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 · 第一編 引論

第一章 何謂通論 我把本書命名為「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用以強調其中的「通」字。這一命名的目的在於使我的論點和結論能與古典 [1] 學派對同一問題的論點和結論加以對照。正如它在過去一百年中所做的那樣，不論在實踐上還是在理論上，古典學派的理論支配著我這一代的統治階級和學術界的經濟思想，而我自己也是被這種傳統思想哺育出來的。我將要進行爭辯，說明古典學派的假設條件只適用於特殊情況，而不適用於一般通常的情況。古典學派所假設的情況是各種可能的均衡狀態中的一個極端之點。此外，古典理論所假設的特殊情況的屬性恰恰不能代表我們實際生活中的經濟社會所含有的屬性。結果，如果我們企圖把古典理論應用於來自經驗中的事實的話，它的教言會把人們引入歧途，而且會導致出災難性的後果。 * * * [1] 「古典經濟學者」是馬克思所首創的名詞，用以泛指李嘉圖和詹姆斯·穆勒以及他們的前輩們。這就是說，泛指集大成於李嘉圖經濟學的古典理論的那些創始人。我已經習慣於在「古典學派」中納入李嘉圖的追隨者，即那些接受李嘉圖經濟學並加以完善化的人，包括(例如)J.S.穆勒、馬歇爾、埃奇沃思以及庇古教授。我這樣做，也許犯了用語不當的錯誤。 馬克思對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劃分與凱恩斯不同。前者的劃分終止於李嘉圖。在目前，西方學者對古典學派的劃分和凱恩斯也並不一致。他們所說的古典學派大致終止於J.S.穆勒；而把興起於1870年以後、包括馬歇爾、埃奇沃思、庇古等人在內的西方學說稱之為「新古典學派」。——譯者 第二章 古典經濟學的假設前提 大多數論述價值論和生產論的著作主要既研究定量的資源如何在各種不同用途之間進行配置，也研究在使用這一定量資源的前提下，各種資源的相對報酬及其產品的相對價值如何得以決定。 [2] 還有，關於現有可用的資源，如適合於就業的人口的多寡、自然財富的規模以及已被積累起來的資本設備的數量，這些著作往往使用對既定數量進行描述的方法加以處理；但是，關於何種力量在現有可用的資源中決定實際使用量的大小的純理論則很少以詳盡的方式加以考察。如果說這種純理論根本沒有被考察過，那當然是沒有根據的。因為，針對就業量的波動的論述為數眾多，而且，每一個論述都涉及上述的純理論。我要說的是：並不是這一主題受到忽視，而是作為這一主題基礎的基本理論被認為是如此簡單和明顯，以至它最多只能被稍微提及一下。 [3] Ⅰ 我認為，雖然對它們幾乎未加討論，古典學派的就業理論——被 認為是簡單和明顯的——奠基於兩個基本假設前提之上。 [4] 這兩個假設前提是： 1.工資等於勞動的邊際產品。 就是說，一個就業的人所得到的工資等於就業量減少一人所損失的產值(減去由於產值的下降而免去的開支之後)；然而，二者的相等是有限制條件的，因為，根據有關的原理，當競爭和市場具有不完全性時，二者的相等會受到破壞。 2.當就業數量為既定時，工資的效用等於該就業數量時的邊際負效用。 就是說：每一個就業者的實際工資正好足以(按照就業者自己的估計)誘使實際就業的人繼續維持原有的就業數量；類似於第一個假設前提的競爭不完全性的限制條件，第二個假設前提中所說的相等會由於勞動者聯合成為工會組織而遭受破壞。 [5] 在這裡，負效用必須被理解為由於種種原因，一個人或一群人寧願失業而不願接受被他們認為其效用低於某一最低限度的工資。 第二個假設前提與所謂「摩擦」失業並不矛盾。因為，把第二前提應用於現實時，理所當然地應該容許在調整過程中存在的各種不完善之處，而這種不完善之處使得充分就業不能繼續存在。例如，由於估算錯誤或時斷時續的需求，專業化的資源的比例暫時失調可以導致失業；或者，由於未預見到的變動而導致的時間的拖延；或者，從一種工作轉移到另一種工作所必須有的時間；由於這些原因，在一個非靜態的社會中，總會存在著「在不同工作中轉移」中而失業的資源。除了「摩擦」失業之外，第二個假設前提也與「自願」失業並不矛盾。「自願」失業系指：由於法律規定、社會成規，由於為了能以集體的力量來進行工資協議而形成的工會組織，由於對變革的反應遲鈍或者單純由於人的頑固性，人們拒絕接受相當於他們的邊際生產率的產品價值的報酬而去工作。 [6] 「摩擦」失業和「自願」失業已經構成失業的全部範疇。古典學派的假設前提不容許第三類失業範疇的存在，這個第三類範圍將在以下被我定義為「非自願」失業。 在這些限制條件的範圍內，按照古典學派的理論，就業的資源數量系由這兩個假設前提所決定。第一個前提提供就業的需求曲線；第二個提供就業的供給曲線；而就業的數量則決定於邊際產品所帶來的效用等於邊際就業所帶來的負效用之點。 根據以上所述，有可能增加就業量的方法僅有四種： (a)改善組織機構和增強預見性，以便減少「摩擦」失業。 (b)減少以實際工資表示的勞動的邊際負效用，從而在每一實際工資下，會有更多的勞動者願意工作；這樣會減少「自願」失業。 (c)工資品行業中的邊際實物勞動生產率的增加 [7] (採用庇古教授的便於使用的工資品這一名詞來表示，其價格可以決定貨幣工資的效用大小的物品)。 (d)非工資品的價格相對於工資品價格的增加，與此同時，非工資收入者把開支從工資品轉移到非工資品上去。 據我了解，以上是庇古教授的《失業論》的實質性內容——唯一存在的對古典學派的就業理論的詳細論述。 [8] Ⅱ 古典學派的兩種失業範疇能概括全部失業現象嗎?事實是：總有一些人願意接受現行工資而工作，但卻無工可做。大家承認，按照現行的貨幣工資，只要存在著需求，一定會有更多的人就業。 [9] 古典學派認為，這種現象與他們的第二個假設前提並無矛盾之處。他們爭辯道：雖然對勞動的需求在全部願意為現行的貨幣工資而工作的人全部就業以前已經得到滿足，但這卻是由於勞動者之間的公開或暗中的不為少於現行工資而工作的協議。他們還說：只要勞動者整體同意降低貨幣工資，更多的人就會得以就業。如果情況確實如此，那麼，這種失業，雖然看上去顯然是非自願的，但卻不完全如此。它應被歸納到上述的「自願」失業的範疇，因為，這種失業是由於集體協議工資等原因而造成的。 這就引起了兩點值得考察之處：第一點牽涉到勞動者對實際工資和貨幣工資的態度，而這一點在理論上並不重要，但第二點卻具有關鍵性的意義。 我們暫時假設，勞動者不準備接受較低的貨幣工資而工作，從而，現行的貨幣工資水平的降低會通過罷工或其他手段導致已經就業的一部分勞動者退出勞動市場。