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 · 第二編 定義與觀念

第四章 單位的選擇 Ⅰ 在本章和其後的三章中，我們的任務是試圖弄清某些疑難之處，而這些疑難之處與我們所要考察的特殊問題並沒有特別密切的關係。因此，這幾章具有脫離正題的性質，從而暫時會打斷我們的主要思路。 [1] 這些疑難問題之所以在這裡加以討論，僅僅是由於它們還沒有以符合本書特殊目的的方式在其他的著作中加以處理。 在撰寫本書時，三個最大的疑難之處阻礙了工作的進展；直到問題得以解決以前，我無法恰當地表達自己的想法。這三個疑難之處是：第一，選擇一個衡量單位；而該單位適合於牽涉到經濟制度整體問題的數量研究；第二，預期在經濟分析中的作用；第三，收入的定義。 Ⅱ 經濟學者通常使用的單位的不能令人滿意之處可以用國民所得、實際資本的存量以及一般價格水平的概念加以說明： [2] (1)馬歇爾和庇古教授所定義的國民所得 [3] 只衡量現期的產量或實際收入，而並不衡量產量的價值或貨幣收入。 [4] 此外，它在一定意義上取決於淨產量；——即取決於產品的淨增加量；也就是一社會由於在現期中的經濟活動而得到的能用之於消費或保留為資本的產品減去本期開始前已有的資本設備在本期中被消耗掉的部分便是淨增加量。在這個基礎上，人們企圖建立一門能衡量的科學。關於為此目的而形成的上述定義，一個嚴重的不妥之處為：社會所生產的物品與勞務是一個不同質的複合體，而嚴格說來，除了某些例外情況，例如，所有產品都以同一比例增加時，這個複合體是不能加以衡量的。 (2)為了計算產品的淨增量，當我們試圖衡量資本設備的淨增量時，困難甚至還會更大。其原因在於：我們必須找出一個共同的基礎，以便對現期所生產的新設備同已經被消耗掉的老設備加以比較。為了計算淨國民所得，庇古教授 [5] 減去了由於老化而造成的折舊等等；只要老化的折舊「可以被看做是『正常的』，而實際檢驗正常與否的辦法是：要看老化折舊是否足夠經常地發生，以致能大致——雖然未必很詳細地——被預料到」。但是，由於庇古教授並未使用貨幣單位，所以被減去的不是一筆貨幣額。在這裡，他是在作出假設：雖然沒有實物在外表形式上的變化，卻可以存在著實物的具體數量的變化，即：他暗中把價值引了進來。此外，在技術改變的條件下，新設備和舊設備二者並不是等同的。庇古教授並沒有創造出任何令人滿意的公式 [6] 來衡量二者。我相信，庇古教授所追求的概念在經濟分析上是正確而恰當的。但是，在能採用令人滿意的單位制度以前，要想對它們作出精確的定義是不可能的事情。把一組實際產量和另一組進行比較以及在計算淨產量時通過新設備的減少來補償老設備的耗損都構成難以解決的問題，而我們肯定，它們是解決不了的。 (3)一般價格水平這一概念所固有的含混不清的性質是眾所周知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含混不清的性質使得這一概念非常不適合於應該精確無誤的因果分析。 雖然如此，這些困難可以正確地被看做是「無關宏旨的困難」。它們是「純理論性的」，其原因在於：它們從來不使經濟決策複雜化，甚至完全不進入於決策之中；它們對經濟事物的因果次序也不發生任何影響，而儘管上述概念在數量上並不精確，經濟事物本身卻是界限分明和客觀存在。因此，得到的結論自然應該是：這些概念不但不精確，而且還不必要。顯然，我們的定量分析必須以不用上述含混不清的概念的方式來加以表達。事實上，正如我希望能加以論證的那樣，一旦我們開始這樣做時，顯然可以看到，如果沒有這些意義含糊的概念，我們的工作會做得遠為更好。 兩組不能加以比較的各種事物本身不能被當做為定量分析的對象這一事實當然並不使我們不能拋開嚴格的計算而根據判斷力來進行統計數字的概略比較；這種比較在一定的限度內可以具有重要性和正確性。但是，類似實際淨產量和一般物價水平那樣的事物應該屬於歷史和統計方面的描述領域，其目的應該是滿足對歷史的或社會的好奇心。為了這種目的，完全的精確性——像我們的因果分析所要求的那樣，儘管我們對有關數量的實際數值的知識並不完全或準確——既不普遍存在，也無必要。當我們說：今天的產量比十年前或一年前高一些，但價格水平卻低一些時，這一命題在性質上類似於說：維多利亞女王比起伊麗莎白女王來是較好的女王，但並不較為快樂——一個並不是沒有意義和興趣的命題，但卻不適合於微積分的數學分析。如果我們試圖把這種在部分上含混不清和非定量的概念用作定量分析的基礎，那麼，我們的精確性便是虛有其表的。 Ⅲ 應該記住，在任何場合，企業家都在作出決策以便決定以何種規模來使用既定數量的資本設備。當我們說，對需求增加的預期，即總需求函數的上升，會導致總產量的增加時，我們實際的意思是：擁有該資本設備的廠商會因之而雇用較大數量的勞動者。在生產完全相同的產品的單一廠商或單一行業的情況下，我們所指的產量的增減具有確切的意義。然而，當我們把所有廠商的產量加在一起時，除了使用在既定資本設備下的就業量以外，我們無法準確地表示總產量。在使用就業量時，總產量及其價格水平都成為不必要的概念，因為，我們並不需要現行的總產量的絕對數值，例如，那種能使我們對在不同的資本設備與就業量下所製造的總產量加以比較的絕對數值。在這裡，為了描述和粗略比較的目的，當我們論及總產量的增加時，我們所必須依賴的假設條件是：在一既定量的資本設備下的就業量是一個合適的指標來表示由此而造成的總產量——就業量和總產量被假設為共同增加或減少，雖然二者的增加或減少並不是同比例的。 因此，在論述就業理論時，我所使用的基本數量單位僅有兩個，即貨幣價值的量和就業量。二者之中的前者的單位是完全相同的；後者的單位可以人為地使之完全相同。其原因在於：由於不同級別和種類的勞動者以及領薪金的辦事人員在報酬上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如果我們把一小時普通勞動者的工資作為我們的單位，而根據特殊勞動者的報酬來換算它的勞動時間，例如，兩倍於普通勞動者的報酬的勞動時間被計算為普通勞動時間的兩倍，那麼，就我們的目的而言，就業量就會有足夠確切的含義。我們把衡量就業量的單位稱之為勞動單位，而每一勞動單位所得到的工資為工資單位。 [7] 這樣，如果E代表工資(和薪金)總額，W代表工資單位，而N代表就業量，那麼，E=N·W。 這種勞動單位完全相同的假設條件並不與不同勞動者的專業技能的巨大差異以及其對不同職業的適用性的巨大差異那些明顯的事實相牴觸。其原因在於：如果勞動者的報酬與其效率之間保持固定的比例，那麼，效率之間的差異已經為上述個人所提供的勞動量與其報酬成比例這一事實所補償；同時，如果當產量增加時，廠商所增雇的按照工資單位計算的勞動對該廠商的特殊生產目的而言具有越來越小的效率，那麼，這不過是在既定資本設備條件下，增雇勞動者所帶來的收益遞減的因素之一。在這裡，我們可以把報酬相等的勞動單位的差異之處歸因於資本設備，歸因於在產量增加時的資本設備越來越不適用於增雇勞動者的情況，而不把同一事實當做為勞動者在完全相同的定量資本設備下的增加越來越不能與既定的資本設備相適應。這樣，如果不存在多餘的專業化或有經驗的勞動者，而使用比較不合用的勞動者又引起每一單位產品的勞動成本的上升，那麼，這一事實可以被解釋為：當就業量增加時，來自資本設備的收益遞減，其遞減的速度快於存在著多餘的專業化勞動者時的情況。 [8] 即使處於極端的場合，在其中，不同勞動者的專業化高到如此的程度，以致他們在相互之間完全不能代替，那也不會造成難於解釋的問題，因為，這不過表明：使用一種特殊類型的設備所製造的產品的供給彈性在適合於它生產的全部專業化勞動者都已被雇用時，會突然下降為零。 [9] 由此可見，除非在不同勞動單位的相對報酬之間存在著巨大的不穩定性，我們所假設的完全相同的勞動單位不會引起困難。如果不穩定性確實出現，那麼，我們可以假設勞動的供給和總供給函數的形狀都會迅速改變；通過這一假設，甚至不穩定性的困難也會得以解決。 當我們論述整個經濟制度的運行時，我相信：只要把我們自己嚴格地限制於貨幣和勞動這兩個單位，很大部分的繁難之處便會得以避免。與此同時，把產量和設備的具體單位保留到我們單獨地分析單個廠商或單個行業時再加以使用；而把類似總產量、資本設備總量和一般價格水平那樣的界限不明確的概念使用於我們進行在歷史上加以比較的場合，因為，在某種(也許是相當寬廣的)限度內，歷史上的比較本來就是不精確的和粗略的。 根據以上論述，我們將使用在現有資本設備的條件下的就業人數(不論是被用來生產消費品，還是被用來生產新的資本設備)來衡量現行產量的變化，而就業人數中的熟練勞動者則按照他們的報酬加以折合。我們並不需要把一個產量與在勞動和資本設備的不同結構下的另一個產量加以比較。要想預測擁有既定資本設備的企業家們會如何對總需求函數的移動作出反應，我們沒有必要來把作出反應後的產量、生活水平以及一般價格水平與另一不同歷史時期的相同事物加以比較，也沒有必要來同另一個國家的相同事物加以比較。 Ⅳ 不論我們研究的對象是一個具體的廠商、行業或是整個經濟的活動水平，可以相當容易地說明：類似通常以供給曲線所表示的供給方面的情況以及表明產量和價格之間的關係的供給彈性都可以在使用我們所選擇的兩個單位的條件下通過總供給函數來加以處理，而不需要使用產量數值。因為，一個既定的廠商(或者一個既定的行業或者全部行業)的總供給函數可以如下式所示： Zr =Φr (Nr ) 在這裡，Zr 是能導致就業量水平為Nr 的預期的賣價或收益。因此，如果就業量與產量之間的關係是：Nr 的就業量可以導致Or 的產量(在這裡，Or =φr (Nr ))，那麼，可以看到： p = Z r O r = Φ ( N r ) φ r ( N r ) 即為普通的供給曲線。 [10] 這樣，對每一種完全相同的商品而言，Or =φr (Nr )具有數量上的意義，同時，我們可以用通常的辦法來找出Zr =Φr (Nr )；然而，在這裡，我們可以把各個Nr 相加在一起，而對各個Or 則不能這樣做，因為，ΣOr 並不是一個用數值可以表示的量。此外，如果我們能作出假設：在既定的情況下，一個既定的總就業量在不同行業中的分配比例是固定不變的，從而Nr 是N的函數，那麼，進一步的簡化是可能的。 * * * [1] 主要的思路應該是從第1編直接到第3編。讀者如跳過本篇不會對以後的閱讀造成很大影響。——譯者 [2] 在經濟學中，為了表示由不同單位組成的總量(如一匹馬加兩隻雞蛋)，學者們往往用表示它們的價值的貨幣總量加以表示。然而，由於價格的波動，必須對貨幣總量進行調整。調整的辦法有二，即：用價格指數和用(貨幣)工資單位。經過調整後，原有的貨幣總量成為以不變的價格表示的貨幣量或以不變的貨幣工資單位表示的勞動(或工作)量。在本章中，凱恩斯說明為什麼就本書而言，用工資單位是較合適的辦法。事實上，本章的內容僅具有形式上的意義，與本書的內容和結論沒有很大關係。——譯者 [3] 見庇古的《福利經濟學》，特別是第1編第3章。 [4] 國民所得雖應包括一切實際收入，但實際上，為方便起見，只包括可用貨幣來購買的物品和勞務。 [5] 見《福利經濟學》第1編第4章「什麼是維持資本完整」；以及他在《經濟學雜誌》 1935年10月號第225頁所加的修正。 [6] 參見哈耶克教授的批評，文章載《經濟》雜誌，1935年8月號，第247頁。 [7] 如果X代表任何以貨幣表示的數量，那麼，用XＷ 來代表用工資單位所衡量的同一數量是一個比較方便的辦法。 [8] 這是主要的原因，用以說明為什麼甚至當與現行使用的完全相同的設備仍然存在時，產品的供給價格會隨著需求的增加而上升。如果我們假設多餘的勞動供給形成一個向所有的企業家都開放的勞動供應點，而被雇用來從事一種具體工作的勞動者至少是部分地按照努力程度的大小，而不嚴格地按照他所從事的工作的效率來領取報酬(這在大多數場合是一個合乎現實的假設條件)，那麼，該勞動者所面臨的遞減的功效是一個突出的例證來說明：供給價格之所以隨著產量的增加而上升，其原因並不在於內部的經濟負效果。 [9] 關於通常所使用的供給曲線應該如何處理上述問題，我說不出來；因為，使用這一曲線的人並沒有明確指出他們的假設條件。他們可能假設：為了某一具體工作而雇用的勞動者總是全然按照他在該具體工作上的功效而領取報酬。但是，這不符合事實。把勞動者的功效的變動歸於資本設備的主要原因也許在於：當產量增加時，由此而導致的增加的剩餘產品在現實中主要由設備的所有者獲得，而並不給予功效較大的勞動者(雖然勞動者可以從更經常的雇用中和從較快的提升中得到好處)。就是說，從事同一工作的功效不同的人們很少嚴格地按照他們各自的功效得到報酬。然而，即使按照勞動者的功效來支付工資，我的方法也可把這一事實考慮在內，因為，在計算受僱用的勞動單位時，單位是通過勞動者報酬的折合而決定的。在我的假設條件下，當我們論述某一個具體的供給曲線時，顯然會出現有興趣的繁難之處，因為，某一個具體的供給曲線的形狀取決於其他方面對適用於該曲線的勞動的需求。正如我已經說過的那樣，忽略這些繁難之處是不符合現實的。但是，當我們論述整個就業量時，如果我們假設：某一既定量的有效需求系由各種不同產品的特殊比例所構成，那麼，我們就沒有必要去考慮這些繁難之處。然而，需求改變的原因的不同卻可能使我們的說法難以成立。例如，等量的有效需求的增加可以來自消費傾向的提高，也可以來自投資誘導的增長，二者所面臨的總供給函數應該有所不同。然而，所有這一切應該屬於對這裡所提出的一般思想的詳細分析，而這種分析不是我在目前所要研究的內容。 [10] 本書在這裡的意思似可大致表述如下：Zr 、Or 和Nr 順次為r廠商或行業的產值、產量和就業量，它們均用工資單位加以表示。因此， p （ 價 格 ） = 產 值 產 量 = Z r O r = Φ ( N r ) φ r ( N r ) 通過上式，可以建立p與Nr 之間的關係，即： p （ 價 格 ） = Φ ( N r ) φ r ( N r ) = f ( N r ) 由於 Or =φ(Nr )，所以可以用Or 來表示Nr 。將此關係代入上式中的f(Nr ),可以得到，p=F(Or ),即普通的供給曲線。——譯者 第五章 預期決定產量與就業的作用 [11] Ⅰ 一切生產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滿足消費者。然而，在生產者(把消費者考慮在內)支付產品的成本和消費者最終購買其產品之間，通常存在著時間的間隔——而有的時候，時間間隔還很大。與此同時，企業家(包括生產者和投資者這兩類人物)必須形成最好的預期 [12] 來推測：在經歷一段可能為相當長的時期以後，當他能向消費者供應(直接或間接地)物品時，消費者願意為此而支付多少錢。如果他果真從事這種消耗時間的生產，他就沒有別的選擇，只能根據這種預期行事。 這種企業賴以決策的預期可以被分為兩類。某些個人和廠商專業化於形成第一類預期的業務；另一些人則專業化於形成第二類預期的業務。第一類的預期所關心的是價格，即：當一個製造商決定開始生產一種物品時，他所預期的他的「製成的」產品的賣價為多少。這裡的「製成的」產品系指(從製造商看來)能被使用的或能被賣給另一方的產品。第二類所關心的是將來的收益，即：如果一個企業家決定購買(或製造)「製成的」產品來增加自己的資本設備時，他希望增加的資本設備能在將來給他帶來的收益。我們可以把第一類稱為短期預期，第二類稱為長期預期。 這樣，每一家廠商決定其每天 [13] 產量的行為取決於其短期預期——對在各種可能的經營規模下的生產成本的預期、對一定產量的銷售賣價的預期；當然，在增加資本設備的情況下，甚至在銷售給中間商的情況下，這些短期預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交易的其他方面的長期(或中長期)的預期。正是這些預期決定了廠商所提供的就業量。產品生產和銷售的實際實現的結果只有在它們能改變以後的預期的範圍內才能對就業量 [14] 發生影響，而上一次的預期雖然能使廠商形成現有的資本設備、中間產品的存貨和半製成品的存貨，但它對下一次的產量決策卻不發生影響。因此，在每一次決策時，雖然企業家考慮現行的設備和存貨，但決策所依據的仍然是對將來的成本和銷售的賣價在目前所作出的預期。 一般說來，預期的改變(不論是短期還是長期)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發生它的全部影響。由於預期的改變而造成的就業量 [15] 的改變在預期改變後的第一天和改變後的第二天不同，第三天和第二天又不相同，如此等等；即使預期僅僅改變一次，後果也是如此。其原因在於：以短期預期而論，如果預期的前景看壞，那麼，這種情況下的預期的改變一般不會猛烈或迅速到如此的程度，以致放棄全部的生產過程，而根據改變後的預期，這些生產過程本來就不應該開始的。如果預期前景看好，那麼，需要經歷一段準備時間以後，就業量才能達到在看好的預期所應該有的水平。以長期預期而論，如果長期預期前景看壞，那麼，資本設備雖不再更新，然而在被磨損掉以前仍需繼續維持一定的就業量。如果長期預期的前景看好，那麼，就業量最初會偏高，高於在經歷一段適應新預期的調整時期後的資本設備所應有的就業量。 [16] 如果我們假設：某種預期的狀態維持不變的時期很長，長到足以使預期對就業量的作用完全得以實現，以致全部就業量都是根據維持不變的預期而產生的，那麼，此時的穩定的就業水平可以被稱為相當於該預期狀態的長期就業量。 [17] 由此可見，雖然預期可以經常改變，以致就業的實際水平永遠沒有足夠的時間來達到相應於現行的預期狀態的水平，然而，每一種預期狀態卻可以具有相應於該狀態的長期就業水平。 首先，我們考慮一下由於預期的一次性和沒有受到干擾的改變而導致的過渡到長期水平的過程。我們首先假設，改變的特點是：新的長期就業量會比原有的要高。一般說來，在開始時，只有投入品的進貨速度會受到較大的影響。換句話說，受到影響的只是新的生產過程的早期的工作，而消費品的產量和在預期改變前的原有生產過程後期的就業量大致相同。如果存在著半製成品存貨的話，那麼，上述結論應加以修改，然而，在開始時就業量增加有限這一事實很可能仍然是正確的。隨著時間的進展，就業量會逐漸增加。此外，不難設想出一種情況，而這種情況可以在某些階段使就業量高於新的長期就業量。其原因在於：建造能滿足新預期要求的資本設備可以導致比長期水平到達以後的情況還要多的就業量和現行的消費量。這樣，預期的改變可以導致逐漸形成的就業量的高潮，上升到高峰以後再下降到新的長期水平。如果預期的改變代表消費方向的改變，而這種改變可以使某些現行的生產過程和資本設備過時，那麼，即使新的長期就業水平和原有的一樣，與上述相同的結果可以出現。如果長期就業量小於原有的水平，那麼，就業量的水平在過渡時期可以暫時處於新的應有的長期水平之下。因此，僅僅是預期的改變就可以在預期的改變發生作用的過程中，造成像經濟周期那樣的波動形式。在我的《貨幣論》中，在論述情況的改變對流動資本的添增和消耗的影響時，我所討論的就是這種類型的運動。 像上面那樣的不間斷地過渡到長期穩定狀態的過程在細節上可以是很複雜的。然而，現實的過渡過程更加複雜。因為，預期總是在變動之中。當過去的預期還遠遠沒有發揮出它的影響以前，新的預期又會加在過去的之上；從而，在任何特定時間，經濟機器都處於一連串的相互重疊的過程之中，其根源來自過去的各種對前景的預期。 