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資本 · 第二十一章 商業政策的轉變

金融資本意味著資本的統一化。以前被分開的產業資本、商業資本和銀行資本等，現在被置於產業和銀行的支配者通過緊密的個人聯合而結成的金融貴族的共同領導之下。這種聯合是以大壟斷聯合從而消除個別資本家自由競爭為基礎的。當然，資本家階級同國家權力的關係也因此而發生變化。 資產階級的國家觀產生於反對重商主義政策以及反對中央集權和享有特權的國家權力的鬥爭中。資產階級的國家觀代表了早期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和工廠的利益，一方面反對大商社和殖民公司的特權和壟斷，另一方面也反對封閉的行會手工業的特權和壟斷。但是，只有在證明國家的經濟立法是多餘的或有害的情況下，才能進行反對國家干預的鬥爭。同國家法律相對立，經濟固有的規律性及其對國家立法的優越性，還必須加以證明。 這樣，資產階級的政策便建立在國民經濟學的基礎之上，反對重商主義的鬥爭變成了爭取經濟自由的鬥爭。後者又擴大成為爭取個人自由、反對國家監護的鬥爭。這些觀點如何上升到自由主義的世界觀，這裡不能詳加考察。也許應該指出的只是，例如在英國，爭取經濟自由的鬥爭在現代科學觀點還不知道的某一時間取得勝利，但自由主義卻沒有把這種觀點納入自己的世界觀之中。像法國自由主義所闡明的有關一切道德和宗教觀點的革命轉變，在英國絕沒有成為國民的共同意識；相反地，經濟自由主義在英國卻比在歐洲大陸上的任何地方都得到了更強的貫徹。 然而，即使在英國，自由放任的勝利也是不完全的：銀行業領域依然被排除在外。銀行自由的理論服從於英格蘭銀行統治者的實際需要。曼徹斯特學派的理論對實際執行的對外政策的影響則更小，這種對外政策在19世紀，如同在17世紀及18世紀一樣，執行的依然是英國的世界貿易。在歐洲大陸，其實踐則完全是貫徹營業自由，並依然作為對內政策的原則。而貿易政策很自然仍是保護關稅的。因為英國的自由貿易政策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領先地位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英國產業的技術的和經濟的優勢的基礎之上的。英國的這種領先地位絕不是僅僅由於自然原因，儘管這些原因也起重要作用。只要現代的交通運輸體系還沒有發展起來，水上運輸以及由於礦石和煤炭產地相近而產生的運費的節約便具有決定意義。但是不應忘記，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是資本積累。英國積累較快，其基本原因是：一方面，同西班牙、荷蘭和法國爭奪海上霸權從而對殖民地統治權力的鬥爭已經結束；另一方面，由於大地主對農民的勝利而使無產階級化的過程加快。 英國產業的領先地位增加了它對自由貿易的興趣，正像早些時候荷蘭資本主義發展的領先地位使它採取自由貿易政策一樣。 在國內，產業的發展、人口的增加以及人口在城市裡的集中，很快便造成農產品的不足。因此，穀物價格便由當時運輸方式變革前的特別高的運輸費用以及後來生效的關稅所決定。此外，在只是豐收使穀物進口沒有必要而歉收卻使穀物進口大大提高的過渡時期，土地所有者已經通過出口獎勵制度周期地製造饑荒價格。英國貨幣制度的狹隘基礎，在生活資料變貴之後，也造成貨幣危機。這一整個體系現在同產業的利益處於最尖銳的對立之中。外國工業品進口並沒有使工廠主感到害怕，因為他們的企業在技術和經濟上都遠為優越。但是，穀物價格是「勞動價格」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它在產業資本家的成本價格中起著更為重要的作用，因為在資本有機構成還很低時，活勞動占總產品價值的份額比較高。英國反關稅鬥爭的公開的動機是，通過降低原料和勞動力價格來降低成本價格。 