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資本 · 第六章 利息率

希法亭 《金融資本》
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每個貨幣額都具有執行資本職能的能力,即產生利潤。其條件是:它被提供給生產資本家。「假定年平均利潤率是20%。這時,一台價值100鎊的機器,在平均條件以及平均的智力水平和合乎目的的活動下當作資本使用,會提供20鎊的利潤。因此,一個擁有100鎊的人,手中就有使100鎊變成120鎊,或生產20鎊利潤的權力。他手中有100鎊可能的資本。如果這個人把這100鎊交給另一個人一年,讓後者把這100鎊實際當作資本來使用,他也就給了後者生產20鎊利潤即剩餘價值的權力。這個剩餘價值對後者來說什麼也不花費,他沒有為它支付任何等價物。如果後者在年終把比如說5鎊,即把所生產的利潤的一部分付給這100鎊的所有者,他就是用這5鎊來支付這100鎊的使用價值,來支付這100鎊的資本職能即生產20鎊利潤的職能的使用價值。他支付給所有者的那一部分利潤,叫做利息。因此,利息不外是一部分利潤的特別名稱,特別項目;執行職能的資本不能把這部分利潤裝進自己的腰包,而必須把它支付給資本的所有者。 「很清楚,100鎊的所有權,使其所有者有權把利息,把用他的資本生產的利潤的一定部分,據為己有。如果他不把這100鎊交給另一個人,後者就不能生產利潤,也就根本不能用這100鎊來執行資本家的職能。」 由於貨幣所有者出借他的貨幣,這一貨幣對於他來說便執行了資本即借貸資本的職能,因為這一貨幣在經過一些時候之後就作為增加了貨幣歸還給他。但是,資本只有在生產過程中通過剝削勞動力,即占有無償勞動,才能增殖。因此,借貸資本家的貨幣資本為在生產過程中保持自己並生產利潤,必須成為生產資本家的貨幣資本。這一利潤現在被分割了,一部分作為利息歸還借貸資本家,另一部分留歸生產資本家。因為利息在正常情況下是利潤的一部分,所以利潤是利息的最高限界。這是利潤和利息之間的唯一關係。而利息卻不是利潤的某種固定部分。利息的高低取決於借貸資本的需求和供給。人們可以在貨幣所有者和生產資本家統一的前提下,或者換句話說,在所有生產資本家同時握有必要的貨幣資本的前提下,來設想資本主義社會和推論出它的基本原理。這樣,利息將不會產生。而如果沒有利潤的生產,資本主義生產便是不可想像的。兩者不如說是一碼事。利潤的生產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和目的。利潤的生產,體現在剩餘產品中的剩餘價值的生產,是客觀決定的。利潤是直接由經濟關係,由資本關係,由生產資料同勞動的分離,以及由資本和僱傭勞動的對立而產生的。利潤量取決於工人階級利用觀有生產資料生產出來的新價值以及這種新價值在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分配,而後者又決定於勞動力的價值。我們這裡所涉及的是純粹客觀決定的因素。 利息的情況就不同了。它來自對資本主義的本質、對生產資料同勞動的分離來說是偶然的事實:首先,不僅僅生產資本家占有貨幣;其次,不是全部貨幣資本在任何時候都必須進入個別資本的循環,而是它有時候處於閒置狀態。利潤的何種部分能為借貸資本家所占有,取決於生產資本家方面對這種貨幣資本的需求關係的變化。 但是,如果利息取決於需求和供給,那麼我們不禁要問:需求和供給又是由什麼決定的?一方面存在著暫時閒置而又力求增殖的貨幣,另一方面則又存在著執行職能的資本家對貨幣的需求,他們希望把作為貨幣資本的貨幣變為執行職能的資本。資本信用造成了這種分配,利息率的高低取決於資本信用的狀況。在每個一定的時間內,都有一定數量的貨幣額供資本主義社會支配,它就是供給;另一方面,在同一個時間內,由於生產和流通的擴大而同樣產生了職能資本家對貨幣資本的一定的需要。因此,這裡的問題在於:在每個時間內,都有兩個既定的量,它們作為需求和供給,彼此在貨幣市場上相遇,決定「貨幣的出借價格』即利息率。這種決定倒沒有什麼困難,困難只是出現在對利息率的變化進行分析的場合。 首先應該弄清:生產從而流通的擴大,意味著對貨幣資本需求的增加。因此,在供給保持不變的情況下,需求的增加必將造成利息率的提高。但是,困難產生於這樣一種情況:供給也與需求的變化並且正是由於需求的變化而同時變化。如果我們考察形成供給的貨幣量,那它便是由兩部分構成的:第一,既有的現金;第二,信用貨幣。在分析流通信用時,我們看到:信用貨幣是一個可變的因素,它同生產的擴大一起擴大。但是,這意味著對貨幣資本需求的增加;而這種增加了的需求也找到增加了的供給,後者是通過由生產的擴大而增加的信用貨幣產生的。因此,只有當對貨幣資本需求的變化比供給的變化更強烈時,利息率的變化才會出現;即是說,當對貨幣資本需求的增長比信用貨幣的增加更快時,利息率的提高才會出現。這種情況會在何時發生?首先,信用貨幣的增加,要求作為用於信用貨幣不斷兌現的準備金所必要的現金額的增加。其次,隨著信用貨幣的流通,為清償不能互相抵消的信用貨幣的差額所必須保持的現金部分也增加了。同時,隨著流通的擴大,信用貨幣在其中只能起很小作用的交易也增加了。