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資本 · 第十三章 資本主義的壟斷和商業
產業的資本主義聯合，也通過商業對流通及其中介發生反作用。我們這裡把商業看作一種特殊的經濟範疇，從而把它與稱量、分割的職能以及運輸的職能分離開來進行考察。商品生產使商品的全面變位成為必要，而這種變位要通過買賣來實現。如果買賣成為某一資本的獨立職能，那麼，這種資本就是商業資本。顯然，由於這些活動的獨立化（否則它們必須由生產者自己來進行），商業活動沒有成為創造價值的活動，商人也沒有成為生產者。不過，商業的獨立化造成買賣的集中、保存和維持費用的節省等等。因此，商業意味著流通費用的減少，從而意味著非生產費用的減少。但是，為了能進行交易，一定量的貨幣是必要的，它們必須轉化為商品。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每一貨幣額都帶有資本的性質。如果商業的職能獨立化，那麼，投於商業的貨幣必定變為資本，從而產生利潤。但是，很顯然，這種利潤並不是通過商業、通過為賣而買的簡單過程產生的，而僅僅是在那裡被占有。利潤量是由資本量決定的，因為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裡，等量資本帶來等量利潤。但是，這種利潤本身是對生產中創造的利潤的扣除。產業資本家必須從原初屬於他們的利潤中，拿出一部分讓予商業資本家，這一部分要足以把商業所必要的資本真正提供於商業。
在商品生產普遍化以前，即資本主義發展以前，商業就存在了。因此，它像高利貸資本和貨幣經營資本一樣，比產業資本更古老。它本身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出發點。它聚斂了社會的貨幣財富的最大部分。通過始終是建立資本主義依賴關係的重要手段的信用（常常處於商品信用的形式），商業使古老的手工業生產依賴於自己，一方面創造了最初的資本主義家庭工業，另一方面創造了最初的工場手工業。產業資本的發展消除了這種生產對商業的依賴，並把商業孤立起來，使之脫離生產，從而使兩者獨立化。
商業自身的發展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方面，它取決於商業的技術條件本身。商業先是收集和集中各個生產場所的產品，最後把它們出賣給最終的消費者。這些消費者居住越是分散，銷售最後也必然越加分散，這不僅在數量上，而且也在時間上和地點上。最後銷售的性質依賴於最終購買者的收入情況和他們居住地點的集中情況，而這兩種因素又取決於一定國家的社會發展和社會結構。恰恰在商業技術方面，大企業對小企業的優勢是很明顯的。買賣的費用和簿記遠不是與交易的價值額一起增長的。因此，存在著集中的趨勢。但是，另一方面，商業越接近於消費者，則銷售在時間上和地點上就越分散，這是商業的特性。因此，按照與消費者的接近程度，企業規模是有一定界限的。這些界限有很大的彈性，隨一個國家的發展程度而擴大，但總還是制約著各種不同的營業規模。在每一個接近消費的階段上，建立更大規模企業的趨勢都在為自己開闢道路，只是力量和速度不同。在地點上分散的必然性由建立同一個大商店的分店而得到克服。另一方面，人口在城市的集中使零售商業集中於大的百貨商店。但這只是集中的初期階段。商業技術的需要把百貨商店自身聯結為大的購買組織，這種組織收容了一大批百貨商店，並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對它們實行金融統治。而另一方面，大百貨商店的巨大的金融需要又迫使它們與銀行結成密切的關係。
