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生只活得深情二字 · PART 02

世間種種都是深情 想我的母親 父母對子女的愛，子女對父母的愛，是神聖的 父母對子女的愛，子女對父母的愛，是神聖的。我寫過一些雜憶的文字，不曾寫過我的父母，因為關於這個題目我不敢輕易下筆。小民女士逼我寫幾句話，辭不獲已，謹先略述二三小事以應，然已臨文不勝風木之悲。 我的母親姓沈，杭州人。世居城內上羊市街。我在幼時曾侍母歸寧，時外祖母尚在，年近八十。外祖父入學後，沒有更進一步的功名，但是課子女讀書甚嚴。我的母親教導我們讀書啟蒙，嘗說起她小時苦讀的情形。她同我的兩位舅父一起冬夜讀書，冷得腿腳僵凍，取大竹簍一，實以敗絮，三個人伸足其中以取暖。我當時聽得惕然心驚，遂不敢荒嬉。我的母親來我家時年甫十八九，以後操持家務盡瘁終身，不復有暇進修。 我同胞兄弟姊妹十一人，母親的劬育之勞可想而知。我記得我母親常於百忙之中抽空給我們幾個較小的孩子洗澡。我怕肥皂水流到眼裡，我怕癢，總是躲躲閃閃，總是格格地笑個不住，母親沒有工夫和我們糾纏，隨手一巴掌打在身上，邊洗邊打邊笑。 北方的冬天冷，屋裡雖然有火爐，睡時被褥還是涼似鐵。尤其是鑽進被窩之後，脖子後面透風，冷氣順著脊背吹了進來。我們幾個孩子睡一個大炕，頭朝外，一排四個被窩。母親每晚看到我們鑽進了被窩，嘰嘰喳喳地笑語不停，便走過來把油燈吹熄，然後給我們一個個地把脖子後面的棉被塞緊，被窩立刻暖和起來，不知不覺地就睡著了。我不知道母親用的是什麼手法，只知道她塞棉被帶給我無可言說的溫暖舒適，我至今想起來還是快樂的，可是那個感受不可復得了。 我從小不喜歡喧鬧。祖父母生日照例院裡搭台唱傀儡戲或灤州影戲。一過八點我便掉頭而去進屋睡覺。母親得暇便取出一個大笸籮，裡面裝的是針線剪尺一類的縫紉器材，她要做一些縫縫連連的工作，這時候我總是一聲不響地偎在她的身旁，她趕我走我也不走，有時候竟睡著了。母親說我乖，也說我孤僻。如今想想，一個人能有多少時間可以偎在母親身旁？ 在我的兒時記憶中，我母親好像是沒有時候睡覺。天亮就要起來，給我們梳小辮是一樁大事，一根一根地梳個沒完。她自己要梳頭，我記得她用一把抿子蘸著刨花水，把頭髮弄得鋥光大亮。然後她就要一聽上房有動靜便急忙前去當差。蓋碗茶、燕窩、蓮子、點心，都有人預備好了，但是需要她去雙手捧著送到祖父母跟前，否則要兒媳婦做什麼？在公婆面前，兒媳婦是永遠站著，沒有座位的。足足地站幾個鐘頭下來，不是纏足的女人怕也受不了！最苦的是，公婆年紀大，不過午夜不安歇，兒媳婦要跟著熬夜在一旁侍候。她困極了，有時候回到房裡來不及脫衣服倒下便睡著了。雖然如此，母親從來沒有發過一句怨言。到了民元前幾年，祖父母相繼去世，我母親才稍得清閒，然而主持家政教養兒女也夠她勞苦的了。她抽暇隔幾年返回杭州老家去度夏，有好幾次都是由我隨侍。 母親愛她的家鄉。在北京住了幾十年，鄉音不能完全改掉。我們常取笑她，例如北京的「京」，她說成「金」，她有時也跟我們學，總是學不好，她自己也覺得好笑。我有時學著說杭州話，她說難聽死了，像是門口兒賣筍尖的小販說的話。 我想一般人都會同意，凡是自己母親做的菜永遠是最好吃的。我的母親平常不下廚房，但是她高興的時候，尤其是父親親自到市場買回魚鮮或其他南貨的時候，在父親特煩之下，她也欣然操起刀俎。這時候我們就有福了。我十四歲離家到清華，每星期回家一天，母親就特別疼愛我，幾乎很少例外地要親自給我炒一盤冬筍木耳韭菜黃肉絲，起鍋時澆一勺花雕酒，這是我最喜歡的一道菜。但是這一盤菜一定要母親自己炒，別人炒味道就不一樣了。 我母親喜歡在高興的時候喝幾盅酒。冬天午後圍爐的時候，她常要我們打電話到長發叫五斤花雕，綠釉瓦罐，口上罩著一張毛邊紙，溫熱了倒在茶杯里和我們共飲。下酒的是大落花生，若是有「抓空兒的」，買些乾癟的花生吃則更有味。我和兩位姐姐陪母親一頓吃完那一罐酒。後來我在四川獨居無聊，一斤花生一罐茅台當作晚飯，朋友們笑我吃「花酒」，其實是我母親留下的作風。 我自從入了清華，以後和母親在一起的時候就少了。抗戰前後各有三年和母親住在一起。母親晚年喜歡聽平劇（編者註：京劇，新中國成立前北京叫北平），最常去的地方是吉祥，因為離家近，打個電話給賣飛票的，總有好的座位。我很後悔，我沒能分出時間陪她聽戲，只是由我的姐姐弟弟們陪她消遣。 我父親曾對我說，我們的家所以成為一個家，我們幾個孩子所以能成為人，全是靠了我母親的辛勞維護。一九四九年以後，音訊中斷，直等到恢復聯繫，才知道母親早已棄養，享壽九十歲。西俗，母親節佩紅康乃馨，如不確知母親是否尚在則佩紅白康乃馨各一。如今我只有佩白康乃馨的份兒了，養生送死，兩俱有虧，慘痛慘痛！ 我的一位國文老師 最是師恩難忘 我在十八九歲的時候，遇見一位國文先生，他給我的印象最深，使我受益也最多，我至今不能忘記他。 先生姓徐，名鏡澄，我們給他取的綽號是「徐老虎」，因為他凶。他的相貌很古怪，他的腦袋的輪廓是有稜有角的，很容易成為漫畫的對象。頭很尖，禿禿的、亮亮的，臉形卻是方方的、扁扁的，有些像《聊齋志異》繪圖中的夜叉的模樣。他的鼻子、眼睛、嘴好像是過分地集中在臉上很小的一塊區域裡。他戴一副墨晶眼鏡，銀絲小鏡框，這兩塊黑色便成了他臉上最顯著的特徵。我常給他漫畫，勾一個輪廓，中間點上兩塊橢圓形的黑塊，便惟妙惟肖。他的身材高大，但是兩肩總是聳得高高，鼻尖有一些紅，像酒糟的，鼻孔里常常地藏著兩筒清水鼻涕，不時地吸溜著，說一兩句話就要用力地吸溜一聲，有板有眼有節奏，也有時忘了吸溜，走了板眼，上唇上便亮晶晶地吊出兩根玉箸，他用手背一抹。他常穿的是一件灰布長袍，好像是在給誰穿孝，袍子在整潔的階段時我沒有趕得上看見，餘生也晚，我看見那袍子的時候即已油漬斑斕。他經常是仰著頭，邁著八字步，兩眼望青天，嘴撇得瓢兒似的。我很難得看見他笑，如果笑起來，是獰笑，樣子更凶。 我的學校很特殊的。上午的課全是用英語講授，下午的課全是國語講授。上午的課很嚴，三日一問，五日一考，不用功便要被淘汰，下午的課稀鬆，成績與畢業無關。所以每到下午上國文之類的課程，學生們便不踴躍，課堂上常是稀稀拉拉的不大上座，但教員用拿毛筆的姿勢舉著鉛筆點名的時候，學生卻個個都到了，因為一個學生不只答一聲到。真到了的學生，一部分從事午睡，微發鼾聲，一部分看小說如《官場現形記》《玉梨魂》之類，一部分寫「父母親大人膝下」式的家書，一部分乾脆瞪著大眼發獃，神遊八表，有時候逗先生開玩笑。國文先生呢，大部分都是年高有德的，不是榜眼，就是探花，再不就是舉人。他們授課也不過是奉行故事，樂得敷敷衍衍。在這種糟糕的情形之下，徐老先生之所以凶，老是繃著臉，老是開口就罵人，我想大概是由於正當防衛吧。 有一天，先生大概是多喝了兩盅，搖搖擺擺地進了課堂。這一堂是作文，他老先生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了兩個字，題目尚未寫完，當然照例要吸溜一下鼻涕，就在這吸溜之際，一位性急的同學發問了：「這題目怎樣講呀？」老先生轉過身來，冷笑兩聲，勃然大怒：「題目還沒有寫完，寫完了當然還要講，沒寫完你為什麼就要問？……」滔滔不絕地吼叫起來，大家都為之愕然。這時候我可按捺不住了。我一向是個上午搗亂下午安分的學生，我覺得現在受了無理的侮辱，我便挺身分辯了幾句。這一下我可惹了禍，老先生把他的怒火都潑在我的頭上了。他在講台上來回踱著，吸溜一下鼻涕，罵我一句，足足罵了我一個鐘頭，其中警句甚多，我至今還記得這樣的一句： 「×××！你是什麼東西？我一眼把你望到底！」 這一句頗為同學們所傳誦。誰和我有點爭論遇到糾纏不清的時候，都會引用這一句「你是什麼東西？我把你一眼望到底」。當時我看形勢不妙，也就沒有再多說，讓下課鈴結束了先生的怒罵。 但是從這一次起，徐先生算是認識我了。酒醒之後，他給我批改作文特別詳盡。批改之不足，還特別地當面加以解釋，我這一個「一眼望到底」的學生，居然成為一個受益最多的學生了。 徐先生自己選輯教材，有古文，有白話，油印分發給大家。《林琴南致蔡孑民書》是他講得最為眉飛色舞的一篇。此外如吳敬恆的《上下古今談》，梁啓超的《歐遊心影錄》，以及張東蓀的《時事新報》社論，他也選了不少。這樣新舊兼收的教材，在當時還是很難得的開通的榜樣。我對於國文的興趣因此而提高了不少。徐先生講圖文之前，先要介紹作者，而且介紹得很親切，例如他講張東蓀的文字時，便說：「張東蓀這個人，我倒和他一桌吃過飯……」這樣的話是相當地可以使學生們吃驚的，吃驚的是，我們的國文先生也許不是一個平凡的人吧，否則怎樣會能夠和張東蓀一桌上吃過飯！ 徐先生於介紹作者之後，朗誦全文一遍。這一遍朗誦可很有意思。他打著江北的官腔，咬牙切齒地大聲讀一遍，不論是古文或白話，一字不苟地吟詠一番，好像是演員在背台詞，他把文字里的蘊藏著的意義好像都給宣洩出來了。他念得有腔有調，有板有眼，有情感，有氣勢，有抑揚頓挫，我們聽了之後，好像是已經理會到原文的意義的一半了。好文章擲地作金石聲，那也許是過分誇張，但必須可以朗朗上口，那卻是真的。 徐先生之最獨到的地方是改作文。普通的批語「清通」「尚可」「氣盛言宜」，他是不用的。他最擅長的是用大墨槓子大勾大抹，一行一行地抹，整頁整頁地勾。洋洋千餘言的文章，經他勾抹之後，所余無幾了。我初次經此打擊，很灰心，很覺得氣短，我掏心挖肝地好容易謅出來的句子，輕輕地被他幾槓子就給抹了。但是他鄭重地給我解釋一會兒，他說：「你拿了去細細地體味，你的原文是軟趴趴的，冗長，懈啦咣唧的，我給你勾掉了一大半，你再讀讀看，原來的意思並沒有失，但是筆筆都立起來了，虎虎有生氣了。」我仔細一揣摩，果然。他的大墨槓子打得是地方，把虛泡囊腫的地方全削去了，剩下的全是筋骨。在這刪削之間見出他的功夫。如果我以後寫文章還能不多說廢話，還能有一點點硬朗挺拔之氣，還知道一點「割愛」的道理，就不能不歸功於我這位老師的教誨。 徐先生教我許多作文的技巧。他告訴我：「做文忌用過多的虛字。」該轉的地方，硬轉；該接的地方，硬接。文章便顯著樸拙而有力。他告訴我，文章的起筆最難，要突兀矯健，要開門見山，要一針見血，才能引人入勝，不必兜圈子，不必說套語。他又告訴我，說理說至難解難分處，來一個譬喻，則一切糾纏不清的論難都迎刃而解了，何等經濟，何等手腕！諸如此類的心得，他傳授我不少，我至今受用。 我離開先生已將近五十年了，未曾與先生一通音訊，不知他雲遊何處，聽說他已早歸道山了。同學們偶爾還談起「徐老虎」，我於回憶他的音容之餘，不禁地還懷著悵惘敬慕之意。 懷念胡適先生 人品、才學都令人欽佩 胡先生長我十一歲，所以我從未說過「我的朋友胡適之」，我提起他的時候必稱先生，晤面的時候亦必稱先生。但並不完全是由於年齡的差異。 胡先生早年有一部《留學日記》，後來改名為《藏暉室日記》，內容很大一部分是他的讀書札記，以及他的評論。小部分是他私人生活，以及友朋交遊的記載。我讀過他的日記之後，深感自愧弗如，我在他的那個年齡，還不知道讀書的重要，而且思想也尚未成熟。如果我當年也寫過一部留學日記，其內容的貧乏與幼稚是可以想見的。所以，以學識的豐儉，見解的深淺而論，胡先生不只是長我十一歲，可以說長我二十一歲、三十一歲，以至四十一歲。 胡先生有寫日記的習慣。《留學日記》只是個開端，以後的日記更精彩。