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 · 第三編 消費傾向

第八章 消費傾向：Ⅰ. 客觀因素 Ⅰ 在第一編之後，我們脫離了我們的主題，以便處理一些涉及方法和定義的一般性的問題。現在，我們重新回到主題上來。我們的分析的最終目標是找出：決定就業量的是什麼。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得到初步的結論，即：就業量取決於總供給函數和總需求函數的交點。總供給函數主要取決於供給的物質條件，其中牽涉到一些尚未為我們所熟知的考慮之點。總供給函數在形式上可能未為我們所熟知，但其中的基本因素卻並不是新的。我們將在第20章中回到總供給函數；在該章，我們討論總供給函數的反函數，其名稱為就業函數。但總的說來，在過去被忽視的是總需求函數；而關於總需求函數，我們將在第3和第4編中加以論述。 總需求函數說明任何既定的就業量與該就業量預期能實現的「賣價」之間的關係。「賣價」系由兩種總量構成——當就業量處於既定水平時，社會用於消費的總量以及用於投資的總量。決定這兩種量的因素大致上是界限分明的。在本編中，我們將考慮前者，即：當就業量處於既定水平時，什麼因素決定消費的總量。在第四編中，我們將進而論述決定投資的總量的各種因素。 由於我們在這裡所涉及的是：當就業量處於既定水平時，什麼決定消費量的大小，所以嚴格說來，我們應該考慮的是表明前者的數量(N)和後者的數量(C)之間的關係的函數。然而，為了方便起見，可以使用稍微不同的函數，即把以工資單位衡量的消費(Cw)和以工資單位衡量的相當於一定就業量水平的收入(Yw)聯繫在一起的函數。這個函數的缺點是Yw不是N的唯一函數，其原因在於：Yw和N的關係可以取決於(雖然在非常次要的程度上)就業量的具體特點。就是說，具有兩種不同分配就業方式的同等數值的就業量N可以(由於不同的單個部門的就業函數會具有不同的形狀——將在下面第20章加以論述)導致不同的Yw的數值。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應該照顧到這一因素。但一般說來，把Yw當做N所決定的唯一值已經是足夠精確的近似辦法。因此，我們把被我們稱之為消費傾向的名詞定義為：存在於Yw(即用工資單位衡量的既定的收入水平)和Cw(即在該收入水平下的消費開支)之間的函數關係χ。所以， Cw =χ(Yw )或者，C=W·χ(Yw ) 社會花費於消費的開支數量顯然(i)部分地取決於它的收入的數量，(ii)部分地取決於客觀存在的有關情況，以及(iii)部分地取決於該社會居民的主觀需要、心理上的傾向性、習慣以及收入分配的原則(當產量增加時，分配原則可能隨之改變)。消費的動機是相互影響的，而對這些動機進行分類則難免有劃分不當的後果。雖然如此，為了使我們的思路較為明確，可以把它們分為兩個大的類別，分別加以考察。這兩個類別被稱為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我們將在下一章對主觀因素加以較詳盡的考察，包括那些人類本性的心理特點以及那些社會成規和制度。這些因素雖然並不是不能改變的，但在短時期內，除了處於非正常的或發生革命的情況，很難有較大的變動。從歷史的角度加以考察或把不同類型的社會制度加以比較的研究中，必須考慮主觀條件的改變以何種方式來影響消費傾向。但一般說來，我們將在以下論述中把主觀因素當做既定不變的，並假設：消費傾向僅取決於客觀因素的改變。 Ⅱ 影響消費傾向的主要的客觀因素似乎可以列出如下： (1)工資單位的改變 。消費(C)顯然遠為更加是(在一定的意義上)實際收入，而不是貨幣收入的函數。在技術、偏好和決定收入分配的社會條件均為既定的情況下，一人收入的高低取決於他所持有的勞動單位，即取決於他的以工資單位來衡量的收入。當然，當總產量改變時，他的實際收入的上升比例(由於收益遞減的作用)要小於他的以工資單位來衡量的收入的上升比例。因此，在粗略的意義上，我們可以假設：如果工資單位有所改變，那麼，在既定的就業量下的消費開支，像價格一樣，也會以相同的比例改變，雖然在某些情況下，我們還必須照顧到工資單位的改變所造成的企業家與食利者之間的收入分配的改變，因為，這一改變可能對總消費量施加影響。除此以外，我們已經照顧到工資單位本身的變化，因為，我們系用以工資單位來衡量的收入來給消費傾向下定義。 (2)收入和淨收入之間的差額的改變。 我們已經在上面說明：消費量取決於淨收入，而不是收入，因為，根據定義，當一人決定他的消費規模時，他所據以考慮的主要是他的淨收入。在一個既定的情況下，在收入和淨收入之間可以存在著比較穩定的關係；穩定關係的意義為：在不同水平的收入和其相應的淨收入之間存在著表明二者之間的關係的唯一函數。然而，如果情況不是如此，那麼，沒有被淨收入所反映出來的收入的改變必須被忽略掉，因為，它對消費沒有影響。同樣，沒有被收入所反映的淨收入的改變必須要被計算進來。除了例外的情況以外，我懷疑這一因素在現實上的重要性。在本章的第4節，我們再對收入和淨收入之間的差額對消費的影響作一較全面的論述。 (3)在計算淨收入時沒有計入的資本價值的意外變動。 這一項目可以對消費傾向施加遠為重大的影響，因為，它與收入之間沒有穩定的或規律性的關係。擁有財富的階級的消費可以異常敏銳地受到它財富價值的意料不到的改變的影響。這一點應該被認為是能在短期中影響邊際消費傾向的主要因素之一。 (4)對時間折算的貼現率的改變，即現有物品和將來物品的交換比例的改變。 這與利息率並不完全相同，因為前者計入能被預料到的貨幣購買力在將來的改變。它還要照顧到一切種類的風險，如活到能享受將來的果實的可能性，或者，沒收性的稅收政策。然而，作為一種概略的估算方法，我們可以把這個貼現率和利息率等同起來。 這一因素對既定收入中的消費量究竟有多少影響，很值得懷疑。按照古典的利息理論 [1] 的說法，利息率是使儲蓄的供給和需求能夠相等的因素。據此，可以簡單地設想：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消費開支會對利息率的改變作出相反方向的反應，從而，利息率的任何上升顯然會使消費開支減少。然而，人們很久以來已經認識到：利息率的改變對現行的消費量的作用是複雜而不肯定的；其作用取決於相互矛盾的傾向，因為，利息率的上升可以有助於加強儲蓄的某些主觀動機，而又會削弱其他一些主觀動機。在長時期中，利息率的相當大的改變很可能趨於在較大的程度上改變社會的習慣，因之而成為影響消費的主觀因素——雖然除了根據具體事實加以判別以外，很難說影響的方向為何。然而，短時期的通常類型的利息率的波動不大可能對消費開支施加任何一方向的直接影響。如果人們的總收入保持不變，那麼，不會有許多人僅僅由於利息率從5%降到4%而去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在間接的意義上，影響可以較大，但影響的方向不盡相同。通過利息率的改變而對既定收入下的消費意圖的最重大影響也許在於利息率的改變對有價證券和其他資產的增值或降值的作用。如果一人的資本的價值獲得意料之外的增值，那麼，即使以賺取收入的能力來說，他的資本並不比以前為好，他的增加現行消費的動機應該得以加強。如果他經受在資本上的虧損，那麼，消費意圖會隨之而削弱。但這種間接的影響，我們已在上述第3點中照顧到了。此外，我認為，經驗所提供的結論是：除非利息率有著不同尋常的巨大改變，利息率對個人在既定收入中的消費量的短期影響相對說來是次要的。當利息率確實下降到很低的水平時，以一定量金錢所能購買到的年金與同量金錢所得到的年利息之間的比例的增加是一個進行負儲蓄的重要的原因，因為，比例的增加會促使人們去購買年金以備年老時之需。 