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資本 · 第十八章 經濟周期過程中的信用關係
在繁榮階段的初期，一般情況是利息率較低，並僅僅是緩慢地、逐漸地上升。借貸資本充裕。生產的擴張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流通的擴大，雖然增加了對借貸資本的需求，但是這種增加了的需求還是容易滿足的。這是因為，第一，在蕭條時期，閒置的貨幣資本可以為此而提供支配；第二，在繁榮的初期階段，流通信用同時也擴大了。雖然產業資本家和商業資本家的待轉化為貨幣資本的商品資本也在量上和價格上都提高了，但是信用貨幣量的增加卻為此提供了必要的流通手段。信用貨幣量增加了；同時，信用貨幣的流通時間也因生產資本周轉的加快而縮短。由信用貨幣增加而造成的借貸資本供給的增加，在不提高利息率的條件下，滿足了對借貸資本的日益增長的需求。
在這一時期內，由流通時間長度決定的、生產資本家在他的資本流通時間內所必須掌握的貨幣資本，由於流通時間的縮短而減小，並作為借貸資本出現在貨幣市場上，從而也增加了借貸資本的供給。
隨著繁榮的延續，這種情況也發生了變化。這種逐漸的變化表現在利息率的逐漸上升。
我們已經看到，在繁榮時期，第一，資本周轉時間延長；第二，出現了生產部門之間的比例失調。但是，周轉時間的延長，從而銷路的滯緩，同時也意味著信用貨幣流通速度的放慢。一張為期三個月的票據，如果它以貨幣形式所代表的商品在四個月之後才被支付，那麼，它在期滿日就不能兌現。這張票據必須延期，或者用現金支付。這種延期意味著對信用即銀行方面的資本信用的要求，從而意味著對銀行信用需求的增加。對銀行信用的需要成為一般的需要，因為延期的必然性不僅涉及個別資本家，而且也一般地涉及整個生產資本家階級。僅僅由生產資本家相互提供的流通信用已不能滿足需要而造成的對銀行信用需求的增加，對現金需求的增加，直接促成利息率的提高。
同樣意味著滯銷的比例失調的加劇，也具有同樣的結果。商品必須以商品來代替，從而信用貨幣才能執行代替現金的職能。如果商品的相互交換停止，則信用貨幣必須為現金所代替。票據在期滿日不能被兌現，是因為它所代表的商品還沒有出售。然而，如果票據必須被兌現，那它就只有通過要求銀行信用才能做到這一點，於是銀行信用取代了流通信用。但是，對產業資本家來說，下述情況是無關緊要的：他們出賣自己的商品所得到的票據的兌現，是通過流通信用的方式，從而歸根到底通過一種商品為另一種商品所代替，還是通過銀行信用的方式，從而他的商品沒有最終為另一商品所代替。雖然他現在必須支付較高的利息，但他並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即使明白了，也不能改變現狀，對他也沒有任何幫助。價格和利潤依然是高的。他還要通過自己票據的兌現獲得能使生產在原有規模上繼續進行的必要的貨幣資本。他全然不知道，他現在使用的貨幣資本不再是自己的商品資本的轉化形式，它實際上根本沒有賣掉。他也不知道，現在維持生產所使用的追加貨幣資本是銀行家提供給他的。
這是一個具有極其重要意義的情況。開始時的比例失調必然反映為商品儲備的形成。在商品流通過程的某一點上，必然發生停滯。如果必須將商品賣掉以便能用賣得的貨幣繼續維持生產，那麼，這種商品儲備便必然會擠壓市場。
這種影響以及與此相關的對價格和利潤的影響，可以通過銀行向生產資本家提供貨幣資本而加以避免。因此，信用掩蓋了開始時的比例失調。生產仍然不變地繼續進行，在某些價格特別高的生產部門則還在急劇擴張，因為貨幣資本的獲得防止了商品對市場施加壓力和造成價格波動。雖然生產部門之間的比例失調已經形成，但生產看起來卻好像處於完全正常的狀態。