這是否能證明現行的貨幣工資能準確地衡量勞動者的邊際負效用?不一定如此。因為，雖然降低現行的貨幣工資會導致一部分勞動者退出就業，但如果工資品的價格上升，以致現行的貨幣工資所能購買到的工資品較前為少時，卻不一定導致同一後果。換句話說，實際的情況可能是：在一定的範圍內，勞動者所要求的是一個最低限度的貨幣工資而不是一個最低限度的實際工資。古典學派一向暗中假設著，這不會在實質上改變他們的理論。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因為，如果勞動的供給函數不把實際工資作為它的唯一的自變量， [10] 那麼，古典學派的論點就會完全崩潰，從而使實際的就業量不能得以確定。 [11] 他們似乎沒有理解到，除非勞動的供給僅僅是實際工資的函數，他們的勞動供給曲線會隨著每一次價格的變動而改變。這樣，他們的方法與其非常特殊假設條件是分不開的，從而不能被用來處理更加一般的情況。 日常的經驗也毋庸置疑地告訴我們：勞動者要求得到的(在一定限度內)是一定量貨幣工資而不是實際工資的情況遠不是一種可能性，而是正常的事例。雖然勞動者通常會抵抗貨幣工資的削減，但當工資品的價格上升時，他們並不拒絕工作。人們有時說，勞動者抵抗貨幣工資的下降而不抵抗實際工資的下降是不合乎邏輯的。由於下面(第18～19頁)提供的理由，這可能不像驟然看來那樣的不合邏輯；而且，正如我們在以後所要看到的那樣，事實也是如此。但是，不論是否合乎邏輯，經驗表明，勞動者確實是按此行事的。 此外，作為經濟蕭條的特徵的失業是由於勞動者拒絕接受貨幣工資削減的論點顯然沒有得到事實的支持。斷言美國在1932年的失業問題不是由於勞動者頑固地拒絕接受貨幣工資的削減，便是由於他們執拗地提出對實際工資的要求超過經濟機構的生產率所可能提供的水平這一說法是很難令人信服的。經驗表明：在勞動者既沒有明顯改變最低實際工資要求，又沒有明顯改變他們的生產率時，卻存在著巨大的就業量的變動。勞動者在蕭條時期決不比在高漲階段更加不講道理——實際情況確實如此。他們的物質的勞動生產率也並不更少一些。這些來自經驗的事實構成確鑿的理由來懷疑古典學派的分析是否恰當。 如果能對貨幣工資的變動和實際工資的變動之間的實際關係作出統計考察，那會是饒有興趣的。關於某一具體行業的變動情況，我們會期望實際工資的變動和貨幣工資的變動具有相同的方向。但以整個的工資水平的變動情況而言，我設想統計考察會發現：貨幣工資的變動和其相對應的實際工資的變動通常遠不具有相同的方向，而幾乎總是方向相反的。就是說，可以發現：當貨幣工資上升時，實際工資下降；而當貨幣工資下降時，實際工資上升。這是由於在短期內，下降的貨幣工資和上升的實際工資各自出於獨立存在的原因而很可能與就業量的減少有關；勞動者在就業量減少時較易於接受工資的削減，而在同一的就業量減少的情況下，實際工資不可避免地要上升，其原因在於：當產量減少時，勞動者在同一數量的資本設備下的邊際生產率會增加。 如果現行的實際工資確實是一個最低限度，從而在低於這一限度的情況下，願意工作的勞動者不會超過現在的就業量，那麼，除了摩擦失業以外的非自願失業就不會存在。但是，認為實際情況一定如此則是荒謬的。因為，按照現行的工資，即使工資品的價格上升，通常總可以僱傭到比現行就業數量還要多的勞動者；由此可見，實際工資是下降的。如果這是正確的話，那麼，用現行的貨幣工資能購買到的工資品就不能準確地代表勞動的邊際負效用，從而第二個假設前提不能成立。 然而，還有一個更加基本的反對意見。第二個假設前提來源於一種想法，即：勞動者的實際工資取決於勞資雙方在工資上的協議。古典學者們當然承認，雙方協議的是貨幣工資 [12] ；甚至也承認，被勞動者認為是可以接受的實際工資並不完全與當時的貨幣工資的大小有關。雖然如此，他們仍然認為，協議所規定的貨幣工資決定了實際工資的大小。因此，古典學派的理論認為，只要勞動者接受貨幣工資的削減，他們的實際工資便會降低。實際工資趨於同勞動的邊際負效用相等這一假設前提顯然意味著：勞動者自己可以決定他為之而工作的實際工資，雖然不能決定在這一工資水平的就業量。 簡言之，傳統的理論認為：勞資雙方的工資協議決定了實際工資 ；從而，假設在僱主之間存在著自由競爭，而在勞動者之間又沒有限制性的工會組織，那麼，如果後者願意，後者可以使他們的實際工資等於在同一工資下僱主們提供的就業人數的邊際負效用。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麼，就不再有任何理由來期望實際工資和勞動的邊際負效用之間的等同趨向。 必須記住，古典學派的結論並不僅僅意味著：一個單個的勞動者可以通過接受被另一個勞動者拒絕接受的較低工資而得到就業機會；這一結論還企圖被應用於勞動者的整體。這一結論被認為可以同樣被應用於封閉的和開放的社會，而並不受到開放社會的特點的影響，或者一個國家削減貨幣工資對該國的外貿的影響。這些當然都完全處於本書所討論的範圍以外。這一結論也不考慮以貨幣衡量的工資總額的減少對銀行制度和信用狀況引起的某些反應這種間接的影響；這些影響將在第19章中詳加論述。他們的結論只是奠基於一個信念，即：在一個封閉的社會中，當貨幣工資的一般水平降低時，至少在短期內，實際工資必將有某些下降，雖然下降的程度並不總是成比例的；也許會有例外，但例外情況並不重要。 實際工資的一般水平取決於勞資之間的對貨幣工資的協議這一說法並不具有顯而易見的正確性。奇怪的是：很少有人企圖證實或推翻這一說法，因為，這一說法與古典理論的一般論調遠遠不相一致。古典理論引導我們來相信：價格取決於以貨幣表示的邊際直接成本，而貨幣工資又在很大程度上決定邊際直接成本。因此，如果貨幣工資有所變動，那麼，按照古典學派的理論，價格會作出幾乎相同比例的變動，從而使實際工資和就業水平基本上與變動前一樣。勞動者所經受的任何少量的增益與損失會由邊際成本中的其他部分的損失和增益來抵消，從而使邊際成本保持不變。 [13] 古典學派之所以未能遵循這一思路追究下去，其部分原因在於他們的已經形成的信念，認為勞動者可以決定自己的實際工資，其另一部分的原因也許在於他們的先入之見，認為價格取決於貨幣數量。而且，勞動者總是可以決定自己的實際工資這一命題，一旦被接受下來，又和勞動者總是可以決定他們自己願在何種實際工資下達到充分就業(即在一既定實際工資下的最大就業量)混淆在一起。 綜上所述，對古典學派的第二個假設前提，我們有兩個反對意見。第一個反對意見牽涉到勞動者的行為。在貨幣工資不變的情況下，由於價格上升而導致的實際工資下降一般不會使在現行工資下的勞動供給量低於價格上升前的實際就業量。