Ⅱ 現在，我們來探索上面的討論對我們目前的主題所具有的現實意義。根據上面的論述，任何時間的就業量在一定意義上顯然不僅取決於現行的預期，而且也取決於過去一段時期內存在的預期。雖然如此，還沒有充分發揮出其作用的過去的預期卻體現在今天的資本設備之中，而根據今天的資本設備，企業家又作出今天的決策。在這裡，過去的預期僅僅在它體現在今天的資本設備的限度內影響企業家的決策。由此可見，不論上述的影響為何，今天的就業量可以被正確地認為是取決於根據今天的資本設備而作出的今天的預期。 明確指出現行的長期預期的重要性往往是有必要的。然而，對短期預期不這樣做卻往往不會造成問題；其原因在於：在現實中，修改短期預期的過程是逐漸的和繼續進行的，而修改主要取決於已經實現的結果；因此，預期的和實現的結果交織和重疊在一起來施加影響。它們之所以如此，原因在於：雖然產量和就業量取決於生產者的短期預期，而不是過去的結果，然而，最近的結果往往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來決定這些短期預期是什麼。每當一次生產過程開始時，重新形成一個預期會過於麻煩；此外，這也會徒然浪費時間，因為，從一天到下一天之間，情況通常不會有很大變化。根據上述事實，除非有肯定的理由認為變化會出現，企業家會按照最近實現的結果能繼續下去這一假設條件來形成預期是合乎情理的。這樣，在現實生活中，以對就業量的決策的影響而言，最近的產量所實現的銷售的賣價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人們期望從現行的投入品所能得到的銷售的賣價；從而，企業家對前景的預測會更經常地根據實現的結果而逐漸加以修改，而不是根據由於預期到前景的變化而加以修改。 [18] 雖然如此，我們不要忘記：在生產耐用品的情況下，企業家的短期預期系以投資者的現行的長期預期為根據；而長期預期的特點是不能在短暫的間隔中用實現的結果加以檢驗的。此外，正如我們將在對長期預期作較詳盡的考察的第12章中所看到的那樣，長期預期會受到突然的修改。因此，現行的長期預期這一因素甚至在粗略的意義上也不能被實現的結果所排除或代替。 * * * [1] 本書的特點之一是強調預期對經濟變量的影響。這種對預期的強調對其後的西方經濟理論的發展起著相當大的作用。關於這一點，本書「譯者導讀」已經加以說明。在這裡，讀者似乎應該注意兩點。第一，凱恩斯對預期的論述相當散漫和凌亂，並未得出系統性的結論；第二，雖然凱恩斯使用的方法仍然是西方經濟學的「靜態」和「比較靜態」分析，但是，預期的引入僅使本書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動態」因素。——譯者 [2] 關於如何把這些預期值轉化成相應的銷售賣價，見第3章第30頁的腳註①。 [3] 這裡的每天系指最短的時期，在該時期結束後，廠商就可以自由地修改它對雇用人數的決策。它可以說是經濟學時間的最小的有效單位。 [4] 在本書中，就業量和產量這兩個名詞往往被混同使用。在一般情況下，由於二者變動的比例大致相同，所以混同使用不致造成很大誤解。——譯者 [5] 「預期的改變造成的就業量的改變」是指：當企業家的預期改變時，他會改變他所雇用的職工人數，從而最終會影響整個社會的就業量。在以下的行文中，類似的意思經常出現。——譯者 [6] 如果預期看好，企業家暫時只能增雇職工以便提高產量，然而，經過一段時期後當他新增添的設備已經到來時，他便可以用較少的職工來保持已被提高的產量。——譯者 [7] 長期就業量水平並不必須是一個常數，即長期的各種條件並不必須是靜態的。例如，財富或人口的穩定增長可以構成不變的預期的一個組成部分。預期不變的唯一條件是：現行的預期應該在足夠長的時間以前就被預料到。 [8] 我認為，這裡所強調的在對生產作出決策時的預期符合霍特里先生的論點。該論點指出：在價格下降以前，或在售賣產品的損失顯示出預期的落空以前，投入品和就業量受到存貨的積壓的影響。其原因在於：存貨的積壓(或定貨單的減少)恰恰是那種最可能使投入品數量發生變化的事件；投入品數量的變化是相對於全然根據過去產品銷售收益的統計數字而決定的下期的投入品數量而言。 第六章 收入、儲蓄和投資的定義 Ⅰ 收入 [19] 在任何一個時期中，企業家都要把他的製成品售賣給消費者或其他企業家；由此而得到的一筆款項可以用A來代表。他也要向其他的企業家購買製成品，由此而支付的款項可以用A1 來代表。他最終會擁有一些包括半製成品存貨或流通資本以及製成品存貨在內的資本設備。他的資本設備具有G的價值。 然而，A+G-A1 中的一個部分並不來自他在本期的經濟活動，而是來自本期開始時他已擁有的資本設備。因此，為了得到我們所謂本期或現行時期的收入，我們必須從A+G-A1 中減去一筆款項，這筆款項代表從上期繼承下來的設備在價值上所作出的(在一定意義上的)貢獻。只要我們能找到一個合適的方法來計算這筆應被減去的款項，收入的定義問題便會得以解決。 有兩種可能的計算這筆款項的方法；而每一種都具有重要性——一種與生產有關，另一種與消費有關。我們順次對二者加以考察。 (1)資本設備在本期終了時的實際價值G是一個正負抵消後的淨數值；該淨數值系由於以下兩個方面所造成：一方面由於企業家在本期中對資本設備加以維修和改善；他不但向其他企業家購買資本設備而且還在自己的企業中對它進行維修和添增的工作；另一方面，企業家也通過把這些設備用於生產而使它們受到磨損和折舊。如果他不用它們來生產物品，那麼，他仍然值得花費一筆最適度數值的款項來對它進行維修和改善。我們假設：他值得花費B′來進行維修和改善，並假設：由於花費了B′的數量，資本設備在本期末的價值為G′。這就是說：G′-B′是可以從上期那裡繼承下來的最大的淨價值，如果他不把它們用之於生產A的話。 [20] 這一筆資本設備的價值超過G-A1 的部分便是由於生產A而消耗掉的數量，如下式所示： (G′-B′)-(G-A1 ) 這一數值衡量由於生產A而消耗掉的數量，即A的使用者成本， [21] 其符號為U。 [22] 企業家為了取得勞務而向其他生產要素所支付的款項被稱為A的要素成本F，而從生產要素的觀點來看，要素成本是它們的收入。要素成本F和使用者成本U之和被稱為產品A的直接成本。 這樣，我們就能給企業家的收入 [23] 下一定義：企業家收入是他的在本期中被賣掉的製成品的賣價超過他的直接成本的部分。就是說：企業家的收入被認為等於普通所說的企業家的毛利潤，而毛利潤取決於他的生產規模，也是他想使之最大化的一個數值。上述定義符合常識。由於社會上其他人的收入等於要素成本， [24] 所以總收入等於A-U。 以如此方式加以定義的收入是一個完全明確的數量。此外，由於企業家在決定向生產要素提供何種就業量時，他企圖使之最大化的正是收入超過他向生產要素的支付額的部分，所以收入對就業量具有因果關係的重要性。 當然，不難設想G-A1 可以大於G′-B′，從而使用者成本具有負數值。例如，我們能以某種方式選擇我們的時期，以致在該時期中，投入品的數量增加而應該增加的產品數量卻還來不及加以完成和被銷售出去。 [25] 另一種使用者成本為負的事例是：投資的數值為正數，而整個社會的企業又被設想為合併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各個企業可以被認為是製造出自己的機器設備時的情況。 [26] 既然在這種情況下，使用者成本為負的原因是企業製造自己的機器設備，所以在一個企業主要由其他企業製造自己的機器設備的現實經濟中，使用者成本為正應該是正常狀態。此外，很難設想出一個場合，在其中，由於A的增加而導致的邊際使用者成本，即dＵd A竟然會不是正數。 這裡是一個適當的場合來對本章後一部分的內容稍為提及一下。對整個社會而言，一個時期的總消費(C)等於Σ(A-A1 )，而總投資(I)則為Σ(A1 -U)。 [27] 此外，除了企業家向別的企業家購買的以外，以一個企業家自己的設備而論，U是單個企業家的負投資(而-U則為他的正投資)。因此，在一個完全一體化的經濟制度(在這裡A1 =0)中，消費等於A，而投資則為-U，即等於G-(G′-B′)。由於引入A1 而導致的比上述較為複雜的情況不過是為了對非一體化的經濟制度提供一個一般性的方法。 除了上述以外，有效需求不過是企業家從他決定提供的就業量那裡所期望得到的包括他將支付給其他生產要素的投入在內的收入。總需求函數把各種設想的就業量和各種就業量下的產量所能期望得到的賣價聯繫在一起，而有效需求則為總需求函數上的一點；在該點，需求是有效的，因為，把總供給的情況考慮在內，該點相當於能使企業家的預期利潤最大的就業量。 [28] 這一系列的定義還具有一個優點，即：我們可以和某些經濟學者一樣，把現在所定義的邊際收益(或收入)和邊際要素成本等同起來，從而得到一些相同的命題；不過，這些經濟學者由於忽視了使用者成本或把它假設為零，卻把供給價格 [29] 和邊際要素成本等同起來。 [30] (2)我們現在轉入上述第二種方法。到目前為止，我們所論述的資本設備的價值改變是其改變的一個部分，即：把一個時期結束時的資本設備和開始時的加以比較所得到的價值改變，而這種改變是由於企業家企圖使利潤最大化而自願作出的決策的後果。除此以外，還存在著資本設備價值的非自願的損失(或增益)。由於(例如)市場價值的改變、老化或僅由時間的消逝所造成的消耗，或戰爭和地震災害所導致的破壞，資本設備價值的損失或增益來自超過企業家本人所能控制的原因，並且與他的現行的決策無關。當然，這些非自願的損失的某些部分雖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卻不是——一般說來——不能被預料到的，如不論使用與否，由於時間的消逝而帶來的損失以及所謂「正常的」老化。