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資本 · 第十七章 危機的原因
當我們考察在無政府主義生產中必須實現的比例關係的複雜性時，首先要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誰承擔保持這些比例關係的責任?顯然，價格規律必須執行這種職能。因為價格調節資本主義生產，價格的變化對生產的擴大或限制，以及對新的生產的建立等等，是決定性因素。由此也產生了作為資本主義經濟唯一可能的調節者的客觀價值規律的必然性。因此，對這些比例關係的干擾，必須從對這種生產的特殊調節的干擾，即對價格形成的干擾(結果，價格不再是生產必要性的標誌)方面來解釋。因為這種干擾是周期性的，所以對價格規律的干擾也必然表現為周期性的干擾。
資本家關心的不是他的產品價格的絕對水平，而是市場價格和成本價格之間的比例，或者說是利潤水平。他把自己的資本投於哪些生產部門取決於利潤水平。如果利潤明顯地下降，新投資就會完全停止。在大規模固定資本投資的場合，尤其如此。因為這樣投入的資本被長時間地固定下來，而固定資本的價格對利潤率的計算是決定性的因素。
我們知道，資本有機構成是變化的。由於技術的原因，不變資本部分比可變資本部分增加得快。此外，固定資本比流動資本增加得快。但是，可變資本部分的相對減少引起利潤率的下降。危機意味著銷路減少。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銷路減少是以新投資停止為前提的，後者是以利潤率下降為前提的。這種利潤率的下降是由這種資本的新投資時發生的資本有機構成的變化決定的。危機只不過意味著出現利潤率的下降的時刻。但是，在危機之前，存在一個價格和利潤水平高的繁榮時期。資本主義世界的轉折是怎樣發生的呢?這種從狂熱的活動、優厚的利潤和提高的積累的極樂世界向銷路停滯、利潤消失和出現大量閒置資本的絕望境地的過渡是怎樣發生的呢?
每個產業周期都是從生產的擴大開始的。生產擴大的原因按具體的歷史時期而有所變化。但是一般說來，這些原因可以歸結為新市場的開拓，新生產部門的建立，以及新技術的採用和人口增長所引起的需求的增加。需求的增加首先使各個生產部門的價格和利潤提高。因此，這些領域中的生產也擴大了，而這也意味著對提供給它們生產資料的那些領域的產品的需求增加了。於是，新的固定資本投資和對舊的、技術上過時的設備的更新，以更大的規模進行。這個過程普遍化了，每個產業都通過自己的擴大創造了對其他產業部門產品的需求。各個生產領域相依為命，產業對產業成為最好的顧客。
可見，產業周期是從固定資本的更新和增加開始的。固定資本的更新和增加是推動繁榮到來的主要動因。而在繁榮時期，生產的擴大同時也伴隨一切現有生產力的最大利用。
「所使用的固定資本的價值量和壽命，會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而增加，與此相適應，每個特殊的投資部門的產業和產業資本的壽命也會發展為持續多年的壽命，比如說平均為10年。一方面，固定資本的發展使這種壽命延長，而另一方面，生產資料的不斷變革——這種變革也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而不斷加快——又使它縮短。因此，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生產資料的變換加快了，它們因無形損耗而遠在自己有形壽命終結之前就要不斷補償的必要性也增加了。可以認為，大工業中最有決定意義的部門的這個生命周期現在平均為10年。但是這裡的問題不在於確定的數字。無論如何下面一點是很清楚的：這種由若干互相聯繫的周轉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資本被它的固定組成部分束縛在這種周期之內)，為周期性的危機造成了物質基礎。在周期性的危機中，營業要依次通過鬆弛、中等活躍、急劇上升和危機這幾個時期。雖然資本投下的時期是極不相同和極不一致的，但危機總是大規模新投資的起點。因此，就整個社會考察，危機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個周轉期的新的物質基礎。」