先生住在上海極斯菲爾路的時候，有一天我和徐志摩、羅努生去看他，胡太太說：「適之現在有客，你們先到他書房去等一下。」志摩領頭上樓進入他的書房。書房不大，是樓上亭子間，約三四坪（編者註：土地或者房屋面積單位，1坪約合3.3平方米，用於台灣地區，後同），容不下我們三個人坐，於是我們就站在他的書架前面東看看西看看。志摩大叫一聲：「快來看，我發現了胡大哥的日記！」書架的下層有一尺多高的一沓稿紙，新月的稿紙。（這稿紙是胡先生自己定製的，一張十行，行二十五字，邊寬格大，胡先生說這樣的稿紙比較經濟，寫錯了就撕掉也不可惜。後來這樣的稿紙就在新月書店公開發售，有宣紙毛邊兩種。我認為很合用，直到如今我仍然使用仿製的這樣的稿紙。）胡先生的日記是用毛筆寫的，至少我看到的這一部分是毛筆寫的，他寫得相當工整，他從不寫行草，總是一筆一捺地規規矩矩。最令我們驚異的是，除了私人記事之外，他每天剪貼報紙，包括各種新聞在內，因此篇幅多得驚人，兼具時事資料的匯集，這是他的日記一大特色，可說是空前的。酬酢宴席之中的座客一一列舉，偶爾也有我們的名字在內，努生就笑著說：「得附驥尾，亦可以不朽矣！」我們匆匆看了幾頁，胡先生已衝上樓來，他笑容滿面地說：「你們怎可偷看我的日記？」隨後他嚴肅地告訴我們：「我生平不置資產，這一部日記將是我留給我的兒子們唯一的遺贈，當然是要在若干年後才能發表。」 我自偷看了胡先生的日記以後，就常常記掛，不知何年何月這部日記才得面世。胡先生回台定居，我為了洽商重印《胡適文存》到南港去看他。我就問起這麼多年日記是否仍在繼續寫。他說並未間斷，只是未能繼續使用毛筆，也沒有稿紙可用，所以改用洋紙本了，同時內容亦不如從前之詳盡，但是每年總有一本，現已積得一箱。胡先生原擬那一箱日記就留在美國，胡太太搬運行李時誤把一箱日記也帶來台灣。胡先生故後，胡先生的一些朋友曾有一次會談，對於這一箱日記很感難於處理，聽說後來又運到美國，詳情我不知道。我現在只希望這一部日記能在妥人照料之中，將來在適當的時候全部影印出來，而沒有任何竄改增刪。 胡先生在學術方面有很大部分精力用在《水經注》的研究上。在北平時他曾經打開他的書櫥，向我展示其中用硬紙夾夾著的稿子，凡數十夾，都是《水經注》研究。他很得意地向我指指點點，這是趙一清的說法，這是全祖望的說法，最後是他自己的說法，說得頭頭是道。 我對《水經注》沒有興趣，更無研究，聽了胡先生的話，覺得他真是用功讀書肯用思想。我乘間向他提起：「先生青年寫《廬山遊記》，考證一個和尚的墓碑，寫了八千多字，登在《新月》上，還另印成一個小冊，引起常燕生先生一篇批評，他說先生近於玩物喪志，如今這樣地研究《水經注》，是否值得？」胡先生說：「不然。我是提示一個治學的方法。前人著書立說，我們應該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冤枉者為之辯誣，作偽者為之揭露。我花了這麼多力氣，如果能為後人指示一個做學問的方法，不算是白費。」胡先生引用佛書上常用的一句話「功不唐捐」，沒有功夫是白費的。我私下裡想，功夫固然不算白費，但是像胡先生這樣一個人，用這麼多功夫，做這樣的工作，對於預期可能得到的效果，是否成比例，似不無疑問，不止我一個人有這樣的想法。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日報》副刊登了一首康華先生的詩，題目是《南港，午夜不能成寐，有懷胡適之先生》，我抄在下面： 你靜悄悄地躲在南港， 不知道這幾天是何模樣。 莫非還在東找西翻， 為了那個一百二十歲的和尚？ 聽說你最近有過去處， 又在埋頭搞那《水經注》。 為何不踏上新的征途， 盡走偏僻的老路？ 自然這一切卻也難怪， 這是你的興趣所在。 何況一字一句校勘出來， 其樂也甚於掘得一堆金塊。 並且你也有很多的道理， 更可舉出很多的事例。 總之何足驚奇！ 這便是科學的方法和精神所寄。 不過這究竟是個太空時代， 人家已經射了一個司普尼克， 希望你領著我們趕上前來， 在這一方面做幾個大膽的假設！ 我午夜枕上思前想後， 牽掛著南港的氣候。 當心西伯利亞和隔海的寒流， 會向著我們這邊滲透！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這首詩的意思很好，寫得也宛轉敦厚，尤其是胡適之式的白話詩體，最能打動胡先生的心。他初不知此詩作者為誰，但是他後來想到康是健康的康，華是中華的華，他也就猜中了。他寫了這樣一封信給此詩作者（後亦刊於中副）： ××兄： 近來才知道老兄有「康華」的筆名，所以我特別寫封簡訊，向你道謝贈詩的厚意。我原想做一首詩答「康華」先生，等詩成了，再寫信；可惜我多年不做詩了，至今還沒有寫成，所以先寫信道謝。詩若寫成，一定先寄給老兄。 你的詩猜中了！在你做詩的前幾天，我「還在東找西翻，為了那個一百二十歲的和尚」寫了一篇《三勘虛雲和尚年譜》的筆記，被陳漢光先生在台灣風物上發表了。原意是寫給老兄轉給「康華」詩人看的，現在只好把印本寄呈了。 老兄此詩寫得很好，我第一天見了就剪下來粘在日記里，自記云：「康華不知是誰？這詩很明白流暢，很可讀。」 我在民國十八年（編者註：1929年）一月曾擬《中國科學社的社歌》，其中第三節的意思頗像大作的第三節。今將剪報一紙寄給老兄，請指正。 敬祝 新年百福 弟適上 一九六〇　一、四 附： 《嘗試》集外詩：擬中國科學社的社歌 我們不崇拜自然， 他是個刁鑽古怪。 我們要捶他、煮他， 要使他聽我們指派。 我們叫電氣推車， 我們叫以太送信，—— 把自然的秘密揭開， 好叫他來服侍我們人。 我們唱天行有常， 我們唱致知窮理。 不怕他真理無窮， 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 胡先生的思想好像到了晚年就停滯不進。考證《虛雲和尚年譜》，研究《水經注》，自有其價值，但不是我們所期望於胡先生的領導群眾的大事業。於此我有一點解釋。一個人在一生中有限的歲月里，能做的事究竟不多。真富有創造性或革命性的大事，除了領導者本身才學經驗之外，還有時代環境的影響，交相激盪，乃能觸機而發，震爍古今。少數人登高一呼，多數人聞風景從。胡先生領導白話文運動，倡導思想自由，弘揚人權思想，均應作如是觀。所以我們對於一個曾居於領導地位的人不可期望過奢。胡先生常說「但開風氣不為師」。開風氣的事，一生能做幾次？ 胡先生的人品，比他的才學，更令人欽佩。前總統蔣先生在南港胡墓橫題四個大字「德學俱隆」是十分恰當的。 胡先生名滿天下，但是他實在並不好名。有一年胡先生和馬君武、丁在君、羅努生做桂林之游，所至之處，輒為人包圍。胡先生說：「他們是來看猴子！」胡先生說他實在是為名所累。 胡先生的婚姻常是許多人談論的題目，其實這是他的私事，不干他人。他結婚的經過，在他《四十自述》里已經說得明白。他重視母命，這是偉大的孝道，他重視一個女子的畢生幸福，這是偉大的仁心。幸福的婚姻，條件很多，而且有時候不是外人所能充分理解的。沒有人的婚姻是沒有瑕疵的，夫妻牉合，相與容忍，這婚姻便可維持於長久。「五四」以來，社會上有很多知名之士，視糟糠如敝屣，而胡先生沒有走上這條路。我們敬佩他的為人，至於許許多多瑣瑣碎碎的捕風捉影之談，我們不敢輕信。 大凡真有才學的人，對於高官厚祿可以無動於衷，而對於後起才俊則無不獎愛有加。梁任公先生如此，胡先生亦如此。他住在米糧庫的那段期間，每逢星期日「家庭開放」，來者不拒，經常是高朋滿座，包括許多慕名而來的後生。這表示他不僅好客，而且於舊雨今雨之外還隱隱然要接納一般後起之秀。有人喜歡寫長篇大論的信給他，向他請益，果有一長可取，他必認真作答，所以現在有很多人藏有他的書札。他借頻繁的通信認識了一些年輕人。 大約二十年前，由台灣到美國去留學進修是相當困難的事，至少在簽證的時候兩千美元存款的保證就很難籌措。胡先生有一筆款，前後貸給一些青年助其出國，言明希望日後歸還，以便繼續供應他人。有人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說：「這是獲利最多的一種投資。你想，以有限的一點點的錢，幫個小忙，把一位有前途的青年送到國外進修，一旦所學有成，其貢獻無法計量，豈不是最划得來的投資？」他這樣做，沒有一點私心，我且舉一例。師範大學有一位理工方面的助教，學業成績異常優秀，得到了美國某大學的全份獎學金，就是欠缺簽證保證，無法成行。理學院長陳可忠先生、校長劉白如先生對我談起，我就建議由我們三個聯名求助於胡先生。就憑我們這一封信，胡先生慨然允諾，他回信說： 可忠　白如　實秋　三兄： 示悉。×××君事，理應幫忙，今寄上Cashier's check一張，可交×××君保存。簽證時此款即可生效。將來他到了學校，可將此款由當地銀行取出，存入他自己名下，便中用他自己的支票寄還我。 匆匆敬祝 大安 弟適之 一九五五　六、十五 像這樣近於仗義疏財的事他做了多少次，我不知道。我相信，受過他這樣提攜的人會永久感念他的恩德。 胡先生喜歡談談政治，但是無意仕進。他最多不過提倡人權，為困苦的平民抱不平。他講人權的時候，許多人還譏笑他，說他是十八世紀的思想，說他講的是崇拜天賦人權的陳腐思想。人權的想法是和各種形式的獨裁政治格格不入的。在這一點上，胡先生的思想沒有落伍，依然是站在時代的前端。他不反對學者從政，他認為好人不出來從政，政治如何能夠清明？所以他的一些朋友走入政界，他還鼓勵他們，只是他自己不肯踏上仕途。行憲開始之前，蔣先生推薦他做第一任的總統，他都不肯做。他自己知道他不是做政治家的材料。我記得有些人士想推他領導一個政治運動，他謙遜不遑地說：「我不能做實際政治活動。我告訴你，我從小是生長於婦人之手。」這句話是什麼意思？生長於婦人之手，是否暗示養成「婦人之仁」的態度？是否指自己膽小，不夠心狠手辣？當時看他說話的態度十分嚴肅，大家沒好追問下去。 抗戰軍興，國家民族到了最後關頭，他奉派為駐美大使。他接受了這個使命。政府有知人之明，他有臨危受命的勇氣。沒有人比他更適合於這個工作，而在他是不得已而為之。數年任內，僕僕風塵，做了幾百次講演，心力交瘁。大使有一筆特支費，是不需報銷的。胡先生從未動用過一文，原封繳還國庫，他說：「旅行演講有出差交通費可領，站在台上說話不需要錢，特支何為？」像他這樣廉潔，並不多，以我所知，羅文於先生做外交部部長便是一個不要特支費的官員。此種事鮮為外人所知，即使有人傳述，亦很少有人表示充分的敬意，太可怪了。 我認識胡先生很晚，親炙之日不多，頂多不過十年，而且交往不密，連師友之間的關係都說不上，所以我沒有資格傳述先生盛德於萬一。不過在我的生活回憶之中也有幾件有關係的事值得一提。 一樁事是關於莎士比亞的翻譯。我從未想過翻譯莎士比亞，覺得那是非常艱巨的事，應該讓有能力的人去做。我在清華讀書的時候，讀過《哈姆雷特》《朱利阿斯·西撤》等幾個戲，巢堃林教授教我們讀魁勒·考赤的《莎士比亞歷史劇本事》，在美國讀書的時候上過哈佛的吉退之教授的課，他教我們讀了《麥克白》與《亨利四世上篇》，同時看過幾部莎氏劇的上演。我對莎士比亞的認識僅此而已。翻譯四十本莎氏全集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民國十九年（編者註：1930年）底，胡先生開始任事於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即美國庚款委員會）的翻譯委員會，他一向熱心於翻譯事業，現在有了基金會支持，他就想規模地進行。