如果說會使勞動供給量低於價格上升前的實際就業量的話，那就等於說：現在的失業者雖然願意在現行的工資下就業，但卻會在生活費用稍微上漲時，拒絕為現行工資而工作。然而，這一古怪的假定卻貫穿在庇古教授的《失業論》 [14] 的全書之中，這也是正統學派的追隨者們在暗中所假定的東西。 但是，另外一個較為基本的反對意見將在本書的以下各章加以發展。這個反對意見來源於我們不同意工資協議可以直接決定實際工資的一般水平這一假設條件。就假設工資協議可以決定實際工資而論，古典學派暗中塞進了這個不恰當的假定。因為，對於全部勞動者的整體而言，可能不存在任何辦法來使相當於貨幣工資的一般水平的工資品等於現行的就業量的邊際負效用；也可能不存在任何途徑，使勞動者全體能夠通過它與僱主們對貨幣工資的討價還價來把實際工資改變到某一既定的水平。這就是我們的論點。我們將致力於證明：決定實際工資的一般水平的是某些其他的因素。說明這一問題將是本書的主題之一。我們將進行爭辯並且指出：對於我們生活於其中的經濟制度在這一方面的運行，一向存在著原則性的誤解。 Ⅲ 雖然在個人或集體之間的圍繞著貨幣工資的討價還價往往被認為可以決定實際工資的一般水平，而在事實上這種討價還價所關心的卻是不同的事物。由於勞動者的流動性不夠完善，從而工資不能精確地反映不同職業的真正的有利之處，所以任何個人和集體如果容許他們的貨幣工資作出相對於其他人的貨幣工資的削減，那麼，削減就會使他們的實際工資相對地下降。這已構成充分的理由來使他們抵抗貨幣工資的削減。另一方面，要想抵抗對一切勞動者影響相同的由於貨幣購買力改變而造成的實際工資的每一次下降卻是不現實的。事實上，來自這種方式的實際工資的下降一般不會遭受抵抗，除非下降的幅度達到極端的程度。此外，在少數幾個行業中抵抗貨幣工資的削減所引起的對增加就業量的阻礙，其嚴重性要遠低於全部行業對實際工資的削減加以抵抗時所引起的同一阻礙。 換句話說，對貨幣工資的討價還價主要是影響實際工資總量在不同勞動者集體之間的分配，而不是影響每一個就業者的平均實際工資。我們將會看到，後者取決於一系列不同的因素。一群勞動者通過聯合而形成工會組織的作用在保護他們的相對的實際工資。實際工資的一般水平則取決於經濟制度中的其他因素。 因此，值得慶幸的是：與古典學派相比，勞動者倒是更加合理的經濟學者，雖然他們是在下意識中做到這一點的。以他們抵抗貨幣工資的削減而論，即使這時的工資的實際購買力大於現行的就業量的邊際負效用，他們也會這樣做，因為貨幣工資的削減往往限於個別的行業，並且很少，或者從來就不涉及全體勞動者。相反，他們並不抵抗貨幣工資不變時的實際工資的降低，因為，這種降低會和總就業量的增加聯繫在一起。除非降低到如此程度，以致實際工資有可能下降到現行就業量的邊際負效用之下。每一個工會都會採取一些手段來抵抗貨幣工資的削減，不論削減的數量小到何種程度。但由於沒有一個工會會夢想到對每一次的生活費用的上漲舉行罷工，所以工會並沒有對就業量的增加設置障礙，而古典學派卻把設置障礙的責任加在工會的頭上。 Ⅳ 現在，我們必須給第三種類型的失業，即嚴格的「非自願」失業下一定義。對這種類型的失業，古典學派不承認其存在的可能。 顯然，我們所說的「非自願」失業並不指工作還沒有消耗掉人們的全部工作能力以前的狀態。一天工作八小時並不由於人們的精力能維持十小時的工作而被稱為失業。如果有一批勞動者由於他們不願意接受少於某種水平的實際工資而進行勞動，那麼，我們也不把他們當做「非自願」失業者。此外，為了方便起見，也把「摩擦」失業排除在我們所定義的「非自願」失業之外。這樣，我作出定義如下：如果當工資品的價格相對於貨幣工資作出微小上升時，為了現行的貨幣工資而願意工作的勞動供給總量和在同一貨幣工資之下的對勞動的需求總量都大於現行的就業量，那麼，人們便處於非自願失業狀態。 另一個可供選擇的、其實質內容完全相同的定義將在下一章中加以說明(下面第28～39頁)。 根據這一定義，第二個假設前提所假定的實際工資和就業的邊際負效用的相等在現實的意義上就相當於「非自願」失業不存在的情況。 [15] 我們把這種沒有「非自願」失業的情況稱之為「充分」就業。在這樣的定義之下，「摩擦」和「自願」失業並不與「充分」就業發生矛盾。我們將會發現：這與古典理論的其他特徵也是吻合的，而古典理論最好應被稱為充分就業條件下的分配理論。只要現實符合古典學派的假設前提，上述意義的非自願失業是無從發生的。 [16] 因此，所有的失業必須來自「從一個工作轉移到另一個工作之間的」暫時性的失業、或者來自對高度專業化的資源的時斷時續的需求、或者來自工會的不讓非工會人員就業的「限雇原則」。 [17] 這樣，如果接受古典傳統的經濟學者忽視了作為他們的理論基礎的特殊假設前提，那麼，他們必然會作出在邏輯上完全符合他們假設前提的結論，即：所有的失業(除了所承認的例外以外)歸根結蒂是由於沒有工作的生產要素拒絕接受相當於它們的邊際生產率的報酬。 [18] 古典學派的經濟學者可能同情勞動者對削減貨幣工資的抵抗，也可能承認，為了對付暫時性的局面而接受貨幣工資削減並非明智之舉；但是，對科學的忠誠會迫使他來宣稱：無論如何，這種對貨幣工資的削減的拒絕是問題的最終原因。 顯然，如果古典理論僅適用於充分就業的事例，那麼，把它應用於非自願失業的問題就是錯誤的——假設這種問題是存在的話(誰能否定它的存在?)。古典學派的理論家們很像置身於非歐氏世界的歐氏幾何學家們；這些人發現，他們看到的顯然為平行的線段卻會相交，於是便指責線段沒有畫直——作為唯一的能夠解決矛盾的出路。然而事實上，除了推翻平行線的假設條件以及建立一個非歐氏幾何學以外，並不存在著別的出路。類似的事情也要求今天的經濟學者去做。我們需要推翻古典理論的第二個假設前提並且建立一個使嚴格意義上的非自願失業成為可能的運行方式的理論體系。 Ⅴ 在著重指出我們與古典理論體系的分歧時，我們不應忽視一個重要的共同之點。因為，正同過去一樣，我們將維持第一個假設前提，僅使它受到和在古典理論中相同的限制條件。我們必須在此稍停一下，來考慮這一做法所牽涉到的是什麼。 它意味著：在既定的組織結構、設備和技術的條件下，實際工資和產出數量(從而和就業量)是唯一相關的，因此，一般說來，只有在實際工資率下降時，就業量才會伴隨著實際工資的下降而增加。 [19] 我並不想對被古典經濟學者(正確地)宣稱為不可缺少的這個事實提出不同意見。在既定的組織結構、設備和技術的條件下，每一個勞動者所爭取到的實際工資與就業量具有唯一(負)相關的關係。這樣，如果就業量增加，那麼，在短期內，每一個勞動者所得到的以工資品表示的報酬一般必然下降，從而利潤上升。 [20] 這不過是大家熟悉的命題的另一個方面，該命題為：在正常情況下，各行業的運行會在短期內受到收益遞減的限制，而在短期內，設備等都被假設為不變；因此，工資品行業中的邊際產品(它們決定實際工資)必然隨著就業量的增加而減少。的確，只要這一命題能夠成立，任何增加就業的手段必然會導致邊際產品的減少，從而，會減少以這種產品所衡量的工資率。 但是，當我們把第二個假設前提推翻以後，雖然就業量的減少必然會使勞動者得到在數值上等於較多數量的工資品的工資，然而，就業量的減少卻不一定是由於勞動者要求提高以工資品計算的工資而引起的；從而，勞動者願意接受較低的貨幣工資未必能解決失業問題。我們在這裡所涉及的工資論以其與就業的關係只能留待至第19章及其附錄，才能加以說明。 Ⅵ 自從薩伊和李嘉圖時期以來，古典經濟學者們都在講授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的學說——其大意是：全部生產成本必須直接或間接地被用來購買所生產出來的產品，但對該學說，他們並沒有很清楚地加以說明。 在約翰·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中，該學說被明白地陳述如下： 「構成償付商品的手段的東西還是商品。每人所持有的償付其他人的產品的手段就是他自己所擁有的產品。既然如此，所有的賣者不可避免地會成為買者。如果我們能突然使一國的生產能力加倍，那麼，我們會在每一個市場上使供給加倍。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也會使購買力加倍。每人都會具有雙倍的需求和供給。每人所購買的是過去的兩倍，因為，他在交換中能提供給別人的也是過去的兩倍」。 [21] 作為該學說的一個推論，任何具有購買力的個人的節制消費的行為被認為必然會使由於節制消費而解放出來的勞動和商品被用於生產資本品的投資。下面引自馬歇爾的《國內價值的純理論》的一段話可以顯示傳統的說法： [22] 「一人的全部收入都是被用於購買勞務和商品的。當然，人們常常聽到：一人花費掉其一部分收入，並且儲蓄剩下的部分。但是，大家熟悉的一條經濟學公理說道：一人用其收入的儲蓄部分來購買勞動和商品的情況正是和他用他的被稱為消費部分來購買勞動和商品的情況相類似的。當他企圖從所購買到的勞動和商品中得到現在的享受時，這被稱為他在進行消費。當他使得他所購買的勞動和商品被用於生產他在將來可以從其中得到享用物的財富時，這被稱為他在進行儲蓄」。 要想從馬歇爾的較後的著作 [23] 中或從埃奇沃斯或庇古教授的著作中找到類似的話確實是不容易的。該學說在今天從來不以這種簡陋的形式出現。雖然如此，它仍然是整個古典理論的一個基礎；沒有前者，後者便要崩潰。現在的經濟學者在是否同意穆勒的說法上可能要躊躇一下，但他們在接受以穆勒的說法作為前提而得到的結論並不會表現猶豫。例如，這種被確信不移的觀點貫穿於幾乎是全部庇古教授的著作。他相信，除了會增加摩擦以外，有無貨幣並不會造成實質性的後果； [24] 他相信，生產論和就業論可以(像穆勒所做的那樣)根據「實物」數量的交換而得以建立，與此同時，貨幣可以在其後的一章中以無關宏旨的方式被引入進來。這種被確信不移的觀點是古典傳統的現代化說法。現時的思想仍然深深地浸泡在這種想法之中，認為如果人們不以一種方式把錢花掉，那麼，也會以另一種方式這樣做。 [25] 戰後的經濟學者確實很少能以前後一致的方式成功地維持這一觀點；因為，他們在今天的頭腦中已經過分地充滿了相反的思想傾向，已經充滿了過於明顯地與他們以前的觀點發生矛盾的經驗事實。 [26] 但是，他們沒有從中得出足夠深遠的結果，從而也沒有修改他們的基本理論。 在《魯濱遜飄流記》故事的交易不存在的經濟中，個人的收入完全來自他的生產活動。他所消費掉的或保存下來的事實上是、而且只能是他自己生產活動的產物。古典學派把故事中的經濟當做現實世界，把由前者中所得到的結論應用於後者。古典學派錯誤的原因可能即在於此。然而，除此以外，生產成本總是能從由於需求而造成的銷售所得中全部收回這一古典學派的結論具有很大的可信性，因為，很難把它與另一個看來和它相似的正確命題分開，而後一個命題是：在社會中從事某一生產活動的各生產要素的收入總量必然等於這一生產活動的生產物的價值。 同樣地，人們很自然地會設想：如果一人能增加自己的財富而又顯然沒有從其他人那裡取走任何東西，那麼，他必然也會增加整個社會的財富；因此(正如剛才引用的馬歇爾的話那樣)，一個人的儲蓄行動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出與之相對應的投資行動。因為，按照相同的道理，也可以不容置疑地說：個人財富淨增量的總和必然正好等於社會財富淨增量的總量。 [27] 無論如何，那些以如此方式思索的人都受到了視覺上的幻象之騙；視覺上的幻象把本質上不同的事物看成似乎相同的東西。這些人錯誤地設想在節制現在的消費和準備將來的消費之間存在著自行協調的關係；而在事實上，決定後者的動機與決定前者動機之間並不存在著任何單純的聯繫方式。 這樣，把社會總產量的需求價格和其供給價格假設為相等的說法可以被當做為古典理論的「平行線公理」。如果承認這一點，那麼，其他各點便會隨之而來——私人和國家從事節儉為社會帶來的利益、看待利息率的傳統的態度、古典學派的失業論、貨幣數量論、自由放任在對外貿易上必然會帶來的利益，如此等等。對於所有這一切，我們將要提出疑問。 Ⅶ 在本章以上的各個地方，我們指出：古典學派的理論依次取決於下列的假設條件： (1)實際工資等於現行的就業量的邊際負效用； (2)嚴格意義上的非自願失業並不存在； (3)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其意義為：在產量和就業的任何水平，總需求的價格都等於總供給價格。這三個假設條件在實質上可以說是同一事物，因為，三者的存在與否必須是共同的；三者中的任何一個在邏輯上牽涉到其他兩個。 * * * [1] 這符合李嘉圖的傳統。因為李嘉圖公開表示他對國民收入的數量不感興趣；他對待國民收入的分配則完全不同。在對分配有興趣這一點上，他正確地評價他的理論的特點。但他的後繼者，由於目光不夠清晰，卻把古典理論用於有關財富來源的問題。請看李嘉圖在1820年10月9日給馬爾薩斯的信：「你認為，政治經濟學是對財富的性質和來源的研究——我認為，它應該研究各個階級如何瓜分它們共同創造的社會產品的規律。無法得到有關其數量的規律，但比較可靠的關於比例的規律卻可以被找出來。