消費傾向可以受到急劇影響的非正常情況也許應被置於這裡的第4點之中。在這種非正常情況下，人們對將來以及將來會帶來些什麼具有極端的不肯定性。 (5)財政政策的改變。既然個人的儲蓄傾向取決於人們所期望的將來的收益，那麼，儲蓄顯然不僅僅取決於利息率，而且也取決於政府的財政政策。所得稅，特別是當該稅對「不憑本事而賺到的」收入稅率很高時，如利潤稅、遺產稅以及類似的稅種都和利息率一樣影響儲蓄；與此同時，財政政策可能變動的範圍至少在預期中可以比利息率的變化要大。如果財政政策有意地被作為取得比較平均的收入分配的手段，那麼，它對增加消費傾向的影響當然還要更大。 [2] 我們還要考慮到政府為了償付債務而設置的來源於稅收的償債基金，因為，它對總消費傾向會產生影響。這種償債基金代表一種集體儲蓄，從而大量設置償債基金的政策應被當做減少消費傾向的因素。正是由於這一原因，當政府從借債的政策轉變為相反的設置償債基金的政策時(或作相反的轉變時)，它能造成嚴重的有效需求的收縮(或相當大的擴張)。 (6)人們改變其對現在和將來的收入水平的差距的期望 。為了形式上的完整，我們才列入這一項目。雖然該項目可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個人的消費傾向，但對整個社會的消費傾向而言，該項目的影響很可能會由於各個人改變期望的方向不同而相互抵消。此外，該項目屬於那種具有很大不肯定性的事物，從而，通常不會施加很大的影響。 因此，我們可以得到結論：如果我們消除掉以貨幣來表示的工資單位的改變，那麼，在既定的情況下，消費傾向可以被當做相當穩定的函數。資本價值的意外變動可以改變消費傾向，而利息率和財政政策的相當大的改變可以施加某些影響；與此同時，雖然其他的客觀因素的作用不容忽視，但在普通的情況下，它們的作用不大可能是重要的。 在既定的一般經濟情況下，以工資單位衡量的消費開支主要取決於產量和就業量。這一事實是我們能建立約略性的「消費傾向」函數的理由。雖然其他因素可能改變(這一點決不能忘記)，但以工資單位來衡量的總收入一般是主要的變量來決定作為總需求函數的一個組成部分的消費量。 Ⅲ 消費傾向是一個相當穩定的函數，從而，總消費量一般取決於總收入量(二者均以工資單位加以衡量)，而消費傾向本身的變化則被認為具有次要的影響。在承認這一切的前提下，這一函數的正常形狀為何? 根據現有的資料，無論從我們所知道的人類本性來看，還是從經驗中的具體事實來看，我們可以具有很大的信心來使用一條基本心理規律。該規律為：在一般情況下，平均說來，當人們收入增加時，他們的消費也會增加，但消費的增加不像收入增加得那樣多。就是說：假設Cw代表消費量，而Yw代表收入(二者皆以工資單位來衡量)，那麼，ΔCw和ΔYw會具有相同的正負號，但前者小於後者，即： d C w d Y w 的數值為正，但卻小於1。 當我們涉及短時期時，情況尤其如此。在短期中，例如在所謂就業量作出周期性的波動的場合；在其中，人類的習慣——有別於其他永久性較大的心理傾向——還沒有足夠的時間來改變自己，以便適應已經改變了的客觀環境。人們已經習慣了的生活水平的費用通常首先從他們的收入中扣除掉，然後，他們會把生活水平的費用和實際收入之間的差額儲蓄起來。如果他們由於收入的變化而調整其生活費用的話，他們的調整在短期也是不完全的。由此可見，增加的儲蓄往往伴隨著收入的上升，而減少的儲蓄則伴隨著下降的收入。當收入變動時，儲蓄最初會比在以後具有較大的改變。 但除了收入水平在短期中的變動以外，較高的絕對量的收入水平顯然也會擴大收入和消費之間的差距。其原因在於：滿足人們及其家庭的現行的基本生活需要通常要比積累具有較強的動機。只有在到達一定的舒適程度以後，積累的動機才會轉變為較強。由於這些原因，當實際收入增加時，人們通常會儲蓄掉其收入中的較大的比例。然而，撇開是否儲蓄掉收入中的較大比例不談，我們把下面的陳述當做任何現代社會的基本心理規律，即：當社會的實際收入增加時，該社會不會使它的消費增加的絕對量等於收入增加的絕對量，從而，除了其他因素同時發生強烈而不尋常的變化外，該社會必將進行較大絕對量的儲蓄。正如我們在以後所要說明的那樣， [3] 經濟制度的穩定性主要取決於這個存在於現實中的規律。該規律的意思是：當就業量，從而總收入增加時，並不是所有的新添增的就業量都會被用來滿足新添增的消費量。 另一方面，當由於就業量水平的降低而帶來的收入下降具有很大的數量時，它甚至會使消費超過收入。消費之所以超過收入，其原因不僅僅在於某些個人或集體用掉了它們在較好的年景中所積累起來的經濟上的儲備，也在於政府，不論是否自願如此，將會造成預算赤字，或者，將以借來的款項來提供(譬如說)失業救濟金。由此可見，當就業量下降到低水平時，總消費量的下降數量會小於收入下降的數量。其原因在於人們的習慣性行為，也在於政府很可能要執行的政策。這兩個原因可以解釋為什麼通常在波動幅度有限的範圍內，均衡狀態能夠得以形成。否則，一旦就業量和收入開始下降，它們便可能繼續下降到幅度很大的地步。 我們將會看到，這個簡單的原理可以引導出和過去相同的結論，即：除非消費傾向有所改變，就業量只能伴隨著投資量的增加而增加。其原因在於：當就業量增加時，由於消費者的開支小於總供給價格的增加，所以除非投資的增加能填補二者之間的差距，已增加的就業量會成為無利可圖的事情。 Ⅳ 我們決不要低估上面已經提到過的事實，即：就業量是預期消費和預期投資的函數，而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消費卻是淨收入，也就是淨投資(淨收入等於消費加淨投資)的函數。換言之，在計算淨投資時，被認為必須扣除的折舊等儲備金額越大，一定投資水平對消費的促進影響越小，從而對就業量的促進影響越小。 當這一筆儲備金額的全部(或補充成本)都在目前實際上被用於維修已經存在的資本設備時，它的作用不大可能被忽視。但當儲備金額超過目前的維修費用時，由此而造成的後果對就業量的影響並不總是能為人們所了解。其原因在於：這一超過的部分既不直接引起現行的投資，也不被用於支付消費。因此，它必須由新的投資所補償，而對新投資的需求與儲備金額為之而形成的舊設備的耗損幾乎毫無關係。結果，能夠真正形成現行收入的新投資必須減少相應於儲備金額超過目前維修費用的數量，從而，要想達到既定的就業量，必須存在著更加強烈的對新投資的需求。此外，大致相同的理由也適用於包括在使用者成本之內的設備的耗損，如果該耗損在實際上並未加以彌補的話。 [4] 現以一座房屋為例。假設該房屋直到壽命終了以前均能被居住而無需加以修繕。如果每年都從房客支付的租金中減去一筆折舊費，而這筆折舊費既沒有被房主用於維修，又沒有被他當做可以供消費之用的淨收入，那麼，這筆儲備金額，不論它被算作U或V的一部分，會在房屋的壽命期間繼續壓低就業量，一直到該房屋重建時，才突然把以往壓低的就業量一次補足。 在靜止不變的經濟體系中， [5] 所有這一切也許會不值一提，因為，在每一年中，舊房屋的折舊費正好為新房屋的建造費用所抵消，而每一年的新房屋又正好能代替在每一年年終時結束其壽命的舊房屋。但對於一個非靜止不變的社會，這些因素可以具有重大的作用，特別是處於長期耐用的投資異常活躍之後的一段時期中，更是如此。因為，處於這種情況下，企業家會為已經存在的資本設備扣除較大數量的儲備金額，而已經存在的資本設備雖然會逐漸被磨損掉，然而，它們目前所需要的維修費用卻遠未達到被扣除的儲備金額的水平。這樣，現行的新投資項目的很大部分會被較大數量的儲備金額所抵消。這些事實所造成的後果為：收入只能處於一個低水平，低到能與低數值的淨總投資相適應。由此可見，遠在重置資本設備的開支(為了這筆開支才扣除儲備金額)能發生作用以前，償債基金等項目 [6] 就會從消費者那裡抽掉購買力。