正如庇古教授所說的那樣，這種老化「具有足夠的規律性來被人們預見到，即使不能詳細地被預見到，也在大體上能夠如此」。此外，老化的損失還包括對整個社會的具有足夠的規律性的損失，一般被稱為「可以被保險的風險」。這些預期的損失的大小取決於進行預期的時期。現在，我們暫時忽視這一事實並且把非自願的、然而卻不是意料之外的設備的折舊，即：預期的折舊超過使用者成本的部分，稱為補充成本，其符號為V。在這裡，也許並不需要指出：我們的補充成本的定義與馬歇爾的不同，雖然二者的基本想法，即表示那種不進入直接成本的那部分的預期折舊，卻是類似的。 因此，在計算企業家的淨收入或淨利潤時，通常把補充成本的估計值從他的已經在上面加以定義的收入和毛利潤中減去。其理由為：當企業家在考慮他能任意花費或儲蓄的數量時，補充成本對他的影響和把補充成本從他的毛利中減去的影響幾乎是一樣的。在企業家以生產者的身份出現來決定他是否使用他的設備時，直接成本和毛利潤是重要的概念。 [31] 但當他以消費者的身份出現時，補充成本對他的頭腦的作用正同補充成本是他的直接成本的一個部分的作用一樣。如果在給總淨收入下定義時，我們減去補充成本和使用者成本，從而，總淨收入等於 A-U-V時，那麼，我們得到一個與消費的數量有關的概念。 仍然未加以處理的是非自願的和——在很一般意義上——預料不到的資本設備的價格改變；這些改變來源於預料不到的市場價值的變動、特殊情況下的老化以及災難的破壞那些非自願的和預料不到的原因。被我們在計算淨收入和資本賬目時所忽略的上述項目中的實際損失可以被稱為意外損失。 淨收入在因果關係上的重要性在於它牽涉到的V在心理上對現行的消費量的影響，因為淨收入被我們認為是普通人在決定消費量時所必須考慮的他現行能自由支配的收入數量。當然，在他決定花費多少時，淨收入並不是他所考慮的唯一因素。例如，他在資本賬目上所得到的意外增益和意外損失也會施加相當的影響。但是，在補充成本和意外損失之間卻存在著一個差別之處，即：前者的改變對他的影響方式同他的毛利潤的改變對他的影響方式趨於相同。與企業家的消費量有關的是他的現行產量的賣價超過直接成本與補充成本之和的部分，而意外損失(或增益)雖然也進入他的考慮之中，但其程度並不相同——一定量的意外損失與同量的補充成本並不具有相同的影響。 現在，我們必須再度思索一下，補充成本和意外損失——即那些不可避免的、被我們認為應該記入收入賬目的借方的損失和那些被認為是能夠合理地進入資本賬目的意外損失(或增益)——之間的區別之處是部分地來源於成規和心理上的原因，取決於被一般人所接受的估計補充成本的方式。因為，不可能為補充成本的估計建立一個唯一的原則，從而，補充成本的數值將取決於會計方法的選擇。當設備最初被製造出來時，補充成本的預期值是一個具體的數量。但如果在以後對它再行估計的話，在設備壽命剩下期間內的補充成本的數值可能會由於我們預期的改變而有所不同； [32] 而資本設備的意外損失則為原來預期的U+V和預期改變後的U+V之間的差額折算成為現價的數值。 [33] 英國國內稅務署援用得到廣泛贊同的一個商業會計的原則：當設備被購置後，即為它的補充成本和使用者成本之和估算出具體數值，並且在設備的全部生命期間，繼續維持這一數值，不論在此期間預期的改變為何。在這種情況下，任何時期的補充成本必然被認為是事先規定的數值超過實際的使用者成本的部分。這種辦法的有利之處是能保證在整個設備的生命期間的意外的增益和損失均為零。但在某些情況下，在每一會計期間(如一年)中，根據現行的預期而重新估算補充成本也是另一個合理的辦法。究竟採用哪一種辦法，工商業人員並不一致。我們可以把根據設備購置後剛開始時的預期而計算出的補充成本稱為基本補充成本 ，而把根據現行的預期而重新計算出的同一數量稱為現行補充成本。 由此可見，我們已經不能對補充成本下一個更加精確的定義。我們只能說，這種成本是一個典型的企業家在計算他的淨收入時，必須從收入中減去的各種項目，以便能根據淨收入而宣布股息的大小(如果是一家公司的話)或者決定他現行的消費多寡(如果是單個的個人的話)。由於資本賬目的意外損失或增益不能被排除在考慮的範圍以外，所以對不確切知道是否應被包括在補充成本之內的項目，最好把它放之於資本賬目，而使補充成本只包括那些顯然屬於它的項目。因為，不論放入資本賬目的項目有多少，其後果都可以通過改變該賬目對消費量的影響的大小而得以矯正。 可以看到，我們對淨收入所下的定義非常接近於馬歇爾的收入的定義。在決定收入的定義時，馬歇爾援用所得稅司的實際事例，並且——大致說來——把所得稅司根據經驗而核定的收入當做自己所認可的收入。其理由在於：該司在這方面所作核定可以被認為是最詳盡和廣泛的考察所可能得到的結果，以便解釋什麼是通常所說的收入。我們的定義也相當於庇古教授最近所定義的國民所得的貨幣價值。 [34] 然而，由於淨收入奠基於各家均能以不同方式加以解釋的含糊不清的標準之上，所以淨收入仍然是一個不完全明確的概念。例如，哈耶克教授曾經提出過：資本品的個人所有者可以意圖使他所擁有資本品所得到的收入保持不變，因此，直到他能節約足夠的數量來補償任何原因所造成的他投資收入的下降趨勢以前，他不會自發地把其收入用之於消費。 [35] 我懷疑這種個人是否存在於現實之中；然而，在理論上，顯然提不出任何理由來反對把上述的節約當做淨收入的一個可能的心理標準。但是，當哈耶克據此推斷，認為儲蓄和投資也具有相應的含糊不清時，如果他指的是淨儲蓄和淨投資，那麼，他僅在這一點上才是正確的。與我們的就業理論有關的儲蓄和投資並沒有這種缺陷，並且能以客觀的方式對它們加以定義，正如我們在上面已經說明的那樣。 由此可見，全力以赴地強調淨收入而忽視(像過去通常所做的那樣)收入本身這一概念是錯誤的。淨收入只對消費決策有關，而且它與影響消費的其他各種因素也不易劃分。收入卻與現行的生產有關，也是一個相當不含糊的概念。 對收入和淨收入所下的上述定義企圖儘可能地接近日常用語。因此，有必要立即提醒讀者：在《貨幣論》中，我在特殊的意義上給收入下了定義。定義的特殊之處在於總收入中屬於企業家的那一部分。我在為這一部分下定義時，既沒有採取企業家在現行的經營中實際上取得的利潤(不論是毛利潤還是淨利潤)，也沒有採取他在決定從事現行的經營時所預期的利潤，而採取某種意義上的正常或均衡利潤。現在想來，如果我們考慮到生產規模改變的可能性，那麼，這種正常或均衡的意義也未得到充分的規定。根據這一定義而導致的後果為：儲蓄超過投資的部分即為正常利潤超過實際利潤的部分。我相信，這一名詞的使用已經造成相當程度的混亂，特別在與儲蓄相關的使用上更是如此。使用這種定義的結論(牽涉到儲蓄大於投資的情況)只有在按照我的特殊意義來解釋這些名詞時才是正確的。然而，這些結論往往在一般的討論中加以採用，好像這些被使用的名詞具有較多的眾所周知的意義。由於這一原因，由於我不再需要用我的過去的名詞來準確地表達我的思想，所以我已決定放棄這些名詞——並為它們所造成的混亂而感到非常抱歉。 Ⅱ 儲蓄和投資 [36] 在分歧很大的名詞使用中，有一點卻是大家同意的。據我所知，每人都同意，儲蓄的意思是收入超過用於消費支出的部分。因此，對儲蓄的意義的任何懷疑必須來自對收入或對消費的意義的懷疑。我們已經在上面給收入下了定義。任何時期的消費開支必須是在該時期中賣給消費者的物品的價值，而這又把我們推回到什麼是購買消費品的消費者這一問題。任何一個合理的劃分消費品的購買者和投資品的購買者的規定都同樣地合乎我們的要求，如果規定是先後一致地加以遵守的話。現有的那種問題，如是否應把汽車的購買當做消費品購買，是否應把房屋的購買當做投資品購買，在過去曾經常常加以討論，而對這種討論，我無法添增任何實質性的內容。區別的標準顯然必須相應於我們劃分消費者和企業家的界限。這樣，當我們把A1 定義為一個企業家向另一個企業家購買的產品價值時，我們已經暗中解決了這一問題。據此，消費開支可以明確地被定義為Σ(A-A1 )；在這裡，ΣA是一個時期的總銷售量，而ΣA1 則為企業家之間的購買量。在以後的論述中，我們一律省略掉Σ，並且用A來代表該時期的全部銷售量，用A1 代表企業家之間的相互購買量，而U則為全部企業家的使用者成本的總和。 在給收入和消費下了定義以後，自然也會得到表示收入超過消費部分的儲蓄的定義。既然收入等於A-U，而消費又等於A-A1 ，那麼，儲蓄必然等於A1 -U。同樣，我們用淨儲蓄代表淨收入超過消費的部分，它等於A1 -U-V。 我們的收入的定義也使我們立即得到現行投資的定義。現行投資的意義必然是由於本期的生產活動而對資本設備造成的添增的價值。這顯然等於我們剛才加以定義的儲蓄。其原因在於：儲蓄是收入中的沒有被用於消費的部分。我們已經在上面看到，作為任一時期的生產活動的結果，企業家已經銷售掉A數量的製成品，而在考慮到企業家之間的相互購買A1 的情況下，為了生產和銷售A而造成的資本設備的耗損則由U所代表(如果是改善，則用-U來代表)。在同一時期中，製成品的價值為A-A1 的部分被用於消費。A-U超過A-A1 的部分，即A1 -U，是由於該時期的生產活動而造成的資本設備的增加，從而也是該時期的投資。同樣，在考慮到資本設備即使在不使用時也要蒙受的正常消耗的情況下，以及在不計入意外損失或增益的情況下，A1 -U-V是資本設備的淨增加額，也是該時期的淨投資。 因此，雖然儲蓄數量是單個消費者集體行為的後果，而投資數量是單個企業家集體行為的後果，但二者的數量必然相等。因為，二者的任何一個都等於收入超過消費的部分。此外，這一結論完全不取決於上述收入定義的任何奧妙和特殊之處。只要我們同意：收入等於現期產量的價值，現期投資等於沒有被用之於消費的現期產量，而儲蓄又等於收入超過消費的部分——所有這一切都符合於常識，也符合大多數經濟學者的傳統用法——儲蓄和投資的相等是必然的結果。