但是，在繁榮階段初期，除了前面所敘述的需求的增加之外，利潤率提高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首先，資本周轉時間的縮短與需求的增加同時出現，而且前者正是由後者所造成的。勞動期間縮短了，因為實行技術改良可以更迅速地製成產品。例如，在採礦業中，為促進真正的採掘而雇用的輔助工人被限制到最低限度；機器通過加快運轉，特別是通過延長勞動時間(清除空閒班次、加班加點和雇用新工人)而得到更充分的利用等等。此外，流通時間縮短了，銷路順暢，流通時間常常由於按訂貨加工而事實上等於零。對一系列重要的產業部門來說，在相近的國內市場上的銷售比在遙遠的外國市場上的銷售增加，這又意味著流通時間的縮短。所有這些又造成年利潤率的提高，因為生產資本從而生產剩餘價值的可變資本的周轉加快了。
周轉時間的縮短，同時還意味著產業資本家墊付的貨幣資本同生產資本相比而相對減少。首先，由於機器的運轉加速而造成的勞動期間縮短，一般說來，由於現存生產因素更密集地加以利用，在貨幣資本的支出沒有增加或至少沒有相應增加的情況下，現有生產資本得到了更好的利用。其次，流通時間縮短了，從而資本家在流通時間內，除了真正在生產中執行職能的資本之外，還必須握有的資本量也減少了。因此，只是為了流通目的從而非生產性使用的資本，同為了生產利潤而在生產過程中執行職能的資本相比減少了。流通時間的縮短和周轉的加快，同時也減少了作為商品儲備閒置起來的，只能造成非生產費用的資本部分。因此，年剩餘價值率和年利潤率提高了，而後者由於用於流通目的的資本的減少而提高得更為顯著。同時，剩餘價值量從而積累的可能性也增加了。
因此，產業的繁榮只不過意味著資本增殖條件的改善。但是，最初造成繁榮的同樣情況，也包含著使增殖條件逐漸惡化，直至最後出現妨礙新投資和明顯滯銷的潛在因素。
例如，如果說在產業周期的第一個階段上需求的增加意味著利潤率的提高，那麼，這種提高只是在為以後利潤率下降準備了條件的情況下才能發生。在繁榮時期，湧現出大量新投資，這些新投資必須適應最新的技術狀況。但是，我們知道，技術的改善表現為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而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則意味著利潤率的下降和資本增殖條件的惡化。利潤率的下降是由兩個原因造成的：第一，可變資本同總資本相比相對下降，從而同樣的剩餘價值率表現為一個較小的利潤率；第二，固定資本同流動資本相比越大，資本周轉時間也就越長；而周轉時間的延長也同樣意味著利潤率的下降。
此外，還有其他延長周轉時間的情況。在繁榮階段的鼎盛時期，勞動期間可能延長，因為可能出現勞動力的缺乏，特別是熟練勞動力的缺乏，且不說在這個時期經常發生的工資鬥爭。不變資本的過度使用也會造成對生產過程的干擾。例如，機器超高速地運轉，如果雇用不熟練的工人，機器可能遭到損壞；或者為了不致錯過產業開足馬力的短暫時期，忽視了維修和輔助勞動。再進一步，流通時間也延長了。國內市場的需求已經滿足，必須尋找更遙遠的國外市場。商品銷售即商品向貨幣的再轉化的時間延長了。所有這些因素，在繁榮的第二個階段上都造成利潤率下降。
