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薔薇 · 似乎無足輕重
幾乎每一個作家都有自己的鼓舞者，自己的守護神，後者一般也都是作家。
只消將後者的書看上幾行，自己立刻就想寫作了。某些書仿佛能迸濺出瓊漿玉液，使我們陶醉，使我們受到感染，敦促我們拿起筆來。
奇怪的是，這樣的作家，這樣的守護神，在創作的性質、風格和題材方面，往往同我們大相徑庭。
我知道有一位文學家，一位堅定不移的現實主義者，為人處世冷靜穩重，作品無不取材於日常生活。可他的守護神卻偏偏是高翔遠翮的幻想家亞歷山大·格林。
蓋達爾稱狄更斯是他的鼓舞者。至於說到我，那麼司湯達的《寄自羅馬的信》[1]的任何一頁都能喚起我的寫作欲，可是，我寫的東西同司湯達的散文卻有天壤之別，這使我自己也感到大惑不解。有一年秋天，我一邊閱讀司湯達的作品，一邊就寫出了短篇小說《二七三護林區》，小說描寫的是普拉河畔的禁伐林。在這篇小說中，是絕對找不到一點與司湯達的作品相同之處的。
說實話，我從來沒有想過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我之所以提及此事，只不過是想說明有許多乍一看來無足輕重的事情和習慣，卻能幫助作家寫作。
大家都知道普希金在秋天時創作力最旺盛。無怪乎「波爾金諾的秋天」[2]成了創作上驚人豐收的同義詞。
普希金在給普列特尼奧夫[3]的一封信中說道：「秋天到了，這是我喜愛的季節，這時我的身體特別健康。我的文學創作的時節來臨了。」
其中的道理，依我看是不言自明的。
秋天清澈明亮，寒氣襲人，顯示出「凋謝的萬種姿色」[4]，空氣清新，遠處的景色可以盡收眼底。秋天給自然界帶來一種飄零的氛圍。深紅色的和金黃色的樹林一小時比一小時蕭疏，線條越來越粗獷，漸漸地只剩下光禿禿的枝丫。
眼睛慢慢地習慣於秋景的開闊明朗。這種開闊明朗，又逐漸主宰作家的意識、想像和手。詩歌和散文的噴泉噴射出清澈寒冷的泉水，偶爾還會發出小冰塊的叮噹聲。頭腦清醒，心房有力而均勻地搏動著，只是手指稍微覺得有點兒冷。
一到秋天，人的思想的五穀就成熟了。關於這一點，巴拉丁斯基說得好：「珍貴的莊稼成熟了，你收割著思想的穀粒，獲得了人的完美的命運。」
用普希金自己的話來說，每年一到秋天，他重又神采煥發，變得年輕起來。歌德說過，天才在其一生中往往會幾度恢復青春，這話顯然是正確的。
就在這樣一個秋日，普希金寫下了一首詩，極其清晰地敘述了詩歌創作的複雜過程：
在甜蜜的靜謐中，我忘了世界，
我讓自己的幻想把我悠悠催眠，
這時候，詩情開始蓬勃和甦醒，
我的心靈充塞著抒情的火焰；
它戰慄，呼喚，如醉如痴地想要
傾瀉出來，想要得到自由的表現——
一群無形的客人朝我擁來，他們是我的舊識，
是我久已蘊育的想像的果實。
於是思潮在腦海中大膽地波動，
輕快的韻律迎著它們跑來；
手忙著去就筆，筆忙著去就紙，
一剎那間——詩章已滔滔地涌了出來[5]。
這是對創作的正確得驚人的分析。只有在精神振奮、思如泉湧的情況下才能寫出這樣的詩來。
普希金還有一個特點。他寫作時，凡遇到不順手的地方，從不去苦思冥想，耽擱時間，而是跳過這些地方，繼續往下寫。直到有靈感的時候，再回過頭去補上，但他絕不勉強地去喚來靈感。
我曾目睹蓋達爾是怎麼寫作的。跟作家通常的寫作方法截然不同。
當時我跟他住在麥謝拉森林區的一個村子裡。蓋達爾住的是臨街的一幢大房子，我住的是果園深處的一間廢棄的澡堂。
蓋達爾那時正在寫《鼓手的命運》。我們倆講好從早上到午飯前的這段時間內，大家老老實實地工作，決不以釣魚引誘對方。