就是說，這些項目會縮小現行的有效需求，而只有在實際上對資本設備進行重置時才會增加有效需求。如果這種作用被「財務上的穩妥態度」——即為資本設備「扣除」的儲備基金大於資本設備的實際被磨損掉的部分才是穩妥的——所加強，那麼，加在一起的後果的確是非常嚴重的。 例如，在美國，到了1929年，以往五年的迅速的資本設備的擴充已經使尚不需要加以更換的廠房設備的償債基金和折舊費用達到如此龐大的程度，以致需要巨額的全新的投資才能加以補償；與此同時，要想找到更多的新投資，多到足以補償當時處於充分就業下的富裕社會所進行的儲蓄，那幾乎是毫無希望之舉。這一因素本身很可能足以造成一次蕭條。此外，由於這種類型的「財務上的穩妥態度」繼續在整個的蕭條狀態中為那些能有力量這樣做的大公司所採用，所以它嚴重阻撓了蕭條狀態在較早的時候進入復甦的階段。 或者，再以目前(1935年)的英國為例。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所進行的相當大數量的住宅建造和新投資已經使償債基金遠遠超過目前為了修繕和更新而需要的數量。這一傾向又為「健全的」財政原則所加深。對地方當局和公眾機構所進行的投資而言，該原則往往要求足夠多的償債基金來補償投資費用，以便在離需要更新投資設備的時期到來以前的相當長的日期就能收回全部投資費用。這樣做的後果是：即使個人能把他全部淨收入都花費淨盡，那麼，處於這種由官方或半官方的條例所規定的而又與同期的新投資完全無關的巨大償債基金的情況下，要想恢復充分就業會是一項艱巨的任務。我認為， [7] 地區當局每年劃出的償債基金目前已占這些地區當局用於新投資的全部費用的一半以上。 [8] 雖然如此，我們還難於肯定，衛生保健部是否知道，當它要求地區當局設置高額的償債基金時，它使失業問題的嚴重程度增加多少。以建築業協會貸款給人們建造自己的住宅而論，人們儘快清償債務的願望會使住宅主人的儲蓄大於住宅的耗損所要求的數量——雖然這一事實也許應被歸入消費傾向的直接降低，而不是由於淨收入的減少所致。從實際數字來看，建築協會的抵押放款的償還額，從1925年的2400萬鎊增加到1933年的6800萬鎊，而其間的新抵押放款為10300萬鎊。在今天，償還額很可能還要高一些。 從產量統計數字中可以找到的是投資額，而不是淨投資額。這一事實在科林·克拉克的《1924～1931年的國民收入》一書中有力地和很自然地體現出來。他還說明：在正常情況下，折舊等項目的數值占有投資額的很大一部分比重。例如，根據他的估計，在1928～1931年間，英國的投資和淨投資可以如下表所示。在表中，他的毛投資很可能比我的投資要稍大一些，因為，毛投資可能包括我的使用者成本，而他的「淨投資」在何種程度上與我下的定義相吻合則並不明確： (百萬英鎊) 1928年 1929年 1930年 1931年 毛投資 791 731 620 482 「原有資本設備的耗損額」 433 435 437 439 淨投資 358 296 183 43 庫茲涅茨根據他所得到的美國在1919～1933年間的《毛資本形成》(即我的所謂投資)的統計數字作出了頗為相似的結論。產量統計數字中所包含的只能是毛投資，而不是淨投資。庫茲涅茨先生也發現了根據毛投資計算淨投資的困難。他寫道：「根據毛資本形成計算淨資本形成的困難，即為了反映現有的耐用品的消耗而對數字作出調整的困難，並不僅僅在於缺乏資料。能被使用許多年的物品的年耗損這一概念本身就是含混不清的。」 [9] 因此，他只能假設「企業的賬簿中所扣除的折舊和消耗正確地反映了企業所使用的現有的耐用品的折舊和消耗的數量」。另一方面，他絕不企圖對個人手中擁有的房屋以及其他的耐用品扣除折舊。 從該表中呈現出幾個突出的事實。在1925～1929年的五年中，淨資本形成非常穩定，在後一段時期僅僅上升10%。對企業家的修理、檢修、折舊和消耗的扣除額維持著高數值；即使在蕭條階段的谷底也是如此。但是，庫茲涅茨的方法肯定會導致出對摺舊等的年增加量的過低的估計數字；因為，他的年增加量的數字少於淨資本形成的1.5%。尤其重要的是：淨資本形成在1929年之後一落千丈；到了1932年，下降到1925～1929年這五年中平均值的95%以下。 在一定的程度上，上述種種是一段脫離正題的論述。然而，重要的是：必須著重指出，對於一個已經擁有大量資本設備的社會而言，要想得到通常有可能被用之於消費的淨收入，必須從該社會的收入中減去一定的數值。因為，如果我們忽視這一點，那麼，我們便會低估使消費傾向偏低的因素，而甚至在社會願意把它的淨收入的一個很大比例的部分用於消費，這種因素仍然存在。 消費——重複眾所周知的事實——是一切經濟活動的唯一目標和對象。就業的機會必然會受到有效需求的多寡的限制。總需求只能來源於現行的消費以及現在為將來的消費所作出的準備。我們事先以有利可圖的方式來為之作出準備的消費不可能無限地被推遲下去。作為一個社會，我們不能用財務上的措施，而只能用物質產品來滿足將來的消費。由於像我們這樣的社會和企業組織把在財務上的為將來消費作準備同在實物上的為將來消費作準備迥然分開，所以取得前者的努力並不必然也取得後者。 [10] 這樣，在財務上為穩妥的辦法就會減少總需求，從而會損害社會福利，正如許多例子所證實的那樣。此外，我們為將來而事先準備的消費越多，要想找出更多的為之而事先作出準備的將來的消費渠道就更加困難，從而，我們就更加依賴現行的消費作為總需求的來源。然而，很不幸，我們的收入越多，我們的收入和消費之間的差距越大。因此，正如我們要看到的那樣，如果拿不出某種新穎的解決辦法，那麼，就無法解決這個難題。於是，社會只能保持足夠大的失業量來使我們貧窮到如此的程度，以致我們的消費小於我們的收入的數量不超過在今天的有利可圖條件下為了將來消費而生產的物質設備的價值。 [11] 或者，用另一種辦法來解釋同一事物。消費系部分地由現行製造的物品所滿足，部分地由過去製造的物品所滿足，即由負投資所滿足。以消費為過去製造的物品所滿足而論，現行的總需求會因之而縮小，因為，正是由於消費系由過去製造的物品所滿足，現行消費支出的一部分就不能轉變為淨收入的一個部分。相反，在一個時期中，每當製造一件為了滿足以後的消費而從事生產的物品時， [12] 現期的總需求會得以擴大。眾所周知，一切資本投資遲早總會以資本負投資的形式而告終。這樣，隨著資本存量的增加，使資本投資超過資本負投資的數量大到能夠足以補償淨收入和消費之間的差額成為日益困難的問題。只有將來的在消費上的開支被預料為是增加時，新資本投資才能超過現有的資本負投資。當我們每一次通過投資的增加來取得二者的相等時，我們就加重了使二者在明天等同的困難。今天的消費傾向的降低只有該傾向在將來的哪一天能提高的情況下，才能使社會受到益處。《蜜蜂的寓言》這本書可以提醒我們——只有明天的歡樂成為事實才能構成今天的刻苦的必不可少的理由。 值得一提的奇怪之事是：對上述的最終會面臨的困難，公眾的頭腦似乎只有在諸如道路建築、住宅建造等公共投資的場合中才意識到。通常被用來反對政府投資以便提高就業量的理由是它會給將來造成困難。人們問道：「當你為將來的數量不變的人口建造出了他們所需要的一切住宅、道路、市政廳、高壓電網、供水設備等等，他們還能幹些什麼呢?」但是，同樣的困難也適用於私人投資和私人產業的擴展這一事實卻並不那樣容易為人們所理解。特別對私人產業的擴展更是如此；因為，對新廠房設備的需求要遠比對住宅的需求容易得到滿足，而且，新廠房設備從個人那裡只吸收少量的資金。 使得人們在這些例子中思路不清的障礙和使得許多對資本的學術討論思路不清的障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相同的，即沒有充分認識到：資本是不能脫離消費而自我存在的事物。