最初由周期過程中比例關係的變化所決定的利息率水平的變化，反過來對創業活動、商品和有價證券的投機，從而對交易所交易的形成，產生極大的影響。在繁榮的初期階段，利息率處於低水平；在其他情況保持不變的條件下，這種現象便引起虛擬資本幣價的上漲。在產生固定和可靠收益的那部分虛擬資本中，例如在國家和公共團體的債券中，在某些種類的抵押債券中，市價就是直接由於利息率的降低而提高的。就股票而言，股息的減少和收益的更加不穩定，對因利息率下降而造成的市價上漲產生抑制作用。繁榮消除了這種相反的趨勢；由於收益增加並且日益穩定，在利息率仍然很低時，股票市價卻上漲了。與此同時，利用市價上漲為自己牟利的投機活動猖獗起來，從而對股票的需求進一步增加，市價進一步提高。生產的擴大同時意味著創業活動的增加。新的股份公司被創建起來，現有的股份公司擴大了自己的資本。銀行的發行活動變得活躍起來。股票的高市價與低利息率，決定了高額發行利潤。新股票迅速被交易所所吸收，輕而易舉地賣給公眾，即賣給那些擁有借貸資本的資本家。這是創業活動最活躍和銀行由發行活動獲得的利潤最大的時期。貨幣的閒散有利於那種為了自己的活動而依賴於對信用要求的投機。由於利息低，投機甚至可以種用市價的微小波動(這在繁榮的初期占統治地位)而牟利。交易所的活動是活躍的，交易在價格波動比較小的情況下也頗為可觀，而這些波動最後整個說來又造成市價水平的提高。一方面，由證券數量的增加和市價的提高造成市價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交易的擴大意味著對信用的更大要求，以進行需要更大數額貨幣的差額清償。因為在這樣的時期內，買空投機超過賣空投機，買超過賣，最後應該加以清償的差額增大，所以情況就更是如此。然而，交易所對信用需求的增加(這與在產業資本家的場合不同，在那裡，需求的增加首先通過流通信用的擴大而得到滿足)，在這裡並不同供給的增加相對應。因此，需求的增加直接促進了利息率的上漲，加強了那些在生產過程中出現的促使利息率上升的趨勢。
在商品投機領域中，過程也相類似。商品投機也同樣力圖利用價格上漲為自己牟利，並加強價格上漲的趨勢。一方面，把在該市場上價格高的商品從其他市場上調來，從而增強供給。由於一個輸入業者不了解其他輸入業者的活動，所以便直接產生這樣一種可能性：供給最終超過需求，形成商品積壓。另一方面，商品市場的投機，同證券市場的投機一樣，力圖維持並儘可能地促進價格提高。為了提高價格，商品被儘可能久地保持在市場之外。這時，試圖通過製造人為的短缺而抬高價格的瑞恩和科奈爾就形成了。為能囤積商品，信用要求再次成為必要，從而又造成利息率的提高。
這時，產業繁榮普遍化並步入鼎盛時期。價格和利潤處於最高水平。股票市價由於收益提高而提高。迄今基本上以盈利而告終的投機不斷擴大。投機盈利發揮了自己的宣傳力量。公眾對交易所交易的參與日益增多，從而使職業投機有可能靠犧牲公眾利益來擴大自己的業務。利息率處於高水平，交易所交易要想盈利，還必須使市價發生較大變動，否則投機盈利就會被高利息所吞噬。但是這種波動現在之所以還很大，還因為來自產業方面的信息不再是無條件有利的。除了盈利提高之外，有時還出現停頓；銷路不再那樣暢通；信用開始變得困難起來，因為銀行開始感到鼓勵投機是危險的，還因為隨著公眾更多的參與，沒有自己的資金或遠遠超過自己的資金量進行投機的人的範圍擴大了。類似的過程也在商品市場上發揮作用。
但是，利息率的提高具有使股票市價降低的趨勢。因此，最後必須達到這一點，即投機不得不停止它的哄抬物價的努力。如果投機過去所要求的信用的一部分能從投機中抽回，那麼，這一時點便加速到來。我們已經看到，在繁榮繼續進行時期，生產資本家必然向銀行提出越來越大的要求。除了已經敘述過的原因外，現在還要補充另一個原因。利息率對創業利潤具有決定意義。高漲時期的高利息率減少了創業利潤，從而限制了發行活動。此外這個時期的投機已經處於飽和狀態，不能承受按現有高市價增發的有價證券。於是，銀行面臨著新股票不能出售或只能以較低市價出售的危險。