英國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對其他國家的自由貿易也很感興趣，而對殖民地的占有興趣不大。就殖民地作為工業品銷售市場和原料購買市場來說，只要這些地區實行自由貿易制度，英國就沒有值得一提的競爭對手。要求一項積極的殖民政策的代價是昂貴的——增加稅收和削弱宗主國的議會制度。這種要求退到了自由貿易的宣傳之後。當然，放棄殖民地仍不過是激進的自由貿易論者的柏拉圖式的要求。因為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不僅僅被看作市場，對印度的統治也保證一個大的和有勢力的階級獲得作為「對善政的貢賦」的優厚收入。 此外，在這一重要市場上，「治安」是銷售的條件。值得懷疑的是，英國放棄統治是否一定能阻止先前那種使銷售能力惡化的鬥爭重演？ 在大陸，商業政策的利益關係完全不同。在這裡，首先是農業原料的供應者，從事出口的地主主張自由貿易。因為自由貿易擴大他們自己的產品銷售，能便宜地獲得工業品。產業資本家的利益卻相反。對農產品實行保護關稅不成問題，但是強大的英國競爭卻妨礙了或延緩了自己的產業發展。需要做的僅僅是克服最初的困難，戰勝一切由於缺乏熟練工人、工長和工程師而帶來的障礙，克服技術落後狀態，建立商業組織，促進信用的發展，通過鎮壓手工業的競爭和瓦解古老的農民經濟來加速無產階級的形成，——簡言之，就是要補做作為英國優先地位基礎的一切東西。此外，對關稅收入的國家利益，在間接稅制的初期，以及在廣大地區的自然經濟狀態對這種稅制的發展設置了不可克服的障礙的時期，比現在更為受到重視。此外，在那一個時期，大陸國家的關稅收入，就其是對工業品的徵收而言，對國民經濟並沒有什麼害處，雖然國內消費者必須為例如英國工業品多付關稅稅錢，但這種差額畢竟流進國庫里了。而現在保護關稅卻造成如下結果：國內消費者必須把超過流入國庫的巨大數額付給產業資本家和地主。相反地，在英國，國庫的利益現在變得突出了。因為在這種階級的政治權力關係下，已經形成的關稅制度只有經過巨大的困難和反抗才能得到完善。 至於殖民地占有問題，如果殖民地國家廢除了保護性的關稅壁壘和特權，它們就必然面臨極強大的英國的競爭的威脅。 因此，產業階級的關稅政策在大陸和美國具有不同的方向，這可以由美國資本主義的產業優勢加以說明。大陸及美國的保護關稅制度由凱里和李斯特作了理論上的論證。李斯特的體系並不像李嘉圖所表述的那樣，是對自由貿易理論的駁斥。它只不過是一種經濟政策，這種經濟政策只有通過促進民族工業的發展才能使自由貿易制度成為可能。而後，自由貿易制度便是民族工業的最適當的制度。李斯特的培育關稅只應服務於這一目的。因此，他要求低額關稅，以便彌合英國的先進和德國的落後之間的差距。這種關稅只是暫時的，因為他的政策必然使關稅最終成為多餘的。 這種發展資本主義的關稅政策，由於發達的資本主義關稅政策而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坦率地說，李斯特的體系是適合於資本主義落後國家的體系。目的變異規律 [1] 又一次證明了自己的有效性。一旦以資本集中和積聚的程度即卡特爾化和托拉斯化的程度以及銀行支配產業的程度——簡言之，以所有資本向金融資本轉化的程度為標準，那麼，不是自由貿易國家的英國，而是保護關稅的國家德國和美國，變成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典型國家。在德國，在國內關稅壁壘瓦解之後，特別是在帝國建立之後，產業的迅速高漲引起了商業政策利益的徹底演變。農產品輸出的停止使地主成為保護關稅的既得利益者。工業中的保護關稅的既得利益者同他們結合在一起。這正是要求保護關稅、對抗更強大的英國競爭的重工業的代表，特別是冶鐵業的代表。這種產業部門有較高的有機構成，可以比較容易地承受生活資料價格的上漲。此外，生活資料價格的上漲當時還不太明顯，它的影響被正在開始的美國農業競爭所消除。