簡言之： 收入=產量的價值=消費+投資 儲蓄=收入-消費 因此，儲蓄=投資 這樣，任何系列的定義只要能滿足上述條件，便能得出相同的結論。只有否定一個或另一個條件的正確性，才能否定這一結論。 儲蓄數量和投資數量的相等來源於交易雙方的性質：一方面是生產者，而另一方面則為消費者或資本設備的購買者。被創造出來的收入等於生產者所出售的產量的賣價超過使用者成本的部分；然而，這一產量必然會不是賣給消費者，便是賣給另一些企業家，而每一企業家現期的投資等於他向其他企業家購買的設備超過他自己的使用者成本的部分。因此，從總量上看，被我們稱之為儲蓄的收入超過消費的部分不可能不等於被我們稱之為投資的對資本設備的添增部分。關於淨儲蓄和淨投資，情況是類似的。事實上，儲蓄不過是一個餘留額。消費的決策和投資的決策在一起決定收入。假設投資決策變為現實，那麼，投資必然會減少消費或增加收入。因此，投資行為本身不可能不使被我們稱之為儲蓄的剩餘額或多餘額以相同的數量增加。 當然，人們在進行自己要儲蓄多少和投資多少的決策時，可能極不正常，以致交易能夠賴之以進行的價格均衡點不復存在。在這種場合，我們的名詞不再適用，因為，產量不再有一個一定的市場價值，而價格則在零與無窮大之間找不到一個靜止之點。然而，經驗表明，事實並不如此。在現實中存在著的心理反應習慣可以使購買的願望與出賣的願望相等的均衡狀態得以實現。在現實中應該存在的產量的市場價值是貨幣收入具有一定價值的必要條件，也是使儲蓄者所決定的儲蓄總量等於投資者所決定的投資總量的一個充分條件。 要想對上述種種理解清楚，最好的辦法也許是用消費的決策(或者抑制消費的決策)來進行思索，而不是用儲蓄的決策來進行思索。是否進行消費的決策確實屬於個人的力量所能控制的範圍之內，是否進行投資的決策也是如此。總收入與總儲蓄的數量是社會上的個人對是否進行消費和是否進行投資自由選擇的結果。二者都不能脫離上述有關消費和投資的決策，而根據另一系列決策來得到獨立上述決策之外的數值。根據這一理由，在以後的論述中，消費傾向的概念將被用來代替儲蓄的意向或傾向。 關於使用者成本的附錄 Ⅰ 我認為，使用者成本對古典價值理論具有重要性，而這種重要性卻一向受到忽視。關於這一點，可以說的話比與這裡的主題有關的或在這裡應說的話要多。但作為一個脫離正題的論述，我們將在本附錄中，對使用者成本作一些進一步的考察。 根據定義，企業家的使用者成本等於： A1 +(G′-B′)-G 在這裡，A1 是一企業家向其他企業家那裡購買的製成品的數量，G為在一個時期終了時的資本設備的實際價值，而G′則為：如果該企業家不使用該設備而又花費一筆最合算的錢(B′)來保養該設備的話，該設備在時期終了時所可能有的價值。由此可見，G-(G′-B′)，即企業家從上期所繼承的設備價值的增值，代表該企業家在本期中對他的設備的投資，從而可以被寫成I。這樣，由於他在本期中得到的出售產品的賣價A而蒙受的使用者成本U就等於A1 -I；在這裡，A1 是他向其他企業家所購買的製成品的數量，而I則為他在本期中對自己的設備所進行的投資。稍加思索便可以看到，所有這一切不過是一般性的常識。他向其他企業家所購買的製成品的數量超過他對自己的設備所投資的部分必然代表他由於出售產品而付出的除了購買生產要素以外的代價。如果讀者試行以其他方法來表示這一內容，那麼，他會發現：我們方法的優點在於能避免無法解決的(和不必要的)會計問題。我認為，沒有任何其他方法能毫不含糊地對一個時期的生產品的賣價 [37] 加以分析。如果整個社會的各個行業都合併在一起，或者，如果企業家不向外界購買物品，從而，A1 =0，那麼，使用者成本不過相當於由於使用設備而造成的本期的負投資； [38] 但是，這樣做的好處是：在分析的任何階段，我們並不要求把要素成本分配到被出售掉的物品和被保留的設備上。因之，我們可以把不論是合併在一起的、還是單獨存在的廠商所提供的就業量當做取決於一個一次性的綜合決策——這個辦法符合現實，因為，現實中的整個生產與為了當前的銷售量而生產之間存在著關聯的性質。 此外，使用者成本概念可以使我們對廠商出售的產品的短期供給價格提供一個較明確的定義，因為，短期供給價格是邊際要素成本和邊際使用者成本之和。 在現代的價值論中，通常使用的辦法是把短期供給價格單獨地和邊際要素成本等同起來，然而，顯然可以看到：只有在邊際使用者成本為零的情況下，或者，只有在像我所做的那樣(上面第29頁腳註②)把「產品賣價」和「總供給價格」定義為減去使用者總成本以後的數量，那麼，短期供給價格和邊際要素成本的等同才是正確的。但是，雖然為了方便起見，在處理整個社會的總產量時，可以把使用者成本減去；然而，如果把這種做法習慣性地(或暗中地)應用於單個的行業或廠商，那麼，它就使我們的分析脫離現實。因為，它使一件物品的「供給價格」不符合「價格」的通常的含義，從而，這種做法可以造成某些使人困惑之處。人們似乎往往都已經作出假設，認為對一家單個的廠商所出售的產量的單位而言，「供給價格」具有明顯的意義，從而，並不需要加以討論。然而，對從其他廠商那裡購買物品的處理以及對廠商由於生產邊際產品而造成的自己設備的費用的處理，牽涉到與收入的定義有關的一系列困難。其原因在於：即使我們假設由於銷售一個增加的單位產品而引起的向其他廠商進行購買的邊際成本已經從單位產品的賣價中減去以便得到我們的所謂該廠商的供給價格，我們仍然必須計入由於生產邊際產品而引起的該廠商自己的設備的邊際負投資。即使所有的生產都由一個合併在一起的廠商來進行，把邊際使用者成本假設為零仍然是錯誤的。就是說，在一般情況下，不能忽視由於生產邊際產品而造成的在設備上的邊際負投資。 使用者成本和補充成本的概念還能使我們較明確地建立長期供給價格和短期供給價格之間的關係。長期成本顯然必須包括一筆款項用以補償基本補充成本和預期直接成本，而二者又應以適當方式被分攤於設備的壽命年份。就是說，產品的長期成本等於直接成本和補充成本的預期值，而且，除此之外，為了獲得正常利潤，長期供給價格還要超過上面計算的成本一個數額，其大小等於與設備投資的年限和風險相同的現行利息率和設備成本之乘積。如果我們使用的利息率是「純」利息率， [39] 那麼，我們還必須在長期成本中加進一個可被稱為風險成本的項目，以便補償實際收益和預期收益之間存在差異的未知的可能性。因此，長期供給價格等於直接成本、補充成本、風險成本和利息成本之和，即長期供給價格可以被分解為幾個組成部分。另一方面，短期供給價格則等於邊際直接成本。因此，當企業家購買或建造自己的設備時，他必然會期望直接成本的邊際值超過其平均值的部分能夠補償自己的補充成本、風險成本和利息成本；從而，在長期均衡狀態中，邊際直接成本超過平均直接成本的部分會等於補充、風險和利息成本之和。 [40] 處於邊際直接成本正好等於平均直接成本與補充成本之和時的產量水平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為，在該產量水平上，企業家的交易賬目正好收支相抵。就是說，它相當於利潤為零之點，而如果產量低於這一水平，他的交易會蒙受虧損。 除了直接成本以外，核算補充成本的必要性由於設備類型不同而有很大差異。下面是兩種極端的情況： (i)維修設備的某些方面是必須與設備的使用同時進行的(例如，給機器加油)。這種費用(除了向外界購買的以外)應被包括在要素成本之內。如果為了物理上的原因，現期折舊的全部數量都由這種費用所構成，那麼，使用者成本(除了向外界購買的以外)會等於補充成本並且和補充成本具有相反的正負號；從而，在長期均衡狀態，邊際要素成本會超過平均要素成本，其差額等於風險和利息成本。 (ii)設備價值的某些部分只能在該設備被使用時才會因之而降低。這一費用應被納入使用者成本，假設它並沒有隨著使用的過程而隨時加以彌補的話。如果只存在著這種價值耗損的情況，那麼，補充成本為零。 也許值得指出的是：企業家並不僅僅因為設備的使用者成本低廉而首先選用他的最破舊的設備；因為，低廉的使用者成本並不足以補償它的相對低微的效率，即它的高額要素成本。這樣，企業家會使用在每單位產品中使用者成本和要素成本為最低的設備。 [41] 由此可見，對有關產品的任何生產量，都存在著一個相應的使用者成本， [42] 但這個總使用者成本並不與邊際使用者成本，即由於增產一單位產品而增加的使用者成本，保持相同的關係。 Ⅱ 使用者成本構成現在與將來之間的環節之一；其原因在於：企業家在對其生產規模作出決策時，必須在目前就消耗掉他的設備還是把它留待將來使用之間進行選擇。決定使用者成本的是：設備現在的使用預計會犧牲掉多少將來的利益；而決定他的生產規模的是：這一犧牲的邊際數量、邊際要素成本以對邊際賣價的預期。不過，企業家如何計算某一生產過程的使用者成本呢? 我們已經把使用者成本定義為：在考慮到維修和改善設備的費用和向其他企業家購買物的費用的情況下，和不使用設備相比，使用設備所造成的設備價值的耗損。 [43] 因此，要想得到使用者成本，必須計算現在不使用設備情況下，該設備在將來所能帶來的收益的現在值。 [44] 這一數值應該至少等於在不使用設備條件下，推遲設備更換的利益的現在值，也可能大於此現在值。 [45] 如果不存在多餘的設備，從而每年應該生產出更多的類似設備，以便增加設備總量或更換原有的設備，那麼，顯然可以看到：邊際使用者成本能夠根據由於使用設備而造成的設備效率或壽命的減少以及根據現行的重置成本而被計算出來。然而，如果存在多餘的設備，那麼，使用者成本也會取決於多餘設備將由於折舊、損失等原因而被消耗淨盡的時間中的利息率和現行的(即重新估計的)補充成本。利息成本和現行的補充成本以這種方式間接地進入使用者成本的計算。 