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資本 · 第二十四章 圍繞勞動契約的鬥爭

眾所周知，圍繞勞動契約的鬥爭，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個別工廠主同各個工人相對立；第二個階段，個別工廠主同工人組織進行鬥爭；第三個階段，企業家組織聯合起來同工人組織相對立。 工會的職能是消除工人之間在勞動市場上的競爭。它力圖取得對勞動力商品供給的壟斷權。因此，它是某種限額分配的卡特爾，它在這裡涉及的僅僅是同資本家關係中的商品買賣，是某種聯營。但是，每個限額分配卡特爾和每個聯營，因軟弱而受到損害，它不能控制生產，因而不能調節供給的規模。這種軟弱對工會來說是不可避免的。勞動力的生產幾乎總是使它的調節落空。只有熟練勞動力，工人的組織才能夠通過某些措施，成功地削減它的生產。一個強大的熟練工人的工會，通過限制學徒的人數，延長學徒期，以及禁止雇用除熟練勞動力即工會承認的熟練工人以外的任何其他工人，也能夠限制這類勞動力的生產，並保證自己的一定的壟斷地位。印刷工會就是一個例子。例如，它們實行只有經過高級技術「培訓」的印刷工人才允許操作排字機，雖然只經過純技術培訓因而熟練程度較低的勞動力就足以勝任這個工作。在順利的環境下，一個有力的工會甚至可能成功地顛倒關係，通過承認僅僅具有一定較長使用期的工人為完全熟練的工人，賦予某種勞動以熟練的從而獲取高報酬的勞動資格。例如英國紡織工業的情況就是這樣。它在世界市場上的壟斷地位(它迄今還有某些產品部分地占有壟斷地位)，曾一度有利於強大的工會的形成；另一方面，也使企業家更容易讓步，因為這種壟斷地位使他們可以把較高的工資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控制勞動市場的努力，也產生了通過增加移民的困難來阻止外籍工人競爭的傾向，特別是控制對生活要求不高而又難以組織起來的無產者的移入。就像保護關稅制幫助卡特爾那樣，禁止移民則為工會提供了同樣的幫助。 但是，工會是活生生的人的組織，要達到它的目的，只有經過其成員的意願來實現。壟斷的建立是以工人只通過工會並只按照工會所確定的條件出賣勞動力為前提的。勞動力的價格必須擺脫供求的波動。然而，這就意味著，供給者即失業者不能按照同被確定的價格不同的價格在勞動市場上進行活動。價格是既定的，即按工會的意志確定的；供給必須適合於價格，而不是價格必須適合於供求。因此，工會成為就業者和失業者之間的協作。必須拒絕失業者進入勞動市場，正像卡特爾在生產一經超過它所需要的供給量時便通過儲存產品防止市場飽和一樣。儲存費用相當於工會的失業救濟金。但是，後者在這裡具有更重要得多的意義，因為它是工會限制供給的唯一手段，而卡特爾卻具有限制生產的更有效的手段。但是，另一方面，拒絕失業者進入勞動市場的同一目的，也通過道德強制手段來達到，例如唾棄那些願意去勞動的人，宣傳階級利益如何受損害，簡言之，通過工聯主義的教育，使工人階級結成一個戰鬥的集體。 像每個壟斷集團一樣，工會面臨的問題當然也是儘可能徹底地控制市場。但是，工會這裡遇到了巨大的障礙。個別工人暫時的個人利益同工人的階級利益相矛盾。組織要求作出一定的犧牲：捐助，花費時間，準備投身鬥爭。與工會保持距離的人，贏得企業家的好感，避免了衝突、失業或冷遇。工會變得越強大，企業家越是力求使他的工人遠離工會。他用自己的救濟措施代替工會的救濟措施，自覺地利用個人利益和階級利益之間的對立。 