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資本 · 第二十二章 資本輸出和爭取經濟區的鬥爭
一方面，保護關稅制度的普遍化力圖把世界市場日益分割為一個個按國家分隔開來的經濟區，另一方面，金融資本的發展增強了經濟區規模的重要性。這對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一直具有重大意義。 經濟區的規模越大和人口越密集，經營單位就能越大，從而生產費用就越低，企業內部的專業化程度也越高。而專業化程度的提高同樣也意味著生產費用的降低。經濟區越大，工業所在地設在自然條件最有利和勞動生產率最高的地區也就越容易。經濟區域越廣闊，生產就越多樣化，不同的生產部門越有可能互相補充，從國外進口所花運輸費用越能得到節約。在一個大區域內，需求變動或自然災害對生產的干擾更容易得到補償。因此，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自由貿易會把整個世界市場聯結成為一個唯一的經濟區，並保證最高的勞動生產率和最合理的國際分工，這是沒有疑義的。但是，即使在自由貿易條件下，產業仍能在其本國市場上享有一定優勢，因為它熟悉本國的習俗和消費習慣，容易取得一致，特別是因為距離很近從而獲得由於節約運輸費用而提供的好處，這種好處還由於稅率政策方面的措施而增強。相反地，對外國產業來說，由於語言、法律、貨幣等等的差異，增添了某些障礙。但是，保護關稅大大加劇了對較小經濟區的危害，因為它妨礙輸出，從而縮小了可能的經營，阻止了專業化的發展，因而正像合理的國際分工受到阻礙那樣，造成生產成本的提高。美國產業即使在保護關稅制度下也能如此迅速地發展，首先歸因於它的經濟區遼闊，能使企業範圍內的專業化達到非常高的程度。在已經相當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下，從而在培育關稅已經完成了自己職能的時候，經濟區越小，該國對自由貿易的興趣一般也就越強烈。例如，比利時對自由貿易的強烈興趣即是由此而來。此外，經濟區越小，生產力的自然條件分配也就越片面，從而有發展能力的產業部門也就越少，從國外進口本經濟區不適合生產的商品的興趣也就越強。
相反地，保護關稅意味著對經濟區的限制，從而意味著對生產力發展的阻礙，因為它縮小了產業企業的規模，使專業化陷於困境，最後阻礙一切國際分工，(國際分工使資本流向有關國家的具有最佳條件的那些生產部門)而在現代高額保護關稅的條件下，這變得更加顯著，因為關稅率的確定常常不考慮各個生產部門的生產技術狀況，而毋寧說是各個產業階層政治權力鬥爭的結果，關稅率的形成歸根結底取決於這些階層對國家政權的影響。但是，如果說保護關稅是生產力發展，從而是產業發展的障礙，那麼，對資本家階級來說，它卻直接意味著利潤的提高。首先，自由貿易給卡特爾化造成困難，剝奪了一些具有卡特爾化能力的產業在國內市場上的壟斷，這是就它們不是通過運價保護(如煤的情況)或自然壟斷(如德國鉀鹽生產的情況)保證壟斷化的意義上而言的。但是，這樣的話，由於採用卡特爾的保護關稅而得到的超額利潤將不復存在。
當然，壟斷化甚至在沒有保護關稅的情況下也會發展，這是肯定的。但是，第一，它的速度會因此而大大放慢；第二，卡特爾的穩定性變得更小；第三，擔心同國際卡特爾的對抗，因為國際卡特爾直接被當作同民族相異己的剝削力量。相反地，保護關稅為卡特爾保證了國內市場，賦予它更大得多的穩定性，這不僅是通過排除競爭，而且因為利用保護關稅的可能性成為締結卡特爾的直接有效的動力。國際卡特爾化的確最後也要在自由貿易條件下，在集中的長足發展的基礎上進行，但它通過保護關稅也被加速了。保護關稅促進了卡特爾的締結，首先是劃分銷售區域和簽訂價格協議的卡特爾形式，因為它不像在自由貿易制度下的情況那樣，把世界市場上孤立的生產者聯合起來，而是把已建立起來的各個國家的卡特爾彼此聯合起來。保護關稅把各個卡特爾作為締約當事人，因而極大地減少了參加者的數目。保護關稅從一開始就把國內市場留給各該國家的卡特爾，這也使協議的基礎更容易建立起來。但是，這種由於保護關稅而排除了競爭的、為一定國家的卡特爾保留的市場越多，就自由市場達成諒解就越容易；其次，國際協議也就越牢固，因為即使這種協議破裂也不會對外人提供像在自由貿易條件下那樣大的對競爭結果的期待。
因此，這裡有兩種相反的趨勢。一方面，保護關稅成為卡特爾進行競爭的進攻性武器，因而加劇了價格戰；同時卡特爾又試圖通過使用國家的權力手段和外交干預來加強自己在競爭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保護關稅使各國的卡特爾保持穩定，從而為締結國際卡特爾創造了有利條件。這兩種趨勢作用的結果是，這些國際協議與其說意味著持久的共同利益，不如說意味著暫時的休戰，因為保護關稅的武器上的每一個變化，各國市場關係上的任何更動，都會改變協議的基礎，並產生達成新協定的必要。只有在以下兩種情況下才能出現比較穩固的國際卡特爾機構，或者自由貿易多多少少消除了國家的壁壘，或者卡特爾的基礎不是通過保護關稅建立起來，而首先是通過自然壟斷建立起來，例如像在石油產業領域中那樣。
同時，卡特爾化也大大提高了經濟區大小對利潤水平的直接意義。我們已經看到，保護關稅為進行國內市場銷售的資本主義壟斷提供了超額利潤。經濟區越大，國內銷售量就越大(可以想想美國和比利時的鋼鐵業的出口部分)，從而卡特爾的利潤也就越大。卡特爾利潤越大，出口獎勵可能就越高，在世界市場的競爭能力因而也就越強。隨著由追逐殖民地的狂熱所引起的對世界政治的更積極的干預，同時也產生了在保護關稅的壁壘內儘可能大地建立經濟區的努力。
至於保護關稅對利潤率水平的不利影響，卡特爾試圖用保護關稅制度本身提供給它的手段來克服。首先，保護關稅帶來的出口獎勵的發展，有可能克服或至少部分地克服外國的保護關稅的壁壘，因此在某種程度上預防了對生產的限制。其次，由本國保護關稅所鼓勵的國內生產規模越大，就越能做到這一點。因此，這裡產生的仍然不是對自由貿易的利益，而是對擴大本國經濟區和提高關稅的努力。但是，一旦這種手段不靈，便開始以在國外建工廠的形式進行資本輸出。受外國保護關稅威脅的產業部門現在自己也利用這種保護關稅，把一部分生產移置國外。如果因此而使母企業不能擴大，也遠遠不能通過降低生產成本來提高利潤率，那麼，這便通過各該資本所有者目前在國外生產的產品的價格上漲所提供的利潤的提高來補償。因此，資本輸出在不同形式上受到本國保護關稅的有力促進，也同樣受到外國保護關稅的鼓勵，它同時也為資本在世界範圍的滲透和資本的國際化作出貢獻。
於是，就這裡所考察的利潤率而言，由現代保護關稅阻礙生產力發展所造成的利潤率下降的結果便消失了。因此，在資本看來，自由貿易是多餘的和有害的，資本試圖補償由經濟區的縮小造成的對生產力發展的阻礙，但不是通過向自由貿易的過渡，而是通過擴大本國的經濟區和加速進行資本輸出。