有一天，我在澡堂里洞開著的窗戶下寫作。我還沒有寫完四分之一頁，蓋達爾就從大房子裡出來了，走過我窗下，臉上一副無所事事、對什麼都不感興趣的樣子。
我裝作沒看見他。他在果園裡踱來踱去，嘴裡念念有詞，後來，他又走過我的窗旁，但這一回他已明顯地竭力想挑動我。他吹著口哨，又故意咳嗽了幾聲。
我沒理他。於是蓋達爾第三次走到我窗下，氣呼呼地望了我一眼。我仍然沒理他。
蓋達爾沉不住氣了。
「你聽著，」他說道，「別裝蒜啦！你寫東西反正快得很，撂下一會兒，補上一點也不費勁。別自以為了不起，擺出一副博博雷金[6]的架勢！要是我也像你這樣寫得快，我早能出版一套一百八十卷的全集了。」
他非常喜歡這個數字，又得意地重複了一遍：
「一百八十卷！一卷也不少！」
「好了，」我說道，「有話直說吧，你要做什麼？」
「我要你聽聽，我想出了一句多麼妙的句子。」
「什麼句子？」
「你聽著：『「受苦啦，老人家，你受苦啦！」乘客們紛紛說道。』好嗎？」
「我打哪兒知道！」我回答說，「得看上下文，看擱在什麼地方。」
這下蓋達爾惱火了。
「『擱在什麼地方』『擱在什麼地方』！」他學我的腔調說，「擱在該擱的地方！得啦，得啦！你坐著，寫你的全集去吧。我可要去把這個句子記下來。」
可他沒能堅持多久，過了二十分鐘，他又跑到我窗前轉來轉去。
「怎麼，又想出了什麼使人拍案叫絕的妙句了？」
「你聽著，」蓋達爾說，「過去我還只是隱隱約約懷疑你是個缺乏自制力的知識分子，是個愛嘲笑人的人。這下我可拿準了你的確是這種人。這使我傷心。」
「好啦，好啦，你走吧，你知道你該上哪兒去！」我說，「我客客氣氣地求你別打擾我！」
「別自以為了不起，擺出一副拉熱奇尼科夫[7]的架勢！」蓋達爾說道，但還是走了。
可是才過了五分鐘，他又回來了，隔著老遠就朝我大聲念了一個句子。這句子的確好得出乎意料。我稱讚了這個句子。蓋達爾需要的正是這個。
「這就對啦！」他說道，「現在我不再來麻煩你了。決不再來了！沒有你幫助我，我好歹也能寫出來的。」
突然，他用半吊子的法語加補說：
「再見啦，蘇俄作家先生！」
當時，他剛剛開始學法語，對法語入了迷。
蓋達爾又上果園來了幾次，不過並沒有打擾我，而是在遠處一條小徑上，一邊踱方步，一邊自言自語地嘟囔。
他就是這樣寫作的：一邊踱方步，一邊想句子，想好後，就去寫下來，然後再想。他整天在屋子和果園之間進進出出。我覺得很奇怪，並且深信，蓋達爾的那部中篇小說一定寫得很慢。直到後來，我才發現，他這是在耍滑頭，他寫的遠比走一步想一句要多得多。
兩個星期後，他寫完了《鼓手的命運》，喜氣洋洋地跑到我住的澡堂里來，面有得色地問我：
「你想聽我給你朗誦這部中篇小說嗎？」
我當然非常想聽。
「那好，你聽著！」蓋達爾在屋中站住，把兩隻手插在兜里，說道。
「稿子呢？」我問。
「只有蹩腳的樂隊指揮才把總譜放在面前的樂譜架上，」蓋達爾用一種教訓我的口吻回答說，「我要稿子有什麼用！稿子躺在寫字檯上休息呢。你到底想聽還是不想聽？」
他把這部中篇小說從第一句背誦到最後一句。
「你准有背錯的地方，而且不止錯一點兒。」我將信將疑地說。
「咱們打賭！」蓋達爾叫了起來，「背錯的地方絕不會超過十處！要是你輸了，明兒就上樑贊去，到舊貨市場買一隻舊的晴雨表送給我。我早已看中了一隻。在那個老太婆的舊貨攤上，你記得那老太婆嗎？就是下雨的時候把燈罩戴在頭上的那個。我這就去把稿子拿來。」
他把稿子拿了來，又背誦了一遍。我對著稿子聽他背。他只背錯了幾個地方，而且都不是重要的。為了這事，我們倆爭了好幾天——蓋達爾算是贏了還是沒贏。