但是，隨著集中過程的進行，在零售商業中也同時出現消除自己獨立性的趨勢，因為消費資料工業的生產者自己接管他們產品的銷售。在托拉斯完全排除獨立商人的地方，這種發展進行得最快，例如美國菸草托拉斯就是這樣。
另一方面，這種集中運動也遇到了阻滯它的障礙。開辦一個小規模的商業企業是容易的，越小越容易；特別是，這裡信用提供的路子比較寬，因為所涉及的僅僅是商品資本的信用；而在這種信用提供來自生產者方面時（它是生產者在爭取銷售市場的鬥爭中的一個競爭手段），就尤其如此。在這些小的企業里，低的利潤率占統治地位，使這些商人成為他們僅僅為其推銷產品的資本家的代理人。不存在排擠他們的強烈的經濟利益。
但是，除了這些在直接賣給最終消費者的產品中（從而在零售商業中）起作用的技術因素外，在產業資本家本身之間以及產業資本家同批發商人之間的商品交易中，產業關係的反作用也起一種主要作用。這裡，產業的集中反作用於商業的發展，迫使商業適應它。產業企業越是集中，它們的產量越大，進行這些產品交易的商人所必需的資本力量也就越大。此外，產業企業的數目隨集中的增長變少，一般說來，商人越是變得多餘，巨大的集中的生產場所無需獨立商人的介入而彼此直接聯繫就表現得更為簡單。因此，產業的集中不僅引起商業的集中，而且也使它變得多餘。交易次數少了，因為每次交易額大了；在這種情況下，獨立資本家的介入日益被排除。處於商業中的資本的一部分也成為多餘的了，可以從流通領域退出。
投入商業的資本，首先等於年社會產品除以商業資本的周轉次數，再乘以年社會產品到達最終消費者之間經歷的中間階段數。但是，這種資本僅僅是在計算上才這樣大，商業資本的最大部分僅僅由信用構成。商業資本僅用於商品流通。但是，我們已經看到，商品流通大部分無需藉助現實的貨幣也能進行。這是生產資本家彼此提供和抵消的相互間的信用。實際的商業資本非常少，商人僅僅由這種資本中獲取利潤。產業資本家的利潤取決於他的全部資本，不管這種資本是自有資本還是借入資本，都完全一樣，因為它是生產資本。商人的利潤僅僅依賴於實際運用的資本，因為它不是生產資本，而僅僅執行貨幣資本和商品資本的職能。這裡，信用不僅意味著財產的分離，從而利潤的分割，而且也意味著資本的絕對減小，從而落歸商人階級的、由產業資本家支付給他們的利潤的減少。這裡，信用正像紙幣一樣，直接減少流通費用。
但是，商業利潤是生產中創造的全部剩餘價值的一部分。如在其他情況不變的條件下，歸於商業資本的部分越大，歸於產業資本的份額就越小。所以，在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之間存在利益的對立。
由這些對立的利益中產生了鬥爭，這種鬥爭，由於資本主義依賴關係的產生，最後以一部分被克服而告終。在這種資本利益的鬥爭中，資本力量的大小決定勝負。但這不能僅僅從量上來理解。
我們從前面的全部論述中看到，資本的形式也很重要。在其他情況不變的條件下，對貨幣資本的支配產生極大的優勢，因為產業資本家和商業資本家隨著信用制度的發展而日益依賴於貨幣資本。這樣，產業和商業的依賴性也就以不同的形式完成了。