因此，如果現代保護關稅政策加強了資本對不斷擴張自己領地的始終存在的衝動，那麼，一切閒置的貨幣資本向銀行手裡集中卻導致有計劃的資本輸出組織的建立。銀行與產業的聯繫使銀行貨幣資本的提供受下述條件的制約：這種貨幣資本被用於與該銀行有關的產業。因此，一切形式上的資本輸出都大大加速了。
我們所說的「資本輸出」，是指用來在外國生產剩餘價值的價值的輸出。這裡根本的問題是，剩餘價值仍然留歸國內資本支配。例如，如果一個德國資本家攜帶他的資本移居加拿大，在那裡進行生產，不再回歸故里，這就意味著德國資本的損失，意味著資本脫離原國籍。這不是資本輸出，而是資本轉移。它形成本國資本的扣除和外國資本的增加。只有用於國外的資本仍由國內支配，才能談得上資本輸出。因而，這部分資本形成國家的資產負債表中的一項，每年期滿日的剩餘價值形成國家的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一項。資本輸出相應地(pro tanto)減少了國內資本量，按所生產的剩餘價值增加了國民收入。
股份公司和發達的信用組織促進了資本輸出，並在下述意義上改變了它的性質：它們能使資本離開企業家而移往國外；因此，所有權在相當長時間內或持久不變地留在輸出國，而資本的民族化則很困難。為農業生產的目的而進行資本輸出的地方，這種民族化通常要迅速得多，正如美國的例子所證明的那樣。
從輸出國的角度看，資本輸出能以兩種形式進行：作為帶來利息的資本或作為帶來利潤的資本移往國外。作為帶來利潤的資本，它又可以執行產業資本、商業資本和銀行資本的職能。從資本輸入國的角度看，還要考慮用剩餘價值的哪一部分支付利息：為在外國的抵押證券支付的利息意味著地租 的一部分流往外國；而為產業企業的債券支付的利息意味著產業利潤的一部分流往外國。
在歐洲，隨著資本向金融資本的發展，資本常常已經作為帶來利潤的資本移往國外了。德國的一家大銀行在國外設立了分行，這個分行中介貸款，其收益用於建立一個發電廠。該廠的建立被委託於國內與該銀行有聯繫的電力公司。或者，這個過程還可以更加簡化：國外分行在外國建立一個產業企業，在國內發行股票，把供貨再委託給予總行有聯繫的企業。當國家貸款被用於獲取產業供貨時，這一過程便在最大規模上進行。銀行資本和產業資本之間的密切聯繫促進了資本輸出的迅速發展。
資本輸出的條件是利潤率的差異。資本輸出又是國內利潤率平均化的手段。利潤水平取決於資本的有機構成，從而取決於資本主義的發展程度。資本主義發展得越先進，平均利潤率就越低。對這個一般性的規定，我們這裡不予考察，因為所涉及的問題是世界市場上的商品，它們的價格由最先進的生產方法所決定。但是，除了這個一般性的規定外，還要補充特殊的規定。至於利息率，它在資本主義不發達和缺少信用與銀行組織的國家要比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高得多。此外，在前者的利息中還大都包括工資或企業主收入的部分在內。高利息率形成借貸資本輸出的直接誘因。企業主收入在這裡也比較高。首先，因為勞動力特別低廉，勞動力質量上的不足則通過超長的勞動時間來補償。其次，因為地租低或僅是名義上存在地租，這是由於有自然的或對當地人民暴力掠奪造成的大量閒置土地的存在；因此，低廉的土地價格使生產成本降低。此外，利潤通過特權和壟斷而提高。由新市場本身形成其銷售區的產品，實現了很高的超額利潤，因為這裡是以資本主義方式生產的商品與手工業方式生產的商品之間的競爭。
無論資本輸出如何進行，它總是意味著外國市場吸收能力的提高。外國市場對歐洲工業產品的吸收能力，是以前商品輸出的障礙。這種市場的消費能力受它們所支配的剩餘的限制，這些剩餘是由自然經濟或其他不發達的生產中產生的。這種生產的生產率不能迅速提高，在短時期內還不能轉變成為為市場的生產。因此，很容易理解，英國的資本主義生產即具有巨大彈性和擴張能力的生產，很快滿足了新開闢的市場的需要，並超過了這些需要，這又反過來表現為紡織工業的生產過剩。但是，另一方面，英國對這些新開闢市場的特殊商品的消費能力也受到限制。雖然這種消費能力，從純粹數量上來看，自然比其他外國市場上的消費能力要大得多，但是，這裡決定性的因素是質的特性，即外國市場能作為英國商品以等價物送回來的產品的使用價值。就專門的奢侈品來說，它的消費在英國受到限制；而另一方面，特別是紡織工業，卻力求異常迅速地擴大生產規模。但是，紡織品的出口，增加了對殖民地產品的進口，而對奢侈品的消費卻根本沒有按同樣的程度擴大；相反地，紡織品生產的迅速發展，要求利潤以提高的比率來積累，而不是用於奢侈品的消費。因此，每一個新的外國市場的開闢，在英國都以危機而告終。這種危機一方面是由紡織品價格在外國的跌落引起的，另一方面是由殖民地產品價格在英國的暴跌引起的。英國產業危機的全部歷史都表明了這些特殊的危機原因的意義。值得注意的是，圖克仔細地探索了所有殖民地產品的價格，以及早期的產業危機如何合乎規律地伴隨著這些商業部門的完全崩潰。這種情況只是隨著現代運輸體系的發展才開始改變。現代運輸體系的發展把重點轉移到冶鐵業，而與新開闢的市場的交易同時越來越沿著這樣的方向推移：不再是單純的商品貿易，而是資本輸出。
資本作為借貸資本的輸出，已經大大地擴大了新開闢的市場的吸收能力。假定一個新開闢的市場能夠出口100萬英鎊的商品，那麼，它在商品交換中的吸收能力(假設是等價交換)也同樣等於100萬英鎊。但如果這一價值不是作為商品，而是作為借貸資本(例如以國家借款的形式)被輸出到這個國家，那麼，新市場通過輸出自己的剩餘而能支配的100萬英鎊的價值，就不是用於交換商品，而是用來使資本生息。因此，如果這一價值作為資本被輸送到這裡，利息為10％，那麼，現在被輸出到這個國家的價值可能不是100萬英鎊，而可能是1000萬英鎊；如果利息降低到5％，就可能是2000萬英鎊。這同時也說明利息率下降對於市場擴大的能力的巨大意義。外國借貸資本的激烈競爭具有這樣的趨勢：利息率甚至在落後國家中也急劇下降，從而又增加了資本輸出的可能性。但產業資本輸出的影響遠比借貸資本形式的輸出重要得多。這也就是產業資本形式的資本輸出具有越來越大的意義的原因。因為資本主義生產轉移到外國市場，使這一市場完全擺脫了自己消費力量的限制。這種新型生產的收益實際保證了資本的增殖。但是，對銷售來說，絕不僅僅考慮新開闢的市場。相反地，這些新區域裡的資本也向那些其產品在世界市場上的銷售得到保證的生產部門那裡轉移。例如，南非的資本利用就完全擺脫了南非的吸收能力，因為其主要的生產部門即金礦開採業的銷售的可能性恰恰是無限的，資本的利用在這裡僅僅取決於採礦的自然擴張能力和充足的勞動人口的存在。同樣，例如銅礦的開採也與殖民地的消費力量無關，而必須在新市場上尋求自己大部分產品銷路的真正消費資料工業的擴大，很快就遇到消費能力的限制。
