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資本 · 第二十三章 金融資本和各階級
我們已經看到，資本主義壟斷的結成如何喚起資本對強化國家權力的關心。同時，資本直接通過它自身的經濟力量，間接通過使其他階級的利益服從於它自身的利益，來獲得支配國家政權的力量。
金融資本的發展，根本地改變了社會的經濟的從而政治的結構。早期資本主義時期的個別資本家，彼此在競爭中相敵對。像在其他領域一樣，這種對立也妨礙他們在政治領域中採取共同行動。此外，階級需要還沒有要求採取這種共同行動。因為對國家政權的消極態度，使產業資本不是作為資本主義利益的代表出現，而是使個別資本家作為國家公民出現。使資產階級焦慮不安的大問題，實質上是憲法問題，是現代立憲國家建立的問題，從而也是以同樣的方式影響所有公民並使他們在反對反動和反對封建的專制官僚統治方式的殘餘的共同鬥爭中聯合起來的問題。
但是，一旦資本主義的勝利使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的對立擺脫羈絆時，情況就不同了。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首先起來反抗產業資本的統治。這兩個階級在經濟領域進行干預，經營自由似乎受到要求行會式約束的小資產階級以及要求對勞動契約進行法律調節的工人階級的威脅。現在所涉及的不再是公民，而是工廠主和工人，工廠主和行會師傅。現在，政黨公開地根據經濟利益確定自己的方針，而這些利益以前是隱藏在反動政治、自由主義和民主的口號之後的，在這些口號下，又隱藏著早期資本主義的三個階級：地租獲得者及其在宮廷、官僚和軍隊中的僕從，資產階級以及聯合的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因此，在爭取產業制度的鬥爭中，產生了三個經濟集團：產業資本家聯合會、合作團體和工人組織，前兩者受到國家政權的多方面的支持，國家政權按照一定的職能把它們改造成為合法團體。但是，合作團體和工會很快統一了目標，而資本家聯合會卻由於商業政策的衝突依然四分五裂。此外，產業資本在政治上與商業資本和借貸資本陷於對立的狀態。
商業資本比產業資本更傾向於增強國家的權力，因為批發貿易，特別是作為對外貿易和殖民地貿易，力求得到國家的保護，此外也容易趨向託庇於特權。早期資本主義的借貸資本支持國家政權，它藉助國家政權解決自己的最重要的交易即國債，完全脫離開激勵產業資本的對和平和寧靜的渴求。國家財政的需要越大，借貸資本的影響就越大，國家借債和金融交易也就越頻繁。但是，這些不僅僅是當時直接利潤的基礎，而且也是交易所交易的支柱以及銀行獲得國家特權的重要手段。例如，英格蘭銀行的發券特權，在歷史上就是同國家對銀行的債務關係密切地聯繫在一起的。
卡特爾化把經濟力量聯合起來，從而直接增強它的政治影響。但是同時，它也與資本的政治利益相一致，使整個經濟力量影響國家政權。它把所有資本的利益聯合起來，從而以比自由競爭時代分散的產業資本更團結一致地同國家政權相對立。但是同時，資本也在其他居民階級中找到了更大得多的支持。
乍一看來，這一定使人覺得不可思議，因為金融資本看來首先是與所有其他階級的利益相對立的。的確，正像我們所看到的，壟斷利潤是所有其他階級收入的一種扣除。工業品的卡特爾利潤，使農業生產資料昂貴，削弱了農業收入的消費力量。工業的迅速發展奪走了農業的勞動力，由於農業生產中的科技革命，造成農村慢性的人力短缺。只要金融資本提高工業產品價格的趨勢與農產品的同樣趨勢不相適應，這種對立必然更加尖銳。
