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資本 · 第三篇
1 霍布斯對這種努力作了如下概括：人類的普遍傾向是「得其一思其死而後已、永無休止的權勢欲。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並不永遠是人們得隴望蜀，希望獲得比現已取得的快樂更大的快樂，也不是他不滿足於一般的權勢，而是因為他不事多求就會連現有的權勢以及取得美好生活的手段也保不住。」(《利維坦》，商務印書館版，第72頁。)
把社會範疇人格化的大師左拉，使資本主義的動機(為利潤而利潤)在貢德爾曼身上體現出來。貢德爾曼的全部消費需要已經縮減到只喝牛奶了，但他不顧這些，總是積極進取。因此，他對薩卡爾(貢德爾曼和薩卡爾是法國著名作家左拉的小說《金錢》中的兩個主要人物。——譯者)的勝利也就是資本主義原則的勝利。在薩卡爾身上，利潤欲被同資本相異的雜質即權力欲、文化理念和個人奢侈的需要弄得渾濁不清了。在貢德爾曼身上，資本家的最不合理的形式即放債者、交易所投機家被作了最好的概括，比易卜生在《約翰·蓋貝爾·布克曼》中的描寫(在這裡，社會需要被資本主義所抑制)要正確得多。因為布克曼的出發點不是利潤利益，而是社會需要，即與資本家相反的動機。在關於資本家的戲劇中，這種社會利益和利潤利益之間的矛盾始終是悲劇的動機，它們的非現實主義的效果常常由此而來。真正的資本家(他與守財奴不同，守財奴的個人不幸有時還能產生悲劇效果)不是戲劇的角色，而只是小說中的一段插曲。
2 從經濟主體的行為動機(這本身又是由經濟關係的性質決定的)中，只能推斷出形成經濟條件平均化的趨勢：同量商品具有相同的價格，等量資本具有等量利潤，等量勞動具有等量工資和等量的剝削率。但是，我絕不能以這種方式從主觀動機出發得出量的關係本身。相反地，為了能夠找出各個部分的量的規定性，我必須事先了解社會總產品的數量(上述平均化的趨勢在社會總產品的分配中發生作用)。一定的量的結論決不能由心理因素推導出來。
3 在現代的軋鋼廠中，活勞動份額被壓低到何種程度，可以由下述情況來說明：
「在鋼軌碾壓中，僅僅升降機裝置就使從業人數從15—17人壓縮到4—5人。在美國，每噸產品的工資(用美分表示)下降如下：
從1880年至1901年
鋼軌碾壓工 從15下降到1以下
鋼絲碾壓工 從212下降到12以下
鋼絲坯加熱工 從80下降到5以下
(漢斯·吉德翁·海曼：《德國大鋼鐵工業中的混合工廠》，1904年斯圖加特版，第23頁)。
4 利潤率平均化的趨勢，對理解資本主義生產的運動和價值規律作為運動規律的作用方式，是重要的。因為價值規律並不直接支配個別的交換活動，而只是支配交換活動的總體，其中個別的交換活動僅僅是受總體制約的一個部分。另一方面，個人利潤的不平等，對總利潤的分配，對積累和集中以及最後對聯合、兼併、卡特爾和托拉斯，都是重要的。
5 毋庸置疑，英國銀行制度所經歷的不同發展(這種銀行制度使銀行對產業的影響甚微)，是造成英國卡特爾化困難以及英國卡特爾即使形成也只成為鬆散的價格協定的一個原因。這些卡特爾在景氣時期實現特別高的價格，而在蕭條時期便發生崩潰。(見亨利·麥克羅斯蒂《英國工業中的托拉斯運動》第63頁以下為這種崩潰所提供的大量實例)英國產業組織的改進，特別是近年來聯合制的擴大，應該歸因於美國和德國的競爭。對世界市場的壟斷使英國產業落後，這是資本主義制度內競爭必要性的最好證明。
此外，英國銀行的發展也還顯示出另外一個現象。在德國和美國，大部分由銀行董事通過個人聯合體現利益共同體。而在英國，這隻起很小的作用；在那裡，個人聯合是由產業股份公司的董事實現的。
6 例如在1907年6月中旬，德國和英國的紡紗廠常常已經把1908年第一季度的產品預賣出去了。1907年1月，德國的煤炭消費者已同煤炭辛迪加簽訂了到1908年3月也就是15個月之後的固定契約(1907年7月16日《法蘭克福報》)。