現在，產業的需要由銀行本身來滿足。銀行不發行股票，而是提供銀行信用，生產資本家必須按占統治地位的高利息率向銀行信用支付利息。但是，產業對銀行的要求越多，銀行能夠提供投機支配的資金也就越少。投機必然緊縮。但是，這意味著需求減少和市價下跌。而既定的市價水平是向投機提供信用的基礎。因此，現在必須提供追加的抵押證券或其他充作信用基礎的證券，而這種追加是許多投機家，特別是來自公眾的追隨者做不到的。於是，出現了抵押股票的強制拍賣，出現供給的突然增加，從而使證券市價急劇下降。這種下降由於職業投機的轉變而加劇，它掌握市場的危急狀況，現在投向賣空投機。市價下降意味著新的信用緊縮，新的強制拍賣。這種下降造成暴跌、交易所危機、混亂和崩潰。有價證券大幅度貶值，迅速下降到與它們在正常利息率水平條件下的實際收益相一致的水平之下。大資本家和銀行大量買進這種貶值的有價證券，以便在恐慌過去和市價回升之際高價拋出。這種情況繼續下去，直到在下一個周期過程中，對一部分投機家的剝奪過程和財產向貨幣資本手上的集中過程重新進行，從而交易所執行作為通過虛擬資本的集中而實現財產集中的手段的職能。
因此，交易所危機是直接由貨幣市場和信用關係的變化引起的。由於交易所危機的出現僅僅直接取決於利息率水平，所以它可以在一般商業危機和工業危機之前的一段時間內發生。但是，交易所危機只不過是商業危機和工業危機的徵兆或端倪，因為貨幣市場的變化實際是受導致危機的生產的變化所制約的。
證券投機中的這些過程，也發生在商品投機之中。區別只是在於：在商品投機中，按照事物的性質，與生產關係的聯繫更為密切。即便在這裡，利息率的提高和信用緊縮，也使商品的囤積從而價格的維持難以進行。但是同時，高價格水平也使生產開足馬力、供給增加和消費抑制，直至最後發生崩潰。如果某商品的價格水平同時也對主要交易所證券的市價發生影響，例如銅價對銅股票的市價發生影響，那麼，商品投機的崩潰就會同時成為交易所投機崩潰的信號。
貨幣市場關係的變化，也對銀行利潤的水平和性質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在繁榮初期階段，低利息率和高發行利潤占統治地位。我們已經看到，在周期過程中，二者沿相反的方向發生作用。此外，在整個周期過程中，銀行由作為流通信用的中介而抽取的佣金所構成的盈利提高了；貨幣經營資本的利潤也提高了，因為對生產資本家的支付業務擴大了。尤其是隨著利息率的提高，銀行資本首先靠犧牲企業主收入而分享生產資本家的份額，其次靠犧牲差額利潤而分享投機家盈利的份額，都提高了。利息率越高，金融資本分享高漲果實的份額就越大。因此，隨著繁榮的繼續，貨幣資本占生產資本利潤的份額提高了。
同時，我們還看到，在周期過程中，當流通信用達到最高限時，對銀行信用的要求越來越強。對銀行信用提出要求是因為生產的擴大意味著流通的擴大，而流通的擴大要求流通手段的增加。因此，銀行準備金日趨耗竭，而這最後必然反過來促進對中央發券銀行的要求。因為銷售緩慢化意味著票據流通的緩慢化，從而意味著流通信用的緊縮，銀行信用必然出來代替流通信用。但是，帶有自己全部後果的比例失調過程將繼續進行下去，並由於投機需要的增長而加劇自己對銀行信用的影響。於是，逐漸出現了銀行信用的緊張，直到銀行為了不致使自己的準備金過度減少而不再能擴大信用。不再能通過信用來擴大的流通，現在要求使用現金。因此，現金大量湧入流通，準備金減少。這必然迫使銀行更大幅度地緊縮信用的提供。但是，對產業來說，這種緊縮意味著由比例失調所產生的干擾不再能夠被抵消，因為為此所必要的貨幣資本得不到提供。