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階段，在農業人口中遇到相反的利益。工業摧毀了農民的家庭勞動，把基本上自給自足的農民經濟變成為依賴市場銷售的純粹的農業企業。這種轉變是以農民的巨大犧牲為代價的。因此，農民敵視工業的發展。但是，在現代社會中，農民僅僅是一個沒有活動能力的階級。沒有地區之間的聯繫，與城市文化隔絕，視野局限於最狹隘的地方利益上，使農民所能進行的政治活動大都僅僅是追隨其他的階級。然而，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農民恰恰同農村中具有最強的活動能力的階級即大土地所有者相對立。大土地所有者能從工業發展中獲得直接的利益。他們的生存取決於自己產品的銷售。資本主義為他們創造了廣闊的國內市場，提供了發展農村工業的可能性，比如製造燒酒、啤酒、澱粉和糖等等。大土地所有者的這種利益對資本主義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它保證資本主義在其發展的初期階段得到大土地所有者的支持，從而得到國家政權的支持。重商主義的政策也始終是由大地產即對領主制度的資本主義改造的產物所擔載的。
由於反對重商主義及其執行機構即專制主義國家政權的鬥爭，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很快摧毀了這種利益共同體。這場鬥爭直接針對土地所有者。土地所有者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國家權力，在軍隊、官僚和宮廷中占據領導地位，通過對國家權力的經濟上的利用，增加他們的收入，以及最後在領地範圍內成為國家權力的直接承擔者。在對專制主義取得勝利和現代國家創立以後，這種對立激化。工業的發展增強了資產階級的政治力量，使土地所有者面臨完全被剝奪統治權力的威脅。除了政治的對立之外，經濟上的對立也加劇了。工業的發展使農村人口減少，造成人力不足，最後把出口利益轉變為進口利益。於是，產生了商業政策的對立。這種對立在英國是以土地所有者的失敗而告終的。然而，在大陸，保護關稅的共同利益，阻止了這種對立向完全激化的程度發展。在大陸，只要落後的工業的發展還不得不使大農業出口自己的產品，大土地所有者也就在一定限度內對工業，特別是對貿易持友好態度。他們成為自由貿易論者；只是進口利益的出現，才使他們改宗信仰保護關稅，使他們在經濟政策上更傾向於重工業。但是，同樣的工業發展卻使大土地所有者在德國強大起來，提高了農產品價格和增加了地租，但是同時也產生了新的對立的萌芽。在卡特爾化時期以前，工業的增長加強了工業歡迎自由貿易論和貿易協定的傾向。它的力量足以造成以低廉的穀物價格來實現工業利益的威脅。因此，對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來說，工業的發展成為一種危險。這種危險由於下述情況而變得更加嚴重：在歐洲把大陸變成一個工業國的努力，喚起美國農業的競爭，這種競爭以穀物價格、地租和地價的急劇下跌威脅著歐洲農業。金融資本的發展通過改變保護關稅的職能來調解這種對立，在大土地所有者和卡特爾化的重工業之間建立一個新的利益共同體。現在，農業的價格水平得到保證，而工業的進一步發展也必然會提高這一價格水平。土地所有者的主要憂慮，現在不再是同工業的對立，而是工人問題。現在，遏止工人的要求成為他們最緊迫的政治問題，因此，他們同時也強烈反對產業工人改善自己狀況的努力，因為每一次這樣的改善都為保持農業勞動力造成困難。因此，對工人運動的共同的敵視，促使這兩個最強大的階級聯合起來。
同時，由於與小土地所有者的對立的消除，或者至少是極大的減弱，大土地所有者的勢力在增強。他們之間過去的歷史的對立，由於封建土地貢賦的廢除早已被解決。穀物價格下降時期和工人問題的困難，使大土地所有者靠犧牲小土地所有者進行擴張的情況，現在差不多完全停止了。另一方面，為農業關稅的共同鬥爭使大小土地所有者聯合起來了。小企業比大企業更關心對家畜和肉類進口的保護，自然絕不會阻礙聯合，因為關稅只有通過共同的鬥爭才能達到。此外，農業關稅對土地價格有特殊的影響。雖然土地價格的上漲對農業本身有害，但對每一個農業土地的所有者卻非常有利。因此，商業政策的共同鬥爭，團結了需要進口農產品的國家中的農業土地所有者的所有階層，從而為金融資本提供了農村的支持。當合作制度的迅速發展擴大了所有農民經濟的市場銷路和減少了自給自足的生產時，中小土地所有者更是積極地參加這些鬥爭。同時，在這些合作組織中，大所有者很容易取得領導地位，因為一方面不存在強烈的利益對立，另一方面正是他們掌握必需的經驗、知識和權威。這就又加強了大土地所有者在農村中的領導作用，導致農村政治日益轉移到大土地所有者手中。