因此，資本輸出擴大了由新市場的消費能力所產生的限制。但是同時，把資本主義運輸方法和生產方法移到外國，也在那裡造成經濟的迅速發展。通過自然經濟關係瓦解而產生出的較大的國內市場，擴大了為市場而進行的生產，從而增加了被出口的以及因此又可以用來支付新輸入資本的利息的產品。如果開發殖民地和新市場以前首先意味著開發新的消費資料，那麼，現在新資本主要投向為產業提供原料的生產部門。同時，隨著服務於資本輸出需要的國內產業的擴大，被輸出的資本就投向為這些產業提供原料的生產。因此，被輸出的資本的產品便在宗主國找到吸收場所；由於國內產業和被輸出的資本的生產相依為命，英國生產活動的狹小範圍便大大擴展了。
但是，我們知道，開闢新市場是結束產業蕭條、延長繁榮時期以及緩和危機影響的一個重要因素。資本輸出加速了對國外的開發，最大限度地發展了它們的生產力。同時，它在本國也增強了那種必須提供被作為資本輸往國外的商品的生產。因而，它成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強大動力。隨著資本輸出的普遍化，資本主義生產進入了一個新的狂飆與突進運動的時期， 在這一時期內，似乎繁榮和蕭條的周期縮短了，危機也緩和了。生產的迅速提高也造成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而這種需求的增加有利於工會。資本主義固有的貧困化趨勢，在老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似乎被克服了。生產的迅速增長阻礙了人們對資本主義弊病的認識，造成人們對資本主義社會生命力的樂觀估計。
今天，殖民地和新市場開發的快慢如何，從根本上取決於它們為投資服務的能力。按資本主義方式生產的、在世界市場上的銷路被保證的以及對宗主國的產業具有重要意義的產品在殖民地越多，上述能力也就越大。但是，1895年以來的資本主義的急劇膨脹造成價格上漲，首先是金屬和棉花價格上漲，從而大大加強了對開發這些重要原料的新來源的衝動。於是，輸出的資本主要在能夠生產這些產品的地區尋找活動餘地，並轉到尤其像採礦這樣能立即按高度資本主義方式來經營的領域。由於這種生產，殖民地可以輸出的剩餘又增加了，從而提供了新投資的可能性。因此，新市場上的資本利用的步伐大大加快。開發的障礙不是各該國家資本的缺乏，這倒是可以通過資本輸入來消除；在大多數場合，另外一種情況越來越起干擾作用：缺少「自由的」勞動，即缺少僱傭勞動；工人問題採取了激烈的形式，似乎只有通過暴力手段才能解決。
情況總是這樣，當資本最初面對與它的增殖需要相矛盾、在經濟上只能逐漸地和極其緩慢地加以克服的關係時，它便訴諸國家政權，使它服務於創造必要的自由僱傭無產階級的暴力剝奪。在其初期階段，這種無產階級可能是歐洲農民、墨西哥和秘魯的印第安人；今天，則是非洲的黑人。 這些暴力方法屬於殖民政策的本質，沒有它們，殖民政策就失去了自己的資本主義意義。正如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的存在一般來說是資本主義必不可少的條件一樣，它們也成為殖民政策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推行殖民政策而又要消除它的暴力方法，就如同廢除無產階級而又想維持資本主義一樣，是一種沒有經過嚴肅思考的幻想。
強制勞動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主要的手段是對土著人的剝奪，奪走他們的土地，即奪走他們迄今為止的生存基礎。土地被移交給征服者；同時，這樣一種趨勢也日益發揮作用：土地不是移交個別殖民者，而是移交大土地公司。礦產品的開採尤其如此。這裡，按照原始積累的方法，資本主義財富突然集中到少數資本巨頭手中，而小殖民者卻沒有撈到什麼好處。只要想想下述情況就足以理解：巨大的財富以上述方式向掌握著英屬南非的金礦和金剛石礦的集團手裡集中，少量的則集中在西南非與大銀行有最密切聯繫的德國殖民公司手中。這種剝奪同時也在被從土地上游離出來的土著居民中創造出一個無產階級，他們必定成為任人擺布的剝削對象。征服者的要求自然引起了土著居民的反抗，因而使剝奪本身成為可能。殖民者的暴力行為本身引起衝突，這種衝突使國家干預成為「必要」。於是，國家著手進行徹底整治。資本追求不加抵抗的剝削對象的努力，現在以在該地區「維持治安」的名義成為國家的任務。整個民族，即首先是無產階級的士兵和宗主國的納稅人將要承擔執行這一任務的責任。
在剝奪不能一蹴而就的地方，就通過建立稅收制度達到同一目的，這種稅收制度要求土著居民繳納貨幣貢賦，其數額唯有通過不斷為外國資本進行勞動才能籌措。這種對勞動的訓練在比屬剛果達到完善化。在那裡，除了壓榨性的徵稅之外，極其無恥地慢性施用暴力、欺詐和矇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手段。奴隸制重新成為一種經濟上的理想；殘暴精神也與之同時從殖民地轉移到宗主國的殖民地既得利益者身上，並在這裡進行醜惡的慶祝狂歡。
如果土著居民不足以提供所期望的剩餘價值率水平，這或者是由於剝奪時的過激行為使土著居民不僅脫離土地，而且也喪失生命，或者是由於居民的身體素質不強或數量不足，那麼，資本就試圖通過引進外國勞動來解決勞動力的問題。輸入苦力是有組織地進行的；同時，通過契約奴隸制這樣一種精心策劃的制度，使供求規律在這種勞動市場上不發生令人不快的影響。當然，這不是為資本解決勞動力問題的根本辦法。一方面，在對白人僱傭勞動留有餘地的所有國家中，引進苦力遇到白人工人的越來越強烈的反對；同時，另一方面，在歐洲殖民政策與日本(中國本身在不久的將來也必然步日本的後塵)的日益加強的擴張野心發生利害衝突的地方，在統治者階層看來，這種引進也是危險的。
因此，如果引進黃種人勞力受到限制，那麼，從某種意義上講，白人勞動範圍的擴大就更受到限制。通過資本主義的發展把工人游離出來的做法在歐洲已大體停止。資本主義的迅速擴張，在最先進的國家中部分地造成相反的趨勢，而在這個狂飆與突進運動時代甚至造成完全相反的趨勢。
例如，德國資本主義在最近的兩個高漲時期，就遇到勞動人口的障礙，不得不以外籍工人對產業後備軍進行必要的補充。美國的資本主義也在更大得多的規模上依賴引進移民。而英國發展的緩慢卻表現為明顯的失業。因此，歐洲的向外移民的地區縮小至南歐、東南歐和俄國的範圍。但是同時，由於迅速的擴張，對僱傭勞動的需求則大大增加了。