當要素成本為零時， [46] 使用者成本的計算最為簡單易懂。現以拙著《貨幣論》第2卷第29章中的像銅原料那樣的多餘存貨的事例為例。我們首先列出一噸銅在將來的各個時間的預期價值。這一系列不同時間的價值取決於多餘銅被消耗掉的速度，並隨著多餘銅的減少而逐漸接近於銅的正常生產成本。從銅價值系列的每一個時間的數值中減去現行的補充成本以及該數值的時間和目前之間的利息成本，所得到的最大的數值即為每一噸多餘銅的現在值或使用者成本。 以同樣的方式，具有多餘數量的船舶、工廠或機器的使用者成本等於多餘數量被消耗淨盡的日期的重置成本減去現行的補充成本以及該日期到現在之間的利息成本。 在上面的論述中，我們假設：設備系被完全相同的物品所更換。當所涉及的設備被磨損淨盡時，如果不用完全相同的物品加以更換，那麼，在計算原有設備的使用者成本時，應該計入新設備的使用者成本的一個部分，其大小取決於兩種設備的相對效率。 Ⅲ 讀者應該覺察到：在設備並沒有老化，卻僅僅具有多餘的數量的情況下，實際使用者成本和它的正常值(即在沒有多餘設備時的數值)的差別會由於多餘設備被消耗完畢的預期時間的不同而發生變化。這樣，如果有關設備的年齡分布比較均勻，從而每年均有一定量的報廢設備，那麼，除非多餘的設備數量過大，邊際使用者成本不會有很大的下降。在普遍性的經濟蕭條存在的場合，邊際使用者成本取決於企業家所預期的蕭條存在的時間長短。因此，當蕭條事態開始好轉時，供給價格上升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由於企業家對預期的修改而造成的邊際使用者成本的急劇增加。 有的時候，人們曾提出過與企業家的意見相反的論點，認為：如果企業家們有組織地報廢多餘的設備，那麼，除非這種行動涉及全部多餘的設備，價格不會上升。然而，使用者成本的概念卻可以說明，為什麼報廢(譬如說)多餘設備的一半也會立即造成提高價格的影響。其原因在於：通過縮短多餘設備被消耗完畢的時間，上述政策會提高使用者成本，從而會增加現行的供給價格。這樣，企業家似乎能下意識地想到使用者成本，雖然他們並沒有把它明確地提出來。 如果補充成本數額龐大，那麼，當多餘設備存在時，邊際使用者成本數額必然低微。此外，當多餘的設備存在時，邊際要素成本和使用者成本不大可能比它們的平均值超出很多。如果上述兩個條件均能具備，多餘設備的存在很可能要使企業家的經營蒙受損失，也許會是重大的損失。當多餘設備被消耗完畢時，這種蒙受損失的狀態不會立即轉變為正常利潤。隨著多餘設備的減少，使用者成本會逐漸增加；而邊際要素成本超過平均要素成本和平均使用者成本的部分也會逐漸增加。 Ⅳ 在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中(第6版第360頁)，使用者成本的一部分在「額外設備的耗損」的標題下被包括在直接成本之中。但是，關於如何計算該項目以及它的重要性則沒有提供線索。庇古教授在他的《失業論》中(第42頁)明白地作出假設，認為由於邊際產量而導致的設備的邊際負投資一般可以忽視不計：「與產品數量變動相聯繫的設備的耗損數量以及所使用的非體力勞動的成本數量都被忽視不計，因為，它們的重要性一般說來是次要的。」 [47] 確實，處於生產的邊際狀態，設備的負投資為零的說法存在於大量的現代經濟理論之中。但是，一旦想到有必要來解釋單個廠商的供給價格究竟是什麼時，問題便隨之而發生。 由於上述原因，維修閒置不用的設備的成本往往會減少邊際使用者成本，特別在被預期為持續很久的蕭條狀態中，更是如此。這一說法是對的。雖然如此，很低的使用者成本並不是短期本身的特點，而是那些維修閒置不用的機器設備代價昂貴的特殊情況和設備種類的特點；也是那些具有老化快速和多餘設備眾多的非均衡狀態的特點，特別是在新機器設備占有較大比重的情況下，特點更為突出。 在涉及原料的事例中，考慮使用者成本的必要性是顯而易見的；——如果一噸銅在今天被使用掉，那麼，它就不能在明天被使用，從而，銅在明天被使用的價值顯然必須被計算為邊際成本的一個部分。但是，銅不過是一個資本設備被使用於生產的一個極端的事例，然而，這一事實卻被忽視。把原料和固定資本嚴格區別開來，認為對於前者，我們必須考慮由於使用它而造成的負投資，對於後者，我們可以毫無顧慮地對同一種負投資加以忽視。這種做法是不合乎現實的——特別在正常的情況下，每年都需更換一定量的設備，而使用設備會縮短更換的期限，這種做法尤其不合乎現實。 使用者成本和補充成本的優點之一在於：它們適用於經營資本、流動資本，也適用於固定資本。原料與固定資本的主要差別並不在於計算使用者和補充成本的不同之處，而在於這一事實，即：流動資本的收益只有一次，而在固定資本的情況下，由於它有耐久性，從而會逐漸被消耗淨盡，所以它的收益包括一系列時期的使用者成本和賺得的利潤。 * * * [1] 當本書在1936年出版時，由英國財政部、美國商業部和全國經濟研究所進行的有關西方現代國民收入統計的研究成果尚未出現，也就是說，現有的西方國民收入核算體系及其統計數字均不存在，所以凱恩斯在這裡對國民收入的概念作了考察。按照漢森的意見(漢森，《〈通論〉導讀》，1953年，第54～55頁)，現在的讀者如果略去有關國民收入的這一節，不會影響以後的閱讀。——譯者 [2] 這裡的(G′-B′)便是凱恩斯在上一段中所提到的要從A+G-A1中減去的部分。然而，凱恩斯對此卻不但沒有加以明確指出，反而突然提出了使用者成本的概念，接著又對要素成本F和產品A的直接成本進行解釋。在此之後，他在下一段中說明：國民收入=要素成本+企業家收入=A-U。 事實上，在這裡，凱恩斯提出了三種等價的國民收入的定義，即：(1)國民收入=消費+投資；(2)國民收入=A-U(使用者成本)；(3)國民收入=工資+利息+地租+企業家收入(利潤)。對此，譯者在下面加以說明： (1)國民收入=消費+投資。根據凱恩斯的行文，國民收入=A+G-A1-(G′-B′)=(A-A1)+G-(G′-B′)。 其中A為社會在一段時期(如一年中)的產品的全部賣價，其中的A1為被企業家賣掉給其他企業家的部分，因此，A-A1=消費。G是年終時的機器設備(包括成品和半成品)的價值，(G′-B′)大致代表年初時的機器設備價值。如果G-(G′-B′)為正號，那表明企業家在一年中進行了投資，因此， A+G-A1-(G′-B′)=(A-A1)+G-(G′-B′)=消費+投資 (2)國民收入=A-U。根據凱恩斯的行文，產品A的直接成本=F(要素收 入 = 工 資+利息+地租)+使用者成本；同時，利潤(企業家收入)=A-直接成本=A-F-U，因此， 國民收入=全部居民的收入=F+利潤=F+A-F-U=A-U。 (3)國民收入=工資+利息+地租+利潤。根據凱恩斯的行文，國民收入=F+利潤=工資+利息+地租+利潤。 上述三種國民收入的定義是等價的，因為， 消費+投資=A-A1＋Ｇ－(Ｇ′-B′)=A-［(G′-B′)-(G-A1)］=A-U=A-使用者成本=A-U+F-F=F+利潤=工資+利息+地租+利潤。——譯者 [3] 〔1〕大致說來，凱恩斯的使用者成本=為了生產A而消耗掉的原料(A1)加上折舊(G′-B′-G)，因為，根據上面的公式，U=(G′-B′)-(G-A1）=A1+(G′-B′-G)。——譯者 [4] 在本章的附錄中，將對使用者成本作進一步的論述。 [5] 這裡的「收入」與下面要加以定義的淨收入是有區別的。 [6] 即除了利潤以外的收入，也就是：工資+利息+地租。——譯者 [7] 即G的數值很大。——譯者 [8] 即G＞(G′-B′)，而A1 接近於零的情況。——譯者 [9] A1 -U=A1 -［(G′-B′)-(G-A1 )］=A1 -(G′-B′)+G-A1 =G-(G′-B′)=投資。——譯者 [10] 這段話的大意是：當總供給等於總需求時，企業產品的所期望的賣價就能實現，成為企業的收入，從而也決定了企業所願意提供的就業量。——譯者 [11] 我認為，如果忽視給使用者成本下定義的問題，那麼，供給價格便是定義不完整的名詞。這一事項將在本章附錄中加以進一步討論。在附錄中，我將進行爭辯，認為在供給價格中不考慮使用者成本，雖然有時在總供給價格的事例中是合適的，然而，對單個廠商的單位產品的供給價格的問題，卻是不合適的。 [12] 例如，我們把Zw =Φ(N)，或把其另一種形式Z=W·Φ(N)當做為總供給價格(在這裡，W是工資單位，從而，W·Zw =Z)。於是，由於在總供給曲線上的每一點，邊際產品的賣價都等於邊際要素成本，我們得到： ΔN=ΔAw -ΔUw =ΔZw =ΔΦ(N) 就是說：如果要素成本和工資成本之間具有不變的比例，如果每一廠商(廠商的數目假設為不變)的總供給函數和其他行業所雇用的人數無關，從而，適用於每一單個企業家情況的上述方程的各項都可以加在一起來表示全體企業家的情況，那麼，Φ′(N)=1。其意義為：如果工資不變，而其他要素成本與工資總額保持固定的比例，那麼，總供給函數是線性的，其斜率等於貨幣工資率的倒數。 [13] 這就是在上面的(1)中提到的與生產有關的計算方法。——譯者 [14] 如對設備還能使用多久的預期的改變。——譯者 [15] 例如，原來預期設備還能使用5年，而原來沒有預期到新發明使設備的使用壽命變為2年，因此，在新的預期下，折舊的數值必須增加。新舊折舊量之間的差額被折算成現值後即為意外損失。——譯者 [16] 《經濟學雜誌》，1935年6月號，第235頁。 [17] 參見《對資本的維持》，載《經濟》雜誌，1935年8月號，第241頁以下。 [18] 在本章正文的以下部分，凱恩斯想要說明的是：根據定義，投資總是和儲蓄相等，然而，他卻未能明確指出，這種統計數字的相等，或事後的相等，並不意味著意願的(或事前的)投資和意願的(或事前的)儲蓄相等。