商品被迫傾銷，以便取得無法通過信用獲得的支付手段。價格開始下跌。但是，迄今的價格水平是所有信用交易的基礎。價格降低意味著，以前對這些商品開付的票據，不能由商品出售的貨款支付。為支付目的的需求產生之時，也就是供給緊縮之日。實際上，由於價格降低使票據貶值和票據收款減少，所以流通信用急劇減少。同時，銀行信用也不能擴大，因為價格降低使生產資本家支付能力的可靠性發生問題。因此，對支付的需求導致無法滿足這一需求的狀況。信用壓力提高到極限。不僅利息上升到最高水平，而且根本不能取得信用，因為信用的動搖使所有支配現金的人都為了自己的支付而把現金儲備起來。取得支付手段只有一個途徑，即把商品轉化為貨幣。人人都想賣，但正因為如此而沒有人買。雖然價格暴跌，但商品仍然賣不出去。銷路停滯是絕對的，因此，流通信用消失；流通出現如此嚴重的縮減，而信用貨幣的消失使流通手段的減少更甚。現金必然取代信用貨幣，對支付手段的需求變成為對現金的狂熱需求。
這種需求會產生何種結果，取決於具體情況。商品價格暴跌，極其嚴重地損害了產業資本家的支付能力，從而使他們償還銀行信用的能力受到懷疑。如果銀行把自己的資金以信用形式固定於無支付能力的產業資本家那裡，那麼，後者的破產便會引起銀行的破產；銀行以存款形式或在自己發行銀行券時以接受自己銀行券的形式所享有的信用，被突然地破壞殆盡。銀行出納處發生擠兌現象，存款被要求以現金歸還，而只有最低限額的存款才未被貸出。存款喪失了，恐慌還會從這裡波及其他銀行，並迫使它們相繼停止現金支付。於是，銀行危機爆發。信用主義的崩潰，或像馬克思所說的向貨幣主義的轉變，現在僅僅使現金成為唯一的支付手段。但是，現金量不能滿足流通的需要；與此同時，由於恐慌造成大量現金貯藏，情況就更為嚴重。其結果是現金貼水的出現，貨幣的自身價值消失了(當然，即使在金本位制條件下也是如此，正像美國最近的危機重新表明的那樣)，貨幣的市價由社會必要流通價值來決定。
在貨幣作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職能與作為借貸資本的職能之間，有一個很長的發展時期。
金光閃閃的貨幣是青年資本主義的狂熱的初戀。重商主義理論就是它的情書。這是一種強烈而巨大的激情，煥發著浪漫主義的全部光彩。為了贏得所渴望的情人，資本主義建立了一切英雄業績，發現新大陸，不斷發起戰爭，建立現代國家以及出於浪漫主義的狂熱而摧毀一切浪漫主義的根基即中世紀。它年齡大了，也變得冷靜了。古典派理論告誡它鄙視浪漫主義的外觀，在自己故鄉即資本主義工廠建立穩固的家庭。它驚奇地回顧它青年時期那種充滿犧牲的，使它無視家庭幸福的愚蠢行為。李嘉圖向它指明它與金的代價昂貴的媚情所造成的損害。它同李嘉圖一起抱怨「金銀條塊價格高昂」(high price of bullion)的非生產性。現在，它在證券、銀行券和票據上，寫下對情人的謝絕信。當然，它試圖維護一定的要求；通貨學派要求質樸的證券，這種證券應按金光閃閃的前情人的習慣行事。它的年齡越大，它的欲望越精。它在青春年華時曾大享其樂，奢侈的和衝動的熱情已不再合它的口味。神秘的恐懼油然而生：只有信仰才帶來寧靜。約翰·羅宣告了新的福音：嗜欲過度而厭膩的人輕視肉慾，遁入精神的避難所。它再次經歷極大的歡喜。這時，昔日的渴望突然振盪了長期保持的禁慾。對僅僅通過信念求得滿足的信賴，突然消失了。它渴望得到確證：自己的力量是否還存在。信用瓦解，突然被遺棄的人絕望地返向自己最初的情人即黃金。由於危機發作的振盪，它為了達到情人身邊，而不惜作出最大的犧牲。它曾自以為擺脫了情人魔力的支配，但這時卻感到最可怕的失望，由於危機的振盪而驚魂不定，終於認清了自己的受支配的地位。但是，這是具有醫療作用的危機。它逐漸理解了可怕情人的性情，但卻不能擺脫對她的思戀。當然，它不再放棄這種徒勞的努力，而是比任何時候都醋意更濃地試圖抓緊她，特別阻止她對外國遊客的危險的愛慕。但是，它的統治越鞏固，現在就越不能受黃金枷鎖的束縛。以前曾是如此苛求的情人卻學得謙遜起來，當新的失望使那些不能自拔的人尋求她的庇護時，她最終滿足於留作準備金的角色。即使她的要求提高，有時拒絕委身於它，但這不會持續很久，於是又恢復故態。黃金最終喪失了絕對統治……。