7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16頁。
馬克思接著引用的段落也是頗有特色的，我這裡把它翻譯如下(馬克思下面的引文在《資本論》中是英文。——譯者)：「如果一個集團中的每個人從來不能在總的收益和財產中取得多於一定部分或相應部分的東西，他就願意聯合起來去提高這個收益（只要供求關係許可，他就這樣做）：這就是壟斷。但是，如果每個人都認為自己能夠用某種方法增加自己這一份的絕對數額，即使這樣做會使總額減少，他也常常會這樣做：這就是競爭。」(《關於需求的性質和消費的必要性的原理》1821年倫敦版第105頁。)
在繁榮時期，份額是一定的，它等於單個企業家能夠生產的全部產品。而在蕭條時期，它就必須為爭取自己的銷路而鬥爭。
8 「經驗告訴我們，即使卡特爾被描述為『必然的產物』，儘管同業者聯合的努力大都在經濟活動衰落或危機時期有其最肥沃的土壤，但由於保持有利價格的希望同強大的需求連在一起而使卡特爾的形成在經營狀況有利和高度繁榮時期最容易，都是共同利益聯合的最強大的動機。相反地，為以任何價格，甚至是最低價格獲得訂貨並從競爭者那裡把它們奪走的努力，則阻礙共同行動。」(弗爾克爾博士關於德國印刷紙生產者協會的報告，載《關於德國卡特爾的糾紛案》；另參見海因里希·庫諾夫關於卡特爾歷史的敘述：《卡特爾的理論和實踐》，載《新時代》第22卷第2期第210頁。)
9 例如，列維指出，美國從1901年5月到1905年夏天，不顧世界市場價格和原料價格的一切波動，鋼軌價格總是保持28美元不變。此後，他還指出：「似乎這種聯營的組織，總是在不景氣時期失去力量，而在景氣時期又重新贏得它。」
「例如，1892年價格一下降，鋼軌聯營便由於它的兩個主要成員卡內基鋼鐵公司和伊利諾伊斯鋼鐵公司的衝突而崩潰了。同樣，在1896年經歷了短暫的繁榮之後，第二個聯營又於1897年崩潰了。接踵而至的是市場狀況的普遍低落，這又使生產者在1898年年底採取共同的措施即建立新的鋼軌卡特爾。」(海爾曼·列維：《美國鋼鐵工業》第201頁)
10 在魯爾礦區，建立礦山需要5—7年。在美國建成單獨的鋼廠和軋鋼廠需要兩年；如果附帶高爐，則需要更長的時間(海曼：《德國大鋼鐵工業中的混合工廠》，1905年柏林版，第221頁)。
這裡所描述的過程是一種純粹的競爭現象。因此，對這種現象的分析便不再是《資本論》研究的範圍。然而，馬克思還是在另一種聯繫上順便指出過類似的現象：「按照事物的性質，植物性物質和動物性物質不能以像機器和其他固定資本、煤炭、礦石等等那樣的規模突然增加，因為前兩者的成長和生產必須服從一定的有機界規律，要經過一段自然的時間間隔，而後面這些東西在一個工業發達的國家，只要有相應的自然條件，在最短時間內就能增長起來。因此，由固定資本即機器等等組成的不變資本部分的生產和增加，可能會並且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中甚至不可避免地會比由有機原料組成的不變資本部分快得多，結果對有機原料的需求會比它的供給增長得快，因此，它的價格會提高。」(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35—136頁)這裡所描述的差異是周轉時間長短不同的結果。如果說這種差異在有機原料方面是由自然的原因產生的，那麼，它在無機材料方面就是由資本量，特別是其固定資本部分的量產生的。
11 列維：《美國鋼鐵工業》第31頁。
12 同上書，第98頁。
13 同上書，第121頁。
14 同上書，第136頁。
15 海曼：《德國大鋼鐵工業中的混合工廠》第223頁。
在美國，鐵路的需要(它本身又取決於收穫的結果)決定在其初期發展階段上的鋼鐵工業的行情狀況。在美國，經濟周期過程中價格的急劇變化和巨大的波動幅度，以及對實行聯合制的較早的衝動，即是由此而來(參見列維：《美國鋼鐵工業》第77頁)。