恰恰相反，代表一種永久性的生活習慣的消費傾向的減少必然會減少對資本品的需求以及對消費品的需求。 [13] * * * [1] 參閱下面第14章。 [2] 這裡可以順便提一下：財政政策對財富的增長的影響曾經受到重大的誤解。然而，對這種誤解，在不具備第4編所提出的利息理論的知識時，我們無法加以應有的論述。 [3] 參見下面第18章第3節。 [4] 這裡說的「彌補」是指扣除了折舊費而沒有把相當於折舊費的款項花費掉。——譯者 [5] 「靜止不變」系指西方經濟學的「靜止不變的狀態」(stationary state)。處於這種狀態，一切經濟事物都以相同的比例或數量被再生產出來。——譯者 [6] 這些項目當然也包括上面說的儲備金額。——譯者 [7] 實際的數字被認為具有如此之小的意義，以致在兩年或兩年以後才加以公布。 [8] 在終結於1930年3月31日的年份中，地方當局花費於資本設備的款項為8700萬鎊，其中的3700萬鎊系由償債基金所提供；在終結於1933年3月31日的年份中，相應的數字為8100萬鎊和4600萬鎊。 [9] 這些資料取自國家經濟研究所《學術報告》(第52號)。該《報告》提供庫茲涅茨先生將要出版的一本書籍的初步結果。 [10] 例如，上面提到的「儲備金額」構成「財務上的努力」的一個部分，但是，這一筆款項不一定馬上被用之於投資，即「實物上的努力」。——譯者 [11] 這裡說的物質設備的價值系指投資量。這句話的整個意思是：由於投資量微小，所以整個國家的收入必須減少(即貧困下去)，一直到如此的狀態；在該狀態，根據凱恩斯的消費函數而計算出的儲蓄(收入-消費=儲蓄)能和微小的投資量相等。此時即處於凱恩斯所說的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譯者 [12] 這裡指新的投資項目。——譯者 [13] 凱恩斯在這裡企圖指出：為了維持高就業量，有必要鼓勵消費，因為，消費減少會減少投資，而消費+投資又等於國民收入(或就業量)。——譯者 第九章 消費傾向：Ⅱ． 主觀因素 Ⅰ 仍然存在著第二類對既定收入中的消費量發生影響的因素——即：在既定的以工資單位來衡量的總收入和既定的我們已經討論過的客觀條件下，決定消費開支的主觀和社會的因素。然而，由於分析這些因素並不牽涉到讀者不知道的新穎論點，所以只需要列出比較重要的因素，而不以較長篇幅對它們加以論述。 一般說來，存在著八個帶有主觀性質的動機或目標；它們導致人們不把收入用之於消費：(1)為了不時之需而積起一筆準備金。 (2)為了事先料到的個人(或其家庭)所需要的開支與其收入之間的關係的改變而作出儲備，例如，為了養老、家庭成員的教育或撫養無自立能力的人。 (3)為了獲得利息和財產增值，即：因為，以後的較大量的消費被認為是優於現在的較小量的消費。 (4)為了取得能逐漸增加的生活開支，因為，這可以滿足一個普通存在的本能來使生活水平逐漸改善，而不是相反，雖然人們的享受能力可以是日益減退的。 (5)為了取得具有獨立生活能力的感覺以及取得能做出事業的量力，雖然對具體的行動並沒有明確的想法或意圖。 (6)為了進行投機或業務項目而積累本錢。 (7)為了能留下遺產。 (8)為了滿足純粹為守財奴的欲望，即：不合理地但卻一貫地禁止消費的行為。這八個動機可以依次被稱之為謹慎、遠慮、籌劃、改善、獨立、進取、驕傲和貪婪動機，而我們也能開出一系列與之相應的消費動機，如享樂、短視、慷慨、失算、浮華和奢侈。 除了個人所積累的儲蓄以外，在類似英國或美國的現代工業社會中，也存在著大量的被積累起來的收入，其數量占總儲蓄量的1/3到2/3。這類儲蓄系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會組織和企業公司進行——其動機在很大程度上相似於但並不等同於個人。這些動機主要有下列四個：(1)進取動機——取得資金，以便能進行更多的資本投資而又不承擔債務或在市場上籌資。 (2)流動性動機——取得流動性資產，以便對付緊急事項、困難情況和經濟蕭條。 (3)改善動機——取得逐年增加的收入；這可以使經理們免受批評，因為，由於儲蓄而帶來的收入和由於效率而帶來的收入很難加以區別。 (4)財務上的謹慎動機以及處於「正確的地位」的迫切願望使得儲備基金超過使用者成本與補充成本，以便能在資本設備被磨損淨盡和老化到不堪使用的期限以前(而不是以後)，清償債務和收回成本。這一動機的強度主要取決於資本設備的數量和特點以及技術變革的速度。相應於這些能使人們把一部分收入不用之於消費的動機，有時也存在著使消費超過收入的動機。上面列出的導致正數值的儲蓄的動機本身就意味著在一段時期以後，使人們的儲蓄具有負數值。例如，用儲蓄來提供家庭所需要的開支或養老之需。用借款來支付失業救濟金可以被作為負儲蓄的良好例證。 所有的這些動機的強弱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經濟社會的體制和組織，取決於種族、教育、成規、宗教和流行的風氣所形成的習慣，取決於現在的希望和過去的經驗，取決於資本設備的規模和技術以及取決於現行的財富的分配和已經形成的生活水平。在本書的論述中，除了偶然的脫離正題之處以外，我們並不關心社會改變的長遠後果，也不關心長期發展的緩慢作用。就是說：我們將把形成儲蓄和消費的主觀因素的一般背景當做既定的事實。由於財富的分配取決於大致為永久性的社會結構，它也可被認為是在長期中變動緩慢的因素，從而，在本書所涉及的範圍內，可以被認為是既定的。 Ⅱ 根據以上的論述，改變消費傾向的主觀和社會的動機一般說來變動遲緩，而利息率和其他客觀因素的變動的短期影響又往往具有次要的地位，因此，我們得出的結論只能是：消費的改變主要取決於收入(以工資單位來衡量)的多寡，而不取決於在既定收入下的消費傾向的改變。 雖然如此，我們必須避免引起誤解。上述的意思是說：利息率的有限的改變對消費傾向的影響通常是微弱的。這並不意味著：利息率的改變對實際的儲蓄量和消費量僅僅具有很小的影響。事實恰恰相反。利息率的改變對實際的儲蓄量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但其影響的方向卻與通常設想的相反。其原因在於：雖然高利息率所帶來的較多的將來的收入具有降低消費傾向的作用，然而，我們卻可以肯定，利息率上升的作用會減少實際的儲蓄數量。因為，總儲蓄受到總投資的控制，而利息率的上升(除非為相應的投資需求曲線的變動所抵消)卻會減少投資。所以，利息率上升的作用必然是把收入減少到如此的水平，以致在這一水平，儲蓄會減少到與投資相等的地步。由於收入的下降在絕對量上會大於投資的下降，所以，當利息率上升時，消費量會減少。這並不是說，利息率的上升使儲蓄增加。恰恰相反，儲蓄和消費二者都要減少。 由此可見，即使利息率的上升會使社會把既定收入的較大部分用之於儲蓄，我們仍能相當肯定地說：利息率的上升(假設不存在著有利於投資的需求曲線的變動)會減少在現實中的總儲蓄量。類似的論證方法甚至可以告訴我們，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利息率的上升會使收入降低多少。因為，收入的降低量必須是這樣一個數量：在現有的消費傾向的數值下，這個收入降低的數量所造成的儲蓄的減少正好等於上升的利息率在現行的資本邊際效率下所造成的投資的減少。關於這一方面的詳盡的考察將是我們下一章的內容。 只有在收入不變的條件下，利息率的上升才可能使我們進行更多的儲蓄。但是，如果較高的利息率阻撓投資，那麼，我們的收入不會，也不可能保持不變。收入必須下降，從而會減少進行儲蓄的能力。儲蓄能力的減少足以抵消較高的利息率所導致的儲蓄的積極性。我們越是有德行，越是致力於節約，我們國家和個人的財務越是堅持正統原則，那麼，當利息率作出相對於資本邊際效率的上升時，我們的收入會下降得越多。