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資本 · 第二十五章 無產階級和帝國主義
無產階級的經濟政策是同資本家的經濟政策根本對立的，在各個問題上所採取的立場也是以這種對立為特徵的。僱傭勞動反對資本的鬥爭，首先是為了由工人階級(包括那些從事生產的雇員和生產管理人員)所創造的產品中的新價值而進行的鬥爭。這種鬥爭直接表現為爭取勞動契約的鬥爭，繼而又滲透到國家經濟政策的鬥爭中。在商業政策方面，工人的利益首先要求擴大國內市場。工資越高，新價值中形成對商品的直接需求的部分也就越大，特別是對消費資料的需求也就越大。但是，生產消費資料的工業和生產成品的工業的擴大，意味著那些有機構成較低的生產領域的擴大，即容納勞動能力較大的工業的擴大。這引起勞動需求的迅速增長，從而造成工人在勞動市場上更為有利的地位，加強了工會組織，增大了新的工資鬥爭勝利的希望。企業家的利益卻恰恰相反，由工資增加而引起的國內市場的擴大意味著他們利潤率的下降，並面臨進一步下降，這又造成積累的緩慢。同時，他們的資本也擠入製造成品的工業中，在那裡，競爭最激烈，卡特爾化的能力也最小。當然，他們也關心擴大市場，但不是以犧牲利潤率為代價；當他們在國內市場不變的情況下擴大國外市場時，也可以達到這一點。新產品的一部分並沒有成為工人的收入，也沒有增加對國內產品的需求，而是作為資本被投入面向外國市場的生產中去。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利潤率更高，積累率更快。於是，企業家的商業政策首先越來越著眼於外國市場，而工人的政策則著眼於國內市場，特別是融匯於工資政策中。
只要保護關稅對製造成品的工業意味著培育關稅，它們就不會與僱傭勞動的利益發生衝突。它們雖然損害了作為消費者的工人，但是如果工會得到充分發展並利用這種形式，那保護關稅便可以起到加速產業發展的作用，從而能夠使工廠工人作為生產者得到補償。在實行保護關稅的時期內，受苦的與其說是工廠工人，不如說是手工業工人、家庭工業工人和農民。保護關稅一旦變成卡特爾保護關稅，情況就不同了。我們知道，卡特爾主要是在那些有機構成得到較高發展的生產部門中發展起來的，這些部門超額利潤的出現，阻礙了製造成品的工業和消費品工業的發展。與此同時，由於同農業關稅的必然聯繫而造成的所有生活資料價格的上漲也意味著實際工資的下降，從而就國內市場受工人對工業品需求制約的限度內，也意味著國內市場的縮小。由於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破壞，工人不管是作為消費者或是作為生產者都深受其害。但是，卡特爾化同時也意味著企業家在勞動市場上地位的加強和工會的削弱。更有甚者，卡特爾保護關稅是對增加資本輸出的最強大的刺激，必然導致帝國主義的擴張政策。
我們已經看到，資本輸出是資本主義迅速擴張的條件。這種擴張，從社會的角度來看，是資本主義社會一般得以維持的條件；從經濟上來看，同時又是利潤率得以維持或暫時得以提高的條件。這種擴張政策把整個有產者階層結合為金融資本的奴僕。因此，保護關稅和擴張成為統治階級的共同要求。但是，資本家階級對自由貿易政策的放棄，意味著這種政策毫無希望。因為自由貿易不是無產階級的積極要求，它只不過是無產階級對保護關稅政策的抗拒。保護關稅意味著更迅速、更嚴格地卡特爾化，從而企業家組織的加強，民族對立的尖銳化，軍備的增加，稅收負擔的加重，生活費用的昂貴，國家權力的擴大，民主的削弱，以及推崇敵視工人的暴力活動的思想的抬頭。一旦資產階級放棄了自由貿易，為自由貿易進行鬥爭也就毫無希望了，因為無產階級要把自己的政策強加給統治者，僅僅自己的力量是太弱了。
但是，這絕不意味著無產階級現在要轉到和帝國主義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的現代保護關稅政策中去。這種政策對資本家階級具有必然性；因此，只要資本家階級還進行著統治，這種政策就會存在。對這一點的認識，並不能成為一種理由要無產階級現在放棄自己的政策，在自己敵人的政策面前投降，甚至還沉浸於剝削的普遍化和加強會對自己的階級狀況帶來所謂好處的幻想。但這並不妨礙無產階級認識到，只有帝國主義才使資本主義本身所意味著的那種革命一般化，從而也同時使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一般化。但是，對金融資本的政策必然導致戰爭的發展從而必然導致革命風暴的信念，並不能使無產階級放棄它對帝國主義和戰爭政策的敵意。同樣也不能因為資本的擴張政策歸根結底是無產階級的最終勝利的最強大的促進者，就支持這種政策。