此外還有其他因素。在繁榮時期，由於對勞動力需求增加，勞動力的價格上漲。這意味著剩餘價值率從而利潤率下降。不僅如此，由於後面還要討論的原因，利息率逐漸提高到它的正常水平以上，因此，企業利潤率下降了。當然，銀行資本的利潤卻由此(這種情況經常被忽視)而增加了。但是，在這個時期，銀行不再能夠為生產擴大提供貨幣。首先，在這個時期，商品和證券的投機最盛行，對信用的要求顯著增加；其次，正如我們還要看到的，生產資本家互相提供的流通信用已不能滿足增加了的要求，銀行在這裡不得不介入了。因此，銀行便具有以流動形式即貨幣形式保持自己利潤的傾向，阻礙了它向生產資本的轉化，從而阻礙了實際的積累和再生產過程的擴大。同時，這也意味著對生產過程的干擾，因為銀行通過提高利息率吸收的並以貨幣形式保持的貨幣資本的再轉化受到阻礙，使用來擴大再生產的生產資本的相應(protanto)部分失去銷路。因此，對整個資本家階級來說，企業主收入的減少同樣意味著增殖條件的不斷惡化和積累的減少。
危機是在上述利潤率下降趨勢勝過由需求的增加而引起的價格和利潤上升趨勢的瞬間出現的。這裡提出了兩個問題：第一，為繁榮的結束準備了條件的這些趨勢，怎樣在資本主義競爭中並通過資本主義競爭而實現?第二，為什麼這種實現是激烈地而不是平緩地，是突發地而不是漸進地進行的?當然，後一個問題只具有次要的意義，因為對行情的波動來說，繁榮和蕭條的交替具有決定意義，而這種交替的突發性僅僅是第二位的。
很清楚，如果在繁榮時期價格的上漲是普遍的和一致的，那麼，這種上漲就是純粹名義上的，如果所有商品的價格上漲10％或者100％，那麼，它們的相對交換比例就不會發生任何變化。 這樣，價格的上漲也不會對生產發生任何影響，不會引起資本在不同生產部門之間分配的變動和引起各部門之間比例關係的變化。如果生產像前面的圖式所描述的那樣按照正當的比例進行，這種比例就無需改變，因此也不會受到破壞。可是，如果由於價格上漲的性質可能造成排除這種均衡性的因素，情況就不同了。那時，價格形成的變化也會引起不同生產部門之間的比例變化，因為價格和利潤的變化對資本在不同生產部門之間的分配具有決定性影響。一旦事實表明價格上漲必然帶來資本分配關係的變化，這種可能性就變為現實性。實際上，也可以指出妨礙這種均衡性的因素。
如果撇開技術革命不論，僅僅考察經常性技術變化的平均情況，那麼，在使用機器、一般固定資本最多的地方，歸根結底造成利潤率下降的資本有機構成的變化也最大。因為已經使用的機器、科學等等的數量越大，設備的合理性、技術的改進以及更科學的處理方法的利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和越經常地出現，出現更高的有機構成的趨勢在這裡的作用也就越強烈。較高的資本有機構成只不過是生產率提高的經濟表現。生產率提高意味著等量商品的價格降低。因此，新投資本首先獲得超額利潤，從而，資本流向這些投資領域。這裡，一種干擾因素也在發生作用。在這些新投資領域中產生的超額利潤越大，流入這些領域的資本也就越多。一直到這些領域的新產品湧入市場，它們過多的供給把價格壓下來的時候，某種糾正才會出現。 與此同時，這些領域的需求也同樣提高了其他領域的產品價格，並在那裡引起資本供給，儘管規模比較小，因為那裡的超額利潤由於技術改進較小也比較少。進一步的結果是，由於資本不是按同一比例增加，所以價格上漲在後者的場合比較高。在前種生產領域中，超額利潤大；在後種生產領域中，超額利潤比較小。這種差別漸漸趨於平均，因為在前一場合，較大的資本供給造成超額利潤減少；在後一場合，較少的資本供給造成價格提高。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固定資本量增大，而各種不同產業所使用的固定資本量的差別也隨之一起擴大。
但是，固定資本量越大，製造新設備所必要的時間也就越長，各個產業部門可以擴大生產的時間上的差別也就越大。而製造新設備的時間越長，也就越難適應消費的需要，供給也就越落後於需求，價格在這裡上漲得也就越猛，這些產業中的積累衝動也就越普遍。
