策在執行後大體上是不能收回的。這對整個社會和個人來說都是如此。在今天通行的所有權和管理權分離的情況下，隨著有組織的投資市場的形成，出現了一個很重要的新因素。它有時為投資提供方便，但有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經濟制度的不穩定性。在證券市場不存在的條件下，對我們已經承諾的投資項目作出一次又一次的重新估價是沒有意義的。但證券交易所卻每天都對許多投資項目重新加以估價，而這種重新估價又經常向個人(雖然並不向整個社會)提供修改承諾的機會。這就相當於一個在早飯後記錄下天氣溫度的農民能決定在上午10至11時之間把資金從農業中提出，然後再考慮在幾天後投回到農業中一樣。然而，證券交易所每日的重新估價，雖然其目的主要在於為舊有的投資在個人間的轉手提供方便，卻對現在進行的投資量無可避免地施加決定性的影響。因為，如果建立一個新企業的費用大於購買一個類似企業的費用，那麼，就沒有理由去建立該新企業。與此同時，如果看上去像是耗資巨大的投資項目的股票能在證券市場售賣出去並且還能立即獲得利潤，那麼，這種投資就具有吸引力。 [12] 這樣，某些種類的投資取決於股票價格所顯示的那些在證券交易所從事經營的人的平均預期，而不取決於實際經營企業的人的真正的預期。 [13] 既然如此，那麼，那些影響重大的對既有的投資每日、甚至每小時作出的重新估價是如何在現實中進行的? Ⅳ 一般說來，在現實中，人們之間存在著默契，大家都按照在實際上說是一種成規來行事。這一成規的實質——當然，它在實際運行上並不如此簡單——是：除非有明確的理由來期望事態的變動，否則，我們會假定現行的情況永遠會繼續下去。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真正相信現行的情況會永無止境地延伸。我們從大量的經驗中知道，這是很不可能的。在長時期以後，一個投資項目的實際結果很少和最初的預期一致。我們也不能給我們的行為提出合理的解釋，從而認為：對一個完全缺乏信息的人而言，他對前景作出偏高或偏低的預期具有相同的可能性，從而，根據相同的機率，可以求出一個統計學上的平均預期值。不能這樣解釋的原因在於，我們可以很容易地證明：對於缺乏信息的事物賦予相同的機率會導致荒謬的結果。這樣做就等於假設：現有的市場價值，不論是以何種方式形成的，卻代表唯一正確的數值。這一數值是根據我們現在所知的能影響投資收益的各種事實得出的，從而，它只能隨著我們所知的事實的變動而改變。然而，從哲學的觀點來看，這一數值並不是唯一正確的，因為，我們現在所知的事實並不構成充分的根據來計算出正確的數學期望值。事實上，許多在決定市場價值時所考慮之點是與未來收益完全無關的。 雖然如此，只要我們能信賴上述的成規會被維持下去 ，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有利於我們的事態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因為，如果存在著有組織的投資市場，如果我們能信賴該成規可以被遵守下去，那麼，投資者便有理由使自己感到寬慰，相信他所承擔的唯一風險是：關於不久的將來 的真正的信息會有所改變。因為，在成規得到遵守的條件下，只有這種改變才會影響他投資的價值，而關於改變的可能性，他尚可形成自己的判斷，同時，這種改變也不大可能很大。這樣，對投資者來說，投資在短期內成為相對「安全」的事情。因此，不論經歷多少個短期，只要他相當肯定上述的成規不會中斷，從而在事態變為嚴重以前，他有修改決策和改變投資的機會，那麼，投資仍然是相對「安全」的，他不會單純由於對他的投資在10年以後一無所知而失眠。在如此的條件下，對整個社會說來是「固定數量」的投資對個人來說成為「可變數量」。 我相信，我們的主要投資市場都是根據類似的思想基礎而被發展出來的。然而，不難看出，一個以如此隨意的方式來形成對事物的絕對觀點的成規不免帶有它的弱點，即它的靠不住的性質。這種性質給我們當前的要取得足夠多的數量的投資這一問題造成不少的困難。 Ⅴ 加強這一靠不住的性質的一些因素，可以概述如下： (1)社會的總資本投資的一部分係為那些既不從事實際經營又對現在和將來不具備特殊知識的人所擁有。由於這一部分的投資在社會總投資中所占有的比重逐漸增加，擁有投資和進行投資的人在估計投資的價值時所使用的真正知識的部分大幅度下降。 (2)既有的投資的利潤經常作出暫時和無關緊要的波動。然而，這種波動趨於對市場施加遠為過分的影響，其影響甚至到荒謬的地步。例如，據說美國製冰公司的股票在夏天的價格高於冬天，因為，季節性使夏天的利潤高於冬天。全國性的節假日的多次出現可以使英國鐵路公司股票的市場價值提高數百萬英鎊。 (3)作為對事態一無所知的群眾心理的後果，成規所決定的市場價值易於受到突如其來的看法改變的影響——看法改變可以是由於與未來收益的關係不大的因素——而作出劇烈的波動，其原因在於：群眾心理所決定的市場價值缺乏強有力的信賴基礎來使它得以保持穩定。特別在非正常時期，即使沒有明確的理由來期望變動，現有的事態能無限制地繼續進行下去的說法也比較難以令人置信。這時，市場會為樂觀情緒或悲觀情緒的浪潮所支配。這種浪潮是盲目的，但在一定意義上也是應該出現的，因為，這時並不存在用理性進行考慮的堅實基礎。 (4)但是，這裡有一點特別值得我們注意。人們可能會設想：知識和判斷能力超越一般投資者之上的市場專家們之間的競爭會矯正缺乏知識的個人的胡思亂想。然而，事實是：專業投資者和投機者的精力和技能卻主要被用之於其他的地方。這些人中的大部分在實際上所關心的主要並不在於對投資項目的生命期間的可能的收益作出優質的長期預測，而在於能比一般群眾早一點看到根據成規而得出的股票市場價值的改變為何。他們所關心的不是：像購買一項投資項目的股票並把股票長期保存起來的人那樣，關心於這項投資真正值多少錢，而是：在群眾心理的影響下，上述股票在3個月或1年以後在市場上能值多少錢。必須說明，這種行為並不代表思想怪僻。這是按照上述方式來組織投資市場所帶來的必然後果。因為，如果你相信一個投資項目的未來收益能使該項目在今天值30，如果你也相信市場在3個月後使它的價值成為20，那麼，用25去購買該項目便不是明智的行動。 這樣，專業的投資者就被迫而致力於在新聞和社會氣氛中來預測即將來臨的某些因素的改變，因為這些因素被經驗證明為最能影響市場的群眾心理。在一個以所謂「流動性」為目標來進行組織的投資市場裡， [14] 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在傳統的理財的守則中，肯定沒有比流動性崇拜更加不利於社會的條目。流動性崇拜的原則認為，投資機構把資金集中用於購買「具有流動性」的證券是一件好事，但是，它忘記了，對整個社會而言，卻不存在投資的流動性。技巧高明的投資的社會目標應該是克服把將來遮蓋起來的由於缺乏信息和時間因素而造成的模糊不清之處。然而，在現實中，今天的最高明的投資的私人目標卻是被美國人表達得很恰當的「起跑在槍響之前」，以便在鬥智中勝過群眾，從而把壞的和被磨損了的錢幣脫手給他人。 不去預測在長期之後一項投資的未來收益，而僅僅對幾個月以後的社會成規用以決定股票價值的基礎加以預測——這種機智上的鬥爭甚至並不一定意味著把群眾的魚肉去充填專業經營者的腸胃；鬥爭可以在專業經營者之間進行。它也不意味著任何人盲目相信社會成規賴之以決定股票價值的基礎能在長期中適用。因為，鬥爭好像是一種「叫停」的遊戲，一種「傳物」的遊戲，一種「占位」的遊戲——一種消遣；在其中，勝利者屬於不過早或過晚「叫停」的人，屬於在遊戲結束前能把東西傳給鄰近者的人，或在音樂停止前能占有座位的人。這些遊戲可以玩得很有樂趣，雖然參與者都知道，有一個大家不要的東西在傳遞之中，而在音樂停止時，總會有一個沒有座位的人。 或者，把比喻稍加改變，專業的投資者的情況可以和報紙上的選美競賽相比擬。在競賽中，參與者要從100張照片中選出最漂亮的6張。選出的6張照片最接近於全部參與者一起所選出的6張照片的人就是得獎者。由此可見，每一個參與者所要挑選的並不是他自己認為是最漂亮的人，而是他設想的其他參與者所要挑選的人。全部參與者都以與此相同辦法看待這個問題。這裡的挑選並不是根據個人判斷力來選出最漂亮的人，甚至也不是根據真正的平均的判斷力來選出的最漂亮的人，而是運用智力來推測一般人所推測的一般人的意見為何。在這裡，我們已經達到了第三個推測的層次；我相信，有人還會進行第四、第五和更多的層次。 讀者也許會提出問題：如果有一個技能高超的人，不受現在流行的辦法的影響，持續地根據他自己所能作出的最優的真正長期預期來進行投資，那麼，他在長期中，肯定會從其他參與者那裡取得大量利潤。對於這一問題的答案是：首先，懷有這種認真態度的人是存在的，而且，這種人的影響是否能勝過那些玩弄遊戲的人對投資市場而言是關係重大的。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在現代的投資市場上，存在著許多因素，使得這種人的影響縮小。在今天，根據真正的長期預期而進行投資已經困難到很難成為現實的程度。那些企圖這樣做的人肯定要比那些試圖以超過群眾的精確程度來猜測群眾的行為的人花費遠為更多的精力並且會冒更大的風險。在智力相同的情況下，前者可能要犯較多的災難性的錯誤。從經驗中還找不出明確的根據來表明：對社會為有利的投資也是利潤最大的投資。克服時間和我們對將來缺乏信息所造成的困難要比「起跑在槍響之前」需要更多的智力。其次，生命的期間是不夠長的——人類的本性需要快速的成果；在快速賺錢方面，存在著特殊的熱情，而較長時期以後的收益會被一般人大打折扣以後才使它變為現在的價值。對於那些完全沒有賭博本能的人來說，專業化的投資固然討厭和緊張到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然而，那些有賭博本能的人卻願意為此付出應有的代價。再其次，忽視市場在近期內的波動的投資者為了安全起見需要較多的資金，從而，不能充分利用借來的款項從事規模足夠大的經營——這是另一個理由來說明，為什麼在相同的智力水平和資本數量下，玩遊戲的人會得到較大的報酬。最後，在投資基金由人數眾多的委員會、董事會或銀行所管理的情況下， [15] 在現實中招致最多的批評的人恰恰是其中的最能促進社會利益的長期投資者。因為，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他的行為基本上應該是偏執的、不合潮流和魯莽的。如果他獲得成功，那麼，這只會肯定一般人對他的魯莽的評語。在短期中，如果他遭受很可能要有的失敗，那麼，他不會得到多少同情與憐憫。世俗的智慧教導人們：就人們的聲譽而言，合乎成規的失敗要優於不合乎成規的成功。 (5)到目前為止，我們所論述的主要是投機者或投機的投資者自己所具有的信心狀態。我們的論述有可能使人感到，我們已經暗中作出假設，即：只要投機的投資者對前景感到滿意，他可以按照市場利息率借到任何數量的款項。實際情況當然不是如此。於是，我們必須對信心狀態的其他方面也加以考慮，即考慮放款機構對向它借款的人的信心，有時也被稱為信用狀態。信心和信用狀態二者中的任何一個的低靡不振便足以導致股票價格的崩潰，從而給資本邊際效率帶來災難性的後果。雖然二者中的任何一個的低靡不振足以造成經濟崩潰，然而，經濟復甦卻要求二者同時上揚。因為，信用的衰微足以造成經濟崩潰，但是，它的加強卻僅僅是復甦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 [16] Ⅵ 上述的種種考慮之點都不應被置之於經濟學者的視野之外。但是，考慮它們時卻應有輕重緩急之分。如果我用投機一詞來表示預測市場心理的活動，而用從事企業一詞來表示預測資產的整個生命期間的未來收益，那麼，現實情況遠不能表明：投機的成分總是大於從事企業的成分。然而，當投資市場的組織改善時，投機大於從事企業的危險確實會加大。在世界上最大的投資市場之一，即紐約，投機(在剛才說的意義上)的影響是巨大的。甚至在金融領域之外，美國人總是傾向於對找出一般人所相信的一般人相信的東西感到異乎尋常的興趣，而這一整個國家的弱點就是股票市場對它所施加的報應。人們說，美國人不像許多英國人仍然在做的那樣，是為了取得「股息」，從而，美國人除去為了得到股票升值的好處以外，不太願意購買股票。這不過是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說：當美國人購買股票時，他並不把希望寄託於得到股票的未來收益，而是寄托在企業股票市場價格的上漲。就是說，在上述意義上，他是一個投機者。如果投機者像在企業的洪流中漂浮著的泡沫一樣，他未必會造成禍害。但是，當企業成為投機的旋渦中的泡沫時，形勢就是嚴重的。當一國資本的積累變為賭博場中的副產品時，積累工作多半是干不好的。以把華爾街當做一個其社會功能可以使新投資按照未來收益流入最有利渠道的機構而論，該街所獲得的成功程度不能被認為是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的典範——這並不值得奇怪，如果我下面所說的是對的話；我所說的是：華爾街的最好的頭腦卻在事實上被引導到一個與其社會功能不同的目標。 這些脫離社會功能的傾向是在成功地組織起「具有流動性」的投資市場之後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後果。人們通常同意：為了社會利益，應該使賭場難於進入並且使進入的代價昂貴。相同的話對股票交易所說來，也許仍然是對的。倫敦證券交易所的禍害之所以能少於華爾街，其原因主要並不在於民族特點的差異，而在於：對一般的英國人而論，和一般美國人進入華爾街相比，進入斯羅格莫頓街是非常困難和昂貴的。附加在倫敦證券交易所進行經營的費用，如介紹費、高額的經紀人費用以及向英國財政部繳納的大量的轉手稅，可以減少市場的流動性(雖然每兩周結賬一次的辦法具有方向相反的作用)；這在很大的程度上使帶有華爾街的特點的交易不能存在。 [17] 對一切交易，政府施加相當高額的轉手稅可能是最切實可行的改進辦法，以便在美國減少投機壓倒企業經營的可能性。 現代投資市場的奇怪局面使我傾向於這種主張：使購買證券成為永久性的事物；像婚姻一樣，除了死亡和其他嚴重原因以外，不能解約。這也許是治理當代弊端的一個有效手段，因為，它可以迫使投資者考慮長期的前景。然而，對這一解決辦法稍加思索又使我們看到一個難題，即：雖然要求投資具有流動性有時會有害於新投資的產生，但它卻往往也對新投資的產生有利。此中的原因在於：每個投資者會自以為他投入的資金「具有流動性」(雖然對所有的投資者在一起而言並不如此)；這一事實可以給投資者壯膽，從而使他比較願意承擔風險。如果投資者所投入的資金被弄成不具有流動性，那麼，只要存在著個人保持儲蓄的其他方式，投資不具有流動性就會嚴重損害新投資的產生。這就是上述的難題。只要個人能夠以貯藏或放款的方式來處理他的財富，那麼，除非存在著一個能使投資的資產很容易轉換成現款的有組織的市場，購買投資資產的方式就不會具有足夠的吸引力(特別是對那些不直接經營和沒有這一方面知識的人來說，更是如此)。 醫治這種影響現代社會經濟生活的信心危機的唯一極端方法是使個人在消費掉他的收入和購置具體的資本資產之間沒有選擇的餘地。即使這些被購置的資本資產對他來說很難能被算作最有利的投資方式時，也應這樣做。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即：當他對前途處於異常的疑慮狀態時，疑慮會使他增加消費和減少投資的比重。即使如此，這卻會使他在異常疑慮狀態時能避免那種災難性的、自我加重的和影響深遠的手段來把他的收入既不用於消費，也不用於投資。 那些強調貯藏現款對社會所帶來的危害的人們當然懷有和上述相類似的想法。但是，他們卻忽視了危害在其他條件下出現的可能性；那就是：即使貯藏現款的數量不變，或改變的數量微少，危害也會出現。 Ⅶ 除了投機所造成的經濟上的不穩定性以外，人類本性的特點也會造成不穩定性，因為，我們積極行動的很大一部分系來源於自發的樂觀情緒，而不取決於對前景的數學期望值，不論樂觀情緒是否出自倫理、苦樂還是經濟上的考慮。關於結果要在許多天後才能見出分曉的積極行動，我們的大多數決策很可能起源於動物的本能——一種自發的從事行動、而不是無所事事的衝動；它不是用利益的數量乘以機率後而得到的加權平均數 [18] 所導致的後果。不論各個企業以何種坦率而真誠的程度來宣稱：它們從事經營的主要動機已由企業的組織章程所說明；它們在實際上不過是把它們的動機假裝成為如此而已。事實上，根據對將來的收益加以精確計算後而作出的經營活動只不過比南極探險的根據稍多一些。因此，如果動物的本能有所減弱而自發的樂觀精神又萎靡不振，以致使我們只能以數學期望值作為從事經營的根據時，那麼，企業便會萎縮和衰亡——雖然對企業的前景看好和看壞的根據和以前沒有什麼不同之處。 我們有把握說：對將來懷有希望而興辦的企業對整個社會有利。但是，只有當合理的計算結果由於動物本能而得到加強和支持時，個人主動性才會大到能興辦企業的地步。在個人主動性得到動物本能的加強和支持下，那種往往使創業者意志消沉而為經驗所表明的最終要失敗的想法會被放在一邊，正如健康的人把對死亡的預期放在一邊一樣。 不幸的是：上述情況不僅會加深蕭條和危機的程度，而且還使經濟繁榮高度依賴於對一般工商業者合適的政治和社會氣氛。如果對英國工黨政府和美國新政的恐懼會抑制從事企業經營的話，其原因可以既不在於合理計算的結果，也不在於具有政治意圖的策劃——原因可以僅僅在於破壞了自發的樂觀狀態的微妙平衡。因此，在估計投資前景時，我們必須考慮到決定自發活動的那些主要人物的膽略、興奮程度、甚至消化是否良好和對氣候的反應。 我們不應據此而得出結論，認為一切都取決於非理性的心理浪潮。恰恰相反，長期預期狀態往往是穩定的，而且，當它不穩定時，其他因素會施加補償性的影響。我們不過是在這裡提醒我們自己：不論在個人事務、還是在政治和經濟問題中，影響著將來的人的決策都不可能單純取決於精確的數學期望值，因為，進行這種計算的基礎並不存在。推動社會的車輪運行的正是我們內在的進行活動的衝動，而我們的理智則在我們能力所及的範圍內，在能計算的時候，加以計算，以便作出最好的選擇；但以動機而論，我們的理智卻往往退回到依賴於我們的興致、感情和機緣的地步。 Ⅷ 此外，還存在著一些重要的因素以某種方式在現實中減輕我們由於對將來缺乏知識而造成的影響。由於計算複利的作用，再加上隨著時間的進展而很可能出現的老化，許多投資項目的主要考慮之點是能否用比較近期的未來收益所收回。以期限很長的投資中的一個重要類別，即建築物而論，風險經常可以從投資者那裡被轉移到住房者的身上，或者被二者分攤；其手段是通過長期契約，而長期契約可使住房者感到契約的連續性和有房子住的保障所帶來的有利之處會大於冒風險的程度。以長期投資的另一個重要類別，即公用事業而論，未來收益中的相當大的部分在實際上已經為壟斷特權和按照獲取一定利潤率而定價的權利所保證。最後，還有一個日趨重要的由政府進行的或由政府承擔風險的投資類別。在進行這種類別的投資時，政府顯然只考慮社會的將來的利益，而不管投資的商業效益會有多大的波動，也不拘泥於使投資收益的數學期望值至少應等於現行利息率——儘管政府所要支付的利息率仍然會起著關鍵的作用來決定它的財力所及的投資的規模。 這樣，在充分顧及到長期預期狀態在短期內改變(以便和利息率的改變相區別)的影響的重要性之後，我們仍然有理由把利息率當做至少在正常條件下能影響投資的重大因素，雖然並不是決定性的因素。然而，只有經驗才能證明：在何種程度上，控制利息率能夠持續地刺激投資，使它處於合適的水平。 以我自己而論，我對僅僅用貨幣政策來控制利息率的成功程度，現在有些懷疑。我希望看到的是：處於能根據一般的社會效益來計算出長期資本邊際效率的地位的國家機關承擔起更大的責任來直接進行投資，因為，根據我在上面已經加以論述的原則來計算出的各種資本邊際效率的市場估計值似乎很可能具有過分大的波動，以致利息率的任何能實現的改變都不足以抵消這種波動。 * * * [1] 我在這裡所說的「非常不肯定」和「非常不可能」不是一回事。參閱我的《機率論》，第6章，論「論證的權衡」。 [2] 在我的《貨幣論》中(第2卷，第195頁)，我指出：當一家公司的股票的市場價值很高，從而該公司能以優惠的條件通過發行更多的股票來籌集更多的資金時，這一情況的作用相當於它能以較低的利息率來籌借款項。現在，我應該把這一事實描述為：現行股票的較高價格會引起相應種類的資本的資本邊際效率的增加，從而具有和利息率下降的相同作用(因為，投資與否取決於把資本邊際效率和利息率相比較的結果)。 [3] 當然，這並不適用於那些可以隨時在市場上轉讓的類型的企業，也不適用於那些不具有類似可轉讓的證券的企業。屬於這種例外情況的企業類型在過去是為數眾多的。但從它們在新投資總額中所占比例來看，它們的重要性正在迅速下降。 [4] 這裡的「流動性」主要指把資產能被售賣掉來得到現款的難易程度，特別就出售掉股票來得到現款而言。越容易換取到現款，「流動性」越大。——譯者 [5] 被保險公司和投資信託部門認為是穩妥的辦法是：不僅要計算所持有的有價證券帶來的股息，而且還要計算股票的市場價格所導致的股票價值的變動。這種辦法也趨於使人們過分重視股票的短期價格的波動。 [6] 這裡的意思是：雖然企業家可以借到投資所需要的款項(即信用)，但是，由於對經濟前景信心不足(即資本邊際效率很低)，他未必願意進行投資。——譯者 [7] 據說，當華爾街交易旺盛時，股票買賣的至少一半以上屬於投機者企圖在同一天內把買轉變為賣、或把賣轉變為買的交易。在商品交易所中，情況也往往如此。 [8] 指數學期望值。——譯者 第十三章 利息率的一般理論 Ⅰ 在第11章中，我們已經說明：雖然存在著使投資量上升或下降的因素以便使資本邊際效率等於利息率，然而，資本邊際效率本身與現行利息率卻是不同的東西。資本邊際效率曲線(或表)可以被認為是為了進行新投資而需要借進資金的人所願意支付的代價，而利息率則代表現行的提供資金的代價。因此，為了使我們的理論完整，我們必須知道，決定利息率的是什麼。 在第14章及其附錄中，我們將考察迄今為止的對這一問題的答案。大致說來，我們將發現：這些答案使利息率取決於資本邊際效率曲線和心理上的儲蓄傾向之間的相互作用，即：利息率是一個平衡的因素，其作用能夠使代表在各種不同利息率下存在的新投資量的對儲蓄的需求等於社會心理狀態所決定的不同利息率下的對儲蓄的供給。只要我們能覺察到：僅僅根據這兩個供求因素不可能得出利息率，那麼，這些說法便要被推翻。 既然如此，對於這一問題，我們的答案是什麼? Ⅱ 要想完全體現出一個人的心理上的時間偏好，必須作出兩種不同的決策。第一種涉及被我稱之為消費傾向的那個時間偏好的方面。在本書第3編所陳述的各種動機的影響之下，消費傾向發生作用來決定每個人把其收入的多大部分用之於消費，又把其收入的多大部分以某種支配權形式加以保存 ， 以 備 將 來 的 消 費 之 用 。 一旦作出這個決策，他還必須作出另一個決策，即：他以何種形式來持有對將來的消費的支配權。不論對他的現行收入還是對他過去的儲蓄而言，他都要作出這個另一決策。他是否準備把將來消費以具有瞬息流動性的支配權的方式(即貨幣或類似貨幣的東西)加以保持?或者，他是否準備在一定的期限和非固定的期間內放棄這個支配權的瞬息流動性，而聽任將來市場情況來決定：在必要的時候，他能以何種比例來把他對某些物品的延期支配權轉換成對一般物品具有瞬息流動性的支配權? [19] 換言之，他的流動性偏好的程度有多大?在這裡，一人的流動性偏好系用此人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下願意以貨幣形式加以保存的其資產的價值(用貨幣或用工資單位來加以衡量)。 我們將要發現，已被接受的、現有的利息率理論的錯誤在於：它企圖從上述心理上的時間偏好的兩個組成部分中的第一個來得出利息率，而卻忽視了第二個部分。我們必須加以補救的正是對第二部分的忽視。 顯然應該看到，利息率不可能是儲蓄的報酬或被稱之為等待的報酬。 [20] 因為，如果一人把他的儲蓄以現款的形式貯藏起來，雖然他的儲蓄量和不以此方式保存的儲蓄量完全相同，他卻賺取不到任何利息。恰恰相反，僅憑利息率的定義本身就能告訴我們，利息率是在一個特定期間內放棄流動性的報酬。因為，利息率不過是一筆錢去除它的報酬而得到的比例，其中的報酬系來自在規定的時間內放棄對這筆錢的控制來換取相應的債權 [21] 這一事實。 [22] 由此可見，由於利息率是放棄流動性的報酬，所以在任何時期的利息率都能衡量持有貨幣的人不願意放棄流動性的程度。利息率並不是能使對投資資金的需求量和自願放棄目前的消費量趨於均衡的「價格」，而是能使以現金形式持有財富的願望和現有的現金數量相平衡的「價格」——這就意味著：如果利息率具有較低的數值，即如果放棄現金的報酬有所降低的話，那麼，公眾想要持有的現金量就會超過現有的供給量；如果利息率被提高了的話，那麼，就會出現無人願意持有的多餘現金。假使這種解釋是正確的，那麼，貨幣數量便是另一個因素來和流動性偏好在一起決定在既定條件下的利息率的高低。流動性偏好是一種潛在的力量或函數關係的傾向，而這一潛在力量或函數關係的傾向可以決定在利息率為既定數值時的公眾想要持有的貨幣數量。這樣，如果r代表利息率，M代表貨幣數量，L代表流動性偏好，那麼，我們可以得到M=L(r)。這可以表明貨幣數量在何處並以何種方式來進入經濟體制之中。 然而，在這裡，我們回過頭來考察一下，為什麼像流動性偏好那樣的事物能夠存在。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運用早已存在的對用做現行業務交易的貨幣和對用做財富貯藏手段的貨幣之間的區別加以說明。以這兩種使用方式的第一種而論，顯然可以看到，在一定限度內，為了流動性而犧牲一定數量的利息是值得的。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來，既然利息率從來不具有負數值，為什麼人們寧可用收益很少和沒有利息的形式來持有他的財富，而不用能賺取利息的方式來持有它呢(在這裡，我們當然假設不賺取利息的銀行存款和賺取利息的債券具有相同的風險)?對此加以全面解釋是複雜的，必須留待到第15章。雖然如此，應該在這裡指出一個必要的條件。如果沒有這一條件，作為貯藏財富的手段而造成的對貨幣的流動性的偏好是不能存在的。 [23] 這一必要條件便是：存在著對將來的利息率的不肯定性 ，即：不能肯定將來的各種期限系列的市場利息率的數值。因為，如果能肯定預期到一切將來時間的市場利息率，那麼，一切將來時間的市場利息率都可以根據現在的不同期限債券的利息率而被推算出來，因為，現在不同期限的債券利息率會根據已知的將來時間的市場利息率而作出相應的調整。例如，假設1 dr 是r年以後的1英鎊(￡1)的現在(第1年的)值。如果從第n年開始算起， n dr 是r年以後的1英鎊(￡1)在第n年時的現在值，那麼，我們會得到 [24] ： n dr = 1 dn+r 1 dn 。 從上式可以看到n年後的任何債券的折算成現金的貼現率都可以根據現行的利息率系列中的兩個而被推算出來。如果現行的每種期限的債券都具有正數值的利息率，那麼，用購買債券的方式來貯藏財富總是比用持有現金的方式要較為有利。 在相反的情況下，如果對將來的利息率是不肯定的，那麼，我們便不能保證，當第n年到來時，n dr 會等於1 dn+r 1 dn 。這樣，在第n年到來之前，如果發生對具有流動性的現金的需求，那麼，和持有現金相比，購買長期債券然後把它轉換成現金就會冒較大的受到損失的風險。按照現行機率而計算出的統計學上的利潤或數學期望值——雖然是否能以如此的方式來加以計算尚未可知，但是，假設它能如此計算的話——必須大到足夠的程度來補償冒損失的風險。 此外，如果存在著有組織的債券交易市場，那麼，不肯定性還會為流動性偏好的存在造成更多的理由；其原因在於：不同的人可以對前景的估計具有差異，而一個與以市場價格所表示的主流看法不同的人可以具有充分的理由來持有具有流動性資金，以便當他的看法正確時，即各個1 dr 之間的關係處於錯誤狀態時，可以從中謀利。 [25] 這很像我們在上面以較多的篇幅針對資本邊際效率加以討論時的內容。在上面的討論中，我們已經發現：資本邊際效率並不取決於「最好的」看法，而是取決於由群眾心理所決定的市場價值；與此相類似，由群眾心理所決定的對將來的利息率的估計也對流動性偏好產生影響——但是，在這一場合，需要添增的是：那些相信將來的利息率會高於現行市場利息率的人便有理由來持有具有流動性的現金， [26] 而那些對將來的利息率看法相反的人便會有動機來獲取短期借款，以便購買長期債券。市場價格會被決定於「空頭」的出售量等於「多頭」的購買量之點。 我們在上面論述的流動性偏好的三種類別可以被認為是取決於：(1)交易動機，即：由於個人或業務上的交易而引起的對現金的需要；(2)謹慎動機，即：為了安全起見，把全部資產一部分以現金的形式保存起來；(3)投機動機，即相信自己比一般人對將來的行情具有較精確的估計並企圖從中謀利。類似我們在論述資本邊際效率時所說的那樣，有組織的證券交易市場的存在的必要性給我們提出一道難題。因為，在缺乏有組織的市場的情況下，由於謹慎動機而形成的流動性偏好會大為增加；而與此同時，有組織的市場的存在又會為來自投機動機的流動性偏好提供大幅度漲落的條件。 我們可以對此加以進一步的說明：假設除了考慮到利息率的改變對收入的影響以外由於交易動機和謹慎動機的流動性偏好所吸收的貨幣數量對利息率的改變不太敏感，從而，貨幣數量的總量減去上述被吸收的數量後的剩餘部分，可以被用來滿足來自投機動機的流動性偏好，那麼，利息率和債券的價格會被定於如此的水平，而處於這種水平，某些人所願意持有的現金(因為，處於該水平，他們對債券的將來價格具有「空頭」的想法)正好等於可以被用來滿足投機動機的貨幣數量。在如此的情況下，每一次貨幣數量的增加必然能把債券的價格提高到足夠的程度以便使價格高出某些「多頭」的預期值，並且使他們出售債券來換取現金，從而加入「空頭」的行列。 [27] 然而，除了短暫的期間以外，如果來自投機動機的對貨幣的需求是微不足道的，那麼，貨幣數量的增加幾乎立即會把利息率降低到必要的程度，以致能提高就業量或工資單位的數量到足夠的水平來通過交易動機和謹慎動機而把增加的貨幣數量吸收淨盡。 [28] 一般說來，我們可以假設：表明貨幣數量與利息率之間的關係的流動性偏好曲線是一條平滑的曲線；該曲線表明：隨著貨幣數量的增加，利息率下降。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有幾個： 首先，隨著利息率的降低，如果其他條件不變，那麼，很可能會有較多的貨幣數量被來自交易動機的流動性偏好所吸收。因為，如果利息率的降低會增加國民收入的話，那麼，為了應付交易而持有的貨幣量將大致按收入增加的相同比例增加，而與此同時，以放棄利息來計算的持有足夠現金的方便之處的代價便會減少。除非我們用工資單位而不用貨幣(在某些情況下較為方便)來衡量流動性偏好，如果利息率的下降所造成的就業量的增加導致工資的增長，即工資單位的貨幣價值增加，那麼，交易動機所需要的貨幣量也同樣要增加。其次，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利息率的每一次下降都會增加某些個人所願持有的現金數量，因為，他們對將來的利息率數值的看法與市場的看法不同。 [29] 雖然如此，也會出現這樣的情況：貨幣數量即使大量增加也只能對利息率施加相對微小的影響。其原因在於：貨幣數量的大量增加可以造成如此之大的對將來的不肯定性，以致來自安全動機的流動性偏好得以加強，而與此同時，對將來利息率的看法可以達到非常一致的程度，以致現行利息率的微小變化可以使大批的人轉向於持有現金。使人感到有興趣的是：經濟制度的穩定性和它對貨幣數量的變動的敏感性竟然以如此的程度依賴於對不肯定的事物的各種不同看法的存在。能知道將來當然最好。但如果不能的話，那麼，如果我們想通過對貨幣數量的改變來控制經濟制度，那麼，看法的分歧便具有重要性。由此可見，這種控制辦法在美國要比在英國難於見效，因為，在美國，每個人在同一時期傾向於持有相同的意見，而在英國，意見分歧較為經常。 Ⅲ 現在，我們已經把貨幣第一次引入我們的因果環節之中，而對貨幣數量的改變如何對經濟制度發生作用，我們作了初步的窺視。然而，如果我們據此斷言：貨幣是刺激經濟制度活躍起來的酒，那麼，我們必須提醒自己，在酒杯和嘴唇之間還有幾個易於滑脫的環節。其原因在於：其他條件相同，雖然貨幣數量的增加可能使利息率下降，但是，如果群眾的流動性偏好的增加大於貨幣數量的增加，那麼，貨幣數量的增加就不能使利息率下降。此外，其他條件相同，雖然利息率的減少可能增加投資數量，但是，如果資本邊際效率曲線的下降比利息率的減少更快，那麼，利息率的減少就不能增加投資數量。還有，其他條件相同，雖然投資量的增加可能增加就業量，但如果消費傾向下降，那麼，投資量的增加就不能增加就業量。最後，如果就業量增加，那麼，價格將在一定程度內上升；上升的程度部分取決於物質供給函數的形狀，部分取決於以貨幣衡量的工資單位是否易於提高。當產量已經增加，價格已經上升時，這對流動性偏好的影響是：為了維持一定數值的利息率所需要的貨幣數量必須加大。 Ⅳ 雖然來自投機動機的流動性偏好相當於我在《貨幣論》中稱之為「空頭狀態」的東西，但二者決不是相同的。在該書中，「空頭狀態」被定義為一種關係。它不是利息率(或債券價格)和貨幣數量之間的關係，而是資產價格和債券價格在一起和貨幣數量之間的關係。然而，這種辦法會引起利息率改變的後果和資本邊際效率改變的後果之間的混淆。這一點，我希望我已加以避免。 Ⅴ 貯藏貨幣的概念可以被認為是流動性偏好概念的第一接近值。如果我們用「貯藏貨幣的傾向」來代替「貯藏貨幣」，那麼，二者幾乎是相同的東西。但是，如果我們把「貯藏貨幣」視作持有的貨幣量的增加，那麼，它的意義便不夠完整——而會嚴重造成誤解，因為，它可以使我們把「貯藏貨幣」和「不貯藏貨幣」簡單地看做兩種不是這樣做便是那樣做的辦法的話。其原因在於：「貯藏貨幣」的決策並不單純取決於「貯藏貨幣」的絕對的好處，而且還要考慮脫離流動性而帶來的利益——「貯藏貨幣」的決策是權衡兩種利益的結果，因此，我們必須知道另一方面的情況是什麼。此外，只要我們把「貯藏貨幣」看做實際持有的現金量，那麼，群眾的決策不能改變貯藏的貨幣量，因為，貯藏的貨幣量必須等於貨幣數量(或者，按照某種定義，等於貨幣數量減去交易動機所要求的部分)，而貨幣數量又不是群眾所決定的。 [30] 群眾想要貯藏貨幣的傾向所能做到的一切不過是決定能使群眾想要貯藏的總量等於既存的現金總量時的利息率。忽視利息率和貯藏貨幣之間的關係的習慣可以部分地解釋：為什麼利息率通常被當做不花錢的報酬，而在事實上，它卻是不貯藏貨幣的報酬。 * * * [1] 在這裡，放棄瞬息流動性的支配權系指股票、債券等不能立即用購買商品的票據；具有瞬息流動性的支配權系指活期存款、現鈔等。——譯者 [2] 傳統的西方經濟學沿襲馬歇爾的說法，把利息當做等待將來的消費的報酬。——譯者 [3] 劃分「貨幣」和「債權」的界限要看對具體問題的方便程度而定，這不會影響在這裡的定義。例如，我們可以把貨幣當做對一般購買力的支配權，而這一支配權在3個月內不會和貨幣所有者脫離。與此同時，把債權當做在此期間內不能收回的支配權。我們可以用1個月、3天、3小時，或任何期間來代替「3個月」。我們也能把在某一場合不能立即充當法定償債物的東西都排除在貨幣以外。在現實中，經常使用的方便方式是把銀行的定期存款，有時也把類似短期國庫券的證券包括在貨幣之內。作為一個成規，我將和我在《貨幣論》中所做的一樣，假設銀行存款也是貨幣。 [4] 在對具體問題的討論中，債務的期限是已知的，所以利息率是對一定期限的債務而言，因為，利息率隨著期限的不同而有差別。和具體問題的討論不同，在一般的討論中，利息率最好指對不同期限的現行的利息率系列，即對不同期限的債務的利息率。 [5] 按照西方經濟學者普遍接受的說法，除非存在著一定的理由(即這裡所說的條件)，合乎理性的人不會犧牲掉得到利息或其他收益的好處而把現款閒置於手中。——譯者 [6] 得到的公式可以用下列方式推導出來： 假設i和j分別代表現在的(第1年)為期n年和n+r年的利息率；h為第n年時的為期r年的利息率，那麼，根據j而得到的n+r年後的1英鎊的現在值(第一年)為： 1(1+j)n+r ① 根據i和h而得到的n+r年後的1英鎊的現在值為： 1(1+h)r (1+i)n ② 在h為一定數值的條件下，則i和j必然會自動調節，使①=②；否則，為了取得n+r年後的1英鎊的較大的現在值，人們會使用兩種貼現方法中的一種，一直到①=②時為止。因此， 1(1+j)n+r = 1(1+h)r (1+i)n 這就是說： 1 dn+r =n dr ×1 dn 因此， n dr =1 dn+r 1 dn 所以，根據i和j的數值，可以決定h的數值。這裡的i和j都是現行的利息率，它們的數值都是已知的。因此，h的數值可以根據i和j而被計算出來。——譯者 [7] 這一點也就是我在《貨幣論》中所討論的兩種看法和「多頭—空頭」的處境。 [8] 也許有人認為：根據相同的理由，那些相信投資的將來收益要小於市場的預期數值的個人會具有足夠的理由來持有流動性的現金。但是，這裡的情況並不如此。這些人會具有充分的理由來持有現金或債券而不是股票。然而，除非他也相信將來的利息率要比市場所預期的數值為高，他會更願意購買債券，而不是持有現金。 [9] 當貨幣數量增加時，利息率便會下降；利息率的下降意味著債券價格的提高。當債券價格高到一部分的「多頭」(即文中所說的某些「多頭」)所期望的最高水平時，他們便認為以後的債券價格不可能再行上升，而只能下降。此時，他們會出售債券，賺取債券的高價所帶來的利潤。另一方面，他們會把變賣債券所得到的現款存放在手中，以等到債券價格下降(意味著利息率的上升)時，低價收購，待價格再度上升時出售，獲取利潤。由於他們持有現款，等待價格下降，所以文中說他們「加入『空頭』的行列」。——譯者 [10] 上句話系就貨幣數量的增加額正好使債券價格上升到某種程度；處於這種程度，上句話所說的「某些『多頭』」由於出售債券而得到的現款正好等於貨幣數量的增加額。這僅僅代表一種現實的情況。 本句所指的是另一種情況，即：貨幣數量的增加額很大，而債券價格上升所導致的「某些『多頭』」由於出售債券而持有的現款(即文中所說的「來自投機動機的對貨幣的需求」)又為數甚微。此時，按照凱恩斯的意思，貨幣數量增加額減去「來自投機動機對貨幣的需求」以後的多餘部分會使利息率下降；下降的利息率(在資本邊際效率不變的條件下)又會增加投資，從而使國民收入增加。根據凱恩斯的理論。國民收入會增加到某種水平；處於這一水平，交易動機和投機動機所導致的對貨幣的需求的增加量正好等於上述貨幣數量增加額的多餘部分，因為，交易動機和謹慎動機所引起的對貨幣的需求量被認為是主要取決於國民收入。——譯者 [11] 這裡的意思與第176頁譯者注〔1〕相似。——譯者 [12] 因為凱恩斯認為，貨幣數量系由西方國家所控制。——譯者 第十四章 古典學派的利息率理論 Ⅰ 古典學派的利息率理論是什麼?它是哺育所有我們這些人的一種經濟思想，而直到最近，我們對它才完全加以接受。然而，我發現，要想把它準確陳述出來卻是困難的，或者，要想在現代古典學派的權威著作中找到對它的明確的論述也是困難的。 [31] 然而，相當明確的是：古典學派的傳統把利息率當做能使對投資的需求和意願的儲蓄保持均衡的因素。投資代表對可投入的資金的需求，而儲蓄代表它的供給；與此同時，利息率則是能使二者相等的資金的「價格」。正和商品的價格必然處於使對它的需求等於對它的供給之點一樣，所以利息率也必然在市場力量的作用下，處於能使投資量和儲蓄量相等之點。 上述種種並不能逐字逐句地在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中找到。然而，他的理論似乎就是如此；別人以此教我，我在許多年中也以此教別人。