那些由於社會政治或世界政治的原因而排斥亞洲移民的國家，在它們擴張時遇到人口的障礙。這種障礙恰恰在資本主義發展前景最好的地區里最難克服，例如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此外，在擁有廣闊自由地的這些地區，農業的擴大也同樣需要迅速增長的追加人口，這嚴重阻礙了無產階級的產生。而且，這些地區的有些地方，人口自然增長相當緩慢。即使在發達的歐洲國家，人口增長也不斷減慢， 從而減少了可以向外移民的剩餘人口。
然而，人口的這種緩慢增長恰恰發生在對增加農產品產量有較大意義的地區，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亞和阿根廷。這種緩慢化造成農產品價格上漲的趨勢。儘管農業生產本身具有強大的擴大能力，但是這種趨勢還是越來越強。
但是，人口的障礙始終僅僅是相對的。它說明資本主義擴張還不能更迅猛地向前推進的原因，但它絕不能消除這種擴張本身。此外，它自身就帶有醫治自己的手段。撇開在真正的殖民地地區創造自由的僱傭勞動或強制勞動不論，撇開在資本主義宗主國由於技術進步而不斷進行的對白人勞動的相對游離(它在擴張減慢時則提高為絕對游離)不論，在白人勞動的殖民化地區的資本主義擴張的更嚴格的限制，就會導致資本主義在克服對立的政治障礙的條件下，在更大的程度上轉向歐洲本土中仍然落後的農業區，從而開發一些地區，通過破壞農村家庭工業和使農業人口游離出來，在極大規模上為加強向外移民提供了材料。
如果說新市場不再僅僅是銷售地點，而且也是投資場所，那麼，這也帶來資本輸出國的政治態度的變化。
單純的貿易，就其不是與搶劫和掠奪相聯繫的殖民貿易，而是與具有抵抗能力的和比較高的發展程度的白人或黃種人的貿易而言，並不使這些國家的社會關係和政治關係的基礎長期受到影響，而只是限於經濟關係。只要有國家權力存在並能在相當程度上維持秩序，直接的統治並不重要。但是，隨資本輸出占據優勢，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這時，有更大得多的利害關係發生了。在外國修鐵路、獲取土地、建港口、創辦和經營礦業等等的風險，比單純的商品買賣的風險要大得多。
因此，法律關係的滯後成為障礙，金融資本也越來越迫切地要求以暴力手段克服經濟障礙。這就導致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和落後地區的國家政權之間的日益尖銳的衝突，導致把適合於資本主義的法律關係強加於這些地區的越來越急切的嘗試，而不管是保護還是毀滅迄今為止的政權。同時，爭取新開投資場所的競爭，也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本身之間造成新的對立和衝突。而在新開發的國家自身內，被輸入的資本主義加劇了對抗，激起了民族意識日漸甦醒的人民對入侵者的越來越頑強的抵抗，這種抵抗可以很容易地達到對外國資本採取危險性的措施。舊的社會關係被徹底革命化了，那些「無史民族」的千百年來的農業紐帶被斬斷了，他們自己也被捲入資本主義的旋渦之中。資本主義本身逐漸為被征服者提供自身解放的手段和途徑。歐洲民族過去的最高目標，是建立作為經濟和文化自由的手段的統一的民族國家。這種目標現在也成為被征服者的目標。這種獨立運動恰恰在歐洲資本的最有價值和前途的開發地區威脅著歐洲資本。這種資本只有日益通過不斷加強自己的權力手段，才能維持自己的統治。
因此，一切在外國有利益關係的資本家，呼籲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政權，憑藉它的權威保護自己即使是在世界最遙遠的角落的利益；呼籲舉起必然到處可見的戰爭旗幟，從而能夠到處豎起商業的旗幟。然而，輸出的資本在由本國的國家政權對新地區實行完全的統治時，感到最稱心如意。因為那時其他國家的資本輸出被排斥在外，而它享有特權地位，它的利潤還可以得到國家的保證。於是，資本輸出也促使採取帝國主義政策。
資本輸出，尤其是從它以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形式輸出以來，大大加速了所有舊的社會關係的變革並把整個地球包容於資本主義範圍之內。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不是在每個個別國家裡自發進行的，而是資本主義生產和剝削關係隨同資本一起輸入，而且總是在最先進的國家所達到的階段上被輸入的。今天新建的工業，不是僅僅從手工業的端緒和技術發展到現代的大企業，而是一開始就作為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企業建立起來的。同樣，資本主義現在也是在它當時完成的階段上被輸入到一個新的國家，從而以比荷蘭和英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所要求的力量大得多和時間短得多地發揮自己的革命作用。
運輸業的變革在資本輸出史上劃出了一個時代。鐵路和輪船本身，由於縮短了流通時間，對資本主義具有極大的意義。因此，第一，流通資本被游離出來。第二，利潤率被提高。原料價格的低廉降低了成本價格，擴大了消費。再次，只有鐵路和輪船才能創造出大的經濟區，使現代大企業有可能進行它們的大規模的生產。但是，鐵路首先成為開發外國市場的最重要的手段。只有通過鐵路，這些國家的產品才能如此大規模地為歐洲所利用，市場才能如此迅速地擴大為一個世界市場。然而，更重要的是，現在必須以極大的規模進行資本輸出，才能修建這些幾乎完全用歐洲資本特別是英國資本來修建的鐵路。
然而，資本輸出是英國的壟斷，保證英國對世界市場的統治。因此，無論是在產業上或金融上，英國都無需擔心別國的競爭。因而，市場自由仍然是它的理想。相反地，英國的優勢必然促使所有其他國家更加努力地維持和擴大他們對已經獲得的地區的統治，以便至少在他們的疆域內保護自己和抵抗英國的強大競爭。
但是，一旦英國的壟斷被打破，一旦美國和德國的資本主義對於由於自由貿易而未充分有效地組織起來的英國資本主義成長為占優勢的競爭者，情況就不同了。向金融資本的發展，在美國和德國造成對資本輸出的強大衝動。我們已經看到，股份公司和卡特爾的發展如何產生創業利潤，這種利潤作為努力尋求使用的資本流向銀行。此外，保護關稅制度限制了國內的消費，從而促使輸出加速進行。同時，由於卡特爾保護關稅而成為可能的出口獎勵，為在中立市場上對英國造成占優勢的競爭提供了一個手段。當這些國家中更年輕的大工業由於自己的新設備而在技術上部分地勝過英國時，這種競爭就更危險。如果說出口獎勵已成為國際競爭中的重要手段，那麼，出口獎勵越高，這種手段也就越有效。這種獎勵的水平取決於關稅水平。這種水平的提高現在成為一切民族資本家階級的利益。這裡不存在長期的落後。一個國家的保護關稅必然隨另一個國家的保護關稅接踵而至。這後一國家的資本主義越發展，資本主義壟斷越強大和越普遍，保護關稅越是必然發生。保護關稅的水平成為國際競爭中的決定性因素。一國關稅的提高，必然立即為其他國家所仿效，以避免競爭條件惡化，不致在世界市場上遭到失敗。工業保護關稅(農業保護關稅按其性質來說也是這樣)也就無休止地螺旋式上升。