固定資本量越大，它們帶來新的變化和提高生產效率所需要的時間也就越長。但是，在達到這一點之前，供給將落後於需求。高爐的增加、新煤礦的建立以及新鐵路的鋪設所經歷的時間，比紡織品或紙張生產擴大所需時間要長。因此，一方面，隨著有機構成的提高，必然造成利潤率長期下降的原因增強了；另一方面，由於競爭關係的變化，由於供給相對於需求的緩慢增長所引起的供求關係的演變，正是在這些領域裡，在景氣時期，價格的提高一開始就比其他生產部門更急劇。不僅利潤沒有減少，相反地，資本有機構成的變化首先伴隨著價格和利潤的提高。而且，一般說來，價格具有這樣的趨勢：有機構成的發展越高，價格上漲的幅度就越大。但是，資本流入利潤較高的部門，所以進行積累的資本首先被引導到這些部門中來；這種傾向將延續下去，直到新投資完成和新企業發揮更強大的競爭作用。因而，在資本有機構成最高的部門中，與資本有機構成較低的部門相比，具有過度投資和過度積累的傾向。當前者的產品進入市場的時候，這種不均衡便表現出來。由於資本有機構成較低的部門的生產沒有按同樣的方式或以同樣的速度擴大，而是比較快但卻不那麼強地擴大，這些新產品的銷售便受到阻礙。這就說明了，為什麼在技術最發展的生產部門中，即早期首先是在紡織工業和後來在重工業中，危機表現得最嚴重。一般說來，在資本周轉時間最長、技術的完善和革新進展最大以及在大多數情況下資本有機構成也最高的地方，危機最為嚴重。
危機本身首先使價格和利潤降低到正常水平以下，即降低到生產價格和平均利潤率以下。生產縮小，弱小的企業破產，最後只有那些即使在價格下降條件下仍能取得平均利潤的企業還繼續經營。但是，這種平均利潤現在卻具有不同的水平。它不再與產業周期出發點上的有機構成相適應，而是與已經變化了的、比較高的資本有機構成相適應。
相反地，在那些固定資本量較小的產業中，能夠更迅速地適應消費需要，價格的上漲仍停留在較狹隘的限界內(撇開原料價格的波動不論)，對資本積累沒有什麼刺激。這是產生比例失調和新投資本集中在價格上漲得最迅速和最高的生產部門的另一個原因，同時也是造成下述事實的一個原因：一般固定資本越大，危機的作用一般說來也就越強；在固定資本量最大的部門裡，危機的作用也就最強烈。
此外，某一定時期的技術水平對一定生產部門所要求的資本量越大，也就越難使生產的增長在數量上精確地適合消費的增長。例如，通過新建一座小鋼鐵廠以擴大鋼鐵生產，在技術上是不合理的，因而是不經濟的。在這裡，技術獨斷專行地決定擴大的程度，而不可能關心擴大的程度是否符合消費者的要求。一旦現有的生產力被充分地利用(這種利用的可能性的變化是抵消需求的較小波動的一個重要因素)，重工業的擴大就只能大規模地、跳躍式地進行，而不是按資本主義初期那樣小規模地進行。在這裡，輕工業的適應能力要大得多；因此，這期間的價格上漲也比較小。
除了由資本有機構成的差別產生的價格構成的這種不協調以外，還有由自然情況產生的其他不協調。我們已經看到，在資本有機構成比較高的部門中，存在著過度積累的傾向。這些部門一方面是原料的大宗消費者，而另一方面也為其他部門提供原料和半成品(鐵、煤)。這裡，也可能出現對比例性的干擾。「我們在第二卷中已經看到，在商品轉化為貨幣即出售之後，這個貨幣的一定部分，必須按照每個生產部門的一定技術性質所需要的比例，再轉化為不變資本的各種物質要素。在這裡，撇開工資，也就是撇開可變資本不說，對一切部門來說，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原料，包括輔助材料在內，而在不使用真正原料的生產部門，例如採礦業和一切採掘工業，輔助材料則特別重要。……如果原料的價格上漲了，那麼，在扣除工資以後，它就不可能從商品的價值中得到完全補償。因此，劇烈的價格波動，會在再生產過程中引起中斷，巨大的衝突，甚至災難。特別是真正的農產品，即從有機自然界得到的原料，由於收成的變化不定等等，——這裡我們還是完全撇開信用制度不說，——會發生這種價值變動。……第二個要素——在這裡，我們僅僅為了完整起見才提到它，因為競爭和信用制度還不屬於我們這裡考察的範圍——是：按照事物的性質，植物性物質和動物性物質不能以像機器和其他固定資本、煤炭、礦石等等那樣的規模突然增加，因為前二者的成長和生產必須服從一定的有機界規律，要經過一段自然的時間間隔，而後面這些東西在一個工業發達的國家，只要有相應的自然條件，在最短時間內就能增長起來。