不過，我還是把那隻晴雨表買了回來，這使蓋達爾高興得手舞足蹈。我們決定根據這台笨重的銅製儀表來安排我們的垂釣生活。可是很快就大上其當，晴雨表上預報「大旱」，可是實際上卻下了三天大雨，把我們倆淋成了落湯雞。
那可真是黃金時期：終日開玩笑、「打賭」、爭論文學問題、上湖邊或舊河床去釣魚。所有這一切都在不知不覺中幫助了我們寫作。
當費定開始寫他的長篇小說《不平凡的夏天》[8]時，我恰好跟他在一起。
希望費定原諒我寫了下面這件事情。我認為每一位作家的寫作方式，特別是像費定這樣的巨匠的寫作方式，不僅對作家，而且對所有文學愛好者來說，都是有意義、有教益的。
那時我跟他一起住在加格拉海邊的一幢小房子裡。這幢小房子挺像革命前那種帶家具出租的廉價公寓，已經相當破敗。
每當颳起風暴的時候，小房子便在風浪中搖晃，發出嘰嘰嘎嘎的坼裂聲，似乎眼看就要倒塌。門鎖全都脫落了，一陣穿堂風吹過，房門就自動地、不祥地慢慢打開，有好幾秒鐘一動不動地停在那兒尋思著什麼，然後砰的一聲，猛地碰上，震得天花板上的灰泥噼里啪啦地墜落下來。
新舊加格拉所有的野狗都跑到這幢小房子的涼台上來過夜。有時，只消房客離開房間一小會兒，它們就乘機溜進屋裡，躺到床上，消消停停地打起呼嚕來。
每次回到自己屋裡時，都得小心謹慎，不管侵占了你床鋪的狗的脾性如何，都不能不防一手。那種知道廉恥的膽小的狗，一見到你回屋，便會立刻跳下床，失望地尖叫幾聲，一溜煙地逃掉。可要是你擋住了它的去路，它出於恐懼會咬你一口。
如果你碰上的是一條厚顏無恥、見過世面的狗，那它就會照舊躺在床上，用一雙充滿仇恨的眼睛盯著你，殺氣騰騰地發威吼叫，使你只得喊鄰屋的人來幫忙。
費定那個房間的窗戶，朝著伸出在海面之上的涼台。每逢起風暴的日子，人們就把涼台上的藤椅都擺到這扇窗戶旁邊，摞成一堆，免得被浪花淋濕。這堆藤椅上，總是蹲著一群狗，它們居高臨下地望著坐在桌旁奮筆疾書的費定，低聲吠叫著，表示要到這間燈光明亮的暖和的房間裡來。
起初，費定訴苦說，這些狗簡直把他折騰得渾身發抖。只消他放下稿子，抬起頭來望著窗子思索，便看到幾十雙狗眼正義憤填膺地緊緊盯著他。他甚至因此感到於心有愧，因為他住在暖烘烘的房間裡，卻只是搖搖筆桿，做著顯然沒有任何意義的事情。
這當然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費定的寫作，但很快他就習以為常，不再把狗的事放在心上了。
據我看，我們這種簡樸隨便的生活，使他回憶起了青年時代，那時，我們可以伏在窗台上寫作，可以只憑一盞小油燈的燈光寫作，可以在冷得連墨水都結成冰的屋裡寫作，總之，不講任何條件。
大多數作家都是在早晨寫作的，也有些作家在白天寫作，只有極少數作家在夜間寫。
費定能夠，而且常常不分晝夜地寫，偶爾才停下筆來休息一會兒。
他每夜都在喧囂不息的海濤聲中寫作。對這喧聲，他已習慣，這不但不影響他寫作，甚至有助於他的文思。相反，寂靜倒會使他心煩意亂。
有一天深夜，費定把我叫醒，焦急地對我說：
「你知道嗎，海沉默了，走，我們到涼台上去聽聽看。」
一種仿佛太空中才有的深邃的靜寂籠罩了海岸。我們連氣都不敢喘，企望能在漆黑的夜色中哪怕捕捉到一絲微弱的海浪拍濺聲也好，但是除了耳鳴之外，什麼也沒聽到。這耳鳴是我們自己血液的流動聲。在猶如太空一般漆黑的高空中，嵌著幾顆暗淡的孤星。我們久已習慣於洶湧的濤聲，現在這種無邊的寂靜反使我們感到壓抑。這天夜裡，費定一個字也沒寫。
我不由得觀察起費定來，發現他在動筆寫一個章節之前，總是先對這個章節一絲不苟地加以思考、檢驗，用沉思與回憶充實它、豐富它，甚至連具體的句子也都要打好腹稿，否則決不下筆。