16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85—386頁。
17 這裡應當注意的是，如果聯合對市場的價格決定具有決定性的影響，那麼，這就已經是一種壟斷的聯合了。此外，還存在一些獨立企業。它們在價格上總是遵從聯合的價格規定。這種情況並不改變在經濟理論意義上的自由競爭在這一生產部門中不再存在的事實。但是，為了不破壞學究們的思慮，我不把這種聯合稱作完全的利益共同體或兼併，而是稱作壟斷的聯合(見利夫曼：《卡特爾和托拉斯》，1905年斯圖加特版，第12頁)。
18 同上書，第13頁。
19 列維：《美國鋼鐵工業》第156頁以下。
列維用生鐵生產的下列數字對上述說法作了說明。當然，這些數字中也包括鑄鐵和攪煉鐵的生產，公司對這些生產只有最低限的參與。但是，它們作為上述說法的例證，是有說服力的。生鐵生產量如下：
年份 公司(總噸) 單獨的企業(總噸) 股份公司在總生產中所占的份額(％)
1902 7 802 812 9 805 514 44.3
1903 7 123 053 10 693 538 39.9
1904 7 201 248 9 286 785 43.9
因此，1903年同1902年相比，公司的生產降低了，而局外企業的生產卻有很大增加，以致公司在總生產中所占的份額從44.3％下降到39.9％。但是，在蕭條的1904年，公司的生產仍稍有增長，而局外企業的生產卻下跌了14萬噸之巨，從而降到1902年的生產水平以下。
順便提一下，那種把卡特爾之外的每個人都看作是精神上的怪物和經濟上的罪犯的觀點是何等的淺薄。即使從卡特爾的利潤利益的角度來看，這種觀點也是荒謬的，更不必說是從社會的角度來看。因為完全撇開消費者的利益不論，正是局外企業的競爭可以對壟斷聯合的技術上和組織上的發展具有極大的價值。
20 見《關於德國卡特爾的糾紛案》第Ⅰ冊(1903年柏林版)第80頁上的基爾多爾夫的陳述。
21 另一方面，如果通過占有專利獲得的超額利潤大到足以使維持競爭成為有利的話，那麼，占有專利就又會在一定情況下使聯合變得困難。
「紡織機械工業的每一個部門只包括很少幾個企業。蘭開夏的八大公司製造棉花機器，不僅壟斷了國內市場，而且每年還出口45萬英鎊以上的價值。雖然反覆提出過利益融合的建議，但它們總是遭到失敗。機械工業很容易導致發明；這些發明如果獲得專利，就造成許多年的壟斷；而只要專利還有效，它就是反對聯合的論據。不願意將一個舉世聞名的名字(特別是在它是由於個人的進取心和首創精神創造的時候)犧牲於非個人的匿名的聯合，同樣必然被看作是有效的威懾手段。」(麥克羅斯蒂：《英國工業中的托拉斯運動》第48頁)
這裡，小壟斷是大壟斷的敵手。然而，也正是交換專利的欲望，提供了結成利益共同體的動因。德國化學工業的協定，德國通用電力公司和美國威斯汀豪斯公司之間的協定就屬於這種情況。
22 恩格斯所指的就是這種卡特爾形式。他寫道：「迅速而巨大地膨脹起來的現代生產力，一天比一天厲害地超出了它們應當在其中運動的資本主義商品交換規律的範圍——這個事實，資本家本人今天也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了。這一點特別表現在下述兩種徵兆中。第一，普遍實行保護關稅的新狂熱。這種保護關稅和舊的保護關稅制度的區別特別表現在，它保護得最多的恰好是可供出口的物品。第二，整個大生產部門的工廠主組成卡特爾(托拉斯)，其目的是調節生產，從而調節價格和利潤。不言而喻，這種試驗只有在經濟氣候比較有利的時候才能進行。風暴一到來，它們就會被拋棄，並且會證明，雖然生產需要調節，但是負有這個使命的，肯定不是資本家階級。在此期間，這種卡特爾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使小資本家比以前更快地被大資本家吃掉。」(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37—138頁。腳註［16］)