因此，由固定資本即機器等等組成的不變資本部分的生產和增加，可能會並且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中甚至不可避免地會比由有機原料組成的不變資本部分快得多，結果對有機原料的需求會比它的供給增長得快，因此，它的價格會提高。這種價格提高，實際上會導致如下的結果：1.這種原料會從較遠的地區運來，因為提高的價格可以彌補較貴的運費；2.這種原料的生產會增加，不過按照事物的性質，也許要在一年以後，產量才能實際增加起來；3.以前沒有使用過的各種代用品會被利用起來，廢料會更經濟地利用。如果價格的提高開始非常明顯地影響生產的擴大和供給，這多半表明已經達到一個轉折點：由於原料和有原料作為要素加入的各種商品長期持續地漲價，需求下降了，因此對原料價格產生一種反作用。撇開這種反作用由於不同形式的資本的貶值所引起的動盪不說，還會出現一些別的情況，我們現在就來談談這些情況。
首先，從以上所說可以清楚地看到：資本主義生產越發達，因而，由機器等組成的不變資本部分突然增加和持續增加的手段越多，積累越快(特別是在繁榮時期)，機器和其他固定資本的相對生產過剩也就越嚴重，植物性原料和動物性原料的相對生產不足也就越明顯，上面所說的原料價格上漲的現象以及隨後產生的反作用也就越顯著。因此，由再生產過程的一個主要要素的這種劇烈的價格波動引起的激變，也就越頻繁。」
「因此，在生產史上，我們越是接近現代，就會越是經常地發現，特別是在有決定意義的產業部門中，從有機自然界獲得的原料，是處在一種不斷重演的變動中：先是相對的昂貴，然後是由此引起的貶值。」
除了這些干擾之外，還有由固定資本再生產的方式中產生的其他干擾。我們已經看到，在簡單再生產中，被消耗掉的固定資本必須等於新投入的固定資本。實際上，這個條件絕不會嚴格地實現。因此，為了彌補這種狀況，一方面必須經常有剩餘的固定資本部分即商品儲備，另一方面必須有與商品儲備相應的準備貨幣資本。一定的商品儲備和一定的貨幣貯藏是再生產的條件，否則再生產就會在一定時點上陷於停頓。資本本身的彈性可以使這種小規模的彌補比較容易地進行，也可以通過加快生產速度或加班加點等來滿足某些迫切的需要。對一切生產能力的濫用，既減少了商品儲備，又減少了貨幣儲備(相對地和絕對地)，從而消除了在正常時期用以抵消干擾的因素。在危機以前的階段內，準備貨幣資本的減少是絕對的，這一方面是由於產業資本家對貨幣資本的需求這時達到頂峰，另一方面是由於資本從而流通信用回流開始滯緩而造成對作為支付手段的貨幣的需求迅速增加。現在，提取準備貨幣資本已不能抵償對銷售的進一步干擾，因此而導致破產。
生產和消費關係的變化，也可以對比例造成進一步的干擾。在繁榮時期，價格從而利潤提高了。商品價格的提高必然超過工資的提高，否則利潤將不會增加。因此，在新產品中，企業家階級所得的份額比工人所得的份額增加得快。消費絕對地增加了，因為無論是企業家還是工人，他們的消費都擴大了。但是，積累增長則更快，因為正是這時對積累的刺激作用最強，即使只延續一定時間，直至奢侈品消費增加。奢侈品消費有很大彈性，也比較容易適應強烈的積累衝動。於是，便發生了變化。利潤的比較大的部分用於積累，比較小的部分用於消費。而這就是說，消費不是與生產同步增長。這裡還應該指出的是，消費中那種保持不變的部分，歸於以固定薪水而不是直接靠生產來維持生計因而只是受生產波動間接影響的收入階層。
因此，繁榮期間的比例失調是由於價格構成上的干擾而產生的。因為上面提到的所有因素都意味著市場價格同生產價格的背離，從而意味著在其規模和方向上都取決於價格構成的生產調節上的干擾。這些干擾最後必然導致銷售停滯。這些干擾的實現是由信用現象相伴隨和中介的。我們現在就來分析這些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