相反地，這種勝利只有從反對這種政策的不斷鬥爭中才能產生，因為只有到那時，無產階級才能成為這種政策必然導致崩潰的繼承人。但是，這裡所指的是政治的和社會的崩潰，不是經濟的崩潰。經濟的崩潰根本不是合理的概念。保護關稅和卡特爾意味著生活費用的昂貴，企業家的組織加強了資本對工會進攻的抵抗力量；軍備政策和殖民政策日益急劇地加重了無產階級身上的稅收負擔；這一政策的必然結果，即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暴力衝突，意味著貧困的大大加深。但是所有這些使人民群眾革命化的力量，只有成為新社會的創造者階級在其意識中預見到這一整個政策及其必然結果時，才能被用於改造經濟。但是，實現這一點，就必須把這種與人民群眾的利益相對立的政策的必然結果反覆向群眾解釋清楚。而這隻有在對帝國主義政策進行不斷的、義無反顧的鬥爭中才能做到。
但是，如果說資本除了奉行帝國主義政策之外不可能奉行任何其他政策，那麼，無產階級也不能用產業資本占絕對統治地位時期的政策同帝國主義政策相對立；無產階級的事業，不是用自由貿易時代的和敵視國家的已經被克服的政策同更先進的資本主義政策相對立。無產階級對金融資本的經濟政策、對帝國主義的回答，不可能是自由貿易，而只能是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政策的目標，現在不可能是已經變得反動的恢復自由競爭的理想，而只能是通過克服資本主義而徹底消除競爭。無產階級以如下回答擺脫了要保護關稅或是自由貿易的資產階級的困境：既不是保護關稅，也不是自由貿易，而是社會主義、生產的組織化以及對經濟的自覺調節(不是通過和為了資本巨頭，而是通過和為了社會全體)。到那時，社會就像它自發現自然運動規律以來而使自然服從於自己一樣，也最終使經濟服從於自己。社會主義不再是遙遠的理想，甚至不再是僅僅對「當前要求」發生決定性影響的「最終目的」，而是變成了無產階級直接的實際政策的基本組成部分。為了保證工人政策的獨立性並且證明它對保護無產階級利益的優勢，正是在那些資產階級政策得到最充分的貫徹以及工人階級的民主—政治要求的最主要的社會方面已被實現的國家，社會主義作為對帝國主義的唯一回答必須提到宣傳的首位。
金融資本把社會生產的支配權越來越集中到少數最大的資本集團手中，生產的經營權同所有權相分離，生產社會化達到資本主義範圍內所能達到的限界。資本主義社會化的限界是由下述因素所形成的：第一，世界市場被分割成各個國家的民族經濟區，這種分割只有通過國際卡特爾化才能艱難地和不完全地加以克服；同時，這種分割也延長了卡特爾和托拉斯藉助國家的權力手段相互展開競爭的時間。第二，為了完整起見，這裡還必須提到阻礙農業積聚的地租的形成。第三，為延長中小企業的生存能力而採取的經濟政策上的措施。
金融資本就其趨勢而言，意味著建立對生產的社會監督。但是這是對抗形式上的社會化，對社會生產的統治仍操縱在大金融寡頭手裡。剝奪這種寡頭的鬥爭構成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階級鬥爭的最後階段。
金融資本的社會化職能使克服資本主義變得非常容易。一旦金融資本把最重要的生產部門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只要社會通過自覺的執行機關即被無產階級奪取的國家占有金融資本，就足以立即獲得對最重要的生產部門的支配權。由於所有其他的生產部門都依賴於這些最重要的生產部門，所以，即便沒有進一步的直接社會化，對大產業的統治就已經意味著最有效的社會控制。社會支配了礦山、鋼鐵工業直至機械工業、電力工業和化學工業，並控制了交通運輸系統，也就通過對這些最重要的生產部門的控制掌握了原料在其他產業中的分配以及它們產品的運輸，從而同樣能夠控制這些產業。在今天，占有柏林六大銀行實際也已經意味著占有大產業的最重要的部門。在過渡時期，只要資本主義的簿記還證明是適用的，社會主義政策的最初步驟就非常容易進行。剝奪根本不必延及大量農民的和工業的小企業，因為這些小企業通過奪取它們很早就依賴的大產業而間接社會化了，正像大產業直接社會化了一樣。因此，正是在剝奪過程由於它的分散化而成為慢性的和政治上危險的地方，有可能使這一過程在緩慢的發展中成熟；即是說，通過社會自覺提供的經濟好處，由國家政權的一次性的剝奪行為而變成為逐漸的社會化。因為金融資本已經辦理了社會主義所必要的那種剝奪。
