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資本 · 第九章 商品交易所
交易所是證券交易的誕生地。隨著交易所的發展，證券銀行也發展起來了。證券銀行一方面是交易所的競爭者，另一方面又把交易所作為它的中介機關來使用。期貨交易對證券交易並不重要，它使證券交易順利進行，但對價格的高低卻沒有決定性的影響。交易所的商品交易，情況就不同了。
在證券交易所進行證券交易，這種交易執行資本動員的職能。通過出賣股票，為個別資本家完成虛擬資本（它曾一度轉化為產業資本）向貨幣資本的再轉化。這是具有獨特性質的交易，除了買賣形式即價值和所有權轉移的一般經濟形式之外，同商品交易沒有什麼共同之處。商品交易完全是另外一種情況，這裡完成的是在生產中產生的產業利潤和商業利潤的實現，同時通過商品流通完成社會的物質變換。因此，商品交易所和證券交易所，正像商品和有價證券一樣，從一開始就是彼此不同的。如果忽視了這種根本區別並把投機同商業等同起來，那麼，把它們混合為「交易所」，必定會引起混亂。因此，對交易所的商品交易的概念，從而對與其他「交易」不同的商品交易所的特殊性質，需要加以檢驗。
通常，我們把在交易所這個有大量商人去的地方進行的一切交易，稱作交易所的交易。但是，很清楚，不管這些商人是在他們的辦事處或是在第三者的場所即交易所解決他們的交易，這只能構成商業技術上的而不是經濟上的區別。當然，交易完成的速度和對市場狀況的觀察可以因為在交易所而增強，但這畢竟是商業技術上的而不是經濟上的區別。
即使在下述場合，區別也仍然是純商業技術上的：由於只允許提供固定質量的商品，為每次交易檢驗和確定商品使用價值的做法便被廢止，因此，商人日常的一個重要職能成為多餘的了。這種供貨條件執行與否，如有爭議，應由交易所自己的專職機構對此做出裁決。當然，這種職能的廢止仍不過是交易所商品交易的一個前提條件，而只有在附加其他經濟標準時，交易所商品交易才能成立。
因此，商品是作為一定質量的商品進入交易所交易的。它是按照交易所的方式，作為確定的使用價值，作為標準商品，進行交易的。作為這樣的商品，每一個量都可以通過其他相等的量所代替。作為相同的使用價值的量，商品成為可以互換的貨物。在交易所交易內部，大批商品只有量的區別。按照商品的性質和交易所的規定，一定量（若干公斤，若干袋）充作成交時的單位。因此，只有那些由於自己的性質或經過比較簡單而又費用不大的處置即能互換的商品，才適合於交易所的交易。
但是，商品可以互換是使用價值的一種自然屬性，這種屬性是同種商品所有而他種商品所無的。然而，這對於交易所的交易還是不夠的。在普通交易中，商品按照工廠主的生產價格轉給商人，而商人（按再增加商業利潤的價格）把商品賣給消費者。只有在除了商業利潤之外還為差額利潤即投機盈利留有餘地的時候，交易才成為交易所的交易。但是，經常出現價格差異和價格波動是投機的前提條件。因此，那些在較短的時間內發生較大的價格波動的商品，適宜於交易所的交易。這首先是土地產品，例如糧食、棉花；其次是那些原料價格急劇波動並對產品價格有決定性影響的半成品甚或成品，例如糖。
根據羅賓諾夫提供的材料， 期貨交易首先是在英國的金屬、滑石等等商品中發展起來的。只是隨著電訊和輪船航線的開闢，期貨交易才擴展到海外產品。得到這些產品不要一年，只要短短几個月；它們被一次拋到市場上，而消費卻要一整年。期貨交易的原因在於，生產時間短，而由不斷地消費所產生的流通時間長。進行交易的對象本身作為資本化的收益憑證即貨幣代表是可以互換的。它們的可以互換的性質，迫切要求實行證券交易中的期貨交易。實行商品期貨交易，是受特殊的周轉條件（例如，流通時間和生產時間之間的差異）制約的。只有期貨交易的需要，才導致常常只有通過人為的手段才能達到的完全可以互換的商品（在這些商品中，一個量和任何其他量一樣，具有同樣的使用價值）的製造。
如果價格波動通過卡特爾化（例如在石油方面）而停止了，那麼，這些產品的交易所交易也就停止了，或者成為純粹名義上的。
與上述直接有關的第三個重要因素是，價格波動並不因供求相合而能夠隨時平息下來。這種相合在農產品中也是最難的。一經收穫，供給便因此而決定了，只有經過較長的時間之後才能適合需求。最後還要提到的情況是，進入交易所交易的商品量，必須大到足以能按照常規排除瑞恩、科奈爾等短期價格協定形成的危險的程度，因為壟斷價格的形成抑制價格變動，從而抑制投機。