約五年之內出版了不少作品，包括關琪桐先生譯的好幾本哲學書，如培根的《新工具》等，羅念先生譯的希臘戲劇數種，張谷若先生譯的哈代小說數種，陳綿先生譯的法國戲劇數種，還有我譯的莎士比亞數種。如果不是日寇發動侵略，這個有計劃而且認真的翻譯工作會順利展開，可惜抗戰一起，這個工作暫時由張子高先生負責了一個簡略時期之後便停止了。 胡先生領導莎士比亞翻譯工作的經過，我毋庸細說，我在這裡公開胡先生的幾封信，可以窺見胡先生當初如何熱心發動這個工作。原擬五個人擔任翻譯，聞一多、徐志摩、葉公超、陳西瀅和我，期以五年十年完成，經費暫定為五萬元。我立刻就動手翻譯，擬一年交稿兩部。沒想到另外四位始終沒有動手，於是這工作就落在我一個人頭上了。在抗戰開始時我完成了八部，四部悲劇四部喜劇，抗戰期間又完成了一部歷史劇，以後拖拖拉拉三十年終於全集譯成。胡先生不是不關心我的翻譯，他曾說在全集譯成之時他要舉行一個盛大酒會，可惜全集譯成開了酒會之時他已逝世了。有一次他從台北乘飛機到美國去開會，臨行前他準備帶幾本書在飛行中閱讀。那時候我譯的《亨利四世下篇》剛好由明華書局出版不久，他就選了這本書作為他的空中讀物的一部分。他說：「我要看看你的譯本能不能令我一口氣讀下去。」胡先生是最講究文字清楚明白的，我的譯文是否夠清楚明白，我不敢說，因為莎士比亞的文字有時候也夠艱澀的。以後我沒得機會就這件事向胡先生請教。 領導我、鼓勵我、支持我，使我能於斷斷續續三十年間完成莎士比亞全集的翻譯者，有三個人：胡先生、我的父親、我的妻子。 另一樁事是胡先生於民國二十三年（編者註：1934年）約我到北京大學去擔任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北大除了教授名義之外，還有所謂名譽教授與研究教授的名義，名譽教授是對某些資深教授的禮遇，固無論矣，所謂研究教授則是胡先生的創意，他想借基金會資助吸收一些比較年輕的人到北大，作為生力軍，新血輪，待遇比一般教授高出四分之一，授課時數亦相當減少。原有的教授之中也有一些被聘為研究教授的。我在青島教書，已有四年，原無意他往，青島山明水秀，民風淳樸，是最宜於長久居住的地方。承胡先生不棄，邀我去北大，同時我的父母也不願我久在外地，希望我回北平住在一起。離青島去北平，棄小家庭就大家庭，在我是一個很重大的決定，然而我畢竟去了。只是胡先生對我的期望過高，短期間內能否不負所望實在沒有把握。我現在披露胡先生的幾封信札，我的用意在說明胡先生主北大文學院時的一番抱負。胡先生的做法不是沒有受到譏誚，我記得那一年共閱入學試卷的時候，就有一位年齡與我相若的先生故意地當眾高聲說：「我這個教授是既不名譽亦不研究！」大有憤憤不平之意。 胡先生，和其他的偉大人物一樣，平易近人。「溫而厲」是最好的形容。我從未見過他大發雷霆或是盛氣凌人，他對待年輕人、屬下、僕人，永遠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樣子。就是遭遇到挫折侮辱的時候，他也不失其常。「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 一九六〇年七月美國華盛頓大學得福德基金會之資助在西雅圖召開中美學術合作會議，中國方面出席的人除胡先生外還有錢思亮、毛子水、徐道鄰、李先聞、彭明敏和我以及其他幾個人。最後一次集會之後，胡先生私下裡掏出一張影印的信件給我看。信是英文（中國式的英文）寫的，由七八個人署名，包括立法委員、大學教授、專科校長，是寫給華盛頓大學校長歐第嘉德的，內容大致說胡適等人非經學術團體推選，亦未經合法委派，不足以代表我國，而且胡適思想與我國傳統文化大相刺謬，更不足以言我國文化云云。我問胡先生如何應付，他說：「給你看看，不要理他。」我覺得最有諷刺性的一件事是，胡先生在台北起行前之預備會中，經公推發表一篇開幕演講詞，胡先生謙遜不遑，他說不知說什麼好，請大家提供意見，大家默然。我當時想起胡先生平素常說他自己不知是專攻哪一門，勉強地說可以算是研究歷史的。於是我就建議胡先生就中國文化傳統做一概述，再闡說其未來。胡先生居然首肯。在正式會議上發表一篇極為精彩的演說。原文是英文，但是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一日在《中央日報》有中文翻譯，連載三天。題目就是《中國之傳統與將來》。譯文是胡先生的手筆，抑是由別人翻譯，我不知道。此文在教育資料館《教育文摘》第五卷第七八號《東西文化交流》專輯又轉載過一次。恐怕看過的人未必很多。此文也可以說是胡先生晚年自撰全部思想的一篇概述。他對中國文化傳統有客觀的敘述，對中國文化之未來有樂觀的展望。無論如何，不能說胡先生是中國傳統的叛徒。 在上海的時候，胡先生編了一本《宋人評話》，亞東出版，好像是六種，其中一種述說海陵王荒淫無道，當然涉及猥褻的描寫，不知怎樣的就被巡捕房沒收了。胡先生很不服氣，認為評話是我國小說史中很重要的一環，歷代重要典藏均有著錄，而且文學作品涉及性的敘說也是尋常事，中外皆然，不足為病。因而他去請教律師鄭天錫先生，鄭先生說：「沒收是不合法的，如果刊行此書犯法，先要追究犯法的人，處以應得之罪，然後才能沒收書刊，沒收是附帶的處分。不過你若是控告巡捕房，恐怕是不得直的。」於是胡先生也就沒有抗辯。 有一天我們在胡先生家裡聚餐，徐志摩像一陣旋風似的沖了進來，抱著一本精裝的厚厚的大書。是德文的色情書，圖文並茂。大家爭著看，胡先生說：「這種東西，包括改七薌仇十洲的畫在內，都一覽無遺，不夠趣味。我看過一張畫，不記得是誰的手筆，一張床，垂下了芙蓉帳，地上一雙男鞋，一雙紅繡鞋，床前一隻貓蹲著抬頭看帳鉤。還算有一點含蓄。」大家聽了為之粲然。我提起這樁小事，說明胡先生儘管是聖人，也有他的輕鬆活潑的一面。 酒中八仙——記青島舊遊 放浪形骸之樂 杜工部早年寫過一首《飲中八仙歌》，章法參差錯落，氣勢奇偉絕倫，是一首難得的好詩。他所謂的飲中八仙，是指他記憶所及的八位善飲之士，不包括工部本人在內，而且這八位酒仙並不屬於同一輩分，不可能曾在一起聚飲。所以工部此詩只是就八個人的醉趣分別加以簡單描述。我現在所要寫的酒中八仙是民國十九年到二十三年（編者註：1930—1934年）間我的一些朋友，在青島大學共事的時候，在一起宴飲作樂，酒酣耳熱，一時忘形，乃比附前賢，戲以八仙自況。青島是一個好地方，背山面海，冬暖夏涼，有整潔寬敞的市容，有東亞最佳的浴場，最宜於家居。唯一的缺憾是缺少文化背景，情調稍嫌枯寂。故每逢周末，輒聚飲於酒樓，得放浪形骸之樂。 我們聚飲的地點，一個是山東館子順興樓，一個是河南館子厚德福。順興樓是本地老館子，屬於煙臺一派，手藝不錯，最拿手的幾樣菜如爆雙脆、鍋燒雞、汆西施舌、醬汁魚、燴雞皮、拌鴨掌、黃魚水餃……都很精美。山東館子的跑堂一團和氣，應對之間不失分際，對待我們常客自然格外周到。厚德福是新開的，只因北平厚德福飯莊老掌柜陳蓮堂先生聽我說起青島市面不錯，才派了他的長子陳景裕和他的高徒梁西臣到青島來開分號。我記得我們出去勘察市面，順便在順興樓午餐，夥計看到我引來兩位生客，一身油泥，面帶濃厚的生意人的氣息，心裡就已起疑。梁西臣點菜，不假思索一口氣點了四菜一湯，炒辣子雞（去骨）、炸肫（去里兒）、清炒蝦仁……夥計登時感到來了行家，立即請掌柜上樓應酬，恭恭敬敬地問：「請問二位寶號是哪裡？」我們乃以實告。此後這兩家飯館被公認為是當地巨擘，不分瑜亮。厚德福自有一套拿手，例如清炒或黃燜鱔魚、瓦塊魚、魷魚卷、琵琶燕菜、鐵鍋蛋、核桃腰、紅燒猴頭……都是獨門手藝，而新學的燜爐烤鴨也是別有風味的。 我們輪流在這兩處聚飲，最注意的是酒的品質。每夕以罄一壇為度。兩個工人抬三十斤花雕一壇到二、三樓上，當面啟封試嘗，微酸尚無大礙，最忌的是帶有甜意，有時要換兩三壇才得中意。酒罈就放在桌前，我們自行舀取，以為那才盡興。我們喜歡用酒碗，大大的、淺淺的，一口一大碗，痛快淋漓。對於菜餚我們不大挑剔，通常是一桌整席，但是我們也偶爾別出心裁，例如：普通以四個雙拼冷盤開始，我有一次做主換成二十四個小盤，把圓桌面擺得滿滿的，要精緻，要美觀。有時候，尤其是在夏天，四拼盤換為一大盤，把大烏參切成細絲放在冰箱裡冷藏，上桌時澆上芝麻醬三合油和大量的蒜泥，是一個很受歡迎的冷葷，比拌粉皮高明多了。吃鐵鍋蛋時，趙太侔建議外加一元錢的美國乾酪（cheese），切成碎末打攪在內，果然氣味濃郁不同尋常，從此成為定例。酒酣飯飽之後，常是一大碗酸辣魚湯，此物最能醒酒，好像宋江在潯陽樓上酒醉題反詩時想要喝的就是這一味湯了。 酒從六時喝起，一桌十二人左右，喝到八時，不大能喝酒的約三五位就先起身告辭，剩下的八九位則是興致正豪，開始寬衣攘臂，猜拳行酒。不做拇戰，三十斤酒不易喝光。在大庭廣眾的公共場所，扯著破鑼嗓子「雞貓子喊叫」實在不雅。別個房間的客人都是這樣放肆，入境只好隨俗。 這一群酒徒的成員並不固定，四年之中也有變化，最初是聞一多環顧座上共有八人，一時靈感，遂曰：「我們是酒中八仙！」這八個人是，楊振聲、趙畸、聞一多、陳命凡、黃際遇、劉康甫、方令孺，和區區我。既稱為仙，應有仙趣，我們只是沉湎曲樂的凡人，既無仙風道骨，也不會白日飛升，不過大都端起酒杯舉重若輕，三斤多酒下肚尚能不及於亂而已。其中大多數如今皆已仙去，大概只有我未隨仙去落人間。往日宴遊之樂不可不記。 楊振聲字金甫，後嫌金字不雅，改為今甫，山東蓬萊人，比我大十歲的樣子。五四初期，寫過一篇中篇小說《玉君》，清麗脫俗，惜從此擱筆，不再有所著作。他是北大國文系畢業，算是蔡孑民先生的學生。青島大學籌備期間，以蔡先生為籌備主任，實則今甫獨任艱巨。蔡先生曾在大學圖書館側一小樓上偕眷住過一陣，為消暑之計。國立青島大學的門口的豎匾，就是蔡先生的親筆。胡適之先生看見了這個匾對我們說，他曾問過蔡先生：「憑先生這一筆字，瘦骨嶙峋，在那個時代殿試大卷講究黑大圓光，先生如何竟能點了翰林？」蔡先生從容答道：「也許那幾年正時興黃山谷的字吧。」今甫做了青島大學校長，得到蔡先生寫匾，是很得意的一件事。今甫身材修偉，不愧為山東大漢，而言談舉止蘊藉風流，居恆一襲長衫，手攜竹杖，意態蕭然。鑑賞字畫，清談亹亹。但是一杯在手則意氣風發，尤嗜拇戰，入席之後往往率先打通關一道，音容並茂，咄咄逼人。趙甌北有句：「騷壇盟敢操牛耳，拇陣轟如戰虎牢。」今甫差足以當之。 趙畸，字太侔，也是山東人，長我十二歲，和今甫是同學。平生最大特點是寡言笑。他可以和客相對很久很久一言不發，使人莫測高深。我初次晤見他是在美國波士頓，時民國十三年（編者註：1924年）夏，我們一群中國學生排演《琵琶記》，他應邀從紐約趕來助陣。他未來之前，聞一多先即有函來，說明太侔之為人，猶金人之三緘其口，幸無誤會。一見之後，他果然是無多言。預演之夕，只見他攘臂挽袖，運斤拉鋸製作布景，不發一語。蓮池大師云：「世間釅醯酮醴，藏之彌久而彌美者，皆繇封錮牢密不泄氣故。」太侔就是才華內蘊而封錮牢密。人不開口說話，佛亦奈何他不得。他有相當酒量，也能一口一大盅，但是他從不參加拇戰。他寫得一筆行書，綿密有致。