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生只活得深情二字 · PART 03

對亡友的悼念 悼齊如山先生 心胸開闊，了無執著，所以能享受生活 精神矍鑠談笑風生 抗戰期間，國立編譯館有一組人員從事平劇修訂工作（後來由正中書局出版修訂平劇選若干集），我那時適在北碚，遂兼主其事，在看劇本時遇到許多不易解決的問題，搔首踟躕，不知如何落筆。同仁都是愛好戲劇的朋友，其中有票友，也有戲劇學校畢業的，但是沒有真正科班出身的，因此對平劇的傳統規矩與藝術頗感認識不足，常常談到齊如山先生，如果能有機會向他請益，該有多好。 勝利後我到北平，因陳紀瀅、王向辰兩位先生之介得以拜識齊老先生，談起來才知道齊老先生和先嚴在同文館是同班同學，不過一是德文班一是英文班。齊老先生精神矍鑠，談笑風生，除了演劇的事情之外，他的興趣旁及於小說及一切民間藝術，民間生活習慣以及風俗、沿革、掌故均能談來頭頭是道，如數家珍。以知齊老先生是一個真知道生活藝術的人，對於人生有一份極深摯的愛，這種稟賦是很不尋常的。 年逾七十健壯如常 齊先生收藏甚富，包括劇本、道具、樂器、圖書、行頭等，抗日軍興，他為保護這一批文獻頗費了一番苦心，裝了幾百隻大木箱存在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勝利之後才取了出來。這時節「中國國劇學會」恢復，先生的收藏便得到了一個展覽的地方。我記得是在東城皇城根一所宮殿式的房子，原屬於故宮，有三間大殿作為展覽室，有一座亭子作為客廳。院裡有漢白玉的平台和台階，平台有十來塊圓形的大石頭，中間有個窟窿，據說是插燈籠用的，我看有一塊妨礙行路，便想把它搬開，豈知分量甚重，我搖撼一下便不再嘗試。齊老先生走過來就給搬開了，臉不紅氣不喘，使我甚為慚愧。還有一次在齊先生書齋里，齊先生表演「打飛腳」，一個轉身，一聲拍腳聲，乾淨利落，我們不由得喝彩，那時在座的有老伶工尚和玉先生，不覺技癢，起身打個飛腳，按說這是他的行當出色的拿手，不料拖泥帶水，欹里歪斜的幾乎跌倒，有人上前把他扶住。那時候齊先生已有七十多歲，而尚健康如此。 提倡國劇不遺餘力 中國國劇學會以齊先生為理事長，陳紀瀅、王向辰和我都是理事，此外還延請了若干老伶工參加，如王瑤卿、王鳳卿、尚和玉、侯喜瑞、蕭長華、郝壽臣等，徐蘭沅也在內。因為這個關係，我得有機會追隨齊老先生之後遍訪諸位伶工，聽他們談起內廷供奉，以及當年的三慶四喜，梨園往事，真不禁令人發思古之幽情。由於我們的建議，後來在青年會開了一次國劇晚會，請老伶工十餘位分別登台隨意講說他們演劇的藝術，這些老人久已不與觀眾見面，故當時盛況空前。我們為國劇學會提出了許多工作計劃，在齊先生領導之下，我們不時地研討如何整理、研究、保藏、傳授國劇的藝術。我在一九四八年冬離平赴粵，隨後接到齊老先生自基隆來信，附有紀游小詩二首，我知道他老先生已到台灣，深自為他慶幸，也奉和了兩首歪詩。一九四九年我到台灣，因為事忙，很少有機會趨候問安，但是經常看到他的寫作，年事已高而筆墨不輟，真是慚愧後生，最近先生所著《國劇藝術匯考》出版，承賜一冊，並在電話中囑我批評，我不敢有負長輩厚意，寫讀後一文交《中國一周》，不數日而先生遽歸道山！ 鑽研學問既專且精 先生對於國劇之貢獻已無須多贅。我覺得先生治學為人最足令人心折之處有二：一是專精的研究精神，一是悠閒的藝術生活。 我們無論研究哪一門學問，只要持之以恆，日積月累即有可觀，這點道理雖是簡單，實行卻很困難。