貨幣危機並不表現為危機的絕對必然性，它也可以不發生。即使在危機期間，商品交易也確實在繼續進行，雖然有顯著的縮減。在這種範圍內，流通可以藉助信用貨幣繼續進行。當危機不是同時以同樣的力量襲擊所有生產部門時，情況尤其如此。毋寧說，銷路停滯恰恰只是由於同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相併發才達到極點。
但是，如果向流通提供必要的信用貨幣，那麼，貨幣危機便可避免。這可以通過信用仍未發生動搖的銀行在抵押條件下向產業資本家提供信用貨幣來達到。事實上，當這種流通手段的擴大成為可能時，貨幣危機也就可以避免。貨幣危機始終僅僅發生在信用仍未發生動搖的銀行被阻止提供信用貨幣的時候。1847年和1857年的英國的情況就是如此。一場正在開始的貨幣危機由於停止執行銀行法而被消除了，該銀行法完全任意地將銀行券(即信用貨幣)的發行限制在黃金準備量加1400萬英鎊之內。在美國，法律還以更加荒謬的形式阻止信用貨幣的流通；當信用貨幣流通最為迫切的時候，1907年的貨幣危機以典型的方式完成了。
如果考察一下國內市場上所發生的事件，那麼，很明顯：現金儲備的減少，不僅是因為它流向國內流通，而且還因為它流向外國。我們已經看到，為了結算國際收支差額，黃金執行世界貨幣的職能。現在可以指出，在高漲處於鼎盛階段因而危機逼近的國家內，有國際收支惡化的趨勢。高漲時期的價格促進商品進口，推動它遠遠超出正常水平；另一方面，由於國內市場的吸收能力仍顯得很大，因而出口活動不能按同樣程度增長；至少某些重要的出口商品，例如礦石、煤炭等等，甚至可能絕對地大大減少。
此外，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主要進口自然產品、消費品、原料，而主要出口工業品。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投機對象。撇開所有其他因素不論，這一點已經使商業以及與此有關的市場混亂不清在這裡起極大的作用。因此，超量進口可能比超量出口程度更高和規模更大。貿易收支即國際收支中最重要的部分發生惡化，要求用大量的黃金進行清算。
貨幣市場關係的形成則不同。首先，在處於高漲鼎盛期的國家裡，利息率也最高。因此，大量外國貨幣長期地或暫時地投資於那裡。其次，證券投機和商品投機，就其是交易所的投機而言，極其興旺，也吸引了國外的投機家，因而大量貨幣流入該國，用於購買有價證券。國際收支的具體形成總是取決於國際貿易中的信用關係。英國(在它的危機出現之前照例總是有大量的黃金外流)為支付由它出口的商品提供較多的信用，而自己為支付進口商品卻很少利用信用。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貿易收支中必然出現的不平衡，因此將更加擴大。