工會鬥爭是圍繞勞動收益而進行的鬥爭。工人再生產出c的價值，創造出一種新價值，這種新價值分解為v+m，即工資和剩餘價值。v+m的絕對量，取決於勞動時間的長度。工作愈短，v+m就愈小；假如v保持不變，m就愈小。在勞動時間保持不變的情況下，當v下降時，m就上升，反之亦然。但是這種結果被勞動強度的變化所抵消；在工資提高和勞動時間縮短的情況下，勞動強度提高了。計件工資制度和獎勵工資制度的發展，力圖把勞動強度提高到工資和勞動時間既定條件下的最大限度。同樣，機器運轉速度的加快，為提高勞動強度提供了客觀手段。工人階級在縮短勞動時間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肯定處在勞動時間的縮短被勞動強度的提高完全抵消的限界之內，有時抵消之外還大大有餘。不管勞動時間的縮短對工人的社會狀況具有多麼重要的作用，不管縮短勞動時間的成就和為此而進行的鬥爭對工人體力和智力水平的提高多麼大，這種勞動時間的縮短並不使v與m之比不利於m，這幾乎是毋庸置疑的。利潤率並沒有因此而受影響，因而從純粹經濟的觀點來看，沒有發生什麼變化。應該順便指出，許多產業對精確性有自己的較高的要求；對它們的發展來說，較長時間的工作是不可能的；一般說來，隨著勞動時間的縮短，勞動質量提高了，技術進步加速了，相對剩餘價值也增加了。就工資水平而論，工資增長和勞動強度提高之間的聯繫並不那麼明顯，即使它在這裡是存在的。特別對非熟練勞動來說，實際工資的細微提高，究竟是以犧牲m為代價提高呢，還是相反地(這有更大得多的可能性)在這裡被勞動強度的提高完全抵消，這至少仍然是極其可疑的。當然還必須承認，產生這種抵消得經過一定時滯，在這段時間內，m由於v的提高而變小了。 因為商品價值(這裡涉及的是社會關係，為了簡單起見，我們可以說成價值)等於不變資本加可變資本加剩餘價值(c+v+m)，所以與m的相反變化相應的v的變化，對商品的價格沒有影響，從而對消費者沒有影響。李嘉圖已經令人信服地證明，工資的提高和勞動時間的縮短不可能對商品的價格發生影響。這是簡單明了的。每年的社會產品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對耗費的生產資料如機器、原料等等的補償，這一部分首先應從總產品中補償。第二部分是生產工人一年內新生產出來的〔價值〕產品。這種產品首先掌握在資本家手中，又分為兩個亞部：一個亞部構成工人的收入，另一個亞部作為剩餘價值歸於資本家。對消費者來說，產品價格等於兩個部分的總和，並不因第二部分在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分配的比例而發生變化。因此，從社會的觀點來看，斷言工資的提高和勞動時間的縮短使產品變貴，是十分荒謬的。儘管如此，這種論調總是一再重新出現，而且不無充足的理由。 我們剛才所作的推論，直接適用於商品的價值，即僅僅從社會的觀點來看是如此。然而，我們知道，商品價值由於追求利潤率的平均化而發生了轉型。但是，對個別資本家來說，或者對某一個別產業部門的資本家來說，工資的提高表現為成本價格的提高。假定他的工資總額迄今是100，在所耗費的不變資本為100以及利潤率為30％的條件下，他以260齣賣產品。假如由於罷工獲得成功，工資現在提高到120，他的成本價格等於220；若是他仍然按260齣賣他的產品，他的利潤便絕對地從60降低到40，他的利潤便從30％降低到19％以下，從而遠遠低於平均利潤率。