只要自由競爭占統治地位，商業就能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產業資本家之間的競爭。在那些生產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分散進行，而商業的集中已經有了長足進步的產業部門中，尤其是這樣。在這種意義上，信用關係也起著作用。只要信用還主要是支付信用，只要銀行首先是為商業資本提供信用，金融優勢也就常常在商人方面。商人利用這種優勢，在購進時壓低生產者的價格，使生產者接受這樣一些供貨條件和支付條件，這些條件使商人能在高漲時期撈取好處，以及把蕭條時期的一部分損失轉嫁於生產者。這是一個產業資本家對商人獨裁不斷抗議的時期。以後，商人的活動為產業資本家服務，成為結成卡特爾的辯護理由之一。隨著銀行對產業關係的變化，隨著產業中的資本主義聯合的興起，這種情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局部的產業聯合首先縮減了商業；聯合制式的聯合直接縮減了商業，因為它把商業活動變成完全多餘的東西。同種的聯合所起的作用與一般產業集中相同。但是，壟斷聯合有完全消滅商業獨立性的趨勢。我們看到了，只有在商品通過一個中心機構銷售時，對市場的真正控制才有可能。但是，為了調節它的產業部門的生產，中心機構必須能夠對各該時期的銷售量作出判斷。此外，銷售量總是依賴於價格水平。因此，直到最後階段，價格都必須由壟斷聯合來確定，而不能聽任與它相獨立的因素來確定。但是，這種獨立因素首先就是商人。如果把特殊的商業活動（包括價格確定）留給商人來做，那麼，利用市場情況這一卡特爾的主要優勢，就會大部分落歸商人手中。他們會投機地囤積產品，並（尤其在景氣時期）高價出賣，這一方面造成對生產的限制，卡特爾即使通過高額利潤也不能對此進行補償；而另一方面也使卡特爾的管理機構在完全把這種投機的、也許是不正確的商人需求當作它們生產的基準時，對市場作出錯誤的判斷。因此，壟斷聯合力求消除商業的獨立性。只有這時，卡特爾才能充分利用自己對價格規定的影響。
但是，我們已經看到，卡特爾化已經體現了同產業與銀行資本的內在聯繫。通常，卡特爾擁有較大的權力。於是，卡特爾能把它的法規強加於商業。但是，這些法規的內容就是剝奪商業的獨立性，消除商業確定價格的權力。這樣，卡特爾化將消滅作為一個資本投資領域的商業。它限制商業的活動，消滅其中的一部分，通過自己的雇員即卡特爾的代理商來完成其餘部分。這裡，一部分以前的商人很可能成為卡特爾的代理商。卡特爾準確地給他們規定買賣價格，它們的差額構成了這些「商人」的佣金。可是，這種佣金的水平不再取決於平均利潤率的水平，這種佣金是由卡特爾確定的工資。但是，如果資本主義的力量對比關係不同，那麼，商業和卡特爾之間關係的形成也會有所不同。商業集中的條件比產業集中的條件更有利，是可能的。這時，少數商人同許多擁有較少資本、其產品銷售依賴這些商人的企業相對立。所以，商人能夠利用他們的資本力量，通過對這些企業的金融參與，把自己資本的一部分作為產業資本來使用。他們能夠利用產業對他們的依賴地位，迫使這些企業低價向他們出售商品。因此，他們靠犧牲產業利潤而增加商業利潤。
最近，這種依賴關係在一些向大資本主義百貨商店出售產品的消費資料工業中發展很快。
在資本主義發展的較高階段上，這些依賴關係反映了導致商人向手工業者進行貸付的資本主義家庭工業出現的過程。但是，相似的關係在具有卡特爾化能力的產業中也可以存在。這裡，可能參與整個一系列這樣的企業的商業資本，起著通常由銀行資本所起的類似的作用。
在這種情況下，商人直接參與卡特爾。但是，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實際上事先已經以金融參與的形式參與了生產。 事實上，情況並沒有因此而發生什麼變化。這裡，商業也失去了對價格規定的影響，它不再是現在直接與消費者相聯繫的產業資本家的市場。
因此，壟斷聯合造成對獨立商業的排除。它使商業活動的一部分完全成為多餘的，使其餘部分減少了費用。