拿他的《原理》中的下面一段話作為例子：「由於利息率是在任何市場上使用資本而支付的價格，所以它趨於走向一個均衡水平；處於該水平，市場在該水平的總投資量等於在該水平的資金總供給量」。 [32] 另一個例子是卡賽爾教授的《利息的性質和必要性》。在其中，他解釋道：投資構成「對等待的需求」，而儲蓄構成「對等待的供給」；與此同時，利息是一種「價格」，其作用為使二者相等。在這裡，和上述馬歇爾的情況一樣，我仍然找不出他的具體的詞句加以引用。卡弗教授的《財富的分配》的第6章顯然把利息看做能使等待的邊際負效用和資本的邊際生產率保持均衡的因素。 [33] 阿爾福雷德·弗勒克斯爵士(《經濟學原理》，第95頁)寫道：「如果我們的一般論述是有道理的話，那麼，必須承認：自動的調節發生在儲蓄和有利可圖地使用資本的機會成本之間……只要利息率大於零……儲蓄便是有用的」。陶西格教授(《原理》第2卷，第29頁)畫出一條儲蓄的供給曲線和一條需求曲線，「該曲線代表資本數量增加時的遞減的生產率」。在此以前，他寫道(第20頁)：「利息率最終會穩定於一點；在該點，資本的邊際生產率足以誘導出儲蓄的邊際增量」。 [34] 瓦爾拉斯的《純粹經濟學大綱》的附錄Ⅰ．(Ⅲ)論述「儲蓄與新資本的交換」；在這裡，他明確表示：相當於每一個可能的利息率，存在著一個人們要進行儲蓄的總量，也存在著一個人們要投資於新資本資產的總量，而二者趨於相等；與此同時，使得二者相等的變數就是利息率。因此，利息率會處於代表新資本的供給的儲蓄等於代表對新資本的需求之點。由此可見，他完全沿襲了古典學派的傳統。 由傳統學說哺育出來普通人——銀行家、公務員或政治家——以及受過專門訓練的經濟學者當然已經接受了傳統思想。他們認為：當人們進行儲蓄時，人們就自動完成了使利息率下降的行動，而這又會自動刺激資本的生產。他們認為：利息率正好下降到如此的程度，以致由此而導致的資本的產量的增長正好等於儲蓄的增加量。不僅如此，他們還認為，這是一個自我控制的調節過程，這種過程會自動發生，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干預行動，或者不需要貨幣當局的祖母般的照顧。同樣地——這甚至在今天還是一個更為普遍的信念——每一次添增投資的行動必然會提高利息率，如果這種提高沒有被儲蓄傾向的改變所抵消的話。 現在，上面幾章的分析應該能清楚地說明：這種對上述事物的解釋肯定是錯誤的。為了便於尋求意見分歧的根源，我們從對上述事物的一致之處開始。 不像新古典學派 [35] 那樣，相信儲蓄與投資在現實中可以是不相等的，正規的古典學派接受了二者相等的觀點。例如，雖然馬歇爾沒有明白表示出來，但他肯定相信：總儲蓄和總投資必然相等。確實，古典學派的大多數人把這一信念推廣到過分的程度，因為，他們認為：一人的任何儲蓄行為必然會造成相應的投資的增加。同時，在目前所涉及的論述範圍內，我的資本邊際效率曲線或投資的需求曲線與上面引用的古典學派經濟學者心目中的對投資的需求曲線並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差別。當我們談到消費傾向和它的對應概念儲蓄傾向時，我們的意見就開始具有分歧，其原因在於：他們強調利息率對儲蓄傾向的影響。但可以設想，他們不會否認：收入水平對儲蓄數量也具有重要的影響。與此同時，就我而言，我也並不否認：利息率也許可以對既定收入的儲蓄量具有影響(雖然影響的作用也許不像他們所設想的那樣)。所有這些一致之處可以被總結為一個古典學派可以接受而我又不會反對的命題，即：假設收入水平是既定的，那麼，我們可以推斷說：現行的利息率必須處於某一點；在該點，相當於不同利息率的對資本的需求曲線和相當於不同利息率的在既定收入中的儲蓄量曲線相交。 然而，在此之後，肯定為錯誤的東西進入了古典學派的理論。從上述的命題中，如果古典學派僅僅推出這樣一個結果，即：在對資本的需求曲線為既定的條件下，以及在利息率的改變對不同收入的儲蓄量的影響也為既定的條件下，在收入的水平和利息率之間必然存在著一定的關係，那麼，就不會有爭論之處。不僅如此，這一命題還自然會引導出另一個體現重要真理的命題，即：如果利息率對資本的需求曲線以及利息率對定量的收入水平中的儲蓄量的影響都為既定的，那麼，收入的水平必然是使儲蓄量和投資量相等的因素。然而，事實上，古典理論不僅忽視了收入水平變動的作用，而且還含有思維上的錯誤。 因為，正如上面多次引用的那樣，古典學派的理論假設：根據自己的理論，它便能進一步考察(例如)資本的需求曲線的移動對利息率的影響，而不需要鬆動或修正它關於儲蓄因之而得以決定的既定收入數量的假設條件。古典利息率理論的自變量是資本需求曲線和不同的利息率在既定收入條件下的不同的儲蓄量；而當(例如)資本需求曲線移動時，按照這一理論，新的利息率系由下列兩條曲線的交點所決定：一條是新的資本需求曲線；另一條是表明利息率和定量的收入條件下的儲蓄量之間的關係的曲線。古典學派的利息理論似乎在說：如果資本的需求曲線有所移動，或者，如果表明利息率和在定量收入條件的儲蓄量之間的關係的曲線有所移動，或者，兩條曲線都有所移動，那麼，新的利息率便取決於兩條曲線的新的位置的交點。然而，這是一個荒謬的理論。其原因在於：該理論所假設的收入不變與它所假設的兩條曲線能夠相互獨立地作出移動是矛盾的。如果二者之中的任何一個有所移動，那麼，一般說來，收入就會改變；其後果為：建立在既定收入這一假設條件之上的整個理論就要崩潰。要想使它免於崩潰，必須作出某種複雜的假設條件，即假設當上述曲線移動時，工資單位會自動地改變，其改變的數值足以使它在流動性偏好上所造成的影響能形成新的利息率，而這個利息率正好會抵消上述曲線移動的影響，從而使產量和上述曲線移動以前相同。事實上，關於這種假設的必要性，在上面所引用的著作中，找不到任何有關的論述的痕跡。這種假設頂多只能適用於關係到長期均衡的情況，從而不能構成短期理論的基礎。甚至在長期中，也沒有理由認為，這種假設能夠成立。但實際的情況是：古典學派的理論並沒有想到收入水平的改變所起的作用，也沒有意識到收入水平在實際上是投資量的函數這一可能性。 上面的論述可以用下列圖形 [36] 加以說明： 在上圖中，縱軸表示投資量(或儲蓄)I，橫軸表示利息率r。X1 X′1 為投資的需求函數的第一次位置，而X2 X′2 則為該曲線的第二次的位置。Y1 曲線表明：當收入為Y1 時，在不同利息率下的儲蓄量。Y2 、Y3 曲線等表示當收入為Y2 、Y3 時的相應的情況。我們假設：Y1 曲線是符合於投資需求曲線X1 X′1 的Y曲線，而二者的交點所決定的利息率為r1 。現在，如果投資需求曲線從X1 X′1 移動到X2 X′2 ，收入一般也會有所移動。但是，圖中所包含的數據並不能告訴我們新的收入的數值為多少，從而，由於我們不知道哪一條曲線是應有的Y曲線，所以我們也就不知道新的投資曲線與應有的Y曲線在哪一點相交。然而，如果我們引入已知的流動性偏好的狀態和貨幣數量，而二者在一起又可以決定r2 ，那麼，整個問題便成為有肯定解的。其原因在於：與X2 X′2 相交於r2 點上的Y曲線即是應有的Y2 曲線。由此可見，X曲線和Y曲線並不能告訴我們r為多少。它們只能告訴我們收入為多少，如果根據其他數據，我們得以知道利息率的數值的話。假設流動性偏好的狀態和貨幣數量均保持不變，從而，利息率也保持不變，那麼，與新投資需求曲線相交於Y1 曲線與原有的投資需求曲線交點下方的Y′2 曲線就是應有的Y曲線，而Y′2 就是應有的新收入水平。 由此可見，古典學派所使用的函數，即：對利息率的改變，投資量所作出的反應以及和在既定收入下的儲蓄量所作出的反應，不能提供利息率理論所需要的素材；但是，這些函數可以被用來告訴我們：在既定的(從其他的來源得以決定)利息率的條件下，收入的水平是多少。換一種說法即為：如果收入被保持於一個既定的水平(例如，相當於充分就業的水平)，那麼，利息率應該是多少。 古典學派的錯誤來源於把利息當做等待本身的報酬，而不把它看成不貯藏貨幣的報酬；正和牽涉到不同程度風險的貸款或投資所得到的不同收益率不應該被當做等待本身的報酬，而應被看成甘冒風險的報酬一樣。實際上，這些收益和所謂「純粹的」利息率之間並沒一條明確的分界線；所有這一切都是甘冒這一種或那一種不肯定性的風險的報酬。只有當貨幣只被用來滿足交易的需要，而不被用來充當貯藏價值的手段時，一個不同的理論才是適用的。 [37] 然而，有兩個眾所周知之點；這兩點也許已經使我們警惕古典學派的某種錯誤情況的存在。首先，至少從卡賽爾教授發表《利息的性質和必要性》以來，大家都同意：當利息率增加時，對既定收入中的儲蓄量是否會增加並不肯定；與此同時，對投資需求曲線上的各點會隨著利息率的上升而下降，卻沒有人表示懷疑。但是，如果那些Y曲線和X曲線都隨著利息率的上升而下降，那麼，就不能保證一條既定的Y曲線和一條既定的X曲線會有交點。 [38] 這可以提示我們：不能單憑Y曲線和X曲線來對利息率加以決定。 其次，古典學派往往假設：貨幣數量的增加具有降低利息率的傾向；無論如何，在短期內的最初情況會是如此。然而，對貨幣數量的改變為什麼會影響投資需求曲線和在既定收入中的儲蓄量，並沒有提出任何理由。這樣，古典學派在它論述價值論的第1卷中的利息論非常不同於它論述貨幣論的第2卷中的利息論。它似乎沒有由於這一矛盾而感到不安，並且據我所知，也沒有試圖對這兩種利息論加以調和。這僅就古典學派本身而言。由於新古典學派企圖把二者加以調和，它把事態引入到最糟糕的混亂之中。其原因在於新古典學派作出推論，認為必然存在著兩種供給的來源來滿足投資需求，即：(1)正常儲蓄，也就是古典學派所論述的儲蓄再加上(2)貨幣數量的增加而帶來的儲蓄(某種對公眾的征課，被稱「強迫儲蓄」或類似的名詞)。 [39] 這就導致出存在著「自然的」或「中性的」 [40] 或「均衡的」利息率的說法，即：存在著一種利息率，能使投資等於古典學派的正常而不包含任何「強迫儲蓄」的儲蓄。這最終導致出即使算它是對的也是最淺顯而易見的解決之道，即：如果能在一切情況下，都使貨幣數量保持不變，那麼，所有的這些繁難之處就不會出現，因為，被認為是繁難根源的投資大於正常的假設情況便不可能存在。但是，正是在這一點，我們陷入於深淵之中。「野鴨子已經潛入水底——深到它力所能及的地方——並且緊緊咬住荒草、根須和水底的一切雜亂之物不放，從而，需要一隻特別敏捷的獵狗潛入水中，把鴨子撈上來」。 由此可見，傳統的分析是錯誤的，因為，它未能把經濟制度的自變量正確地分離出來。投資與儲蓄是為經濟制度所決定的因素，而不是決定經濟制度的因素。它們是經濟制度中的決定因素所導致的後果；這些決定因素是消費傾向、資本邊際效率曲線(或表)和利息率。這三個決定因素本身確實是複雜的，而且每一個都會由於其他兩個因素的變動而受到影響。但是，在其數值不能相互被推算出來的意義上，三者仍然是自變量。傳統的分析覺察到儲蓄取決於收入，但它卻忽視了收入取決於投資這一事實。收入取決於投資的意義為：當投資改變時，收入必然會以如此的程度作出必要的改變以致能使儲蓄的改變等於投資的改變。 那些企圖使利息率取決於「資本邊際效率」的理論也並未獲得較大的成功。在均衡時，利息率當然等於資本邊際效率，因為，直到二者相等之時，增加(或減少)現行的投資規模都是有利可圖的。但是，要想由此而形成利息理論或由此推演出利息率卻會引起循環推理的問題，正如馬歇爾沿著這條解釋利息率的思路走到半途時所發現的那樣。 [41] 其原因在於：「資本邊際效率」部分取決於現行的投資的規模，而在能計算出這個規模以前，我們必須首先知道利息率的數值。這裡的重要結論是：新投資的數量會被推進到資本邊際效率等於利息率之點，而資本邊際效率曲線所告訴我們的並不是利息率為多少，而是在利息率為既定的條件下，新投資的數量會被推進到哪一點。 讀者會很容易地理解到：在這裡所論述的問題具有最基本的理論上的意義和頭等的實踐上的重要性。其原因在於：經濟學者賴以對實際問題提出建議的經濟學原理在實質上一向總是認為：其他條件相等，消費的減少會趨於降低利息率，而投資的增加會把它提高。但是，如果上述二者所決定的不是利息率，而是就業總量，那麼，我們對整個經濟制度的運行機構的看法便會有著重大的改變。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如果把消費願望的減退不當做是增加投資的因素，而看成為是減少就業量的因素，那麼，這就代表對消費願望減退的看法有著很重大的差異。 * * * [1] 參閱在本章的附錄中，我所能找到的摘要。 [2] 參閱下面192頁以及其後有關這一段話的進一步論述。 [3] 要想理解卡弗教授關於利息的討論是困難的，其原因在於：(1)他所說的「資本邊際生產率」、邊際產品的數量或邊際產品的價值的意義不相一致；(2)他沒有對資本的數量給出定義。 [4] 在對這些問題的最近的討論中(F．H．奈特教授在《經濟》雜誌1932年8月號中的「資本、時間和利息率」中)，對資本的性質作了許多有意義的和深奧的考察。對龐巴維克的分析的無用性質這一馬歇爾的傳統觀點，他肯定了這一觀點的正確性。他所提供的利息論正好是傳統的古典學派的模式。根據奈特教授的說法，在資本生產領域中的均衡意味著「這樣一種利息率水平，而處於這一水平，儲蓄流入市場的單位時間的量或速度正好等於儲蓄流入於投資的速度。投資所產生的淨收益又正好等於為了使用儲蓄而支付給儲蓄者的補償」。 [5] 本章所指的新古典學派與目前西方學者所說的新古典學派不是同一事物。前者主要指以威克賽爾為代表的瑞典學派和哈耶克等人的利息論和對經濟周期的理論。後者泛指邊際效用學派興起(1870年)後的追隨西方正統經濟思想的學者，如薩繆爾森、弗里德曼等。——譯者 [6] 這個圖形是由R.F.哈羅德先生建議給我的。也可以參閱D.H.羅伯森的部分相似的表達方式，載《經濟學雜誌》，1934年12月號，第652頁。 [7] 參閱下面第17章。 [8] 因為兩線可能不相交於第一象限。此時，兩線雖然仍可相交，但會出現利息率為負數的違反現實的情況。見克萊因，《凱恩斯的革命》，第85頁。——譯者 [9] 這裡主要指瑞典學派的追隨者所提出的「可貸資金利息論」。該論認為，利息率使可貸資金的供給等於它的需求。前者包括儲蓄和貨幣增加量；後者包括投資和貨幣貯藏量。初學者似乎沒有加以深究的必要。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克萊因，《凱恩斯的革命》第119～121頁。——譯者 [10] 現代經濟學者的「中性的」利息率不同於龐巴維克的「自然」率，也不同於威克賽爾的「自然」率。 [11] 見本章附錄。 第十四章附錄 馬歇爾《經濟學原理》、李嘉圖《賦稅原理》以及其他著作中的利息率理論 Ⅰ 在馬歇爾、埃奇沃斯或庇古教授的著作中，都沒有關於利息率的連貫性的討論——不過是一些附帶加以論述的文句。除了上面(第181頁)已經引用過的以外，馬歇爾關於利息率的見解可以在他的《經濟學原理》(第6版)，第4編，第534和第593頁中找到，其要點可見下列引文： 「利息在任何市場中都是為了使用資本而支付的代價。它趨於到達一個均衡水平；在該水平，市場對資本需求總量等於資本供給總量。 [42] 如果我們所考察的是一個小市場——譬如說，小城市或一個行業的市場，那麼，在該市場的對資本的需求的增加可以迅速地為來自鄰近區域或行業的供給量的增加所滿足。但如果我們所考察的是整個世界，或一個大國的整體，那麼，以此作為資本市場的範圍，我們不能認為：該市場的總供給量會迅速改變，並且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受到利息率變動的影響。其原因在於：資本資金是勞動和等待的成果； [43] 而由於利息率上升的刺激而追加的勞動和等待和原有資本所代表的勞動和等待相比不會很快地形成很大的數量。因此，普遍的對資本需求的大量增加不會在很大程度上為供給的增加所滿足，而會由利息率的上升所滿足。 [44] 利息率的上升可以使資本從它的邊際效用最小的用途中部分地撤回。它只能以緩慢和逐漸的方式來增加資本的總量」(第534頁)。 「應該不厭其煩地重複指出：對原有的資本投資而言，『利息率』一詞的適用性是很有限的。 [45] 例如，我們也許可以說：這個國家的工商業已經按約為3%的淨利息投資了大致70億英鎊於各種行業。這種說法雖然方便並且在許多場合中都是可以的，但是，卻不夠精確。應該說的是：把所有這些行業中新的資本投資［即邊際投資］的淨利息率當做3%，那麼，如果把所有這些行業投入的資本所能取得的年收入乘以33(即按照3%的利息率加以資本化)的話，得到的結果大致為70億英鎊。這樣說的原因在於：已經投入於改良土地、興造建築、建造鐵路或機器的資本的價值是它將來淨收入［或准地租］的經過貼現計算後的現在值的總量。如果它的取得將來收入的力量有所減退，那麼，它的價值也會因之而下降，並且應該等於在下降了的收入中扣除折舊以後的資本化價值」(第593頁)。 在他的《福利經濟學》(第3版)，第163頁中，庇古教授寫道：「『等待』勞務的性質受到很大的誤解。有的時候，它被認為能提供貨幣(或金錢)；有的時候，它被認為能提供時間。根據這兩種說法，人們進行爭辯，認為它並不對國民收入作出任何貢獻。兩種說法都是不正確的。『等待』不過是指被推遲了的人們有能力立即進行的消費，從而，它使立即將被消耗掉的資源能被轉化成為生產工具 [46] ……因此，『等待』的單位是一定量資源的一定時間的使用 [47] ——例如，勞動或機器的使用……一般說來，我們可以說：等待的單位是年價值單位，或者，用卡賽爾博士的較簡單而較不準確的語言來說：是年英鎊單位……應該對一個帶普遍性的觀點指出值得警惕之處，即：任何一年的資本積累量必然等於該年所進行的儲蓄量。事實並非如此，甚至即使把儲蓄解釋為淨儲蓄，從而消除掉一人借給另一人的被用於消費的款項時，以及略去暫時被存入銀行的表示未被使用掉的對勞務支配權的存款時，事實也非如此。因為，由於使用不當而被浪費掉，許多意圖變為資本的儲蓄並未能達到目的。」 [48] 我認為，庇古教授關於什麼決定利息率的唯一重要的論點可以在他的《工業波動》(第1版)第251～253頁中找到。在該書中，他駁斥了一個觀點；該觀點認為，由於利息率取決於實際資本的供求的一般情況，所以利息率不可能由中央銀行或任何其他銀行所控制。針對這一觀點，他爭辯道：「當銀行為工商業者創造出更多的信用時，為了銀行自己的利益，在第1篇第8章 [49] 作出的解釋的意義上，它們實際上是在向公眾強制徵收實物，增加它們所掌握的資金數量，從而使長期和短期實際利息率一概下降。簡言之，雖然銀行放款的利息率和長期的實際利息率具有嚴格而固定的關係，但是，長期放款的實際利息率卻並不處於銀行所能控制的範圍以外」。 我對上面各家的隨著引文的行進而作出的評論已在腳註中說明。我發現，馬歇爾的觀點的混亂基本上是由於他把屬於貨幣經濟領域中的「利息」概念引入他的不考慮貨幣的分析之中。在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中，「利息」一詞確實沒有出現的理由——它屬於經濟學的另一個分支。庇古教授(在他的《福利經濟學》中)引導我們去推斷：等待的單位就是現行投資量的單位，而等待的報酬就是准地租。他在實際上從來沒有提到過利息——這當然是應有的結果，因為，這樣做符合他的其他的假設條件。然而，這些經濟學者所論述的卻並不是一個不使用貨幣的經濟制度(如果世界上果真存在著這種制度的話)。他們非常明確地承認：貨幣是被使用的，而且，還存在著銀行體制。此外，在庇古教授的《工業波動》(這個主要對資本邊際效率所進行的研究)或在他的《失業論》(這主要是在假設沒有非自願失業的條件下來研究決定就業量變動的因素)中，利息率所起的作用不比在他的《福利經濟學》中多出多少。 Ⅱ 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和賦稅原理》中的下列引文(第511頁)可以代表他的利息率理論： 「貨幣的利息並不為銀行放款的利息率所規定，不論其放款的利息率為5%、3%或2%，而取決於使用資本時所得到的利潤率。這是一個與貨幣數量以及貨幣的價值都無關的數值。不論銀行貸出100萬、1000萬或1億，它們都不會永久地改變市場利息率，而只能改變由此而發行的貨幣的價值。