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資本 · 第二篇
1 當埃爾溫·施泰尼策爾把自己關於股份公司的著作稱為《股份公司的經濟理論》(1908年萊比錫，東克爾和洪布洛特出版社)時，這種感覺大概也傳到他的身上。但是，在這本書里，對股份公司的基本經濟特性卻沒有什麼認識。不過，這部著作也不乏準確和細緻的評論。
2 「作為資本的貨幣或商品，其價值不是由它們作為貨幣或商品所具有的價值來決定，而是由它們為自己的所有者生產的剩餘價值的量來決定。」(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98頁)
3 股票市價同生產資本價值的聯繫毋寧說僅僅表現在：股票市價不可能下降到低於企業破產時在滿足所有其他債權之後作為相應部分歸於股票的價值部分。
4 魯道夫·邁爾博士編：《洛貝爾圖斯—亞格措夫博士書信和社會政治論文集》，1880年柏林版，第1卷第259頁。
5 順便指出，這是錯誤的。股份公司不是經營形式，而是企業形式。
6 魯道夫·邁爾博士編：《洛貝爾圖斯—亞格措夫博士書信和社會政治論文集》，1880年柏林版，第1卷第262頁。
7 同上書，第1卷第285頁。
8 但是，這個保守的社會主義者正確地感覺到股份公司的革命意義：「把發自數千個小的資本源泉的一些支流聯結為一條大河的這種經營形式。(即股份企業)必須完成一項使命。它必須補完上帝的創造，必須做全能的上帝遺忘了或沒有抓住機會去做的事情，即貫串地峽和陸地，把被海洋分離開的陸地通過海底或海面聯結起來，鑽透阿爾卑斯山等等。金字塔的建造和腓尼基的方石也趕不上股份資本今後還應該創造的東西。」洛貝爾圖斯的浪漫激情不亞於左拉的小說《金錢》中的薩卡爾。然後，他接著說：「但是，就我本人來說，對它還有十分特殊的『愛好』。為什麼?因為它為我掃清了道路。這是怎樣的一種清掃啊！普通的沒有股份形式的自由貿易，只不過是一把可憐的手用掃把；而具有股份形式的自由貿易，卻是一部蒸氣清掃機，它十年內就清掃了一百年的清掃量。股份企業之手啊！解決社會問題需要這樣的清道夫。實際上，即使沒有公司的形式，它也需要哪怕是鴿子銜食似的清掃。」(同上書，第1卷第291頁)
同樣，下面的議論也很確切：「在股份形式下，也像個人企業家一樣，純粹的借貸資本家將日益消失。」(同上書，第1卷第286頁)
范·博爾格茨在《社會科學詞典》的「股份公司」詞條中的敘述，真是令人難以容忍的天真：「公司企業的任務和目的，既能夠補充和加強企業家個人的勞動力、知識和經驗，也能夠加強資本的力量。」這真是妙極了，正像有人在一本食譜學的書中訓誡說：李子團的任務和目的是既能夠使味覺得到刺激和滿足，又能夠使女廚師得到工資。
9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3—494頁。
10 對正文中所提供的總括的敘述舉一個例子。《柏林日報》1908年5月16日晚版做了這樣一個報道：「這幾天，克佩尼克的亞硝酸鹽工廠的股票以80％以上的貼水進入交易所。從1901年到1906年，這個企業作為具有30萬馬克小資本的有限責任公司而存在。在經過幾年虧損之後，這個有限責任公司一次就得10萬馬克的總利潤，第二次就得30萬馬克的總利潤，相應支付1.5萬馬克和7.5萬馬克的股息。因此，在創建者們看來，它註定應該成為擁有100萬馬克基本資本的股份公司，原有限責任公司的30萬馬克也轉移到這個股份公司中。為了使新股份公司的貸方和借方得到平衡，在有限責任公司以9萬馬克入賬的土地，必須由股份公司以21萬馬克接受下來；築物價值由4.5萬馬克提高到14萬馬克；機器、工具和器具的價值由24.6萬馬克提高到40萬馬克。新股份公司現在經過兩個營業年度，在這兩個年度中分別分配15％和16％的股息，雖然土地賬上(不考慮新征地)還仍然標明負債20萬馬克，建築物賬上標明負債15萬馬克。只是在價值的提高看來最令人懷疑的機器和器具賬上，下降到25萬馬克。這個公司的生產以兩項專利為基礎，其中一項已經一年滿期，另一項由發明者以5萬馬克賣給股份公司。這些基礎足以使發行機構以180％的價格簽訂契約，即是說，這些發行機構以通過追加10萬馬克的現金支付形成股份公司基礎的以前的30萬馬克，便可以支付180萬馬克！」這裡，創業利潤還增加了，因為這個企業通過專利的利用取得超額利潤，這種超額利潤當然也同樣被資本化了。
11 投入股票的資本在最初投入或新投入時給它的所有者帶來的股息，僅僅略微超過平均利息率。我們從1907年6月1日的《柏林日報》上摘下來和下一張表，證明了這一點。當時帝國銀行的貼現率是5.5％。
5月30日的市價(％) 股息(％) 盈利率(％)
柏林商業公司 150.75 9 5.97
達姆施塔特銀行 129.30 8 6.18