但是，只有通過較低廉的商品價格才能一決雌雄的競爭戰，面臨著日益遭受損失或不能產生完全的平均利潤率的威脅。這裡，消除競爭也成為大資本家集團的理想。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當輸出對於大資本家集團成為一種迫切的必然性時，情形就更是如此。這種必然性是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實現的，因為儘可能大的生產規模的技術條件強制地要求這一點。但是，在世界市場上，競爭占統治地位。因此，留下的出路無非是：一種競爭方式為另一種危險性較小的競爭方式所代替，商品市場上的競爭(這裡，只有商品價格才是決定性的)為供給借貸資本(這種資本的提供已經為後來接受商品的條件所約束)的資本市場上的競爭所代替。資本輸出現在成為保證資本輸出國工業品供給的一種手段。購買者現在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他成為債務人，從而成為必須接受債權人條件的依附者。塞爾維亞只有在承諾從斯科達、克虜伯或施奈德購買大炮或鐵路材料時，才能從奧地利、德國和法國得到借款。爭奪商品銷路的鬥爭成為各個國家銀行集團之間爭奪借貸資本投資場所的鬥爭。由於利息率的國際平均化，經濟競爭在這裡被限制在相對狹窄的界限內，因此，經濟鬥爭很快成為運用政治武器進行的權力鬥爭。
但是，從經濟上來看，老的資本主義國家在這些鬥爭中仍保持優勢。英國 擁有資本充足的老的產業，它是由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壟斷時代為適應世界市場的需要而建立的。它的發展比德國或美國要慢，其擴張能力也比較小。但是，另一方面，它積累的資本特別大，新的用於積累的大量利潤不斷地從國外投資流回英國。進行積累的資本量與能在國內投資的資本量之間的比例在這裡是最大的，因此，向國外投資的衝動在這裡也最強，所要求的利息率也最小。在法國，不同的原因也導致同樣的結果。在那裡，一方面，除了國外投資的收入不斷流回之外，還有過去積累的、雖按財產關係來說不那麼集中但卻通過銀行集結起來的財富，另一方面，本國的產業發展停滯，因而也形成資本輸出的強大衝動。兩國的這種優勢只有通過下述途徑才能得以發揮：或者政治上通過強大的外交壓力這一危險從而有限的手段，或者經濟上通過有時可以有餘地抵償較高利息的價格上的犧牲。
但是，競爭的激烈性喚起消除競爭的努力。如果把世界市場的一些部分納入國內市場，即通過殖民政策把外國的一些地區合併過來，就能最簡單地做到這一點。如果說自由貿易對殖民地無關緊要，那麼，保護關稅便直接導致殖民政策領域的更大的活動。在這裡，各個國家的利益相互間發生直接的敵對衝突。
另一個因素也朝同一方向發生作用。從純粹量的角度來看，一個國家把它的資本以帶來利潤的形式輸出比帶來利息的形式輸出更有利，因為利潤比利息大。但是，如果從事輸出的資本家把他們的資本作為產業資本而投入，那麼，對資本的支配仍然是直接的支配，對資本的控制也是直接的控制。投在美國鐵路證券上即作為生息資本投入的英國資本，對美國鐵路大王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而在產業企業本身以英國資本經營的場合，這種影響則是決定性的。然而，今天產業資本輸出的承擔者首先是卡特爾和托拉斯，而且是出於各種不同的原因。首先，它們在重工業中是最強大的；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重工業中，為了對自己巨大增長的產品獲得新的銷售市場，資本輸出的衝動最強烈。這些壟斷的重工業的興趣，首先是鐵路建設、採礦、擴充外國的軍備、建立發電站。在它們背後也有與這些部門聯繫最緊密的大銀行的支持。此外，一方面，在卡特爾化的產業中擴大生產的衝動很強；另一方面，較高的卡特爾價格妨礙了國內市場的擴大；因此，擴張為滿足擴大生產的需要提供了最好的可能性。此外，由於自己的超額利潤，卡特爾總是支配有準備用於積累的資本，希望把這部分資本投在自己的利潤率最高的部門。同時，銀行與產業之間的聯繫在這裡也最緊密。企業通過發行股票而獲得創業利潤的可能性，成為資本輸出的強大動因。因此，在有組織的最先進的工業國家中，即在德國和美國，我們現在看到了產業資本輸出的最強烈的衝動。這說明了一種奇特現象，即這些國家一方面輸出資本，另一方面又從外國部分地輸入自己的國民經濟所必要的資本。它們首先輸出產業資本，從而擴大自己的產業，而又從那些產業發展緩慢但卻積累了較大資本財富的國家中，部分地以借貸資本的形式獲得自己產業的經營資本。這裡，它們不僅從自己在外國市場上牟取的產業利潤與自己向英國或法國所藉資本支付低得多的利息之間的差額獲利，而且也同時通過這種資本輸出保證本國產業的更迅速的擴大。例如，美國以極大的規模向南美輸出產業資本，而同時又從英、荷、法等國以證券和公司債券的形式 輸入借貸資本，用來經營自己本國的產業。
因此，在這方面，卡特爾化和托拉斯化通過加速資本輸出，也使產業壟斷化最發展的國家中的資本家與產業組織較差的國家相比占優勢，因而一方面在後者中間喚起通過保護關稅加速本國產業卡特爾化的努力，同時也在最先進的國家中加強了通過排除任何外國資本的競爭以保證在一切情況下繼續進行資本輸出的努力。
如果發達形式上的資本輸出是由資本積聚程度最高的部門進行的，那麼，這反過來又加強了這些部門的資本力量和加速了積累。最大的銀行和最大的產業部門為自己取得了在外國市場上利用資本的最好條件。豐厚的超額利潤落入大銀行和大產業之手，而弱小的資本力量是根本無法分享的。
因此，金融資本政策有三個目的：第一，建立儘可能大的經濟區；第二，通過保護關稅壁壘排除外國競爭；因而，第三，把這一經濟區變成為民族壟斷聯盟的開發地區。然而，這些要求必然與這樣的經濟政策發生尖銳的衝突，這種經濟政策使產業資本在它的絕對統治(在雙重意義上，即商業資本和銀行資本隸屬於它，它同時又在世界市場占絕對統治地位)時期在英國達到古典的完善狀態。當其他國家實行金融資本政策日益威脅英國產業資本的利益時，情況更加如此。的確，自由貿易國家是外國競爭的天然的進攻對象。當然，「傾銷」對英國產業也是有利的。加工工業由於拋售的競爭而贏得比較便宜的原料。但是，另一方面，這也損害了原料工業。於是，隨著卡特爾化的發展，隨著越來越多的生產階段的合併以及出口獎勵制度的形成，那些迄今從「傾銷」中獲取利潤的英國產業的末日也一定會到來。然而，除此之外，最重要的因素是，關稅以其獲取超額利潤和創業利潤(這對英國資本是個很大的誘惑)的機會，開拓了一個迅速壟斷化的時代的前景。