因此，利潤率的平均化必然發生。這意味著：某一個別生產部門裡工資的提高，導致了該部門產品價格的提高；這種提高是在形成一種新的一般利潤率的基礎上實現的，這種一般利潤率低於以前的一般利潤率。但是，價格提高總是遭到抵制；價格提高意味著銷售困難，而銷售困難又反過來抑制價格的提高。按原有價格締結的契約還必須履行。首先，在價格的提高能夠實現之前，還要延續一段較長的時間。嚴格地說，必須首先實現資本由該生產部門外流，因為價格的提高意味著銷售的減少，因此供給即生產必然縮減。銷售減少的危險，在不同的生產部門中是不同的，從而引起企業家對工資要求的抵制。這種對工資提高的轉嫁在或大或小和或快或慢的程度上進行，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行情狀況和產業的組織。假定工資提高是普遍現象，被改變了的利潤率的平均化將會導致如下結果：高於平均有機構成的產業的產品價格下跌，低於平均有機構成的產業的產品價格上升。然而，一切工資的提高都造成了平均利潤率的下降，哪怕這種下降由於某一部門的工資提高而只是緩慢地進行的，並且幅度也很小。 但是，對單個資本家來說，在達到新的價格水平之前要遭受損失，所以資本家的抵抗是完全自然的。利潤率越低，抵抗越強烈。我們先前看到，在小企業和小資本家活動的範圍內，低於平均水平的利潤率占統治地位；由於這個原因，抵抗在這裡表現得最顯著，而抵抗力量同時又最弱。工會鬥爭，從企業家的觀點來看，是為利潤率的鬥爭；從工人的觀點來看，是爭取提高工資的鬥爭(包括縮短勞動時間)。它絕不是廢除資本關係本身即廢除對勞動力剝削的鬥爭。因為這樣一種鬥爭始終是一開始就決定了的。由於資本主義生產目的是通過對工人的剝削生產利潤，所以對企業家來說，廢除了剝削，生產也就沒有意義了。因此，他將停止生產。不管他個人的處境怎樣，這種處境也不可能通過繼續生產得到改善。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就不得不冒使他的工人挨餓的風險了。如果僅僅是他所在的部門受到威脅，他就會力圖通過轉移到另一個部門來挽救自己的資本，哪怕只有一部分也好。因此，徹底廢除剝削的鬥爭不在純粹的工會任務之列。這是一種根本不能通過純工會的鬥爭方法求得解決的鬥爭，正像工聯主義「理論」希望使人相信的那樣。即使這種鬥爭從工會鬥爭方法中借來，例如群眾性罷工的形式，但它並不就是反對企業家經濟地位的鬥爭，而是工人階級作為一個整體反對資產階級權力組織即國家權力的鬥爭。對企業家的經濟損害，始終不過是瓦解國家權力機構鬥爭中的輔助手段。這種政治任務絕不可能是工會本身的任務，而只能使工會的組織形式為無產階級的政治鬥爭服務。 但是，如果工會鬥爭意味著為利潤率而鬥爭，那麼，由此便總是為工會的目的設置了一定限制。對於企業家來說，問題在於盤算；他是否能實行新的價格規定，過渡期間的損失是否會超過曠日持久的罷工損失，以及最後他是否有可能把他的資本投往其他不使自己的利潤率直接受罷工後果影響的生產部門。但是，由此可以得出結論：任何一次工會鬥爭，從一開始就遇到一定限制；認識這些限制是工會領導的艱巨任務，並決定他們的策略。這裡還可以得出結論：利潤率越高，一般說來，工會就越能卓有成效地開展活動，不管這種利潤率是一般地在繁榮時期產生的，還是在某一特殊部門由於壟斷地位、通過專利獲得超額利潤等等產生的。詳細考察這些條件已超出我們研究的範圍。不過，這裡還必須簡單談談兩個階級力量對比關係的一般變化。 當然，企業家組織的出現，意味著資本和勞動之間力量對比關係的變化。 