為了相同的經濟活動，一種場合可以比另一種場合需要十倍或二十倍的貨幣量。這樣，向銀行請求貸款的數量取決於使用貸款時所能取得的利潤率和銀行貸款時索取的利息率相比較的結果。如果索取的利息率低於市場利息率，那麼，銀行可以貸出任何數量的款項；如果索取的利息率高於市場的數值，那麼，只有揮霍者和敗家子才會去借款」。 這段引文是如此地明確，以致它比其後的經濟學者的文句能提供一個較好的討論的出發點。其後的經濟學者雖然並沒有真正脫離李嘉圖學說的實質內容，但卻已具有足夠程度的不安心情，從而在含糊其辭中尋求掩護。正和對李嘉圖所有的著作一樣，上面的引文當然只能被解釋為長期的理論，其著重之點為引文中的「永久地」。考慮一下該引文賴以成立的假設條件是有意義的。 所需要的假設條件又是古典學派的通常的假設，即：總是存在著充分就業，從而，如果以產品來表示的勞動的供給曲線沒有變動，那麼，只存在著一個符合長期均衡的可能的就業水平。在這一假設條件下，再加上通常的其他條件不變的假設，即除了貨幣數量的改變所導致的後果以外，心理上的傾向與預期保持不變，李嘉圖的學說在下列的意義上是正確的，即：在上述假設前提下，只有一個利息率的數值符合長期的充分就業狀態。李嘉圖及其後繼者所忽視的事實是：即使在長期中，就業量並不必然是充分的，而是可以處於變動之中，從而，相應於每一種銀行政策，就存在著一個不相同的長期的就業量水平。結果，相應於貨幣當局的各種不同的利息率政策，就會有長期均衡的各種不同的位置。 如果李嘉圖滿足於使他的論點只適用於貨幣當局所造成的一個既定的貨幣數量的情況，那麼，在貨幣工資具有伸縮性的假設前提下，他的論點仍然正確。就是說，如果李嘉圖所爭辯的是，不論貨幣當局把貨幣數量固定在1000萬或1億的水平，都不會使利息率作出永久性的改變，那麼，他的結論可以成立。但如果貨幣當局的政策系指貨幣當局增加或減少貨幣數量時的條件，即：它在通過改變貼現貸款數量或公開市場業務而增加或減少它的資產時所要求的利息率——這也是李嘉圖在上面引文中所指明的貨幣政策，那麼，貨幣政策既不是不起作用，也不意味著只有一種政策才符合長期均衡狀態。當然，在極端的情況下，也存在著只有兩種可能的長期均衡位置——充分就業的位置以及相當於流動性偏好為無窮大時(即利息率小到不可能再行下降時)的就業量的位置(假設這時的就業量小於充分就業)。處於這種極端的情況，非自願失業的存在使失業的勞動者之間發生於事無補的劇烈競爭，從而，貨幣工資被假設為會無限制地下降。此時，假設貨幣工資具有伸縮性，那麼，貨幣數量會由於流動性偏好的無限的吸納而不會發生作用，但是，貨幣當局改變貨幣數量的條件卻成為決定經濟活動的一個實際的決定因素。 應該指出，引文的最後的文句表明：李嘉圖忽視了資本邊際效率可以隨著投資量的增減而有所改變。但是，這可以再一次被當做一個例子來說明，李嘉圖在理論上比他的後繼者具有較大程度的前後一致性。因此，如果就業量和整個社會的心理傾向都被認為是既定的，那麼，確實會只存在著一個資本積累率，從而只存在著一個資本邊際效率的可能的數值。李嘉圖向我們提供了一個卓越的智慧上的成就，而這種成就是那些智慧上的弱者所達不到的。他把一個遠離現實的假想世界當做現實世界，卻前後一致地置身於假想世界之中。然而，以他的大多數的後繼者而論，現實世界的常識不可避免地介入於理論之中——使他們理論的前後一致性受到損害。 Ⅲ 米塞斯提出了一個奇特的利息率理論；該理論為哈耶克教授所採納。我認為，它也為羅賓斯教授所採納。它的內容為：利息率的改變也就是消費品價格水平與資本品價格水平的相對變動。 [50] 這一結論如何得以作出則並不清楚。但是，論證似乎遵循下列方式進行。通過某種異常簡單化的做法，新消費品的價格和新投資品價格之間的比例被認為是可以衡量資本邊際效率。 [51] 然後，把這一比例與利息率等同起來。根據利息率的降低有利於投資這一事實，所以消費品價格和投資品價格之間的比例的降低也有利於投資。 通過這種辦法，個人儲蓄的增加和投資總量的增加之間的關係就被建立起來。其原因在於：人們普遍認為，個人儲蓄的增加可以造成消費品價格的下降，而下降的幅度很可能要超過投資品的價格的降低。因此，根據以上的說法，這便意味著利息率的減少，從而會刺激投資。當然，某些資本品的資本邊際效率的下降，從而整個資本品的資本邊際效率的下降具有和上述論點正好相反的作用。其原因在於：資本邊際效率曲線的上升 或利息率的下降 都能刺激投資。由於把資本邊際效率和利息率混淆在一起，米塞斯教授和他的門徒們得到了恰好與正確結果相反的結論。下面阿爾文·漢森的引文為類似的混淆之處提供一個恰當的例證 [52] ：「某些經濟學者認為：消費支出減少比消費支出不減少時的淨作用是降低消費品價格的水平；作為其後果，對固定資本投資的刺激會因之而降低。然而，這個觀點卻是不正確的，因為，它把(1)消費品價格的上升和下降對資本形成的影響和(2)利息率的改變對資本形成的影響混淆在一起。誠然，由於支出的減少和儲蓄的增加，所以相對於投資品的價格而言，消費品的價格會較低，然而，實質上，這意味著較低的利息率，而較低的利息率會在那些利息率較高時無利可圖的行業中引起資本投資的擴大」。 * * * [1] 應該注意，馬歇爾使用的名詞是「資本」，而非「貨幣」；是「供給量」，而非「貸款」。然而，利息卻是為了借貨幣 而償付的東西，從而在這個意義上，「對資本的需求」應該被解釋為「為了購買一定量資本品而對貨幣貸款的需求」。但是，使資本品的供給量和需求量相等的是資本品的價格 ，而不是利息率。利息率能使之相等的是貨幣貸款的需求和供給，即債務的需求和供給。 [2] 這假設，收入不是 不變的。但是，利息率的上升以何種方式來導致「追加的勞動」並沒有解釋清楚。由於上升的利息率可以增加儲蓄的吸引力，從而也增加勞動的吸引力，我們是否能把引文中的利息率的上升理解為類似實際工資的增加的事物，從而這一事物可以使生產要素能在較低的貨幣工資之下從事勞動?我設想：這正是D.H.羅伯森先生對類似情況的想法。當然，這「不會很快地形成很大的數量」，然而，用這一原因來解釋投資量的實際波動是最不能令人信服的，甚至是荒謬的。我對這一段文句的後半部分的複述應該是：「如果由於資本邊際效率曲線的增加，普遍的對資本的大量需求沒有 為利息率的上升所抵消，那麼，作為資本品生產增加的後果的就業量的增加和收入水平的上升會導致出追加的等待的數量。如果用貨幣來表示這一追加數量，那麼，它會正好等於現行的資本品增加量的價值，從而正好滿足後者的要求」。 [3] 為什麼不能由資本品的價格的上升所滿足?例如，假設「普遍的對資本的大量需求」是由於利息率的下降 。我會建議，該段文句應被改寫為：「因此，以對資本品的需求的大量增加不能立即由增加的供給所滿足而論，它必須暫時由資本品的供給價格的上漲所抑制。資本品的價格會作出足夠的上漲，以便使資本邊際效率等於利息率，而不需要投資的規模作出很大的變動。與此同時(正和任何時候一樣)，適用於生產資本品的生產要素將會被用於生產在新情況下其資本邊際效率最高的資本品」。 [4] 事實上，我們根本提不到這一點。我們所能提到的僅僅是：為了購買投資的資本品(不管是購買新的還是舊的，或者，為了任何其他目的)而借來的貨幣 的利息率。 [5] 在這裡，用語比較含混，含混之處在於：我們是否能據此而推斷，消費的推遲必然會 具有這種作用，或者，它僅僅騰挪出一定量的資源，而該資源是否被閒置不用或被用來投資需視具體情況而定。 [6] 應該注意：並不是持有收入的人可能用於消費，但卻沒有用於消費的款項；從而，等待的報酬不是利息，而是准租金。這句話似乎意味著：被騰挪出的資源必然為人們所使用 。因為，如果被騰挪出的資源沒有被使用的話，那麼，等待的報酬是什麼? [7] 如果我們不計使用不當的投資而計入「暫時被存入銀行的表示未被使用掉的對勞務支配權的存款」的話，那麼，這一段文句並沒有告訴我們：淨儲蓄會等於或不會等於資本的增量。但是，在《工業波動》(第22頁)中，庇古教授明確指出：這種積累對他的所說的「實際儲蓄」沒有影響。 [8] 此處(同前引書第129～134頁)包含庇古教授的觀點，該觀點關係到銀行在創造出一筆新信用時所增加的可為企業家使用的實際資本的數量。在實際上，他企圖「從企業家所得到的來自信用創造的流動信用中」減去「銀行不存在時以其他方式也會形成的流動資本」。在相減之後，他的論點是非常晦澀的。在開始時，食利者具有1500的收入，其中500被他們消費掉，從而儲蓄為1000。信用創造把他們的收入減少到1300，其中被他們消費掉500-x，從而儲蓄為800+x。於是，庇古教授作出結論，認為x代表信用創造所增加的能為企業家使用的資本淨額。在這裡，企業家的收入 究竟被認為增加多少?增加額等於他們從銀行借來的 數量(減去上述企圖減去的數量)，還是食利者收入減少的數量，即為200?在二者的任何之一的情況下，企業家是否被認為是會儲蓄掉全部的增加額?增加的投資是否等於信用創造額減去 上述企圖減去的數量?或者，它等於x?庇古教授的論證似乎終止於論證應該開始的地方。 [9] 參見《貨幣與信用理論》，第339頁以及該書的其他部分，特別是第363頁。 [10] 如果我們處於長期均衡狀態，那麼，這可以在特殊的假設條件下得以成立。但是，如果所涉及的價格是蕭條狀態時的價格，那麼，認為企業家在形成他的預期時會假設價格永久不變這一簡單化的辦法肯定不符合事實。此外，如果他果然如此假設的話，那麼，現有的資本品的價格會和消費品的價格作出相同比例的下降。 [11] 參見《經濟復興》，第233頁。 第十五章 流動性偏好的心理動機和業務動機 Ⅰ 現在，我們必須以比較詳盡的方式來對在第13章中已經加以初步論述的流動性偏好的動機加以分析。分析的內容在實質上等同於有時在一般著作中的對貨幣的需求標題下所討論的內容。分析的內容也與所謂貨幣的收入流通速度密切有關，因為，貨幣的收入流通速度純然表示公眾願把其收入的多大一個比例以現款的形式加以保存，從而，貨幣流通速度的增加可以被看做流動性偏好的減退的象徵。然而，二者並非是相同的事物，因為，個人在流動性和非流動性之間所能進行選擇系就他已經積累起的儲蓄而言，而不是就他的收入而言。無論如何，「貨幣的收入流通速度」這一名詞具有能導致誤解的含義，認為對貨幣的全部需求量總是與收入保持一定的比例，或與收入保持某種決定性的關係，而事實上，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上述的比例和關係僅僅適用於公眾所持有的現款的一個部分 。這種導致誤解的含義使得人們忽視了利息率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在我的《貨幣論》中，我在區分三個類別之下研究了對貨幣的需求總量，即：收入存款、業務存款和儲蓄存款。在這裡，沒有必要重述我在該書第3章中作出的分析。然而，個人為了上述三種目的而持有的貨幣額在實際上卻構成一筆籠統的款項；對於這一筆款項，甚至在個人的頭腦中未必有嚴格區分的界線。同一筆款項有時主要代表一種存款，而有時則主要代表另一種存款。由此可見，一個同樣好的，也許是更好的研究方式是把在一定情況下的個人對貨幣的需求總量看成為一次性的決策。當然，決策是許多不同的動機共同造成的後果。 然而，在分析這些動機時，仍然有必要把它們區分為不同的類別。第一種類別大致相當於上述的收入存款和業務存款，而後兩種類別則相當於上述的儲蓄存款。對於這些類別，我已在第13章中加以概述，並把它們區分為交易動機(這可以進一步被區分為收入動機和業務動機)、謹慎動機和投機動機。 (1)收入動機 。持有現款的理由之一是為了在兩次收入之間的支付之用。這一動機能導致人們作出持有一定量現款的決策；該動機的強弱程度主要取決於收入的多寡以及兩次收入之間的正常期間的長短。在嚴格的意義上，只有在這一場合，貨幣的收入流通速度的概念才是適用的。 (2)業務動機 。同樣，企業也持有現款，以備在得到售貨款之前支付業務開支；經營者所持有的在進貨和售出之間作支付之用的現款也屬於這一種類。這種需求的強弱程度主要取決於現行的產量的價值(從而取決於現行的收入)以及售賣產品時所需要經過的環節。 (3)謹慎動機 。為了應付突然需要支付現款的偶然事件以及意外的有利的購買機會。為了持有貨幣價值不變的資產(即貨幣)以便償付將來的貨幣價值額為固定的債務也是持有現款的另一個動機。 所有上述三種動機的強弱程度均部分地取決於需要現款時以某種暫時借貸的方式取得現款的代價的高低和可靠性，特別是銀行透支或類似透支方式的代價和可靠性。因為，如果需要現款時能毫無困難地取得現款，那麼，就沒有保持閒置不用的現款的必要。上述三種動機的強弱程度也取決於被我們稱之為持有現款的相對成本這一名詞。如果持有現款的代價是犧牲掉對有利可圖的資產的購買，那麼，這就會增加成本，從而削弱持有一定量現款的動機。如果存款可以得到利息，或者，持有現款可以免除銀行所收取的費用，那麼，這便會減少成本，從而加強持有現款的動機。然而，除非持有現款的成本具有很大的變動，這很可能只是一個次要的因素。 (4)還剩下一個投機動機。 對此，要比對其他動機加以更為仔細的論述，其原因一方面在於一般人對投機動機的理解並不充分，另一方面在於，該動機在導致貨幣數量的改變 所造成的後果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在正常情況下， 滿足交易動機和謹慎動機所需要的貨幣量主要取決於整個經濟制度的一般活動和貨幣收入的水平。然而， 正是由於能利用投機動機的作用， 所以對貨幣數量的控制(或者， 在不加控制的情況下， 貨幣數量的自我變動)才能施加對經濟制度的影響。因為， 由於前兩個動機而引起的對貨幣的需求除了對一般經濟活動和收入的實際水平的變動作出反應外， 並不受其他因素的影響， 而經驗表明：為了滿足投機動機而引起對貨幣需求的總量卻呈現出隨著利息率的不斷改變而繼續作出改變的狀態； 就是說： 存在著一條具有連續性的曲線， 該曲線能顯示出滿足投機的貨幣需求量的變動和債券或其他債務證券的價格變動之間的關係。 [53] 的確，如果不存在這種關係，那麼，「公開市場業務」就會是不現實的。我在上面指出，經驗已經表明上述的具有連續性的關係的存在，其理由在於：在正常情況下，整個銀行制度在實際上總是能夠在市場上通過少量地提高(或降低)債券價格來購買(或出售)債券以便換取現款。銀行制度想要通過購買(或出售)債券或債務證券而創造(或消除)的現款數量越多，利息率的下降(或上升)就越大。當然，在公開市場業務的買賣僅限於期限很短的債券的地方(如1933～1934年間的美國)，它的影響主要限於期限很短的利息率，而對遠為重要的長期利息率則具有很小的作用。 在涉及投機動機的事項中，重要之點是區分開在流動性偏好沒有改變的條件下由於能滿足投機動機的貨幣供給量的改變而造成的利息率改變和主要由於能影響流動性偏好本身的預期的改變而造成的利息率改變。公開市場業務對這兩種情況中的利息率，確實都能產生影響，因為，它不但能改變貨幣數量，而且還能引起對政府或中央銀行的將來政策的預期的改變。由於信息改變所導致的預期變動而作出變動的流動性偏好本身往往具有非連續性，從而，它所引起的利息率的相應改變也具有非連續性。只有當信息的改變被不同的人作出不同的解釋時，或對不同的人的利益造成不同的影響時，才會在債券市場有出現交易活動增加的可能。如果信息的改變對每個人的想法和做法的影響完全相同，那麼，利息率(由債務和債務證券的價格所表示的利息率)會立即被調整到與新情況相適應的地步，而不需要任何市場上的交易。 由此可見，在最簡單的情況下，當每個人都是相同的並處於相同的地位時，處境或預期狀態的改變不會造成任何貨幣在人手之間的轉移。這種最簡單的情況會直接把利息率改變到任何必要的程度，以便抵消處境或預期狀態的改變在利息率維持原狀的情況下，人們會因之而改變他們要持有的貨幣量的欲望。由於當處境或預期狀態改變時，每個人所要求的上述利息率的改變都是相同的，所以不會引起任何貨幣轉手的交易。相應於每一種處境和預期狀態，就會存在著一定數值的利息率，而且不會有任何人改變他通常所持有的貨幣量的問題。 然而，一般說來，處境或預期狀態的改變會在人們之間造成貨幣持有量的某些程度的調整，因為，在現實中，上述的改變會對不同的人產生不同的影響。影響之所以不同，其部分原因在於處境和持有貨幣的理由有所不同；另一部分原因在於對信息和對新形勢的解釋有所不同。這樣，新的均衡利息率會伴隨著貨幣持有量的再分配同時出現。雖然如此，我們所注意的主要應該是利息率的改變，而不是現款的再分配。後者是來自個人之間的差異的事項，而在上述最簡單情況下出現的現象才是實質性的東西。此外，即使在一般情況下，利息率的變動通常是對信息的改變所作出的最主要的反應。正如報紙經常所說的那樣，債券價格的變動「與債券交易量相比要遠多一些」。這正是應該出現的事實，因為，在對新信息的反應上，人們的相同之處要大於他們之間的差異。 [54] Ⅱ 雖然個人所決定的滿足交易動機和謹慎動機的現款數量與他所持有的滿足投機動機的現款數量並不完全無關，然而，作為第一近似值的大致說法，我們具有充分理由把這兩種現款持有量當做彼此獨立無關的事物。因此，在進一步的分析中，我們以上述方式來對我們的問題進行區分。 用M1 來表示滿足交易動機和謹慎動機所持有的現款數量，M2 表示滿足投機動機所持有的現款數量。相應於這兩種類別的現款，我們會有兩種流動性偏好函數L1 和L2 。L1 主要取決於收入水平，而L2 則主要取決於現行的利息率和預期狀態之間的關係。這樣： M=M1 ＋M2 =L1 (Y)+L2 (r) 在這裡，L1 為相當於Y收入的流動性偏好函數，該函數中的Y決定M1 ，而L2 是利息率(r)的流動性偏好函數，該函數中的r決定M2 。由此可見，需要考察的事物有三：(1)M的改變對Y和r的關係；(2)什麼決定L1 的形狀；(3)什麼決定L2 的形狀。 (1)M的改變對Y和r的關係首先取決於M的改變是由何而來。假設M為金幣所構成，從而M的改變只能來自金礦開採的成果的增長，而金礦業又處於我們所考察的經濟制度之內。在這一場合，M的改變首先直接與Y的改變有關，因為，新開採出的黃金總會成為某些人的收入。如果M的改變系來自政府為了償付現行開支而增發的紙幣，那麼，後果與上述相同——在這一場合，新發行的紙幣也會成為某些人的收入。雖然如此，新的收入卻不會高到M的增加量完全變為M1 時的水平，因為M的增加量的一部分會被用於購買債券或其他資產。這種狀況會繼續存在，一直到r已經降低到如此的水平；處於這一水平，r的降低在一方面所造成的M2 的增長以及r的降低在另一方面通過Y上升所造成的M1 的增長等於M的全部增長量時為止。可以看到，這一事例相當接近於下述的另一事例，即：要想發行更多的新貨幣，必須首先放寬銀行制度的信用條件， [55] 以便誘使某些人向銀行出售債券來換取新發行的現款。 因此， 我們有足夠的理由來把後者當做典型的事例。M的改變可以被認為是能影響r的， 而r的改變會部分地通過M2 的改變和部分地通過Y的改變， 從而通過M1 的改變導致出新 的均 衡。處 於新 的均 衡位 置， 新增 加的 現款 (新增 加的M )在M1 和M2 之間的分配將取決於投資對利息率的降低所作出的反應， 以及收入對投資的增加所作出的反應。 [56] 由 於Y 部分 地取 決於r， 所 以M 的一 定量 的改 變必 然會 使r具 有足夠程度的變動， 以便使M1 和M2 所作出的改變的總和等於M的上述定量的改變。 (2)貨幣的收入流通速度究竟應被定義為Y與M之間的比例，還是應被定義為Y與M1 之間的比例，人們往往不加以明確的規定。然而，我建議使用後一個定義。用V來代表貨幣的收入流通速度，則： L1 (Y)=YV=M1 當然，我們沒有理由認為：V是一個常數。它的數值取決於銀行業務和工業組織的特點，取決於社會習慣、取決於不同階層之間的收入分配，以及取決於持有閒置不用的現款的實際代價。雖然如此，如果我們所考慮的是短期，如果我們有把握來作出假設，認為所有這些因素都沒有實質上的改變，那麼，我們可以把V大致當做為是一個常數。 [57] (3)最後，還有M2 與r之間的關係問題。我們在第13章中已經看到：對於利息率在將來的變化的不肯定性 是唯一的合理的解釋來說明為什麼人們持有代表流動性偏好L2 的現款M2 。