同時，發展的趨勢是，所有者的利益越來越統一化，因為收入來源變得更多樣化了。關稅政策迅速地增加了地租收入，特別是在過去的十年間，海外農業競爭的激烈程度減弱，部分是因為美國的工業發展迅速 ，部分是因為中南美國家的農業生產雖然發展迅速，但卻不能與需求的增加保持同步。但是，地租的增加意味著大土地所有者握有剩餘收入。不過，把這些收入用於擴大農業生產卻遇到困難，因為正是耕地面積的擴大在土地所有的分配中遇到嚴重障礙。如果穀物價格提高的趨勢強烈而持久，從而使土地價格提高到適當水平以上；或者如果(這是第二個重要因素)大土地所有者遇到的是陷於貧困的和無法抗拒而不得不拋售土地的農民，那麼，這些障礙就會被克服。但是，從19世紀70年代中到20世紀頭10年，對農民曾是有利的。被外國競爭全力打擊的和受勞力不足損害最大的，正是大規模耕種穀物和廣泛飼養牲畜的大土地所有者；而城市對小農業的主要產品——牛奶、肉、蔬菜、水果等等需求的巨大增加和勞動力問題意義的減小，對中小所有者有利。只有當穀物價格下降的趨勢讓位於相反趨勢的時候，大企業才能十分有力地貫徹擴大土地占有的意向。而這種意向遇到強大的中小所有者的抵抗，它們的主要產品同樣有價格上漲的趨向。因此，這些剩餘收入不得不主要在對工業有利可圖的投資領域中尋求自己的用場。這也受下述情況的推動：自1895年以來的狂熱的高漲時期提高了工業的利潤率，這種利潤率不管怎樣都遠遠高於農業利潤率。這樣使用的可能性也更容易達到了，因為股份制度的發展為來自其他領域的這種投資創造了適當的形式，大工業的集中和聯合也使那些門外漢大大減輕了風險負擔。此外，真正的農村工業有了迅速的發展，它們由於國家政權(賦稅法)的鼓勵而發展為壟斷；在農村有自己的所在地的工業也迅速地發展起來；最後，對大土地所有者重要的是，由古老時期產生的農地所有和礦山所有的結合。所有這一切，把大土地所有者階級從一個由地租獲取收入的階級變成為一個除了地租之外還越來越從產業利潤中或從「可動的資本」的利潤分成中獲取收入的階級。
另一方面，金融資本對抵押業務的興趣越來越濃。但是，在其他情況不變的條件下，土地價格的水平對這種業務的擴大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土地價格越高，抵押債務就越大。因此，農業關稅的提高，使銀行業務的並非不重要的一部分，成為重要的利益。同時，土地所有者和租地農場主收入的提高，對農業中新投資的增加和集約化經營程度的提高，從而對借入生產資金的增加以及銀行資本投資領域的擴大，提供了刺激。
另一方面，城市資本家提高自己社會地位的欲望，促使他們謀取地產，或者(這裡我們又看到了個人聯合的原則)通過聯姻(這是進行社會滲透和防止財產分割的常用的形式)謀求與大地產的結合。
因此，通過由股份制度產生的所有權與生產管理權的職能的分離，便產生了利益一致化的可能性；而隨著一方面地租的增加和另一方面產業超額利潤的增加，產生了這種一致化的現實性。「財富」不再按收入來源，從而不再按來自利潤或地租來區分，而是來自對工人階級生產的剩餘價值所分割的各個部分的分成。
但是，與大土地所有者的結合，極大地增強了金融資本支配國家政權的力量。它與大土地所有者一起贏得了領導階層的地位，從而在大多數問題上贏得了一般農村。當然，這種支持不是無條件的，而肯定是代價很高的。但是，必須以農產品價格提高的形式支付的費用，很容易通過超額利潤來補償，這種超額利潤是支配國家政權從而推行帝國主義政策的金融資本提供的。對金融資本來說，支配國家政權是不可或缺的條件(contitio sine qua non)。由於大土地所有者的支持，金融資本同時也就為自己保證了占據大部分最高的和最有權勢的官職、支配官僚和軍隊的階級的支持。同時，帝國主義意味著國家政權的加強以及陸海軍和官僚的增加，從而也增強了金融資本和大土地所有者之間的利益一致性。