靠犧牲其他企業的銷售而特別為某一定企業產品爭得消費者所使用的流通費用的減少，也沿著同樣的方向發生作用。用於這一目的的首先是推銷員的旅差費用（他們的數量決定於生產在各個企業間的分散情況）和廣告費用。這些費用是非生產性流通費用。就這些費用使個別企業家成功地把自己的交易額提高到超過一般可能的規模的程度上，它們為個別企業家帶來利潤。但是，這種利潤是個別企業家為擴大自己的交易額而使之犧牲的其他企業家的虧損。對生產領域來說，這些費用是通常歸於該領域的利潤的扣除。卡特爾化通過把廣告限於產品介紹，把旅行推銷員旅差費限制到進行縮減的、簡化的和加速的商業活動所必要的數目，大大地減少這些費用。
奧地利經歷了獨特的發展方式。由於歷史原因，真正的資本主義批發商業在這裡沒有充分發展。在商品批量生產的領域內，尤其是在投機起作用的地方，如糖業貿易中，銀行擔當了批發商的職能。由於執行這種職能只需固定的少量資本，所以銀行資本就能更容易地做到這一點。於是，銀行既作為商人，又作為信用提供者，對卡特爾化發生了興趣。因此，在奧地利，銀行資本對卡特爾化的直接地、自覺地影響非常容易得到證明。銀行也繼續保持為卡特爾進行銷售的職能，並為此而取得固定的佣金。最近，德國也呈現出類似的趨勢。例如，沙夫豪森州銀行集團建立了自己的商品部門銷售卡特爾的產品。
因此，整個過程的結果是商業資本的減少。但是，如果資本減少，歸於這一資本的利潤也就減少；像我們所看到的，這種利潤是產業利潤的扣除。商業資本的這種減少是非生產性費用的減少。這對價格有什麼影響呢?產品價格決定於它的成本價格加總利潤。這種利潤在企業利潤、利息、商業利潤和地租之間的分割對價格完全沒有影響。卡特爾取代了商人以及一部分商業活動被取消，僅僅意味著產業資本家現在不再把他的利潤的任何部分讓渡給商業資本家。就消費者而言，總產品價格仍然保持不變。 流通費用形成的利潤的扣除，意味著產業利潤，企業主收入，按照由於商業費用的減少所游離出來的數額增加。僅僅對讓渡利潤的迷信，對商人利潤簡單地由他的成本價格的加價而造成的印象，在一些著作家中間喚起這樣的希望：商業費用的減少可以以某種方式為消費者降低產品價格。
商業活動的縮減，也意味著以前活動於商業領域中的資本游離出來，現在尋求新的利用。在某些情況下，這會加強資本輸出的衝動。
卡特爾形式上保留商業，是符合它們自己的利益的。關於這一點，煤炭辛迪加的頭目基爾多爾夫說：「……為了達到消費的最深層的源泉，達到各個購買者，必須有一個龐大的機構。於是，管理費用增加，並遠遠超過直接供貨帶來的價格的好處。企業費用變得如此之高，以致不堪承受；職員變得如此之多，以致不能實行監督和控制。因此，在一定的範圍內，牢固的中間貿易仍有絕對的必要，絕不能被消除。」
但是，事實上，這裡涉及的不是商人，而是辛迪加的代理商；他的獨立性是虛構的，正如有獨立的師傅稱號的家庭工業工人的獨立性一樣。唯一的區別是，家庭工業由於生產的技術變化從一定時點起便無利可圖，而這在商業中卻無關緊要。無論是拿固定薪水的代理商，還是實際上接受佣金的「獨立」的商人，他們之間並沒有經濟的差別。由於銷售範圍在地區上被限定，以及由辛迪加支配的價格差異的確定，商人佣金的波動很小，以致商人的收入同代理商的收入相當一致。但是，由不同的報酬類型（在這種情況下，是指由其資本利潤以及辛迪加必須支付給代理商的工資構成的「商人」的收入）產生的虛擬獨立性，為辛迪加節約了監督和控制的費用，正像計件工資對計時工資的情況那樣。此外，在這種商業中，必要資本大大降低。因為卡特爾價格的穩定和地區壟斷減少了風險，所以商人的自有資本只需很小的數額。因此，這種交易可以主要通過信用得到大部分用於支付的貨幣。對這一部分資本只需支付利息。辛迪加僅僅關心削減商人數目，因為它自己的交易因此而簡化；關心使商人活動（被評價為高度熟練的活動）的佣金實際接近於工資的水平。這種獨立性的虛構保持多久，以經濟觀點看是無關緊要的。基爾多爾夫自己說， 中間貿易目前被排擠的程度是不確定的，而只有「通過考慮煤炭貿易的歷史發展才能確定」。他還強調，很顯然，「在以前採掘分散的條件下，以如此大的數目發展起來的煤炭貿易，今天已不再有必要了」。