齊先生之於國劇是使用了他的畢生精力，看他從年輕的時候熱心戲劇起一直到倒在劇院裡，真是始終如一地生死以之。他搜求的資料是第一手的，是從來沒經人系統地整理過的，此中艱辛真是不足為外人道，而求學之樂亦正在於此。齊先生的這種專精精神，是可以做我們的楷模的。 享受生活隨遇而安 齊先生心胸開朗，了無執著，所以他能享受生活，把生活當作藝術來享受，所以他風神瀟灑，望之如閒雲野鶴。他並不是窮奢極侈地去享受耳目聲色之娛，他是隨遇而安地欣賞社會人生之形形色色。他有閒情逸緻去研討「三百六十行」，他不吝與販夫走卒為伍，他肯嘗試各樣各種的地方小吃。有一次他請我們幾個人吃「豆腐腦」，在北平崇文門外有一家專賣豆腐腦的店鋪，我這北平土著都不知道有這等的一個地方，果然吃得很滿意。他的兒媳黃媛珊女士精於烹調，有一部分可能是由於齊先生的指點。齊先生生活豐富，至老也不寂寞。他有濃烈守舊的鄉土觀念，同時有極開通的自由想法，看看他的家庭，看看他的生活方式，我們不能不欽佩他的風度。 老成凋謝，哲人其萎，懷想風範，不禁唏噓！ 悼念夏濟安先生 一個人難得在「才、學、品」三方面都出色 夏濟安先生在出國的前一天來看我，告訴我他明天動身飛美。餞行是來不及了。我問他幾時回來。他眨眨眼，把身體移到椅子的邊緣上，吞吞吐吐地說：「別人問我，我都回答說半年後回來，梁先生問我，我得講實話，我不回來了，能夠不回來我就不回來了。」我聽了並不太吃驚，因為我早已聽說他有這樣的意思，但是我當時還是怔了一下，勉強地說：「在那邊多住一些時也好，還是希望你早點回來。」就這樣分別了。 三年前我在西雅圖遇到他，風采依舊。他問我來此何為，我說：「前來抓你，押解回國。」他好像很吃驚，連忙說：「此處不是談話處，等一下我請你吃飯。」他開著汽車載著我和馬逢華先生到中國城一家餐館去，我在途中說：「你自己開車，不知保過壽險否？請你注意，我可是沒有保壽險。」這是笑話，他其實開車很穩當。席間他把他近來的生活狀況約略告我，我覺得他生活大致安定，應該為他高興。匆匆別後就沒有再通過音訊。 想不到沒有幾年的工夫，濟安先生遽做九泉之客！他信守諾言，真箇不再回來了！ 我和濟安先生締交是在台灣。一九五六年秋間他主編《文學雜誌》，往來始勤。一個人難得在「才、學、品」三方面都能出眾。濟安先生既不寫詩，亦不寫小說，但是看他寫的批評文字就可以看出他卓有見識，並不俯仰隨人，這就是才氣。他住在溫州街的學校宿舍里，斗室之內，獺祭殆滿，直令人無就座處。檢其左右鱗次的圖書，則中西兼蓄。看這間屋子就知道這屋子的主人是怎樣的一個學人。濟安先生無家室之累，居恆喜歡飲宴，風流倜儻，好整以暇，有「游於藝」的風度，但是和他相處較久的人都知道他宅心忠厚，待人以誠。他說話有一點口吃，但是在熟朋友之間嬉笑謔浪，他有他的風趣。自古以來，患口吃的有時文筆特別好，例如韓非子，《史記》就描寫他說：「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在英國近代文人中有高爾斯密，說話時囁嚅不能出諸口，而才筆絕世。濟安先生在朋友群中是很有人緣的一位。 《文學雜誌》在第一卷第一期的卷末《致讀者》一文是濟安先生的手筆。《文學雜誌》是台灣極少數的純文藝雜誌之一，可惜沒能維持太久，我手邊還存留了一套殘缺不全的《文學雜誌》，偶再翻閱，覺得濟安先生主編這個刊物實在費了不少力量。《致讀者》一文是表白他編輯的旨趣，節錄綱要如次： 我們不想在文壇上標新立異，我們只想腳踏實地，用心寫幾篇好文章。