對此持頑固不化的態度只能帶來懲罰，不會帶來利益。因為，上述結果是不可避免的。 按照上面的說法，現實中的總儲蓄量和總消費量絲毫不取決於謹慎、遠見、籌劃、改善、獨立、進取、驕傲和貪婪。美德和罪惡都不發生作用。在既定的資本邊際效率的情況下，一切取決於利息率有利於投資的程度。 [14] 當然，事情並不完全如此，上面的說法有點誇大其詞。如果利息率能被控制到使它能繼續維持充分就業的程度，節儉的美德仍然會恢復它的影響——資本積累的速度還是要取決於消費傾向的低微。由此可見，古典學派經濟學者之所以頌揚節儉的美德，其原因還是由於他們暗中作出的假設條件，即：利息率總是被控制在能維持充分就業的水平。 * * * [1] 本節的某些段落已經事先使用了第4編所要引入的論點。 第十章 邊際消費傾向和乘數 在第8章中，我們已經確立之點是：就業量只能隨著投資的增加而增加。 [15] 我們現在可以沿著這條思路前進一步。在既定的就業量隨著投資而增加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在收入和投資之間確立一個被稱為乘數的固定比例，而通過某些簡單化的措施，可以在總就業量和直接被用於投資的就業量(被我們稱為初期就業量 )之間， [16] 確立一個被稱之為乘數的固定比例。這個進一步的步驟是我們整個就業理論中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因為，有了這一步驟，在既定的消費傾向的數值下，便可以在總就業量、總收入和投資量之間，確立一個精確的關係。乘數的概念系由R.F.卡恩先生在他的論文《國內投資和失業之間的關係》(載《經濟學雜誌》，1931年6月號)中首先引入於經濟理論。在該文中，他的論點來自一個基本的想法，即：如果在各種設想的情況(以及其他一些條件)下，消費傾向都具有既定的數值，如果國家的貨幣管理當局或其他的領導機關採取行動來刺激或阻撓投資，那麼，就業量的增減會是投資量的淨增減的函數。該文的目的在於建立一個一般性的原理，用以估計淨投資的增量和由此而導致的總就業量的增量之間的數量關係。在論述乘數以前，有必要說明邊際消費傾向 的概念。 Ⅰ 本書所考察的實際收入的波動是那種把不同數量的就業量(即不同數量的勞動者單位)運用於既定數量的資本設備而造成的收入波動，從而，實際收入隨著所使用的勞動者單位數量的增減而增減。如果像我們一般所假設的那樣，在資本設備為既定的條件下，被使用的勞動者單位的增加會導致收益遞減，那麼，用工資單位來衡量的收入的增加比例會大於就業量的增加比例，而就業量的增加比例又會大於以產品來衡量的(假設那是可能的話)實際收入的增加比例。然而，以產品來衡量的實際收入和以工資單位來衡量的收入卻會同時增加或減少(在短期中，資本設備幾乎沒有變動的情況下)。由於無法對以產品來衡量的實際收入加以精確的衡量，所以，以工資單位來衡量的收入(Yw)往往被當做實際收入的變動的實用的指標。在某些場合，我們決不能忽視Yw的增加或減少的比例一般大於實際收入的增加或減少的比例這一情況；但在其他的場合，它們總是同時增加或減少的事實使它們成為幾乎是可以相互代替的東西。 我們的一般心理規律宣稱：當整個社會的實際收入增加或減少時，該社會的消費也會增加或減少，但後者的增加或減少不會像前者那樣快。現在，我們一般心理規律可以被改寫成為——並不是絕對準確的，而是受到限制條件的約束；這些限制條件是顯而易見的，並且很容易地能以完整的形式加以說明——下列的命題，即：ΔCw和ΔYw具有相同的符號，但ΔYw＞ΔCw；在這裡，Cw為用工資單位衡量的消費。這不過重複在上面第34～35頁已經確立的命題。我們把 d C w d Y w 稱為邊際消費傾向。 這一變量是相當重要的，因為，它可以告訴我們，下一次產量的增量將如何在消費和投資之間進行分割。由於ΔYw=ΔCw+ΔIw，在這裡，ΔCw和ΔIw依次為消費和投資的增量；所以，我們可以得到ΔYw=kΔIw,在這裡1-1k即等於邊際消費傾向。 我們稱k為投資乘數 。它告訴我們：當總投資增加時，收入的增加量會等於k乘以投資的增加量。 Ⅱ 卡恩先生的乘數與這裡的稍有不同，因為，他的乘數衡量投資品行業的初期就業量的增量與由此而導致的總就業量的增量之間的比例。就是說：如果投資的增量ΔIw所導致的投資品行業的初期就業量為 ΔN2 ，那麼，總就業量的增量ΔN=k′ΔN2 。我們稱k′為就業乘數。 一般說來，沒有理由認為k=k′。因為，各個不同行業的總供給函數的有關部分未必具有如此的特徵，以致需求的增量 [17] 與由此而引起的就業量的增量之間的比例在各個行業中都是相同的。 [18] [19] 我們能很容易設想出比例不相同的事例。例如，當邊際消費傾向和平均消費傾向差異很大時，那麼， 4; Y w 4; N 和 I w N 2 很可能具有一些差別，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消費品需求變動的比例和投資品需求變動的比例會有很大的不同。 [20] 如果我們要把這兩類行業的總供給函數的有關部分的形狀差異之處考慮在內，那麼，把下面即將進行的論證改寫成更加一般化的方式並不會有任何困難。但為了便於說明基本的想法，還是採取簡單化的方式，即k=k′條件下的方式。 根據以上的論述，如果社會的消費心理處於這樣一種狀態；在這一狀態下，人們願意消費掉(例如)其收入的增量的9/10， [21] 那麼，乘數便為10；而在不減少其他投資項目的條件下，(例如)增加公共工程所導致的總就業量便為公共工程所提供的初期就業量的10倍。即使在就業量和實際收入增長時，如果社會的消費量仍維持原狀不變，那麼，只有在這樣的事例中，由於公共工程而導致的就業量才限於公共工程本身所提供的初期就業量。另一方面，如果社會願意消費掉任何收入的增加的全部，那麼，經濟的穩定不變的狀態便不能存在，而價格將會無休止地上升。在心理狀態被假設為正常的情況下，只有當就業量的增加和消費傾向的改變同時發生時，就業量的增加才會與消費的減少聯繫在一起——例如，在戰爭時期減少個人消費的宣傳可以造成消費傾向的改變。只有在這種場合，投資行業的就業量的增加才能導致消費品行業減少其就業量的反響。 下面的論述不過以一般的語言來總結一下對讀者說來現在已經是顯而易見的東西。除非公眾願意增加以工資單位來衡量的儲蓄，以工資單位衡量的投資便不會發生。在通常情況下，除非以工資單位來衡量的總收入有所增加，公眾不會增加其儲蓄。這樣，被公眾所消費掉的收入增加的一部分便可以推動產量，一直到收入(及其分配)的新水平所導致的儲蓄大到足以等於已經增加了的投資時為止。乘數告訴我們，公眾的就業量應該增加多少，以便使實際收入的增加大到足以使公眾進行必要的額外儲蓄；而且，乘數是公眾的心理上的消費傾向的函數。 [22] 如果儲蓄是藥丸，而消費是果醬，那麼，額外的果醬的多少必須與額外丸藥的大小成比例。除非公眾心理上的傾向與我們所假設的不同，我們在這裡已經建立了一條規律，即：投資的就業量的增加必然會推動生產消費品的行業，從而，會導致總就業量的增加，而增加的總就業量是投資本身所造成的初期就業量的數倍。 根據以上的論述，如果邊際消費傾向的數值接近於1時，那麼，投資的微小波動固然會導致就業量的巨大波動，但在這裡，一個相對微小的投資卻能導致充分就業。另一方面，如果邊際消費傾向的數值接近於零，那麼，微小的投資波動固然會導致相應的就業量的波動，但在這裡，要想造成充分就業，就需要投資的大量增加。在前一種場合，非志願失業會成為易於治療的病症，雖然如果聽任其發展下去，還會造成問題。在後者的場合，就業量的變化固然較小，但卻會停留在一個低水平；而且，除非施加極為猛烈的治療方法，還會頑固地維持這一水平。