交易所交易的特點是：商品使用價值的確定，使商品對每個人都成為交換價值的純粹化身，成為價格的單純承擔者。任何貨幣資本都能直接地轉化為這種商品。因此，除了過去職業的和內行的商人之外，也可以有一幫人從事這種商品的買賣。這種商品直接與貨幣相等同。購買者不再檢驗它們的使用價值。它們只是經歷不斷的、某種程度上較小的價格波動。 因為它們是世界市場的商品，所以它們的銷售能力，從而它們向貨幣的再轉化，都是隨時有保證的。問題始終僅僅在於價格差額的得和失。因此，它們像有價證券等其他貨幣憑證一樣，成為適當的投機對象。在期貨交易中，這種商品只被作為交換價值。它成為單純的貨幣代表，而通常貨幣是商品價值的代表。商業即商品流通的意義喪失了，從而商品和貨幣的性質及其對立也喪失了。只有在投機因科奈爾的阻礙而結束以及不能占有的世俗商品必須被貨幣所代替的時候，這種對立才重新表現出來。正像貨幣在流通中只起一種轉瞬即逝的作用一樣，商品在商品投機內部所起的作用也是如此。正像流通中有比現有量多得多的貨幣被用於計算目的，也有比實際存在量大得多的商品量用於投機。
最後，在商品的期貨交易中，為了進行從生產者到消費者的實際的連續不斷的運動，即進行實際的交易業務而不是單純的投機業務（交易是投機可能性的必要前提），期貨交易之鏈的始端必須是生產者（或作為他的代表的商人），終端必須是消費者（例如麵粉製造業者）。我們可以這樣來看問題：商品的一部分始終留歸投機支配。這只不過是一定的儲備，當然，它的構成是不斷變化的。否則，它就必須存於某處，置於其他資本主義代理人的支配之下，他們不是投機家，而是生產者或商人，有時甚至是消費者。這種儲備必須始終具有一定的量，以避免科奈爾和瑞恩形成的危險。
由於投機支配這些商品，於是便產生了一個長系列的新的買賣交易。這種買賣交易之鏈是純粹投機的。它的目的是謀取差額利潤。這不是商業活動，而是投機買賣。買賣範疇在這裡沒有商品流通的職能，沒有使商品從生產者達到消費者的任務，而是成了類似想像的東西。其目的是謀取差額利潤。商品是已經帶著正常商業利潤的附加來到交易所的。因為商人把它賣給了交易所。如果工廠主來做這件事，那他本人恰恰是同時作為自己的商人執行職能，把商業利潤本身裝進自己的腰包。交易所的買賣純粹是投機性的，投機家不是謀取利潤，而是謀取差額利潤。一人所得就是他人所失。但是，這條經常不斷的交易之鏈，保證了交易所商品向貨幣的不斷轉化，從而，在達到一定程度時，使貨幣投於這種商品並隨時可以通過出售商品實現貨幣。因此，交易所的商品便成為暫時游離的貨幣的適當的抵押品。因此，待這些商品的價格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銀行便可以把這些商品作抵押貸款或進行延期交割，於是，便產生了銀行資本的一種新的用法，即銀行資本參與商業，但它只是在適合於它的作為生息資本的形式上參與的。它用它的貨幣轉化而成的商品，隨時都可以再轉化為貨幣。一所經營有方的銀行，絕不會把比隨時（也包括在最不利的情況下）能實現的更多的貨幣固定於這些商品上。交易所的存在，構成投機買賣的無盡鏈環的存在，保證銀行隨時可以實現自己的貨幣。因此，貨幣不是被固定死的，對銀行仍然是貨幣資本，按銀行方式所投放的資本，因而僅僅帶來利息。但是，銀行資本的介入，又給投機和商業擴大自己業務提供了可能性。現在，為了購買商品，已不必占有全額價格的貨幣，只需要有能夠抵償一切可能範圍內存在的差額的貨幣量，其餘的由銀行提供。對於投機來說，這僅僅意味著它的業務的擴大。但是，由於交易額的增長，即使微小的差額也足以引誘投機家從事買賣，所以，一方面，交易次數增加了；而另一方面，每次的差額量卻減小了。
銀行資本對商業的影響問題就不同了，而且更有興趣。現在，商業也可以以商品作抵押取得貸款了。它只需對這一資本付利息。但是，商業本身並不產生利潤。商業只實現同所使用的資本量相適應的平均利潤。但是，因為有大量信用提供給自己支配，所以商業現在只需較小的自有資本，便可以進行同樣數量的交易。因此，這一資本的商業利潤，現在被分配到更大的商品量上。由商業所造成的商品加價也減小了。但是，因為商業利潤只是從產業利潤中所做的扣除，所以產業利潤便按同樣程度提高。對消費者來說，商品價格保持不變。因此，銀行資本的介入造成：第一，產業利潤提高；第二，全部的和按個別商品計算的商業利潤下降；第三，商業利潤的一部分轉化為利息。後者是商業資本的一部分被銀行資本所代替的必然結果。而交易所的商品交易使這種代替成為可能。
利息（這裡插進來談談），除了消費信用外，始終是利潤或地租的一部分。但是，下面的問題還應該注意。在生產中，實際借貸資本是作為產業資本發生作用的，因而生產利潤。借貸資本只獲得利息，因而增加了產業資本的利潤，增加額等於平均利潤和按所藉資本額計算的利息之間的差額。商業並不生產利潤，而只是必須從一般利潤量中為商業資本支付平均利潤率。銀行資本在商業中的作用就不同了。它獲得自己的利息，但並不為商人生產任何利潤。商人現在所獲得的，毋寧說是去掉銀行資本額的商業資本的平均利潤加上他向銀行資本後來支付的利息。為經營商業，現在只需較少的商業資本，因而這一資本的利潤也變小了。這種被節約的利潤留歸它的生產者即產業資本。銀行資本這裡所起的作用，同節約商業費用的某種進步所起的作用一樣。結果上的區別簡單地來自下述情況：產業資本生產剩餘價值，而商業資本卻不生產剩餘價值。