據一多告我，太侔本是一個衷腸激烈的人，年輕的時候曾經參加革命，擲過炸彈，以後竟變得韜光養晦沉默寡言了。我曾以此事相詢，他只是笑而不答。他有妻室兒子，他家住在北平宣外北椿樹胡同，他秘不告人，也從不回家，他甚至原籍亦不肯宣布。莊子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疏曰：「畸者，不耦之名也，修行無有，而疏外形體，乖異人倫，不耦於俗。」怪不得他名畸字太侔。 聞一多，本名多，以字行，湖北蘄水人，是我清華同學，高我兩級。他和我一起來到青島，先賃居大學斜對面一座樓房的下層，繼而搬到匯泉海邊一座小屋，後來把妻小送回原籍，住進教職員第八宿舍，兩年之內三遷。他本來習畫，在芝加哥做素描一年，在科羅拉多習油畫一年，他得到一個結論：中國人在油畫方面很難和西人爭一日之長短，因為文化背景不同。他放棄了繪畫，專心致力於我國古典文學之研究，至於廢寢忘食，埋首於故紙堆中。這期間他有一段戀情，因此寫了一篇相當長的白話詩，那一段情沒有成熟，無可奈何地結束了，而他從此也就不再寫詩。他比較器重的青年，一個是他國文系的學生臧克家，一個是他國文系助教陳夢家。這兩位都寫新詩，都得到一多的鼓勵。一多的生活苦悶，於是也就愛上了酒。他酒量不大，而興致高。常對人吟嘆：「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他一日薄醉，冷風一吹，昏倒在尿池旁。 陳命凡，字季超，山東人，任秘書長，精明強幹，為今甫左右手。豁起拳來，出手奇快，而且嗓音響亮，往往先聲奪人，常自詡為山東老拳。關於拇戰，雖小道亦有可觀。民國十五年（編者註：1926年），我在國立東南大學教書，同事中之酒友不少，與羅清生、李輝光往來較多，羅清生最精於猜拳，其術頗為簡單，唯運用純熟則非易事。據告其訣竅在於知己知彼。默察對方慣有之路數，例如一之後常為二、二之後常為三，余類推。同時變化自己之路數，不使對方捉摸。經此指點，我大有領悟。我與季超拇戰常為席間高潮，大致旗鼓相當，也許我略遜一籌。 劉本釗，字康甫，山東蓬萊人，任會計主任，小心謹慎，恂恂君子。患嚴重耳聾，但亦嗜杯中物。因為耳聾關係，不易控制聲音大小，拇戰之時呼聲特高，而對方呼聲，他不甚了了，只消示意令飲，他即聽命傾杯。一九四九年來台，曾得一晤，彼時耳聾益劇，非筆談不可，據他相告，他曾約太侔和劉次蕭（大學訓導長）一同搭船逃離青島，不料他們二人未及登船即遭逮捕，事後獲悉二人均遭槍決，太侔至終未吐一語。我寫下這樣幾個字：「難道李雲鶴（即江青）受他多年資助，未加援手耶？」只聽康甫長嘆一聲，搖搖頭，振筆疾書四個大字：「恩將仇報」。我們相對無言，唯有太息。此後我們未再見面，不久聽說他抑鬱以終。 方令孺是八仙中唯一女性，安徽桐城人，在國文系執教兼任女生管理。她有詠雪才，惜遇人不淑，一直過著獨身生活。台灣洪範書店曾搜集她的散文作品編為一集出版，我寫了一篇短序。在青島她居留不太久，好像是兩年之後就離去了。後來我們在北碚異地重逢，比較往還多些。她一向是一襲黑色旗袍，極少的時候薄施脂粉，給人一派沖淡樸素的印象。在青島的期間，她參加我們轟飲的行列，但是從不縱酒，剛要「朱顏酡些」的時候就停杯了。數十年來我沒有她的消息，只是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七日《聯合報·幕前冷語》里看到這樣一段簡訊： 方令孺皤然白髮，早不執教復旦，在那血氣方剛的紅色路上漫步，現任浙江作者協會主席，忙於文學藝術的聯繫工作。 老來多夢，夢裡河山是她私人嗜好的最高發展，跑到硯台山中找好硯去了，因此夢中得句，寫在第二天的默憶中：「詩思滿江國，濤聲夜色寒，何當沽美酒，共醉硯台山。」 這幾句話寫得迷離惝恍，不知硯台山尋硯到底是真是幻。不過詩中有「何當沽美酒」之語，大概她還未忘情當年酒仙的往事吧？如今若是健在，應該是八十以上的人了。 黃際遇，字任初，廣東澄海人，長我十七八歲，是我們當中年齡最大的一位。他做過韓復榘主豫時的教育廳長，有宦場經驗，但仍不脫名士風範。他永遠是一件布衣長袍，左胸前縫有細長的兩個布袋，正好插進兩根鉛筆。他是學數學的，任理學院長，聞一多離去之後兼文學院長。嗜象棋，曾與國內高手過招，有筆記簿一本置案頭，每次與人棋後輒詳記全盤招數，而且能偶然不用棋盤棋子，憑口說進行棋賽。又治小學，博聞多識。他住在第八宿舍，有潮汕廚師一名，為治炊膳，烹調甚精。有一次約一多和我前去小酌，有菜二色給我印象甚深，一是白水汆大蝦，去皮留尾，汆出來蝦肉白似雪，蝦尾紅如丹；一是清燉牛鞭，則我未願嘗試。任初每日必飲，宴會時拇戰興致最豪，嗓音尖銳而常出怪聲，狂態可掬。我們飲後通常是三五輩在任初領導之下去做餘興。任初在澄海是縉紳大戶，門前橫匾大書「碩士第」三字，雄視鄉里。潮汕巨商頗有幾家在青島設有店鋪，經營山東土產運銷，皆對任初格外敬禮。我們一行帶著不同程度的酒意，浩浩蕩蕩地於深更半夜去敲店門，驚醒了睡在櫃檯上的夥計們，赤身裸體地從被窩裡鑽出來（北方人雖嚴冬亦赤身睡覺）。我們一行一溜煙地進入後廳。主人熱誠招待，有孌婉小童伺候茶水兼代燒煙。先是以工夫茶饗客，紅泥小火爐，炭火煮水沸，澆灌茶具，以小盅奉茶，三巡始罷。然後主人肅客登榻，一燈如豆，有興趣者可以短笛無腔信口吹，亦可突突突突有板有眼。俄而酒意已消，乃稱謝而去。任初有一次回鄉過年，帶回潮州蜜柑一簍，我分得六枚，皮薄而松，肉甜而香，生平食柑，其美無過於此者。抗戰時任初避地赴桂，勝利還鄉，乘舟沿西江而下，一夕在船上如廁，不慎滑落江中，月黑風高，水深流急，遂遭沒頂。 酒中八仙之事略如上述。民國二十一年（編者註：1932年）青島大學人事上有了變化。為了「九一八」事件全國學生罷課紛紛赴南京請願要求對日作戰，一批一批的學生占據火車南下，給政府造成了困擾。愛國的表示逐漸變質，演化成為無知的盲動，別有用心的人推波助瀾，冷靜的人均不謂然。請願成了風尚，青島大學的學生當然亦不後人，學校當局阻止無效。事後開除為首的學生若干，遂激起學生驅逐校長的風潮。今甫去職，太侔繼任。一多去了清華。決定開除學生的時候，一多慷慨陳詞，聲稱是「揮淚斬馬謖」。此後二年，校中雖然平安無事，宴飲之風為之少殺。偶然一聚的時候有新的分子參加，如趙銘新、趙少侯、鄧初等。我在青島的舊友不止此數，多與飲宴無關，故不及。 憶冰心 胸襟高超，感覺敏銳，性情細膩 顧一樵先生來，告訴我冰心和老舍先後去世。我將信將疑。冰心今年六十九歲，已近古稀，在如今那樣的環境裡傳出死訊，無可驚異。讀《清華學報》新七卷第一期（一九六八年八月刊），施友忠先生有《中共文學中之諷刺作品》一文，裡面提到冰心，但是沒有說她已經去世。最近謝冰瑩先生在《作品》第二期（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里有《哀冰心》一文，則明言「冰心和她的丈夫吳文藻雙雙服毒自殺了」。看樣子，她是真死了。她在日本的時候寫信給趙清閣女士說：「將來必有一天我死了都沒有人哭。」似是一語成讖！可是「雙雙服毒」，此情此景，能不令遠方的人一灑同情之淚? 初識冰心的人都覺得她不是一個令人容易親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於千里之外。她的《繁星》《春水》發表在《晨報副刊》的時候，風靡一時，我的朋友中如時昭瀛先生便是最為傾倒的一個。他逐日剪報，後來精裱成一長卷，在美國和冰心相遇的時候恭恭敬敬地獻給了她。我在《創造周報》第十二期（民國十二年七月廿九日，即一九二三年七月廿九日）寫過一篇《〈繁星〉與〈春水〉》，我的批評是很保守的，我覺得那些小詩里理智多於情感，作者不是一個熱情奔放的詩人，只是泰戈爾小詩影響下的一個冷雋的說理者。就在這篇批評發表後不久，於赴美途中在「傑克孫總統號」的甲板上不期而遇。經許地山先生介紹，寒暄一陣之後，我問她：「您到美國修習什麼？」她說：「文學。」她問我：「您修習什麼？」我說：「文學批評。」話就談不下去了。 在海船上搖晃了十幾天，許地山、顧一樵、冰心和我都不暈船，我們興致勃勃地辦了一份文學性質的壁報，張貼在客艙入口處，後來我們選了十四篇送給《小說月報》，發表在第十一期（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十日，即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日），作為一個專輯，就用原來壁報的名稱《海嘯》。其中有冰心的詩三首：《鄉愁》《惆悵》《紙船》。 民國十三年（編者註：1924年）秋我到了哈佛，冰心在威爾斯萊女子學院，同屬於波士頓地區，相距約一個多小時火車的路程。遇有假期，我們幾個朋友常去訪問冰心，邀她泛舟於慰冰湖。冰心也常乘星期日之暇到波士頓來做杏花樓的座上客。我逐漸覺得她不是恃才傲物的人，不過對人有幾分矜持，至於她的胸襟之高超，感覺之敏銳，性情之細膩，均非一般人所可企及。 民國十四年（編者註：1925年）三月二十八日，波士頓一帶的中國學生在「美國劇院」公演《琵琶記》，劇本是顧一樵改寫的，由我譯成英文。我飾蔡中郎，冰心飾宰相之女，謝文秋女士飾趙五娘。逢場作戲，不免謔浪。後謝文秋與同學朱世明先生訂婚，冰心就調侃我說：「朱門一入深似海，從此秋郎是路人。」「秋郎」二字來歷在此。 冰心喜歡海，她父親是海軍中人，她從小曾在煙臺隨侍過一段期間，所以和浩瀚的海洋結下不解緣，不過在她的作品裡嗅不出梅思斐爾的「海洋熱」。她憧憬的不是駭浪滔天的海水，不是浪跡天涯的海員生涯，而是在海濱沙灘上拾貝殼，在靜靜的海上看冰輪乍涌。我民國十九年（編者註：1930年）到青島，一住四年，幾乎天天與海為鄰，幾次三番地寫信給她，從沒有忘記提到海，告訴她我怎樣陪同太太帶著孩子到海邊捉螃蟹，掘沙土，撿水母，聽燈塔嗚嗚叫，看海船冒煙在天邊逝去，我的意思是逗她到青島來。她也很想來過一個暑季，她來信說：「我們打算住兩個月，而且因為我不能起來的緣故，最好是海濤近接於幾席之下。文藻想和你們逛山散步，泅水，我則可以倚枕傾聆你們的言論。……我近來好多了，醫生許我坐火車，大概總是有進步。」但是她終於不果來，倒是文藻因赴鄒平開會之便到舍下盤桓了三五天。 冰心健康情形一向不好，說話的聲音不能大，甚至是有上氣無下氣的。她一到了美國不久就嘔血，那著名的《寄小讀者》大部分是在醫院床上寫的。以後她一直時發時愈，纏綿病榻。有人以為她患肺病，那是不確的。她給趙清閣的信上說：「肺病絕不可能。」給我的信早就說得更明白：「為慎重起見，遵協和醫囑重行檢驗一次，X光線，取血，鬧了一天，據說我的肺倒沒毛病，是血管太脆。」她嘔血是周期性的，有時事前可以預知，她多麼想看青島的海，但是不能來，只好嘆息：「我無有言說，天實為之！」她的病嚴重地影響了她的創作生涯，甚至比照管家庭更妨礙她的寫作，實在是太可惋惜的事。抗戰時她先是在昆明，我寫信給她，為了一句戲言，她回信說：「你問我除生病之外，所做何事。像我這樣不事生產，當然使知友不滿之意溢於言外。其實我到呈貢之後，只病過一次，日常生活都在跑山望水，柴米油鹽，看孩子中度過……」在抗戰期中做一個盡職的主婦真是談何容易，冰心以病軀肩此重任，是很難為她了。她後來遷至四川的歌樂山居住，我去看她，她一定要我試一試他們睡的那一張彈簧床。