因此，一定量數值的M2 和一定量數值的r之間並沒有固定的數量關係——在這裡，人們所注意的不是r的絕對 水平，而是r的絕對水平偏離被認為是比較安全 的r數值的程度，其中的比較安全的r的數值系通過機率被計算出來。雖然如此，還存在著兩個理由認為：在既定的預期狀態下，r的下降會導致M2 的上升。 [58] 首先，如果一般人對什麼構成安全的r的看法沒有改變，那麼，r的下降會使市場利息率作出相對於「安全的」利息率的減少，從而增加放棄流動性來持有債券的風險加大。第二，r的下降會減少放棄流動性而持有債券所獲得的收益；這種收益可以被看成是一種保險賠償金，用來抵消由於利息率的變動而造成的債券價值上的虧損；利息率的下降會使這種賠償金減少，其數值等於新舊利息率的平方 之間的差距。例如，如果長期債券的利息率為4%，那麼，除非在權衡得失的機率以後，害怕長期利息率的上升會超過本身的4%，即每年上升.16%，否則，就應犧牲流動性來持有債券。 [59] 然而，如果利息率已經低到像2%的地步，那麼，每年的利息收入所能抵消的利息率上升的幅度僅為每年.04%。這也許是阻礙利息率下降到很低水平的主要原因。除非人們有理由相信將來的情況會與過去大不相同，那麼，已經低到(譬如說)2%的利息率會使他們對利息率在將來上漲的害怕心情大於對其下降的希望，同時，這種低水平的利息率所能提供的利息收入只能補償很小程度的利息率的上漲。 由此可見，利息率是一個具有高度心理作用的現象。我們將在第5編中看到：它的均衡值不會低 於它相應於充分就業時的水平；因為，當它處於低 於充分就業的水平時，真正的通貨膨脹就會出現，其後果為：M1 總會吸收掉日益增加的現款。但當利息率高 於它的相應於充分就業的水平時，長期市場利息率不僅取決於貨幣當局的現行政策，而且也取決於市場對貨幣當局的將來政策的預期。短期利息率易於為貨幣當局所控制，一方面的原因在於，貨幣當局不會有困難來使人們相信在很短時期內它的政策不會有很大改變；另一方面的原因是，(除非利息收入接近於零)債券價值的損失和利息收入相比是微小的。但是，一旦長期利息率降低到人們根據過去經驗和現在對將來的 貨幣政策的預期而普遍認為的「不安全的」水平時，它便比較難於維持。例如，在一個採用金本位的國家中，如果利息率低於其他金本位國家，那麼，這會被認為是由於信心不足而造成的暫時現象。然而，卻可以把該國的利息率人為地提高到與金本位國家中最高的 利息率(除去風險以後)相等的程度，遠遠高出與國內的充分就業不相容的地步。 [60] 這樣，被公眾認為是試驗性的或易於變動的貨幣政策可以達不到大量減少長期利息率的政策目標，因為，當r處於某一既定水平之下時，r的減少會使M2 作出幾乎是無限制的增長。另一方面，如果同一種政策被公眾認為是合理的、有現實性的、有利於社會的、具有堅強信念的，而且不易改弦易轍的，那麼，該政策可以很容易地獲得成功。 與其說利息率是一個具有高度心理作用的現象，更加準確的說法也許是，它是一個高度遵循成規的現象。因為，它的數值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流行的觀點認為它應該是多少。任何 一個被足夠大的信念認為會持久不變的利息率將會 持久不變。當然，在一個易於變動的社會中，由於種種原因，圍繞著這一持久不變的數值，還會有上下的波動；特別是當M1 的增長比M的增長為快時，利息率會上升；反之，利息率會下降。然而，上下波動所圍繞的水平卻可以在數十年中長期高於充分就業所應有的利息率數值；特別是，如果流行的觀點認為，利息率是會自行調節的，從而，社會成規所決定的利息率水平被當做具有比社會成規遠為堅實的客觀原因，那麼，這樣一來，在公眾和經濟當局的心目中，就業量之所以沒有達到最優的數值，與利息率所停留的不合適的水平完全無關。 至此，讀者不難看出，要想把有效需求維持在足以保證充分就業的高度，其困難在於，在共同決定有效需求的因素中，長期利息率系由社會成規所決定並且具有相當大的穩定性，而資本邊際效 (接上頁)影響對機器設備等固定資本項目的投資，從而增加失業。他企圖說明，通過貨幣政策來壓低長期利息率是比較困難的(見狄拉德，《凱恩斯的經濟學》，第178～181頁)。——譯者 率則易於變動並且還是非常不穩定的。 從樂觀方面加以考慮，唯一值得寬慰的希望在於，正是由於社會成規並不根源於確切的知識，所以它對貨幣當局持續而一貫的有限度的政策措施往往不會過分加以阻撓。社會的共識能相當迅速地適應利息率的溫和的下降，從而，在下降後的基礎上，社會成規對將來的預期也會作出相應的調整；這樣，就為進一步的下降鋪設道路——然而，只能在一定的範圍內才能如此。英國在脫離金本位後的長期利息率的下降為此提供了一個有意義的例證——利息率的主要變動是通過一系列間斷性的下降而得以實現的；隨著利息率每一次的下降，公眾的流動性偏好函數逐漸與之相適應，從而在心理上作好準備，以便能對再一次下降的信息或當局的政策的刺激作出反應。 Ⅲ 我們可以把上述一切總結成為下面的命題：處於任何既定的預期狀態，群眾的頭腦中存在著某種滿足交易動機和謹慎動機以外的持有現款的潛在願望，而由於這一願望而持有的現款數量取決於貨幣當局把貨幣創造出來時的利息率。流動性偏好函數L2 所總結的正是這種潛在願望。 因此，在其他條件相等的情況下，相應於貨幣當局所創造出的每一數值的貨幣量，存在著一個已被決定的利息率，或者，更嚴格地說，存在著一整套已被決定的不同期限債券的市場利息率。然而，除了貨幣數量以外，經濟制度中任何一個因素的單獨變動也會同樣使利息率得以決定。由此可見，這裡的特殊分析是否有現實意義取決於在現實中貨幣數量的改變和利息率的改變之間是否存在著特別密切或特別具體的關係。我們認為這種關係確實存在，其原因來自這一事實，即：大致說來，銀行制度和貨幣行政當局都是貨幣和債券的經營者，而不是資本品或消費品的經營者。 如果貨幣當局準備按照具體的利息率來買賣一切期限的債券，或者，更確切地說，如果貨幣當局準備買賣一切不同程度的風險的債券， [61] 那麼，在一整套利息率和貨幣數量之間就會存在著直接關係。一整套的利息率不過表示銀行制度準備購買或出售債券的條件；而貨幣數量則構成個人手中所持有的貨幣——個人對一切有關情況加以考慮之後，寧願持有具有流動性的現款，而不願意按照市場利息率所表示的條件，用現款來購買債券。在貨幣管理的技術上，最重要的可行的改善之處也許是由中央銀行按照規定的價格買賣一切期限的優質債券，而不是按照單一的銀行利息率買賣短期票據。 然而，在今天的現實中，銀行制度能決定債券價格的「有效程度」在不同的體制規定之間存在著差異。有時，對價格的控制在一個方向比在另一個方向要更為有效。就是說，銀行制度可以按照某種價格購買債券，但卻未必願意在買價之上加進一小筆轉手費來出售債券，從而使買價和賣價儘可能地接近。當然，藉助於公開市場業務的使用，沒有理由認為，價格控制在兩個方向不能都是有效的。還存在著一個更為重要的不足之處，即：貨幣當局總是不願以相同的經營態度來看待所有的不同期限的債券。在現實中，貨幣當局往往集中於短期債券，而使短期債券的價格對長期債券價格施加為時已晚和不完整的影響；當然，在這裡可以再一次看到，並不存在著當局必須這樣做的理由。當這些有限的條件發生作用時，利息率和貨幣數量之間的直接關係會受到相應的影響。在英國，當局有意控制的範圍似乎正在擴大。但在應用這一理論於任何具體的場合時，必須顧及到貨幣當局在現實中所使用的政策的特點。如果貨幣當局僅僅經營短期債券，那麼，我們必須考慮到短期債券的現在和將來的價格對長期債券所施加的影響。 由此可見，貨幣當局對不同期限和風險的債券建立一整套利息率的能力具有某些限度。這些限度可以被總結為下列各點： (1)來自貨幣當局的限度，因為在現實中，貨幣當局僅願經營某一種特殊種類的債券。 (2)由於上面已經論述過的原因，存在著一種可能性，即：當利息率已經降低到某種水平時，流動性偏好幾乎變為絕對的，其含義為：幾乎每個人都寧可持有現款，而不願持有債券，因為，債券所能得到的利息率太低。在這一場合，貨幣當局會失掉它對利息率的有效控制。 [62] 雖然這個極端場合在將來可以成為重要的事態，但迄今為止，我還沒有看到具體的事例。由於大多數的貨幣當局不願意大膽地買賣長期債券，所以沒有多少可以實際檢驗這一事例的機會。此外，如果這一情況當真出現，那麼，它意味著，政府本身可以按照極為低微的利息率向銀行制度無限制地借款。 (3)由於流動性偏好曲線變成水平線形狀的這一原因 [63] ，利息率完全失去穩定性的最顯著的事例曾經在很不正常的情況中出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俄國和中歐；它們都經歷過通貨危機或逃避通貨的現象。那時，不論以任何條件，都無法誘使人們保持紙幣或債券，而處於對貨幣價值日益下降的預期狀態，甚至很高或上升的利息率也不能趕上資本(特別是囤積商品)的邊際效率的增長。在1932年的某些時期存在著相反的情況——金融危機或流動性的危機；那時，幾乎沒有人會受到合理的利息率的引誘而與他所持有的貨幣相分離。 (4)最後，還存在著在第11章第4節所論述的把有效的利息率降低到一定數值之下的困難，而這種困難在利息率數值低微的時期可以是舉足輕重的。困難包括把借款者和放款者拉攏到一起的費用，以及放款者所要求的在純粹的利息率之上還要添增補償風險的費用，特別是有關賴債等涉及商業道德的風險的費用。當純粹的利息率下降時，這並不表明上述的費用和風險會隨之下降。由此可見，典型的借款者所必須支付的借款利息率可以比純粹利息率下降得更慢，從而，使現有的銀行和金融機構無法把借款利息率壓低到某種最低水平之下。如果對商業道德風險的估計占有相當比重，那麼，這一點就變為特別重要；其原因在於，當風險來源於放款者懷疑借款者是否誠實可靠時，即使在意圖上是誠實可靠的借款者也無法減少取得借款的高額費用。這一點在短期借款(例如，向銀行借款)的場合也很重要。在這一場合，借款費用是沉重的——即使放款者的純粹利息率接近於零，銀行還會向它的顧客索取1.5%到2%的費用。 Ⅳ 雖然是應該屬於以後第21章要論述的主題；在這裡，有必要概略地說明上述種種與貨幣數量論之間的比較。 在一個靜態的社會，或者，在一個社會中，沒有人由於任何理由而對將來的利息率的數值感到不能肯定，那麼，流動性偏好函數L2 或貯藏貨幣的傾向(我們也可以使用這一名詞)會在均衡狀態時等於零。因此，在均衡狀態時，M2 =0，而M=M1 ，從而，任何M的改變會使利息率發生波動，一直到收入達到一個水平，而在該水平，M1 的變動等於M的改變量。此時，M1 V=Y；在這裡，V是過去已經加以定義的貨幣的收入流通速度，Y則為總收入。這樣，如果在現實中有可能衡量現行的產量O和價格P，那麼，我們會得到Y=OP，從而MV=OP。這和傳統形式的貨幣數量論是大體相同的。 [64] 以解釋現實世界的目的而論，貨幣數量論的最大毛病在於未能區別由於產量改變而引起的價格變動和由於工資單位的改變而引起的價格的變動。 [65] 這一忽略之處也許來源於貨幣數量論的假設條件：它假設沒有貯藏貨幣的傾向，也假設充分就業的永遠存在。可以看到，在這種假設條件下，O成為常數，M2 等於零。根據這些，如果我們也把V當做常數，那麼，工資單位和價格水平都會與貨幣數量保持直接的比例關係。 * * * [1] 這裡所說的「債券或其他債務證券的價格」實際上系指利息率而言。——譯者 [2] 因為，債券價格的變動反映利息率的變動，而債券交易象徵著貨幣在人們之間的再分配；賣債券的人得到貨幣，買債券的人失掉貨幣。這樣，債券價格的變動「與債券交易量相比要遠多一些」意味著人們的一致之處大於他們的分歧。——譯者 [3] 在這裡，主要指降低利息率(或提高債券價格，因為，降低利息率和提高債券價格在西方金融市場上幾乎是相同的事物)。——譯者 [4] 關於什麼將決定新均衡狀態的特點， 我們必須推遲到本書第5編討論。 [5] 這意味著，凱恩斯認為，L1 的形狀基本上 不取決於r(利息率)，而取決於Y(國民收入)，也就是說：L1 =L1 (Y)。——譯者 [6] 這就是凱恩斯在(3)中企圖說明的主要之點。——譯者 [7] 這裡以永久性的長期債券(即每年給予一定量利息直到無窮的期限)為例。假設該債券每年支付的定量利息為10元。購買(或持有)該債券的好處有二：其一，每年得到10元的利息；其二，如果市場利息率下降(意味著債券市場價格上升)，那麼，把該債券賣掉可得到價格的差額。但是，購買該債券也有不利之處，即：萬一市場利息率上升(意味著債券價格下跌)，購買者也會蒙受價格下降帶來的虧損。因此，只有當購買者認為，價格下降帶來的虧損小於每年的利息時，他才會購買債券。這可以用具體數字加以說明： 在債券的年利息為10元的情況下，如果市場利息率為4%，則債券的市場價格=10.04=250元。 假設利息率上升到(.04+.042 =.04+.0016)=.0416,市場價格=10.0416240元， 二者的差額=250-240=10元，如果差額大於年利息，人們不會購買該債券。 如果市場利息率為2%，則債券的價格=10.02=500元。 假設利息率上升到(.02+.022 =.02+.0004)=.0204，市場價格=10.0204490元，二者的差額=500-490=10元，如果差額大於年利息，人們不會購買該債券。 由此可見，利息率低時(2%)所能容許的利息率波動幅度小於利息率高時(4%)的情況(見狄拉德，《凱恩斯的經濟學》，第179頁)。——譯者 [8] 在這裡，凱恩斯所關心的主要是長期利息率，特別是長期利息率太高， 以致 [9] 按 照 具體 的利 息 率來 買賣 債券 就等 於 說，按 照 具體 的價 格來 買賣 債 券。 ——譯者 [10] 這即是西方學者所說的「流動性陷阱」的情況。 [11] 這裡所指的是在利息率很高時，與上面(2)所論述的相反情況。——譯者 [12] 如果我們不把V定義為YM1 ，而把它定義為YM，那麼，貨幣數量論當然就是一個自我等同的真理。它在一切情況下均能成立，但卻沒有現實意義。 [13] 這一點將在以後的第21章中加以進一步論述。 第十六章 關於資本性質的幾點考察 Ⅰ 個人進行儲蓄的行為——可以被說成是——今天不吃盛餐的決策。但這一決策並不必然導致一星期以後吃盛餐或買雙皮靴的決策，也不導致在任何具體日期消費任何東西的決策。這樣，它抑制供應今天的盛餐的工商業，而沒有在同時助長供應將來的消費的工商業。它並不是用將來的消費需求來代替今天的消費需求——而是單純減少今天的需求。此外，對將來的消費的渴望在如此之大的程度上取決於現在的消費的經驗，以致後者的減少很可能還要壓低前者；其後果為：儲蓄的行為不僅會壓低消費品的價格，而與此同時又使資本邊際效率的數值保持不變，反而在壓低消費品價格的同時，還要使資本邊際效率的數值降低。這樣，儲蓄的行為，除了會減少目前對消費品的需求以外，還會減少目前對投資品的需求。 如果儲蓄不單純代表節制目前的消費， 而且還同時代表對將來的消費的定貨單， 那麼， 它的影響確實可以是很不同的。因為， 在這一場合， 從投資上所能得到的某些將來的預期收益會得以改善， 從而， 從供應今天的消費的用途中解放出來的資源可以被轉移到供應將來的消費上去。即使在這一場合， 轉移到供應將來消費上的資源在規模上未必會等於 從供應現在的消費中所解放的資源， 因為， 消費被推遲期間所要求生產過程可以 「迂迴延長」 到如此不合適的程度， 以致使為將來消費而生產的資本邊際效率遠低於現行的利息率水平； 其後果為， 由於增加將來的消費而造成的對就業量的有利影響並不能立即實現， 而是在以後的某個時間才能實現， 從而， 儲蓄仍然可以對就業量具有暫時 不利的作用。無論如何， 在現實中， 個人進行儲蓄的決策並不必然導致對將來消費的定貨單， 而僅僅代表對現在消費的定貨單的取消。由此可見， 由於滿足消費是使就業存在的唯一理由， 所以不難理解為什麼消費傾向的減少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會對就業量具有不利作用。 這樣，經濟問題便會出現。因為，儲蓄的行為所意味著的不是用某種具體的消費的增加來代替現在的消費，而這種具體的消費的增加所要求的現在的經濟活動量又能等同於由於儲蓄而減少的現在消費所要求的經濟活動量。儲蓄僅僅代表得到「財富」的欲望，即想要得到一種能在任何時間消費任何物品的能力。一種幾乎普遍存在的錯誤說法認為：對有效需求的影響而論，個人儲蓄的行為和個人消費行為會造成同樣的後果。錯誤的說法來源於一個看來似乎有道理的謬論，即：由於持有財富欲望的增加和增加對投資的需求大致是同一回事，所以，通過對投資的需求的增加，前者可以刺激投資品的生產，從而，個人儲蓄推動現行的投資的程度等於現行消費的減少量在減少前所應推動的投資的程度。 這一謬論卻很難加以糾正。它來自一種信念，認為財富所有者想要擁有的是資本資產本身 ，而他真正想擁有的卻是資本資產的未來收益。 未來收益則完全取決於對有效需求和供給之間的將來關係的預期。因此，如果儲蓄行為不能改善預期收益，那麼，它就不能刺激投資。為了使儲蓄者能達到他持有財富的目的，並不需要製造出新的 資本資產來滿足他的意圖。正如上面已經說過的那樣，儲蓄的行為是兩方面的 ，因此，一人的儲蓄行為會迫使另一些人把新或舊的代表財富的物品轉移到這個儲蓄者的手中；當然，這個儲蓄者也會由於其他人的儲蓄而同樣地把財富轉到其他人之手。這些財富的轉移並不需要創造出新的財富——甚至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它們反而可以不利於新財富的創造。新財富的創造完全取決於新財富的預期收益能否達到現行利息率所規定的水平。邊際新投資的預期收益並不由於某人意圖增加其財富而得以增加，因為，邊際新投資的預期收益取決於對某一具體物品在某一具體日期的需求的預期。 上述結論是無法規避的。如果有人進行爭辯，認為財富所有者意圖得到的並不是固定量的預期收益，而是可能有的最好的預期收益，因此，雖然代表擁有財富欲望的儲蓄的增加能減少新投資的預期收益，儲蓄者卻會滿足於得到減少後的這種收益，從而新投資的數量不會受到影響。即使如此，上述結論仍然無法加以規避。因為，進行爭辯的論點忽視了這一事實：除了擁有實際的資本資產以外，總是存在著持有財富的另一些辦法，即：擁有貨幣或債券，從而，使新投資品的生產者能進行生產的預期收益不能低於現行利息率所規定的標準。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現行利息率並不取決於擁有財富欲望的強弱，而取決於持有流動性資產的財富和持有非流動性資產的財富的欲望的強弱以及這兩種財富形式之間的相對供給量。如果讀者到現在還有點困惑不解，讀者可以問自己：為什麼當貨幣數量沒有改變時，新出現的儲蓄行為會在現行利息率不變的情況下減少人們願意以流動性的形式來持有的財富數量。 [66] 當我們試圖對問題作進一步深究時，更深層次的令人困惑之處還會出現。這些將在下一章中加以研究。 Ⅱ 與其說一件資本品是生產性的 ，還不如說，在該資本品的壽命期間，它的收益超過它的原有的成本。這裡的原因在於，一件資本品由於它在壽命期間能提供服務而得到的收益總和之所以大於它的原有的供給價格，其唯一的原因是它具有稀缺性 ，並且由於製造資本品所需要的款項要求取得利息這一事實而繼續保持其稀缺性。如果資本變為具有較少的稀缺性，那麼，收益大於原有的成本的數量就會減少，而與此同時，它的生產性並未減少——至少在物質的意義上是如此。 因此，我欣賞古典學派以前的理論；該理論認為，每一件物品都由勞動生產出來 ，而協助勞動進行生產的是：(1)過去被稱為工藝而現在被稱為技術的事物，(2)自由取用的或根據其稀缺或豐富程度而支付代價的自然資源，以及(3)體現在資產中的並且根據其稀缺或豐富程度而具有價格的過去的勞動。因此，應該把包括企業家和他的助手的勞務包括在內的勞動當做唯一的生產要素，而該生產要素則在既定的技術水平、 自然資源、 資本設備和有效需求之下發生作用。這可以部分地解釋， 在貨幣單位和時間單位以外，為什麼我們可以只把勞動當做經濟制度的唯一物質單位。 確實，某些長期的或迂迴的生產過程在物質上是有效率的。