…… 我們雖然身處動亂時代，我們希望我們的文章並不動亂。我們所提倡的是樸實、理智、冷靜的作風。 我們不想逃避現實。…… 我們不想提倡「為藝術而藝術」。…… 我們認為：宣傳作品中固然可能有好文學，文學不可儘是宣傳，文學有它千古不滅的價值在。 我們並非不講求文字的美麗，不過我們覺得更重要的是：讓我們說老實話。 孔子的道理，在很多地方，將是我們的指南針。因為我們嚮往孔子開明的、合理的、慕道的、非常認真可是又不失其幽默感的作風。 話說得很平正，也很含蓄。說穿了即是一面反對逃避，一面不肯淪為宣傳。這雖然不算高調，卻是天下滔滔中不常聽到清醒的呼聲。從事文學工作，不能學時髦，不能湊熱鬧，不能視為一種工具而去追求急功近利，文學家多多少少總有些孤特之處。世間最駭世震俗之事莫過於「說老實話」，最滑稽最可笑者亦莫過於「說老實話」。濟安先生主編《文學雜誌》以「說老實話」為標榜，用心深矣。 可惜雜誌如曇花一現，人亦如曇花一現。但是三千大千世界中又有哪一事物不是曇花一現呢？ 悼朱湘先生 他的志行高潔是值得我們尊敬的 偶於報端得知朱湘先生死耗，但尚不知其詳。文壇又弱一個，這是很令人難過的。我和朱先生幼年同學，近年來並無交往，然於友輩處亦當得知其消息，故於朱先生平素為人及其造詣，亦可以說略知一二。朱先生讀書之勤，用力之專是很少見的。可惜的是他的神經從很早的時候就有很重的變態現象，這由於早年家庭環境不良，抑是由於遺傳，我可不知道。他的精神變態，愈演愈烈，以至於投江自盡，真是極悲慘的事。關於他的身世遭遇理解最深者在朋友中無過於聞一多、饒子離二位。我想他們一定會寫一點文字，紀念這位亡友的。 在上海《申報·自由談》（十二月十七日、十九日）有兩篇追悼朱湘先生的文章略謂：「他的死，可說完全是受社會的逼迫。固然，他的性情，不免孤僻，這是他的一般朋友所共知，不過生活的不安，社會對他的漠視，即是他自殺的近因，他不知道現在社會，只認得金錢，只認得勢利，只認得權力，天才的詩人，貧苦女士，在它的眼下！朱湘先生他既不會蠅營狗苟，亦不懂得爭權奪利，所以在這黑暗的社會中，只得犧牲一生了。我恐怕現在在社會的壓迫下，度著困苦的生活，同他一樣境遇的，還不知道有多少呢！朱湘先生之自殺，正是現代社會黑暗的反映，也正是現代社會不能尊重文人的表現。」（余文偉） 「這件事報紙上面好像沒有什麼記載，其實是很值得注意的，因為他的意義並不限於朱湘一個人。這位詩人的性情據說非常孤傲，自視很高。據他想像他這樣一個詩人，雖然不能像外國的桂冠詩人一樣，有什麼封號，起碼也應該使他生活得舒服一點，使他有心情寫詩，可是這個混亂的中國社會，不但不給他舒服的生活，而且簡直不給他生活，這樣冷酷他自然是感到的。他不能認識社會，了解社會，既不承認能夠縱容他，把他像花草一樣培養起來的某種環境已經崩潰，更不相信那個光明燦爛的時期真會實現，所以他只看到一片深沉的黑暗。這種飲命的絕望，使他沒有生活下去的勇氣，使他不得不用自殺來解決內心的苦悶。朱湘已經死了，跟他選上這條死路的，恐怕在這大批彷徨踐路的智識群中，還有不少候補者吧。」（何家槐） 這兩位作者認定朱先生之自殺「完全是受社會的逼迫」，這個混亂的中國社會，「簡直不給他生活」。對於死人，照例是應該說好話的。對於像朱先生這樣有成績的文人之死，自然格外地值得同情。不過，余何兩位的文章，似乎太動了情感，一般不識朱先生的人，讀了將起一種不十分正確的印象，就以為朱先生之死，一股腦兒地由「社會」負責。 中國社會之「混亂」自然是一件事實，在這社會中而要求「生活得舒服一點」的確是不容易。