另一方面，產業由於危機的結果而遭受極其嚴重的危害。當德國的冶鐵業由於自然和技術的原因而落後於英國時，特別是生鐵除磷法發明以前，對來自英國的競爭更難以承受。此外，在具有很高的有機構成和特別大的固定資本份額的產業中，後起者也很難趕上先發者的優先地位。在德國，從一開始就已經同重工業發展有密切聯繫的銀行資本的一部分，也贊成保護關稅政策。保護關稅的反對者，是那些投資於出口產業的產業資本的一部分和商業資本。但是1879年保護關稅的勝利意味著保護關稅職能轉變的開始，即從培育關稅逐漸變成卡特爾關稅。 毫無疑問，排除外國競爭極大地促進了卡特爾的形成。這是直接的促進，因為競爭者的減少使他們結合更容易；這也是間接的促進，因為保護關稅就它的實際形成和起源來說(保護關稅在這個階段上，在歐洲和美國，受經營原料和半成品生產的強大資本家的支持)，通常對生產原料和半成品的產業比對為出口的成品產業更為有利。後者必須在世界市場上同英國的這種產品競爭，而英國這種產品的成本價格並沒有因為保護關稅而提高。正是這種情況，必然促進從事生產資料生產的產業的發展，把其技術發展所必要的一切資本提供給它們支配，加速它們向更高的有機構成方面發展，從而也加速它們的積聚和集中。這樣便為它們的卡特爾化創造了前提條件。 同時還存在著另一種最初由德國資本主義發展的落後而造成的情況，這種情況最終成為德國產業對英國產業具有組織優勢的一個原因。英國產業的發展在組織上可以說經歷了由小的萌芽逐漸到大規模的發展。由協作和工場手工業變成工廠。工廠最初主要在紡織工業中發展起來，這種工業要求比較小量的資本。就組織方面來看，主要仍是個人企業。個別資本家而不是股份公司占統治地位。資本主義財富依然掌握在個別產業資本家手裡，因此，一個富有的資本雄厚的產業企業家階級漸漸以越來越快的速度產生出來。他們的財產就是生產企業。後來，特別是由於大運輸企業的發展，股份公司便獲得了更大的意義。這時，這些大產業資本家基本上都成了股東。就股份公司的產生和其性質而言，投資於這些股份公司的也是產業資本。像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一樣，銀行資本和從事發行活動的資本也掌握在個別資本家手裡，而股份銀行僅服務於流通信用，因此對產業不產生很大的影響。從事發行活動的銀行家也一樣，他們正因為是發行家而不再是銀行家，至少部分地變成了產業資本家。資本在個別資本家手中積聚的這種趨勢，是英國資本主義較早的可以說是有機發展的一個結果，在大陸和美國都是不存在的。另外，來自殖民地特別是來自印度的大量貨幣額也像利用英國的貿易壟斷而獲得的大量貨幣額一樣，在個別資本家手中積累起來，這在德國和美國則是完全不存在的。 後來，在德國，當資本主義發展的政治障礙由於關稅同盟以及隨後帝國的建立而被最終克服的時候，當資本主義的道路被掃清的時候，資本主義發展當然不必步英國的後塵。儘可能地在技術和經濟上以先進國家已經達到的階段作為本國的起點的努力，是必然的。然而在德國，缺少資本在單個人手中的積累，這種積累是在最發達的產業中按英國已達到的規模進行生產所必要的。因此，在這裡，股份公司除同德國的和英國的形式有共同職能外，還獲得了新的職能，即籌措必要資本的手段。由於積累較小，不僅個別資本家沒有必要的資本，就是整個產業資本家階級也沒有必要的資本。在英國，股份公司，特別是在它的初期，把富有的資本家聯合起來；而在德國，股份公司也向產業資本家提供必要的資本，把其他階級的貨幣提供給他們，用於他們的企業。但是，直接發行股票是不能達到通過銀行中介那樣的規模的。在銀行中，所有資本家本人的閒置貨幣，還有其他階級的貨幣，可以被集中起來，提供給產業支配。在產業中鼓勵股份形式的同一原因，也使銀行作為股份銀行而產生出來。因此，德國銀行從一開始就具有給德國產業股份公司提供必要資本的任務，從而不僅提供流通信用，而且也提供資本信用。因此，在德國和(部分地也以不同的形式）在美國，銀行同產業的關係從一開始就必然不同於英國。