企業家組織的發展，通常被看作是對工人組織的反動，這是理所當然的。但是，企業家組織的發展速度及其力量，基本上取決於產業結構的變化，取決於資本的積聚和壟斷。 只要是孤立的企業家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相對立，工會就擁有一系列辦法使企業家組織的發展擱淺。 隨著資本積聚的增長，企業家在圍繞勞動契約的鬥爭中的力量增強了，被集中了的工人的組織能力也增強了。企業規模的差別，造成對工會的完全不同的抵抗力量。一個產業越分散，企業的平均規模越小，工會的力量一般說來就越強。在同一產業內部，中小企業的工會力量比大企業要強，原因很簡單：由於大企業的競爭本來就面臨嚴重威脅的小企業，與大企業相比，更經受不起鬥爭的損失。一般說來，工會鬥爭促進中小企業向大企業發展，從而促進生產率提高、技術進步、生產成本降低以及相對剩餘價值的產生。因此，這種鬥爭本身便為達到新的妥協創造了前提條件。 只要工會同個別企業家相對立，工會的處境就是有利的。它們能夠發揮集中起來的力量來對付孤立的企業家。工資鬥爭被分為一系列的個別罷工。該企業家的工人，背後有工會全部財力的支持，這種財力由於有會費以及繼續勞動的會員在鬥爭期間經常的額外資助而沒有被削弱。該企業家必定十分擔心，他的顧客被那些繼續開工的企業家奪走，他的銷路在罷工結束以後也會變小。他不得不下決心作出讓步，並且從這時起關心他所同意的條件在各個企業中普遍化，從而關心其他企業家也必須自願地或被迫地承認同樣的勞動條件。企業家的相互孤立，使工會能夠強迫他們一個個地相繼陷入有組織進行的個別鬥爭之中，而不致因這些罷工而使工會的力量損失過大。這些成果通過擴充會員和增加會費更加強了工會，工會在鬥爭之後比以前更強大了。很顯然，企業家之間越不團結，他們彼此之間的競爭越激烈，從而涉及的企業家越多以及每個個別的企業家的抵抗力越小，這種策略也就越容易被使用。所有這一切，就是中小企業占統治地位的行業中的情況。在這裡，工會的影響最大，力量最強。能夠做更精確計算的大企業，從一開始就對這種個別罷工進行了強烈得多的抵抗，因為大企業更強調堅持生產費用的儘可能的平等。在這裡，成效只有作為一般的成效才是可能的。個別罷工在這裡遭到大得多的抵抗，這種抵抗必然更難克服，因為個別的大企業家的力量也較中小企業家的大得多，較少的企業家之間的諒解也能迅速得多地達成。 工會的發展越強，它在企業家中間激起的抵抗也就越強。現在，工人的聯合同企業家集結起來的力量相對立。既然工會對中小企業的影響最大，抵抗在這裡也就表現得最強烈。事實上，企業家階級的組織開始於手工業和小成品產業， 在這裡，工會的力量最顯著，而在高漲年代達到了最迅速的發展。 但是，雖然僱主聯合會的建立必定被視為對工會的反動， 雖然首先出現在輕工業中，但它並不限於這個範圍。卡特爾化和托拉斯化把參加進來的資本家的利益，以更緊密得多的方式結合起來，使他們成為同工人階級相對抗的統一體。消除競爭並不像非卡特爾化的輕工業中那樣限於勞動市場，從而在高得多的程度上加強了企業家的團結。這種團結可以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正是在企業家地位最堅固的那些部門裡，建立特別的組織就成為多餘的了。煤炭辛迪加使得僱主聯合會成為不必要的，鋼狄托拉斯使僱主聯合會不可能存在。