因此，如果說金融資本在組織上為社會主義創造了最後的前提，那麼它也在政治上使過渡更容易進行。帝國主義政策所體現的資本家階級本身的行動，必然向無產階級指明奉行獨立的階級政策的道路，這種政策只能以最後克服資本主義而告終。只要自由放任的原則還廣泛流行，只要國家對經濟事物的干預從而國家作為階級統治組織的性質被掩蓋起來，就需要有較高程度的洞察力，以便理解政治鬥爭的必然性。正是在英國這樣一個不存在干預的典型國家裡，獨立的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動的出現是那樣困難，也就不是偶然的了。現在，這種情況正在發生變化。資本家階級直接地、毫無掩飾地和公然地占有國家組織，並以這種方式把它變為自己剝削利益的工具，以致即使最後一個無產者也能感覺得到；他現在必然認識到，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是自己首要的和切身的利益，資本家階級對國家的明目張胆的攫取，迫使每一個無產者為奪取政權(這是結束自己受剝削地位的唯一手段)而努力。
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激化了資產階級社會內一切階級的對立。但是，作為資產階級最堅決的敵人的無產階級，得到其他階級的增援。帝國主義最初也得到其他階級的支持，但最後卻把自己的擁護者趕跑了。壟斷化越是進一步發展，超額利潤的重擔就越是壓在其他階級身上。由托拉斯造成的物價昂貴，降低了這些階級的生活水平。當食品價格上升的趨勢也推動最必需的生活資料價格提高時，尤其如此。與此同時，賦稅的負擔也加重了。這也打擊了中間階層。這些中間階層越來越反叛了。雇員們看到他們的前景日趨暗淡，越來越感到自己是受剝削的無產者。甚至工商業的中間階層也注意到自己對卡特爾的隸屬關係，這種隸屬關係使他們變為單純拿佣金的代理人。所有這些對立，在資本擴張進入緩慢發展時期，必然尖銳化到不堪承受的程度。當股份公司和卡特爾的發展不再如此急劇地進行、新的創業利潤的產生從而對資本輸出的衝動減緩時，情況就是這樣。當對外國的迅速開發由於引入資本主義而受到延緩時，對資本輸出的衝動也必然減弱。對遠東的開發，加拿大、南非和南美的迅速發展，對資本主義的如此令人炫目的急劇發展起了主要作用；只是從1895年以後，這種發展才被短暫的蕭條時期所打斷。然而，如果說這種發展放慢了，那麼，卡特爾對國內市場的壓力必然更加尖銳地表現出來；因為正是在蕭條時期，集中進展得最快。同時，隨著世界市場擴大的放慢，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為爭奪自己的勢力範圍的對立更加尖銳。當先前對競爭開放的大市場(如英國)由於保護關稅的擴大而對其他國家的競爭關閉時，情況就更嚴重。戰爭的危險加強了軍備和賦稅負擔，最終促使生活日益受到威脅的中間階層加入無產階級行列。這樣，無產階級便能夠在國家權力的削弱和戰爭衝突中摘取果實。
在建立在階級對抗基礎上的社會形態中，只有統治階級已經把自己的權力集結到儘可能高的程度時，偉大的社會變革才能發生。這是一個歷史規律。統治階級的經濟權力，同時也總是意味著對人的權力，對人的勞動力的支配權。但是，正因為如此，經濟的統治者也依賴於被統治者的權力。因為這種統治者自己通過增強權力，同時也加強了那些在階級敵對狀態中同他們相對立的人的力量。後者作為被統治者似乎是軟弱無力的，他們只是在鬥爭中，在推翻統治階級的權力中才能證明的力量，表現為潛在的力量；而統治者的力量則表現為完全明顯的力量。只有在兩種力量的較量中，即在革命時期，被壓迫者的力量才證明為實際力量。
經濟權力同時也意味著政治權力。對經濟統治的同時也提供了對國家政權的權力手段的支配。經濟領域中集中程度越高，對國家的控制越是不受限制。一切國家權力手段的這種嚴密結合，表現為國家權力的最高發展。國家表現為維護經濟統治的不可戰勝的工具，從而奪取政權也就同時表現為經濟解放的先決條件。只有當專制國家在克服了國內大領主的領地權力之後把一切權力集中於自己一身，而政權在少數最大地主手裡的集中本身形成專制王權的勝利的前提條件的時候，資產階級革命才開始。同樣，無產階級的勝利也是同經濟權力在少數資本家巨頭或這些巨頭聯盟手裡的集中以及他們對國家政權的控制聯繫在一起的。
金融資本，在它的完成形態上，意味著經濟的或政治的權力在資本寡頭手上達到完成的最高階段。它完成了資本巨頭的獨裁統治。同時，它使一國民族資本支配者的獨裁統治同其他國家的資本主義利益越來越不相容，使國內的資本統治同受金融資本剝削的並起來鬥爭的人民群眾的利益越來越不相容。在這些敵對的利益的暴力衝突中，金融巨頭的獨裁統治將最終轉化為無產階級專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