每一天，我都更加確信：前者的研究是徒勞的，而只有後者才是經濟科學的真正目的」。 [2] 例如，庇古教授在《福利經濟學》(第4版，第127頁)中寫道(我加的重點號)：「在討論的整個過程中，除非明確指出例外的情況，我們略去某些資源的非自願的失業這一事實。這樣做並不影響論證的實質，而卻可以使問題簡單化。」兩相對照，李嘉圖公開放棄研究整個國民收入數量的任何企圖，而庇古教授在一本專門從事研究國民收入問題的著作中，卻聲稱：同一理論適用於非自願失業存在和不存在時的情況。 [3] 這兩個基本假設前提可以用下列的圖形加以說明。下列的圖形是目前西方經濟學的勞動需求和供給曲線： 圖中縱軸的實際工資代表工資(勞動者在一定時間中所能得到的報酬)所能買到的實物量，如若干食品、衣著等。由於這些實物具有效用，所以圖中的實際工資也代表效用量的多寡。按照西方經濟學的假設，「理性的人」是厭惡勞動的，因為，勞動會產生負效用。由於這一原因，所以只有當勞動者得到的實際工資能夠補償勞動者的負效用時，他才肯從事勞動，即就業。圖中橫軸的就業量代表整個社會勞動者的就業的數量。 圖中的SS曲線是勞動的供給曲線。它表示在不同的實際工資作為報酬的情況下勞動者願意就業的數量。當實際工資較低時，即它僅能補償較低水平的勞動負效用時，只有少量的勞動者願意就業，也就是不很懶惰的勞動者願意從事勞動。據說隨著實際工資的提高，它所能補償的負效用越大，一部分比以前就業的人較為懶惰的勞動者便會加入就業行列。換言之，願意就業的勞動者隨著實際工資的提高而增加。這就是凱恩斯所指的第二個假設前提。 圖中的DD曲線是勞動的需求曲線。它表示在不同的實際工資水平下，企業家願意雇用的勞動者數量。由於資本主義的生產系以利潤為目的，所以只有當勞動的邊際產品，即勞動者在生產上能給企業家帶來的利益至少等於他的實際工資時，企業家才會雇用較多的勞動者。根據收益遞減規律，據說勞動者的邊際產品必然遞減。因此，DD曲線向下傾斜。該曲線的意思是：隨著實際工資的下降，企業家願意雇用更多的勞動者。這就是凱恩斯所指的第一個假設前提。 根據上述兩個前提，凱恩斯以前的傳統學者否認非自願失業的存在，因為，在圖上的供求相等之點(均衡點)，一切願意為現行的工資(由圖上的EN表示)而工作的勞動者(由圖上的ON表示)都已就業。按照傳統的西方學者的說法，如果此時還有失業者存在，那不外乎來自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處於轉業狀態的勞動者，即暫時性的所謂「摩擦失業」；另一方面，勞動負效用較大的人，也就是特別懶惰的人，他們嫌工資太低而不願意就業，即所謂「自願失業」。——譯者 [4] 按照西方經濟學的說法，工會被認為是破壞完全競爭的「壟斷組織」。該組織往往人為地規定工資的水平(如每小時若干元)，從而使人為規定的工資所代表的效用不能和勞動者由於勞動而遭受到的負效用相等。——譯者 [5] 即人們嫌工資太低而寧肯失業。——譯者 [6] 工資品系指勞動者生活中所需要購買的物品。生產這些物品的行業勞動生產率的增加意味著這些物品的價格降低，從而工資所代表的效用量增加。因此，一部分嫌工資太低而「自願」失業的勞動者會加入就業行列。——譯者 [7] 在下面第19章的附錄中，將對庇古教授的《失業論》作更詳細的論述。 [8] 參閱上面第9頁注①庇古教授的引文。 [9] 這裡勞動的供給函數即為上面的第二個假設前提。 [10] 這一點將在下面第19章的附錄中詳加論述。 [11] 因為在現代社會中，一般不用實物作為工資支付給勞動者。——譯者 [12] 照我看來，這個論點確實含有大量的真理的成分，雖然貨幣工資變動的全部後果較此為複雜，正如我們在下面第19章所說明的那樣。 [13] 參閱第19章附錄。 [14] 因為，這時的實際工資正好等於勞動的邊際負效用，從而意味著一切認為實際工資能夠補償他的勞動邊際負效用的勞動者都已就業。因此，此時的失業者只能歸之於「摩擦」或「自願」的範疇。——譯者 [15] 因為，第二個假設前提認為，實際工資總是和勞動的邊際負效用相等的。——譯者 [16] 「限雇原則」是西方勞動經濟學的術語。它的大致意思是：被雇用的勞動者必須屬於工會。——譯者 [17] 勞動、資本和土地被西方經濟學稱之為「生產要素」。這裡的「生產要素」顯然指勞動者而言。——譯者 [18] 按照第一個假設條件，實際工資不但等於勞動的邊際產品，而且，當勞動量增加時，勞動的邊際產品還會由於收益遞減規律而下降。——譯者 [19] 該論點可述之如下：受到雇用的人為n個，其中第n個人每日為收穫量添增1蒲式耳，從而工資的購買力為每日1蒲式耳。然而，第n+1人每日只為收穫量添增 0.9蒲式耳，因此，除非小麥的價格作出相對於工資的上升，一直到每日的工資的購買力為 0.9時，就業量不能增加到 n+1人。這樣，工資總額會是910(n+1)蒲式耳，而過去則為n蒲式耳。因此，如果增加雇用1人，那麼，這必然牽涉到收入從原有被雇用的人手中轉移到企業家那裡。 [20] 《政治經濟學原理》，第3編，第14章，第2節。 [21] 參閱該書第34頁。 [22] J.A.霍布森先生在他的《工業的生理學》(第102頁)中引用了上述穆勒的話之後，指出：馬歇爾最早在他的《工業經濟學》(Economics of Industry )(第154頁)中已對穆勒的話加以評論：「但是，雖然人們具有購買力，他們可以不去使用它」。「但是」，霍布森先生繼續寫道：「馬歇爾沒有抓住這一事實的關鍵的重要性，並且他似乎把這種行為限於在『危機』時期」。我認為，從馬歇爾的較後的著作來看，這對馬歇爾始終是一句公道的評語。 [23] 因為，按照古典學派的意見，「合乎理性的人」不會把貨幣閒置起來而不去讓它增殖。可參閱《譯者導讀》的有關傳統的貨幣數量論部分。——譯者 [24] 參閱艾爾弗雷德·馬歇爾和瑪麗·馬歇爾：《工業經濟學》(第157頁)：「用不耐穿的材料製作衣服對工商業是不利的。因為，如果不把他的購買力用於添置衣服，他們會以其他方式用於給勞動者提供就業機會。」讀者會覺察到，我是在再一次引用早期的馬歇爾的話。寫作《經濟學原理》時的馬歇爾已經具有足夠疑慮程度，以致變為非常謹慎和模稜兩可。但是，老的觀點從來沒有從他思想的基本假設中剔除出去。 [25] 羅賓斯教授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幾乎是單獨一人繼續維持前後一致的思想體系，他的政策建議屬於和他理論體系相同的類型。 [26] 在這裡，個人和社會財富淨增量系順次指整個社會的儲蓄和投資量而言。