事實上，按照凱恩斯的理論，正是由於意願的投資和儲蓄不相等，所以才導致了國民收入和就業量的波動。本書出版後，投資和儲蓄的相等和不相等在西方經濟學界造成了混亂，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後才得以澄清。漢森認為，凱恩斯之所以未能在本書中澄清這一點，其原因在於：在撰寫本書時，凱恩斯自己還未能把這一點徹底弄清楚(見漢森，《凱恩斯導讀》，第59頁)。——譯者 [19] 這裡的賣價也就是由於出售掉產品而得到的收入。——譯者 [20] 這裡的負投資大致可以被理解為一般所說的折舊，但按照凱恩斯的意思並不完全等於折舊。——譯者 [21] 「純」利息率即完全沒有風險的貸款利息率。——譯者 [22] 這種論述的方式依賴於一個方便的假設條件，即：在產量變化的範圍內，邊際直接成本曲線都具有連續性。［1］ 事實上，這一假設條件往往是不現實的，從而，可以存在著一個或數個非連續性的點，特別當我們到達相當於設備的技術上的全部生產能力時，更是如此。在這種場合，邊際分析法部分地不再適用；而價格可以超過邊際直接成本；在這裡，邊際直接成本系以產量減少一個小單位所導致的成本減少來加以計算(同樣，往往還會有下降方向的、即產量少於某一點的非連續性)。當我們考慮長期均衡中的短期供給價格時，這是很重要的，因為，在這一場合，相當於技術上的全部生產能力之點必須被認為是在運行之中的。這樣，長期均衡中的短期供給價格可能要超過邊際直接成本(以產量減少一個小單位的情況來加以計算)。 ［1］ 如果沒有連續性，即不能進行數學上的「求導數」，也就談不上「邊際」。 [23] 由於使用者成本部分地取決於對將來工資水平的預期，所以被認為是短期存在的工資單位的降低會使要素成本和使用者成本以不同比例發生變化，從而對使用何種設備會產生影響。可以設想，對有效需求也會產生影響；因為，要素成本決定有效需求的方式可以與使用者成本不同。 [24] 最先使用的設備的使用者成本並不必然同總產量的水平無關(見下面的論述)；就是說，當總產量水平改變時，使用者成本可以隨時受到影響。 [25] 即本章正文中的使用者成本定義的公式(G′-B′)-(G-A1 )。——譯者 [26] 設備在生產上消耗掉以後，其產品在那時(將來)能帶來一定的利益；把這筆代表利益款項計算出來之後，再打一個折扣(即用計算貼現的方法)來計算出將來的利益在今天值多少。——譯者 [27] 如果企業家預期在以後時期可以得到大於正常的收益，而這種收益能延續的時間短暫到不值得為此(或沒有足夠的時間)來生產新設備，那麼，就會大於此現在值。今天的使用者成本是將來使用同一設備所能帶來的各種不同收益的最大現在值。 [28] 大致指設備不需要維修時。——譯者 [29] 霍特里先生(《經濟》雜誌，1934年5月號，第145頁)曾經注意到庇古教授對供給價格和邊際勞動成本的等同，並且進行爭辯，認為庇古教授的論點會因之而受到嚴重損害。 第七章 對儲蓄和投資的意義的進一步考察 Ⅰ 在上一章中，儲蓄和投資系以如此的方式加以定義，以致它們在數量上必然相等，因為，對整個社會而言，它們不過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然而，不止一位現代的學者(包括我自己在我的《貨幣論》中)曾經對這些名詞作出特別的定義，使二者並不必然相等。其他學者的著作則依靠二者可以不等的假設條件，但在論述中並未給出任何定義。因此，有必要把現行的對兩個名詞的一些不同用法加以分類，以便說明我們過去的論述和其他的對這兩個名詞的論述之間的關係。 據我所知，每個人都同意：儲蓄的意義是收入超過其被用之於消費的部分。如果儲蓄的意義不是如此的話，那肯定會很不方便並且會引起誤解。對於什麼是被用之於消費的開支，也不存在重大的意見分歧。由此可見，用法的差異不是來自有關投資的定義，便是來自有關收入的定義。 Ⅱ 我們首先考察投資。在流行的用法中，投資的通俗意義是個人或公司對新的或舊的資產的購買。在偶然的情況下，該名詞可以專指在證券交易所購買一張有價證券。但是，我們所說的投資卻包括投資於(例如)一座房屋、一台機器、一批製成或半製成品，並且一般把用收入來對任何資本資產的購買稱為新投資，以便與再投資加以區別。如果我們把一項投資的出售當做負投資，即投資的反面，那麼，我的定義符合通俗的用法；因為，舊投資的買和賣必然相互抵消。當然，我們必須照顧到債務的形成和償付(包括信用或貨幣數量的改變)；但由於就整個社會而言，債權數量的增加或減少總是必然等於債務數量的增加或減少，所以當我們涉及的是總投資時，這一信用或貨幣的複雜之處會相互抵消。因此，假設通俗意義的收入相當於我的淨收入，那麼，通俗意義的總投資與我的淨投資的定義完全一致，即：一切種類的資本設備的淨增加額；為得到淨增加額而被減去的原有資本設備的價值改變已經在計算淨收入中加以扣除。 以如此方式加以定義的投資包括資本設備的增加額，不論是指固定資本、經營資本或是流動資本而言；因此，如果投資的定義有重大的差異之處(除了投資與淨投資的差別以外)，那麼，差別必然系由於把上述三種資本中的一種或一種以上的增加額排除在投資的定義之外。 例如，霍特里先生認為，流動資本的改變，即意外的存貨數量的增加(或減少)，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從而提出把這種改變排除在外的一個投資的可能的定義。在這種場合，儲蓄超過投資的數量就會等同於意外的存貨量的增加，即流動資本的增加。霍特里先生並沒有說服我，為什麼這便是應該強調的因素；因為，他把全部重點都放在對未預料到的改變的矯正之上，而不放在對預料到的(不論預料是否正確)改變的矯正之上。霍特里先生認為：企業家會由於他的存貨量的改變而變動一天和前一天之間的對生產規模的決策。可以肯定，對消費品而言，存貨的改變對他的決策起著重大的作用。但是，我找不出任何理由來把其他影響決策的因素排除在外。因此，我傾向於強調有效需求的全部改變，而不僅僅是有效需求所反映的兩個期間的存貨量增加或減少那一部分的改變。此外，對固定資本而言，閒置設備的生產能力對生產決策的影響相當於存貨的增加或減少；而我看不出霍特里先生的辦法如何能對這一至少同等重要的因素加以處理。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者所使用的資本形成和資本消費似乎很可能既不等同於上面加以定義的投資和負投資，也不等同於淨投資和淨負投資。具體說來，資本消費被認為是可以出現於上面加以定義的資本設備沒有淨減少的情況之中。然而，我還未能找到任何能把這些名詞清楚地加以解釋的著作。例如，有的著作說，當生產過程延長時，資本形成便會出現。那樣的或類似的文句並不能解決問題。 Ⅲ 我們再來論述儲蓄與投資的不等。由於收入的定義的不同，所以收入超過消費的部分不同，從而儲蓄與投資不等。我自己在《貨幣論》中所使用的名詞可以作為這方面的例子。正如我在上面第67頁所解釋的那樣，我在該書所使用的收入與我現在的定義不同。該書的定義把企業家的(在一定的意義上)「正常利潤」，而不是在現實中實現的利潤當做他的收入。這樣，關於儲蓄大於投資，我的意思是：產量的規模處於如此的狀態，以致企業家從他所擁有的資本設備那裡得到少於正常利潤的收益；而關於儲蓄大於投資的數量增長，我的意思是：在現實中的利潤已經下降，從而企業家會具有減少產量的動機。 我現在認為：就業量(從而產量和實際收入)是由企業家所決定的，他作出決定的動機是企圖使他的現在的和將來的利潤最大化(需要扣除的使用者成本的大小取決於他如何通過設備的使用在設備的壽命期間得到最大的收益)；與此同時，能使他的利潤最大化的就業量則取決於總需求函數，而總需求函數代表在各種不同設想條件下他所預期的來自消費和投資的產品賣價。在我的《貨幣論》中，投資超過儲蓄的數量的改變這一概念是一種處理利潤改變的方法，雖然我在該書中並沒有對預期的和已經實現的結果加以明確的區分。 [48] 在該書中，我進行爭辯，認為投資超過儲蓄的數量是決定就業量改變的動力。由此可見，我的新論點(我在本書中所持有的)雖然遠為更加精確和易於理解，但基本上是我舊論點的發展。如果用我在《貨幣論》中的用語加以表達，那麼，我的新論點可以被述之如下：在過去的就業量和產量為既定時，對投資超過儲蓄數量的預期的增加會導致企業家來增加就業量和產量。我現在和過去的論點的重要性在於企圖說明：就業量取決於企業家對有效需求的預期，而我在《貨幣論》中所定義的對投資相對於儲蓄的增加的預期是有效需求增加的一個準繩。然而，有鑒於我在這裡所提出的進一步的發展，我在《貨幣論》中的表述當然是非常含混不清和不完整的。 D．H．羅伯森先生曾經作出定義，使今天的收入等於昨天的消費加投資，從而，按照他的定義，今天的儲蓄等於昨天的投資加上昨天的消費超過今天的消費的數量。在這樣的定義之下，儲蓄可以超過投資，即昨天的收入(我的意義上)超過今天的收入。由此可見，當羅伯森先生說，儲蓄超過了投資，他的意思在實際上就等於我所說的收入在下降，而他所說的儲蓄超過投資的部分正好等於我所說的收入的下降部分。如果今天的預期果真總是由昨天實現的結果所決定，那麼，今天的有效需求會等於昨天的收入。這樣，羅伯森先生的方法可以被當做有別於我的方法的另一種具有相同目標的企圖(也許大致近似於我的方法)來對有效需求和收入作出區別，而這種區別對因果分析是至關重要的。 [49] Ⅳ 我們在下面將論述「強迫儲蓄」以及與此相聯繫的許多遠為更加含混的觀點。在這些觀點中，是否能發現任何明顯的重要之處?在我的《貨幣論》中(第1卷第171頁腳註)，我提供了以前使用「強迫儲蓄」的參考文獻並且認為，這些文獻的用法在某種程度上相近於投資與「儲蓄」的差額，而「儲蓄」具有我在該書中使用的意義。