這種情況也由一些大的煤炭商人公開加以說明，儘管他們作了明顯的保留。對我們的目的來說，舉幾段引文就夠了。批發商福溫克爾（杜塞道夫）說：「當我說我們已不再是真正的商人的時候，我是基於以下的考慮。煤炭辛迪加規定我們，首先買什麼樣的品種，其次按什麼樣的價格購買，第三銷向哪些地區，第四按什麼樣的銷售價格銷售。這裡，為貿易自由留下的餘地自然不多。但是，我相信，煤炭辛迪加在這種情況下絕對不會做別的什麼事情。……將來，我們批發商人一定會弄清楚，不會有別的結果，我們漸漸地越變越少。這一事實如此顯著，以致在今天開辦一個較大規模的批發商店一般都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樣的商品量是不存在的。即使是現存的商店也受到限制，它要擴大是絕對不可能的。」
這些「商人」被剝奪了任何獨立性。因為如煤炭商人貝爾溫克爾（多特蒙德）所說：「辛迪加在每個銷售協會的監事會裡都有席位和表決權」，「而且有隨時檢查所有賬目的權利」。他非常正確地指出：「我們的活動自由最終被剝奪了，我們毋寧說變成一種代表。」
對未來的預測還更糟糕。福溫克爾先生提出了如下預測：「辛迪加創造了驚人的組織。對此我想：批發商業除了很小的一部分外，都會被消除。那麼，批發商業還有什麼存在的理由呢?對於批發商人來說，最終餘留下來的僅僅是在小的消費者和信用需要者那裡尋找自己的銷路，以及為了平緩波動而在滯銷時期大量囤積煤炭。這就是批發商業將來還能存在的幾點理由。已經下降了45％的煤炭貿易，像我們今天早上所聽到的，將至少再下降20％。這是可能的。」
這裡完全正確地描述了，中介流通過程W—G—W的特殊的商業職能變成多餘的了；繼續保留下來的僅僅是產品的分配、保管和儲備的職能，這是在任何進行大量生產的社會制度里為中介消費所始終必要的。但是，商業經營本身已被消除。福溫克爾先生抱怨說，它變成一個完全自動的過程。
但是，福溫克爾也同樣詳細說明了，批發商人怎樣漸漸地被辛迪加的代理商所取代。他恰當地把參加銷售協會稱為「閒差」。這完全取決於辛迪加的恩惠。現在的參與者死後，確定給他的銷售份額最後歸於辛迪加。「辛迪加成為參與者。因此，十分明顯，這個次級的辛迪加（指商人協會）最終轉歸主要的辛迪加。」
大商人的壟斷或銷售協會的壟斷，也賦予他們置小商人於從屬境地並規定其賣價的權力；簡言之，又把小商人變為他們的代理人。例如，煤炭批發商海德曼（漢堡）說：「因為我從我的賬簿上發現，這些人（即從他那裡獲得煤炭的小商人）的債務越來越膨脹，所以我便告訴他們，你們只有在至少接受某某價格的時候才能得到煤炭。」
市議員里費博士說到上西里西亞的批發商人：「我們這裡涉及的是批發商人先生們，即第一流的商人（策扎爾·沃爾海姆公司和弗里德蘭德爾公司）。當然，他們有整整一大批第二流的商人相跟隨，後者（可以坦率地說）直接依賴於前者。第二流的批發商人身後又有一流、二流和末流的商人。一個依賴另一個。第一流的批發商人即使不是按契約但也是自願地同協議（指上西里西亞的煤炭協議）保持一致。」