僅僅貿易收支惡化本身就足以引起黃金外流。在信用極度緊張時，任何黃金儲備的減少都會引起恐慌，使利息率進一步提高，使信譽發生動搖，特別是限制了投機，並因此促進交易所的危機。貿易收支惡化的影響還會因國際收支的變化而加強。高漲是一種國際現象，儘管在不同國家裡它的強弱呈現出不同的程度和層次，在其過程中呈現出時間上的差別。假定高漲首先從美國開始並在那裡達到極盛時期，而在英國它才剛剛接近高峰。較高的利息率和較活躍的投機把大量英國資本吸引到美國。但是，在英國，對貨幣市場的要求現在也越來越迫切，這裡的利息和投機也達到一個高的階段。因此，過去投放到美國貨幣市場上的貨幣，現在又被抽回並投到英國；正是這時，美國的貿易收支也出現惡化。因此，黃金外流加劇並導致美國信用緊縮，從而導致交易所危機爆發。在商業危機之前發生的交易所危機本身，首先還使國際收支關係進一步惡化。投於投機中的外國貨幣被迅速撤回；當然，能夠被撤回的外國貨幣，也就是那些不是固定在有價證券中而是使用於期貨交易和抵押交易中的部分。在危機的初期，國外的投機家也試圖使市價跌落的證券脫手，此外還要對那些買空投機現已崩潰的證券進行強制拍賣。就外國已經捲入的限度內，有價證券的出售使國際收支惡化。
但是同時，其他因素也在發揮作用，這些因素可能帶來轉折。交易所危機以及可能接踵而至的銀行危機，意味著信用受到劇烈震動。利息率上升到非常的高度並造成外國貨幣資本的投資。有價證券的貶值使外國資本家認為它們是物美價廉的，增強的有價證券輸出也同樣改善了國際收支。同時，貿易收支也在好轉。信用動亂使商品投機告終。很快，下述情況便暴露出來：國內市場飽和，價格下跌，商業危機開始，進口停滯，而出口(只要還沒有出現危機的國外市場允許)以獲得支付手段被加速進行。 破產開始。但是，就破產觸及那些必須為進口商品向外國產業資本家進行支付的進口業者來說，他們的破產抵消了這種支付，並在這種意義上改善了該國家的國際收支。 因此，根據具體情況，在危機爆發之前或長或短的時間內黃金輸出便停止了，並讓位於危機期間和危機過後的黃金流入。因此，在這一危機時期，黃金輸出和黃金輸入的交替，同時也意味著危機作用範圍的變化。
在流通信用由於已經形成的比例關係失調而不再能按流通需要的同樣規模擴大時，更多的黃金外流常常影響利息率。但是，具體影響卻被銀行立法所左右。錯誤的銀行立法的實質在於，它強制流通信用的擴大，使其不能達到由經濟規律產生的合理的限界。它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要強制地使流通信用與價值量發生某種關係，而事實上流通信用按其經濟性質同這種價值量沒有絲毫關係。我們知道，銀行券不過是票據的轉化形式，而票據也不過是商品價值的貨幣形式。如果現在不使銀行券與票據從而歸根到底與處於流通中的商品價值發生關係(這可以通過所謂銀行的銀行券發券準備來達到，如果它被嚴格執行的話)，而是像在英國那樣與金屬儲備發生關係，或像在美國那樣甚至與國庫債券發生關係(在那裡，荒謬達到極點，債務被當作是信用提供的最大擔保；這種荒謬可以由虛擬資本的荒謬形式來說明)，那麼，人們便對借貸資本的供給製造人為的限制，這種限制當然必定立即對利息率產生影響。在英國，銀行券的數量是由法律確定的，因此流通的需要只能由金屬貨幣來滿足(因為數量超過1400萬英鎊 的一切銀行券只不過是銀行金庫中黃金的代表，從而是經濟上實際的黃金)。因此，在英國，任何較多的黃金外流都必然直接成為對流通的威脅。銀行不再能夠按黃金外流(例如，為了清償由於英國歉收而增加的穀物進口)的程度把等量的票據轉化為自己的銀行券，儘管情況還完全正常，信用也沒有發生動搖。因此，在每次黃金外流時，雖然銀行也確信這僅是暫時的，但銀行也必須立即提高利息率以保護自己的黃金儲備，因此使信用昂貴。順便指出，這是以犧牲企業主收入來提高借貸資本利潤，從而提高銀行自己利潤的措施。但是此外，票據向銀行券即法定支付手段、或向即使不是法定的但卻是一般公認的交付手段的兌換能力，卻變成是值得懷疑的了。因此，日益增長的流通所要求的信用貨幣的流通，便受到強行阻止，儘管生產狀況沒有為此提供絲毫原因；於是，有時人為地造成了信用貨幣流通的完全中斷及其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的結果。當然，迎合這種錯誤理論，把它變成實踐，給借貸資本帶來的就不僅僅是理論上的好處了。