德意志銀行 223.60 12 5.36
貼現公司 169 9 5.32
德勒斯登銀行 141
6.02
國民銀行 121.50
6.17
波鴻鑄鋼廠 224.25 15 6.18
勞拉冶金廠 225.30 12 5.32
哈爾彭礦山鐵路公司 207.60 11 5.29
格爾森基興礦業公司 195.50 11 5.62
芬尼克斯礦業公司 205.30 15 7.30
尤巴赫爾冶金廠 204.50 14 6.84
多納斯馬克冶金廠 264.50 14 5.29
克拉夫特鐵廠 166 11 6.62
塔勒煉鐵廠(優先股) 123 9 7.31
通用電氣公司 198.50 11 5.54
拉默伊爾電氣公司 122 8 6.55
霍夫曼車輛廠 335 22 6.56
加根瑙爾鐵廠 105 8 7.61
舍林化學工廠 263 17 6.46
奧蘭寧堡化工廠 184.50 10 5.42
舒爾特斯釀酒廠 288.50 18 6.23
聯合釀酒廠(股票) 210.50 12 5.70
12 英國的創業也是一樣。在描述一個混合鐵廠和一個鋼廠之間的利益組合時，麥克羅斯蒂指出：「應當注意，為了擴大企業而訴諸公眾的幫助時（即通過發行債券如優先股)，只要維持支付債券利息和優先股股息，支配權就僅僅掌握在賣者（比爾兄弟和杜爾曼·朗公司)手中。這的確是英國創業的一般特徵。這就要求精心的投資家仔細檢查購買條件。」(亨利威·麥克羅斯蒂：《英國產業的托拉斯運動》，1907年倫敦版，第27頁)「在許多情況下，普通股大部分或完全被原來的賣者所握有，以便他們能夠保持支配權。在這種情況下，對於公眾來說，普通股的股息就無足輕重了。」(同上書，第54頁)
以前德國(和奧地利)股票法中的所謂創業者權，具有同普通股相類似的職能(創業者壟斷股份公司發展的有利結果)。創業者要求一定的特權，例如在新發行股票時，總是必須按額面價值提供給他們。但是，這種規定同資本動員的職能相矛盾，從而被廢除。關於這一點，1907年9月24日的《柏林日報》寫道：「在我們的時代，至今還在一系列股份公司中存在的創業者權的制度，猶如早已過去的時代的紀念碑似地聳立著。創業者權來自股票法還沒達到現在這樣發展程度的時代。以前，保證企業的創業者們以持續的特殊利益是允許的，但這種情況由於股票內在的可動性而必然使人感到壓抑和不公正。1884年股票法的補充規定已經同創業者權制度有了裂痕；由於1900年1月1日生效的商業法，對新形成的公司來說，創業者權完全被廢除了。當然，新的商業法沒有返轉的力量，所以舊時期所產生的創業者權繼續不變地存在著，並在它不是通過自願聯合而消失的限度內，時而喚起對那些『有幸獲得』創業者權的公司的股東們的不愉快地回憶。在柏林電氣廠中(舉一個創業者權作用的典型例證)，通用電氣公司的特權在於：它能夠按額面價值接受新發行股票的半數。由於這種特權僅僅靠1889、1890、1899和1904年柏林電氣廠的股票發行而流歸通用電氣公司的利潤，估計有大約1500萬馬克。對創業者或他們的繼承人行使自己既得的權利，是不能抱怨的。但是，事實已經表明，關於股票本質的現代見解，有權要求消除永久的創業者的利益。」
13 美國鋼狄托拉斯的歷史，提供了最好的和規模最大的例子(見《1901年產業委員會的報告》第ⅫⅠ卷第ⅩⅠⅤ和ⅩⅤ頁)。這個托拉斯把已經過度資本化的一些公司聯合起來。報告通過僅僅將構成托拉斯的各公司的優先股相加(這實際上產生了可以按平價接受的股份資本)而計算出「實際價值」，並得出結論：僅僅出於「好意」(「good will」)而計算出398 918 111美元。1909年3月29日《法蘭克福報》的下述報道，對「過度資本化」，更確切地說是對實際執行職能的資本和股份資本之間的差額，提供了更為適當的概念：「加里的一些工廠值大約1億美元，提供200萬噸以上的鋼。托拉斯的其他工廠使差不多15億美元資本化，生產能力為1千萬噸。不成比例是很明顯的。」即使考慮到在這種資本化中包括價值大的礦石所有和其他對象，但這種不一成比例的情況也還是很大的。
但是，這並不妨礙鋼狄托拉斯常常能向優先股支付7％的股息，也不妨礙普通股的股息越來越高。托拉斯是1901年春創立的。1901到1903年是景氣時期，普通股獲得4％的股息。1903年，股息降到3％；1904年和1905年，股息消失。但是，1905年，情況好轉，鋼狄托拉斯餘留4 300萬美元作為股息分配，可以支付8.5％的股息。但是，托拉斯把這一金額用作折舊、新投資和形成準備金。1906年，又支付2％。