這裡應當簡要地指出，這兩個上西里西亞的煤炭公司的獨立地位，是從它們在協議締結以前很久就已經掌握了同礦山的貿易中得到的。礦山大部分是私有的；兩個公司部分地從金融上參與了這些礦山的經營。它們不僅掌握了銷售組織，而且也掌握了礦山所有權的一個份額，或是直接地，或是作為債權人。
在萊茵—威斯伐倫，股份形式一開始就使礦山獨立於商業。在西部商業也不集中，可能是因為那裡無爭議的銷售地區比較大，因而競爭不激烈。更為重要的還應該是這一事實，即西部的礦山比起古老的上西里西亞的礦山較為近代些。因此，在上西里西亞，雖然商業保持不住，但兩個最強大的商業公司卻保持了它們的地位。它們恰恰變成了卡特爾的貿易組織（是實際上的，而不是形式上的，因為形式上卡特爾並不關心貿易，而是把銷售轉交於礦山）。它們成為這樣的組織，並非作為「商人」，而是由於它們的資本力量。因商業不那麼集中而不甚重要的西部商業，失去了自己的地位；批發商人也「或多或少地變成代理商」，就像礦山高級監察員瓦赫勒博士所說的那樣。
商業從屬於辛迪加，也使後者更容易制止外國的競爭。外國競爭比國內生產更多地依賴於商業。例如，商人克勒克納（杜伊斯堡）說：「中介鑄鐵銷售的商業公司，當然必須承諾生鐵辛迪加的條件，他們有義務不輸入外國的鐵或把鐵引進到德國來。」
相反地，與卡特爾化產業的這種優勢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還沒有卡特爾化能力的產業中的小工廠主對資本雄厚的商人的依賴性；這種依賴性在因信用提供而加強的時候，變得特別嚴重。
「從營業的角度看，許多小工廠主也完全處於商人的支配之下。遺憾的是，在我們的生產成品的產業中，有很多工廠主的資本力量太弱，不能真正自立，以致為維持自己的企業，被迫以任何價格出賣他們的商品。然後，這些商品被商人買去，或者甚至被預付出去。這樣，在可預見的將來，商人就會控制小工廠主，繼而可以規定小工廠主的整個業務。」 格施泰因先生談的是小鋼鐵工業，並且看出商人的抵抗是造成卡特爾化困難局面的一個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僅僅製造成品的產業的卡特爾化，並不能在價格利用方面給這種產業多大的利益：「如果製造成品的工廠主聯合起來，如果他們制定的價格給他們帶來為數不多的利益，那麼，很不幸，我們經常得到這樣的經驗：大工業有意識地對他們製造麻煩。他們自己所必要的商品在他們自己的工廠里製造，他們這裡所計算的成本自然同那些按大工業卡特爾的價格購買他們原料的工廠主完全不同。正如我們所聽到的那樣，這種在自己企業內製造必要的商品的情況十分流行。經理富克斯先生昨天還告訴我，一些大的工廠，諸如波鴻、多特蒙德聯盟、柯尼希斯勞拉冶煉廠（車輛的確不屬於小冶鐵業，但卻屬於成品），現在正作為專門的車輛廠的競爭者出現。當時我回答他說，這樣一來，不僅專門的車輛廠受到損害，而且小煉鐵企業、製造車輛零配件的工廠主也受到損害。因為大鋼鐵廠不僅製造成品車輛，而且製造所有有關配件：緩衝器、交叉接頭、離合器，總之，一切車輛配件。柯尼希斯勞拉冶煉廠為自己的車輛製造一切，從車輪到最後的部件（也許彈簧、螺絲和鉚釘除外）。多特蒙德聯盟也為自己的車輛工廠製造幾乎所有的部件，還製造其他小鐵製品，如用於鐵軌床的螺栓。」
但是，如果商業通過它對較小資本家的影響阻止卡特爾化，那麼，另一方面，它還試圖通過自己結成聯營來加強這種影響。格施泰因也舉了一些這方面的實例。比如，柏林的一些大五金商店就結成了對價格形成有強大影響的聯營。但澤的一些商店集體購買了一家商行，然後結成一個五金商人聯合會，即股份有限公司。設在美因茲的德國五金商人協會制定了關於購買商品的規定。協會成員應讓其供應者簽署一份保證書，「按照這份保證書，供應者不得在市場上進行銷售」。協會成員也負有義務，不得從向消費者直接出售產品的製造商那裡購貨。這在一些地方竟然發展到視國家鐵路為消費者，並試圖阻止製造商向國家鐵路直接供應各種商品的地步。