23 「卡特爾想要的是其質量、形式、材料等等不再有明顯差別的批量商品。當然，這裡也可以人為地加以促成，正像在商品交易所里所發生的那樣。商品交易所同樣是以商品的一定的可代替性為前提的，因此特殊的商業慣例便規定出，商品要能提供交易所交易必須具備某種屬性。卡特爾達到這同一目的，或者通過僅僅選擇該部門的交易主要依賴的一定標準商品，或者通過提出所有工廠主在製造他們的商品時必須遵守的規範，以消除質量的差別。例如，國際玻璃鏡面卡特爾就遵從只生產10—15毫米厚的玻璃鏡面的協定。」
「奧匈麻繩卡特爾首先對所生產的種類制定了樣品,所有參加者有義務按該樣品生產自己的商品。同樣，奧匈黃麻卡特爾對要生產的麻袋提出了一定規範。」(格龍策爾：《關於卡特爾》，1902年萊比錫版，第32頁及以下）
24 例如，德國鋼鐵企業聯合會董事會主席沙爾特布蘭德的以下陳述，證明卡特爾也對企業的生產和技術產生一定的影響：「我們必須進一步考察，在聯合會持續存在的條件下，為了使銷售儘可能地有利，我們應該怎樣指導銷售?為了沿著不是每個工廠生產一切產品的方向更廉價地進行生產，我們應該採取怎樣的分工?」(《關於德國卡特爾的糾紛案》第10冊第236頁)奧地利的機器製造業卡特爾也在各個企業之間推行了進一步的分工。利潤流進公共金庫，並按比例進行分配。
25 格龍策爾(《關於卡特爾》，第14頁)認為：「卡特爾和托拉斯不是在程度上有很大不同，而是在本質上有很大不同。在歐洲如此活躍的卡特爾運動的30年中，我還不知道有一種形式過渡到另一種形式的情況。」因此，當他這樣認為的時候，他恰恰是把法律形式當作本質。由卡特爾過渡到托拉斯並不經常發生，恰恰證明這兩種形式具有同一內容。同時，也不應忽視，對卡特爾化企業獨立性的進一步限制，使這些企業不斷地靠近托拉斯。但是，形式的不同是與其他情況聯繫在一起的，首先是同銀行的發展及銀行同產業的關係聯繫在一起的，部分地也同立法上的干預聯繫在一起。眾所周知，美國的反卡特爾立法促進了托拉斯的形式。
26 1908年7月初，下面的消息充滿了各種報紙：最近，眾所周知，蘇黎世的瑞士布勞恩百貨商店集團在德國財團的參與下變成為兩合公司。百貨商店被「創立」起來，不再是稀有的現象。但瑞士的這種創立卻由於其他原因而值得普遍注意。德國財團的管理掌握在柏林的黑希特、普法伊弗爾商行手中，這個商行屬於德國最重要的出口商行。它已發展成為不同國家的許多百貨商店的購買康采恩。與瑞士布勞恩百貨商店的協議規定，黑希特、普法伊弗爾商行將來負責布勞恩百貨商店的所有購買，並直接為布勞恩百貨商店的購買進行支付。這個商行擁有廣泛的購貨組織。去年初，它與漢堡的MI.埃姆登·澤內商行結成利益共同體，這個共同體如此緊密，以致黑希特·普法伊弗爾商行現在也在國內為埃姆登中心所屬的200家商店從事購買。此外，該康采恩也與紐約的一家百貨商店有關係；根據德國的《服裝設計師》雜誌報導，它每年為紐約百貨商店購入約6 000萬馬克的貨物。大百貨商店的經濟優勢(它的特別好處是能夠大量購買)，導致購物中心的建立，這些購物中心使大多數由它們供貨的商店在金融上處於依附地位。
27 參見阿爾格農·勒《美國零售商業的托拉斯化》一文(載《新時代》第27年度第2卷第654頁以下)中的有趣概述。為了保護自己的獨立，捲菸商人組成了名為獨立捲菸商業公司的商業聯合會。與此相對立，菸草托拉斯建立了擁有20萬美元資本的聯合捲菸商業公司。「這個公司購買了許多現有的零售商店，而且開辦了許多其他的提供比其競爭者更好的商品、更豐富的品種和具有與之相應的外觀的零售商店。價格被降低，最後實行保證公司擁有長久顧客的有獎銷售制度。鬥爭沒有持續很久。在一年內，獨立捲菸商業公司便被迫按托拉斯規定的價格把全部商品賣給聯合捲菸商業公司。零售商人的反抗只是加速了他們滅亡的命運……毫無疑問，托拉斯將繼續沿著這條路走下去，也許甚至以加速度進行，直至它征服了這個產業部門的零售商業中值得征服的一切。」