為支付工人工資和解決日益增加的零售交易所必要的數額,大都由現金構成。因此,為借貸交易所提供的數額減少了,因為現金的一部分必須用於這些不同的職能。最後,一旦繁榮期結束,商品銷售停滯或減慢,信用貨幣的增加便落後於提高了的生產和流通的需要。 實際上,這意味著,為商品而發出的票據不再互相抵消,至少是票據的期限延長。但是,如果滿期的票據不互相抵消,那它們必須兌付現金。因此,信用貨幣(即票據或代替它的銀行券)便不能按以前的規模執行貨幣職能和完成商品流通。為了兌付票據,便產生了對現金的更大的需求。因此,實際執行職能的信用貨幣減少了,而同時代替它的對現金的需求增加了。這種需求造成利息率的提高。 因此,如果說利息率的絕對水平取決於資本信用的狀況,那麼,利息率的變化則首先取決於流通信用的狀況。對這種變化的詳細分析,屬於對產業的周期波動的敘述部分,因此,要聯繫那一部分加以闡明。 「利息率的變動(撇開較長時期內利息率的變動或不同國家利息率的差別不說;前者由一般利潤率的變動決定,後者由利潤率之間的差別和信用發展上的差別決定),取決於借貸資本的供給(假定其他一切條件,如信任的程度等等,是相同的),也就是說,取決於以貨幣形式,即以硬幣和銀行券形式貸出的資本的供給;這種資本和產業資本不同,後者是通過商業信用,以商品形式貸給再生產當事人自己的。」 我們的觀點與此不完全一致。馬克思認為利息率的變動取決於以貨幣即硬幣和銀行券形式貸出的資本的供給。但是,這個問題仍然沒有解決:銀行券的量能夠有多大。這裡,明顯地浮現在馬克思眼前的是英國的情況。對於英國來說,皮爾銀行條例的法律規定作了回答。硬幣和銀行券的總額,是由處於流通中的硬幣額、銀行的黃金貯藏以及能進入流通的無準備金的1 400萬英鎊銀行券構成的。實際上,這些銀行券就其代表或至少在皮爾時期代表了能以貨幣符號代替的流通的最低限額來說,執行了國家紙幣的職能。因此,銀行券總額,通過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一次最終地確定了。但是,如果一般地提出這個問題,那麼,利息率的變動取決於可以貸出的貨幣的供給即它的數量。但是,一切沒處在流通中的貨幣都可以貸出。而處在流通中的,第一,是相當於最低限額所需要的貨幣符號:第二,是一定數額的黃金。其餘的黃金貯藏在一特定銀行或一些銀行的地下室。這些黃金的一部分充作國內流通的準備金(貯藏貨幣),一部分充作國際流通的準備金,因為黃金必須執行世界貨幣的職能。經驗指明了為這兩個目的的準備金所必須有的最低限額。剩餘的部分可以貸出,歸根結底,形成那種對它的要求決定利息率水平的供給。而這種要求本身取決於流通信用的狀況,從而取決於再生產當事人彼此提供的「商業信用」。只要商業信用能按照增大了的需求所要求的同樣程度擴大,就不會發生利息率的變化。但是,不應忘記,需求的最大部分是通過與需求同時增長的供給來滿足的。信用的最大部分是商業信用,或像我們常說的,是流通信用。這裡,需求和供給即滿足需求的手段,彼此同時隨生產的擴大而增大。這種信用可以擴大,而對利息率沒有任何影響。在繁榮的初期階段,這樣的擴大發生了,但並沒有對利息率產生特別的影響。只有在銀行的黃金儲備減少,準備金接近它的最低限額,因此銀行不得不提高貼現率的時候,利息率才提高。但是,這是在高度繁榮時期的情況,因為流通要求更多的黃金(可變資本,一般交易,從而為清償差額服務的數額都增加了)。但是,正是在黃金貯藏由於吸收更多黃金的流通的需要而最小的時候,對借貸資本的需求最強烈。可以貸出的黃金貯藏的枯竭,直接造成在這個時期成為利息率調節者的銀行貼現率的提高。貼現率提高的目的,也正是在於造成黃金的流入。錯誤的銀行立法的限制,只是造成這個時刻比純粹經濟條件所要求的更早地出現。所有這些限制的錯誤在於:它們以某種方式過低估計了流通所必要的最低限額,從而限制了借貸資本的供給。這種情況在德國是間接發生的,而在英國是直接發生的。 因此,利息率降低的趨勢是同這樣的前提聯繫在一起的:現有黃金貯藏同對借貸資本需求的比例經常是更為有利的,即黃金貯藏比對借貸資本的需求更迅速地增長。如果僅僅將發達的資本主義關係彼此進行比較,那麼,這種利息率不斷下降的趨勢實際上是不能證實的。 它在理論上也是不能設定的,因為隨著黃金貯藏的增加和處於流通的最低限額,高度繁榮時期被流通追加吸收的金額也增加了。 但是,只有在利息是利潤的某種固定的部分時,利潤率的下降才意味著利息率的下降。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利潤率下降頂多意味著,利息的理論上可能的最高限額即利潤的降低。但是,因為這種最高限額一般在較長時間內是達不到的,所以這種「證實」是根本沒有意義的。 相反地,另一個因素是重要的。因為利息率在發達的資本主義關係中很少變化,而利潤率下降,所以總利潤中的利息份額與企業利潤相比有某種程度的增加,即遊手好閒的資本家的份額靠犧牲職能資本家而增加。這一事實雖然同利息率下降的信條有矛盾,但卻與事實相一致。它同時也是生息資本從而銀行的影響和意義增長的一個原因以及資本向金融資本轉化的一個重要槓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