另一種情況也在同樣的方向上發生作用。交易所的期貨交易，為由它所掌握的商品，創造了一個始終準備吸收這些商品的市場。因此，生產者或進口商可以隨時出賣商品。而這就意味著他的資本的流通時間的縮短。但是，我們已經知道，流通時間的任何縮短，都意味著資本的游離。因此，期貨交易也以這樣的方式，減小了用於商品流通即商業業務所必要的資本，這種資本不是用來生產，而僅僅是用來實現利潤。
期貨交易是一切投機的適當的形式。任何投機都是對價格差額的利用，這種利用是在時間中進行的；而另方面，對每個投機家來說，他不進行買賣的時間是純粹的損失。投機也不是生產。因此，投機家必須能夠迅速地利用每次的價格差額，哪怕是將來的價格差額。因此，在每一個瞬間，他都必須能夠為每一個將來的瞬間進行買賣。這恰恰是期貨交易的本質。由於做了期貨交易，投機便創造了一個適用於一年中任何一個時期的價格。因此，它便使工廠主和商人有可能為自己排除價格發展的偶然結果，保證自己免受價格波動之害，並把價格波動的風險轉嫁到投機身上。例如，原糖製造業者今天購買甜菜。如果他今天已經能夠把應提供原糖時期的期貨，以比如13萬馬克在交易所出賣，那他便知道，他可以為甜菜支付比如10萬馬克。因此，如果他今天按這一價格出賣了原糖，那他便與此後所發生的一切價格波動無關了，他便保證了自己的利潤。因此，期貨交易是產業資本家和商業資本家限於執行自己純粹職能的手段。用於抵禦價格波動而保證自己所必要的固定於產業或商業領域中的準備資本的一部分，因此便游離了。其中的一部分現在用於交易所投機。但是，在這裡，它們被集中了，因而可以比分散於各個產業資本家和商人手中的資本更小。
資本主義利潤在生產中產生，通過流通而實現。當生產早已結束，因而利潤對生產者或已經購買了商品的商人是一個既定的量的時候，保證這一利潤抵禦由流通時的價格波動所產生的偶然情況，是生產者和商人自然作出的努力。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對那些由於自然原因（例如，由於生產的結果依賴於氣候條件）價格波動特別大和不可忽視的商品，期貨交易促進了這種努力。期貨交易儘可能地平息由投機中產生的波動，但這一點只有通過製造由投機引起的較小的和較頻繁的振盪才能達到。這種投機（從社會的觀點來看是完全無意義的）之所以顯得必要，因為它安排了買者和賣者參與的必要規模，以致總是能夠有必要的商品量進行交易。這種抵禦價格波動的保證，使市場價格越來越接近於生產價格。於是，便形成一個獨特的資本家階級，即接受這種價格波動的投機家。問題是他們的資本怎樣增殖。
我們在考察證券投機時已經看到，這種資本謀取差額利潤。一人所得就是他人所失。在這裡，那些能夠等待和自身影響市價的大投機家以及了解內情的行家裡手， 通常靠犧牲小投機者和外行謀取利潤。問題僅僅在於，除此之外，投機是否還能得到風險酬金。
風險酬金雖然經常被提到，但研究卻很少。首先應該確定的是，風險酬金不可能是利潤產生的原因，因而也不可能是說明利潤的理由。利潤是在生產中產生的，等於不花資本家階級分文的工人的剩餘產品中所包含的剩餘價值。不同的風險，即能夠通過流通實現生產中所產生的利潤的不同的可靠程度，只能造成不同的利潤分配，致使具有較大風險（而它也必然實際地表現為較大的損失）的部門得到較高的價格，但歸根結底也使它們資本的利潤率等於平均利潤率。很清楚，就必須考慮一個生產部門中造成收益降低的特殊情況來說，這些特殊情況也必須被價格水平所補償，從而保證利潤率的相等。在光學鏡頭的價格中，也包括那些在澆鑄時平均被損壞了的玻璃的費用。這些費用屬於生產費用。同樣，商品在運往市場的途中所平均遭到的損壞或腐爛，也加到價格中。但是，風險的情況就不同了。它是由流通時僅僅偶然發生的情況中產生的，但也波及生產費用本身。例如，如果用舊機器製造的某產品還在市場上，而現在新機器以一半的時間就能製造它，那麼，對這種「風險」就不存在補償，這種產品的出賣者將必然承受損失。
對主要在交易所期貨交易市場上進行交易的產品來說，條件也相類似。這種不安全性來自下述情況：例如，對德國的穀物價格來說，不僅德國的收穫情況即德國的直接表現為價格的生產費用是決定性的，而且美國、印度、俄國等等的生產費用也同樣是決定性的。但是，對於這種價格形成來說，德國穀物的價格卻沒有任何補償。