不過以朱湘先生這一個來說，我覺得他的死應由他自己的神經錯亂負大部分責任，社會之「冷酷」負小部分責任。我想凡認識朱先生的將同意於我這判斷。朱先生以「留學生」「大學教授」的資格和他的實學而要求「生活得舒服一點」不是不可能的。不幸朱先生的脾氣似乎太孤高了一點，不客氣地說，太怪僻了一點，所以和社會不能調諧。若說「社會」偏偏要和文人作對，偏偏不給他生活，偏偏要逼他死，則我以為社會的「冷酷」，尚不至於「冷酷」至此！ 文人有一種毛病，即以為社會的待遇太菲薄。總以為我能做詩，我能寫小說，我能做批評，而何以社會不使我生活得舒服一點。其實文人也不過是人群中之一部分，憑什麼他應該要求生活得舒適？他不反躬問問自己究竟貢獻了多少？譬如，郁達夫先生一類的文人，報酬並不太薄，終日花天酒地，過的是中級的頹廢生活，而提起筆來，輒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會的最不公待遇，不得已才淪落似的。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朱湘先生，並不是這樣的人，他的人品是清高的，他一方面不同污合流地攝取社會的榮利，他另一方面也不嚷窮叫苦取媚讀者。當今的文人，最擅長的是「以貧驕人」，好像他的窮即是他的過人長處，此真無賴之至。若以為朱先生之死完全由於社會的逼迫，豈非厚誣死者？ 本來靠賣文為生是很苦的，不獨於中國為然。在外國因為讀書識字的人多，所以出版事業是盈利的大商業，因之文人的報酬亦較優厚，然試思十八世紀之前，又幾曾聽說有以賣文為生的文學家？大約除了家中富有或蒙貴人賞拔的人才能專門從事著述。從近代眼光看來，受貴人賞拔是件可恥的事。在我們中國文人一向是清苦的，在如今凋敝的社會裡自然是更要艱窘。據何家槐君所說： 他的文章近幾年來發表得很少，而且詩是賣不起錢的，要想靠這個維持生活真是夢想。聽說有家雜誌要他的詩稿，因他要求四元一行，那位素愛揩油的編輯就很生氣地拒絕刊登。 我所怪的不是編輯先生之「拒絕刊登」，而是朱先生的「要求四元一行」，當然那位編輯先生之「很生氣」是大可不必的。文學只好當作副業，並且當作副業之後對於文學並無妨。有些詩人以為能寫十行八行詩之後便自命不凡地以為其他職業儘是庸俗，這實在是誤解。我們看古往今來的多少文學家，有幾人以文學為職業？當今有不少的青年，對於文學富有嗜好，而於為人處世之道遂不講求，這不是健康的現象。我於哀悼朱湘先生之餘，不禁地想起了這些話說。 朱先生之死是否完全由於社會逼迫，抑是還有其他錯綜的情形，尚有待於事實的說明，知其是精神錯亂，他自己當然也很難負責，只能歸之於命運，不過精神並未錯亂的文人們，應該知道自愛，應該有健康的意志、理性和毅力，來面對這混亂的社會吧！ 還有一點，寫詩是和許多別種工作一樣，並不見得一定要以「生活舒服一點」為先決條件的，餓了肚子當然是不好工作的，「窮而後工」也不過是一句解嘲的話。然而，若謂「生活得舒服一點」以後才能「有心情寫詩」，這種理論我是不同意的。現下的詩人往往寫下四行八行的短詩，便在後面綴上「於萊茵河邊」「於西子湖畔」，這真令人作嘔。詩是在什麼地方都可以寫的，不必一定要到風景美的地方去。詩在什麼時候都可以寫的，不必一定要在「舒服」的時候。所謂「有心情寫詩」，那「心情」不是視「舒服」與否而存減的。詩人並沒有理由特別地要求生活舒適。社會對詩人特別推崇與供養，自然是很好的事，可是在詩人那方面並不該怨天尤人地要求供養。