但是，這種股息同鋼狄托拉斯的利潤並不處於正當的比例。因為1906年是一個很好的年景，提供給鋼狄托拉斯作為股息支配的差不多有1億美元。其中，對於優先股的支付，要求大約2 500萬美元。從計算上來看，餘留下來的是對普通股的14.4％。現在，股東只獲得10 166 000美元，而5 000萬美元用於新的建設(其中包括對加瑞鋼廠第二次分付的2 150萬美元)，此外還扣除剩餘金1 300萬美元。1907年，董事們也採取了同樣的政策。這一年比1906年賺得更多。對普通股所有者來說，提供支配的是相當於15.6％的股息的數額。股東每年又獲得僅僅2％，從而每季度為0.5％。5 400萬美元被用於新的建設，其中1 850萬美元提供加瑞鋼廠。剩餘金扣除2 500萬美元。與前幾年相比，1907年(此處似應為1908年，可能是筆誤或排印錯誤。——譯者)的結果很糟。但是，畢竟還是為鋼狄托拉斯的普通股賺了大約超過每年4％的股息。實際上，所有者僅僅獲得2％。對新的建設沒有投資，而剩餘金相反地卻提供1 000萬美元以上，以至於剩餘金在1908年末增至13 350萬美元。1909年第一季度，與上一年同期相比，情況有所好轉；而同1908年後兩季相比，主要由於2月中旬美國鋼鐵市場上出現的價格暴跌，情況卻又惡化了，正像自1900年以來的情況那樣，這一季度對普通股支付0.5％的季股息，300多萬美元劃歸剩餘金。(見1909年7月28日的《柏林日報》)1909年第二季度，鋼狄托拉斯宣布季股息為0.75％，相當於3％的利息；第三季度，宣布季股息為1％，相當於普通股的4％的利息。普通股的一大部分，保留在創業者手中。就這些股票被轉移到把它們看作最好的投機證券的投機者手裡的限度內，在1907年恐慌時期和此後不久，被金融集團按最低市價買回。因此，這種靠犧牲股東長年截留利潤以在適當時機突然加以分配的股息政策，是支配鋼狄托拉斯的金融集團的巨大的發財致富的源泉。
14 金融化技術的詳細闡述，不屬於本書的範圍。但是，下述典型例證卻為本文所述作了說明。這個例證就是羅克—伊斯蘭德—鐵路系統的金融化(見1909年10月6日的《法蘭克福報》)。這個系統的最上層是一個控股公司(Holding Company，即真正占有其他公司股票的公司)，即羅克伊斯蘭德公司，它沒有任何固定利息的債券，而擁有經過審定的5 400萬美元優先股和9 600萬美元普通股的資本，其中分別發行4 912.9萬美元和8 973.3萬美元。只有優先股才具有表決權。這個公司占有芝加哥羅克·伊斯蘭德和太平洋鐵路公司的全部股份資本14 500萬美元，而這個鐵路公司此外還占有4％和5％固定利息的托拉斯附屬擔保債券7 019.9萬美元和1 736.1萬美元。這些都是為保證它們而把其他有價證券作為抵押交於受託管理人的債券。(關於托拉斯附屬擔保債券，見托馬斯·拉·格林：《公司金融》，1906年紐約版)這個鐵路公司又有自己的兩個鐵路公司：一是芝加哥羅克·伊斯蘭德和太平洋鐵路公司。它的有擔保的債務是19 785萬美元。它的股份資本是7 485.9萬美元，其中7 019.9萬美元作為鐵路公司上述4％利息的托拉斯附屬擔保債券的發行基礎交於受託管理人。二是聖路易斯和舊金山鐵路公司。它的有擔保的債務是27 700萬美元。它的股份資本構成如下：頭等優先股500萬美元；二等優先股1 600萬美元；普通股2 900萬美元。其中2 894萬美元由羅克·伊斯蘭德公司得到。羅克·伊斯蘭德公司對每100美元股票，給以自己的股票60美元以及芝加哥羅克·伊斯蘭德和太平洋鐵路公司的5％利息的托拉斯附屬擔保債券60美元。現在，兩個大的鐵路公司又有了它們自己的子公司。
這種高明的金融化的目的是很清楚的。整個龐大的鐵路系統的控制權在於羅克·伊斯蘭德公司的獨占表決權的優先股。在它1902年創建時，這種股票的市場價值在40％和70%之間。對為了進行控制所必要的優先股2 700萬美元，創業者最多只需要大約1 500萬美元。這一貨幣就足以使它們成為整個鐵路網的統治者。
15 E.勒布(《監事會制度》，載《國民經濟和統計年鑑》，1902年第ⅩⅫ卷第3期)估計：1900年德國監事會地位的人的收入達6 000萬馬克。在該雜誌的一篇關於德國股份公司監事會的十分詳細的研究文章中(1906年第ⅩⅩⅫ卷第3期第92頁以下)，弗朗茨·奧伊倫堡估計：1906年，這種收入的數額達7 000萬馬克左右。每個股份公司平均把它的名義資本的0.6％作為監事會成員的紅利進行分配，因此，每個監事會成員平均獲得0.1％。當然，在各大公司，這個數額是絕對更大的，大約6 000馬克到8 000馬克，或者還更多。例如，作為監事會成員紅利進行分配的，德勒斯登銀行是21 000馬克，費爾滕和紀堯姆公司是34 000馬克，迪爾科普公司是10 000馬克，德意志銀行是3 2000馬克，赫德爾礦山是15 000馬克，格爾森基興公司是87 000馬克，巴伐里亞抵押銀行是13 000馬克。