我現在不再肯定：現實中會存在著我那時所宣稱的那樣多的相近的程度。無論如何，我敢於肯定：「強迫儲蓄」以及最近使用的類似名詞(例如哈耶克和羅賓斯教授所使用的)與我在《貨幣論》中所指的投資和「儲蓄」的差額的意義沒有任何具體關係。雖然這些學者並沒有對他們所使用的這一名詞加以明確的解釋，然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的意義上的「強迫儲蓄」是一種經濟現象，該現象直接來自貨幣數量或銀行信用的改變並且可以用這種改變加以衡量。 眾所周知，產量和就業量的改變會造成以工資單位來衡量的收入的改變，而工資單位的改變又會造成借款者和放款者之間的收入再分配以及以貨幣來衡量的總收入的改變。 [50] 不論就上述產量和就業量的改變所造成的後果而言，還是就工資的改變所造成的後果而言，都會(或可以)存在著儲蓄數量的改變。由於貨幣數量的改變，通過它對利息率的影響，可以造成收入的數量和分配的改變(正如我們在以後要說明的那樣)，所以這種改變可以間接地引起儲蓄數量的改變。但是，這種儲蓄數量的改變並不比任何客觀條件的改變所造成的儲蓄數量的改變更具有「強迫儲蓄」的性質；從而，除非我們為不同條件下的儲蓄量規定正常值或標準值，我們沒有辦法來區別各種儲蓄數量改變的情況。此外，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同一個既定貨幣數量的變動所造成的總儲蓄的數量改變是很不相同的；它取決於許多其他因素。 由此可見，除非我們規定一定的儲蓄量的標準，「強迫儲蓄」是沒有意義的。如果我們選定(也許是一個合理的選擇)相當於充分就業的儲蓄量為標準，「強迫儲蓄」的定義會成為：「強迫儲蓄是實際儲蓄超過充分就業在長期均衡條件下應有的儲蓄的部分。」這個定義是有意義的，但根據這個定義，強迫儲蓄會是很罕見的和非常不穩定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強迫儲蓄的不足倒是通常存在的事實。 哈耶克教授的饒有興趣的文章《強迫儲蓄學說的發展》 [51] 表明：這正是該名詞的原意。「強迫儲蓄」或「強迫節儉」本來就是邊沁的概念，而邊沁明確說過，他所指的是：在「全部人手都已被雇用並且以最有利的方式被雇用」 [52] 的情況下，貨幣數量的增加(相對於貨幣可以購買的東西而言)所造成的後果。邊沁指出，在這種情況下，實際收入不會增加，從而，過渡時期中的追加的投資會引起強迫節儉，「以國民的生活水平的犧牲和對社會正義的背離作為代價」。所有的19世紀的涉及這一概念的學者都具有同樣的想法。但是，要想把這一完全清楚的想法擴大到小於充分就業的條件卻會引起困難。當然(把增加的就業量應用於既定數量的資本設備的條件下，由於收益遞減規律)，任何就業量的增加會使已經就業的人犧牲一些實際收入，但是，把這種收入的損失和可能伴隨著就業量的增加而增加的投資聯繫在一起不大可能得到多少研究的成果。無論如何，我還不知道有任何對「強迫儲蓄」發生興趣的現代學者把該概念擴展到就業量正在增加的情況。他們似乎普遍地忽視了這一事實，即：把邊沁的強迫節儉的概念擴展到小於充分就業的狀態需要某些說明或限制條件。 Ⅴ 認為在一般意義上的儲蓄與投資可以不相等的想法之所以能夠流行，其原因在我看來是由於一種視覺上的錯誤；這種視覺上的錯誤把單個存款者與他存款銀行之間的關係看成單方面的交易，而不是實際存在的雙方面的交易。具有這種錯覺的人們認為，存款者和他存款的銀行可以通過某種手段來實現某種行動，使得儲蓄在銀行制度中消失掉，從而儲蓄不能被用作為投資；或者，反過來說，銀行制度可以使投資出現，而又不存在與之相應的儲蓄。但不論資產是現金、債權或資本品，除非通過取得一件資產，沒有人能夠進行儲蓄；而沒有人能取得一件他以前沒有的資產，除非通過兩種途徑：或者，一件價值相同的新資產被創造出來；或者，另一人把他以前有的一件價值相同的資產脫手。在第一種途徑中，存在著相應的新投資；在第二種途徑中，另一人必須進行相同數量的負投資。其原因在於：另一人所失掉的財富必然系由於他的消費超過了收入，而不是由於來自資本品資產的價值變動所帶來的在資本品賬面上的損失，因為，我們在這裡所涉及的事例與此人以前特有的資產在價值上遭受損失無關。此人取得了他現有資產的價值，但卻未能以任何形式把該價值保持在自己手裡；就是說，他必然把它用之於他的消費超過收入的部分。此外，如果銀行制度脫手一件資產，那麼，某一個人必然脫手現金。根據這些理由，社會上所有的人的總儲蓄必然要等於社會上現行的新投資。 一種觀點認為，銀行制度所創造的信用可以在沒有相應的「真正的儲蓄」的條件下使投資成為可能。這種觀點只看到銀行信用增加的一個後果，而沒有看到其他的後果。如果銀行對企業家的新放款使企業家能進行沒有這筆放款就不能進行的新投資，那麼，收入在正常的情況下必然會以快於投資的速度增加。此外，除了在充分就業的情況以外，實際收入和貨幣收入都要增加。公眾將進行「自由選擇」來決定如何把他們增加的收入分配於儲蓄和消費之間；而那些向銀行借款來增加投資的企業家不可能實現使投資增加的速度大於公眾增加其儲蓄的意圖(除非這些企業家的投資系被用來代替其他企業家本來就會進行的投資)。此外，公眾所增加的和他們以任何其他方式所進行的儲蓄都是一樣的十足的儲蓄。除非人們樂於持有額外的貨幣，而不是其他形式的財富，沒有人能強迫他們持有相當於新的銀行放款的額外貨幣量。然而，就業量、收入和價格勢必以如此方式發生變化，以致在變化後的新情況下，某些人確實樂於持有額外的貨幣量。不能否認，在一個特殊方面的預料不到的投資的增加可以造成總儲蓄和投資量的不規則變化，而這種變化在投資的增加能被充分預料到的條件下是不會發生的。也不能否認，銀行提供放款會引起三種傾向——(1)產量增加，(2)以工資單位來衡量的邊際產品的價值上升(在收益遞減的條件下，隨著產量增加而必然有的現象)，以及(3)以貨幣來衡量的工資單位增加(因為，這經常隨著就業量的增加而發生)；這三種傾向可以影響不同人群之間的實際收入的分配。但是，這些傾向是產量增加本身所具有的特點。如果產量的增加來自銀行放款(或信用)增加以外的原因，那麼，三種傾向也會以相同的程度發生。要想避免它們的發生，只有避免任何能改善就業量的行動。雖然上面的論述是對的，然而，它的很大部分都是現在還沒有得出的以後將加以討論的結果。 由此可見，儲蓄總是會引起投資這一老式的說法雖然是不完整的，而且會引起誤解，然而，它在形式上卻比有儲蓄而沒有投資或者有投資而沒有「真正的」儲蓄這種新型的說法要為健全一些。老式說法的錯誤在於根據個人的儲蓄行為便作出似是而非的推斷，認為他也會使總投資增加相同的數量。不能否認，當個人進行儲蓄時，他增加他自己的財富。但是，他也會增加總財富的結論卻沒有考慮到一種可能性，即：個人進行儲蓄的行為可以影響到另一人的儲蓄，從而會影響另一人的財富。 一方面，儲蓄恆等於投資，而另一方面，又顯然存在著個人儲蓄的「自由」，即：不論他自己或其他人的投資為多少，個人可以自由決定他的儲蓄數量。二者之所以能調和一致，原因主要在於儲蓄和消費一樣，也具有兩個方面。雖然一個人的儲蓄不大可能對他自己的收入具有很大的影響，然而，他的消費數量對其他人收入的影響使所有的人不可能在一起同時儲蓄掉一個事先規定的既定數量。每一個通過減少消費來增加儲蓄的企圖會影響收入到如此的程度，以致這種企圖給自己招致失敗的後果。 [53] 當然，整個社會想要儲蓄掉少於現行的投資的數量也是同樣不可能的，因為，這樣做的企圖必然會把收入提高到某一個水平，而處於這一水平，個人想要儲蓄的數量的總和正好等於投資的數量。 上面的論述非常相似於另一個命題，即如何使下列兩個方面協調一致：一方面，每個人都有自由來改變他所想要持有的貨幣量，而另一方面，各個人所持有的貨幣量的總和又必須等於銀行制度所提供的現金數量。在這個命題中，兩個方面的貨幣量之所以能夠相等，原因在於：人們所想要持有的貨幣量取決於他們的收入或各種物品的價格(主要是有價證券的價格)；而人們對這些物品的購買自然又成為在持有貨幣以外的另一種持有財富的方式。這樣，收入和各種物品的價格必然會發生變化，一直到新的收入和價格水平能使人們所想要持有的貨幣量的總和等於銀行制度所提供的貨幣量時為止。當然，這是貨幣理論的基本命題。 兩個命題都不過是根據同一件事實而推導出來的結果。這件事實是：沒有賣者就沒有買者，或沒有買者就沒有賣者。雖然對考察個人而言，其交易量與市場交易量相比顯得甚為微小，從而可以忽視需求所具有的雙重交易的性質而不至造成重大的謬誤，然而，當我們涉及總需求時，卻不能這樣做。這就是總體的經濟行為理論和個體的行為理論之間的至關重要的差別，因為，在個體的行為理論中，我們可以假設：個人需求的大小並不會影響他自己的收入的高低。 * * * [1] 在該書中，我的方法是把現行的已實現的利潤當做決定現行的對利潤的預期因素。 [2] 參閱羅伯森的文章《儲蓄與貯錢》(載《經濟學雜誌》，1933年9月號，第399頁)以及羅伯森先生、霍特里先生和我自己的討論(載《經濟學雜誌》，1933年12月號，第658頁)。 [3] 因為，工資單位的改變被認為是可以和物價的漲落伴隨在一起。——譯者 [4] 載《經濟學季刊》，1932年11月號，第123頁。 [5] 同上，第125頁。 [6] 意思是說，如果大家都想增加儲蓄，從而減少消費量，那麼，這會引起商品滯銷，使整個社會的收入下降，而隨著整個社會收入下降，每個人的收入也會下降。當個人的收入下降以後，他就沒有能力進行他原先想要進行的儲蓄量。——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