要做詩人應先做人。這並非是對朱湘先生的微詞，朱湘先生之志行高潔是值得我們尊敬的，他的自殺是值得我們哀悼的。不過生活著的文人們若是借著朱先生之死而發牢騷，那是不值得同情的。 悼念道藩先生 明辨是非，堅忍不拔 道藩先生於一九三〇年在青島任國立青島大學教務長，住家在魚山路一個小小的山坡上，我是他的鄰居，望衡對宇，朝夕過從。我到他家裡去拜訪，看見壁上掛著他的油畫作品，知道他原來是學美術的。校長楊振聲先生私下對我說：「道藩先生一向從事黨務工作，由他來主持教務，也可以加強學校與中央的聯繫。」這話說得很含蓄。 青島雖然是個有山有水的好地方，但是誠如聞一多所說，缺少文化。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我們幾個朋友戲稱為酒中八仙，其中並不包括道藩，部分原因是他對杯中物沒有特別的偏愛。他偶然也參加我們的飲宴，他也能欣賞我們酒酣耳熱的狂態。他有一次請假返回貴州故鄉，歸時帶來一批茅台酒，分贈我們每人兩瓶。那時候我們不曾聽說過茅台的名字，看那粗陋的瓶裝就不能引起好感，又據說是高粱釀製，益發不敢存奢想，我們都置之高閣。是年先君來青小住，一進門就說有異香滿室，啟罐品嘗，乃讚不絕口。於是，我把道藩分贈個人的一份盡數索來，以奉先君。從此我知道高粱一類其醇郁無出茅台之右者。以後茅台毀於兵燹，出品質劣，徒有其名，無復當年風味。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變起，舉國惶惶。平津學生罷課南下請願，要求對日宣戰，青島大學的學生也受了影響，集隊強占火車，威脅行車安全。學校當局主張維持紀律，在校務會議中聞一多有「揮淚斬馬謖」的表示，決議開除肇事首要分子。開除學生的布告剛貼出去，就被學生撕毀了，緊接著是包圍校長公館，貼標語，呼口號，全套的示威把戲。學生由一些左派分子把持，他們的集合地點便是校內的所謂「區黨部」，在學生宿舍樓下一間房裡。學校裡面附設黨的組織，在國內是很平常的事，有時也會因此而和學校當局齟齬。胡適之先生在上海中國公學時，就曾和校內黨部發生衝突。區黨部和學校當局分庭抗禮，公然行文。青島大學的區黨部情形就更進一步了，「左傾」分子以黨部為庇護所，製造風潮，反抗學校當局。後來召請保安警察驅逐搗亂分子，警察不敢進入黨部捉人。這時節激怒了道藩先生，他面色蒼白，兩手抖顫，率領警察走到操場中心，面對著學生宿舍，厲聲宣告：「我是國民黨中央委員，我要你們走出來，一切責任我負擔。」由於他的挺身而出，學生氣餒了，警察膽壯了，問題解決了。事後他告訴我：「我從來不怕事，我兩隻手可以同時放槍。」我們都知道，如果沒有他明辨是非堅忍不拔的精神，那場風波不容易那樣平復下去。 他在青島大學服務不久，被調往浙江任教育廳長。我下一次看見他是在南京，他所創辦的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編者註：以下簡稱「國立劇專」）第一屆畢業生公演《威尼斯商人》，我應邀請前去參觀。道藩先生對於戲劇的熱心是無以復加的，幾十年來未曾稍殺。國立劇專在余上沅先生主持之下辦得有聲有色，但是在背後默默做有力支持的是道藩先生，這件事我知道得最清楚。 抗戰軍興，我應聘參加國民參政會，由香港轉到漢口，這時候道藩先生任教育部次長，在漢口辦公，因此幾乎每天晚上我們都有機會見面。道藩先生很健談，喜歡交遊。有一天他告訴我，馬當失守，政府決定遷往重慶，要我一起入川。