因此，如果說金融資本支配國家政權的努力得到農村有決定性影響的階層的支持，那麼，工業生產者內部階級對立的發展最初就促進了這種努力。
從一開始，金融資本就同中小資本陷入對立狀態。我們看到，卡特爾利潤是非卡特爾化產業利潤的扣除。因此，非卡特爾化產業具有反對卡特爾化的利益。但這種利益被其他利益所阻撓。就那些沒有或現在還沒有出口能力的產業來說，它們由於共同的行動並且只有通過共同的行動才能實現的保護關稅的利益，同作為保護關稅的最強大的先鋒的卡特爾化產業結合起來。但是，一個產業中卡特爾的形成，實際意味著其他產業中壟斷化趨勢的加速發展。恰恰是還沒有卡特爾化的產業中的最強大和最有競爭能力的資本家，歡迎這種卡特爾的形成，因為它必然促進他們自己產業中的積聚，從而必然使自己的卡特爾化能力迅速發展。這種產業力圖通過創建自己的卡特爾來抵禦其他產業的卡特爾，絕不是為了自由貿易而鬥爭，因為它努力追求的不是自由貿易，而是通過自己的卡特爾謀求利用保護關稅的可能性。此外，在中小資本家中間，對資本間接隸屬的情況增加了。我們已經看到，在資本主義商業中，這種情況達到最大規模。而且，只要這一過程還在生成中，就會帶來對立。但是，這一過程一經完成，這些階層的利益便同卡特爾一致起來。現在作為煤炭辛迪加或酒精販賣中心代理人的商人，只對使他們擺脫外來者競爭的辛迪加的加強和擴大他們交易的辛迪加的擴張感興趣。一般卡特爾的擴大，意味著一切資本所有者利益的一致。為一個百貨商店，一個大的工業康采恩等等工作的產業資本家的間接隸屬的大量的和越來越多的情況，其結果也是一樣。中小資本家對大產業的參與，沿著同樣的方向發生作用。股份制度也使其他產業部門積累的利潤有可能部分地投於重工業，因為這裡要求生產資料的生產相對迅速擴大的那種發展進展最快，卡特爾最發達，從而利潤率也最高。
最後，金融資本的政策意味著最大限度的擴張，以及對新的投資領域和銷售市場不斷的追逐。但是，資本主義越是迅速擴張，繁榮時期就越長，危機就越短。擴張是所有資本的共同利益。在保護關稅時代，它只有作為帝國主義擴張才是可能的。此外，繁榮期越長，國內資本的競爭越不明顯，對那些屈服於大資本家競爭的小資本家的危險也就越小。這適用於所有產業(也包括卡特爾化產業)的小資本家。如果說蕭條時期恰恰是對卡特爾的生存構成最大危險的時期，那麼，相反地帶有國內激烈競爭和大量閒置資本的蕭條時期，則是開拓新市場的衝動最強烈的時期。
馬克思的集中理論在受過數十年的批駁之後，現在已經成為老生常談。產業中間等級的衰落被當作是不可遏止的。但是，這裡使我們感興趣的，與其說是由小企業的毀滅引起的它們數量的下降，不如說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工商業的小企業中造成的結構變化。一大部分小企業成為大企業的附屬企業，因此對大企業的擴張有利益關係。城市裡的修理業、設備安裝業等等，受尚未占領修補工作的大工廠生產的制約。各種修理業的敵人不是工廠，而是全都從事這種工作的手工業。因此，這些階層與工人階級相對立，而不是與大產業相對立。但是，還有更大部分的小企業，一般僅僅是有表面上的獨立地位；實際上，它們已陷入「對資本的間接隸屬」(桑巴特)，從而成為「從屬於資本的」(奧托·鮑威爾)。它們是一個沒有什麼抵抗能力、缺乏組織能力、完全依附資本主義大企業(它們是這些大企業的代理者)的沒落階層。例如，只不過是釀酒廠代銷店的小客棧老闆，由鞋廠設立的鞋店店主等等，就屬於這一類。其中也同樣包括大量表面獨立的為家具店工作的木工師傅和為服裝廠工作的裁縫師傅等等。沒有必要對這方面作更詳細的研究了，因為這已經由桑巴特在他的《現代資本主義》一書中，作了詳細的和確切的描述。