下面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較大的資本如何輕易地造成依賴關係；這種依賴關係有時採取這樣的形式，即批發商靠犧牲產業資本家的利益來增加商業利潤，並把面臨的、也許只是由於自己的投機才產生的風險轉嫁到產業資本家身上。相反，印刷紙的投機妨礙辛迪加穩定價格和使供求相適應的努力。一般的紙，尤其是新聞紙，不是投機的商品。根據從幾乎所有德國造紙廠所觀察到的情況來看，總是那些在紙價出現下降趨勢時不顧生產成本而賣空的批發商，在後來購買時以最不光彩的方式在價格上對訂貨中陷入窘境的造紙業者施加壓力。這種商人通過散布謠言，迫使那些居于山區、與紙張市場隔絕的造紙者以遠遠低於市場價格的價格出賣商品。這種情況過去發生過，現在更加盛行。
「但是，相反地，當紙張市場上出現價格上升趨勢時，同一些批發商人又總是使出渾身解數和勸說術，迫使造紙業者訂立大批供貨合同或出售大量紙張，而他們自己卻沒有再銷售。因此，在這種情況下，首先是印刷業者成為受害者，他們必須為商人的成功投機付出很高代價。其次，合乎規律地轉瞬即逝的高漲，也使造紙業者成為受害者，因為在出現市場價格下降運動之後，有關的商人就直接壓低價格；或者，在商人自己不能買下這些紙的場合，就讓造紙業者的商品積壓下來。僅僅在極少的情況下，造紙業者才決定為此對商人提出指控或一般地提出法律訴訟，他總是權衡，不想在將來失掉商人主顧。」
辛迪加的形成一舉改變了這種形勢。現在，聯合的產業對抗分散的商人。資本的力量現在在產業資本家一邊。還不僅僅如此。現在，商人的真實面目表現出來了，相對於必不可少的生產來說，他們成了非必要的輔助手段。這裡同樣表現出生產的自然必然性對藉助商業的資本主義分配的必然性的優勢。辛迪加把商業限制在「合法的範圍內」。「商業在這樣的時候才被視為合法的：商人在確實的收購價格加適當利潤的基礎上轉賣紙張，同時遵守造紙業者認為可以接受的、在紙張銷售上符合商品習慣的條件。」這樣，紙張商人變成拿固定佣金的辛迪加的代理商。他被剝奪了自由，大聲抱怨對他的不公平待遇，並留戀地講述那甜蜜商業（ledoux commerce）的美好往事。在加之於他的條件中，他覺得最為苛刻的是：他從現在起只能從辛迪加那裡購貨，而不能從任何其他那人里購貨。他不能利用生產者之間的競爭，他自己變成了鞏固辛迪加和使束縛他的壟斷永久化的工具。他必須放棄所有的希望，因為辛迪加營業部的門上題寫著：「只能從辛迪加成員那裡購買，只能按辛迪加規定的價格銷售。」這使他如此恐懼，就像罪人看到地獄門上但丁的話時產生的恐懼一樣。這就是資本主義商人的末日。
消除商人投機的一個手段是簽訂長期合同。例如，煤炭辛迪加總是不變地確定它一整年的價格，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偏離這個「基本的規定」。
瞬息之變！在1893年的交易所調查報告中，投機貫穿著整個資本主義。一切都是投機：製造業、商業、差額貿易。每個資本家都是投機家，甚至連考慮在什麼地方能以最好的價錢出賣其勞動力的無產者也是投機家。但是，在卡特爾的調查報告中，投機的聖潔被忘卻了。它現在是由危機和生產過剩即由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禍害中產生的罪惡本身。消除投機已成為口號。代替投機理想的，是對「穩定價格」即投機死亡的理想的投機。現在，交易所和商業是投機的、無恥的活動，必須廢止，以利於產業壟斷。產業利潤合併了商業利潤，自身又被資本化為創業利潤，即達到作為金融資本的最高資本形式的三位一體的贓物。因為產業資本是聖父，它生下商業資本和銀行資本作為聖子，而貨幣資本則是聖靈。它們是三位，但在金融資本中卻是一體。