教育部設教科書編輯委員會，道藩任主任委員，約我擔任中小學教科書組主任，於是我銜著這使命搭乘國民參政會的專輪到了重慶。中小學教科書的供應在當時是一個大問題，因為時勢變遷，舊的已不適用，非重編重印不足以應後方之需要。抗戰前，楊振聲先生受國防會議之託主編了一套中學教科書，尚未竣事，其中包括有沈從文編輯的國文、吳晗的歷史等，雖然也很精彩，仍嫌不合時代要求，我擔任這個職務，雖是完全義務性質，深感責任重大，幸賴道藩先生的領導及副主任李清悚先生的全力主持，得以應付了抗戰時期後方中小學的需要。 教科書編輯委員會因敵機轟炸疏散到北碚後，改由許心武先生任主委，後又併入了國立編譯館。於是我和編譯館開始發生了關係。道藩先生常來北碚，在北碚對岸黃桷樹的復旦大學有他不少朋友。如孫寒冰、但蔭蓀、梁宗岱、吳南軒諸位。蔣碧微女士雖然服務於國立編譯館，卻卜居在黃桷樹。由重慶到北碚，汽車要走兩小時。由北碚到黃桷樹，要搭小木船渡過激流的嘉陵江。道藩先生便這樣風塵僕僕地無間寒暑地度他的周末，想嘉陵江邊的鵝卵石和岸上青青的野草都應該熟悉了他的腳步聲。 在台灣，道藩先生主持文獎會，參加審稿的有王平陵、趙友培、侯佩尹等幾位，我亦會濫竽其間，平日分別閱稿，每月集會一次。這個組織雖嫌基金太少，但是起了不少的號召作用，多少作者獲得了鼓勵。其中絕對沒有私心，沒有門戶之見。文獎會結束之後，他曾興奮地對我說：「我得到了一項支援，將創建一座小型劇院。」不幸他困於胃病和失眠，體力日衰，此事竟無下文。 道藩先生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在去年《莎士比亞全集》譯本出版慶祝會上，他即席致辭，精神還很愉快，但病象已深，不匝年而終於不治。數十年來他待我甚厚，談笑如昨，遽成九泉之客，臨文悼念，為之黯然。 記盧冀野 一副邋遢相，但有才氣，生性詼諧，一肚皮笑話 盧前，字冀野，南京人，年與我相若。 他體肥，臃腫膨脝，走不了幾步路就氣咻咻然，年紀輕輕就蓄了稀疏可數的幾根短須。人皆稱之為胖子，他不以為忤，總是哼哼兩聲作鷺鷥笑。有時候他也會無緣無故地從喉嚨里發出呼嚕呼嚕的聲音。他的衣履從來是不整齊的，平日是一襲皺褶的長袍。項下紐扣忘記扣起乃是常事。破鞋破襪上面蒙著一層灰土。看他那樣子，活像是江湖上賣卜看相一流的人士。 他是南京國立東南大學的高才生，吳梅（癯安）先生的得意弟子。我在民國十一二年（編者註：1922—1923年）間就認識他。那一年我路過南京，順便拜訪時常通信而尚未晤面的胡夢華先生，他邀了盧冀野和我一同相會，喝高粱酒，吃花生豆腐乾，那時候我們都還是大學未畢業的學生，意氣甚豪。我當時就覺得這個胖子不是一個尋常人。別瞧他一副邋遢相，他有才氣。不知是別人給他的封號，還是他自己取的，號稱「江南才子」。 南京一會，匆匆幾年過去，我從美國歸來在南京東南大學執教，他來看過我幾次，依然是那樣的風采。 抗戰期間我們在四川見面，往來較多。他在北碚國立禮樂館為編纂，制禮作樂，分為二組，他掌管禮組。館長是戴傳賢先生，副館長為顧毓琇先生，都是掛名遙領，實際上在抗戰期間還有什麼閒情逸緻來制禮作樂？我戲問他：「吾聞之：『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先生何行何道，而敢言禮？」他嘿嘿一笑，說：「你不知道嗎，『禮失而求諸野』。」因此他把他居住的幾間破房子題作「求諸室」。禮樂館辦公室樓上住著三個人，楊蔭瀏先生，楊仲子先生，楊憲益先生。