然而，重要的是，隨著這種發展，同時也產生了這些階層的不同的政治態度。在資本主義早期階段表現為手工業反對資本主義企業的鬥爭，以及小企業和大企業之間的利益鬥爭，已經基本解決了。這種鬥爭迫使老的中間等級採取反資本主義的態度。中間等級試圖通過反對營業自由和限制資本主義大企業，來延緩它們的失敗。為了通過保護手工業、恢復行會、確定學徒期以及區分不同的賦稅立法等等來延長中間等級的壽命，便對立法進行呼籲。在這種反對大資本的鬥爭中，中間等級得到當時同樣有反資本主義傾向的農村階級的支持。但是，它遭到工人階級的敵視。工人階級必然會看到，生產力的限制是對他們切身利益的一個威脅。
現存小企業的態度是根本不同的。就資本和手工業之間的競爭而言，競爭在這裡已基本解決。圍繞積聚的鬥爭，毋寧說是在資本主義範圍之內，作為中小企業反對大企業的鬥爭而進行的。小企業現在基本上僅僅是大企業的附庸；即使在它們的獨立性不僅僅是虛構的場合，它們也不過是大企業的附屬企業罷了。例如，安裝照明設備的企業，銷售工廠產品的現代大城市的商店等等，它們全都沒有同大產業進行競爭，而相反地對大產業的儘可能大的擴張有利益關係，因為它們作為修理業或附屬企業以及作為商人或代理人經營大產業的業務。這既不排斥它們相互的競爭，也不排斥積聚運動在它們中間的作用，但是，這種鬥爭不再引起一般的反資本主義的態度，相反地，它們在資本主義更迅速的發展中看到自己的幸福。它們自身就是這種發展的產物，這種發展擴大了它們的就業場所。但同時，它們卻陷入與工人階級日益尖銳的對立之中，因為工人組織的力量恰恰在小企業中最強。
然而，即使在小企業還占優勢的地方，例如在建築業中，那些占有小企業的階層同大資本的對立也失去了尖銳性。不僅僅因為這些依賴銀行信用的企業家完全充滿資本主義的精神，也不僅僅因為他們同工人的對立越來越強烈，而且還因為他們提出特殊要求時，恰恰在最大的資本那裡遇到越來越少的阻力，甚至還常常得到支持。贊成還是反對營業自由的鬥爭，是一場在生產消費資料部門裡手工業師傅同中小工廠主之間異常激烈地進行的鬥爭。一方以裁縫、鞋匠、修車匠和泥瓦匠為先鋒，另一方則是紡織廠主和服裝廠主等等。相反地，今天當這種鬥爭已經在一切基本方面獲得解決時，保護手工業對資本主義最先進部門的切身利益沒有任何影響。煤炭辛迪加，鋼鐵聯合企業，電力工業和化學工業，對中間等級現在提出的要求完全無所謂。由此而遭到損害的中小資本家的利益，不是或至少不直接是他們的利益。相反地，這些要求的代表恰恰是工人要求的最激烈和最殘酷無情的反對者。在這些小生產範圍里，競爭最激烈，利潤率最低。每一項新的社會改革，每一次工會所取得的成就，都使一批這樣的人陷於絕境。這裡，工人發現了他們最兇惡的對手，而大資本和大土地所有者也在這裡發現了自己最好的守備軍。
但是，同樣的利益也為中間等級保證了農村階級的支持。因此，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之間的原有的利益對立消失了，後者變成為大資本的一支政治守備軍。即使中間等級要求的滿足沒有改善中間等級的狀況，也沒有因此而發生變化。國家強制建立小企業組織的活動，到處都遭到失敗。在小企業還有生存能力的地方，合作社和行會，也像在大城市的生活資料產業中那樣，已經成為一種試圖共同掠奪消費者的卡特爾，例如肉類加工廠和麵包房中的情形就是如此。它們也許成為僱主協會，不管是直接參加或通過行會會員集體參加一個獨立的但內部卻依賴行會的僱主聯合會。