美國的情況還更為不可思議，在那裡，銀行券流通的擴大只有通過購買國債的擴大才有可能。由於國債量是限定的，所以需求的增加便立刻導致市價的大大提高。這使銀行感到，即使在高利息條件下，發行銀行券也無利可圖。此外，如銀行放棄購買國債，從而放棄銀行券流通的擴大，就會造成利息的過度提高。這不僅向銀行和銀行資本家提供了異常大的利潤，而且使他們一般地成為貨幣市場的主宰，使他們不僅對投機和交易所實行獨裁統治，而且也通過股票事業和信用提供的中介對生產實行獨裁統治。這也是美國交易所對財產向少數貨幣資本家手裡集中贏得如此重大意義的原因之一。如果這種銀行立法仍然得以維持，那麼，對於美國來說，償還國債恰恰意味著對自己銀行券流通的破壞。這是一種荒唐行為，但同時也是一種方法，一種為借貸資本提供貨幣的好方法，因而也是對一切救治嘗試的有效抵制。
銀行立法的限制之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容忍，是因為(部分是由這種立法造成的)銀行券流通恰恰在這種限制最嚴格和最有害的英國和美國，由於其他種類的信用貨幣流通的形成而受到限制，從而法律規定不那麼使人感覺得出來。這也包括票據交換和支票交易的形成。票據交換造成票據的直接抵消。票據在它們的互相抵消的範圍內，執行自己的貨幣職能，因而無需轉化為銀行券。支票也起同樣的作用。支票要求歸還自己的存款。這種存款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因為銀行已經把它貸出。如果我以建立在這種不存在的存款基礎上的支票進行支付，那就像我以銀行券進行支付一樣，這種銀行券同樣沒有金屬準備，而是如同被貸出的存款，僅僅以銀行的保證作為基礎。它們經濟上具有相同的內容，雖然形式(幸而銀行立法者只看到形式)還呈現如此差別。在美國，除了這種銀行券流通的節約手段(正是信用貨幣的一種形式能由另一種形式所代替的情況，證明了它們的本質上的同一性)外，還有一種切實保證：當面臨可能發生的危險威脅時，著名的銀行法便立即停止執行。
銀行券立法的作用，也可以削弱、有時則可以完全消除表現在危機期間國際收支變化中的一些趨勢。我們已經看到，國際收支的變化總是在貿易收支的形成所提供的基礎上進行的。貿易收支本身首先取決於生產的自然條件，其次取決於經濟發展的水平和階段。一個經濟發達的古老國家，即具有十分強大的純產業的發展、主要出口生產資料和只有較少原料生產的國家，將會出現貿易收支逆差。只有當英國(具有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第一個國家)不僅把自己的生產資料作為商品而且也作為資本輸出時，即生產資料不是賣到國外而是作為自己向外國的投資輸出時，英國才能如此強大地發展自己的生產資料出口。例如，英國同意向南美提供一筆鐵路貸款，而南美人用這筆進款購買英國的機器、火車頭等等。這種同時是資本輸出的輸出，便不再依賴於同時的商品輸入。如果是單純商品輸出，只要例如南美能夠用自己的商品進行支付，它就可以長期從英國取得生產資料，因為南美沒有積累起足夠的貨幣，以便從純金屬儲備中支付這種數量的生產資料。事實上，國際貿易的一大部分就是這種商品交換，它們在這一範圍內互相抵消。但是，由於商品是作為資本輸出的，所以輸出量便不依賴還不發達的國家的商品生產。它的界限僅僅在於：一方面是不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發達國家的資本積累即生產資本的剩餘。這恰恰是資本主義迅速擴張的原因。因此，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方面提高自己的工業生產，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出口提高到遠遠超過來自不發達國家的進口。因此，貿易收支逆差便為相反的國際收支順差所彌補，因為這些國家不斷地獲得支付，即獲得由輸出的資本中產生的利潤。