冀野就說：「此三陽開泰也，吉。」 冀野在國立編譯館兼任編纂，參加大學用書編輯委員會，但是實際工作是請了兩名本地刻書的工人，由他監督刻木板。經館方同意，刻一部《全元曲》，作為《全宋詞》的姊妹篇。這工程浩大，一天連寫帶刻可以完成兩頁，可是累積起來一年可以完成七百多塊木板，幾年便堆滿一間屋。這種古色古香的玩意兒，於抗戰烽火連天中在後方慢慢地進行。勝利時工作尚未完成，那堆木板不知是否逃過了當柴燒的一厄？於刻元曲之外，冀野也因此乘便刻了幾部他私人所喜愛的詞曲，名之為《飲虹簃叢書》。 冀野膺選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他很高興，大襟上經常掛著參政會的徽章，出入編譯館禮樂館，大家為之側目。他有一天對我說：「參政可矣，何必加一『員』字？歷宋元明清均置參政，不聞稱員，民初亦有參政院，皆稱參政。今加員字，反為不美。」我告訴他：「此會乃臨時性質，既稱會，其組成分子當然是員了。老兄真有意參知政事耶？」他笑而不答。第三屆參政會他未獲連任，意殊怏悒，李清悚先生調侃他說：「先生名盧前，今則成為盧前參政員矣！」 參政會組華北慰勞視察團，冀野與我均被派參加，因此我們有兩個月的共同起居的機會。他生性詼諧，一肚皮笑話，葷素皆備，關於他下巴頦上的幾根騷羊鬍子就有十個八個，不知他是怎麼搜集來的。他愛吐痰，關於吐痰的又有十個八個。我們到了西安，我約他到菊花園口厚德福吃飯，我問他要吃什麼，他說：「一鴨一魚足矣。」好，我就點了一隻烤鴨一條醬汁魚。按說四五個人都吃不了，但是他伸臂挽袖，獨當重任，如風捲殘雲，連呼：「痛快，痛快。」他的酒量甚豪，三五斤黃酒不算回事。 我們由西安到洛陽去，冀野、鄧飛黃和我三個人在陝縣下車，自告奮勇，渡黃河上中條山。事前李興中師長告訴我們，到中條走一遭，九溝十八坡，只能騎馬，山路崎嶇，形勢很險，要三四天的工夫。我們年輕膽壯，賈勇出發。在茅津渡過河之後就要騎馬。冀野從來沒有騎過馬，而軍中馬匹都是又小又瘦的那種類型，而且不是頂馴順的，冀野的塊頭大，經馬夫扶持勉強爬上馬背，已經有搖搖欲墜之勢。拍照之後，一聲吆喝，馬隊開始前進。沒走幾步遇到一片酸棗林，下有積水，隨行的馬夫繞道步行，這時候冀野開始感到惶恐，馬低下頭去飲水，使得他摟著馬的脖頸銳聲大叫，這一摟一叫不打緊，馬驚了。一馬驚逸，所有的馬跟著狂奔。冀野倒臥在地，我在馬上只聽得耳畔風聲呼呼地響，趕緊低頭躲避多刺的棗枝。鄧飛黃從後面追趕上來對我呼喊：「不要怕，夾緊兩腿，放鬆韁繩！」我的馬跳躍一道土溝時我被顛落在地上了。鄧飛黃也自動地滾鞍下馬。幾匹馬摔掉了鞍轡跑得更快，一口氣奔回營部。營部的人看到幾匹失鞍的識途老馬狼狽而回，心知不妙，立即派人救援，只見我們三個在荒野中踉蹌緩步。當晚過夜，第二天營部人員說我們要開始爬山，鑒於冀野肥胖過人，特別給他備了一匹騾子，比較穩定而且能載重，不料騾子高大，他爬不上去，幾個人推送也無法上去，最後找到路邊一塊巨石，讓他站在石上，幾人攙扶之下才跨上了騾背。入山不久，冀野在騾背上搖搖晃晃，大汗淋漓，渾身抖顫如肉凍，無法繼續前進。三人會商，決定派人送他回去。於是他廢然單獨折返。後來我在他的房間牆上看見掛著一幀放大的照片，他題字曰：盧冀野馬上之雄姿。 冀野才思敏捷，行旅中不忘吟詩作曲。每到一處，就寢前必定低聲地搖頭晃腦苦吟一陣，拿出隨身攜帶的紙筆硯墨，多半是寫一闋曲子，記述他一天的見聞感想。我問他為什麼偏愛作曲，較少詩詞。