16 個人聯合是休戚相關的聯合體的開端和結尾，這些聯合體由於外部的原因必然在組織上和結構上被分開，但它們的力量只有在一個最高的共同領導機關下結合起來才能充分發揮作用。奧地利和匈牙利之間的個人聯合，是兩國以前的聯合時代遺留下來的殘跡，也許只有在它能夠成為別種聯合的出發點的限度內才有意義。工人階級經濟組織和政治組織的聯合，由於在其最高領導機關下的個人聯合，才使兩者的力量能夠得到充分發揮。我們在對德國土地所有的農戶同盟中，特別是在完全形成的普魯士的波蘭人的一些組織中，也發現經濟組織和政治組織聯合的同樣的現象。
17 因此，私人企業的大量銀行債務，常常是它向股份公司轉化的前兆。
18 大銀行力圖「按照地區和生產種類而儘可能多方面地形成同產業企業的結合，日益消除可以由各個銀行機構的歷史加以說明的地區的和生產的配置的不平等。與此同時並行的是這樣一種努力，即把同產業的關係建立在有規律的和長期的事業結合的基礎上，並通過兼任董事會職位的制度把它表現出來，以及提供給它擴大和深化的可能性。」(耶德爾斯：《德國大銀行同產業的關係》，1905年萊比錫版，第180頁。)
耶德爾斯提供了如下的一張表(1903年)，說明一些銀行在股份大公司中的代表人數(見下頁表)。
這就是說，從整個來看，僅僅柏林的六家大銀行就掌握了751個監事的職位。
按最近的董事和監事會成員的名錄(1909年)，這種職位在德國有
德意志銀行 貼現公司 達姆施塔德銀行 德勒斯登銀行 沙福豪森聯合銀行 柏林商業公司 總計
董事 101 31 51 53 68 40 344
監事 120 61 50 80 62 34 407
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
221 92 101 133 130 74 751
12 000個。但是，2 918個監事職位僅僅掌握179個人手中。柏林商社的卡爾·菲爾斯滕貝格先生保持了占44個職位的紀錄。德勒斯登銀行的歐根·古特曼先生占了35個職位。一般說來，出任監事會成員的各種職業中，銀行業出任最多，因此兼職最多的也是銀行業。關於這一點的詳細材料，參見奧伊倫堡的前述文章。
當然，同樣的現象也出現於美國。1906年，約·皮·摩根公司出任了5個銀行、50條鐵路、3個航運公司、8個信託公司、8個保險公司和40個產業企業的董事會成員(施泰尼策爾：《股份公司的經濟理論》，1908年萊比錫版，第158頁)。
19 相反地，法律虛擬意義上的監督，根本不起作用。例如「柏林電燈和電力設備股份公司」總會主席直截了當地說：「以為某監事會或監事會成員會作法律規定他們作的事情，那就錯了。立法者制定這一法律時，並不知道他們做了些什麼。想想看，竟要監事會的一員或整個監事會，僅僅在一天時間裡，巡視我們的一個大公司的所有的企業部門!當一個人在一個地方進行監督的時候，而在其他十個地方可能鑄成了大錯。監事會只能指出管理公司的大的原則。它可以監督管理部門，使它們不做違反法律和章程的事。審查細節是檢查委員會的事情。」(1908年11月28日的《柏林日報》)
20 這裡所說的社會資本指的是：私人企業家受個別資本量的限制，而股份公司則受整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的、為了新的使用而游離出來的貨幣資本的限制。
21 「股份公司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為貫徹自己的積聚趨勢所掌握的最銳利、最可靠、因而也是最有效的武器。而股份公司本身已經是一種完成的積聚：把小額的和分散的、本身多多少少被生產性使用排除在外的財產部分集合為一筆巨大的總資本，這一總資本本身在統一管理下用於經濟的即生產的目的，並且也是適宜於這種目的的。而由於股票容易讓渡和承襲，其次由於股份公司通過差不多完全擺脫了企業家個人而比其他企業形式在高得多的程度上提供了較長壽命的可能性，最後由於對集合的資本所期待的股息(在理論上)沒有限制，所以股份公司也實際地對可以支配的資本發生了異常強大的吸引力。因此，股份公司具有比任何其他企業形式更大的可能性，通過增加資本來滿足自己的信用需要和擴張需要。而籌措資本的容易程度，當然又引起增大資本的趨勢，而且是按照越來越大的比例，因為無論是在工商業領域還是在銀行業領域，這似乎都成為一條經濟規律：一倍的資本使一倍以上的生產和一倍以上的銷售(注意：但並不直接也是一倍的盈利)成為可能，因此增大資本的趨勢隨這種資本的增長而加強，從而在較大資本的場合遠比較小資本顯著。」(里斯納：《德國大銀行發展史》，第152頁)
22 「尤其是關於股份公司的競爭，1886年委員會聽到特別多的抱怨。許多見證人斷言：商品價格降低的主要原因是，股份公司在許多生產部門內過度地普及。股份公司即使沒有利潤也能繼續經營，因為領導事業的人(董事、監事等等)所關心的，是不考慮盈利而繼續生產。」(杜岡—巴拉諾夫斯基：《英國商業危機的理論和歷史的研究》，1901年耶拿版，第162頁)