我躺上去一試，真軟，像棉花團，文藻告訴我他們從北平出來什麼也沒帶，就帶了這一張龐大笨重的床，從北平搬到昆明，從昆明搬到歌樂山，沒有這樣的床她睡不著覺！ 歌樂山在重慶附近算是風景很優美的一個地方。冰心的居處在一個小小的山頭上，房子也可以說是洋房，不過牆是土砌的，窗戶很小很少，裡面黑黝黝的，而且很潮濕。倒是門外有幾十棵不大不小的松樹，秋聲蕭瑟，瘦影參差，還值得令人留戀。一般人以為冰心養尊處優，以我所知，她在抗戰期間並不寬裕。歌樂山的寓處也是借住的。 抗戰勝利後，文藻任職我國駐日軍事代表團，這一段時間才是她一生享受最多的，日本的園林之勝是她所最為愛好的，日常的生活起居也由當地政府照料得無微不至。下面是她到東京後兩年寫給我的一封信： 實秋： 九月廿六信收到。昭涵到東京，待了五天，我托他把那部日本版杜詩帶回給你（我買來已有一年了），到臨走時他也忘了，再尋便人罷。你要吳清源和本因坊的棋譜，我已托人收集，當陸續奉寄。清閣在北平（此信給她看看），你們又可以熱鬧一下。我們這裡倒是很熱鬧，甘地所最恨的雞尾酒會，這裡常有！也累，也最不累，因為你可以完全不用腦筋說話，但這裡也常會從萬人如海之中飄閃出一兩個「驚才絕艷」，因為過往的太多了，各國的全有，淘金似的，會浮上點金沙。除此之外，大多數是職業外交人員，職業軍人，浮囂的新聞記者，言語無味，面目可憎。在東京兩年，倒是一種經驗，在生命中算是很有趣的一段。文藻照應忙，孩子們照應，身體倒都不錯，我也好。宗生不常到你處罷？他說高三功課忙得很，明年他想考清華，誰知道明年又怎麼樣？北平人心如何？看報仿佛不大好。東京下了一場秋雨，冷得美國人都披上皮大衣，今天又放了晴，天空藍得像北平，真是想家得很！你們吃炒栗子沒有？ 請嫂夫人安 冰心 十、十二 一九四九年六月我來到台灣，接到冰心、文藻的信，信中說他們很高興聽到我來台的消息，但是一再叮嚀要我立刻辦理手續前往日本。風雨飄搖之際，這份友情當然可感，但是我沒有去。此後就消息斷絕。不知究竟是什麼原因，他們回到了大陸，從此悲劇就註定了。「無有言說，天實為之！」 附錄： 冰心致作者的信之一 實秋： 前得來書，一切滿意，為慎重起見，遵醫（協和）囑重行檢查一次，X光線，取血，鬧了一天，據說我的肺倒沒毛病，是血管太脆。現在仍須靜養，年底才能漸漸照常，長途火車，絕對禁止，於是又是一次幻象之消滅！ 我無有言說，天實為之！我只有感謝你為我們費心，同時也羨慕你能自由地享受海之偉大，這原來不是容易的事！ 文藻請安 冰心拜上 六月廿五 冰心致作者的信之二 實秋： 你的信，是我們許多年來，從朋友方面所未得到的，真摯痛快的好信！看完了予我們以若干的歡喜。志摩死了，利用聰明，在一場不入道不光明的行為之下，仍得到社會一班人的歡迎的人，得到一個歸宿了！我仍是這麼一句話，上天生一個天才，真是萬難，而聰明人自己的糟蹋，看了使我心痛。志摩的詩，魄力甚好，而情調則處處趨向一個毀滅的結局。看他《自剖》里的散文、《飛》等，仿佛就是他將死未絕時的情感，詩中尤其看得出，我不是信預兆，是說他十年來心理的醞釀，與無形中心靈的絕望與寂寥，所形成的必然的結果！人死了什麼話都太晚，他生前我對著他沒有說過一句好話，最後一句話，他對我說的：「我的心肝五臟都壞了，要到你那裡聖潔的地方去懺悔！」我沒說什麼，我和他從來就不是朋友，如今倒憐惜他了，他真辜負了他的一股子勁！ 談到女人，究竟是「女人誤他？」「他誤女人？」也很難說。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處就得不著，女人的壞處就使他犧牲了。 ——到這裡，我打住不說了！ 我近來常常恨我自己，我真應當常寫作，假如你喜歡《我勸你》那種的詩，我還能寫他一二十首。無端我近來又教了書，天天看不完的卷子，使我頭痛心煩。是我自己不好，只因我有種種責任，不得不要有一定的進款來應用，過年我也許不干或少教點，整個地來奔向我的使命和前途。 我們很願意見見你，朋友們真太疏遠了！年假能來麼？我們約了努生，也約了昭涵，為國家你們也應當聚聚首了，我若百無一長，至少能為你們煮咖啡！小孩子可愛得很，紅紅的頰，蜷曲的濃髮，力氣很大，現在就在我旁邊玩，他長得像文藻，脾氣像我，也急，卻愛笑，一點也不怕生。 請太太安 冰心 十一、廿五 冰心致作者的信之三 實秋： 山上梨花都開過了，想雅舍門口那一大棵一定也是綠肥白瘦，光陰過得何等地快！你近來如何？聽說曾進城一次，歌樂山竟不曾停車，似乎有點對不起朋友。剛給白薇寫幾個字，忽然想起趙清閣，不知她近體如何？春來是否痊了？請你代走一趟，看看她，我自己近來好得很。文藻大約下月初才能從昆明回來，他生日是二月九號，你能來玩玩否？余不一一，即請大安問業雅好。 冰心 三月廿五日 冰心致趙清閣的信 清閣： 信都收入，將來必有一天我死了都沒有人哭。關於我病危的謠言已經有太多次了，在遠方的人不要驚慌，多會兒真死了才是死，而且肺病絕不可能。這種情形，並不算壞。就是有病時（有時）太寂寞一點，而且什麼都要自己管，病人自己管自己，總覺得有點那個！你叫我寫文章，尤其是小說，我何嘗不想寫，就是時間太零碎，而且雜務非常多。也許我回來時在你的桌上會寫出一點來。上次給你寄了櫻花沒有？並不好，就是多，我想就是菜花多了也會好看，櫻花意味太哲學了，而且屬於悲觀一路，我不喜歡。朋友們關心我的，請都替我闢謠，而且問好。參政會還沒有通知，我也不知道是否五月開，他們應當早通知我，好做準備。這邊待得相當膩，朋友太少了，風景也沒有什麼，人為居多，如森林，這都是數十年昇平的結果。我們只要太平下來五十年，你看看什麼樣子，總之我對於日本的□□，第一是女人（太沒有背脊骨了），第二是櫻花，第三第四也還要有……匆匆請放心。 冰心 四、十七 冰心致作者的信之四 實秋： 文藻到貴陽去了，大約十日後方能回來，他將來函寄回，叫我做復。大札較長，迴誦之餘，感慰無盡。你問我除生病之外，所做何事，像我這樣不事生產，當然使知友不滿之意，溢於言外。其實我到呈貢後，只病過一次，日常生活，都在跑山望水、柴米油鹽、看孩子中度過。自己也未嘗不想寫作，總因心神不定，前作《默廬試筆》斷續寫了三夜，成了六七千字，又放下了。當然並不敢妄自菲薄，如今環境又靜美，正是應當振作時候，甚望你常常督促，省得我就此沉落下去。呈貢是極美，只是城太小，山下也住有許多外來的工作人員，談起來有時很好，有時就很索然，在此居留，大有MainStreet風味，漸漸地會感到孤寂。（當然昆明也沒有什麼意思，我每次進城，都亟欲回來！）我有時想這不是居處關係，人到中年，都有些蕭索。我的一聯是「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庶幾近之。你是個風流才子，「時勢造成的教育專家」，同時又有「高尚娛樂」「活魚填鴨充飢」。所謂之「依人自笑馮駐老，作客誰憐范叔寒」兩句（你對我已複述過兩次），真是文不對題，該打！該打！只是思家之念，尚值得人同情耳！你跌傷已痊癒否？景超如此仗義疏財，可惜我不能身受其惠。 我們這裡，毫無高尚娛樂，而且雖有義可仗，也無財可疏，為可嘆也！文藻信中又囑我為一樵寫一條橫幅，請你代問他，可否代以「直條」？我本來不是寫字的人，直條還可閉著眼草下去，寫完「一暝不視」（不是「擲筆而逝」）！橫幅則不免手顫了，請即復。山風漸動，陰雨時酸寒透骨，幸而此地陽光尚多，今天不好，總有明天可以盼望。你何時能來玩玩？譯述脫稿時請能惠我一讀。景超、業雅、一樵請代致意，此信可以傳閱。靜夜把筆，臨穎不盡。 冰心拜啟 十一月廿七 冰心致作者的信之五 實秋： 我弟婦的信和你的同到。她也知道她找事的不易，她也知道大家的幫忙，叫我寫信謝謝你！總算我做人沒白做，家人也體恤，朋友也幫忙，除了「感激涕零」之外，無話可說！東京生活，不知宗生回去告訴你多少？有時很好玩，有時就寂寞得很。大妹身體痊癒，而且茁壯，她廿號上學，是聖心國際女校。小妹早就上學（九·一）。我心緒一定，倒想每日寫點東西，要不就忘了。文藻忙得很，過去時時處處有回去可能，但是總沒有走得成。這邊本不是什麼長事，至多也只到年底。你能吃能睡，茶飯無缺，這八個字就不容易！老太太、太太和小孩子們都好否？關於杜詩，我早就給你買了一部日本版的，放在那裡，相當大，坐飛機的無人肯帶，只好將來自己帶了。書賈又給我送來一部中國版的（嘉慶）和一部《全唐詩》，我也買了，現在日本書也貴。我常想念北平的秋天，多麼高爽！這裡三天台風了，震天撼地，到哪兒都是潮不唧的，討厭得很。附上昭涵一函，早已回了，但是朋友近況，想你也要知道。 文藻問好 冰心 中秋前一日 後記 一 紹唐吾兄： 在《傳記文學》十三卷六期我寫過一篇《憶冰心》，當時我根據幾個報刊的報道，以為她已不在人世，情不自已，寫了那篇哀悼的文字。 今年春，凌叔華自倫敦來信，告訴我冰心依然健在，驚喜之餘，深悔孟浪。頃得友人自香港剪寄今年五月二十四日香港《新晚報》，載有關冰心的報道，標題是《冰心老當益壯醞釀寫新書》，我從文字中提煉出幾點事實： （一）冰心今年七十三歲，還是那麼健康，剛強，洋溢著豪逸的神采。 （二）冰心後來從未教過書，只是搞些寫作。 （三）冰心申請了好幾次要到工農群眾中去生活，終於去了，一住十多個月。 （四）目前她好像是「待在」中央民族學院裡，任務不詳。 （五）她說：「很希望寫一些書」，最後一句話是「老牛破車，也還要走一段路的」。 此文附有照片一幀。人還是很精神的，只是二十多年不見，顯著蒼老多了。因為我寫過《憶冰心》一文，我覺得我有義務做簡單的報告，更正我輕信傳聞的失誤。 弟梁實秋拜啟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五日西雅圖 憶沈從文 有修養，很孤僻，特立獨行 一九六八年六月九日《中央日報》方塊文章井心先生記載著：「以寫作手法新穎，自成一格……的作者沈從文，不久以前，在大陸因受不了迫害而死。聽說他喝過一次煤油，割過一次靜脈，終於帶著不屈服的靈魂而死去了。」 接著又說，「他出身行伍，而以文章聞名；自稱小兵，而面目姣好如女子，說話、態度爾雅、溫文……」「他寫得一手娟秀的《靈飛經》……」這幾句話描寫得確切而生動，使我想起沈從文其人。 我現在先發表他一封信，大概是民國十九年（編者註：1930年）間他在上海時候寫給我的。信的內容沒有什麼可注意的，但是幾個字寫得很挺拔而俏麗。他最初以「休芸芸」的筆名向《晨報副鐫》投稿時，用細尖鋼筆寫的稿子就非常地出色，徐志摩因此到處揄揚他。後來他寫《阿麗思中國遊記》分期刊登《新月》，我才有機會看到他的筆跡，果然是秀勁不凡。 從文雖然筆下洋洋灑灑，卻不健談，見了人總是低著頭羞答答的，說話也是細聲細氣。關於他「出身行伍」的事他從不多談。他在十九年三月寫過一篇《從文自序》，關於此點有清楚的交代，他說：「因為生長地方為清時屯戍重鎮，綠營制度到近年尚依然存在，故於過去祖父曾入軍籍，做過一次鎮守使，現在兄弟及父親皆仍在軍籍中做中級軍官。因地方極其偏僻，與苗民雜處聚居，教育文化皆極低落，故長於其環境中的我，幼小時顯出生命的那一面，是放蕩與詭詐。十二歲我曾受過關於軍事的基本訓練，十五歲時隨軍外出曾做上士。後到沅州，為一城區屠宰收稅員，不久又以書記名義，隨某剿匪部隊在川、湘、鄂、黔四省邊上過放縱野蠻約三年。