但是，中間等級已不能提出與老手工業對立的重要的經濟要求。正是這一點使它沒有能力推行獨立的政策，使這種尾隨政策成為必然性。由於不能推行自己的階級政策，它便成為一心打算利用它對工人階級的敵視的所有煽動的俘虜。它從工人的經濟對手變成為工人的政治對手，把自己不再能夠利用的政治自由看作是促進工人階級政治力量從而經濟力量加強的手段。它成為政治上的反動派，它的家庭越小，它賦予保持家長地位的價值也就越大。它籲請政府的強有力的幫助，準備支持任何旨在反對工人的暴力政策。因此，它成為加強政府權力的熱情的促進者，醉心於軍國主義、海上霸權主義和權威的官僚政策；於是，它為帝國主義階級的事業服務，並在這方面成為它們的最有價值的盟友。帝國主義本身向它提供新的意識形態；它也從資本的迅速擴張中，期望自己事業的暢順，自己營業機會的增加，自己顧客購買力的增強。它成為帝國主義政黨的熱情追隨者。同時，它也最容易接受影響選舉的手段，特別是營業抵制；它的弱點也使它成為政治上合適的盤剝對象。
當然，當費用賬單交到中間等級的面前時，它感到疑慮了。它和大資本之間的和諧在一段時間內被破壞。但是，賦稅絕大部分由工人繳納。如果說間接稅對它的影響比對大資本要大，那麼，它的抵抗力量是太小了，以致不能解除同大資本的聯盟；僅僅其中的一小部分擺脫了對資產階級的隨從，歸附於無產階級。除了表面上獨立的而實際上是家庭工業者的單獨經營者外，大多數城市小商人階層就屬於這一部分人。他們依賴於工人顧客，出於營業考慮或通過同工人的經常交往，開始贊同工人的觀點，參加工人政黨。
最近被按照壞習慣稱作「新中間等級」的那些階層，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態度。這裡指的是工商業中的雇員，他們由於大型企業的發展和企業的公司形式而大大增加，並在各個級別上成為生產的真正管理者。這個階層的增長甚至超過無產者階層。向更高的資本有機構成的發展，意味著工人的相對減少；在一些情況下和一些產業部門，甚至意味著工人的絕對減少。技術人員的情況絕不是必然如此，他們毋寧說是隨企業規模的擴大而增加，即使不是按同樣的比例增加。因為資本有機構成的發展意味著企業自動化的發展，意味著機器體系的變革和複雜化。新機器的採用使人的勞動力成為多餘的，但絕沒有使技術人員的監管成為多餘的。因此，機械化的和大規模的資本主義企業的擴張，符合各類技術雇員的切身利益，並使產業中的雇員成為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最熱情的擁護者。
股份制度的發展，最初也以類似的方式發生作用。它使管理權同所有權相分離，使管理成為具有較高報酬的僱傭勞動者和雇員的特殊職能。同時，較高的職位變成勢力強大和報酬優厚的職位，謀取這種職位的可能性似乎對所有雇員都是敞開的。對發跡的關心，對晉升的渴望(這種渴望在任何等級制度中都會產生)，在每個雇員身上甦醒過來，戰勝了他們的休戚與共的感情。每個人都希望提升得比別人快，由半無產者的境遇提高到資本家收入的高度。股份公司發展越快，它們的規模越大，職位的數目，首先是勢力強大和報酬優厚的職位的數目，也就越多。雇員最初僅僅看到這種利益的和諧一致。因為每個職位在他們看來都只不過是向更高職位的過渡，所以他們感興趣的與其說是為自身勞動契約而鬥爭，不如說是資本為擴大自己勢力範圍而鬥爭。
這是一個階層，按它的思想意識和出身都屬於資產階級，它的最有能力的或者最無顧忌的代表還上升到資本家階層；它由於自己的收入，在某種程度上處於無產階級之上。這個階層的成員同處於領導地位的資本家接觸最多，受後者最嚴密的監視和最精心的選擇，反對雇員組織的鬥爭最激烈和最無情。如果說發展最終恰恰把這些對生產不可缺少的階層推到無產階級一邊，特別是在權力關係已經發生動搖、資本主義權力雖然還沒有被打碎但卻不再顯得是不可克服的時候，那麼，這些階層現在也還不是獨立鬥爭中的特別積極的部隊。