他說，曲的路子寬，像是白話，正字之外可加襯子，韻也較寬，東冬、江陽等皆合併，四聲亦可通押，應該算是很進步自由的詩體。我也相當同意他的看法。不過曲在平仄和音韻上很有講究，和音樂歌唱不可分離，亦非易工之事。他於此道確是造詣甚深。 勝利後大家紛紛還鄉，他也回到了南京。他對南京有無比的熱愛。勝利之初大家偶爾議論將來首都所在是否還是虎踞龍盤的南京，有人說北平較勝，也有人說西安不錯，誰若是說起歷來建都南京者皆享祚不久，他必紅頭漲臉地憤形於色。我還鄉路過南京，他特邀我和李清悚等到南門外一家回族館吃他吹噓已久的什麼糟蒸鴨肝。他嘆一口氣說：「不是從前的味道了。」 此後時局變化，我們失去聯絡。聽說他在南京很忙，任監察委員、大學教授、保長。有人問他：「保長之事何勞先生費心？」他說：「這你就不懂了，保甲長是真正親民之職，尤其是有關兵役等，保甲長一言九鼎，關係重大。等到逢年過節，禮物上門，堆積如山……」他就是這樣地天真。 更天真的事，是他以為在參政會與某某有杯酒之歡，與某某有一日之雅，時局無論怎樣變化，沒有人會為難他。他這一估計錯誤了，而且是致命的錯誤，他的監察委員、大學教授、保長一系列的職位都失掉了，他被派給的新任務是扛著梯子提著糨糊桶在高牆上貼標語！據說他曾賦有一詩，內有「安排馬列三千冊，紅旗插遍紫金山」之句，如今果然參與了貼標語的行列。只是太肥胖，執行這個工作時的狼狽，是可以想像的。於是，由於沮喪、勞苦、悲憤，他被折騰死了！ 我四十歲生日，冀野寫了一首長調贈我，寫在一張灰色草紙上，現已遺失。他的墨跡現在保存在我手邊的只有一首七絕，題在我三十八歲生日紀念冊中，詩曰： 雅捨生涯又五年，冊中名氏闕盧前， 歲寒松柏支天地，金石盟心志益堅。 求諸室主人前並記 癸未秋暮為實翁補題三十八初度書畫冊 詩是臨時構想，一揮而就。他未帶圖章，借用我一顆閒章，「言而有信」四字。 悼念陳通伯先生 不輕發言，言必有中 我初識通伯先生是在民國十五年（編者註：1926年）夏，那時候他正在《現代評論》上寫《閒話》，和魯迅先生打筆墨戰正殷。魯迅的文筆潑辣刻薄，通伯的文字冷靜雋雅，一方面是偏激僥倖，一方面是正人君子。翌年新月書店在上海成立，《西瀅閒話》一直是新月的一部暢銷書，不僅內容豐富，其文筆之優美也是引人入勝的。通伯惜墨如金，《閒話》之後擱筆甚久，新月陸續給他印了《梅立克短篇小說集》和《少年歌德之創造》。最善催稿擠稿的徐志摩遇到通伯也無法可想。《新月》雜誌上只發過他兩篇通訊。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有話說時他可以滔滔不斷地講，沒有話說時他寧可保持沉默。不輕發言，言必有中。 通伯在海外甚久，我們難得一面。他和叔華都曾回過台灣，晤談甚歡。我提議在台灣把《閒話》重印，他欣然同意，並且答應我尋覓原書影印。後來他果然從大英博物院圖書館借到原書，刪除其中一部分，由我洽商書店影印行世。他要我撰寫序文，我義不容辭地寫了。刪去的一部分，其實是很精彩的一部分，只因事過境遷，對象已不存在，他認為無須再留痕跡，這是他忠厚處。以視「臨死咽氣的時候一個敵人也不饒」的那種人，真不可同日而語了。 通伯在海外的生活，精神上相當苦痛，老病之身和橫逆的環境抗爭，國內的人士很難體會其中的艱苦。叔華告訴我他在巴黎大使館獨力支撐危局的情形，令人聽了心酸。通伯退休後，如果不是因為多病，早已返國定居，不料一代文宗，遽做九泉之客！彩雲易散，天道寧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