因身體衰弱，年齡漸長，從各種生活中養成了默想與體會人生趣味的習慣，對於過去生活有所懷疑，漸覺有努力位置自己在一陌生事業上之必要。因這憧憬的要求，糊糊塗塗地到了北京。」這便是他早年從軍經過的自白。 由於徐志摩的吹噓，胡適之先生請他到中國公學教國文，這是一件極不尋常的事，因為一個沒有正常的適當的學歷資歷的青年而能被人賞識於牝牡驪黃之外，是很不容易的。從文初登講壇，怯場是意中事，據他自己說，上課之前做了充分準備，以為資料足供一小時使用而有餘，不料面對黑壓壓一片人頭，三言兩語地就把要說的話都說完了，剩下許多時間非得臨時編造不可，否則就要冷場，這使他頗為受窘。一位教師不善言辭，不算是太大的短處，若是沒有足夠的學識便難獲得大家的敬服。因此之故，從文雖然不是頂會說話的人，仍不失為成功的受歡迎的教師。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需要有啟發別人的力量才不愧為人師，在這一點上從文有他獨到之處，因為他有豐富的人生經驗和好學深思的性格。 在中國公學一段時間，他最大的收穫大概是他的婚姻問題的解決。英語系的女生張兆和女士是一個聰明用功而且秉性端莊的小姐，她的家世很好，多才多藝的張充和女士便是她的胞姊。從文因授課的關係認識了她，而且一見鍾情。凡是沉默寡言笑的人，一旦墮入情網，時常是一往情深，一發而不可收拾。從文儘管顛倒，但是沒有得到對方青睞。他有一次急得想要跳樓。他本有流鼻血的毛病，幾番挫折之后蒼白的面孔愈發蒼白了。他會寫信，以紙筆代喉舌。張小姐實在被纏不過，而且師生戀愛聲張開來也是令人很窘的，於是有一天她帶著一大包從文寫給她的信去謁見胡校長，請他做主制止這一擾人舉動的發展。她指出了信中這樣的一句話：「我不僅愛你的靈魂，我也要你的肉體。」她認為這是侮辱。胡先生皺著眉頭，板著面孔，細心聽她陳述，然後綻出一絲笑容，溫和地對她說：「我勸你嫁給他。」張女士吃了一驚，但是禁不住胡先生誠懇的解說，居然急轉直下默不作聲地去了。胡先生曾自詡善於為人作伐，從文的婚事得諧便是他常常樂道的一例。 在青島大學從文教國文，大約一年多就隨楊振聲（今甫）先生離開青島到北平居住。今甫到了夏季就搬到頤和園賃屋消暑，和他做伴的是一位乾女兒，他自稱過的是帝王生活，優哉游哉地享受那園中的風光湖色。此時從文給今甫做幫手，編中學國文教科書，所以也常常在頤和園出出進進。書編得很精彩，偏重於趣味，可惜不久抗戰軍興，書甫編竣，已不合時代需要，故從未印行。 從文一方面很有修養，一方面也很孤僻，不失為一個特立獨行之士。像這樣不肯隨波逐流的人，如何能不做了時代的犧牲？他的作品有四十幾種，可謂多產，文筆略帶歐化語氣，大約是受了閱讀翻譯文學作品的影響。 此文寫過，又不敢相信報紙的消息，故未發表。讀聶華苓女士作《沈從文評傳》（英文本，一九七二年紐約Twayne Publishers出版），果然好像從文尚在人間。人的生死可以隨便傳來傳去，真是人間何世！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日西雅圖 憶老舍 老舍的才華是多方面的，而且有個性 我最初讀老舍的《趙子曰》《老張的哲學》《二馬》，未識其人，只覺得他以純粹的北平土語寫小說頗為別致。北平土語，像其他主要地區的土語一樣，內容很豐富，有的是俏皮話兒、歇後語、精到出色的明喻暗譬，還有許多有聲無字的詞字。如果運用得當，北平土話可說是非常地生動有趣；如果使用起來不加檢點，當然也可能變成為油腔滑調的「耍貧嘴」。以土話入小說本是小說家常用的一種技巧，可使對話格外顯得活潑，可使人物性格顯得真實突出。若是一部小說從頭到尾，不分對話敘述或描寫，一律使用土話，則自《海上花》一類的小說以後並不多見。我之所以注意老舍的小說者蓋在於此。胡適先生對於老舍的作品評價不高，他以為老舍的幽默是勉強造作的。但一般人覺得老舍的作品是可以接受的，甚至頗表歡迎。 抗戰後，老舍有一段期間住在北碚，我們時相過從。他又黑又瘦，甚為憔悴，平常總是佝僂著腰，邁著四方步，說話的聲音低沉、徐緩，但是有風趣。他和老向住在一起，生活當然是很清苦的。在名義上他是中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負責人，事實上這個組織的分子很複雜，有不少野心分子企圖從中操縱把持。老舍對待誰都是一樣地和藹親切，存心厚道，所以他的人緣好。 有一次北碚各機關團體以國立編譯館為首發起募款勞軍晚會，一連兩晚，盛況空前，把北碚兒童福利試驗區的大禮堂擠得水泄不通。國立禮樂館的張充和女士多才多藝，由我出面邀請，會同編譯館的姜作棟先生（名伶錢金福的弟子），合演一出《刺虎》，唱作之佳至今令人不能忘。在這一齣戲之前，墊一段對口相聲。這是老舍自告奮勇的，蒙他選中了我做搭檔，頭一晚他「逗哏」我「捧哏」，第二晚我逗他捧，事實上掛頭牌的當然應該是他。他對相聲特有研究。在北平長大的誰沒有聽過焦德海、草上飛？但是能把相聲全本大套地背誦下來則並非易事。如果我不答應上台，他即不肯露演，我為了勞軍只好勉強同意。老舍囑咐我說：「說相聲第一要沉得住氣，放出一副冷麵孔，永遠不許笑，而且要控制住觀眾的注意力，用乾淨利落的口齒在說到緊要處使出全副氣力斬釘斷鐵一般迸出一句俏皮話，則全場必定爆出一片彩聲哄堂大笑，用句術語來說，這叫作『皮兒薄』，言其一戳即破。」我聽了之後連連辭謝說：「我辦不了，我的皮兒不薄。」他說：「不要緊，咱們練著瞧。」於是他把詞兒寫出來，一段是《新洪羊洞》，一段是《一家六口》，這都是老相聲，誰都聽過。相聲這玩意兒不嫌其老，越是經過千錘百鍊的玩意兒越惹人喜歡，借著演員的技藝風度之各有千秋而永遠保持新鮮的滋味。相聲裡面的粗俗玩笑，例如「爸爸」二字剛一出口，對方就得趕快順口搭腔地說聲「啊」，似乎太無聊，但是老舍堅持不能刪免，據他看相聲已到了至善至美的境界，不可稍有損益。是我堅決要求，他才同意在用摺扇敲頭的時候只要略為比畫而無須真打。我們認真地排練了好多次。到了上演的那一天，我們走到台的前邊，泥雕木塑一般繃著臉肅立片刻，觀眾已經笑不可抑，以後幾乎只能在陣陣笑聲之間的空隙進行對話。該用摺扇敲頭的時候，老舍不知是一時激動忘形，還是有意違反諾言，掄起大摺扇狠狠地向我打來，我看來勢不善，向後一閃，摺扇正好打落了我的眼鏡，說時遲，那時快，我手掌向上兩手平伸，正好托住那落下來的眼鏡，我保持那個姿勢不動，彩聲歷久不絕，有人以為這是一手絕活兒，還高呼：「再來一回！」 老舍的才華是多方面的，長短篇的小說、散文、戲劇、白話詩，無一不能，無一不精。而且他有他的個性，絕不俯仰隨人。我現在撿出一封老舍給我的信，是他離開北碚之後寫的，那時候他的夫人已自北平趕來四川，但是他的生活更陷於苦悶。他患有胃下垂的毛病，割盲腸的時候用一小時余還尋不到盲腸，後來在腹部的左邊找到了。這封信附有七律五首，由此我們也可窺見他當時的心情的又一面。 前幾年王敬羲從香港剪寫老舍短文一篇，可惜未註明寫作或發表的時間及地點，題為《春來憶廣州》，看他行文的氣質，已由絢爛趨於平淡，但是有一縷惆悵悲哀的情緒流露在字裡行間。聽說他去年已做了九泉之客，又有人說他尚在人間。是耶非耶，其孰能辨之？茲將這一小文附錄於後： 春來憶廣州 我愛花。因氣候、水土等等關係，在北京養花，頗為不易。冬天冷，院裡無法擺花，只好都搬到屋裡來。每到冬季，我的屋裡總是花比人多，形勢逼人！屋中養花，有如籠中養鳥，即使用心調護，也養不出個樣子來。除非特建花室，實在無法解決問題。我的小院裡，又無隙地可建花室！ 一看到屋中那些半病的花草，我就立刻想起美麗的廣州來。去年春節後，我不是到廣州住了一個月嗎？哎呀，真是了不起的好地方！人極熱情，花似乎也熱情！大街小巷，院裡牆頭，百花齊放，歡迎客人，真是「交友看花在廣州」啊！ 在廣州，對著我的屋門便是一株象牙紅，高與樓齊，盛開著一叢紅艷奪目的花兒，而且經常有很小的小鳥，鑽進那朱紅的小「象牙」里，如蜂采蜜。真美！只要一有空兒，我便坐在階前，看那些花與小鳥。在家裡，我也有一棵象牙紅，可是高不及三尺，而且是種在盆子裡。它入秋即放假休息，入冬便睡大覺，且久久不醒，直到端陽左右，它才開幾朵先天不足的小花，絕對沒有那種秀氣的小鳥做伴！ 現在，它正在屋角打盹，也許跟我一樣，正想念它的故鄉廣東吧？ 春天到來，我的花草還是不易安排：早些移出去吧，怕風霜侵犯；不搬出去吧，又都發出細條嫩葉，很不健康。這種細條子不會長出花來。看著真令人焦心！ 好容易盼到夏天，花盆都運至院中，可還不完全順利。院小，不透風，許多花兒便生了病。特別由南方來的那些，如白玉蘭、梔子、茉莉、小金橘、茶花……也不知怎麼就葉落枝枯，悄悄死去。因此，我打定主意，在買來這些比較嬌貴的花兒之時，就認為它們不能長壽，盡到我的心，而又不做幻想，以免枯死的時候落淚傷神。同時，也多種些叫它死也不肯死的花草，如夾竹桃之類，以期老有些花兒看。 夏天，北京的陽光過暴，而且不下雨則已，一下就是傾盆倒海而來，勢不可擋，也不利於花草的生長。 秋天較好，可是忽然一陣冷風，無法預防，嬌嫩些的花兒就受了重傷。於是，全家動員，七手八腳，往屋裡搬呀，各屋裡都擠滿了花盆，人們出來進去都須留神，以免絆倒！ 真羨慕廣州的朋友們，院裡院外，四季有花，而且是多麼出色的花呀！白玉蘭高達數丈，乾子比我的腰還粗！英雄氣概的木棉，昂首天外，開滿大紅花，何等氣勢！就連普通的花兒，四季海棠與繡球什麼的，也特別壯實，葉茂花繁，花小而氣魄不小！看，在冬天，窗外還有結實纍纍的木瓜呀！真沒法兒比！一想起花木，也就更想念朋友們！ 記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講 有學問，有文采，有熱心腸的學者 梁任公先生晚年不談政治，專心學術。大約在一九二一年左右，清華學校請他做第一次的演講，題目是《中國韻文里表現的情感》。我很幸運地有機會聽到這一篇動人的演講。那時候的青年學子，對梁任公先生懷著無限的景仰，倒不是因為他是戊戌政變的主角，也不是因為他是雲南起義的策劃者，實在是因為他的學術文章對於青年確有啟迪領導的作用。過去也有不少顯宦，以及叱吒風雲的人物蒞校講話，但是他們沒有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任公先生的這一篇講演稿，後來收在《飲冰室文集》里。他的講演是預先寫好的，整整齊齊地寫在寬大的宣紙制的稿紙上面，他的書法很是秀麗，用濃墨寫在宣紙上，十分美觀。但是讀他這篇文章和聽他這篇講演，那趣味相差很多，猶之乎讀劇本與看戲之迥乎不同。我記得清清楚楚，在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高等科樓上大教堂里坐滿了聽眾，隨後走進了一位短小精悍、禿頭頂、寬下巴的人物，穿著肥大的長袍，步履穩健，風神瀟灑，左右顧盼，光芒四射，這就是梁任公先生。 他走上講台，打開他的講稿，眼光向下面一掃，然後是他的極簡短的開場白，一共只有兩句，頭一句是：「啟超沒有什麼學問——」眼睛向上一翻，輕輕點一下頭，「可是也有一點嘍！」這樣謙遜同時又這樣自負的話是很難得聽到的。他的廣東官話是很夠標準的，距離國語甚遠，但是他的聲音沉著而有力，有時又是洪亮而激昂，所以我們還是能聽懂他的每一字，我們甚至想如果他說標準國語其效果可能反要差一些。 