另一方面，通過保護關稅把英國同它的殖民地聯合起來是完全可能的。英國的自治殖民地大都是這樣一些國家，它們首先是作為英國的原料供應者 和工業品購買者 而具有重要性。其他國家的保護關稅政策，特別是農業保護關稅政策，終歸會把殖民地國家引向英國，把英國作為自己的主要銷售市場。但是，就英國產業會妨礙這些殖民地國家自己的產業的發展而言，這些國家仍處於培育關稅階段，即關稅不能超過一定水平的階段，因為外國工業品的進口對於供應本國市場是絕對必要的。因此，在保持「國內的」培育關稅的情況下，整個不列顛帝國實行更高的卡特爾保護關稅是相當容易的。建立一個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強大到足以限制其他國家用提高保護關稅來排擠不列顛產業的經濟區的前景，促使整個資本家階級聯合起來。 此外，用於殖民地的資本絕大部分歸英國資本家所有，對他們來說，帝國的關稅比自治殖民地的關稅率的顯著提高更重要得多。
美國本身即使在帝國主義時代也是一個足夠大的經濟區；此外，它的擴張方向是由地理條件決定的。以門羅主義作為其最初的政治表現的泛美運動只是處於初始階段，而且由於美國的巨大優勢還有很大希望。
在歐洲，情況就不同了。在那裡，國家的分裂造成經濟利益的對立。通過中歐關稅同盟來消除這些對立，遇到了很嚴重的障礙。這裡，不像在不列顛帝國中那樣，是一些互相補充的部分，而一些是多少同樣的因而互相競爭和互相敵對的實體。
但是，這種敵對由於金融資本的經濟政策而大大加強了。這時，對立已不像19世紀那樣產生於對在歐洲本土建立統一經濟區的追逐，而是產生於對吞併外國中立市場的追逐。為了這個目的，歐洲國家現在部署了國家的武裝力量。這不是為了吞併已經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這些國家的產業本身有輸出能力，它對征服者國家的產業來說僅僅意味著競爭的加劇，而無論如何作為其他國家剩餘資本投資場所的意義很小。重要的毋寧說首先是為了那些尚未被開發的地區，而這些地區的開發恰恰對最強大的資本家集團具有重要意義；也就是說，主要是為了海外殖民地。因為這裡為資本提供了大規模投資的機會。特別是現代交通運輸體系、鐵路和輪船航線的創立，吸引了大量的資本。
國家按照能夠創造超額利潤的條件把殖民地的活勞動提供出來。同時，在許多情況下，它也通過接受國家保證來保證整個利潤。殖民地的自然財富同樣成為超額利潤的來源。這裡，特別重要的是原料價格低廉，從而工業品的成本價格降低。在殖民地，地租還沒有發展起來，或者發展程度很低。把土著居民驅逐出去或徹底消滅，或者在最有利條件下把他們從牧民或獵人轉變為契約奴隸或被限制在狹小的固定地區的農民，一舉而創造出只有名義價格的自由土地。如果土地一般是肥沃的，它就能為國內產業提供遠比舊的供給來源便宜的原料，如棉花。即使價格上反映不出這一點(因為例如在棉花上，美國的價格仍然是決定性的)，它也意味著，本來要付給美國農場主的一部分地租現在落入了殖民地種植園主的腰包。
金屬加工業的原料供應更重要。儘管技術在進步，這種工業的迅速發展仍有提高金屬價格的趨勢，而這種趨勢還受到資本主義壟斷的促進。因此，在自己的經濟區內擁有原料來源變得更加重要了。
因此，獲取殖民地的努力導致大經濟區之間不斷激化的對立，並對歐洲各個國家之間的關係產生決定性的反作用。如像美國這樣一個大的經濟區內部，不同的自然條件是經濟迅速發展的源泉；而在歐洲，不同的自然條件按照極其多種多樣的、從經濟角度來看是偶然的從而是不合理的方式分配於大量的小經濟區之間，則相反地阻礙了經濟發展，使之發生分化，更加有利於大經濟區和損害小經濟區，因為沒有自由貿易把這些地區聯結成為一個具有較高發展程度的經濟統一體。但是，這種經濟不平衡對於各個國家的關係，也就是它在這些國家內部對各個階層的關係，即經濟力量弱的依賴於經濟力量強的。這裡，經濟的手段也是資本輸出。資本富有的國家把資本作為借貸資本輸出，成為借債國的債權人。
只要資本輸出主要用於在落後國家首先建立交通運輸體系，其次發展消費資料工業，它也就長期促進了輸入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當然，這種方法對輸入國家也帶來一些不利，利潤的最大部分流到國外，在那裡部分被作為收入花費掉，因此沒有用於債務國的產業；或者積累起來。自然，這種積累完全無需發生在產生利潤的國家；但是，這種資本主義的「不在制」 會大大放慢債務國的積累速度，從而大大放慢其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在資本主義由於國內條件而必然迅速發展的大經濟區里，不久便會發生外國資本的民族同化。例如，德國很快就把比利時和法國的資本同化，這些資本特別在萊茵—威斯伐倫的礦山中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在小經濟區里，這種同化較難完成，因為本國的資本家階級的出現要慢得多，而且有較大的困難。
一旦資本輸出的性質發生變化，一旦大經濟區的資本家階級不打算在外國建立消費資料工業，而相反地旨在保證對其不斷發展的生產資料工業的原料的控制，這種解放就完全不可能了。例如，庇里牛斯半島國家的礦井和礦山便受到外國資本的控制，這些外國資本現在不再作為借貸資本輸出，而是直接投於這些礦場；斯堪的納維亞的，尤其是瑞典的礦產資源也發生同樣情況，雖然碰到較強的反抗。這些國家在一般也許能建立最基本的現代工業即自己的冶鐵業之時，原料卻被奪走，用來促進英、德、法的產業。因此，它們的資本主義發展，從而它們的政治的和金融的發展，在開始階段就受到阻礙。它們在經濟上依附於外國資本 ，在政治上也成為二等國家，依賴於強國的保護。
另一方面，資本主義殖民政治的日益增長的意義，使英國面臨保證其殖民帝國地位的任務，這一任務同維持它的海上霸權和通往印度的道路具有同樣的意義。但它為此須掌握大西洋的港口，這就促使英國必須與大西洋沿岸國家保持良好關係。英國在政治上能夠達到這一點，因為它通過自己的資本輸出使這些較小的國家在經濟上依附於自己。當德國要求參與殖民政治而使法國和德國相對立並使法國像其他占有殖民地國家一樣為自己的占領地感到擔憂時，英國海軍的強大力量必然促使法國倒向英國一邊。從而，出現一個日益增強的趨勢：雖然歐洲內部的關稅壁壘沒有被廢除，並因此而沒有形成一個大的統一的經濟區，但是一些較小的、政治上從而經濟上落後的統一體卻環繞大的統一體結成政治集團。這些政治關係反作用於經濟關係，使政治上處於從屬地位的國家成為保護國資本的特殊的投資場所。這裡，外交直接為尋求投資的資本服務。