——譯者 第三章 有效需求原理 Ⅰ 在開始的時候，我們需要一些名詞概念，其定義將在以後加以精確的說明。在既定的技術、資源和成本的條件下，企業家雇用一定數量的勞動者會使他具有兩種支出：首先，他付給生產要素的支出(不把對其他企業家的支出包括在內)，以便補償它們所提供的現行勞務的部分。這一部分被我們稱之為所研究的就業量的要素成本。第二，支付給其他企業家的支出，以便補償他們所提供的產品以及補償他自己由於提供機器設備和不讓機器設備閒置而遭受的犧牲。後者被我們稱之為所研究的就業量的使用者成本。 [28] 企業家由此而得到的產品的價值超過要素成本和使用者成本的這部分差額是企業家的利潤，也被我們稱之為企業家的收入。當然，從企業家的觀點來看是要素成本的東西在生產要素看來是他們的收入。 [29] 因此，要素成本加上企業家利潤構成被我們稱之為該企業家所提供的就業量的總收入。以如此方式來定義的企業家的利潤應該是企業家使之最大化的數量，以便根據最大利潤來決定他所提供的就業量為何。為方便起見，我們可以從企業家的方面來看，把一定數值的就業量所造成的總收入(即要素成本+利潤) [30] 稱之為該就業量的產品的賣價。 [31] 在企業家看來，每一數值的就業量都有一個最低的預期賣價；如果賣價低於此最低數值，他便不會提供與之相應的就業量。這一最低賣價就是相應的就業量的總供給價格。 [32] [33] 根據以上所述，在技術、資源和每一單位就業量的要素成本均為既定時，每一單個廠商和行業以及社會總就業量取決於企業家 對該就業量的產品所預期的賣價 [34] 。因為，企業家會致力於把就業量維持在能使預期的賣價超過要素成本的部分為最大的水平。 [35] 令Z為雇用N個人時的產品的總供給價格，則Z和N之間的關係可以被寫作為Z=Φ(N)；該式可以被稱為總供給函數 [36] 。同樣，令D為企業家雇用N個人時所預期的賣價，則D和N之間的關係可以被寫作為D=f(N)，該式可以被稱為總需求函數。 現在，在N的數值為既定的條件下，如果預期賣價大於總供給價格，即如果D大於Z，那麼，企業家就會有積極性把就業量增加到大於N，而且，如有必要，企業家還會在相互之間進行競爭來購買生產要素從而提高成本，一直到N的數值使Z和D相等時為止。這樣，就業量被決定於總需求函數和總供給函數的交點，因為，在這一點，企業家的預期利潤會達到最大化。總需求函數與總供給函數相交時的D的數值被稱為有效需求。 [37] 由於這就是就業通論的實質內容，我們的任務在於說明這一內容。以下各章的論述主要在於考察影響這兩個函數的各種因素。 另一方面，過去一向被明確地表示為「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並且繼續統治正統經濟理論的古典學說對這兩個函數的關係卻作了一個特殊假設條件，因為，「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必然指f(N)和Φ(N)在所有的N的數值都相等，也就是說，在產量和就業的任何水平都相等。這句話也指：當Z(=Φ(N))由於N的增加而作出相應的增加時，D(=f(N))必然與Z一樣作出相同的增加。換言之，古典理論假設：總需求價格(或賣價)永遠使自己同總供給價格相等；因此，不論N的數值為何，賣價D的數值等於相當於N數值的總供給價格Z。 [38] 這就是說，有效需求不是具有一個唯一的均衡值，而是具有一系列的無窮大個同樣可被容許的均衡值；從而，除了勞動的邊際負效用所規定的一個上限以外，就業量的大小是不能確定的。 如果這是正確的話，那麼，企業家之間的競爭總是會導致就業量的擴大，一直到整個產量的供給不再具有彈性時為止 [39] ，即：有效需求數值的進一步增加不再會導致產量的任何增加。這一狀態顯然同充分就業是相同的事情。在上一章，我們用勞動者的行為來提供一個充分就業的定義。另一個與之相等價的範疇就是我們現在所得到的，即：充分就業是一種狀況；在其中，總就業量的產量對有效需求的增加的反應已經缺乏彈性。因此，薩伊定律所意味著的整個產量的總需求價格在一切產量上都與總供給相等的說法就相當於到達充分就業不存在任何障礙這一命題。然而，如果薩伊定律不是一個把總需求和總供給函數聯繫起來的正確規律，那麼，經濟理論就有必要來撰寫涉及這一問題的十分重要的一章，因為，沒有這一章，一切有關總就業量的數值的討論都是徒勞的。 Ⅱ 對本書以下各章所要建立的就業理論作一概述，在目前階段也許會對讀者有所幫助，即使概述不能為讀者所完全理解。所牽涉到的名詞將在以後陸續詳加說明。在本概述中，我們假設：當每一勞動者單位的就業量增加時，貨幣工資和其他要素成本均保持不變。但是，使用這一在以後要放棄的簡單化辦法僅僅在於論述的方便。不論貨幣工資等是否會作出改變，我們論點的實質內容完全相同。 我們的理論的綱要可以表述如下。當就業量增加時，實際收入的總量也會增加。社會的心理狀態是：當實際收入總量增加時，總消費量也會增加，但增加的程度不如收入。因此，如果增加的就業量僅被用來滿足現期消費量的增加，那麼，企業家便會蒙受損失。這樣，為了能維持既定的就業量，就必須要有足夠數量的現期的投資來補償總產量多出在該就業量時社會所願意消費的數量部分。因為，除非存在著這一數量的投資，企業家的收入會小於使他們提供這一就業量所應有的數額。 [40] 因此，在既定的被我們稱為消費傾向的條件下，就業量的均衡水平(即對全部企業家說來沒有動機促使他們擴大或減少就業量的水平)取決於現期的投資數量。投資數量又順次取決於我們所謂投資的誘導；而投資誘導則被發現為取決於資本邊際效率表(或曲線)與對各種期限和風險的貸款利息率結構之間的關係。 因此，在既定的消費傾向和新投資量的情況下，只存在著一個均衡水平的就業量；因為，任何其他水平會導致全部產量的總供給價格和總需求價格之間的差異。 [41] 均衡水平的就業量不能大於充分就業，即：實際工資不能小於勞動的邊際負效用。 [42] 但在一般情況下，也沒有理由來期望均衡水平的就業量等於充分就業。因為，與充分就業相對應的有效需求是一種特殊事例；只有當消費傾向和投資誘導相互之間處於一種特殊關係時，該有效需求才能得以實現。這種相當於古典理論的假設條件的特殊關係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一種最優的關係。然而，只有在偶然的場合或者通過人為的策劃，使現期的投資量對需求所提供的數量正好等於充分就業所造成的產量的總供給價格大於社會在充分就業時所願意有的消費量的部分， [43] 上述的最優關係才能成立。 