23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6頁。
24 關於這兩個概念的區別，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7頁以下。
25 銀行資本增大的這種趨勢，還可以通過法律的干預而加強。例如，德國股票法規定：在私人企業向股份公司轉化的時候，創業後一年，股票才允許進入交易所交易。其結果是：銀行資本在一年間不能被動員，因而在這一年內繼續向產業資本轉化，不能再採取貨幣形式。因此，特別是對大企業來說，創業活動成為擁有巨額自有資本的整個大銀行的壟斷。同時，銀行業集中的趨勢也因此而受到促進。於是，創業利潤也落到這些大銀行手中。
26 見愛德華·舍伍德·米德：《托拉斯金融》，1907年紐約版，第243頁。
27 參見威·普里庸的富有教益的著作：《德國票據貼現業務》，1907年萊比錫版。
28 注意：我們這裡所說的完全不是所謂的差額交易，在這種交易中,不發生有價證券的實際轉讓，投機通過市價差額的支付而完成。相反地，任何投機盈利都是經濟意義上的差額利潤。在這方面，作為基礎的交易所交易的技術是無關緊要的，正如資本家和一部分經濟學家把所有資本主義利潤看作差額，而對它是產業利潤或商業利潤、地租、利息、投機盈利都無所謂一樣。
29 不僅在相同的方向上，而且也在相同的時間和相同的程度上。因為只有在一個人後來按比另一個人現在出賣時更高的價格購買證券時，或一個人現在付出比另一個人已經賣出的更高的價格的時候，投機盈利才能產生。
30 對此，這裡舉一個適當的例子：「最近，出現了關於芬尼克斯公司接受了美國一大批鋼管訂貨的報道，據稱價值達數百萬馬克。交易所輕信了這個報道，提高了我們國內礦山股票的市價，特別是芬尼克斯公司股票的市價。交易所的確知道，美國市場狀況目前有不小的好轉……但是，在國內其他地方，在工業區，特別是在芬尼克斯公司的管理部，都對這種離奇的報道付之一笑，而這一報道卻在柏林的交易所里引起很大的振奮。一個連一噸鋼管也不生產的、在德國鋼鐵同盟的鋼管里連一根也不占有的企業，硬是被瞎說接受了一批訂貨，幾百萬馬克的訂貨，而且還是美國付款的。這是一場拙劣的騙局。」(1909年7月15日《柏林日報》)
因此，當阿恩霍爾德先生(《德國交易所調查報告》第一部分第444頁)侈談投機的思想活動時，毋寧說是對聽眾的思想活動進行投機。此外，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對大量小投機家和公眾中的參加者來說，投機是偶然的和沒有規則的。
31 關於狹義的生產勞動概念，參見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第1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冊第422頁以下。
32 按卡爾納的用語，這是沒有規範的同時變化的法律制度的職能變化(見《馬克思研究》第1卷第81頁)
33 最近時期的一個最顯著的例子，恐怕就是鋼狄托拉斯在1907年秋恐慌時接收了它的最主要的競爭者坦內西鋼鐵和煤炭公司。在1907年11月17日的《柏林日報》上，一名激憤的作者關於這一點寫道：「現在，從消息靈通人士方面證實，數日前被派往華盛頓的約·皮爾龐特·摩根的兩名代表(愛·亨·加里［鋼狄托拉斯］和亨·查·弗里克)向羅斯福總統提交了下述最後通牒：要麼安然聽任摩根的托拉斯吸收坦內西的鋼鐵和煤炭公司，答應政府不再按現行的反托拉斯法採取預防行動；要麼就得遭受國內所發生的最嚴重的恐慌，也許要伴隨全部銀行的歇業。
這種在最激烈和最危險的經濟災難時刻冒險向國家總統瞄準的火器，當然是不會不奏效的。總統屈從於危急情況，不得不拱手把自己的權力交給交易所。他被粗暴地脅迫，暫時放棄他作為國家頭號人物的最高義務和忽視現行法律。最高行政權無以為害，勇敢的摩根盡可以為『拯救』美國信託公司和林肯信託公司而把鋼鐵壟斷納入他的鋼狄托拉斯聯盟中。幾天之後，他又通過他的拯救活動，一舉成功地攫取了查·威·莫爾斯近海輪船聯合公司。
這標明由喬治·華盛頓、班傑明·富蘭克林、傑弗遜等忘我的愛國者和其他卓越人物所建造的美利堅合眾國現狀的特徵。」
34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74頁。
35 《德國交易所調查速記報告》，1893年，第1卷第190頁。
36 例如，在倫敦，「自1874年以來就有了證券交換所，它把當時最重要的證券種類的交易儘可能地進行抵消，只需對剩餘部分開具支票。對證券交易所的交易，結果是：只有大約10％的交易通過支票支付，而90％的相互間的債務是通過簡單的抵消解決的。」(雅費：《英國的銀行制度》，1909年萊比錫版，第95頁)在其他的交易所所在地，也存在有類似的機構。