卡特爾利潤的安全性和投機盈利安全性的對比，反映在從事這兩種活動的人們之間的心理差別上，也反映在他們活動的堅定程度上。卡特爾巨頭自認為是生產的主宰，活動於光天化日之下。他把自己的成就歸因於生產的有效組織和非生產性費用的節約。他自認為是反對個人無政府狀態的社會必然性的代表，把自己的利潤看作是對自己的組織活動的應得的報酬。從他的資本主義思維方式來看，把組織（不僅僅是他自己的活動）的成果歸之於他是完全理所當然的。他是新時代的代表。哈韋邁爾訓斥舊制度的維護者：「個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如果人民大眾以犧牲個人而得益，那麼，個人就應當而且必須讓開。」 這就是他所說的是社會主義。他陶醉於勝利之中，沒有注意到有一天他和他的同類也可能屬於不得不讓開的個人之中。卡特爾巨頭毫無顧忌。如果哈韋邁爾以可愛的坦率宣稱他毫不關心他人的倫理觀 ，那麼，基爾多爾夫先生則不無自豪地強調在自己家中的主宰權利。按照他們的倫理觀，最壞的犯罪是破壞團結，自由競爭，拒不參加壟斷利潤的團體。社會排斥和經濟破產是這種犯罪應得的懲罰。 名單發出了，其中不參加壟斷組織的釀造業者被用黑體字強調出來。
投機家的活動就完全不同了。他以謙遜和內疚的面貌出現。他之所得完全是他人所失。如果說他也是必然的產物，那麼，他的必然性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社會缺陷的一個證明。他的盈利來源仍然是不清楚的。投機家的確不是創造價值的生產者。如果他的盈利超過一定程度，那麼，對他成就的讚賞就立即同對他的懷疑在思想上鬥爭起來。他在公眾面前絕不會感到安全，而且總是害怕新的交易所法規。他表示道歉並懇求人們不要過於嚴厲地指責他：「這是一切人間制度的遺傳基因：它們總是錯誤多、罪過多。」
當他發現像范·德·博爾格特教授先生這樣的信徒時，感到很幸運。這位教授安慰他說：「賭癮有時很盛是人的天性。」這位教授還以如下保證緩衝攻擊者的情緒：「所有這些有害的結果，歸根到底都應當歸結為人的天性中難以根除的弱點和激情。」
當然，也不能苛求任何資本家。恰恰是資本家還承認：「貨幣具有敗壞道德的力量，道德性隨收入的增加而很快發生變化。」 他真的發起肝火來。他始終都對科恩教授先生對他的美好心靈所表示的局外人的不理解感到惱火。他以很大的耐心忍受著教授先生關於交易所職能的極其冗長的解釋，這種解釋不能使之更明白一些。他以泰然自若的心情傾聽科恩教授關於普魯士大學職能的有趣的演說。但是，不能把事情搞得太過分了。當教授宣布大學的目的是站在交易所和社會民主主義之間，證明交易所倫理的正當性並捍衛它時，他肯定不會表示反對。但是，當這位博學的先生繼續說，「如果沒有大學，這些對立將會爆發」時，這種自大狂和其他狂想的表露使他發笑。他不可能相信教授的嚴肅性，因此他插進來說：「我同意（注意，他現在也還是一個投機家）交易所追求倫理的目的，但是交易所並不是為此而建立的，而是出自利己心而建立的。商人建立交易所是為了把它們變為慈善機構嗎?」 但是，倫理的政治經濟學沒有回答這個問題，科恩教授在這個場合就像一條落水的長捲毛狗，一條沒有惡魔纏身的長捲毛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