但是，一旦在流通中出現大的無法預料的波動，這一部門的資本家就必須握有準備金，以便能夠補償價格波動所造成的損失和繼續進行生產。這種準備金是必要的流通資本的一部分，對它計算平均利潤。歸之於它的利潤可以被稱作風險酬金。但是，即使是通過期貨交易，這種準備金對生產資本家也並非是多餘的。因為期貨交易並沒有完全消滅由生產條件的變化所引起的價格波動。生產者必須承擔世界市場對國內價格的影響。
交易所的保證只關涉流通時所出現的波動。麵粉製造業者通過今天購買穀物來保證他今天出賣麵粉的價格。穀物商人則通過把他今天購買的穀物在交易所按一定期限出賣來保證他的利潤。這種保證在於，他為實際履行自己義務的一個後來的時期，保證了一定的現有價格。換句話講，對於商人和生產者來說，買和賣是一環扣一環地進行的，而不是只進行單方面的買或單方面的賣。但是，這一點的前提條件是：首先，像期貨交易為它創造的那樣一個隨時準備開放的、大規模的和有吸收能力的市場；其次，那些並不為自己作這種保證而是期待後來時期的市場狀況的代理人，即為對自身保證的商人解除風險的投機家。因此，他們的盈利不是風險酬金，而只是必然有相應的損失與之對立的差額利潤。正是投機盈利的這種性質造成如下結果：只有在大量承受損失的外行參加時，職業投機才興旺發達。沒有「公眾」參加，投機就不會繁榮。
積聚的進一步發展，使這種保證漸漸沒有必要了。如果商業企業達到一定規模，有利的機會和不利的機會就互相抵消。於是，大商號便作「自我保證」，放棄期貨市場。接踵而來的是，小投機者 也必然漸漸地抽身，因為他們不得不越來越經常地付出代價。股份制度的發展和證券投機，也把他們從商品交易所中拉走。最後，辛迪加和托拉斯迅速地結束了它們所支配的商品的投機。
如果要問，期貨交易對哪些階層是必要的?那便可以說，它對中等商人的必要性恐怕是最為迫切的。對生產者來說，在不如此就必須自己執行這種重要的商業職能的意義上，具有必要性。當進一步加工已經是按照大規模的和資本主義的方式進行的，而原料生產還十分分散的場合，情況就是這樣。這裡，交易所完成了產品的必要集中。例如，這種情況就適用於現代麵粉製造業的發展時期。商品交易所完成這種集中，比最初批發商業必須發展時要迅速和猛烈。對於商業來說，特別是下述產品的期貨市場是符合理想的：它們的流通時間長，它們的生產分散於難以數清的生產場所的巨大範圍內，生產結果難以預料且不穩定，因而流通中的價格波動很大，以及沒有規律可循。
一旦期貨交易建立起來，參加期貨交易對商人和生產者就越來越有必要，因為期貨市場成了價格形成的決定性因素。相反地，把期貨交易限於職業商人，便奪走了期貨交易的最重要的職能：通過把價格波動中所造成的損失轉嫁於投機，使保證具有可能性。
因為投機家不想長久地保持投機對象，所以由此即可得出：每一個投機家常常既是買者又是賣者。賣空投機家，即一種商品的出賣者，為了保護自己，又成了這種商品的買者。
但是，他是在不同的時間上作為買者和賣者的，並且利用了這一時間內的價格波動；而實際的商品交易的保證恰恰在於避開這種波動，因此，以同時賣的估價作為買的基礎，以同時買的估價作為賣的基礎。
投機家首先利用了價格波動，這種價格波動不是由他造成的，而是由實際的商品交易造成的。這種價格波動，既可以由偶然的供求關係引起，也可以由商品生產費用變化這一更深刻的原因引起。投機的需求和供給本身又使這種價格水平發生變化，造成波動，而這種波動最後必然不斷抵消，這恰恰是因為每個投機家既是買者又是賣者。這當然不妨礙，一種投機方向，例如買，即買空投機，在一段時間內可以占壓倒優勢。只要這種單方面的行為還繼續存在，價格就高於由單純的實際商品交易所產生的水平。因此，投機造成更頻繁的從而也更微弱的價格振盪，這種價格振盪從長遠看將互相抵消。
期貨交易把整個交易集中於一個地點，使那裡的批發商對地方商人占上風，這些地方商人則漸漸消失。 而在交易所所在地本身，它又給以前的外行躋身進來提供了可能，這些人現在同老商號進行競爭。因此，期貨交易的新的開展，常常遇到老的職業商人的抵抗。期貨交易在達到一定程度時，它所需要的專門知識比老的職業商業要少。銀行資本的參與，使資本微薄的人也有可能參加進來。但是，集中在這裡也是在新的基礎上進行的。一般說來，人們有這樣一個印象：純粹投機和外行參與期貨市場，毋寧說在減弱。
相反，廢除期貨交易意味著批發商地位的加強，這些批發商沒有這種保證也能過得去。