決定黃金輸入和輸出的趨勢，現在按貿易收支和國際收支的具體的量的構成發揮自己的作用。如果說美國絕沒有出現像英國早期危機時那樣經常的黃金外流，那麼，也基本上是兩個不同的因素在起作用。首先是由銀行券立法中產生的流通信用發展的障礙。由於美國狹小的流通信用的不足而將利息率提高到超過歐洲水平，所以美國能不斷把歐洲貨幣資本吸引到本國來。這種貨幣資本在高漲時期能否重新流回歐洲並造成美國的黃金輸出，完全取決於對歐洲信用壓力的強度。
其次是美國貿易收支的構成可以起緩衝作用。美國是一個以原料輸出為主的國家。假定有一個好收成，美國的貿易收支恰在高漲期間便發生極大改善。因為例如棉花、銅以及可能還有穀物的價格將會提高，貿易收支的這種改善可以削弱、消除或拖延那些導致黃金外流發生的趨勢，因而也就削弱、消除或拖延危機的爆發。但是，對危機的爆發來說，黃金外流的出現並不是不可缺少的條件(conditio sine qua non)。
在這方面還必須強調指出，國家銀行抵制黃金外流的力量，按照造成為輸出的目的而需要黃金的原因，而有很大不同。例如，假若占統治地位的銀行貼現率在柏林是5％，而在巴黎僅為3％，那麼，法國的銀行便產生了為利用較高的利息率而把貨幣從法國轉移到德國的動機。例如，如果柏林的交易所投機比較活躍，法國銀行想參與進去，情況也是一樣。這種黃金的轉移並不是由強制的經濟必然性引起的，而毋寧說是一定程度上的任意的貨幣資本運動。如果這些資本能滿足於較低的利息率或較少的交易所盈利，那麼，它們自身也可以留在法國。因此，適當的銀行政策上的措施也可以阻止黃金的運動。使這些貨幣額保持在國內的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向它們提供較高的利息，提高銀行貼現率。同時，這也使利息率平均化。如果銀行能拒絕兌換黃金，那它也就能夠直接阻止黃金的轉移。已經停止現金支付的奧匈銀行為此有了法律上的權利；也能以白銀進行支付的法蘭西銀行，同樣能夠拒絕黃金支付，有時也通過行使自己加算黃金貼水權利的形式。 通過提高金價，消除了由利息差額中產生的好處，從而消除了黃金流出的動機。英格蘭銀行和德意志帝國銀行不掌握這種直接的手段。但至少後者在出現貨幣的緊張狀況時試圖通過對黃金輸出業者施加間接壓力而限制黃金流出。此外，對國家的國民經濟來說，這種政策如果仍限於這種黃金輸出的場合，就是完全合理的。同時，對貨幣資本自由移動或黃金外流的這種實際限制，是防止各國利息率向同一水平的國際平均化的原因之一。
但是，例如由於德國人在英國必須對商品和有價證券進行支付而德意志帝國銀行產生黃金需求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德國人首先在柏林交易所購買英國匯票；但若匯價超過平價，他們寧願用黃金支付。倘若帝國銀行拒絕提供黃金，那些必須進行支付的德國債務人，如若不想宣告破產，就必須重新購買英國匯票。他們的需求將使匯價提高到平價以上，這意味著德國貨幣貶值，而防止貨幣貶值是銀行政策的最高任務。
因此，僅僅由金融交易引起的黃金外流是可以阻止的；這時，這種金融交易恰恰必須停止。反之，不使貨幣貶值，就不能阻止為清償由商品和證券的交易中已經產生的實際債務所必要的黃金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