阿爾格農·勒然後論述了咖啡、茶葉、牛奶、冰淇淋、燃料、精美食品等零售商業中的集中情況，最後把集中的趨勢確切地概括如下：「集中在進行，獨立的零售商人階級按以下五種不同的、但卻導致同一目標的方向，失掉了牢固的基礎：
(1)一些產業托拉斯在獲得了生產上的支配權後，把它們的業務擴展到零售商業的範圍，完全排擠了零售商人，直接向消費者出售自己的產品。
(2)一些大的生產公司雖然還通過零售商人把他們的商品出賣給消費者，但與其說是把零售商人當作獨立商人，不如說把他們當作代理商。
(3)在大城市裡，百貨商店已經從零售商人那裡奪走了大部分零售商業，這個過程取得越來越大的進展。這樣一些商店擁有數十萬、甚至數百萬美元的資本。許多這樣的商店往往屬於一個公司，已經形成集中原則在百貨商店領域以更大規模表現出來的端倪。因此，百貨商店與大金融集團、批發商業和產業托拉斯產生更為密切的聯繫。
(4)那些全部或差不多全部接受郵購委託的大商店，在農村地區侵蝕了零售商人的地盤，就像它的一些支店在城市所做的那樣。電話業和電車業的巨大發展以及農村地區免費郵運供貨的擴大，大大開拓了這一商業領域的範圍。這些郵購商店大多屬於城市裡設有一個或數個支店的同一公司。
(5)就像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產業領域裡的競爭一樣，零售商人自身範圍內的競爭也使集中原則在很大的程度上發揮作用。一些商人善於保證自己對其競爭者的某種優勢，因而能夠擴大自己的業務，由此增加自己的新的優勢並縮小其競爭者的業務範圍。」(參閱維爾納·桑巴特：《現代資本主義》第2卷第22章「排擠零售商業的努力」。)
28 銷售代理人同時也是礦山所有者和他所代表的公司的共同所有者，這是波希米亞的褐煤貿易組織的特徵。兩個煤炭代理商J.佩特舍克和E.J.魏因曼都在奧辛建立了組織，「它們為大波希米亞公司負責褐煤銷售……兩個煤炭商行原先只是中間商。90年代初，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是由布呂克斯礦山公司的強大發展開始的。過去一直是魏因曼商行為這個公司從事零售。布呂克斯公司以非常便宜的價格獲得了被水淹沒的奧塞格煤層，以此上升為波希米亞褐煤工業中的首要企業。這時，布呂克斯股票的所有權出現了變化，多數股票轉到佩特舍克商行領導下的辛迪加。作為權力關係變化的表現，煤炭零售商轉歸這個商行。因此，一種新的關係建立起來了。煤炭代理商也成為這個企業的大股東。它好像是與自己簽定銷售合同，並在經營和生產中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競爭的商行也不得不走上同樣的道路。它們也懂得通過占有股票對它們所代表的企業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和長久的利害關係。」(1906年2月25日《新自由報》)
29 例如，《新自由報》(1805年6月18日)把信用銀行對布拉格的一個大糖業商行的接管描述為具有典型意義，然後繼續寫道：
「糖業貿易幾乎完全成為這些努力的犧牲品，早在90年代初，絕大多數波希米亞的糖廠的銷售就已經是布拉格富有的糖業商人的勢力範圍。他們通過靠生產者承擔責任進行銷售中介，取得顯著利益。他們常常也靠自己承擔責任進行交易，而他們的大規模交易和與國外市場的聯繫在當地構成了一種獨特的現象。銀行的糖業交易限於以代理的方式為自己的糖廠進行銷售，限於銀行正常活動範圍內的信用提供。在最近10年間，這樣一些私人糖業商行完全銷聲匿跡，或被轉歸銀行，其他的糖業商行則被迫大大縮減了自己的業務。在以前的糖業貿易巨頭中，僅僅剩下布拉格唯一的一家大商行，它現在也還代表13家糖廠，每年銷售數十萬公擔的白糖。生產擴大到帝國兩半部分的一些最大的私人糖廠，在進行銷售時根本不需要中介，而是自己組織批發銷售。中等的和較小的企業與銀行結成程度不同的緊密的聯繫，銀行向它們提供必要的信用，代它們為出口和國內零售貿易銷售產品，但也常常自己承擔糖銷售中的全部風險。這樣，以前大規模的和利潤豐厚的中間貿易便被完全排除了，波希米亞糖廠銷售的三分之二由布拉格一些銀行(大部分都只不過是維也納銀行的分行)的糖業部承擔。