期貨交易的危險之一，是「短期價格協定」的可能性。如果賣者在供貨日沒有提供商品，那麼，買者就有權在交易所由賣者承擔費用來購買這種商品。如果這種商品由於買者以前已經把可支配的儲備大量買進而不能滿足需求，於是便產生了取決於買者意志的極高的虛擬價格。這時，賣者就完全交由買者擺布了。商品儲備越小，「短期價格協定」也就越容易。如果期貨交易的供貨條件對商品質量提出高要求，這一點也可以人為地製造出來。相反地，壓低供貨質量是阻滯「短期價格協定」的一個手段。「短期價格協定」一般只能在特殊情況下和短時間內發生，例如穀物儲備由於新的收穫尚未進行和舊的儲備已大部賣出的很小的時機。但是，異乎尋常的價格一般又使人們認為已經歸於消費的儲備在市場上出現。如果新的供給超過買者的吸收能力，「短期價格協定」便崩潰了。一般說來，即使是成功的「短期價格協定」，也只不過意味著對局外的投機集團的剝奪，很少影響商品的現貨交易和實際價格。
眾所周知，1896年6月22日的德國交易所法，部分地廢除了期貨交易，部分地使它難於進行。特別是自法院的判決也威脅著商法關於期貨交易的條款以來，穀物貿易被大大限制了。因此，「參與期貨交易的人越來越少，而且少到幾乎不能達到期貨交易的目的」。因而，現在連保證業務也變得十分困難了。結果如何?「由於與此相聯繫的困難，現在已經有一些很大的公司認為，即使完全沒有期貨交易所的價格保證也能過得去。同時，他們憑藉幾年來穩定的甚至提高的價格取得不小的利潤。但是，一般說來，穩定的公司認為這樣一種做法是十分危險的投機，寧可滿足於較小的但卻是可靠的利潤……，在目前情況下，上述兩三個大的公司也把整個交易的越來越大的部分抓在自己手上，這是確定不移的事實。這裡，集中受到立法的鼓勵，正像銀行業中的集中通過這種方式日益發展一樣。但是，這種發展是否能真正長久地使那些讚美這一規律是一個巨大成就的人們喜歡，是頗值得懷疑的。對農場主來說，為了達到儘可能有利的價格，多方面的競爭所提供的保證，無論如何要比最後由幾個大公司決定價格時要好得多。」
「期貨出賣為地方商人提供了按有利條件抵押商品的可能性，所以他們對期貨交易就更有興趣了。因為這種商品已經按固定價格出賣，從而不再因價格跌落而喪失價值。因此，商人又重新獲得資本，再按有利的價格從生產者那裡接受一部分新的穀物。」
為生產資本家縮短流通時間以及通過投機減少風險，也可以對生產發生反作用。在期貨交易實行之前，主要是由局部生產者承擔風險。如果風險和商品（它現在同樣集中在交易所所在地）儲存的必要性消失了，那麼，單純的生產職能已經不夠了。局部生產者通過把自己的企業與第二個企業的聯合而成為完全的企業家。他可以更容易地做到這一點，因為他的流通資本和準備資本的一部分被游離了。例如，羊毛梳理業者，由於他們以前承擔的風險現在轉嫁到期貨交易上，便成為多餘的了。他們自己現在成為毛紡業者，或者相反地，毛紡業者合併於羊毛梳理廠。
期貨交易為生產者節約流通資本，第一是通過縮短他們的流通時間，第二是通過縮減抵禦價格波動的自我保證（準備金）。這加強了首先享有期貨市場好處的大企業的資本力量。這樣被游離的資本變成為生產資本。
在企業分工的條件下，不僅技術觀點是決定性的，而且商業觀點也是決定性的。一些局部過程，首先是從原料到半成品的加工過程，本身仍然不過是獨立化的過程，因為局部生產者同時執行一些重要的商業職能。他們從生產者或進口商那裡接受原料，與這些人一起分擔價格波動的風險。當工廠主通過期貨市場，在沒有這種中介也能避免風險的時候，這種獨立性便成為多餘的了。於是，他便把這種原料加工併入他自己的經營中。商業職能的喪失，使技術的獨立性成為多餘的了。這裡也出現了排擠中間商業的趨勢。的確，商品交易所一開始似乎還增加了商業業務，但是我們已經知道，這種買賣並不是商業交易，而是投機交易。
我們已經看到，期貨交易是使銀行資本首先通過提供信用（不論是抵押放款形式或是延期交割形式）參與商品交易的手段。但銀行也可以利用自己巨大的資本力量和對市場的洞察，相當有把握地參與真正的投機。銀行普遍地延及一系列期貨市場的聯繫，除了使它對市場有更深刻的洞察外，首先給它提供了可靠的套利活動的機會，這種套利活動大規模進行時帶來巨額利潤。銀行支配的商品量越多，對供給量的影響越大，它就越能可靠地進行這種投機交易。於是，便產生了日益取得對在期貨市場進行交易的商品的支配權的努力。銀行力圖排擠其他商人，直接從生產者那裡獲得商品。銀行可以以代理的方式轉賣（它在與商人的競爭中，可以對這種出賣要求比商人小得多的利潤，因為它還能獲取投機盈利和能以更大的規模開展信用業務），或者為自己的利益購買商品。這裡，銀行利用它通過自己同產業的其他業務、關係所具有的影響，以代替商人同產業資本家打交道。一旦銀行占有銷路，銀行同產業的相互關係也因此變得更加緊密了。銀行不僅作為投機家關心商品價格的形成，而且也希望有符合它與之有各種信用關係的企業的利益的較高價格。因為它對儘可能多地支配商品有利益，所以它也同時試圖與儘可能多的企業建立聯繫，從而與整個產業部門發生利益關係。