但是，只要小的國家還沒有被完全攫取，它們便成為外國資本的競爭場所。這裡，人們也試圖使用政治手段加以解決。例如，對塞爾維亞來說，大炮的供應也是同時與這樣的政治決策聯繫在一起的：是選擇法、俄的援助，還是選擇德、奧的援助。 因此，政治力量成為經濟競爭中的決定性因素；對金融資本來說，國家的權力地位成為直接的利潤利益。現在，外交把代表金融資本當作自己最重要的職能。除了純粹的政治武器之外，還有商業政策的武器 ；商業協定的條款不再僅僅由商品交換的利益所決定，而且也由小國使大國的金融資本在競爭面前占優勢的自願程度所決定。
經濟區越小，藉助高額出口獎勵能使競爭取勝的力量就越小，為參與其他列強的經濟發展及其高額利潤而進行資本輸出的衝動也就越強烈；本國已經積累的財富量越大，這種需要就越是能夠得到滿足。
但是，這裡也有相反的趨勢在起作用。經濟區越大，國家權力越大，其民族資本在世界市場上的地位也就越有利。因此，金融資本成為利用一切手段加強國家權力的理念的承擔者。但是，歷史上所生成的國家權力的差別越大，競爭條件也就越不同，大經濟區爭奪世界市場支配權的鬥爭也就越有希望，因而鬥爭也就越殘酷。金融資本越發展，金融資本為民族資本而把世界市場的一部分壟斷化的努力越強，這種鬥爭也就越激烈；而壟斷進程越是向前發展，為爭取世界市場的剩餘部分所作的鬥爭也就越殘酷。如果這種對立由於英國的自由貿易制度還可以承受的話，那麼，它由於短期內必定發生的向保護關稅的過渡則大大激化。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它的經濟區比較小的部分之間的矛盾大大增強。同時，德國產業取得迅速發展，它的競爭地盤突然被縮小。這一點，由於下屬情況而使人更加明顯地感覺出來：由於歷史的原因 ，從而由於對現代資本主義(它對過去是完全漠不關心的，除非是積累的「過去勞動」)來說是偶然的原因，德國沒有值得一提的殖民地占領區；不僅僅它的最強大的競爭者英國和美國(對美國來說，它的整個大陸在經濟上都帶有殖民地的性質)，即使比較小的國家，如法國、比利時和荷蘭，也都支配有相當多的殖民地占領區，連它今後的競爭者俄國也占有非常廣闊的經濟區。這種情況必然大大加劇德國同英國及其衛星國之間的對立，最後訴諸暴力解決。
如果沒有相反的原因進行阻礙，這種暴力情況可能早已發生了。資本輸出本身造成阻礙這種暴力解決的趨勢。產業發展的不平衡造成資本輸出形式上的某種區別。只有產業發展在技術方面和組織方面達到最高形式的國家，才能直接參與對產業落後或發展緩慢的國家的開發。其中，首先是德國和美國，其次是英國和比利時。其他老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與其說是以建工廠的形式參與資本輸出，不如說是以借貸資本的形式參與資本輸出。這便導致了，例如法國的、荷蘭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英國的資本變成向德國和美國管理下的產業提供的借貸資本。因此，出現了國際資本利益團結一致的趨勢。法國資本作為借貸資本，對德國在南美等地的產業發展發生利益關係。同時，這種大大增強的資本力量的聯繫，使更迅速地開發外國地區成為可能；此外，由於聯繫在一起的國家的強大壓力，這種開發變得更容易進行。
在這些趨勢中，哪種趨勢占優勢，因具體情況而有所不同。這首先取決於由鬥爭的結果所開闢的獲取利潤的前景如何。這裡，決定競爭在一個產業部門內繼續下去還是通過卡特爾或托拉斯在或長或短的時期內使競爭結束的同樣情況，在國際和國與國之間的範圍內也起作用。力量差距越大，通常越有可能發生鬥爭。然而，每次鬥爭的勝利都增強了勝者的力量，使力量對比關係有利於勝者，而不利於所有其他各方。最近時期的國際占領地政策，整個地使人想起資本主義初期階段的均衡政策。此外，還產生了社會主義運動所造成的對戰爭的內部政治結果的恐懼。但是，另一方面，戰爭與和平的決定權，不僅僅掌握在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手上；在這些國家，反戰的傾向已十分顯著。東歐和亞洲國家的資本主義覺醒，伴隨著力量關係的推移，又反作用於大國，也可以使現有對立暴發。
但是，如果國家的政治力量在世界市場上成為金融資本的一種競爭手段，那麼，這自然就意味著資產階級同國家的關係的徹底變化。在反對經濟上的重商主義和政治上的專制主義的鬥爭中，資產階級是同國家相敵對的力量的代表。自由主義是真正的破壞力量，它實際上意味著「推翻」國家政權和瓦解舊的羈絆。經過艱苦努力建立起來的土地依附關係，城市的行會紐帶，及其特權和壟斷的複雜上層建築的整個體系，被徹底廢除了。自由主義的勝利，首先意味著國家政權力量的大大減弱。至少在原則上經濟生活應完全擺脫國家的調節，國家在政治上應限於安全監督和建立公民平等。因此，自由主義純粹是否定國家調節的，與資本主義早期重商主義階段的國家形成鮮明的對照，那時的國家原則上要調節一切事情；它也與所有的社會主義制度形成鮮明的對照，社會主義制度試圖建設性地而不是破壞性地以對自己的經濟生活從而對自己組織起來的社會進行自覺調節，來代替無政府狀態和自由競爭。自由主義原則最早在英國實現，是完全自然的。在英國，自由主義原則由自由貿易的資產階級來代表，而資產階級只是由於同無產階級的對立才在短時期里不得不訴諸國家權力。但是，甚至在英國，自由主義原則的實現也遭到抵抗，它不僅來自推行保護關稅政策從而反對自由主義原則的舊貴族，而且也部分地來自商業資本和旨在向國外投資的銀行資本。後者首先要求維護海上霸權，這個要求受到對殖民地有利益關係的階層的最有力的支持。但是，在大陸上，自由主義的國家觀從一開始就只有通過很大的曲折才能流行。法國人經典方式表述的大陸自由主義，比英國的自由主義更勇敢和更徹底得多地得出對全部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一般領域的一切理論結論。由於它是後來出現的，成為同英國的自由主義完全不同的科學工具(因此，它的表述也普遍得多，它的基礎是理性主義哲學，而英國的自由主義基本上是建立在經濟學基礎上的)，所以它在大陸上的實際實現從一開始就受到一定的限制。這是觀念體系同現實之間的鮮明對立。資產階級經濟上需要把國家作為自己發展的最有力的槓桿；對它來說，問題不是廢除國家，而能是把國家從一種障礙物轉化為自己發展的工具。那麼，資產階級應該怎樣做才能實現削弱國家權力的自由主義的要求呢?大陸資產階級首先需要的，是克服小國的分散狀態，以統一國家的強大優勢代替小國的軟弱無力。建立民族國家的要求必然使資產階級一開始就是維護國家論者。但是，在大陸上，問題不是海上實力，而是陸上實力。