我記得他開頭講一首古詩《箜篌引》： 公無渡河。 公竟渡河！ 渡河而死， 其奈公何！ 這四句十六字，經他一朗誦，再經他一解釋，活畫出一齣悲劇，其中有起承轉合，有情節，有背景，有人物，有情感。我在聽先生這篇講演後二十餘年，偶然獲得機緣在茅津渡候船渡河。但見黃沙瀰漫，黃流滾滾，景象蒼茫，不禁哀從中來，頓時憶起先生講的這首古詩。 先生博聞強記，在筆寫的講稿之外，隨時引證許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誦得出。有時候，他背誦到酣暢處，忽然記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禿頭，敲幾下之後，記憶力便又暢通，成本大套地背誦下去了。他敲頭的時候，我們屏息以待，他記起來的時候，我們也跟著他歡喜。 先生的講演，到緊張處，便成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時掩面，有時頓足，有時狂笑，有時嘆息。聽他講到他最喜愛的《桃花扇》，講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從中來，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淚，聽講的人不知有幾多也淚下沾巾了！又聽他講杜氏講到「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先生又真是於涕泗交流之中張口大笑了。 這一篇講演分三次講完，每次講過，先生大汗淋漓，狀極愉快。聽過這講演的人，除了當時所受的感動之外，不少人從此對於中國文學發生了強烈的愛好。先生嘗自謂「筆鋒常帶情感」，其實先生在言談講演之中所帶的情感不知要更強烈多少倍！ 有學問、有文采、有熱心腸的學者，求之當世能有幾人？於是我想起了從前的一段經歷，筆而記之。 葉公超二三事 愛書成癖，嗜讀新詩 公超在某校任教時，鄰居為一美國人家。其家頑童時常翻牆過來騷擾，公超不勝其煩，出面制止。頑童不聽，反以惡言相向，於是雙方大聲詬誶，穢語盡出。其家長聞聲出視，公超正在厲聲大罵：I'll crown you with a pot of shit！"（「我要把一桶糞澆在你的頭上！」） 那位家長慢步走了過來，並無怒容，問道：「你這一句話是從哪裡學來的？我有好久沒有聽見過這樣的話了。你使得我想起我的家鄉。」 公超是在美國讀完中學才進大學的，所以美國孩子們罵人的話他都學會了。他說，學一種語言，一定要把整套的咒罵人的話學會，才算徹底。如今他這一句糞便澆頭的髒話使得鄰居和他從此成朋友。這件事是公超自己對我說的。 公超在暨南大學教書的時候，因兼圖書館長，而且是獨身，所以就住在圖書館樓下一小室，床上桌上椅上全是書。他有愛書癖，北平北京飯店樓下Vetch的書店，上海的別發公司，都是他經常照顧的地方。做了圖書館長，更是名正言順地大量買書。他私人嗜讀的是英美的新詩。英美的詩，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才有所謂「現代詩」大量出現。詩風偏向於個人獨特的心理感受，而力圖擺脫傳統詩作的範疇，偏向於晦澀。公超關於詩的看法與徐志摩、聞一多不同。當時和公超談得來的新詩作家，饒孟侃（子離）是其中之一。公超由圖書館樓下搬出，在真如鄉下離暨南不遠處租了幾間平房，小橋流水，阡陌縱橫，非常雅靜。子離有時也在那裡下榻，和公超為伴。有一天二人談起某某英國詩人，公超就取出其人詩集，翻出幾首代表作，要子離讀，讀過之後再討論。子離倦極，拋卷而眠。公超大怒，順手撿起一本大書投擲過去。雖未使他頭破血出，卻使得他大驚。二人因此勃谿。這件事也是公超自己對我說的。 公超蕭然一身，校中女僑生某常去公超處請益。其人貌僅中姿，而性情柔順。公超自承近於大男人沙文主義者，特別喜歡meek（柔順）的女子。這位女生有男友某，揚言將不利於公超。公超懼，借得手槍一支以自衛。一日偕子離外出試槍，途中有犬狺狺，乃發一槍而犬斃。犬主索賠，不得已只得補償之。女生旋亦返國嫁一貴族。 公超屬於「富可敵國貧無立錐」的類型。他的叔父葉恭綽先生收藏甚富，包括其外公趙之謙的法書在內。抗戰期間這一批收藏存於一家銀行倉庫，家人某勾結偽組織特務人員圖謀染指，時公超在昆明教書，奉乃叔父電召赴港轉滬尋謀處置之道，不幸遭敵偽陷害入獄，後來取得和解方得開釋。據悉這部分收藏現在海外。而公超離開學校教席亦自此始。 公超自美大使卸任歸來後，意態蕭索。我請他在師大英語研究所開現代英詩一課，他礙於情面俯允所請。但是他宦遊多年，實已志不在此，教一學期而去。自此以後他在政界浮沉，我在學校屍位，道不同遂晤面少，遇於公開集會中一面，匆匆存問數語而已。 徐志摩的詩與文 文學作品要經過時間淘汰，才能顯露其真正的價值 今天是徐志摩逝世五十年紀念日。五十年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不過人生不滿百，能有幾個五十年？ 常聽人說，文學作品要經過時間淘汰，才能顯露其真正的價值。有不少作品，轟動一時，為大眾所愛讀，但是不久之後環境變了，不復能再激起讀者的興趣，暢銷書就可能變成廉價的剩餘貨，甚至從人的記憶里完全消逝。有些作品卻能歷久彌新，長期被人欣賞。時間何以能有這樣大的力量？其主要關鍵在於作品是否具有描述人性的內涵。人性是普遍的、永久的，不因時代環境之變遷而改變。所以各個時代的有深度的優秀作品永遠有知音欣賞。其次是作品而有高度的技巧、優美的文字，也是使作品不朽的一個條件。通常是以五十年為考驗的時期，作品而能通過這個考驗的大概是可以相當長久地存在下去了。這考驗是嚴酷無情的，非政治力量所能操縱，亦非批評家所能左右，更非商業宣傳所能哄抬，完全靠作品的實質價值而決定其是否能長久存在的命運。 志摩逝世了五十年，他的作品通過了這一項考驗。 梁錫華先生比我說得更堅定，他說：「徐志摩在新文學史占一席位是無可置疑的，而新文學史是晚清之後中國文學史之繼續，也是不容否認的，雖然慷慨悲歌的遺老遺少至今仍吞不下這顆藥丸，但是他們的子孫還得要吞，也許會嚼而甘之也未可料。」文學史是綿連不斷的，只有特殊的社會變動或暴力政治集團可能扼殺文學生命於一時，但不久仍然會復甦。白話文運動是自然的、合理的一項發展，沒有人能否定。不過，在文學史上占一席位固然不易，其文學作品的本身價值實乃另一問題。據我看，徐志摩不僅在新文學史上占一席位，其作品經過五十年的淘汰考驗，也成了不可否認的傳世之作。 請先從新詩說起。胡適之先生的《嘗試集》是新詩的開山之作，但是如今很少人讀了。因為這部作品的存在價值在於為一種文學主張做實驗，而不是在於其本身的文學成就。《嘗試集》是舊詩新詩之間發展過程中的一大里程碑。胡先生不是詩人，他的理性強過於他的感性，他的長於分析的頭腦不容許他長久停留於直覺的情感的境界中。他偶有小詩，也頗清新可喜，但是明白清楚有餘，沉鬱頓挫不足。徐志摩則不然，雖然他自承「我查過我的家譜，從永樂以來，我們家裡沒有寫過一行可供傳誦的詩句」，表示他們家是「商賈之家，沒有讀書人」，但是他是詩人。毀他的人說他是紈絝子，說他飛揚浮躁，但是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非常敏感而且多情的人，有他的四部詩集為證。 志摩有一首《再別康橋》膾炙人口。開頭一節是： 輕輕的我走了， 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輕輕的招手， 作別西天的雲彩。 最後一節是：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這一首詩至今有很多讀者不斷地吟哦，欣賞那帶著哀傷的一往情深的心聲。初期的新詩有這樣成就的不可多得。還有一首《偶然》也是為大家所傳誦的——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雲， 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訝異， 更無須歡喜—— 在轉瞬間消滅了蹤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我也不知為什麼，我最愛讀的是他那一首《這年頭活著不易》。志摩的詩一方面受胡適之先生的影響，力求以白話為詩，像《誰知道》一首就很像胡先生寫的《人力車夫》，但是志摩的詩比胡先生的詩較富詩意，在技巧方面也進步得多。在另一方面他受近代英文詩的影響也很大，詩集中有一部分根本就是英詩中譯。最近三十年來，新詩作家輩出，一般而論其成績超越了前期的作者，這是毋庸置疑的事。不過詩就是詩，好詩就是好詩，不一定後來居上，也不一定繼起無人。 講到散文，志摩也是能手。自古以來，有人能詩不能文，也有人能文不能詩。志摩是詩文並佳，我甚至一度認為他的散文在他的詩之上。一般人提起他的散文就想起他的《濃得化不開》。那兩篇文字確是他自己認為得意之作，我記得他寫成之後，情不自禁，自動地讓我聽他朗誦。他不善於讀誦，我勉強聽完。這兩篇文字列入小說集中，其實是兩篇散文遊記，不過他的寫法特殊，以細密的筆法捕捉繁華的印象，我不覺得這兩篇文字是他的散文代表作。《巴黎的鱗爪》與《自剖》兩集才是他的散文杰作。他的散文永遠是親切的，是他的人格的投射，好像是和讀者晤言一室之內。他的散文自成一格，信筆所之，如行雲流水。他自稱為文如「跑野馬」，沒有固定的目標，沒有擬好的路線。嚴格講，這不是正規的文章做法。志摩仗恃他有雄厚的本錢——熱情與才智，故敢於跑野馬，而且令人讀來也覺得趣味盎然。這種寫法是別人學不來的。 憶周作人先生 一位高雅的與世無爭的讀書人 周作人先生住北平西城八道灣，看這個地名就可以知道那是怎樣的一個彎彎曲曲的小胡同。但是在這個陋巷裡卻住著一位高雅的與世無爭的讀書人。 我在清華讀書的時候，代表清華文學社會見他，邀他到清華演講。那個時代，一個年輕學生可以不經介紹徑自拜訪一位學者，並且邀他演講，而且毫無報酬，好像不算是失禮的事。如今手續似乎更簡便了，往往是一通電話便可以邀請一位素未謀面的人去講演什麼的。我當年就是這樣冒冒失失地慕名拜訪。轉彎抹角地找到了周先生的寓所，是一所坐北朝南的兩進的平房，正值雨後，前院積了一大汪子水，我被引進去，沿著南房檐下的石階走進南屋。地上鋪著涼蓆。屋裡已有兩人在談話，一位是留了一撮小鬍子的魯迅先生，另一位年輕人是寫小詩的何植三先生。魯迅先生和我招呼之後就說：「你是找我弟弟的，請里院坐吧。」 里院正房三間，兩間是藏書用的，大概有十個八個木書架，都擺滿了書，有豎立的西書，有平放的中文書，光線相當暗。左手一間是書房，很爽亮，有一張大書桌，桌上文房四寶陳列整齊，竟不像是一個人勤於寫作的所在。靠牆一幾兩椅，算是待客的地方。上面原來掛著一個小小的橫匾，「苦雨齋」三個字是沈尹默寫的。齋名苦雨（後來他改齋名為「苦茶庵」了），顯然和前院的積水有關，也許還有屋瓦漏水的情事。總之是十分惱人的事，可見主人的一種無奈的心情。俄而主人移步入，但見他一襲長衫，意態翛然，背微佝，目下視，面色灰白，短短的髭鬚滿面，語聲低沉到令人難以辨聽的程度。