它的利益在於，儘可能地保護這一產業部門，防止蕭條。它利用自己的影響加速卡特爾化。卡特爾化雖使銀行在國內市場上（不是世界市場上）的投機活動成為多餘的，但銀行通過參與分享各種不同形式的卡特爾利潤而對此獲得巨大補償。當由於歷史原因而未能形成強大的和有效率的批發貿易（不論是一般的或是在該生產部門中的）時，這種發展尤其得到實現。例如，在奧地利，銀行通過商業途徑躋身於製糖業；也躋身於石油工業，雖然成績不大。銀行成了那些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它的企業致力於卡特爾化的承擔者。因此，在這裡，期貨交易促進了作為一般趨勢的發展，以便最後再揚棄期貨交易本身。
壟斷同盟徹底消滅了商品交易所。這是不言而喻的，因為這種同盟確定長期價格，從而使利用價格波動成為不可能的事情。當然，「時間的分配」是直截了當地進行的。這最多會使埃倫貝格教授先生感到驚奇。德國煤炭辛迪加和鋼鐵企業同盟，使埃森和杜塞道夫的交易所標價成為純粹名義上的。「因此，埃森的煤炭交易所只不過是一隻裝著煤炭標價的提包，這個提包每次被從煤炭辛迪加的辦公樓帶到埃森的交易所大廳；而整個所謂杜塞道夫的商品交易所只不過是一封信，這封信是一個產業資本家按照慣例送給杜塞道夫交易所負責人的。」
這也適用於酒精的期貨交易。「這裡可以完全正確地指出：交易的一部分由於中央機構（為酒精銷售）而失去意義。中間交易的一部分在辛迪加中沒有存在的餘地。這是主要從事期貨交易的一部分。代理交易者即經紀人，一切同生產者沒有直接聯繫的商人，由於辛迪加的產生而自然成為多餘的，從而被排擠掉。」 實際商人被酒精辛迪加變為拿固定佣金（30到40芬尼）的代理人，他們的數量似乎保持相當的穩定性（1906年為202），占推銷產量的40％。
就商品交易所的盈利來自商業利潤這一點來說，在排除交易所的情況下，它們歸於生產者。對由生產時間（即「生產季節的長度」）和消費時間的不同產生的那些盈利來說，情況也是這樣。例如，夏天的酒精價格比冬天的高。生產季節結束時，產品便轉移到商業手中。夏天價格之所以高，是因為必須計算貯藏費用、利息損失等等。但是，在生產季節結束時，釀造業者必須儘可能早地把酒精賣出。這時，供給便蜂擁而來。相反地，夏天不進行生產。這時，供給不可能再增加，商人有足夠的資本力量在不利的時候不廉價處理商品。這裡，商人（銀行資本在這裡也通過延期交割和抵押放款而提供商人支配）的資本力量和那些常常是小生產者的資本力量的不同，也在價格決定中起某種作用，當然這裡所指的，不是消費必須支付的價格，而是商人支付給生產者的價格。生產者卡特爾也使這種關係發生不利於商人而有利於生產者的變化。酒精銷售中的經營負責人施特恩先生作了確切的表述，他說：「辛迪加使釀造季節結束以後的價格提高，有利於釀造業者，而自由市場則使之有利於投機者」。
正是在農業生產領域中，卡特爾化（農業生產「合作社」常常只不過是卡特爾的萌芽或小型的卡特爾）有巨大的好處。因為恰恰對農業生產來說，資本主義的價格調節是最不適用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無政府狀態恰恰同農業生產的自然技術條件不相容，正如資本主義一般不能實現合理化農業的理想一樣，這一點同工業中的情況正相反。但是，資本主義的價格調節同農業生產的自然技術條件的矛盾，由於不斷使價格發生變化的期貨市場的存在而尖銳化了。因此，期貨交易連同它的常常是戲劇性的、由投機引起的或至少是過度的價格方向的變化，被指責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般的罪過。所以，如果對此進行蠱惑性的利用，就可以很容易地在農業生產者中間煽起反對期貨交易的激烈運動。
卡特爾能在多大程度上限制無政府狀態，它也就在多大程度上恰恰對農業領域產生特別有利的影響。農業的特點在於，各年的生產量按自然條件變化很大。而這種生產量直接影響價格。生產量過剩會大大壓低價格，增加當年的消費。由於價格被壓低，下一年的生產便受到限制。如果此外再出現歉收，那就會造成匱乏，價格迅速提高，消費被大大抑制。對這種現象，分散的生產簡直無能為力。但是，卡特爾對價格形成卻有大得多的影響，因為它可以作及時的儲備以及通過生產的分配預防過於急劇的波動。當然，資本主義的卡特爾也利用這種力量，通過對生產的相應限制，達到持續的最高價格。但是，對於農業生產來說，它創建了較為穩定的狀態。