即使真的像官方常常宣稱的那樣，德國卡特爾不染指工人事務，但是企業家的統一行動在這裡從一開始就是既定的，正是他們力量的強大使得僱主聯合會的一些特殊職能(例如罷工期間的相互援助)成為多餘的，因為只要按照各自的情況取得「友好的諒解」也就夠了。但是，即使在這裡，建立僱主聯合會的傾向也越來越顯著了。 僱主聯合會的形成，首先使工會個別出擊更難奏效了，雖然不是不可能的。現在，個別企業家得到自己組織的支持；這個組織補償他的損失，保證罷工工人不能找到其他工作，同時努力解決企業家自身最迫切的問題。如果必要的話，它採取更強有力的措施；它反過來成為進攻者，通過同盟歇業使鬥爭一般化，以便削弱工會和迫使工會就範。在整個企業家反對工會的這種鬥爭中，企業家組織常常是強者。 僱主聯合會首先意味著一種根本的可能性，即推延鬥爭的時間。只要工人組織與孤立的企業家相對立，這種時間的選擇就取決於工人。但是，對鬥爭的成果來說，時間是決定性的因素。在高漲時期，利潤率最高，獲得超額利潤的機會最佳。在這樣一個時期，停止勞動最令人感到痛心。為了不致失去全部利潤，即使一個強大的企業家，在這個時期也力圖避免鬥爭，因為對於他來說，這是一個不會再來的機會(至少在下一次繁榮到來之前不會再來)。單純從工會成績的觀點來看，罷工必須置於生產力開足馬力的時期。工會教育工作的困難任務之一，就是使會員信服這種策略。因為恰恰在這個時期，由於加班勞動和正常就業，工人的收入最高，因而舉行罷工的心理動因軟弱。這也說明了為什麼絕大多數罷工發生在鼎盛階段到來之前的繁榮期。 然而，一旦企業家組織被確立起來，這個時間的選擇就不再僅僅是工會的權力，因為現在企業家組織能夠決定鬥爭的時間。但是，對企業家組織來說，同盟歇業是一場在蕭條時期最適宜於進行的先發制人的戰爭。因為在蕭條時期，由於生產過剩而使停業十分有利，由於勞動市場的充斥，工會組織因需要增加資助以及會員喪失而使財力受到削弱，所以工人的抵抗能力最低。這種延緩鬥爭時間的可能性，僅僅意味著已經發生的巨大的力量推移，而這正是企業家組織起來的結果。 然而，導致企業家組織形成的同樣原因，又帶來工會的加強。現在，工會到處都成為不想完全無條件地聽任企業家擺布的工人的庇護所。企業家的鬥爭手段也針對那些迄今仍未加入工會的工人。同盟歇業、特別是普遍的同盟歇業，也是迄今未組織起來的工人參加組織的強有力的動力，工會會員急劇增長，從而增強了工會的力量。 企業家組織力圖通過反對工會的持續鬥爭阻止這種發展。它們企圖在自己的工人中間進行人為的選擇，使未組織起來的工人留存下來。企業家聯合會的勞動介紹制度，有計劃地優待未組織起來的工人，排擠組織起來的工人，把其中最危險的分子通過黑名單而加以放逐。它組織「黃色」工會這一階級叛徒的培養所，試圖通過收買和給予特殊利益來分裂工人，保證自己得到破壞罷工的衛隊。 它通過拒絕和工會領導人談判，以縮小這些人的道德影響。這種鬥爭是徒勞的，因為歸根結底工人的階級利益同時也是他們的個人利益，工會組織已經成為工人的一般生存條件。但是，這種鬥爭給工會運動的發展帶來困難，縮小了它的影響。在企業家組織出現以前的時期，個別企業家的抵抗力量，按企業的規模而有所不同。同樣，企業家組織的抵抗力量，也按它們的構成而有所不同。大產業的聯合會是最強的；這裡，大卡特爾產業的地位又尤其強大。它們首先不必擔心各成員的衰落或破產。它們盡可放心，沒有任何競爭者能從它們的停產中撈到好處。最後，在壟斷得到保證、外國競爭也由於保護關稅起不了什麼作用的場合，他們能夠重新補上罷工期間的損失。拖延的契約後來被履行，由於停產而引起的商品短缺，可以使價格提高，從而轉嫁罷工的損失。 因此，這裡的抵抗最激烈，最容易進行反對工會的鬥爭。