但是，某些短期的生產過程也是如此 。長期的過程並不因為時間長才具有效率。某些長期過程，甚至大多數長期過程在物質上卻 非常缺乏效率，因為，時間會造成損壞和浪費。 [67] 在勞動大軍的數量為既定的情況下，有利地體現於迂迴生產過程中的勞動量應該具有一定的限度。除了其他考慮之外，在被安排到製造機器和被安排到使用機器的勞動力之間，必須保持一個應有的比例。隨著迂迴化越來越大的生產過程的採用，即使勞動的物質效率仍在增加之中，相對於所使用的勞動量而言，產品的最終的價值量 不會無限制地增長。只有當推遲消費的欲望強大到足夠的程度，以致能造成一種情況；在該情況下，充分就業所要求的投資量大到使資本邊際效率具有負值時，一種生產過程才會僅僅由於它的時間長而成為有利的。在這種情況下，只要在物質上缺乏效率 的生產過程具有足夠的時間長度，以致能使推遲消費所帶來的利益大於生產過程的缺乏效率，那麼，我們才應該採用這一過程。實際上，我們會處於這樣一種狀態；在其中，時間短 的生產過程應該被保持在足夠稀缺的程度，以便使它們在物質上的效率超過由於生產能在短時期內完成而帶來的不利之處。 [68] 因此，正確的理論必須能在正反兩個方面發生作用，以便能照顧到資本邊際效率相當於正或負數值的利息率的情況，而我認為，只有在上面加以概述的稀缺理論才能做到這一點。 此外，還存在著很多方面的理由來說明為什麼相對於體現在其中的勞動量而言，某些勞務和設備會成為稀缺的，從而使它們更加昂貴。例如，氣味難聞的生產過程必須支付較高的報酬，否則，人們不會從事這一過程的工作。有風險的生產過程也是如此。但是，我們並不據此而形成一個氣味難聞或有風險的過程的生產率的理論。總之，並不是所有的勞動都在同樣令人滿意的境況下得以實現，而均衡的條件則要求在較難令人滿意的境況 (以氣味難聞、有風險或時間的消逝)下被製造出來的物品應該被保持在足夠稀缺的程度，以便使這些物品能取得較高的價格。然而，如果時間的消逝成為一個令人滿意的勞動境況——這是一個很可能有的情況，並且對許多人而言都是適用的，那麼，正如我在上面所說的那樣，應該被保持在足夠稀缺的程度上的是短期過程。 當生產過程的最優的迂迴性的比例為既定時，我們當然要選擇儘可能有效率的生產過程，直到達成我們要求的比例時為止。這裡所說的最優的迂迴比例系指在應有的日期能供應已被消費者推延了的需求。就是說，處於最優的狀態，生產應該以如此的方式加以組織，以便能以最有效率的方式進行生產，而與此同時，又能在消費者的需求變為有效需求時，提供出需求的物品。即使物質的產量可以由於改變交貨日期而得以增加，不能按期交貨的生產是無濟於事的——除了譬如說，像一頓更加豐盛的飯食可以誘使消費者願意提前或推遲開飯的時間這樣的事例以外。如果消費者在得知不同開飯時間的飯食的全部內容以後，決定在八點鐘吃飯，那麼，廚師的職責就是為該時開飯做出最好的飯食，儘管廚師認為要想做出一頓絕對最好的飯食，不應考慮開飯的時間，從而，開飯時間可以在七點三十分，八點或八點三十分。在社會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如果我們推遲開飯的時間，那麼，我們可能得到在物質上較好的飯食；但在其他的方面，我們也可能由於提早開飯而得到較好的飯食。正如我在上面已經說過的那樣，我們的理論必須能照顧到這兩種可能性。 如果利息率為零，那麼，對於任何一件物品而言，在平均的生產要素的投入於生產該物品的日期和平均的消費日期之間，都會存在著一個最優的間隔時期，而依據這一間隔日期，勞動具有最小的成本——短於最優間隔的生產過程固然可以由於技術的原因而具有較低的效率，然而，長於最優間隔的生產過程也可以由於儲藏費用和物質陳腐具有較低的效率。如果利息率大於零，那麼，就會出現一個新的成本項目。由於這一成本項目會隨著生產過程的長度而增加，所以最優的生產期間會被縮短，同時，為了將來對該物品的交貨而投入的生產要素會被減少，一直到該物品的未來的價格提高到足夠的程度來補償成本的增加時為止——成本的增加一方面來自利息費用，另一方面來自由於縮短生產過程而帶來的效率的減少。如果利息率下降到小於零的程度(假設這在技術上是可能的話)，那麼，後果相反。當消費者未來的需求為既定時，今天把生產要素投入於生產可以說和另一可供選擇的辦法，即在較後的時期開始生產，相競爭。結果，只有當較後時期開始生產的辦法，由於較高的技術效率或未來價格的改變而得到利益不足以補償從負利息率中而得到微小的收益時，那麼，現在開始生產才是值得的。對絕大多數的物品而言，如果想要在比未來消費日期以前的適當期間還要長的時間來開始生產，那麼，這會引起較大的技術上的缺乏效率。這樣，即使利息率等於零，要想在事先為未來的消費需求進行有利的生產，提前生產的比例具有一個嚴格的限度。當利息率上升時，今天為未來的消費需求進行有利的生產比例會隨之而縮小。 Ⅲ 我們已經看到：資本必須在長期中被保持於足夠稀缺的程度，以便能使其邊際效率在資本的壽命期間至少等於利息率的水平，而利息率則由心理狀態以及社會的組織與結構所決定。這種情況能對某一社會引起何種問題?假設該社會的資本設備已經如此充沛，以致它的資本邊際效率等於零，而且隨著投資的增長，還會變為負數。與此同時，該社會的貨幣制度能使貨幣被「保存起來」的儲放費用幾乎為零而且又安全可靠，以致在現實中，利息率不能具有負數值。此外，在充分就業的條件下，該社會趨於進行相當大數量的儲蓄。 在上述情況下，假設我們從充分就業的境況開始。如果企業家繼續能以利用全部既存的資本量的規模來提供充分就業，那麼，他們必然要蒙受虧損。因此，既存的資本量必須減少，一直到社會貧窮到使總儲蓄量等於零時為止。這時，社會中的某些個人或集體的正數值的儲蓄為另一部分人的負數值所抵消。由此可見，對於我們所假設的社會而言，在自由放任 國家不加干預的情況下，它的均衡會處於足夠低的就業量的位置，而它的生活水平會處於足夠困難的狀態，以致能使它的儲蓄為零。更加可能的情況會是圍繞著這一均衡位置作出周期性波動；其原因在於，如果社會中仍然存在著由於對將來的不肯定性而造成的經濟活動伸縮的餘地，那麼，資本邊際效率會偶然地大於零，從而導致「繁榮狀態」。在隨之而來的「蕭條狀態」，資本的存量在一段時期中可以下降得很低，低於資本邊際效率在長期中等於零的水平。假設對將來情況的預期是準確的，那麼，能使資本邊際效率正好為零的均衡狀態的資本存量當然要小於能使現有的勞動大軍充分就業的資本存量，因為，正是由於二者的差距，所以能保證儲蓄也為零的失業狀態才能出現。 唯一的另一種均衡位置將代表這樣一種情況：在該情況下，大到足以使資本邊際效率為零的資本存量也代表足夠大的財富數量，大到等於整個社會在充分就業和利息率為零時所願意為將來而進行儲備的數量。然而，這卻是一個不大可能的巧合事件，因為，充分就業時的儲蓄傾向未必恰好會在相應於資本邊際效率為零的資本存量之點得到滿足。由於這一原因，如果這一比較有利的可能性果真能發生補救作用的話，那麼，它的作用可能發生之處，並不在利息率等於零之點，而在利息率為零以前的逐漸下降之點。 迄今為止，我們假設，社會體制和組織的因素使持有貨幣的費用微不足道，從而，使利息率不能具有負數值。不僅如此，在事實上，社會體制和組織的因素以及心理因素在一起發生作用來使利息率只能降低到的遠在零以上的限度；特別是我們在上面已經考察過的把借款者和放款者拉攏到一起的費用以及對將來的利息率的不肯定性。這些因素規定一個利息率下限；在目前的情況下，長期債務利息率的下限也許高達2%或2.5%。如果這種說法是正確的話，那麼，處於自由放任之中，在利息率不能再下降的條件下，社會難於使財富繼續增長這一困難的局面很快會在現實中出現。此外，在現實中，如果利息率下降時可能達到的最低數值高於零很多，那麼，在利息率下降到最低水平以前，要使整個社會積累財富的願望得到滿足就會更加困難。 戰後的英國和美國的經驗向我們提供了現實的例證。例證表明，被積累起來的財富已經達到如此之大的地步，以致它們的資本邊際效率的下降要快於利息率在現有的社會制度和心理因素影響下所可能有的降低程度。這一情況在以自由放任為主的社會條件下，妨礙著生產的技術方面本來就可以提供的合理的就業水平和生活水平。 由此可見，假設存在著兩個具有相同的生產技術和不同的資本存量的社會，那麼，具有較小數量的資本存量的社會卻可以暫時比資本存量較多的社會享有較高的生活水平。當然，當資金較貧乏的社會已經趕上資金較富裕的社會之後——可以設想，最終能做到這一點——那麼，兩個社會都要面臨希臘神話故事中的那位點物成金的米達斯國王的命運。顯然，這一令人深感不安的結果根源於消費傾向和投資數量都沒有按照社會的利益加以人為的控制，而主要是讓它們聽任自由放任的支配。 當充分就業存在時，投資的數量等於整個社會所願意進行的儲蓄，而利息率則等於資本邊際效率。此時，如果——不論由於何種原因——利息率的下降速度不能像資本邊際效率的降低那樣迅速，那麼，即使把積累財富的欲望轉向於擁有不能增殖任何財富的資產，也會增加社會的經濟福利。以億萬富翁們建造巍然峙立的巨廈來容納他們活著時的肉體和建造金字塔來保衛他們死後的遺軀而論，或者，為了懺悔他們的罪惡，以他們興建教堂、捐贈教會或國外布道使團而論，資本充沛損害產品充沛之日會得以推遲。用儲蓄款項來償付「在地上挖窟窿」的費用不僅會增加就業量，而且還會增加由有用的物品和勞務構成的國民收入。然而，當我們一旦理解了這些偶然的、而且往往是浪費性的緩解之法對有效需求的作用之後，明智的社會繼續使用它們就會成為不合理的事情。 Ⅳ 我們假設，人們已經採取步驟來保證利息率能符合充分就業情況下的投資量的要求。我們進一步假設，國家的行動已被用作控制的手段來使資本設備的增長逐漸到達飽和點，而與此同時，又使到達飽和點的速度不致對現存的一代人的生活水平構成過分的負擔。 在上述的假設條件下，我推測，一個管理良好、具有現代技術所需要的資源而人口增加並不迅速的社會可以在一代人的期間把充分就業均衡時的資本邊際效率降低到大致為零的地步；從而，我們的社會應該可以到達一個接近於靜止不變的狀態；在該狀態下，變動和進步純然來自技術、偏好、人口和體制的改變，同時，資本品和在生產上需要資本量很少的消費品都按照相同的原則來決定價格，即價格與體現在產品中的勞動等形成比例。 我的推測是，要想使資本品充沛到資本邊際效率為零的地步是比較易於做到的。如果我的推測是正確的話，那麼，這也許是最有意義的方式來逐漸消除資本主義的許多不良的特點。稍加思索就可以感覺到：被積累起來的財富逐漸喪失它的增殖力代表多大的社會變革!人們仍然有自由來把他們取得的收入積累起來以備日後之用。但是，他們被積累起來的財富卻不會增殖。他們會像博普之父那樣，從商業經營中退休下來並且隨身攜帶一箱金幣到他的鄉間別墅，並以此來支付他的日常開支。 雖然食利者將會消失，但仍然會存在著企業精神和經營才能發揮作用的餘地來對預期收益作出意見可以大不相同的估計。因為，上面所說的主要是就沒有把風險或類似的東西考慮在內的純粹利息率而言，而不是指已經把風險方面的報酬包括在內的資本資產的毛收益。這樣，除非純粹利息率被保持在一個負數值，預期收益帶有風險的投資仍然會得到數值為正的報酬。如果規避風險的態度普遍存在，那麼，帶有風險和不帶有風險的資產加在一起也會在一段時間後會取得數值為正的收益。然而，在這種情況下，由於人們過分熱衷於從有風險的投資中取得收益，所以這種投資的淨收益的總和也有可能成為負 數。 * * * [1] 在這裡，凱恩斯希望從讀者那裡得到的答案似乎應該是：在利息率不變的情況下，新出現的儲蓄行為會使儲蓄大於投資，從而會降低國民收入。國民收入的降低至少使得L1 (Y)下降。因此，人們願意以流動性形式來持有的財富數量會減少(參見漢森，《凱恩斯導讀》第155頁)。——譯者 [2] 參閱馬歇爾對龐巴維克所作的腳註，載《原理》，第583頁。 [3] 凱恩斯的意思可能是，短時間完成的產品進入市場後，由於推遲消費而造成的購買力的不足會引起這些產品的滯銷，從而造成失業問題。——譯者 第十七章 利息和貨幣的主要性質 Ⅰ 從以上的論述中來看，貨幣的利息率 在限制就業量的水平上似乎起著特殊的作用，因為，它為有可能被生產出來的資本資產的資本邊際效率建立了一個必須達到的標準。驟然看來，這一說法是很令人感到困惑的。於是，我們自然要去探求：(1)貨幣與其他資產相區別的特點是什麼，(2)具有利息率的是否只有貨幣，以及(3)在非貨幣經濟制度中，會存在著何種情況。在回答這些問題以前，我們學說的重要性不會全部得到了解。 [69] 貨幣利息率——我向讀者提醒一下——不過是一筆為契約合同所規定的將來支付的款項超過其現值的百分比。例如，如果是一年以後支付的話，即為一年以後支付時的數量超過該數量的「現期支付的」或該數量的現金價格的百分比。因此，應該可以說，對於每一種資本資產，必然存在著類似貨幣利息率的東西。其原因在於，相當於「現期交貨」的100夸特的(例如)小麥的交換價值，必然存在著一年以後交貨的小麥數量。如果這一數量為105夸特，那麼，我們便可以說，小麥的利息率為每年5%。如果該數量為95夸特，即為每年負5%。由此可見，對每一種耐久性的商品，我們便有一個用該商品量計算的利息率——小麥利息率、銅利息率、住房利息率，甚至煉鋼廠利息率。 對於像小麥那樣的商品，市場上的「期貨」和「現貨」合同的價格的差別和小麥利息率保持一定的關係。然而，由於期貨合同上所規定的到期交貨的價格是貨幣單位，而不用現期交貨的小麥單位，所以，這裡也牽涉到貨幣利息率。其中的精確關係可以述之如下： 我們假設：小麥的現貨價格為每100夸 特100鎊；而一年以後交貨的「期貨」價格為每100夸特107鎊；又假設貨幣利息率為5%。這樣，小麥利息率是多少?既然現貨的100鎊能購買到期貨的105鎊，那麼，期貨的105鎊就能買到105107·100(=98)夸特的期貨。換言之，現貨的100鎊能買到現在交貨的100夸特的小麥，那麼，100夸特的現在交貨的小麥就能買到98夸特的期貨。由此可得到：小麥利息率為每年負 2%。 [70] 根據以上論述，沒有理由認為：不同的商品會具有相同的利息率——即沒有理由認為，小麥的利息率應該等於銅的利息率。因為，從市場上的行情來看，不同商品之間的「現貨」和「期貨」價格的差別顯然很不相同。我們將發現，這給我們尋求的東西提供了線索。線索在於，在各種商品的自己的利息率(我們以此方式來稱呼各種商品的利息率)中，真正起作用的很可能是其中最高數值 的利息率(因為，如果新資本品要想被製造出來，它的資本邊際效率必須到達這個最高數值的利息率)；而又具有理由認為，貨幣的利息率往往是其中的最高數值的利息率(因為，我們將會看到，某些能減少其他商品自己的利息率的力量對於貨幣的利息率不發生作用)。 我們還可以作一些補充說明：正和任何時候都存在著不同商品的利息率一樣，貨幣經營者都知道，即使是兩種不同的貨幣的利息率也並不相同，例如，英鎊和美元的利息率就不相同。因為，在這裡，用英鎊表示的外國貨幣的「現貨」價格和「期貨」價格的差額對不同國家的貨幣來說，一般是不相同的。 上述任何一種商品都可以被用作像貨幣那樣的衡量標準來衡量資本邊際效率。這裡，我們可以選擇任何商品，例如小麥；計算出任何資本資產的用小麥表示的預期收益；以及能使這一系列預期收益等於用小麥表示的資本資產的現行價格的貼現率。這個貼現率就是該資本資產的用小麥表示的資本邊際效率。如果作為衡量標準的兩種商品的相對價值在將來沒有改變，那麼，不論用二者之中的哪一種作為衡量標準，資本資產的資本邊際效率是相同的；因為，兩種標準的計算資本邊際效率的公式的左方和右方的比例仍然相同。然而，如果兩種標準的商品的相對價值在將來有所改變，那麼，資本資產的資本邊際效率會以相同的比例改變，取決於以哪一種商品被用作衡量標準。我們用一個最簡單的事例來說明這一點。在該事例中，被用作衡量標準之一的小麥，其貨幣價值將以穩定的每年a%的比例上升；那麼，任何一個資產的以貨幣表示的其數值為x的資本邊際效率會變為以小麥表示的(x-a)%的資本邊際效率。由於一切資產的資本邊際效率會以相同的比例來改變，所以不論何種商品被用作衡量標準，各資本邊際效率之間的差別大小仍然相同。 如果存在著某種複合商品，而該複合商品又可以在嚴格的意義上具有代表性，那麼，我們可以把它的利息率和以它為標準計算出的資本邊際效率在一定的意義上當做唯一的 利息率和資本邊際效率。但是，這樣做所面臨的困難當然會和建立一個唯一的價值標準所面臨的困難一樣。 可以看到：到目前為止，貨幣利息率並不比其他利息率更具有代表性，而是處於和其他利息率相同的地位。既然如此，那麼，過去各章對貨幣利息率所賦予的在現實中的重大意義究竟來自它的哪一些特殊之處?為什麼產出量和就業量更加密切地與貨幣利息率有關，而不是和小麥利息率或房屋利息率有關? Ⅱ 現在我們考慮一下不同類型的資產在一段時間(譬如說，一年)中的商品利息率的可能有的情況。由於每一種商品依次被當做衡量標準，所以每種商品的收益都由它本身的數量所衡量。 不同的資本資產在不同的程度上具有下列三個特點，即： (1)通過其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或其給消費者提供的服務，某些資產可以生產出一個收益或產品，q。 (2)除了貨幣以外，不論是否被用於實際的生產之中，大多數資產會僅僅由於時間的進展而遭受耗損或引起某種費用(除了資產之間的相對價值的改變以外)。就是說，它們會引起一種以它自己的單位來衡量的保管費c。以我們現在的目的而論，究竟怎樣區別在計算q時應減去的費用，還是在計算c時應加上去的費用都是無所謂的事情，因為，我們在以後所要關心的純然是q-c。 (3)最後，資產在一段時期中能被換成現款的能力代表該資產的潛在的方便之處或安全之處。儘管各種資產可以具有相同的最初的價值，但是，這種方便或安全之處可以不同。它們可以說是不能由期終時的產量所表現出來的，但是，為了它們，人們卻願意支付一定的代價。人們願意為了這種換成現款的能力所具有的潛在的方便或安全之處而支付的(除了資產的收益或保管費以外)代價被我們稱之為資產的流動性升值，l。 由此可見，在一段時期中擁有一件資產的收益應該等於該資產的收益減去 它的保管費再加上 它的流動性升值，即為：q-c+l。就是說：q-c+l是任何商品自己的利息率；在這裡，q、c和l都以該商品自己作為衡量單位。 正在使用中的資本(如一架機器)和消費資本(如一座住宅)的特點是它的收益(q)在正常情況下應該大於它的保管費(c)，而它的流動升值(l)很可能為可以忽視不計。對於一定量具有流動性的商品或對於多餘而閒置不用的生產或消費資本而言，它們的特點是承擔保管費而又沒有任何收益與之相抵消；與此同時，只要它們的既存數量超過有限的水平，除了特殊情況以外，它們的流動性升值通常也可以忽視不計。對於貨幣而言，它的收益為零 ，它的保管費可以忽視不計，然而，它的流動性升值卻相當大。誠然，不同的商品之間可以具有不同程度的流動性升值，而貨幣也會具有某種程度的保管費，如安全保管費用。但貨幣和其他一切(或大多數)資產之間的實質性差別在於：貨幣的流動性升值大大超過其保管費，而其他商品的保管費則大大超過它們的流動性升值。為了說明這一問題，我們假設住宅的收益為q1 ，其保管費和流動性升值均可以忽略不計。小麥的保管費為c2 ，其收益和流動性升值均可以忽略不計。貨幣的流動性升值為l3 ，其收益和保管費均可忽略不計。就是說：q1 是住宅利息率，-c2 是小麥利息率，而l3 則是貨幣利息率。 為了決定不同種類的資產在均衡狀態下的預期收益之間的關係，我們還必須知道各資產的相對價值在一年中估計會有的變化。用貨幣(這裡所需要的只是作為記賬單位的貨幣；我們也同樣可以使用小麥)作為我們的衡量標準，假設住宅的升值(或降值)比例預期為a1 %，小麥的升值比例預期為a2 %。我們已經把q1 、-c2 和l3 稱為住宅、小麥和貨幣的自己的利息率；就是說：q1 是以住宅來衡量的住宅利息率，-c2 是以小麥來衡量的小麥利息率，而l3 是以貨幣來衡量的貨幣利息率。用貨幣作為衡量標準，a1 +q1 、a2 -c2 和l3 也可以順次被稱為住宅折算成貨幣後的利息率、小麥折算成貨幣後的利息率以及貨幣折算成貨幣後的利息率。使用這種符號，可以很容易看到：願意持有財富的人是否需要持有住宅、小麥或貨幣取決於a1 +q1 ,a2 -c2 和l3 之中何者最大。