在現實中，邊際消費傾向似乎處於這兩個極端之間，比較偏向於1的數值；其後果為：我們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是兩害俱全，即：有著相當大的就業量的波動，而與此同時，為了取得充分就業所需要增加的投資數量又大到難於籌措。很不幸，就業量的波動幅度不足以使病疼的性質成為顯而易見的事實，而波動幅度的嚴重程度卻大到除非理解病疼的性質便無法加以治療的地步。 在到達充分就業以後，不論邊際消費傾向的數值為何，任何進一步增加投資的企圖都會使價格無休止地上升；即：我們已經到達真正的通貨膨脹的狀態。 [23] 然而，在到達這一狀態以前，價格水平會隨著總實際收入的增加而上升。 Ⅲ 到目前為止，我們所論述的是投資的淨增加量。因此，如果我們想要把上面的內容無條件地應用於(例如)增加公共工程的作用，那麼，我們必須假設：(a)不存在其他方面的具有抵消作用的投資的減少，以及當然還有(b)不存在同時改變其數值的社會的消費傾向。卡恩先生在上面引用的那篇文章中主要研究我們應把哪一些可能是重要的抵消作用考慮在內，並且研究對它們作出數量上的估計。因為，在現實的事例中，除了已知類型的投資的具體增加額以外，還存在著能影響最終結果的其他因素。例如，假設政府雇用了10萬名額外人員於公共工程，又假設乘數(上面所論述的)為4，那麼，作出總就業量的增加額為40萬的結論是不可靠的。因為，例子中的那個政策可以引起其他方面的不利於投資的反應。 下面所列舉的(根據卡恩先生)似乎很可能是在現代社會中最不容忽視的因素(雖然起首的兩點直到第4篇時才能完全加以理解)： (1)除非貨幣當局採取步驟加以矯正，公共工程資金的籌措以及就業量的增加和隨之而來的價格上升所需要的周轉現金的增加量可以引起利息率的增加，從而會阻撓其他的方面的投資。與此同時，資本品成本的增加會減少私人投資的資本邊際效率，而這種減少又需要利息率的下降加以抵消。 (2)由於往往會存在的混亂的心理狀態，政府的公共工程項目通過它對「信心」的影響，可以增加流動性偏好，或者減少資本邊際效率。對此，如果不採取措施加以抵消，那麼，它們會妨礙其他方面的投資。 (3)在一個具有對外貿易的開放經濟制度中，增加投資的乘數作用的一部分會被消耗於提高外國的就業量， [24] 因為，增加的消費量的一部分會減少我們自己國家的貿易順差；從而，如果我們所考慮的僅僅是國內的，而不是整個世界的就業量，那麼，我們必須降低計算出的乘數的數值。另一方面，通過乘數作用在外國所引起的經濟活動的增加對我們國家的有利反響，我們可以回收這種溢漏的一部分。 此外，如果我們所考慮的是數量相當大的投資變動，那麼，我們必須計入隨著數量的變動而發生的邊際消費傾向的變動，從而也必須計入乘數的變動。邊際消費傾向並不是在一切就業量水平上都保持不變，而且，一般說來，當就業量增加時，邊際消費傾向趨向於減少。就是說，當實際收入增加時，社會願意逐漸減少收入被用於消費的比例。 除了剛才提及的一般原則的作用以外，還存在著其他因素來改變邊際消費傾向，從而改變乘數的數值。一般說來，這些其他因素的作用似乎很可能在於加強、而不是抵消上述一般原則的作用。其原因在於：首先，由於在短期中的收益遞減的作用，就業量的增加趨向於增加企業家所分攤到的總收入的比例，而企業家的邊際消費傾向很可能小於其整個社會的平均值。其次，在某些私人和公共部門中，失業的存在很可能要導致負儲蓄，因為，失業者會依靠他們自己的儲蓄或他們親友的儲蓄或依靠其資金部分地來自借貸的公共救濟來維持生活；其後果為：失業者的再就業會逐漸減少這些特殊的負儲蓄，從而會減少邊際消費傾向；而在沒有上述的失業者再就業的情況下，即使國民收入增加的數量相同，邊際消費傾向減少的速度也會較為緩慢。 不論在哪一種情況下，當投資的淨增加數量微小時，其乘數值要大於投資淨增加數量較大時的乘數值；因此，當我們所考慮的情況是投資作出相當大的改變時，我們應該使用根據考慮範圍內的平均邊際消費傾向而計算出的乘數的平均值。 卡恩先生曾經考察了類似因素在某些設想的特例中對乘數的數值可能造成的影響。但顯然很難得出一般性的結論。例如，我們所能說的不過是，對一個典型的現代社會而言，它所消費掉的它收入的增加部分很可能不會大大少於80%。如果它是一個封閉的經濟制度，而它對失業者的補助來源於向其他消費者徵收的款項，那麼，在計入各種抵消因素之後，它的乘數不會大大小於5。然而，在一個進口消費品占有其(譬如說)20%的消費量的國家中，如果它的失業者的補助來源於貸款或類似的方式，如果補助的數額接近於失業者在就業時的正常消費量的50%，那麼，乘數的數值可以降低到2或3。這樣，在一個對外貿易額占有很大比重、而失業補助在很大程度上又來源於借貸的國家中(如1931年的英國)，投資的波動所導致的就業量的波動要遠小於上述因素較少存在的國家(如1932年的美國)。 [25]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應該依靠乘數的一般原理來解釋為什麼占有國民收入相對微小比重的投資的波動會造成總就業量和收入的波動，而波動的幅度遠遠超過投資波動本身。 Ⅳ 直到目前，我們的論述奠基於一個假設條件，即：總投資的變動在事前足夠長的時間內已經被預料到，所以消費品行業能夠和資本品行業同時增加產量，從而，除了增產所引起的收益遞減的作用外，消費品價格不會受到其他的干擾。 然而，一般說來，我們應該考察的卻是變動來源於沒有完全被預料到的投資品行業的產量增加的情況。這種來源的變動顯然只能在一段時期以後才能對就業量發生它的全部作用。我發現，在討論這一顯然存在的事實時，往往引起對兩種事物的混淆。一種是合乎邏輯推理的乘數理論本身，它在任何連續不斷的時間點上均能成立，而且不存在時間的滯後。另一種是資本品行業擴展的後果；它具有時間滯後，從而在一段時間後才能逐漸發生作用。 這兩種事物之間的關係可以通過下列各點而得以澄清：第一，沒有被預料到的和沒有完全被預料到的資本品行業的擴展並不對總投資量立即發生它的全部影響，而是逐漸使投資量增加；第二，它可以使邊際消費傾向暫時離開其正常值，然後逐漸回到正常值。 由此可見，資本品行業的擴展在一段時間中會造成發生於一連串時期中的一系列總投資的增加量以及一連串時期中的一系列邊際消費傾向的數值。這些數值不同於在投資品行業的擴展能被預料到時所應有的數值，也不同於當整個社會已經習慣於新的總投資水平時所應有的數值。但在每一個上述一連串時期中，乘數理論仍然能夠在下列意義上成立，即：總需求的增加量等於總投資的增加量乘以邊際消費傾向所決定的乘數。 為了澄清上述兩種事物之間的關係，可以考察一個極端的情況；在其中，資本品行業就業的擴大以如此的程度沒有被預料到，以致在第一個時期中，消費品行業的產量沒有任何增長。在這種情況下，那些在資本品行業中新近就業的人們消費掉其一部分收入的行為會抬高消費品價格，一直到需求和供給得到暫時的均衡時為止。暫時的均衡之所以能得以達到，部分原因在於較高的價格推遲了一部分人的消費，另一部分原因在於較高的價格所帶來的利潤的增加使收入的再分配有利於多儲蓄的階級，還有一部分原因在於較高的價格造成了存貨的減少。以均衡的恢復系由於推遲消費而論，邊際消費傾向的數值，從而乘數本身的數值勢必暫時降低。以均衡的恢復系由於存貨的減少 [26] 而論，總投資的增加勢必暫時小於投資品行業的投資的增加——就是說，在計算乘數的影響中被乘的數值的增量小於投資品行業的投資增量。然而，隨著時間的進展，消費品行業會進行調整，使自己能適應新的需求，從而，當被推遲的消費得以實現時，邊際消費傾向會暫時上升到高於正常的水平來補償它過去下降到低於正常水平的地步，並且最終會恢復它的正常水平。與此同時，恢復存貨到減少以前的原有數量也會使總投資的增量暫時大於資本品行業投資的增量(與較大的產量相適應的周轉資金的增量也暫時具有相同的作用)。 