37 「交易所交易的各種形式，不僅僅對了解價格有意義。交易所交易的締結和實行的條件，比交易所交易的簡單的法律技術的輔助手段有更多的意義。這些條件也是價格形成本身的因素，當然歸根結底需要和儲備、供給和需求是決定性的，但這些因素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視。證券或商品的交易是以現金還是按期貨交易來進行，期限是長還是短，在怎樣的締約單位之間進行，商品以何種類型交易，有價證券在何種類型的交易所即是在黑市還是限定地點的正式交易所進行交易，所有這些和其他形式的措施，不僅對價格的正確了解，而且也對價格的形成，都是具有極大影響的因素。這些因素的任何變化，都影響價格在有組織的市場上按時間推移所經歷的曲線。」(蘭德施貝格爾：《德國農業交易所的改革》，載《國民福利、社會政策和管理雜誌》1902年第Ⅺ卷第36頁)
38 《德國交易所調查報告》第1卷：《委員會報告》第75頁以下。
39 這也可以為其他目的而進行。「在大陸，(由銀行)推行一種獨特的延期交割政策的情況不少。銀行在它例如準備進行較大的發行時，為了製造價值而造氣氛，便壓低延期交割貼費率。銀行可以把由此遭受的損失，通過發行時的市價上的盈利加以抵償。」(菲利波維奇：《政治經濟學大綱》第2卷第2冊第181頁)
40 參見《德國交易所調查報告》第Ⅲ卷第1930頁上所載專家柯尼希的敘述。他認為期貨交易對於產業是不理想的，並對這一點作出如下論證：」所有這些處於期貨交易中並在交易所遊動的證券，大部分掌握在這樣一些人手裡：他們對事情本身沒有長久的興趣，而只對股票有興趣；對作為企業的企業沒有興趣，有興趣的是壓低或提高股票價格。在期貨交易中存在的一些措施下，影響企業以及在總會要召開的前一月底通過期貨交易保證大量股票，對任何人都是非常容易的。人們作為根本不屬於自己的幾百萬股票的所有者出現，突然出現在對此毫無所知的正派的股東面前。這些股東突然遭到襲擊，強迫他們接受自己根本不曾料到的天大好事！」
41 見邁埃爾的敘述(《交易所調查報告》第Ⅱ卷第1608頁)。他把英國期貨交易的巨大發展，歸結為那裡隨時都有大量浮動資本提供延期交割支配。
42 《交易所調查報告》第1卷第347頁所載阿恩霍爾德的敘述。
43 參見例如1908年2月25日的《柏林日報》再現出來的「柏林銀行界的卓越一員」的如下論述：「請不要忘記，以正式現金流通進行的交易，只是總交易中一個比較小的部分。德國銀行業的集中，造成大部分買賣票據在大銀行事務所里互相抵消。在柏林的交易所里，實際上不過是調整『區區小數，罷了。」
同樣的現象也在奧地利出現。在維也納通匯和現金結算聯合會的總會上，一位股東抱怨說：「由於王國的商業生活越來越集中到銀行之中，以致所有的比較弱小的私人商號不得不銷聲匿跡，所以交易所的交易在很多情況下根本沒有必要通過結算事務所。每一個銀行都是一個不需要額外費用和職員的通匯和現金結算聯合會。銀行中證券交易的興旺，是同限制通匯和現金結算聯合會的結算中介聯繫在一起的。」(1905年2月1日《新自由報》。）
44 《柏林工商年鑑》1905年。
45 1907年6月21日《法蘭克福報》。
46 1906年1月28日的《法蘭克福報》這樣寫道：
「現在幾乎談不上真正的限月清算。當然，展期貼費率還是公布的，但大多數延期交割被在大銀行內部調整，大銀行也可以定它們自己的貼費率。關於浮動的交易額，一般是不能作判斷的，因為像我們已經指出的，只有全部交易的極小部分才在交易所的清算中加以結算。」
外國的交易所則有部分地不同。特別是紐約的交易所，它作為財產轉移即剝奪的手段，比歐洲的一些交易所有更大的意義。這裡，特殊的貨幣制度也是同交易所技術聯繫在一起發揮作用的。紐約的交易所只知道現金交易，按這種方式，差額必須每天進行清算。在市價急劇波動的情況下，特別是當市價沿同一方向運動的時候，便產生了對貨幣的急劇增長的需求。如果貨幣市場緊張，美國的缺乏彈性的發行銀行立法，便成為產生小投機家不能支付的法外利息率的有效手段。這正是大的貨幣貸出者「從投機中驅逐」小投機家並在強制清算時廉價獲得證券的機會。
47 貼現公司的魯塞爾作了如下定義：」商業投機的本質在於，觀察行情的適當變化，有時通過期貨交易事先已經保證這種變化。」(《交易所調查報告》第1卷第417頁。)
48 《交易所調查報告》第Ⅱ卷第2072頁。
49 這種人為作法是造成很多濫用和障礙的源泉。不過，在可互換性實際存在和總是能夠容易確認的地方，例如在酒(酒精度)和部分地在糖(分級度)的場合，這些情況不會發生。