這些產業在所有企業家組織的鬥爭中成為領導者，在反對工人階級的鬥爭中，表現為企業家共同利益的維護者。小資本家越是被迫向工會讓步，越是感到工人力量的威脅，同作為他們自己事業鬥士的最大的產業資本家休戚相關的意識也就越強。 較弱的聯合會，雖然比以前的個別企業家處境更有利，但另方面也不得不對工會讓步，在這一點上並沒有什麼變化。對它們來說，聯合會消除了最大的危險。聯合會善於實行罷工條款以對企業有利，通過原料封鎖的武器(它以此使原料供應者成為它鬥爭的援助者)，阻止聯合會之外的人叛離。最後，通過阻止個別僱主締結特殊契約以保證在任何情況下競爭條件的平等。這最好還是通過工資率協定和企業家組織之間關於勞動契約的共同協議來進行。這種工資率協定也符合工會的利益，因為它使所達到的成果立即在整個行業中一般化。不利之處是，它事先便確定了新協議的時間，從而奪去了工會的鬥爭時間選擇的自由。但是，由於企業家聯合會本身的存在，時間的選擇已不再僅僅聽任工會確定，因此上述情況便以同樣的方式影響兩個組織。然而，工資率協定把偶然的因素帶進未來的鬥爭之中。因此，在工資率協定的期限選擇上，一個強大的工會努力避免使利用繁榮時期成為不可能的那種情況。 對企業家來說，自己組織的存在還有一個好處：他們能比較容易地把生產成本的提高轉嫁到別人身上。我們知道，對相關產業部門來說，罷工的結果直接意味著利潤率降低到平均水平以下。由必然發生的價格提高而造成的平均化，通過僱主聯合會在這種情況下能夠容易促成的，甚至在非卡特爾化產業中也能夠實行的共同行動，變得比較容易和加快了，因為價格提高和成本價格的變化是相應的。因此，正是小資本家的非卡特爾化的成品產業，傾向於締結工資率協定。 這裡，締結產業同盟的趨勢也加強了。由於自己的技術所決定的分散化還不具有卡特爾化能力的產業，力圖通過對外來者關閉勞動市場以保證自己的壟斷。對外來者關閉勞動市場應由工會為他們來做。現在，聯合起來的企業家有一個由工會保護其免受外來者競爭的卡特爾。這個卡特爾的超額利潤在企業家和工人之間分配，工人對卡特爾的存在有著利害關係。 卡特爾化產業的情況就不同了。這裡，利潤率已經是在現有生產條件下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價格等於或大致等於世界市場價格加保護關稅加運輸費用。這裡，工資的提高不可能被轉嫁，因而對它的抵抗特彆強大。此外，高額卡特爾利潤已經在股票價格中被確定下來。利潤的減少意味著股票市價的下降，從而引起股東對領導層的一切讓步的抵抗。在這一點上，股東們受到銀行利益的支持，因為對銀行來說，較小的利潤意味著發行股票時發行利潤的減小。另一方面，由於心理上的原因，股份公司的那些僅僅被委託的管理者的抵抗也增強了。他們已經失去同工人的任何聯繫，成為同工人相對立的他人利益的代表。代表自己事業的企業家偶爾作出的讓步，在他們看來是不遵守義務的。工人和資本家關係中人情的最後痕跡消失殆盡，勞動契約的內容成為完全脫離任何情感考慮的力量問題。 對企業家來說，工資率協定的有價值的特性，即保證費用相等，在卡特爾那裡是通過企業家的共同行動達到的；生產的和平時期，是通過排除多次重複的大規模的鬥爭達到的。剩下的不利之處是，使企業家在下一次鬥爭時間的選擇上受到約束，對工會起到宣傳的作用。因此，工資率協定在這裡遭到拒絕。同時，在沒有工會幫助下實行卡特爾化的可能性，使帶有自己的卡特爾超額利潤分配的產業同盟成為完全多餘的。 主要從事出口的產業，與卡特爾化產業的地位相類似，因為它們的價格由世界市場決定，因而很難進行轉嫁。 