一僕人送來兩盞茶，日本式的小蓋碗，七分滿的淡淡清茶。我道明來意，他用最簡單的一句話接受了我們的邀請。於是我不必等端茶送客就告辭而退，他送我一直到大門口。 從北平城裡到清華，路相當遠，人力車要一個多小時，但是他準時來了，高等科禮堂有兩三百人聽他演講。講題是《日本的小詩》。他特別提出所謂俳句，那是日本的一種詩體，以十七個字為一首，一首分為三段，首五字，次七字，再五字，這是正格，也有不守十七字之限者。這種短詩比我們的五言絕句還要短。由於周先生語聲過低，鄉音太重，聽眾不易了解，講演不算成功。幸而他有講稿，隨即發表。他所舉的例句都非常有趣，我至今還記得的是一首松尾芭蕉的作品，好像是「聽呀，青蛙躍入古潭的聲音」這樣的一句，細味之頗有禪意。此種短詩對於試寫新詩的人頗有影響，就和泰戈爾的散文詩一樣，容易成為模擬的對象。 民國二十三年（編者註：1934年）我到了北京大學，和周先生有同事三年之雅。在此期間我們來往不多，一來彼此都忙，我住東城他住西城，相隔甚遠，不過我也在苦雨齋做過好幾次的座上客。我很敬重他，也很愛他的淡雅的風度。我當時主編一個周刊《自由評論》，他給過我幾篇文稿，我很感謝他。他曾托我介紹把他的一些存書賣給學校圖書館。我照辦了。他也曾要我照拂他的兒子周豐一（在北大外文系日文組四年級），我當然也義不容辭，我在這裡發表他的幾封短札，文字簡練，自有其獨特的風格。 周先生晚節不終，宦事敵偽，以至於身系縲紲，名聲掃地，是一件極為可惜的事。不過他所以出此下策，也有其遠因近因可察。他有一封信給我，是在抗戰前夕寫的： 實秋先生：手書敬悉。近來大有閒，卻也不知怎的又甚忙，所以至今未能寫出文章，甚歉。看看這「非常時」的四周空氣，深感到無話可說，因為這（我的話或文章）是如此地不合宜的。日前曾想寫一篇關於《求己錄》的小文，但假如寫出來了，恐怕看了贊成的只有一個——《求己錄》的著者陶葆廉吧？等寫出來可以用的文章時，即當送奉，匆匆不盡。 作人啟　七日夜 關於《求己錄》的文章雖然他沒有寫，我們卻可想見他對《求己錄》的推崇，按，《求己錄》一冊一函，光緒二十六年杭州求是書院刊本，署蘆涇循士著，乃秀水陶葆廉之別號。陶葆廉是兩廣總督陶模（子方）之子，久佐父幕，與陳三立、譚嗣同、沈雁潭合稱四公子。作人先生引陶葆廉為知己，同屬於不合時宜之列。他也曾寫信給我提到「和日和共的狂妄主張」。是他對於抗日戰爭早就有了他自己的一套看法。他平素對於時局，和他哥哥魯迅一樣，一向抱有不滿的態度。 作人先生有一位日籍妻子。我到苦茶庵去過幾次沒有拜見過她，只是隔著窗子看見過一位披著和服的婦人走過，不知是不是她。一個人的妻子，如果她能勤儉持家相夫教子而且是一個「溫而正」的女人，她的丈夫一定要受到她的影響，一定愛她，一定愛屋及烏地愛與她有關的一切。周先生早年負笈東瀛，娶日女為妻，對於日本的許多方面有好的印象是可以理解的。我記得他寫過一篇文章讚美日本式的那種紙壁地板蹲坑的廁所，真是匪夷所思。他有許多要好的日本朋友，更是意料中事，猶之魯迅先生之與上海虹口的內山書店老闆過從甚密。 抗戰開始，周先生捨不得離開北平，也許是他自恃日人不會為難他。以我所知，他不是一個熱衷仕進的人，也異於魯迅之偏激孤憤。不過他表面上淡泊，內心裡卻是冷峭。他這種心情和他的身世有關。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日《聯合報》萬象版登了一篇《高陽談魯迅心頭的烙痕》： 魯迅早期的著作，如《吶喊》等，大多在描寫他的那場「家難」，其中主角是他的祖父周福清，同治十年三甲第十五名進士，外放江西金溪知縣。光緒四年因案被議，降級改為「教諭」。周福清不願做清苦的教官，改捐了一個「內閣中書」，做了十幾年的京官。 光緒十九年春天，周福清丁憂回紹興原籍。這年因為下一年慈禧太后六旬萬壽，舉行癸巳恩科鄉試，周福清受人之託，向浙江主考賄買關節，連他的兒子也就是魯迅的父親周用吉在內，一共是六個人，關節用「宸衷茂育」字樣；另外「虛寫銀票洋銀一萬元」，一起封入信封。投信的對象原是副主考周錫恩，哪知他的僕人在蘇州誤投到正主考殷如璋的船上。殷如璋不知究竟，拆開一看，方知賄買關節。那時蘇州府知府王仁堪在座，而殷如璋與周福清又是同年，為了避嫌疑起見，明知必是誤投，亦不能不扣留來人，送官究辦。周福清就這樣吃上了官司。 科場舞弊，是件嚴重的事。但從地方到京城，都因為明年是太后六十萬壽，不願興大獄，刑部多方開脫，將周福清從斬罪上量減一等，改為充軍新疆。歷久相沿的制度是，刑部擬罪得重，由御筆改輕，表示「恩出自上」；但這一回令人大出意外，御著批示：「周福清著改為斬監候，秋後處決。」 這一來，周家可就慘了。第二年太后萬壽停刑，固可多活一年；但自光緒二十一年起，每年都要設法活動，將周福清的姓名列在「勾決」名冊中「情實」一欄之外，才能免死。這筆花費是相當可觀的；此外，周福清以「死囚」關在浙江臬司監獄中，如果希望獲得較好的待遇，必須上下「打點」，非大把銀子不可。周用吉的健康狀況很差，不堪這樣沉重的負擔，很快地就去世了。魯迅兄弟被寄養在親戚家，每天在白眼中討生活。十幾歲的少年，由此而形成的人格，不是魯迅的偏激負氣，就是周作人的冷漠孤傲，是件不難想像的事。 魯迅心頭烙痕也正是周作人先生的心頭烙痕，再加上抗戰開始後北平愛國志士那一次的槍擊，作人先生無法按捺他的激憤，遂失足成千古恨了。在後來國軍撤離南京的前夕，蔣夢麟先生等還到監牢去探視過他，可見他雖然是罪有應得，但是他的老朋友們還是對他有相當的眷念。 一九七一年五月九日《中國時報》副刊有南宮搏先生一文《於〈知堂回想錄〉而回想》，有這樣的一段： 我曾寫過一篇題為《先生，學生不偽！》不留餘地指斥學界名人傅斯年。當時自重慶到淪陷區的接收大員，趾高氣揚的不乏人，傅斯年即為其中之一。我們總以為學界的人應該和一般官吏有所不同，不料以清流自命的傅斯年在北平接收時，也有那一副可憎的面目，連「偽學生」也說得出口！——他說「偽教授」其實也可恕了。要知政府兵敗，棄土地人民而退，要每一個人都亡命到後方去，那是不可能的。在敵偽統治下，為謀生而做一些事，更不能皆以漢奸目之，「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說說容易，真正做起來，卻並不是叫口號之易也。何況，平常做做小事而謀生，遽加漢奸帽子，在情在理，都是不合的。 南宮搏先生的話自有他的一面的道理，不過周作人先生無論如何不是「做做小事而謀生」，所以我們對於他的晚節不終只有惋惜，無法辯解。 記張自忠將軍 自奉儉樸的人方能成大事，訥澀寡言笑的人方能立大功 我與張自忠將軍僅有一面之雅，但印象甚深，較之許多常常謀面的人更難令我忘懷。讀《傳記文學》秦紹文先生的大文，勾起我的回憶，僅為文補充以志景仰。 民國二十九年（編者註：1940年）一月我奉命參加國民參政會之華北視察慰勞團，由重慶出發經西安、洛陽、鄭州、南陽、宜昌等地，訪問了五個戰區七個集團軍司令部，其中之一便是張自忠將軍的防地，他的司令部設在襄樊與當陽之間的一個小鎮上，名快活鋪。我們到達快活鋪的時候大概是在二月中，天氣很冷，還降著簌簌的冰霰。我們旅途勞頓，一下車便被招待到司令部。這司令部是一棟民房，真正的茅茨土屋，一明一暗，外間放著一張長方形木桌，環列木頭板凳，像是會議室，別無長物，裡間是寢室，內有一架大木板床，床上放著薄薄的一條棉被，床前一張木桌，桌上放著一架電話和兩三疊鎮尺壓著的公文，四壁蕭然，簡單到令人不能相信其中有人居住的程度。但是整潔乾淨，一塵不染。我們訪問過多少個司令部，無論是後方的或是臨近前線的，沒有一個在簡單樸素上能比得過這一個。孫蔚如將軍在中條山上的司令部，也很簡單，但是也還有幾把帶靠背的椅子，孫仿魯將軍在唐河的司令部也極樸素，但是他也還有設備相當齊全的浴室。至於那些雄霸一方的驕兵悍將就不必提了。 張將軍的司令部固然簡單，張將軍本人卻更簡單。他有一個高高大大的身軀，不愧為北方之強，微胖，推光頭，臉上颳得光淨，顏色略帶蒼白，穿普通的灰布棉軍服，沒有任何官階標識。他不健談，更不善應酬，可是眉宇之間自有一股沉著堅毅之氣，不是英才勃發，是溫恭蘊藉的那一類型。他見了我們只是閒道家常，對於政治軍事一字不提。他招待我們一餐永不能忘的飯食，四碗菜，一隻火鍋。四碗菜是以青菜豆腐為主，一隻火鍋是以豆腐青菜為主。其中也有肉片肉丸之類點綴其間。每人還加一隻雞蛋放在鍋子裡煮。雖然他直說簡慢抱歉的話，我看得出這是他在司令部里最大的排場。這一頓飯吃得我們滿頭冒汗，賓主盡歡，自從我們出發視察以來，至此已將近尾聲，名為慰勞將士，實則受將士慰勞，到處大嚼，直到了快活鋪這才心安理得地享受了一餐在戰地里應該享受的伙食。珍饈非我之所不欲，設非其時非其地，則順著脊骨咽下去，不是滋味。 晚間很早地就被打發去睡覺了。我被引到附近一棟民房，一盞油燈照耀之下看不清楚什麼，只見屋角有一大堆稻草，我知道那是我的睡鋪。在前方，稻草堆就是最舒適的臥處，我是早有過經驗的，既暖和又鬆軟。我把隨身帶的鋪蓋打開，放在稻草堆上倒頭便睡。一路辛勞，頭一沾枕便呼呼入夢。俄而轟隆轟隆之聲盈耳，驚慌中起來憑窗外視，月明星稀，一片死寂，上刺刀的衛兵在門外踱來踱去，態度很是安詳，於是我又回到被窩裡，但是斷斷續續的炮聲使我無法再睡了。第二天早晨起來，參謀人員告訴我，這炮聲是天天夜裡都有的，敵人和我軍只隔著一條河，到了黑夜敵人怕我們過河偷襲，所以不時地放炮嚇嚇我們，表示他們有備，實際上是他們自己壯膽。我軍聽慣了，根本不理會他們，他們沒有膽量開過河來。那麼，我們是不是有時也要過河去襲擊敵人呢？據說是的，我們經常有部隊過河作戰，並且有後繼部隊隨時準備出發支援，張將軍也常親自過河督師。這條河，就是襄河。 早晨天仍未晴，冰霰不停，朔風刺骨。司令部前有一廣場，是擴大了的打穀場，就在那地方召集了千把名士兵，舉行贈旗禮，我們奉上一面錦旗，上面的字樣不是「我武維揚」便是「國之干城」之類，我還奉命說了幾句話，在露天講話很難，沒講幾句就力竭聲嘶了。沒有樂隊，只有四把喇叭，簡單而肅穆。行完禮張將軍率領部隊肅立道邊，送我們登車而去。 回到重慶，大家爭來問訊，問我在前方有何見聞。平時足不出戶，哪裡知道前方的實況？真是一言難盡。軍民疾苦，慘不忍言，大家只知道「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其實亦不盡然，後方亦有不緊吃者，前方亦有緊吃者，大概高級將領之能刻苦自律如張自忠將軍者實不可多覯。我嘗認為，自奉儉樸的人方能成大事，訥澀寡言笑的人方能立大功。果然五月七日夜張自忠將軍率部渡河解救友軍，所向皆捷，不幸陷敵重圍，於十六日壯烈殉國！大將隕落，舉國震悼。 張將軍靈櫬由重慶運至北碚河干，余適寓北碚，親見民眾感情激動，群集江濱。遺櫬厝於北碚附近小鎮天生橋之梅花山。山以梅花名，並無梅花，僅一土丘蜿蜒公路之南側，此為由青木關至北碚必經之在，行旅往還輒相顧指點：「此張自忠將軍忠骨長埋之處也。」 將軍之生平與為人，余初不甚了了，唯「七七事變」前後余適在北平，對於二十九軍諸將領甚為敬佩與同情，其謀國之忠與作戰之勇，視任何儕輩皆無遜色，謂予不信，請看張自忠將軍之事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