預料不到的改變只能在一段時間以後才能發揮出它對就業量的全部作用這一事實在某些場合是很重要的——特別是在經濟周期分析中更是如此(像我在《貨幣論》中所持有的思路那樣)。但是，這一事實絲毫不影響本章所建立的乘數理論，也不使乘數不能被用來表示資本品行業的擴展對就業所帶來的有利的全部作用。此外，除非消費品行業的營運幾乎已經達到生產能力的極限，從而，要使產量的進一步擴大必須增添廠房設備，而不是僅僅較為集約化地使用現有的廠房設備，那麼，就有理由認為，在一個短暫的時期以後，消費品行業的就業量就會和投資品行業的就業量同時增長，而乘數則大致會照它的正常數值來發生作用。 Ⅴ 在上面的論述中，我們已經看到：邊際消費傾向越大，乘數越大，從而，在定量的投資變動的情況下，就業量受到的影響也就越大。這似乎可能導致一個令人感到疑難的結論，認為：儲蓄僅占有收入的微小部分的貧窮社會卻比儲蓄占有收入較大比例的富裕社會(從而乘數的數值較小)更容易具有猛烈的經濟波動。 [27] 這一結論忽視了邊際消費傾向的作用和平均消費傾向的作用之間的區別。雖然對一定量的投資變動的比例，高數值的邊際消費傾向會引起較大的成比例的 影響，然而，如果平均消費傾向也具有高數值，那麼，在絕對量上的影響還是微小的。這可以用下列的數字例子加以說明。 假設一社會的消費傾向的具體內容為：只要該社會的實際收入不超過在現有的資本設備的條件下雇用500萬人所得到的產量，它消費掉其收入的全部；對於進一步增雇的10萬人的產量，它消費掉其中的99%；對於再進一步增雇的10萬人的產量，消費掉其中的98%；對於第三次增雇的10萬人，則為97%；以此類推。同時，雇用1000萬人代表充分就業。根據這些假設條件，當5000000+n×100000人被雇用時，此時的乘數的數值為100n，而投資占國民收入的百分比為 n ( n + 1 ) 2 • ( 50 + n ) 5; 。 [28] 由此可見，當520萬人被雇用時，乘數的數值很大，即為50，但投資僅占同期的國民收入的極小部分，即為0.06%。結果，如果投資下降的比例很大，譬如說約為⅔，那麼，就業量僅僅下降到510萬人，即下降約為2%。另一方面，當雇用人員為900萬時，此時乘數的數值相對微小，即為2½，但是，現在的投資卻占現有收入的相當大的比重，即為9%。結果，如果投資下降⅔，那麼，就業量會下降到690萬人，即下降23%。在極端的場合，當投資下降到零時，就業量在前一情況的下降為4%，而在後一種情況的下降為44%。 [29] 在上面的例子中，兩個社會中的較貧窮的一個固然是由於就業不足而變為貧窮的。但是，如果貧窮的原因是由於工作不夠熟練、技術水平低下或機器設備不良，那麼，只需略加修改，上述投資能提高收入的道理也可適用。由此可見，雖然在貧窮的社會中，乘數具有較大的數值，然而，在假設富裕社會的現行的投資額占有其現行收入的遠為較大的比例的條件下 [30] ，投資的波動對就業量的影響在富裕的社會中是遠為更大的。 [31] 從上面的例子中，顯然還能看到：當失業問題嚴重時，一定量的被雇用於公共工程項目的人員會(處於和例子相同的假設條件下)比失業問題解決後的接近充分就業的狀態時，對總就業量具有遠為更大的作用。在上面的例子中，如果在就業量已經降低到520萬人時，額外的10萬人被雇用於公共工程，那麼，總就業量會上升到640萬人。但如果額外的10萬人系在就業量已經為900萬人時被雇用於公共工程，那麼，總就業量僅會上升到920萬人。由此可見，只要我們能肯定，當失業問題嚴重時，儲蓄在收入中的比重較小，那麼，僅從節約救濟資金代價的角度加以考慮，即使其本身的效用尚成疑問的公共工程項目也值得一次又一次地加以推行。但在接近充分就業狀態時，這些項目的推行就會成為值得爭論的問題。此外，如果我們所假設的邊際消費傾向隨著就業量的增加而遞減的條件是正確的，那麼，要想通過持續投資的增加來增加定量的就業數量就會越來越為困難。 根據在不同時期的總收入和總投資的統計數字(如果它們存在的話)，要想建立一張說明在經濟周期不同階段的邊際消費傾向的數值的表格，不應該是一件困難的事。然而，在目前，我們的統計數字並不精確到足以(或者按照我們的這一要求來收集到足夠的數字)使我們能得出比約略的估計要精確一些的結果。據我所知，以我們的目的而言，最好的統計數字是庫茲涅茨為美國所計算的數字(已經在上面第108頁中引用過)，雖然這些數字還很不精確。撇開這些不精確之處之談，從庫茲涅茨的包括國民收入在內的估計數字中所得到的投資乘數比我所期望的數值要低，也比我所期望的較為穩定。如果孤立地考察單個年份，其數字有著大到不合情理的變化。但是，如果把兩年的數字編成一組，那麼，由此而得到的乘數數值似乎小於3，並且很可能穩定在2.5左右。這意味著邊際消費傾向不至於超過60%到70%——該數值對繁榮時期而言是很有可能的，但按照我的判斷，以蕭條時期而論，該數值卻低到難以令人置信。雖然如此，美國公司的極端保守的理財方式也有可能造成這一後果。換句話說，在由於沒有對資本設備進行維修和更換而導致投資大幅度下降的情況下，如果仍然在財務計算中扣除維修和更新的儲備基金，那麼，其後果是壓低應有的邊際消費傾向的數值。我猜測，這一因素很可能已經在加重美國近來的蕭條程度上起著重大的作用。另一方面，統計數字也可能對投資的下降有所誇大。和1929年相比，1932年的投資的下降被認為多於75%，而淨「資本形成」的下降則多於95%——這些估計數字的輕微的變動就可以對乘數的數值造成相當大的差異。 Ⅵ 當非自願失業存在時，勞動的邊際負效用必然小於勞動的邊際產品。前者甚至會遠小於後者。對於一個長期失業者而言，一定量的勞動不但不會引起負效用，反而可以具有正效用。如果接受這一點，那麼，上面所論述的道理可以說明為什麼「浪費式的」舉債支出 [32] 在得失相抵之後還是可以增加社會的財富。如果我們的政治家們由於受到古典學派經濟學的薰陶太深而想不出更好的辦法，那麼，造金字塔、地震甚至戰爭也可以起著增加財富的作用。 奇怪的是：流行的常識，為了擺脫古典學說所導致的荒謬結論，往往偏向於採用全部「浪費式的」舉債支出的形式，而不是部分浪費式的形式，其原因在於：正是由於部分浪費式的形式並不是完全浪費的，所以，它的採用與否系按照嚴格的「企業經營」的原則加以判別。例如，用借款來籌措資金進行的失業救濟要比用借款來籌措資金進行的效益小於現行利息率的設備改良來得容易為人們所接受。與此同時，被稱為開採金礦的在地上挖窟窿不但不能增加世界上的真正財富，反而會引起勞動的負效用，然而，它卻是所有的解決辦法中的最容易被接受的一個。 如果財政部把用過的瓶子塞滿鈔票，而把塞滿鈔票的瓶子放在已開採過的礦井中，然後，用城市垃圾把礦井填平，並且聽任私有企業根據自由放任的原則把鈔票再挖出來(當然，要通過投標來取得在填平的鈔票區開採的權利)，那麼，失業問題便不會存在，而且在受到由此而造成的反響的推動下，社會的實際收入和資本財富很可能要比現在多出很多。確實，建造房屋或類似的東西會是更加有意義的辦法，但如果這樣做會遇到政治和實際上的困難，那麼，上面說的挖窟窿總比什麼都不做要好。 挖窟窿的辦法和現實世界的開採金礦是完全相仿的。在金礦的深度適宜於開採的時期，經驗表明：世界的財富迅速增加。當適合於開採的金礦為數很少時，我們的財富數量停滯不前或下降。由此可見，金礦對文明具有極大的價值和重要性。正如戰爭被政治家們認為是值得為之而進行大規模的舉債支出的唯一形式一樣，開採金礦也被銀行家們當做在地下挖窟窿的唯一藉口，認為它合乎健全理財的原則，而戰爭和開採金礦對人類進步都已經發揮了作用——如果沒有更好的辦法的話。舉一個具體的例子，相對於勞動和原料而言，黃金的價格在蕭條時期趨於上升。這種上升有助於經濟的復甦，因為，黃金價格的上升增加了值得開採的金礦的深度並且降低了值得開採的金礦的級別。 