50 「因此，這種期貨交易的特殊形式被創造出來，不僅僅是為促進實際的交易，而且歸根結底也是為向資本家或投機家即現在還沒有其他束縛的資本的所有者提供把資本暫時地(或長期地)投入各該商品部門的可能性服務的，儘管這種資本的所有者，缺少商品知識和該商業部門的外部技術的知識。因此，這種資本家……以自己的活動動機而同穀物商人根本區別開來」。後者想進行穀物交易，而前者想通過價格波動盈利。同時，資本家這裡也承擔風險。（富克斯：《商品期貨交易》，載《德意志帝國立法、行政和國民經濟施穆勒年鑑》1891年第1期第71頁)但是，還必須指出：追求利潤當然是一切資本主義活動的共同動機，區別僅僅在於能夠獲取利潤的方式。
51 例如，啥弗雷羊毛交易所的奧費爾曼報告說：那裡，1892年，實物交易是2 000包，在期貨市場上賣掉的是16 300包。棉花也是一樣，期貨交易是實物交易的10倍。在800萬到900萬包收穫量的情況下，期貨市場上的交易量卻達1億包左右(《交易所調查報告》第3368頁)。
52 當然，對商品期貨交易的行家，也不能作特殊的奢想。「如果能從一些情報中看出市場今後如何發展，什麼樣的價格合適，那就是很了不起的事了。我只能根據過去的經驗說：感覺就是一切。消息靈通則一切順利，這不過是一個口號，僅僅從這個口號里是什麼也得不到的。商人常常失誤……商人也像農夫一樣無知；如果他研究一切情報，那他就變得更蠢，結果常常是另一個樣子」。這是誠實的商人達梅所供認的(《德國交易所調查報告》第Ⅱ卷第2858頁)。
53 保護關稅也沒有使這種價格平均化，而只不過把德國的價格提高到世界市場價格以上，其數額應使穀物生產者即使在世界市場價格低的情況下也還能夠獲利。
54 關於參加一般期貨交易，柏林商業協會主席肯普夫先生說：」浪高時，整個商業界都參加；浪不高時，則是從事這種交易的富人參加。」(《交易所調查報告》第Ⅱ卷第813頁)
55 關於商人在想到弱小者的損失時道義上所感受到的痛苦，弗·加姆普先生和霍維茨先生之間的對話是饒有趣味的：這不符合商人的本性。要麼廢除商人，要麼讓商人保持他所固有的本性(《交易所調查報告》第Ⅲ卷第2459頁)。
對倫理國民經濟學來說，交易所一般只執行道德廁所的職能。它的其他職能，對這種經濟學仍然是隱藏著的。
56 見《交易所調查報告》：《委員會報告》第90頁。
57 「小的和非職業的分子，從咖啡交易中隱退了，這種交易處在大的聯合組織的領導之下。」(《交易所調查報告》第2065頁)這由經驗中得到說明，這種經驗被行家范·居爾彭概括在下面一句話中：「如果大資本的力量被調度用於個別商品上，那它就能辦成非常多的事情。」一些倫敦的大穀物商是實行期貨交易的反對者，因為期貨交易使商業民主化，把他們的統治地位廢除了(同上，第3542頁)。
58 亨·呂施：《德國交易所法之下的柏林的穀物貿易》，載《國民經濟和統計康拉德年鑑》1907年第XXXIII卷第Ⅲ期第1冊第53頁。
59 同上書，第87頁。參見蘭德斯貝格爾關於這種發展的預言：「具有特點的是，最大的穀物商人不參加期貨交易，他們給自己作保證。因此，廢除期貨交易必然造成穀物貿易集中在資本力量最強的商號手裡，正像禁止某些種類的有價證券的期貨交易，也同樣必然使證券交易的這一部門落到德國大銀行手裡。」(同上書，第45頁)
60 《交易所調查報告》第Ⅲ卷第3373頁以下奧費爾曼的敘述。
61 1907年10月19日《柏林日報》。
62 《關於德國酒精製造業聯盟的德國卡特爾調查對席審理》，酒精銷售中心營業負責人布爾楚特斯基的陳述。
63 蘭德斯貝格爾說得很對：「農業反對期貨交易的鬥爭，也可以由重要的經濟事實中得到說明。與某種其他生產部門相比，農業更多地受制於在時間上和地點上都是既定的生產條件。即是說，農業中生產費用因素的變化，比在其他經濟部門中要小。這是與資本在農業中的束縛、土地抵押債務，哪怕只是在大體相同的程度和效果上使用其他生產部門抵禦不景氣的最重要的武器即生產專業化和生產的暫時伸縮的自然困難聯繫在一起的。一切經濟生活的非人因素即行情變動，在任何其他生產部門裡，都沒有這樣對人的因素即生產費用占壓倒優勢。而且，幾十年來，行情變動對中歐的農業大多是不利的。但是，行情變動是以期貨交易為中介的。不能避開行情變動、在其經濟過程的兩極即買進和賣出都受行情變動侵襲的商業，不得不以一種特殊的職能對行情變動作出反應。執行這一職能的機關就是期貨交易。它的任務是使世界的行情變動成為在經濟上可以把握的，並儘可能清楚地把這種行情變動反映出來。在其最完全的形式上的、擺脫了一切失誤和濫用的期貨交易，必然忠實地反映行情變動。但是，在這面鏡子裡，農業主要看到對自己不利的行情變動。要打碎這面鏡子的當然努力，即是由此而來。」(蘭德斯貝格爾：《德國農業交易所的改革》，載《國民福利、社會政策和管理雜誌》1902年第Ⅺ卷第44頁以下)。