這一理論可以被總結為下列命題： (1)在技術、資源和成本均為既定的情況下，收入(包括貨幣收入和實際收入)取決於就業量N。 (2)社會的收入和社會所願意消費的數量(用D1 來表示)之間的關係取決於該社會的心理特徵；這一關係被我們稱為該社會的消費傾向。就是說，除了消費傾向本身發生變化以外，消費取決於總收入的水平，從而取決於就業量水平N。 (3)企業家所決定雇用的勞動者的數量N取決於兩種數量的總和(D)，即：D1 ，社會願意消費的數量，和D2 ，社會願意投資的數量。D就是我們的所謂有效需求。 (4)由於D=D1 +D2 =Φ(N)(在這裡，Φ是總供給函數)，由於正如我們在上述第(2)命題所看到的那樣，D1 取決於N(我們可以寫作χ(N)；χ取決於消費傾向)，所以Φ(N)-χ(N)=D2 。 (5)因此，均衡的就業量取決於： 1)總供給函數，Φ， 2)消費傾向，χ，和 3)投資量，D2 。這就是一般就業理論的要旨。 [44] (6)對於每一個數值的N，在工資品行業中存在著相應的勞動的邊際生產率；而決定實際工資的便是這一生產率。 [45] 因此，(5)受到的限制條件為：N不能超過它把實際工資減少到與勞動的邊際負效用不相等時的數值。這意味著：並不是所有的D的改變都不和我們暫時的貨幣工資不變的假設相牴觸。 [46] 這樣，要想對我們的理論作出全面的論述，取消這一假設條件是必要的。 (7)按照古典理論，對所有的N的數值而言，D=Φ(N)；而在N小於其最大值時，就業量均處於中性的均衡狀態。因此，企業家之間的競爭力量會把N推進到它的最大值。在古典理論中，只有在這一點，才會存在穩定的均衡狀態。 (8)當就業量增加時 ， D1 會增加，但D1 的增加程度不像 D的增加那樣大 ；因為，當我們的收入增加時，我們的消費也會增加，但增加的量不像收入增加的那樣大。在這個心理規律中，可以找到存在於我們現實中的問題的關鍵。因為，根據這一心理規律，就業量越大，與之相對應的產量的總供給價格(Z)與企業家能夠從消費者支出那裡收回的D1 之間的差距也越大。因此，如果消費傾向不變，那麼，就業量便不能增加；除非D2 也同時增加，以便補償Z與D之間的越來越大的差距。這樣——除非依靠古典理論所作出的特殊假設條件，認為當就業量增加時，總會有某種力量發生作用來使D2 增加到足夠的程度，以便補償Z和D1 之間的越來越大的差距——否則，經濟制度可以處於穩定的N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即處於總需求函數和總供給函數的交點所決定的就業水平。 因此，就業量並不取決於以實際工資衡量的勞動的邊際負效用，而在實際工資為既定時，所可能有的勞動供給量僅僅決定就業量的最高水平。事實上，消費傾向和新投資的數量二者在一起決定就業量，而就業量又決定實際工資——並不是顛倒過來的情況。如果消費傾向和新投資量造成有效需求不足，那麼，現實中存在的就業量就會少於在現行的實際工資下所可能有的勞動供給量，而均衡的實際工資會大於均衡的就業量水平的邊際負效用。 上述分析可以為我們解釋在豐裕之中的貧困這一矛盾現象。其原因在於：僅僅存在著有效需求的不足便有可能、而且往往會在充分就業到達以前，使就業量的增加終止。儘管在價值上，勞動的邊際產品仍然多於就業量的邊際負效用，有效需求的不足卻會阻礙生產。 此外，社會越富裕，社會的實際和潛在的產量之間的差距越大；因此，社會經濟制度的缺陷就更加明顯和難以令人容忍。因為，貧窮的社會往往會消費掉它的很大一部分的產量，所以，數量非常有限的投資便會足以導致充分就業；反之，富裕的社會必須為投資提供遠為更加充足的機會來導致充分就業，如果想使該社會的富人的儲蓄傾向與該社會的窮人的就業不發生矛盾的話。如果在一個潛在富裕的社會中，投資的誘導微弱，那麼，儘管存在著潛在的財富，有效需求原理的作用會強迫該社會減少它的產量，一直到存在著潛在財富的該社會貧窮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它產量的多於其消費的部分被減少到與它的微弱的投資誘導相適應時為止。 但是，事態之不幸還甚於此，在富裕的社會中，不僅邊際消費傾向 [47] 微弱，而且，由於它的資本的積累已經較多，除非利息率以足夠快的速度下降，進一步投資的機會就較難以具有吸引力。這就使我們來研究利息率的理論並且考察為什麼利息率不能降低到應有的水平。這是本書第四編的內容。 於是，對消費傾向的分析，對資本邊際效率的定義以及利息率的理論是我們現有知識的三個主要空白之處，從而必須加以填補。當這一點被完成以後，我們將發現價格論在我們的通論中的應有位置，即：它是我們通論的一個組成部分。雖然如此，我們還將發現：在我們的利息率理論中，貨幣起著重要作用，從而，我們將設法弄清楚使貨幣區別於其他事物的特徵。 Ⅲ 可以忽視總需求函數的想法是李嘉圖經濟學的基本觀點，而在百餘年以來，我們所學習的經濟學也以這個觀點為基礎。馬爾薩斯確實曾經猛烈地反對過李嘉圖的有效需求不可能不足的學說，但卻無濟於事。其原因在於：由於馬爾薩斯未能清楚地解釋(除了訴諸於日常觀察到的事實以外)如何和為什麼有效需求竟然會不足或者過多，所以他沒有提供一個可以代替李嘉圖觀點的另一種學說；而且，李嘉圖征服英國的完整程度正和宗教裁判所征服西班牙一樣。他的學說不僅達到為市民們、政治界和學術界所接受的地步，而且，它還使爭議停止，與其不同的觀點完全消失並且根本不被置之於討論之中。馬爾薩斯曾經為之鬥爭的有效需求這一巨大之謎在經濟學文獻中完全不見蹤跡。在古典理論得到最成熟體現的馬歇爾、埃奇沃思和庇古教授的全部著作中，它甚至一次也沒有被提到過。有效需求只能偷偷摸摸地生活在不入流的卡爾·馬克思、西爾維奧·格塞爾和道格拉斯少校的地下社會之中。 李嘉圖勝利的完整程度始終是出乎意料和難以理解的事情。看來一定是由於在一系列事物上他的學說能適合該學說所存在的社會的要求。我設想，該學說所得到的結論和沒有經濟學知識的普通人所預期的結論具有很大不同之處給它帶來智慧上的威信。它的教言在實踐上的嚴酷和難以接受反而使它具有優越性。它的可以被作為宏大而符合邏輯的上層建築的基礎使它具有學術上的瑰麗。它能把社會上的許多不公正之處和明顯的殘酷事實解釋為在進步中不可避免的後果，以及把改變這些事態的企圖解釋為弊大於利的事情使它受到統治者的讚賞。它為資本家們的自由行動提供理論根據，使它能得到統治者背後的主要社會力量的支持。 但是，雖然一直到不久以前，該學說本身並未受到正統經濟學者的懷疑，然而它在科學預測上的失敗逐漸在很大的程度上損害了那些把它應用於現實的經濟學者的威信。