如果說這種區別首先來自德國比較落後和比較遲緩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那麼在德國和美國，這種產業資本和銀行資本之間的密切聯繫相反地卻成為向更高的資本主義組織形式發展的重要因素。 在產業迅速發展的條件下，保護關稅政策同產業由於銀行而金融化的這種結合，必然很快造成卡特爾化的趨勢，而這種趨勢本身又造成新的保護關稅利益，因為保護關稅本身的職能由此而發生了變化。 古老的保護性關稅的使命，除了彌補既有的不利自然條件外，就是促進在被保護範圍內產業的建立。它應保護處於發展中的國內產業，防止被已發展起來的外國產業的強大競爭所阻礙或消滅。關稅只需確定在恰好足以抵消外國產業優勢的適度水平。這種關稅還不能設想為禁止性的關稅，因為國內產業還不能滿足需要。它首先不能成為長期的。如果保護關稅僅僅執行它的「培育關稅」職能，如果國內產業發展起來能夠滿足需要並造成出口的可能性，保護關稅便失去自己的意義。它完全變成有利的出口機會的障礙，因為它促使其他國家也採取類似的措施。在自由競爭的制度下，從被保護的產業滿足了國內需要並能開始出口時起，保護關稅的提高價格的作用便不再有效了。其實，在自由競爭的條件下，這時受保護的市場價格必然等於世界市場的價格，因為運往遙遠的世界市場的運輸費用的節約使國內市場的銷售比國外市場的銷售盈利更多。產業的供給等於或大於國內需要，因此，保護關稅按其水平來說更為適中，按其時間說更為短暫，只是幫助某產業部門度過它幼年時期的最初困難。 但是，在資本主義壟斷時代，情況就不同了。現在正是那些具有最強出口能力的產業支持高額保護關稅。它們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根據過去的理論，他們對保護關稅不該再有什麼利益。從國內產業完全滿足需要時起，保護關稅便不再具有提高價格的作用(假定自由競爭占統治地位)。但是產業上的保護關稅是促進卡特爾化最有效的手段之一。首先，它使外國競爭更加困難； 其次，卡特爾提供了利用關稅差額的可能性，即使是出口能力已經達到。卡特爾通過分攤用於國內消費的生產量，排除了國內市場上的競爭。即便在生產早已超過國內需要的階段上，競爭的消失也維持了保護關稅提高價格的作用。因此，卡特爾化產業的一個重大利益就是使保護關稅成為一項長遠的制度。保護關稅首先保證這種產業作為卡特爾的存在，其次使這種產業在國內市場上出售自己的產品獲取超額利潤。這種超額利潤的高度是由國內價格超過世界市場價格的幅度決定的，但是這種差額取決於關稅的高低。因此，正如追求利潤的努力一樣，追求提高關稅的努力也是沒有止境的。因此，卡特爾化的產業對保護關稅額度的大小有著直接的、極大的利害關係。關稅越高，國內價格也就越能提高到世界市場價格以上，因而也就由培育關稅變成高額保護關稅。逐漸降低關稅的締約的擁護者、辯護者，變成了狂熱的高額關稅論者。 但是，卡特爾不僅從對由它自己生產的產品實行保護關稅中得到好處。我們知道，在其他情況不變的條件下，卡特爾價格受其他產業利潤率的限制。例如，如果機械工業的利潤率由於機械關稅的提高而提高了，那麼，煤炭和冶鐵生產的卡特爾就能提高自己的價格，從而把機械工業超額利潤的一部分或甚至有時全部據為己有。這樣，壟斷同盟便對關稅產生了利害關係，不僅對它自己的產品，而且也對加工工業的產品實行保護關稅。 因此，保護關稅向卡特爾提供了超過由於卡特爾化所達到的超額利潤的超額利潤， 並賦予卡特爾向國內人口徵收間接稅的權力。這種超額利潤不再來自卡特爾雇用的工人所生產的剩餘價值，也不是對其他非卡特爾化產業的利潤的扣除，而是對國內整個消費者階級所課的貢賦。它在何種程度上由消費者階級來承擔，具體地說，是否和在何種程度上是對地租、利潤或工資的扣除，恰像對工業原料和享受資料所課間接稅的轉嫁中那樣，取決於具體權力關係和由於卡特爾保護關稅而變得昂貴的物品的性質。例如，食糖價格的上漲比農業機械或硬木家具的價格上漲對工人群眾影響更為嚴重。但是，不管最後這種價格上漲的作用如何，社會收入的一部分都由於這種價格上漲而被受關稅保護的卡特爾化產業所占有。