糖業貿易改組的起點是信用的提供和新糖廠的建立。80年代和90年代，波希米亞和摩那維亞地區建立了大量新糖廠，其中包括易北河岸的一些大的供出口的製糖廠。它們大部分是用外國資本興建的，而提供必要資金的一些銀行則要求這些新廠將產品的代理銷售權轉歸自己。自卡特爾出現以來，小型粗糖廠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出來，它們常常是用不足的資本建立起來的，因而完全依賴它們的信用提供者。即使是現有企業，為使自己現代化和擴大規模，也需要大量資金，並與資金提供者結成更為密切的關係，這常常導致整個銷售的轉移。例如，一些維也納銀行的布拉格分行以及一些地方銀行，在糖業貿易中站穩了腳跟，並把自己活動重點移到這方面來。農業銀行代表15個糖廠……英國銀行承擔11家粗糖廠的代理銷售。信用銀行集中了5個大企業的商業事務。齊弗羅斯泰因什卡銀行是許多地方糖廠的銷售所。銀行購買粗糖廠的產品，把它們轉運到精煉廠；它們又從精煉廠收購白糖，投入國內外的銷售市場。當幾年內出口對於奧地利工廠具有越來越大意義時，銀行活動也具有了不同的性質。出口要求在各種國外市場上繼續開展業務活動，有限的代理貿易佣金與獲自套匯和投機交易的大量利潤相比日益退居次要地位……但是靠自己承擔責任的貿易與國際貿易緊密相聯，因為只有極少的國內生產者能承擔這種常常必須延展很長時間的業務活動。因此，作為糖業貿易的最後環節，糖便被銀行穩穩地控制了。工廠把它們的產品賣給與自己有聯繫的銀行，而銀行又試圖通過利用國內外市場上的最有利的條件來謀利。當然，依靠自己承擔責任的貿易還不是一般原則，一些謹慎的銀行還從根本上對它持有保留態度。但是，除了代理銷售外，它也已經占有重要的地位。不能否認，事情正朝著這個方向發展。
那些與卡特爾有密切聯繫、並且承擔它們所控制的產業的銷售的銀行，還有更大的商品交易。例如，農業銀行承擔火柴廠、糖漿廠、搪瓷器廠、包裝紙廠、澱粉廠以及一些化工行業的卡特爾的銷售。銀行聯合會與紙板廠有類似的關係，信用銀行也承擔聯合黃銅廠的銷售。這些都不過是代理關係，並不包括任何嚴格意義上的貿易，即不包括通過中央銷售部中銷售的卡特爾化和集中化把中間貿易排擠出去。由於銀行之間的競爭，商品代理貿易的利潤減少了，僅僅達到以前很大的代理佣金的較少部分。一般銀行業務獲利額的下降，在一些具有商品部的銀行中引起更強烈的靠自己經營商品交易的想法，而且顯示出沿這個方向擴大營業的新的嘗試的一些徵兆。」
30 在個別情況下，按各個領域中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的不同比例，價格會發生變化。假定在一個部門中，例如在機器製造業中，生產資本等於1 000，商業資本為200。在平均利潤率為20％的條件下，則商業利潤為40。對消費者的總價格等於1 000+200(產業資本家按這樣的價格把自己的產品賣給商人)+240(它補償商人的資本加利潤)，即整個等於1 440。但是在紡織工業中，商業資本400分攤在生產資本1 000上面。於是產品價格是1 680。現在假定卡特爾在兩種情況下成功地消除了商業資本，並把商業非生產性費用壓縮到一半，那麼，機器製造業者靠1 100資本獲得340利潤，而紡織業者靠他們1 200資本獲得480利潤。利潤率不等會導致平均化過程，這又通過價格的變化反映出來。但是，紡織品消費者所得即是機器購買者所失。而一般說來，由於卡特爾化，這種平均化將是非常困難的和不完全的過程。