在馬爾薩斯以後，職業經濟學者們並不為他們自己的理論結果與所觀察到的事實之間的差異而感到不安；——這種普通人也能看到的差異使人們越來越不願意把他們給予其他學科的科學工作者的尊敬同樣地給予經濟學者，因為，當其他學科的科學工作者的理論被應用於現實時，理論結果符合於現實觀察的成果。 傳統經濟理論的眾所周知的樂觀主義已經使經濟學者們被看作類似甘迪德 [48] 那樣的人物；他離開了現實世界來耕種自己的園地，並且教導人們：只要聽其自然，在可能有的最美好的世界中的一切都會走向最美好的途徑。我認為，這種狀態可以被歸之於他們忽視了有效需求的不足所造成的對經濟繁榮的障礙。因為，在符合古典學派的假設前提的社會中，顯然會存在著趨於最優就業量的自然傾向。古典理論很可能代表我們希望我們的經濟制度應該運行的方式。但是，把現實世界假設為這樣就等於把我們的困難給假設掉了。 * * * [1] 在第6章中，將提供使用者成本的精確的定義。 [2] 這裡的意思是：企業家在組織生產時，必須順次支付給勞動者、資本家和地主以工資、利息和地租。三者順次為生產要素所有者(勞動者、資本家和地主)的收入，但在企業家看來，三者是它的生產成本。——譯者 [3] 這裡的總收入即為雇用一定數量的勞動者(就業量)所帶來的整個社會的收入，包括整個社會支付的工資、利息、地租和利潤，因為，在雇用勞動者進行生產時，也必須使用機器設備和土地。此外，企業家必須獲得利潤才會生產和出售商品。——譯者 [4] 此處的原文為「proceeds」，其意義為所得、收益或賣價。為了與西方現在使用的國民收入核算方法保持一致，這裡譯為賣價。因為，西方表示國民收入最常用的名詞GNP(國民生產總值)，即為一國在一年中所創造出的全部產品與勞務的賣價(按市場價格計算)；NNP(國民生產淨值)大致為GNP-折舊。——譯者 [5] 不要把這裡的總供給價格和通常意義的每單位產品的供給價格相混淆。 [6] 讀者會看到，我已把使用者成本從既定產量的賣價和總供給價格 中減去，因此，這兩個名詞應被理解為不包括使用者成本。然而，產品購買者所支付的總額中當然包括使用者成本。這個辦法的方便之處將在第6章中加以論述。主要之點在於：在不包括使用者成本在內的情況下，總賣價和總供給價格的定義是唯一的和明確的。由於使用者成本顯然取決於行業之間的聯合程度以及企業家相互間進行購買的程度，所以如果把使用者成本包括在內，那麼，就不能對購買者所支付的數額給出定義。甚至在給單個生產者的普通意義上的供給價格下定義時，也會遇到類似的困難；而在全部產品的總供給價格的情況下，嚴重的重複計算的困難便會出現。歷來對這種困難並沒有設法加以解決。如果這一名詞包括使用者成本，那麼，只有按照生產消費品或資本品的辦法來把企業家分成不同的類型，然後對第一類型的聯合程度作出特殊的假設條件，只有這樣，才能克服上述困難。然而，這種區分企業家的辦法本身是不明確的和複雜的，而且也與事實不符。如果像上面那樣，使總供給價格的定義不包括使用者成本，那麼，這些困難便不會出現。讀者最好等待第6章及其附錄，那時可以看到較為全面的論述。 [7] 一位必須決定實際生產規模的企業家當然並不單純考慮既定產量的對銷售賣價的肯定預期值，而是考慮幾個具有不同機率和肯定性的設想的預期值。因為，我所說的企業家對銷售賣價的預期值系這樣一種預期值，如果該預期值被認為具有肯定性的話，那麼，由此而導致的企業家行為，與企業家在實際決策時所使用的一系列含混和具有不同可能性的預期值所導致的企業家行為完全相同。 [8] 即企業家的利潤為最大時。——譯者 [9] 在第20章，一個與之密切相關的函數被稱為就業函數。 [10] 狄拉德以下列的圖形表示有效需求(見狄拉德：《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經濟學》，第29～37頁)： 圖中的ZZ代表總供給曲線，Z=Φ(Ｎ)；DD代表總需求曲線 D=f(N)。二者相交於E點；E點為供求相等的均衡點。在該點，整個社會的企業家由於雇用N*的勞動者而期望得到的產品的賣價正好等於整個社會提供N*的就業量所必須得到的最低賣價；此時，意圖獲得最大利潤的企業家得到正常利潤。處於E點左方的就業量之下，企業家會取得超額利潤，因為，D＞Z；但這種狀態不能持續存在，其原因在於：企業家之間的競爭會增加就業量，使就業量向N*移動。處於E點右方的就業量之下，企業家會蒙受虧損，因為，Z＞D；但這種狀態也不能持續存在，其原因在於：企業家為了消除虧損，必然會減少就業量，使它縮小到N*的數值。只有在E點，企業家所意圖得到的產品賣價或收入才等於整個社會所要求得到的最低值。由於N*能持續存在，所以N為均衡就業量；此時的產品賣價或收入即為有效需求，由圖中的EN*表示。 大致說來，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的意思是：能使社會全部產品都被買掉的購買力，而這筆購買力又是由於生產這些產品而造成的。凱恩斯的有效需求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看來並不完全相同，但也有相當大的一致之處。 [11] 即總供給和總需求曲線重疊在一起。——譯者 [12] 即總供給曲線不再具有彈性意味著總供給曲線在此時變為一條垂直線。——譯者 [13] 因為，企業家生產出來的東西不能全部被銷售掉，從而將會損失一部分利潤；也就是處於Z＞D的狀態。——譯者 [14] 即求大於供或供大於求的情況，從而使就業量增加或減少。——譯者 [15] 也就是說：企業家所能提供的實際工資水平不足以使真正的「自願」失業者出來工作。——譯者 [16] 簡單說來，企業家進行投資來把充分就業所生產的全部產品中沒有被消費掉的部分買走。——譯者 [17] 這也就是一般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所說的「簡單凱恩斯模型」。——譯者 [18] 即：古典學派的第一個假設前提，認為工資等於勞動的邊際產品，而勞動的邊際產品的大小代表勞動生產率的高低。——譯者 [19] 這句話的意思大致是：在到達充分就業以後，貨幣工資會隨著物價的提高而上升。在此情況下，貨幣工資就改變，而不是不變。——譯者 [20] 在下面第10章加以說明。 [21] 伏爾泰筆下的哲學諷刺故事中的一個人物。該故事敘述純樸青年天真漢和其所愛慕的公主以及他的老師樂觀主義的空論家邦葛羅斯的種種經歷。它諷刺當時唯理性哲學的樂觀主義，尤其是萊布尼茨的哲學。——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