但是，現代陸軍在使國家權力同社會相對立的問題上，是同海軍完全不同的一種手段。這從一開始就意味著支配軍隊的人的手裡所掌握的國家權力的獨立化。另一方面，把群眾武裝起來的普遍兵役義務，很快便使資產階級相信，如果軍隊不應成為對自己統治的威脅力量，那它就需要建立一個帶有作為國家馴服工具性質的獨立軍官團的嚴格的等級組織。因此，如果自由主義不能在德、意、奧這樣的國家實施自己的國家綱領，那麼，它的努力在法國也很快會受到限制，因為法國資產階級在商業政策上不能沒有國家的幫助。此外，法國革命的勝利必然使法國從兩條戰線捲入戰爭。一方面，法國必須反對大陸的封建主義，確保自己革命的成果。另一方面，建立現代資本主義新帝國，意味著對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原有地位的威脅；因此，法國同時勢必同英國展開爭奪世界市場支配權的鬥爭。它的失敗加強了英國土地所有者、商業資本、銀行資本和殖民地資本的力量，從而使國家權力加強到超過產業資本，因此推遲了英國產業資本統治的最終出現和自由貿易的勝利。另一方面，英國的勝利必然使歐洲的產業資本成為保護關稅的追隨者，使經濟自由主義的勝利完全化為泡影，同時也為大陸金融資本的迅速發展創造了條件。
因此，資產階級的觀念體系和國家觀適應金融資本需要的過程，在歐洲從一開始障礙就很小。德國統一以反革命的方式而實現，這個事實必然大大增強人民意識中的國家政權的地位；而在法國，軍事上的失敗首先使一切力量集中於恢復國家權力。因此，金融資本的需要遇到這樣思想因素，這種因素可以很容易地為金融資本所利用，從中創造出新的與自己利益相適應的思想。
但是，這種思想體系與自由主義的思想體系是完全對立的。金融資本所希望的不是自由，而是統治；它對個別資本家的獨立性毫無興趣，而是要求對後者的束縛。它厭惡競爭的無政府狀態，希求組織，當然只是為了能夠在越來越高的階段上展開競爭。但是，為了達到這種目的，維持和加強自己的優勢，它需要國家通過關稅政策和稅收政策保證其國內市場，並有助於它征服外國市場。它需要政治上強大的國家，這個國家在其商業政策上不必考慮其他國家的對立利益。 它需要強大的國家使自己的金融利益延伸到國外，並運用自己的政治力量把於己有利的供給合同和貿易協定強加給小國。它需要的是這樣一個國家，這個國家能在世界各地進行干預，以便能把整個世界轉變為自己金融資本的投資場所。最後，金融資本需要一個足夠強大的國家，以便能夠推行擴張政策併吞並新殖民地。如果說自由主義是國家的強權政治的反對者，那麼，它卻企圖在儘可能小的範圍內向貴族和官僚提供國家權力手段，來保證自己的支配權，對抗貴族和官僚的原有權力。因此，沒有任何限制的強權政治便成了金融資本主義的要求，即使由於軍國主義和海上霸權主義的支出而不能直接保證最強大的資本主義階層得到在大多數情況下提供壟斷利潤的重要銷路，情況也會如此。
但是，對擴張政策的要求也使資產階級的整個世界觀徹底變革了，它不再是和平的和人道的了。老的自由貿易論者信仰自由貿易，認為它不僅是最正確的經濟政策，而且也是和平時代的開端。金融資本早已喪失了這一信念。它不相信資本主義利益的和諧，而是清楚地知道，競爭日益成為政治的權力鬥爭。和平理想失去了光澤，代替人道理念的是國家強大的理想。現代國家是由於民族統一努力的實現而產生的。因為民族思想承認所有民族有形成自己國家的權利，從而國界是由民族的自然邊界而定，所以這種思想在民族構成國家的基礎時便發現了自己的自然界限。這種民族思想現在轉化為把本民族凌駕於其他民族之上的思想。 現在作為理想表現出來的是，保證自己的民族對世界的支配；這種努力正像它由以產生的資本追逐利潤的努力一樣，是無限的。資本成為世界的征服者；隨著征服每個新國家，它也征服了需要跨越的新邊界。這種努力成為經濟的必然性，因為每一步落後都降低金融資本的利潤，削弱它的競爭能力，最後可能使較小的經濟區成為大經濟區的附庸。這種努力在經濟學上被加以論證，在思想上則被顯著歪曲了的民族思想加以辯護。這種民族思想不再承認每個民族的政治自決權和獨立性，不再是一切人類成員平等的民主信條在民族範圍內的表現。壟斷的經濟上的優越性，反映在別的民族必須歸附於自己民族的優越地位上。這個民族被認為是選拔出來的優於所有其他民族的民族。既然征服別的民族是靠武力即靠完全自然的方式進行的，所以，統治民族顯然是把這種統治歸功於自己的特殊自然性質，即歸功於自己的種族性質。因此，在種族主義思想下，金融資本的權力欲便得到披著自然科學外衣的論證。於是，這種權力欲便證明了它的行為具有自然科學的制約性和必然性。寡頭統治的理想代替了民主平等的理想。
但是，如果說這種理想在對外政策範圍內表面上還包括整個民族，那麼，它在國內政策範圍內卻加強了僱主對工人階級的陣地。同時，工人日益增長的力量，也加強了資本進一步強化作為反對無產階級要求的保障的國家權力的努力。
於是，帝國主義思想體系便產生了，它是對舊的自由主義理想的否定。它嘲笑後者的天真。在武器優勢是最終主宰的資本主義鬥爭世界裡，相信利益的和諧是多麼可笑的幻想!在只有權力才能決定人們命運的地方，期待永久和平的王國，進行國際法的說教，又是多麼可笑的幻想。想把國內法律關係的調節移往國外，是多麼愚蠢。這種把工人變成為勞動問題、在國內發明社會改良以及想在殖民地消除契約奴隸制(這是合理化地進行剝削的唯一可能性)的人道主義幻想，是對事業多麼不負責任的干擾。永恆的正義是一個美夢，而用道德是不可能在國內建起鐵路來的。如果我們想期待競爭的幡然悔悟，那我們怎樣能征服世界呢?
但是，帝國主義以消除一切幻想來取代資產階級已經黯然失色的理想，僅僅是為了喚起一個新的更大的幻想。在衡量資本主義利益集團之間的實際衝突時，它保持清醒的頭腦；它把整個政策理解為互相鬥爭但又互相聯合的資本主義辛迪加之間的事情。但是，當它暴露自己的理想時，就變得很迷人和令人陶醉了。似乎帝國主義者自己不打算索取什麼，也不是空想家和夢想家，這種空想家和夢想家把一切發展階段上和具有一切發展可能性的雜亂無章的種族，溶解為人的空泛概念之中，以代替豐富多彩的現實。它以嚴峻而清晰的目光觀察這些混雜的民族，並看到自己的民族凌駕於所有民族之上。這個民族是實實在在的，生活在強大的、越來越強大的國家之中。這個民族地位的提高值得它付出一切努力。於是，便達到了把個人利益獻於較高的一般利益，而後者是一切有生命力的社會思想體系的條件；與人民相異己的國家同民族本身被聯結為一個統一體；民族思想被作為政治的推動力。階級對抗消失於為整體利益服務之中。為民族強大的共同目標而聯合起來的民族的共同行動，代替了對所有者階級來說是絕望的和危險的階級鬥爭。
似乎為陷於分崩離析的資產階級社會紮上一條新的紐帶的這種理想，當資產階級社會的瓦解過程進一步加深時，必然更加受到熱烈的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