如果獨立商業被消費合作社、批量購買協會、農業購買合作社等所取代，那麼，情況就不同了。這僅僅意味著被組織起來的消費者的活動代替商業資本家的活動，因此商業利潤也歸於這些消費者。同時，集中的加強也意味著流通費用的節約。
31 批發商人恩格爾說得很對：「辛迪加所追求的是實際壟斷和直接消除批發商業。當然，購買者並不因此而能更便宜地進行購買。對工廠和辛迪加來說，如果目的不是取得與批發商業同樣的利潤，那麼，整個活動將是盲目的。」(《德國印刷紙廠聯合會的糾紛案》第Ⅳ期114頁。)
煤炭辛迪加也是這樣。它「也利用運輸業和批發商業的壟斷，以便在不通過抬高運費而造成煤炭價格顯著提高的條件下，加重小消費者的負擔；或者設法使消費者必須支付的較高價格，不像以前那樣歸於商業，而是歸於生產者。」(利夫曼：《卡特爾和托拉斯》第98頁)
32 《德國印刷紙廠聯合會的糾紛案》第Ⅰ冊第236頁。
33 同上書，第235頁。
34 同上書，第228頁以下。
35 同上書，第230頁。
36 同上書，第229頁。
37 同上書，第230頁。
38 同上書，第Ⅱ冊第455頁。
39 同上書，第Ⅱ冊第380頁。
40 勇敢的辛迪加代理人的偽善言辭真是妙不可言：「作為商行，我們也認為這是正當的，因為我們主要的目的是促進和保護國內商業。」掠奪本國，通過人為製造煤炭、焦炭和鐵的短缺而阻礙加工業，通過向國外傾銷而維持國內的高價——這就是利潤欲的國民信念。
41 商業廳秘書格施泰因(哈根)的陳述。見《糾紛案》第六次會議，半成品協會，第444頁。
42 格施泰因的陳述。同上書，第445頁。
43 同上書，第447頁。格施泰因的陳述也表明(同上書，第556頁)，另一方面，大工廠對待它們較小的供應者有時是多麼嚴厲：「一家擁有礦山的大冶煉廠為訂購自己的工具材料制定了苛刻的條件，其中包括報價，並進一步規定：在數量方面，我們根據1904年的需要，沒有義務購買任何特定的數量。按我們的要求交貨。」
44 《德國印刷紙廠聯合會的糾紛案》第Ⅳ冊，經理羅伊特的陳述，第110頁以下。
45 「因此，辛迪加的任務是消除印刷紙貿易中的這種批發商。在成功地通過締結辛迪加排除在其他紙張之外也經營印刷紙的大量代理商以後，卻仍然存在大量的經營印刷紙的商人。因此，辛迪加的任務就不僅是拒絕向從事投機的商行提供印刷紙，而且也防止新的在印刷業範圍內出現商人。於是，在許多情況下，辛迪加拒絕向那些在辛迪加存在時剛剛想把自己的商業擴大到印刷紙上的紙張商行出售印刷紙。」(同上書，第111頁。)
46 《糾紛案》第1冊，第94頁以下。1899年秋天，德國焦炭辛迪加迫使它的主顧購滿1900和1901兩年的需要量。順便指出，辛迪加這時利用它的權力，把在1899年2月就已經確定為14馬克的1900年的價格提高到17馬克，作為上述兩年的價格。在不如此就得不到焦炭的威脅下，各冶煉廠不得不同意締約。
這一事例之所以使人感興趣，是因為它表明，辛迪加對危機所能產生的影響是多麼小。這些協定是在1899年即大約27個月之前簽訂的，1900年中期行情低落，1901年是一個危機年頭，但焦炭的最高價格卻得到保證。因此，危機對加工工業的影響異常嚴重。(《糾紛案》，第三次會議，第638、655、664頁)
47 工業委員會：《關於托拉斯和產業聯合的初步報告》，第223頁。
48 同上書，第63頁。「我毫不關心你們的倫理觀」。他補充說，為排除競爭而制定低廉的價格，這是正確的商業原則。因為像他後來所認為的那樣，托拉斯不是為競爭者的健康而設置的事業(第223頁)。
49 請聽聽對農場主聯盟比較親近的《德國農業通信》(1899年第8號)所報道的懲罰威脅：
「拒絕加入協會的德國釀造業者，喪失了要求受到職業尊重的權利。這幫先生們應被打上永久的烙印。如果後來他們的錢包被洗劫一空，對這些正人君子的懲罰也不會比他們理應受到的唾棄更嚴重。」