假設我們受到限制，不能使用增加就業量而又能同時增加有用的財富的辦法，那麼，開採金礦，除了通過增加黃金的供給所可能造成的對利息率的影響以外，還是一個具有高度現實性的投資形式。其原因有二：第一，由於它帶有賭博的性質，所以它可以不太考慮現行的利息率而付諸實施。第二，作為開採金礦的結果，增加了的黃金的存量並不像其他事物那樣，會使它的邊際效用遞減。因為，一幢房屋的價值取決於它的效用，所以，每增建一座房屋會減少進一步增建房屋所能取得的租金，從而，除非利息率以相同的比例下降，房屋建造的吸引力就會減少。但開採金礦的果實卻不會具有這種不利之處；抑制開採的條件只能是以黃金來衡量的工資單位的上升，而除非在就業的情況大為改善時，這種條件不大可能出現。此外，黃金也不像其他耐久性較少的財富形式那樣，具有由於必須支付使用者成本和補充成本而帶來的負作用。 古代的埃及具有雙重的幸運，而其神話般的財富不容置疑地來源於此，因為，它進行了兩種活動，即建造金字塔和探索貴金屬，而由於這兩種活動的果實能不以被消費掉的方式來滿足人們的需要，所以它們不會由於數量充沛而降低其效用。中世紀則造教堂和做道場。對於死者而言，兩座金字塔、兩次道場帶來的好處要兩倍於一座金字塔和一次道場。然而，在倫敦和約克之間造兩條鐵路則不是如此。由此可見，我們現在崇尚現實，把我們自己教育成為如此接近于謹慎的私人理財家，以致我們在為後代建造住房時，要仔細考慮這樣做對後代所添增的「財務」負擔，從而，我們就沒有像埃及和中世紀那樣簡便的避免失業問題的辦法。我們不得不接受失業的存在，把它當做運用私人的「致富」之道於國家事務的不可避免的後果，而私人的「致富」之道不過使私人能積累起來大量的他們並不想在任何一定的時期行使的享用權利。 * * * [1] 因為，有效需求=消費+投資，而消費傾向的數值比較難於改變。——譯者 [2] 例如，假設投資部門增雇了一名勞動者，即初期就業量=1。如果由於增雇該勞動者而引起整個社會增雇5個勞動者，那麼，乘數=5÷1=5。——譯者 [3] 這裡的「需求的增量」主要指投資量的增量而言，因為投資構成需求的一個部分，而凱恩斯在這裡所論述的是投資量的增加所引起的後果。——譯者 [4] 更確切地說：假設ee 和e′e 依次為所有行業的就業彈性和投資品行業的就業彈性，又假設N和N2 依次代表所有行業的就業量和投資品行業的就業量，那麼，我們可以得到： 4; Y w = Y w e e • N 4; N 以及 4; I w = I w e ′ e • N 2 4; N 2 ， 所以 4; N = e e e ′ e I w N 2 N Y w k • 4; N 2 ， 即 k ′ = I w e ′ e • N 2 • e e N Y w k . 如果沒有理由認為所有的行業的總供給函數和投資品行業的總供給函數會具有顯著的不同之處，從而， I w e ′ e • N 2 = Y w e e • N ，那麼，由此可以得到 4; Y w 4; N = 4; I w 4; N 2 。因此，k=k′。 [5] 現將這個結果以較詳細的步驟推導出來。根據凱恩斯的定義： e e = 4; N N 4; Y w Y w = 4; Y w 4; N 4; Y w N ； e ′ e = 4; N 2 N 2 4; Y w Y w = 4; Y w 4; N 2 4; Y w N 2 所以， 4; Y w = Y w e e N 4; N ; 4; I w = I w e ′ e N 2 4; N 2 因此， 4; N = e e N 4; Y w Y w = e e e ′ e N 4; Y w e ′ e Y w = e e I w 4; N 2 N 4; Y w e ′ e 4; I w N 2 4; Y w 但， k = 4; Y w 4; I w ; 所以， 4; N = e e I w N e ′ e N 2 Y w k 4; N 2 由此可得到， 4; N 4; N 2 = k ′ = I w e ′ e N 2 • e e N Y w k 根據凱恩斯定義， 所有行業的總供給曲線為：Yw =Φ(N) 投資品行業的總供給曲線為：Iw =Φ(N2 ) 如果兩個函數沒有顯著的不同之處，那麼， I w e ′ e N 2 = Y w e e N 將此結果代入上面第(1)式，可以得到， k′=k ——譯者 [6] 消費品需求的變動會引起消費品行業(或部門)的利潤的變動，而利潤的變動會使Y從而使Yw有較大的變動，然而，利潤的變動卻使ΔN變動較小。——譯者 [7] 我們的數量皆用工資單位衡量。 [8] 雖然在較為一般化的場合，乘數也是生產投資品和消費品的行業的物質條件的函數。 [9] 參閱下面第21章，第316～318頁。 [10] 由於收入增加額的一部分會被用於購買進口貨，而進口貨的增加會提高外國的就業量。——譯者 [11] 關於對美國的估計數字，參照下面第132～133頁。 [12] 存貨的減少被認為是一種負投資。——譯者 [13] 這裡的經濟波動主要指就業量的波動。——譯者 [14] 在這裡，乘數=100/n，原因在於：邊際消費傾向 = 100 − n 100 × 100000 100000 = 100 − n 100 ； 因此，乘數 = 1 1 − 邊 際 消 費 傾 向 = 1 1 − 100 − n 100 = 100 n 。 據此，可以求出總投資量： 當n=0時，增加的投資量=0。 n=1時，增加的投資量= 100000 × [ 1-(1- 1 100 ) ] =100000× 1 100 . n=2時，增加的投資量= 100000 × [ 1-(1- 1 100 ) ] =100000× 2 100 . n=n時，增加的投資量= 100000 × [ 1-(1- n 100 ) ] =100000× n 100 ， 全部增加的投資量=投資量(因為n=0時，儲蓄量=0)為： 100000×( 1 100 + 2 100 + ⋯ ⋯ n 100 ) = 100000 100 ( 1 + 2 + ⋯ ⋯ + n ) = 100000 100 n ( n + 1 ) 2 . 所以，投資量占收入的百分比= 100000 100 n ( n + 1 ) 2 5000000 + 100000 n × 100 = n ( n + 1 ) 2 ( 50 + n ) 。——譯者 [15] 在正文的例子中，投資的數量系由被雇用來生產投資品的人數所衡量。這樣，隨著就業量的增加，如果出現邊際收益遞減的情況，那麼，以投資品行業雇用人數來衡量的投資量的加倍會少於投資品行業物質產量的加倍(如果存在著能衡量後者的單位的話)。 [16] 在例子中，富裕社會投資占收入百分比為9；貧窮社會為0.06。——譯者 [17] 更一般地說，總需求量變動的比例和投資量變動的百分比之間的比例為： 4; Y Y / 4; I I = 4; Y Y • Y − C 4; Y − 4; C = 1 − C Y 1 − d C d Y 隨著財富的增加，dC/dY會減少，但C/Y也會減少。由此可見，式中的分數的增加或減少取決於消費增減的比例是小於還是大於收入的增減比例。 [18] 為方便起見，「舉債支出」這一名詞往往既包括以借貸的方式從私人那裡籌措資金的公共投資，也包括從同一來源取得資金的其他公共開支。嚴格說來，後者應被看做負儲蓄，然而，這種類型的官方行動並不受到像私人儲蓄那樣的心理上的動機的影響。因此，「舉債支出」是一個方便的名詞來表示政府當局在一切賬目上的借款淨額，不論借款是用於資本賬目的事項，還是用於補償預算赤字。舉債支出的一種形式是用於增加投資，而另一種則用於增加消費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