眾所周知，對於有資本的商人和投機家來說，由於利用他國的期貨交易而避開了一國對期貨交易的禁止。例如棉紡織業主庫富勒爾博士說：「在差不多承擔了整個中歐棉花進口貿易的不萊梅，不存在期貨交易；但是，每一項締約都是建立在期貨交易基礎上的，即建立在利物浦或紐約期貨交易基礎上的。」(見《國民經濟、社會政策和管理雜誌》第Ⅺ卷第83頁所載《關於奧地利國民經濟學家協會座談報告》)同樣，奧地利對穀物期貨交易的禁止，只不過造成投機轉移到布達佩斯。
64 但是，另一方面，這也表明交易所執行它的所謂時間平衡的職能是多麼不完全。
65 因此，當行家西蒙提出下述看法時，是完全正確的(《交易所調查報告》第Ⅱ卷第1584頁)：「對差額的追求是每一個產業企業的真正創建者。」而帝國銀行總裁科赫反駁說：在商業交易中，同差額交易不同，成為基礎的是把一種商品從一個人手裡轉到另一個人手裡的意圖。這種反駁完全不著邊際，也根本不能為西蒙所理解。因為兩種交易的區別僅僅在於，這種差額一方是由平均利潤形成的，另一方是由絕對意義上的差額利潤形成的。
資產階級經濟學經常把經濟行為的社會職能同行為的動機混淆起來，把執行這種職能作為行為者的動機加到行為者身上，這自然是行為者所不知道的。因此，資產階級經濟學根本看不到經濟學的這種特殊問題。把社會生活必須藉以實現的經濟行為的這種職能上的聯繫作為整個其他動機的結果揭示出來，由必要的職能本身來理解資本主義生產當事人的動機。
66 《交易所調查報告》第Ⅱ卷第2079頁。
67 《交易所調查報告》第2135頁。下面還舉出穀物和酒的類似例子，例如不能用精餾酒精代替原生酒精供貨。
68 「商業和投機，像原料生產和材料加工工業那樣，是特別的生產種類。商業是這樣的生產種類，它的任務是從地區上克服經濟財富的自然匱乏。而投機則在從時間上克服財富匱乏方面有著同樣的作用。從私有經濟的角度來看，商業利用地區差價，投機利用時間差價。」
「根據匯流於交易所的各種情報，包括真實的情報和錯誤的情報，已經發生的事實的情報和尚未發生的事實的情報，交易所得出的看法對價格產生影響。尚未發生的事實的意義，事先已經被交易所的看法估價過了。如果交易所的看法以這樣的方式利用低的價格建立未來的儲備，利用高的價格能夠像支配現在的儲備那樣支配未來的儲備，那它便起生產性的作用，否則就不起生產性的作用。」(里夏德·埃倫貝格：《交易所制度》詞條，載《社會科學詞典》第2版。)
69 見《交易所調查報告》第Ⅱ卷第3523頁以下。
70 關於更詳細的敘述，見《資本論》第3卷第4篇：《商品資本和貨幣資本轉化為商品經營資本和貨幣經營資本》。
71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52頁。
72 同上書，第359—360頁。
73 下列的數式計算有助於說明這一點。假定生產資本等於1 000。它生產出利潤為200。商品經營資本占過大的比例為400，貨幣經營資本為100。利潤分配於1 500的總資本上；因此，平均利潤率為15％。在總利潤200中，150歸產業資本家，40歸商業資本家，10歸貨幣經營業者。
74 因此，期待某發行銀行(例如德意志帝國銀行)自有資本的增加必然導致利息率的下降，是一種極其幼稚的想法。
75 「當然，銀行制度造成了社會範圍的公共簿記和生產資料的公共分配的形式，但只是形式而已。……信用制度和銀行制度把社會上一切可用的、甚至可能的、尚未積極發揮作用的資本交給產業資本家和商業資本家支配，以致這個資本的貸放者和使用者，都不是這個資本的所有者或生產者。因此，信用制度和銀行制度揚棄了資本的私人性質，它本身，但也僅僅是就它本身來說，已經包含著資本本身的揚棄。……
「但是，毫無疑問，在由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向聯合起來勞動的生產方式過渡時，信用制度會作為有力的槓桿發生作用；但是，它僅僅是和生產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機變革相聯繫的一個要素。與此相反，關於信用制度和銀行制度的奇蹟般的力量的種種幻想所以會被賦予社會主義的意義，是由於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作為它的一個形式的信用制度完全沒有認識。只要生產資料不再轉化為資本……信用本身就不會再有什麼意義……另一方面，只要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繼續存在，生息資本就作為它的一個形式繼續存在，並且事實上形成它的信用制度的基礎。……」(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86—6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