正是上面提到的經營負責人施特恩這樣說：「辛迪加即使不能無限量地保存過剩商品，但卻可以極大量地保存過剩商品。一旦過剩商品太多，自由市場便立即使價格猛跌，直至產品降到遠遠低於生產費用為止。辛迪加可以把國外價格和國內價格分開。當出現過剩和需要輸出時，自由市場的全部產品的價格狀況便取決於輸出收入。這裡舉一個例子：1893和1894年間，曾出現2 000萬立升酒精的過剩。這絕不是威脅性的過剩，但卻把年平均價格壓到31馬克。如果辛迪加這一年多輸出1 000萬立升，如果這1 000萬立升中每100立升價格損失5到8馬克，其價格損失總額等於50萬到80萬馬克，那麼，這就使釀造業大大減少跌價。因為如果假定全部產品的價格都提高5馬克，那麼，以50萬到80萬馬克的損失便將約3億立升的全部產品在價值上提高1 500萬馬克。
交易所並不使基本存貨增加。產品的意外增加很快為產品的減少所抵消。生產季節結束時（每年的9月30日）所有的存貨，在酒精自由市場存在時期，通常為約3 000萬立升。這種存貨有許多次停留在這一數額之下，而一度最低降到900萬立升。但是，只有一次，在1893—1894年間，這一數字有很大提高，達到1 500萬立升。這些在1 000萬上下的數字只是產品的3%—5％，但這3%—5％就足以把價格壓到極限。甚至很小的存貨也使投機家神經緊張起來。當他相信豐收在即的時候，便把存貨拋出。交易所的這種表面的平衡，從根本上來說，不過是恐懼和神經緊張罷了。」他接著說明了他不喜歡交易所所作的平衡的原因：「這種平衡是交易所通過低廉的價格達到的。」但是，他的僱主即卡特爾化的釀造者和酒精製造業者，卻只需要高價上的平衡。
一些期貨交易的辯護者也斷言，它是更準確的價格決定的保證。期貨市場把一大批懂行的當事人囊括進來，這許多行家意見的結果一般必然比少數人的意見要正確些。但是，作為穀物商人的屬性並沒有賦予他能夠預見未來收穫量的神秘能力。一個穀物商人沒有這種能力，無限多的穀物商人也沒有這種能力。如果說「理智總是在少數人一邊」這句話對交易所參加者不適用，那他們（即使在其他方面可能具有許多舊約全書的性質）肯定也不具有預言家的天賦。實際上，期貨價格只不過是投機性的。甚至辛迪加，例如像對國內的價格決定有直接影響並因此很容易提供期貨供給的酒精辛迪加，也並非完全心甘情願地提供這種期貨供給。例如，酒精銷售中的經營負責人烏圖赫特說：「期貨供給總是有某些困難。如果事情按我們的意願進行，我們倒寧願對期貨供給持謹慎態度……。當有人提供一種產品的時候，為了能夠確定價格，必須事先了解有多少產品量歸他支配。當然，我們只有在生產季節已經過了許多月之後才能了解這一點。即使這時，我們也不能完全避免上當，因為只有春季幾個月的生產才能決定整個生產季節的生產是大或是小。當形勢無法認清時，尤其如此。」但是，人們將會承認，了解全部生產情況並控制大約80％的生產的銷售中心的信息，同交易所參加者的信息，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
要求了解期貨價格的原因是：加工工業在簽訂供貨合同時，必須了解原料的價格。如果原料生產期同加工工業的定貨期不相一致，那麼，對價格急劇波動的商品來說，便產生了期貨價格的需要。因此，加工業者便把風險轉嫁給他的原料供應者。但是，辛迪加利用自己的強大勢力又把風險從自身轉嫁出去，或者通過保持價格穩定，或者通過把期貨價格提高到使它同樣避開風險的高度。烏圖赫特直接談到這一點：「因為我們面對毫無把握的情況，所以我們小心行事（原文如此！），寧可把價格估計偏高，也不把價格估計偏低。」在辛迪加的備忘錄中寫道：「在辛迪加存在的最初四年間，這樣的期貨報價是在新的營業年度之初發布的。而自1904—1905年度以來，則遵循下述原則：只是在對生產的發展有了一定的立足點的時候，才標出一般的供貨價格。」
在德國的交易所的調查報告中，商業界以外的調查成員（如內閣大臣維耐爾和自由保守黨議員馮·加姆普）認為，現貨交易是合法的，交易所的差額交易是非法的。這一區分同樣常常被商人所駁斥。前一部分人恰恰不能理解，在一切資本主義交易中，使用價值是完全無關緊要的，大都僅僅是可悲的必然性（必要條件）。實際上，純粹的差額交易是下述事實的最完全的表現：對資本家來說，重要的僅僅是交換價值。因此，差額交易恰恰是資本主義根本性質的嫡子。這種交易本身是從價值的世俗的現象形式（使用價值）抽象出來的。對於非資本主義的認識論學者來說，這種經濟的自在之物完全表現為超驗的東西，因此把它憤怒地稱之為詐騙，這是完全自然的。 他們沒有看到，每一個資本主義交易的經驗的現實背後，有這一交易本身的超驗的事實，只有這一超驗的事實才能說明那種經驗的現實。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對使用價值的捍衛者來說，一旦他們涉及交易所，使用價值概念本身便消失不見了。現在，他們把任何交易都同樣看作是現貨交易，只要證券或商品實際轉手，那就不管是收益證書的買賣或是商品的買賣。他們完全忽視了，證券流通對社會的物質變換是無關緊要的，而商品流通則是社會的生活條件。