由此可見，在均衡時，以貨幣衡量的住宅和小麥的需求價格會處於如此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各種選擇的利益不會具有差別——即：a1 +q1 ,a2 -c2 和l3 要相等 。對於這一結果，衡量標準的商品的選擇不會造成影響，因為，從一種標準轉變成另一種會對全部三項作出相同的改變，即等於新標準對舊標準所造成的應有的增值(或減值)量。 那些其正常的供給價格小於其需求價格的資產會被生產出來；而這些被生產出來的又是那些其資本邊際效率(根據正常的供給價格被計算出來)大於其利息率(資本邊際效率和利息均用相同的價值標準來衡量，不論衡量的標準為何)的資產。對在開始時，其資本邊際效率至少等於利息率的資產而言，當它的數量增加後，它的資本邊際效率顯然要趨於下降(其原因非常明顯，已在過去加以論述)。因此，除非利息率同步下降， 那麼，就會到達生產這些資產不再有利可圖之點。當沒有任何一種資產的資本邊際效率大到足夠等於利息率時，資本資產的進一步生產將會停止。 我們假設(僅僅作為我們論證的目前階段的一個假說)，存在著某種其利息率不變(或當其產量增加時，它的利息率比其他商品的利息率作出比較緩慢的下降)的資產(如貨幣)。在此種資產存在的條件下，情況將如何進行調整?由於a1 +q1 、a2 -c2 和l3 必然相等，而且，根據假設條件，l3 不是固定不變，便是作出比q1 或-c2 較為緩慢的下降，所以a1 和a2 必然上升。換句話說：相對於它們的將來價格而言，除了貨幣以外的其他商品的現在價格趨於下降。因此，如果q1 和-c2 繼續下降，除非被估計為上升的將來的生產成本大於現在成本的差額足以補償產品在現在和將來之間的保管和其他費用，那麼，生產任何商品均無利可圖之點就會到來。 現在顯然可以看到，我們過去的貨幣利息率對產量施加限制的說法並不是完全正確的。我們應該說的是：當資產數量普遍增加時，貨幣資產的利息率下降最慢，而這一事實最終會使其他資產的生產無利可圖——除非在上面剛剛說過的那種偶然情況下，在現在和將來的生產成本之間存在著特殊關係。因為，當產量增加時，其他各資產的自己的利息率會一個又一個地以比較快的速度下降到有利可圖的生產所要求的水平以下——一直最終達到一種或更多種資產自己的利息率處於超過任何資產的資本邊際效率的地步。 如果貨幣 僅被用作價值標準，那麼，可以明白地看到：貨幣利息率並不必然是造成上述困難的原因。然而，我們不可能使用法令，把小麥或住宅，而不把黃金或英鎊當做價值標準，並僅僅以這種辦法來把困難解決掉。其原因在於，現在的事態似乎是，只要存在著任何其自己的利息率隨著產量的增加而難於下降的資產，同樣的困難仍然存在。例如，黃金會繼續在一國中充當這種利息率下降相對緩慢的資產，即使該國已經變成行使不兌現紙幣的國家。 Ⅲ 因此，在賦予貨幣利息率以特殊的重要性時，我們已經暗中作出了假設條件：我們通常所使用的貨幣具有某些與眾不同的特點；而當其產量增加時，這些特點又使貨幣以自己作為衡量標準的利息率比任何其他資產的以自己作為衡量標準的利息率難於下降。這一假設條件是否合理?經過思考，我認為，為我們所熟知的貨幣的一般特點可以證實上述假設條件的合理性質。由於已經被認為是價值標準的貨幣具有這些特點，所以貨幣利息率是唯一重要的利息率這一結論能夠成立。 (1)導致上述結論的第一個特點是：不論在長期還是在短期中，如果不管貨幣當局的行動，而僅就私有企業的能力而論，貨幣具有零值的或最多也是很小的生產彈性。在這裡，生產彈性 [71] 的意思是：用於生產貨幣的勞動量的比例的改變除以單位貨幣所能購買到的勞動量的比例的改變。就是說，貨幣不能很容易地被生產出來——當以工資單位來衡量的貨幣價格上升時，企業家不能隨意增雇勞力來用於增產貨幣，而對其他商品的生產，企業家則能這樣做。在一個使用不兌現紙幣的管理通貨的國家中，這一情況完全符合事實。然而在金本位國家中，情況也大致如此，其原因為：除非該國的採金業屬於主要的行業，否則，能被用於採金的添增勞動量的最大比例仍然微小。 對那些有生產彈性的資產而言，我們之所以假設它們自己的利息率下降的理由在於：我們認為，隨著產量的提高，它們的存量便要增加。然而，對於貨幣而論——暫時不去考慮工資單位減少的影響以及貨幣當局有意識地增加貨幣供給的影響——它的數量卻是固定的。因此，貨幣很難通過勞動的使用而很快地被製造出來的這一特點可以向我們提供初步 理由來表明：相對說來，貨幣自己的利息率很難下降。另一方面，如果貨幣像穀物那樣能夠生長出來，或像汽車那樣能被製造出來，經濟蕭條將會得以避免或得以緩和，因為，如果以貨幣表示的其他資產的價格下降，那麼，更多的勞動量被轉移到生產貨幣——正像在有採金業的國家的情況那樣，雖然就整個世界而言，這種方式的最大轉移量幾乎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2)然而，上述特點不僅為貨幣所特有，而且也為一切收取純租金 [72] 的生產要素或商品所共有，因為，製造這些生產要素或商品是完全沒有彈性的。因此，必須提供第二個特點，以便把貨幣和那些純租金的生產要素或商品加以區別。 貨幣的第二個能加以區別的特點 在於：它的替代彈性等於、或幾乎等於零；其意義為：當貨幣的相對價值上升時，並不存在用其他要素或商品來代替它的傾向——除非在微不足道的程度上，用於製造貨幣的商品也被用於製造業或工藝品這一情況。第二個區別特點來源於貨幣的獨特之處，即：貨幣的效用純然取決於它的交換價值，從而，貨幣和其他商品的交換價值會作出同比例的上升或下降，其結果為，當貨幣的交換價值上升時，並不存在著用其他要素來代替它的動機或傾向，不像在純租金的生產要素或商品的情況下所要做的那樣。 由此可見，當貨幣的以勞動表示的價格上升時，不僅不可能使用更多的勞動來把它生產出來；而且，當對貨幣的需求增加時，由於貨幣價格的上漲不像在純租金的生產要素或商品的情況下那樣能把需求轉移到其他價格沒有上漲的物品，所以貨幣還是吸收購買力的無底洞。 對這一點的唯一限制條件為，當貨幣價值的上升使人們對能否在將來維持住這一上升的價值產生懷疑時，a1 和a2 便會增加。這就等於增加商品的貨幣利息率，從而會刺激其他資產的產量。 (3)即使貨幣數量不能通過轉移勞動力於貨幣生產而得以增加，然而，它的有效的供給量全然不變這一假設條件還是有不精確之處。特別是，當工資單位的減少會使貨幣從其他的用途中解脫出來 [73] ，以便滿足流動性偏好的動機；與此同時，當以貨幣表示的價格下降時，貨幣存量會占有社會總財富的一個較大的比例。我們應該考慮到這一事實是否會改變我們的各種結論。 按照純理論的分析，我們不可能否定上述反應是可以使貨幣利息率作出適度下降的。然而，卻存在著幾個理由；這些理由在一起可以形成有力的論據來證實為什麼在我們身處其境的經濟類型中，貨幣利息率往往很可能難於作出適度的下降： (a)首先，我們必須顧及到工資單位的下降也會使以貨幣衡量的其他資產的資本邊際效率作出反應——因為，我們所關心的是由此而引起的資本邊際效率與利息率之間的差額 。如果工資單位下降的影響是造成它以後還會再度回升的期望，那麼，結果會是完全有利於我們的論點。如果影響的方向相反，即造成進一步下降的期望，那麼，資本邊際效率對此作出的反應可以抵消利息率的下降。 [74] (b)以貨幣衡量的工資趨於粘著不變，即貨幣工資比實際工資較為穩定這一事實會對以貨幣衡量的工資單位的下降施加限制。此外，如果事實不是如此，那麼，處境會變為更壞，而不是更好；因為，如果貨幣工資易於下降的話，這可能造成工資會進一步下降的預期，其影響會不利於資本邊際效率。還有，如果工資被固定在某種商品(如小麥)之上，那麼，工資就不大可能繼續粘著不變。正是由於貨幣的其他特點——特別是使它具有流動性 的特點——所以被固定於貨幣之上的工資才具有粘著不變的性質 [75] 。 (c)第三，我們到達了這裡論述的最基本的考慮之點，即貨幣能滿足流動性偏好的特點。這一特點在這裡之所以成為最基本的考慮之點，原因在於：在某種經常面臨的境況中，這一特點會使利息率不對貨幣數量相對於其他形式的財富的甚至大量增加作出反應；特別是當利息率處於某一低數值之下時，更是如此 [76] 。換句話說：超過一定低數值之時，貨幣由於流動性而得到的利息率很難隨著自己數量的增加而作出下降的反應；即使有所反應，它也微弱到遠遠趕不上其他種類資產對自己的相似的增加所作出的反應。 在上述情況下，貨幣的保管費的低微(或可忽略不計)能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因為，如果保管費為數甚大，那麼，它會抵消持有貨幣在將來所能得到的好處。公眾之所以對流動性所帶來的比較微小的有利之處(不論是真實的還是被設想的)，很容易作出增加他們的貨幣持有量的反應，原因就在於：貨幣的低微的保管費可以使他們不考慮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帶來的大量保管費的抵消作用。然而，在除了貨幣以外的其他商品的場合，為數不多的商品儲存數量固然可以向商品使用者提供某些方便之處。但是，在面臨儲存較大數量的商品的問題時，即使它代表一筆價值穩定的財富而值得去做，這種有利之處也會為商品的儲存費、耗損等費用所抵消。因此，在某一數量以後，持有較大的儲存數量必然會蒙受虧損。 然而，在貨幣的場合，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情況並不如此——而且，不如此的情況是由於一系列的原因，即那些使人們認為貨幣是最「具有流動性」的原因。因此，對此尋求補救之道的改革家們企圖為貨幣製造出人為的保管費，即要求貨幣必須按期繳納一定費用來在其上加蓋印記或類似的標誌，才能繼續保持其貨幣的資格。這些人的思路是正確的，而且，他們的建議的實用性不容忽視。 因此，貨幣利息率的重要性質來自貨幣的三個特點的共同作用，即：第一，通過流動性偏好動機的作用，貨幣利息率可以在相當的程度上不對貨幣數量在以貨幣衡量的一切形式財富中所占有的比例的改變作出反應；以及第二和第三，貨幣具有(或可以具有)零值的(或可以忽略不計的)生產彈性和替代彈性。這裡的第一個條件意味著，對財富的需求可以主要集中於對貨幣的需求； [77] 第二個條件意味著，當這種情況發生時，勞動不能被使用於製造出更多的貨幣；而第三個條件意味著，雖然某些其他的商品，其價格低廉到足以能代替貨幣的職能，但它們也無法減少對貨幣的需求。唯一的緩解之法——除了改變資本的邊際效率以外——可以來自(假使對流動性的偏好不變的話)貨幣數量的增加，或來自——在理論上是一回事——貨幣價值的增加，從而能使相同數量的貨幣提供更多的貨幣方面的服務。 由此可見，當貨幣利息率提高時，在對利息率具有彈性的一般商品的生產會受到抑制，而與此同時，貨幣的生產卻不能得以提高(根據假設條件，貨幣的生產完全缺乏彈性)。通過其決定其他的商品利息率的作用，貨幣利息率在妨礙對其他商品生產的投資的同時，又不能刺激對貨幣生產的投資，因為，根據假設，貨幣是不能被生產出來的。此外，由於來自投機動機的對貨幣的需求相對於利息率而言富有彈性，所以對這種需求的少量改變不會對貨幣利息率產生很大影響；與此同時，由於貨幣生產缺乏彈性(除了官方採取行動以外)，所以要想通過對貨幣供給量的自然調節作用來降低利息率是不現實的。在普通商品的場合，情況則不是如此。由於把這種商品作為流動性資產而持有的數量缺乏彈性，所以需求方面的輕微變動便會使它自己的利息率急劇上升或下降，而與此同時，供給的較大的彈性又使得它的現貨價格不致過多地高於期貨價格。因此，如果聽任普通商品放任自流，那麼，「自然力量」，即市場的一般作用，會降低它的利息率一直到充分就業出現時為止。在此以後，普通商品的供給也會缺乏彈性，正如我們所假設的貨幣 在正常狀態時缺乏彈性的特點那樣。由此可見，在沒有貨幣以及沒有——我們只能假設如此——任何具有貨幣特點的商品的情況下，各種利息率只有在充分就業時才能達到均衡狀態。 就是說，失業之所以出現，原因在於，人們意圖得到像月亮那樣得不到的東西——當人們意圖得到的對象(即貨幣)是不能被生產出來的東西，而這種意圖又不能輕易加以抑制時，人們便不可能受到雇用。唯一的解決之道是說服公眾，使他們理解，紙幣也是貨幣；然後，建立一個由國家控制產量的紙幣工廠(即中央銀行)。 值得注意的一個有意思之處是：在傳統上被認為是使黃金特別適合於充當價值標準的特點，即它的供給缺乏彈性，最終恰恰成為造成問題的根源的特點。 我們的結論可以用最一般的形式(假設消費傾向不變)表達如下。當一切現有資產自己的利息率中的最大者等於一切資產的資本邊際效率(用自己的利息率最大的資產作為衡量單位)的最大者時，投資量即不可能再行增加。 在充分就業狀態，上述條件必然會得到滿足。但如果存在著某種資產，它具有零值的(或相對小的)生產彈性和替代彈性， [78] 而在產量增加時，它自己的利息率又比以它本身衡量的各種資產的資本邊際效率下降較慢，那麼，在充分就業到達以前，上述條件也會得到滿足。 Ⅳ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明，一種商品被用作價值標準並不構成該商品的利息率成為唯一重要的利息率的充分條件。雖然如此，我們仍然有興趣來考察一下：我們所知道的那些使貨幣利息率成為唯一重要利息率的特徵在何種程度上來源於貨幣被用作債務與工資的衡量標準這一事實。對這個問題，需要在兩個方面加以考慮。 首先，契約系用貨幣標準加以規定，而貨幣工資又通常比較穩定；這一事實毫無疑問使貨幣具有很高的流動性升值。如果持有一種資產，其單位和將來要償付的債務的單位相同，而且能以相對穩定的方式來支付將來的生活費用，那麼，持有這種資產的方便之處是顯而易見的。與此同時，如果使用一種在產量上具有高度伸縮性的商品作為價值標準，那麼，人們會懷疑生產這種商品的貨幣成本在將來是否還能保持相對的穩定。此外，貨幣的低微的保管費在使貨幣利息率成為唯一重要利息率上所起的作用並不亞於貨幣的流動性升值。在這裡，關鍵性的事實是流動性升值和保管費之間的差額 。除了金、銀和銀行券以外，大多數商品的保管費至少要等於作為契約和工資的價值標準的商品通常所具有的流動性升值，從而，即使把目前(例如)英鎊所具有的流動性升值轉移到(例如)小麥之上，那麼，小麥的利息率仍然很難超過零值以上。由此可見，雖然契約和工資按照貨幣作為價值標準來加以規定這一事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提高了貨幣利息率的重要性，然而，這一事實本身很可能不足以造成已知的貨幣利息率的特徵。 需要考慮的第二點是比較微妙的。在正常情況下，人們會預期以貨幣為衡量標準的產品價值要比以任何其他商品來衡量的產品價值更加穩定。這一事實當然並不取決於工資系以貨幣為單位加以規定，而取決於以貨幣單位規定的工資具有粘性 。既然如此，如果以貨幣之外的一種或多種商品為衡量單位的工資被預期為比以貨幣為衡量單位的工資更加具有粘性(即更加穩定)，那麼，情況將會如何?這種預期情況的出現不但要求所涉及的商品的以工資單位來衡量的成本相對不變——不論生產規模是大還是小，不論時期是長還是短，都要如此——而且還要求按成本出售後的多餘產品能被存放起來而又沒有額外的費用，也就是說，該商品的流動性升值超過它的保管費(否則，由於沒有希望從較高的價格中取得利潤，把該商品存放起來必然會造成虧損)。如果能找出滿足這些條件的商品，那麼，該商品肯定可以被用做貨幣的代替品。由此可見，從邏輯推理上看，並不是不可能找出一種商品，而用該商品為單位衡量的產量的價值比以貨幣為單位來衡量的產量的價值更加具有穩定性。但從事實上看，這種商品的存在似乎不大可能。 因此，我作出結論，被預期為能使工資最有粘性的作為衡量單位的商品不可能不是具有最小數值的生產彈性的商品，也不可能不是其保管費超過流動性升值的數額最小的商品。換句話說，人們之所以預期以貨幣為衡量單位的工資具有相對大的粘性，其原因在於，貨幣比任何其他資產都具有較大的流動性升值超過保管費的部分。 根據以上的論述，可以看到，聯合在一起使得貨幣利息率成為唯一重要利息率的各個特點又在相互之間加強各自的作用。貨幣具有低數值的生產彈性、替代彈性和管理費這一事實會提高人們的預期，認為貨幣工資會是相對穩定的；而這一預期又會增加貨幣的流動性升值並且使貨幣利息率和其他資產的邊際效率之間不能形成共同升降的密切關係。如果存在著這種關係，那麼，貨幣利息率便會失去它的重大作用。 庇古教授(還有其他人)總是作出假設，認為實際工資要比貨幣工資來得穩定。這種假設只有在假設就業量也比較穩定時，才能成立；此外，還有另一個困難之處，即，工資品具有高額的保管費。如果人們試圖把工資固定於工資品之上，並以此穩定實際工資，那麼，其後果是只能使以貨幣計算的價格作出劇烈波動。其原因在於，消費傾向和投資誘導的每次微小的改變會使價格在零和無窮大之間劇烈波動。 [79] 貨幣工資比較實際工資來得穩定是經濟制度保持固有的穩定性的條件之一。 由此可見，認為實際工資相對穩定的見解不僅不符合於事實和經驗，它也犯了邏輯上的錯誤。如果我們認為，我們所考察的經濟制度是穩定的，即消費傾向和投資誘導的微小改變不會造成價格的劇烈波動，那麼，實際工資相對穩定的見解是與此相矛盾的。 V 作為對上面論述的一個進一步的補充，值得強調的是，上面已論述過的「流動性」和「保管費」都是相對大小的問題。「貨幣」的特點不過在於它的前者相對說來高於後者。 例如，考察一個經濟制度；在其中，不存在流動性升值總是大於保管費的資產。這種情況是我能給所謂「非貨幣」經濟制度作出的最精確的定義。換言之，在該制度中，只存在著具體的消費品和具體的資本設備。資本設備大致按它們所能製造的或有助於製造的消費品類別，以及製造所需要的時間長短加以區分。所有這些物品都不像貨幣那樣，它們在儲存時會遭受耗損或引起開支，其總和大於它們所具有的流動性升值。 在這種經濟制度中，資本設備會在三個方面有所區別：(a)它們所生產的消費品不同；(b)它們產品價值的穩定性不同(其意義為，隨著時間的進程，麵包比時髦的物品要具有較穩定的價值)；以及(c)它們所體現的財富能夠被「流動化」的迅速程度，其意義為，如果需要的話，售賣它們的產品的所得能被重新體現於形式相當不同的物品之中。 於是，財富所有者便一方面考慮各種資本設備的上述意義上的「流動化」的能力，另一方面作出對它們(減去風險以後的)預期收益的最優估計，並且對二者加以權衡，以便決定持有何種財富。可以看到，流動性升值和風險費具有相同的地方，也具有差別之處——差別之處相當於我們能估計出的最優機率和在進行估計時我們所具有的信心之間的差別。 [80] 在過去幾章中，當我們論述對預期收益的估計時，我們並沒有進一步論述估計數字是如何得到的，而且為了簡單化起見，我們也沒有分開來自流動性的差別和來自風險本身的差別。然而，在計算商品自己的利息率時，二者當然都必須加以考慮。 顯然，「流動性」並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卻只存在著一個流動性程度的大小序列——即在估計持有不同財富形式的各種有利之處時，除了使用財富所帶來的收益和持有財富的保管費以外，還必須考慮一系列的升值。「流動性」的內涵是一個意義有點含糊不清的概念；它隨著時間的差異而有所不同，並且取決於社會成規和制度。然而，關於流動性，在任何既定時間存在於財富所有者頭腦中並且被顯示出來的偏好程度是固定的，而且足以構成我們為了分析經濟制度所需要的一切。 在某些歷史條件下，持有土地在財富所有者的頭腦中曾經被認為是具有高額的流動性升值。由於土地的低數值的生產彈性和替代彈性類似於貨幣， [81] 所以能夠設想，在歷史的片斷中，持有土地的欲望和現代的持有貨幣的欲望一樣，把利息率維持在過高的水平。要想把這一作用加以數量化是困難的，因為，我們缺乏土地的能與貨幣債務的利息率嚴格相比的期貨價格(以土地自己的單位衡量)。雖然如此，我們有時卻可以找出非常類似的東西，即抵押土地時的高額利息率。 [82] 抵押土地時的高額的利息率往往高於種植土地所可能得到的淨收益，這是許多農村經濟社會中的常見事實。