這些產業的積累也因此而受到強有力的促進。 同時，這種提高利潤的方式必然變得更加重要，因為通過提高絕對剩餘價值即延長勞動時間和降低工資而造成的利潤率的提高，由於工人組織的加強而成為不可能的事情，而相反的趨勢卻日益加強。實行工業關稅帶來農業關稅提高的事實，恰恰對重工業沒有什麼意義。因為後者有機構成高，勞動力昂貴，並不會過於加重它們的負擔。它們在工資鬥爭中的地位很強大，如果保護關稅確實定得足夠高，那麼由於農業關稅而引起的生產費用的少許提高，也可以由保護關稅而產生的超額利潤綽綽有餘地加以補償。 然而，國內市場價格的上漲有縮小卡特爾產品銷售的趨勢，這樣就和擴大生產規模、降低生產成本的趨勢相矛盾。在卡特爾還不鞏固的場合，這就可能對卡特爾的生存構成威脅。對那些具有最好裝備的大企業來說，由於卡特爾政策而引起的銷路的減少是不堪忍受的。於是，他們重開競爭戰，以消滅弱小企業並占領後者的銷售市場。在競爭戰結束之後，便會在新的基礎上產生一個更加強大的卡特爾。但是，如果卡特爾已經鞏固，它就力圖通過加強出口來補償國內市場的縮小，以便能夠在同樣的規模上或儘可能在更大的規模上進行生產。當然，在世界市場上，卡特爾必須按照世界市場的價格銷售。如果卡特爾有足夠的生產和出口能力(這是我們的前提），那麼，它的實際生產價格（k+p)便與世界市場價格相一致。但是，卡特爾也能以低於它的生產價格出售，因為它在國內市場上靠在該市場銷售的產品獲得了超額利潤，這一超額利潤的量是由關稅的高低決定的。所以，卡特爾能夠用這些超額利潤的一部分，以低於競爭者的價格出售，從而擴大自己在國外的銷售市場。如果這一點成功了，它也許能夠擴大生產，降低生產成本，從而獲得新的超額利潤，因為國內的價格保持不變。如果國內的購買者把它的產品出口，它從自己的超額利潤中向他們支付出口獎勵，它也能達到同樣的結果。這裡，在經濟區的規模和國內消費量既定的情況下，出口獎勵的最高限額便由關稅水平來決定。而在景氣時期，卡特爾能夠把這種獎勵壓得非常低，有時可以完全取消，並通過這種方式把一部分本應屬於購買者的因景氣而獲得的利潤據為己有。在不景氣時期，全部獎勵也許不足以補償購買者由於世界市場價格下降而蒙受的損失。卡特爾的歷史反覆證明，把出口掌握在自己手裡對卡特爾的生存是多麼重要。因為不然的話，由於缺少發達的獎勵制度而造成出口的障礙，便不斷威脅卡特爾的生存。但是，隨著獎勵制度的發展，保護關稅的職能便發生了徹底的變化，實際上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從抑制外國產業占領國內市場的手段變成了國內產業占領外國市場的手段，由弱者手中的防禦武器變成了強者的進攻武器。 英國的自由貿易絕沒有被它的代表者看作僅僅是適用於英國的經濟政策。相反地，自由貿易政策的普遍化是英國產業的普遍利益，它保證了英國產業在世界市場上的壟斷。其他國家的保護關稅意味著英國商品銷售能力的限制。現在，這裡也發生了這樣一種意義上的變化，即資本也克服了這種障礙。雖然他國實行或提高關稅對向它輸出的國家始終意味著銷售能力的限制，從而成為後者產業發展的障礙，但是保護關稅在前者國家中意味著超額利潤，這種超額利潤便成為不是把商品而是把商品生產本身帶到國外去的動機。只要資本主義還不發展，這種能力就比較小，這部分地是因為當時國家立法的阻撓，部分地是因為資本主義生產的經濟前提還沒有充分具備，即缺少國家的保護，缺少勞動力，特別是缺少熟練勞動力。所有這些都是必須緩慢地和逐步地加以消除的並使資本轉移特別困難的障礙。但是這些障礙現在大都被消除了。因此，對發達國家的資本來說，通過資本輸出手段克服保護關稅制度對利潤率影響的有害結果，是可能的。 * * * [1] 「目的變異」來自德國著名理學家威廉·馮特的心理學理論，指行為過程的結果導致最初目的改變或非最初目的出現的可能性。——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