對使用價值的漠不關心可能導致何等荒誕不稽，這裡可以舉一例子。為了使商品可以互換，商品必須滿足某些確定的條件，即在一定量的情況下，具有一定重量，顯示一定的顏色和氣味等等。只有這樣，商品才符合適宜於進行供貨的「等級」。在漢堡的咖啡期貨交易中，等級相當壞。較好的品種由於摻雜黑豆、石子等等而變壞了。在柏林，等級比較好。在漢堡所加的摻雜物，必須在柏林花很大力氣揀出去，才能使咖啡交貨。這大概算是資本主義非生產費用的最明顯的例證。 但是，這還算是好的。在漢堡，曾經形成一個科奈爾。於是，出現缺少可以交貨商品的局面。而能夠提供的僅僅是摻有石子等雜質的咖啡。較好的品種因為不符合供貨質量，所以必須另外賠錢；換句話說，必須為較高質量的供貨支付罰金。但是，這是完全符合徹底加以運用的資本主義邏輯的。因為對於買者即科奈爾的成員來說，問題根本不在於使用價值，而僅僅在於交換價值。交換價值決定整個經濟活動，這種活動恰恰不是使用價值的生產或中介，而僅僅是謀取利潤。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辯護士，試圖通過下述方式來證明它的各個現象的必然性：他們把由資本主義生產中產生的特殊經濟的從而歷史的形式，同對短暫的形式相比必然是長期的技術內容等同起來；然後，從這種錯誤的等同出發，反過來推論形式的必然性。於是，他們極力強調對每個社會勞動過程進行管理和監督的必然性，以便由此立即證明由生產資料私有制產生的資本主義管理的必然性，從而證明這種私有制一般的必然性。因此，他們不是把商業理解為特殊的流通活動，而是理解為貨物向消費者的分配。例如埃倫貝格 把商業解釋為空間的分配，把投機理解為時間的分配。因為分配在技術發展的一定程度上自然始終是必要的，所以商業和投機也始終是必要的，它們的消滅是不可能的事情，是一種烏托邦。如果此外還把「必要的」和「生產的」等同起來，那便同埃倫貝格一起得出如下荒謬的結論：投機像農業一樣是一個生產部門。為什麼不是這樣呢，因為土地和股票都同樣帶來貨幣呀！這裡，商業被簡單地與運送、包裝勞動和拆分勞動混淆在一起，投機則與儲備等同起來，這些業務在每一個技術發達的生產方式下自然是必要的。即使像勒克西斯教授 這樣目光敏銳的、嚴格說來同埃倫貝格完全不同的人，在他的關於期貨交易的論述中也陷於困境，因為他也忽視了同商品交易不同的交易所商品期貨交易的特殊的經濟形式的規定性。他忽視了投機的特殊作用，試圖通過證明期貨交易是實際交易來論證期貨交易的必然性。
然而，他的對手加姆普卻輕而易舉地指出，期貨交易創造了巨大的商品交易額，但這一交易額卻沒有為從生產者到消費者的分配作任何貢獻。勒克西斯指出，在期貨交易條件下，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買主。這是對的。只是這種「買主」並不是通常的消費者，而本身又是「賣主」，即本身是投機家。但是，想從絕對的分配需要推論出商業，甚至推論出期貨「交易」即期貨投機，則是錯誤的。商業僅僅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才用來滿足分配的需要；正像辛迪加和托拉斯排除商業所證明的那樣，商業的必要性即使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也是暫時的。誰要是把商業完全看作是「生產的」，即看作是不僅是實現利潤而且也生產利潤，誰就會完全陷入困境：他把節約商業費用推崇為卡特爾化的優點，然而只有在商業活動形成非生產費用從而是非生產活動的時候，這才可能成為優點。
實際上，期貨交易的必要性在於：第一，它使生產資本家（即產業資本家和商業資本家）有可能把自己的流通時間壓縮到零，從而保證自己抵禦流通時間內的價格波動，把這種價格波動轉嫁給執行這種特殊職能的投機身上。第二，期貨交易使一部分商業職能不是交給商業資本來執行，而是交給貨幣（銀行）資本來執行；對這一部分業務，不是謀取平均利潤，而是謀取利息；產業利潤（企業利潤）提高了，提高額等於平均利潤和利息間的差額。第三，與第二點相聯繫，期貨交易使貨幣資本在保持貨幣資本性質的條件下向商業資本轉化，從而為銀行資本打開了擴大它對工商業的支配權限以及使生產資本越來越大的部分獲得銀行所支配的貨幣資本性質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