企業家組織和工人組織的發展，賦予工資鬥爭以越來越大的一般社會和政治意義。工會反對個別企業家的游擊戰，讓位於影響整個產業部門的群眾鬥爭；如果工會掌握了由於分工而互相依賴的生產的要害部分，它們便使整個社會生產面臨停止的威脅。這樣，工會鬥爭便超越了它自己的範圍，由直接有關的企業家和工人的事情變成為社會的一般事情，即成為一個政治事件。同時，僅僅依靠工會的手段來結束鬥爭，變得越來越困難。企業家組織和工會越是強大，鬥爭持續的時間也就越久。提高工資和降低利潤，成為一個力量問題。企業家堅信，任何讓步都將削弱他們未來的地位，而工會的道德力量和實際力量則會增強，工會今天的勝利意味著未來的勝利。企業家想一勞永逸地解決這種戰鬥，為了達到長期征服的目的而不惜支付戰爭費用。他們的資本力量雄厚，可以堅持下來，而且比工會堅持得要久，因為補助金的支出越來越迅速地耗盡工會的資金。但是，鬥爭不總是限於這個部門，而且也波及其他向這個部門提供原料或輔助材料的部門。這裡，企業也不得不停產，工人不得不被游離。這種情況在工人中間，以及在靠工人階級養活的零售商業部門裡，造成越來越嚴重的苦難，可能導致大規模的社會和政治衝突。非直接參加者要求結束最初的工資鬥爭的欲望加強了。因為他們沒有其他實現這一要求辦法，所以便要求國家干預。因此，結束罷工的問題便從一個工會問題變為一個政治權力的問題。力量的演變，由於企業家組織的產生，越是變得有利於企業家，對於工人階級來說，保證自己在政治代表機構中的儘可能大的影響，擁有一個獨立而堅決地代表工人利益以反對企業家利益並幫助工人取得勝利的代表機構，就越重要。然而，這種勝利不僅僅歸因於政治影響，相反地，只有在工會強大到足以以這樣的強度和力量進行純經濟的鬥爭，以致使資產階級國家在勞動條件不利於企業家時進行干預的抵抗發生了動搖，使政治代表的任務僅限於徹底破壞這個國家時，這種政治影響才能開始發揮作用並最後取得成功。這絕不是說，工會對工人階級是多餘的，可以用政治鬥爭取而代之；相反地，工會組織的日益強大是取得一切成就的條件。但是，不管工會多麼強大，正是工會鬥爭的規模、強度和普及程度同時使這種鬥爭成為政治鬥爭，並提示在工會中組織起來的工人，以政治活動補充工會活動。因此，在一切工會發展的過程中，這一時刻必然到來：一個獨立的工人政黨的形成，成為工會鬥爭本身的條件。但是，一旦一個獨立的工人政黨存在，它的政策就不可能長期限制在推動這個政黨建立的因素上，而是成為這樣一種政策，這種政策試圖從整體上代表所有工人的階級利益，從而超出資產階級社會內部鬥爭的範圍，成為反對資產階級社會的鬥爭。 但是，另一方面，企業家組織的加強，不僅沒有使工會鬥爭成為多餘的，而且也沒有使工會鬥爭成為毫無希望的。有人得出結論說，因為企業家組織有力量，可以安心等待，直到工人筋疲力盡，他們的工會財力枯竭以及希望就業的人逐漸占優勢，所以工會鬥爭必定總是以失敗告終，同盟歇業必定總是勝利。這種結論是片面的。因為這不僅僅是一個力量的問題，而是對利潤率影響的計算問題。在高漲時期，同盟歇業或罷工，無論如何都意味著巨大的損失，以致向提高工資的要求讓步，以避免鬥爭，對企業家可能更為有利。 甚至以前由於同盟歇業而被削弱的工會，也能付出足夠的力量，迫使企業家在高漲時期作出讓步。只是在這裡，同工會還未遇到任何企業家組織的時候相比，這些讓步將被限制在更有限的範圍內，因為工會也必然對鬥爭的困難感到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