50 《糾紛案》。總書記克普克的陳述。
51 《德國交易所調查報告》第Ⅰ卷第464頁。貼現公司總經理魯塞爾的話。
52 《社會科學詞典》第181頁以下。
53 《德國交易所調查報告》第Ⅱ卷第2151頁。范·居爾彭的陳述。但是，不僅僅是這種時候。V.瓜伊塔先克斷言：「如果他們使他(地方銀行家)的生計發生困難，那麼，他就不得不經營比以前可能經營更多的純投機證券。」(同上書，第759頁)
54 《德國交易所調查報告》第Ⅱ卷第2169頁。
55 美國糖業托拉斯是哈韋邁爾在1887年通過15個小公司的合併組建的，這些小公司申報它們的總資本為650萬美元。托拉斯的股份資本被確定為5000萬美元。托拉斯立即提高精糖的價格而降低粗糖的價格。1888年進行的調查表明，托拉斯在一噸精糖中約賺14美元，這可使它支付對全部股份資本10％的股息，即公司創立時實際付進的實際資本的70％左右。另外，托拉斯有時還能支付額外股息，並留存大量的準備金。現在，托拉斯擁有9 000萬美元的股份資本，其中一半是有權獲得7％的累積股息的優先股，另一半是現在同樣掙得7％的普通股。(1909年7月1日《柏林日報》)在《產業調查委員會關於托拉斯和工業聯合制企業的報告》中，也有大量事例。
56 這裡所說的「資本價格」，等於資本化的利潤。
57 實際上，「高利貸，即土地所有者的一部分收入轉入高利貸者手中，是資本積累的主要手段之一。但是，工業資本和商業資本或多或少同土地所有者攜手共同反對資本的這種古舊的形式」(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第Ⅰ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冊第395頁)。
58 同時，卡特爾利潤的性質也發生了變化。它是由無償勞動、剩餘價值構成的，但其中一部分是由其他資本家僱傭的工人生產出的剩餘價值構成的。
59 這裡不是指社會總資本的平均有機構成，而僅僅是指非卡特爾化產業中的平均有機構成。
60 在下述情況下，卡特爾的超額利潤採取了一種有趣的形式。19世紀90年代以前，德國工業中製鞋機器的供應差不多全掌握在美國之手。向德國供貨的美國製鞋機器製造廠聯合成為「德國聯合製鞋機器公司」(DVSG)。機器並不出賣，而是根據一定的租金出租。如果製鞋廠主希望獲得機器，那就要簽定5—20年的一份合同。」合同規定，供貨公司有義務安裝機器、免費修理、供應所有新的設備以及以廉價提供零部件。相反地，製鞋廠主支付大約相當於機器製造價格的一次性基本費，此外還繼續支付機器每運轉1 000次的一定付費。……這種付費……意味著，製鞋廠主向DVSG支付每雙長靴15—25芬尼。這是一筆貢金，其大小在我們獲悉下述情況時才能理解：例如，在1907年，埃爾富特的三個總共擁有885個工人和主要利用這種機器的製鞋廠，為這種利用一年支付61 300馬克。」(卡爾·雷埃：《德國製鞋大工業》第32頁)饒有興趣的是：這些機器的利用給德國製鞋廠主提供了超額利潤，因為它以此賦予他們以壓倒其競爭者的優勢。美國托拉斯強迫他們把這種超額利潤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否則使用這種機器的動機就不存在了)轉讓給托拉斯。每年支付租金的契約，使購買機器比較容易，也加強了製鞋廠主對托拉斯的依賴，因為他們被束縛於這種機器上。這種機器的一切改良被立即加以應用，提高了超額利潤，從而增加了製鞋廠主的銷售額，也增加了向托拉斯的付費。這樣，托拉斯便把別人的超額利潤的一部分轉化為自己的超額利潤。因此，改良技術所獲得的利益，最大部分歸於托拉斯，較小部分歸於機器的使用者，最小的部分歸於消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