禁止高利貸法律主要在於反對這種借款，而且，這樣做是對的。因為在較早期的社會組織中，現代意義上的長期債券是不存在的。如果抵押放款的利息率太高，那麼，它會妨礙目前對新的資本資產的投資，從而，會對財富的增長具有阻撓作用，正和在現代時期中的長期債券的高額利息率所起的作用一樣。 經歷了數千年持續不斷的個人儲蓄以後，世界在資本資產的積累上還是如此貧乏；其原因，按照我的意見，並不在於人類節儉欲望的不足，甚至也不在於戰爭的破壞，而在於過去對土地、現在對貨幣所賦予的高額的流動性升值。在這一點上，我不同意較老式的觀點；這種觀點被馬歇爾以異常肯定的方式在他的《經濟學原理》第581頁中表達出來： 「每個人都知道，財富的積累之所以受到抑制，利息率之所以能維持住，其原因在於，人群中的大多數都偏愛現在的欲望的滿足，而不是留待未來的對欲望的滿足；即在於他們不願意進行『等待』」。 Ⅵ 在我的《貨幣論》中，我把我意圖中的唯一利息率稱為利息的自然率 ，並且對它下了定義——用我在《貨幣論》中使用的名詞來說，即能使儲蓄量(按照我在該書中的定義)和投資量相等的利息率。我當時相信，我的定義是威克賽爾的「自然利息率」的發展和明確化。按照他的說法，自然利息率是能保持某種沒有被他很明確地加以規定的價格水平穩定性的利息率。 然而，我在當時所忽視的事實是，根據這個定義，任何社會在每一就業水平都會有一個不同的 自然利息率。同樣，相當於每一個數值的利息率，都存在一個使該利息率成為「自然率」的就業水平；其意義為，在該自然率和就業水平，經濟制度會處於均衡狀態。由此可見，涉及唯一的自然利息率的說法以及不論就業水平為何而根據上面定義均可得到唯一數值的利息率的說法都是錯誤的。在當時，我還沒有懂得，在一定情況下，經濟制度可以處於小於充分就業的水平。 我現在認為，過去被我當做在學術發展上似乎是有前途的「自然」利息率的說法對我們現在的分析不會有多大用處和重要性。它不過是維持現狀的利息率，而一般說來，我們對維持現狀本身並沒有很大興趣。 如果存在著這種能被稱為唯一和重要的利息率，那麼，它似乎應該被我們稱之為中性 利息率 [83] ；即在既定條件下，在上述意義的一系列自然利息率中符合充分就業的那個數值的利息率。對那個數值的利息率，也許稱它為最優 利息率較為恰當。 可以把中性利息率較為嚴格地定義為：一種特殊狀態下的利息率；在這種狀態下，產量和就業量所達到的水平使整個經濟制度的就業彈性為零。 [84] 上面的論述再度解答了一個問題，即，要想使古典學派的利息理論具有意義，應該具備的假設條件是什麼。古典學派的利息理論可以假設實際利息率總是等於我們剛才為之下定義的中性利息率；也可以假設，實際利息率總是等於能把就業量維持在某一不變水平的利息率。如果按照這種方式對傳統的古典理論加以解釋，那麼，我們對它的結論很少會提出異議，或根本沒有異議。古典理論假設：貨幣當局或市場的自然力量能使市場利息率滿足上述兩個條件之一，而它所考察的是，在這一假設條件下，什麼規律支配社會資源的應用與報酬。受到這一假設條件的限制，產量的大小純然取決於已經被假設為不變的就業水平以及當時的設備和技術。這樣，我們就安全地置身於李嘉圖的世界之內。 * * * [1] 在本節和下一節中，凱恩斯企圖用另一種辦法(即用各種商品均具有自己的利息率的說法)來說明，為什麼貨幣利息率往往會高於資本邊際效率，而這一事實又給投資量、並因之而給充分就業造成困難， 以便為第3節鋪設道路。在第3節中， 凱恩斯企圖論證， 貨幣本身所固有的特點使得貨幣利息率發生高於資本邊際效率的作用。 ——譯者 [2] 這一關係首先為斯拉法先生所指出，見《經濟學雜誌》，1932年3月號，第50頁。 [3] 參見第20章。 [4] 當生產要素或商品的數量大致不變時，它們所取得的報酬或代價被西方學者稱為純租金，如地租。——譯者 [5] 工資單位的減少意味著貨幣的購買力增加，因此，所需要的流通中的貨幣量降低。——譯者 [6] 這個問題將在下面第19章中進一步加以考察。 [7] 如果工資(或契約)被固定於小麥之上，那麼，小麥也可能由此而獲得貨幣的某些流動性升值——在下面第(Ⅳ)部分，我們將回到這一問題。 [8] 見前面第177～178頁。 [9] 意思是說：當對其他代表財富的資產的需求(如對住宅的需求)增加時，供給的增加會減少住宅資產的資本邊際效率，從而能減少對該資產的需求量；然而，由於利息率的下降程度輕微，甚至不變，所以即使貨幣的供給量隨著需求量的擴大而上升，利息率很難起著抑制需求的作用。——譯者 [10] 零值的 彈性比所需要的必要條件要更為嚴格。 [11] 例如，如果想要穩定實際工資，那麼，貨幣工資必然要隨著物價指數的升降而作出相應的改變。這樣，由於消費傾向和投資誘導的改變而導致的物價升降會引起貨幣工資相應的升降。後者的升降反過來又會加強前者的幅度。二者的相互作用最終會使物價在零和無窮大之間劇烈波動。——譯者 [12] 參見上面第152頁腳註。 [13] 「流動性」的屬性絕對不獨立於這兩個特點的存在之外。因為，在財富持有者的頭腦中，如果一種資產的供給量可以輕易地增加或者對這種資產的需求可以通過相對價格的改變而輕易地被轉移到其他資產上去，那麼，在財富持有者的頭腦中，這種資產不大可能被認為是具有「流動性」的屬性。 [14] 抵押借款及其利息確實是用貨幣加以規定的。但抵押者有權選擇用被抵押土地本身來清償借款——如果他到期無錢償付的話，他也必須用土地來償債——這一事實在一定程度上使抵押制度近似於一個用土地的期貨來償付土地的現貨的契約。也有地主根據抵押制度把土地出售給佃戶的事實。這非常接近於期貨和現貨的交易。 [15] 這一定義並不符合近來的學者對中性的 貨幣所下的許多定義；雖然我的定義也許與這些學者頭腦中所設想的內容有關。 [16] 參閱下面第20章。 第十八章 對就業通論的複述 Ⅰ 現在，我們已經達到能把我們論證的各個論點加以綜合之處。首先，我們分辨清楚在經濟制度中，哪一些是通常被我們當做既定的因素，哪一些是我們經濟制度中的自變量，以及哪一些是因變量。 被我們當做既定的是，現有的技能和勞動量、現有設備的質量和數量、現有的技術水平、競爭強烈的程度、消費者偏好和習慣、不同強度勞動的負效用、監督與組織活動的負效用以及社會結構。社會結構包括下面所列舉的各個變量以外的決定國民收入分配的各種力量。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假設這些因素固定不變，而僅僅是說，在我們所涉及的範圍內，我們不考慮、也不探求它們的變動所造成的影響和後果。 我們的自變量為：消費傾向、資本邊際效率曲線(或表)以及利息率。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這些變量還可以加以進一步分析。 我們的因變量為：以工資單位來衡量的就業量和國民收入(或國民所得)。 被我們當做既定的因素會影響我們的自變量，但並不決定它們。例如，資本邊際效率曲線部分取決於既存的設備數量，而後者是既定的因素之一；資本邊際效率曲線也部分取決於長期預期狀態，而後者又不能根據既定的因素得以測定。但還有另一些因素，這些因素完全由既定因素所決定，以致我們也可以把這些被決定的因素看成是既定的。例如，既定的因素使我們能推斷出來相當於既定水平的就業量，以工資單位來衡量的國民收入為多少，從而，在被我們當做既定的經濟制度的框架內，我們可以說，國民收入取決於就業量，即取決於現行的用之於生產的勞動量；其含義為，在二者之間存在著具體的統計學上的相關關係。 [85] 此外，既定的因素還使我們可以推斷出總量供給曲線的形狀；該曲線體現了各種不同物品的供給的物質 條件——即對應於每一有效需求(以工資單位來衡量)水平的用於生產的就業量。最後，既定的因素可以向我們提供勞動(或努力)的供給函數，從而，可以使我們知道，特別是在哪一點之後，整個勞動的就業函數 [86] 不再具有彈性。 然而，資本邊際效率卻部分地取決於既定的因素，又部分地取決於不同種類資本資產的預期收益。與此同時，利息率則部分取決於流動性偏好的狀態(即取決於流動性偏好函數)，又部分取決於以工資單位來衡量的貨幣數量。由此可見，我們有時可以認為，我們的最終的自變量包括：(1)三個基本的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費傾向、心理上的對流動性的態度以及心理上的對資本資產的預期收益的估計，(2)僱主和被雇者之間討價還價所決定的工資單位，以及(3)中央銀行的行動所決定的貨幣數量；因此，當上述因素(或變量)具有既定值時，這些變量決定國民收入(或國民所得)和就業量。當然，這些變量可以加以進一步的分析；它們並不是各自獨立的最終因素。 把決定經濟制度的事物區分為既定的因素和自變量這兩組類別，從任何絕對的觀點來看，當然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區分的標準只能完全憑藉經驗，以便把變動非常緩慢或對我們研究的問題關係很小以致短期內施加微不足道的影響的因素區分為既定因素的類別，而把那些在變動時對我們的問題施加決定性的實際影響的因素歸入自變量的類別。我們現在的目標是，尋找在任何時期中，什麼因素決定一個既定的經濟制度的國民收入以及(幾乎為相同的事物)就業量。在對像經濟學那樣複雜的研究中，我們不可能作出完全精確的具有一般性的結論，而只想找出那些其變動能對我們的問題具有主要 作用的因素。我們的最終任務在於：在我們置身於其中的經濟制度中，選擇出那些政府經濟當局能按照意圖加以控制或管理的變量。 Ⅱ 現在，我們試圖把過去各章的論點綜合在一起。在進行綜合時，各因素出現的順序與它們在書中出現的順序相反。 市場上存在的投資的誘導可以誘使新投資達到某一數量；當新投資達到這一數量時，每種資本資產的價格和它的預期收益在一起可以使總的資本邊際效率大致等於利息率。就是說，資本品行業中的物質的供給條件、對預期收益所具有的信心狀態、對流動性偏好的心理上的態度以及貨幣數量(最好以工資單位來衡量)在一起決定新投資量。 但投資量的增加或減少會帶來消費量的增加(或減少)，因為，公眾行為的特點是，只有在人們的收入增加(或減少)時，他們才願意擴大(或縮小)他們的收入和他們的消費量之間的差額。就是說，消費量的改變和收入的改變大體保持相同的方向 (雖然前者的數量較小)。一定的儲蓄的增加量和必然與它相伴隨的消費增加量這二者的關係可以由邊際消費傾向加以表明。根據邊際消費傾向而得到的投資增加量和與它相對應的國民收入的增加量(二者皆以工資單位來衡量)之間的比例可以由投資乘數加以表明。 最後，如果我們假設(作為初步的逼近值)就業乘數等於投資乘數，那麼，我們可以用投資乘數去乘由上面已經說過的各因素所決定的投資的增加量(或減少量)，以便推知就業的增加量。 然而，就業量的增加(或減少)會提高(或減少)流動性偏好曲線(或表)。這樣，就業量的增加會增加對貨幣的需求量，其原因有三：第一，當就業量增加時，即使工資單位和價格(用工資單位來衡量)保持不變，產量的價值會得以增加；第二，當就業量增加時，工資單位本身會趨於增加；以及第三，由於短期中成本的增加，所以產量的增加會引起價格(以工資單位來衡量)的上升。 由此可見，上述各種關係的反應可以影響均衡的位置，同時還會有其他的關係的反應。此外，在上述各種自變量中，沒有一個不是可以隨時改變而又不顯示出多少改變的預兆；同時，有時改變的程度還很大。由此可見，現實事件的運行是極端複雜的。儘管如此，把這些自變量孤立出來似乎還是有用和方便的。如果我們按照上面論述的理論框架來考察現實問題，那麼，就可以使問題比較易於掌握，而與此同時，我們對現實的直覺和預感(它們所考慮的事實比一般的理論所能處理的要更為複雜和具體)賴以發生作用的不可捉摸的各個方面和角度會得以減少。 Ⅲ 上面就是對《通論》的總結。但是，經濟制度中的實際現象也由於消費傾向、資本邊際效率和利息率的特徵而呈現出不同的特點。關於這些特點，我們可以根據經驗事實把它們如實總結出來，然而，它們沒有邏輯上的必然性。 具體說，我們生活於其中的經濟制度的一個顯著特點為，雖然它在產量和就業量上具有大幅度的波動，但是，它並不是非常不穩定的。確實，它似乎可以在相當長的時期中停留於在正常狀態以下的經濟活動水平，而又不顯示出任何趨於復甦或趨於完全崩潰的傾向。此外，實際例證表明，充分或甚至大致充分的就業量是少有的和短時存在的現象。波動能夠以相當明確的姿態開始，但在它已經達到很極端的幅度以前，似乎逐漸地把它自己消耗淨盡。既非絕望，又非滿意的中庸情況是我們的正常狀態。正是由於波動在到達極端以前把自己消耗淨盡，而最終又使自己回過頭來，所以才能建立起我們的經濟周期 理論的有規律性的階段。同樣的事實也存在於價格。在價格對出現的干擾作出反應之後，似乎總是可以暫時停留於一個相當穩定的水平。 由於這些經驗中的事實並沒有邏輯必然性，我們必須設想，現代世界的境況和心理傾向必定具有如此的特點，以致能製造出這種結果。因此，有必要考慮，什麼樣的心理傾向會導致出穩定的經濟制度；然後，再考慮，根據已知的現代人類的本性，這樣的心理傾向是否會存在於我們生活的世界之中。 根據上述分析要想解釋對現實世界的觀察結果，需要下列穩定條件： (1)邊際消費傾向必須處於如此的狀態，以致當社會的產量由於對它的既有的資本設備使用較多(或較少)的就業量而增加(或減少)時，表明產量和就業量二者之間比例的乘數的數值大於1，但數值並不很大。 (2)資本邊際效率曲線必須處於如此的狀態，以致當資本的預期收益或利息率有所變動時，新投資數量的改變不會與前兩個因素的變動過於不成比例；就是說，資本的預期收益或利息率的溫和的變動不會造成非常巨大的投資量的改變。 (3)當就業量改變時，貨幣工資趨於作出同方向的改變，但貨幣工資的改變不會和就業量的改變過分不成比例；就是說，就業量的溫和的改變不會造成非常巨大的貨幣工資的改變。這實際上是有關價格穩定的條件，而不是有關就業的穩定條件。 (4)第四點與其說是為經濟制度的穩定性提供條件，還不如說是為波動在朝著一個方向變動到適當程度後自行扭轉方向提供條件。就是說，如果在一段時期中，投資量持續大於(或小於)過去，那麼，它就會有助於減少(或增加)資本邊際效率，而且，在以年為衡量單位的時期中，減少或增加都不會具有很大的數值。 (1)我們的第一個穩定性條件——即乘數的數值大於1，但又不會很大——是一非常可能的人性的心理特徵。當實際收入增加時，對目前的需要的壓力會減退，而超過已經形成的生活水平的限度則會增加；當收入減少時，相反的後果會出現。由此可見，當就業量增加時，現行的消費量會得以擴大，但擴大的程度要少於由於就業量的增加而引起的收入的全部增加量；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無論如何，對整個社會平均來說是如此。此外，就個人平均來說是對的東西，就政府來說也很可能是對的；特別是處於這樣一個時代，日益為甚的失業的增長往往迫使國家從借來的款項中提供救濟，情況更是如此。 不論這一條心理上的規律是否能被讀者根據先驗的理由認為是可信的，我們肯定，如果該規律不能成立，那麼，經驗提供的現實情況就會大不相同。因為，在該規律不能成立的情況下，不論多麼微小的投資量的增加會引起一系列自我擴大的有效需求的增加，一直到達到充分就業之點時為止；與此同時，投資量的減少會引起一系列自我擴大的有效需求的減少，一直到所有的人都失業時為止。然而，經驗表明，我們卻一般處於中間性的地位。這並不是說，不可能存在著一個範圍，在該範圍內，不穩定性確實起著主要作用。但如果是這樣的話，該範圍很可能是狹隘的，而在範圍之外的上下兩方，我們的心理規律無可置疑地會發生作用。還有，顯然也可以看到，乘數的數值雖然大於1，但在正常的情況下，它並不非常之大。因為，如果它是非常之大的話，那麼，一定量的投資的改變會引起消費量的巨大改變(只受到充分和零值就業量的限制)。 (2)我們的第一個條件可以保證，溫和的投資量的改變不會引起對消費品需求的無限制的巨大改變。與此同時，我們的第二個條件則可以保證，資本資產的預期收益的溫和改變或利息率的溫和改變不會引起投資量的無限制的巨大改變。由於使用現有數量的設備而大幅度地擴大產量會引起成本遞增，現實的情況很可能如此。確實，如果我們在開始時具有大量多餘的可用於生產資本資產的資源，那麼，在一定的範圍內，可能存在著相當程度的不穩定性。但是，當資源的大部分已被使用淨盡後，這種情況就不復存在。此外，這一事實也為預期收益的迅速變動所引起的不穩定性規定了限制範圍；預期收益的迅速變動系來自商業心理的急劇波動或來自劃時代的新發明——當然，限制範圍更多地趨於防止向上，而不是防止向下的方面。 (3)我們第三個條件符合我們對人類本性所具有的經驗。其原因在於，正如我們在過去已經指出的那樣，維持貨幣工資的鬥爭基本上是維持高額的相對 工資的鬥爭。當就業增加時，這種鬥爭很可能會在實際事例中得以加強；其原因一方面在於勞動者的討價還價的地位會有所改善，另一方面也在於，他工資的遞減的邊際效用和他已經改善了的經濟上的寬鬆程度使他易於承擔風險。儘管如此，這些動機只在一定限度內發生作用；勞動者不會由於就業量增加而企求過多的貨幣工資的增加，也不會由於避免失業而容忍貨幣工資的大量削減。 在這裡，我們再度面臨與上述相類似的情況：不論這一結論是否能根據先驗的理由而被認為是可信的，經驗表明，這種心理規律必須在實際上發生作用。否則，如果失業工人之間的競爭總是會造成貨幣工資的大量削減，從而會出現價格水平的巨大的不穩定性。此外，還可能出現除了充分就業以外不會具有穩定均衡的事例；其原因在於，工資單位可以無限制地下降，一直達到如此的水平；在該水平，以工資單位衡量的貨幣數量的巨大改變在壓低利息率上的作用足以恢復充分就業。這樣，除了充分就業以外，穩定不變的位置不可能存在。 [87] (4)我們的第四個條件與其說是關於穩定性，還不如說是關於蕭條和復甦階段的交替存在。該條件所假設的情況不過是，資本資產具有不同的使用壽命；它們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受到耗損並且不都具有很長的使用年限。據此，如果投資量降到某一最低水平之下，那麼，只要其他因素沒有很大的波動，資本邊際效率會上升到足夠的程度來使投資量恢復到這個最低水平之上；在這裡，資本邊際效率的上升僅僅是時間問題。同樣，如果投資量處於一期比前一期為高的狀態，那麼，除非其他因素作出補償性的變動，資本邊際效率會下降到足夠的程度來導致一次蕭條狀態的出現；在這裡，資本邊際效率的下降也不過是時間問題。 由於我們的第四個條件，復甦與蕭條能夠在前三個條件所規定的限度內發生。如果這些有限度的復甦與蕭條持續足夠長的時間而又不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擾，那麼，即使這些有限度復甦與蕭條也會造成方向相反的逆轉運動，一直到同樣的力量再度逆轉運動的方向時為止。 由此可見，我們的四個條件在一起足以解釋我們經驗中的突出特點——即我們的制度會上下波動，但又在上下兩個方面避免就業和價格處於嚴重的極端狀態，而只是圍繞著一個中間性位置來行進。這一中間性位置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處於充分就業之下，卻又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處於在其下會使該制度的生存受到威脅的最低就業水平。 但我們不能據此而作出結論，認為這一中庸之道系由「自然的」傾向性所決定——即決定於只要沒有旨在於對其作出改正的措施就會持續下去的那些傾向性，從而，中庸之道會被認為是由必然性的規律所建立。事實上，上述四個條件的不受阻撓的統治不過是觀察到的現實世界的過去和現在的狀況，而不是不能更改的必然性的原則。 * * * [1] 在有關的就業量的範圍內，不同物品的就業函數可以具有不同的曲度。在現階段的論述中，我們略去來自這一點的某些複雜之處。 [2] 在下面20章中給出了定義。 [3] 工資單位改變的作用將在第19章中加以詳細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