當然，進一步的發展，必然逐漸改變這種消極的態度。取得獨立地位的可能性的減少，是積聚發展的結果。它日益迫使小企業主和小資本家讓自己的後代進入雇員生涯。同時，隨著雇員人數的增加，由他們的工資形成的支出項的分量加大了，引起壓低工資水平的傾向。這類勞動力的供給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在大企業里，形成越來越細的分工和專業化，甚至對這種熟練程度最高的勞動力也是如此。具有自動性質的一部分勞動，由熟練程度較低的工人擔任。現代的大銀行、現代的電力公司和百貨商店，雇用了大量雇員，他們同經過培訓的局部工人沒有多大差別。即使他們有較高的教養，但對企業家來說，這多少是無關緊要的。他們經常面臨被沒有經過培訓的或只經過簡單培訓的工人所取代的危險，即使女工也對他們造成強有力的競爭。他們不得不在自己勞動力價格上把這種競爭進行到底，他們的生活水平被壓低。當他們已經習慣於資產階級的要求時，就更加痛苦地意識到這一點。此外，隨著大企業的擴張，僅僅是這些低收入職位的數量增加了，而較高職位的數量絕沒有按同樣的程度增加。如果說大企業及其現代形式的增加，迅速增加了對各種職員的需要，那麼，現有企業的擴大絕沒有引起這種要求按同樣比例增加。此外，隨著股份公司的合併，最優報酬的職位越來越被大資本家階層壟斷，職業升遷的前景微乎其微了。
產業和銀行結成大的壟斷，使雇員處境進一步惡化。他們現在面對一個占壓倒優勢的資本家集團。他們的自由流動，從而他們利用企業家爭取最好職員的競爭來改善自己地位的希望，即使對他們中間最有能力和天才的人來說，也越來越困難。由於聯合，雇員的數目也可能絕對地減少。這首先影響最優報酬的職位數目，因為管理能夠被簡化。聯合的形成，尤其是托拉斯，減少了最高技術職位的數目。流通代理人、推銷員以及廣告人員等等的數目被絕對減少了。
但是，要使這些後果對該階層的政治態度產生影響，需經過一段較長的時間。由於他們從資產階級圈子裡產生和補充，所以他們最初完全在自己的舊的思想意識中生活。他們是這樣一個階層：由於對淪為無產階級的恐懼，使他們保持僅僅不被當作無產者而做的不懈努力。他們同時也是這樣一個階層：對無產階級的仇恨最強，對無產階級鬥爭手段的嫌惡最深。商業職員如若被稱為勞動者，便感到是一種侮辱；而樞密顧問，有時也包括卡特爾的經理，卻熱心地為自己索取這個稱號。當然，在這裡，一方是害怕社會地位低微，另一方則是重視對勞動的倫理評價。但是首先，這種思想意識畢竟使雇員對無產階級的觀點保持較遠的距離。而另一方面，股份公司的發展，特別是卡特爾和托拉斯的發展，意味著資本主義發展的步伐大大加快。大銀行的急劇發展，通過資本輸出手段造成的生產擴大，新市場的占領，所有這一切都是為各種雇員日益開闢新的就業場所的手段。他們脫離無產階級的鬥爭，在資本活動領域的擴張中，看到了自己的全部前景。他們比上述那種中間等級有更高的教養，所以更容易被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所侵襲。他們同資本的擴張有利益關係，成為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俘虜。社會主義在意識形態上同他們還相距甚遠，事實上也太危險。而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似乎為他們提供了一條出路，打開了晉升和提薪的迷人前景。這個雇員階層雖然在社會上是微弱的，但由於它在小資本圈子內的聯繫以及在公共活動中的較大便利性，所以對輿論形成有相當大的影響。他們是專門的帝國主義機關刊物的訂閱者，種族主義理論的擁護者(這種理論在他們中間也常常成為競爭武器)，戰爭小說的讀者，殖民英雄的頌揚者、鼓動者以及金融資本的選民。
但是，這種態度不是固定不變的。資本主義的進一步推廣越是遇到延緩它的障礙，卡特爾化和托拉斯化越是達到完成從而壓低雇員生活狀況的趨勢越是占上風，執掌最重要的生產管理職能以及最無用的職能的那些階層同資本的對立也就越尖銳；構成雇員主要群眾的、處於和始終處於依附地位的以及淪為報酬低和勞動時間長的工人地位的那部分雇員，也就越是被推到無產階級一邊，進行反對剝削的鬥爭。無產階級運動的力量越大，從而勝利的希望越大，這一時期到來的也就越早。
最後，抵制工人階級前進運動的共同利益，越來越把一切資產階級階層聯合起來。但是，在這種防禦戰中，大資本早已接管了領導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