費定只寫他所清楚地看到的，並且與整體不可分割的東西。
費定清晰、堅定的頭腦和一絲不苟的目光，是容不得構思有半點兒模糊之處的，更不要說去表現這種模糊的構思了。按照費定的意見，一部小說必須錘鍊得達到最高限度的準確度和鑽石般的硬度。
福樓拜一生都苦苦追求文體的盡善盡美。他強烈渴望自己的小說能像水晶一般純淨，以致翻來覆去精雕細琢地修改稿子，有時到了無法自制的地步。在某些情況下，改稿對他來說，已不再是使小說臻於完美的一種手段，而成了目的本身。他失去了正確剖斷的能力，失去了耐心，在絕望中把自己的作品改得枯燥乏味，或者用果戈理的話來說，「畫呀，畫呀，畫得入了魔。」
費定卻總是善於適可而止。他頭腦中的那個批評家從來不打瞌睡，可也從來不把作家折騰得灰心喪氣。
福樓拜深具文學批評家們稱之為「人格化」的那種作家的氣質，說得簡單一些，他身上有一種稟賦，能完完全全地同他筆下的人物融為一體，而且融合得那麼緊密，以至於凡是他們（按照作家的意志）所遭遇到的一切，作家本人也都如同身受。
大家都知道，福樓拜在描寫愛瑪·包法利[9]服毒自殺時，覺得自己身上也出現了中毒的種種徵兆，以致跑去請醫生急救。
福樓拜是個名副其實的受難者。他寫得非常慢，他曾絕望地說過：「這樣寫作品，真該打自己的耳光。」
對巴爾扎克來說，他筆下的人物也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是他的至愛親朋。他有時氣得罵他們是壞蛋、蠢貨；有時笑容可掬地拍拍他們的肩膀，表示讚賞；有時又因他們遇到了不幸，而笨嘴拙舌地安慰他們。
巴爾扎克深信他筆下的人物都是真實的，他有關他們的描寫是無可爭議的。巴爾扎克的這種信心有時到了神乎其神的地步。他生活中有件趣事可以為證。
巴爾扎克有個短篇小說寫一個年輕的修女（她的名字我已記不得了，姑且叫她「讓娜」吧）。修道院院長派文靜嫻雅的讓娜到巴黎去替修道院辦些事。首都五光十色的繁華生活使年輕的修女震驚。她一連好幾個小時站在被煤氣燈照得通亮的櫥窗前，望著那些見所未見的財寶。她看見了穿著薄如蟬翼的芳香四溢的衣裙的女人。這些衣裙仿佛使這些美人脫去了衣裳，使她們娉婷的項背、修長的玉腿、小巧的乳峰更加突出了。
她聽到了男人們的奇妙醉人的剖白、暗示和甜蜜的絮語。她又年輕又漂亮，走在街上總有人盯梢。也有人向她說這種奇怪的話。她的心猛烈地怦怦跳動。在一個公園裡，有個人在法國梧桐的濃蔭下，強制地吻了她。這是她第一次被吻。這吻像崩雷爆炸，震得她暈頭轉向，奪走了她的理智。
她在巴黎留了下來。為了使自己成為迷人的巴黎女郎，她把修道院交給她的錢都花光了。
一個月後，她就到大馬路上去當神女了。
在這篇小說里，巴爾扎克用了當時的一座女子修道院的名字。這個修道院的院長在一個偶然的情況下看到了巴爾扎克的這部小說。修道院內恰恰有一個年輕的修女叫讓娜。院長便把她叫了來，聲色俱厲地問道：
「您知道巴爾扎克先生都寫了您些什麼嗎！他使您蒙受了恥辱！他中傷我們修道院。他是個誹謗者，是個瀆神者。您自己看吧！」
姑娘看完小說之後，失聲痛哭。
「立刻到巴黎去！」院長厲聲說道，「去找巴爾扎克先生，要他照會全法國，承認這是他造謠中傷，誹謗了一個從未去過巴黎的清白姑娘，承認他誣衊了修道院和我們全體教徒。要他為這種瘋狂的罪孽懺悔。您必須做到這一點，否則就別回來。」
讓娜到巴黎去了，打聽到巴爾扎克的地址，費盡周章，才使巴爾扎克接見了她。
巴爾扎克穿著一件舊睡袍，坐在那兒呼哧呼哧地喘氣，活像一頭騸豬。由於他不停地抽菸，房間裡煙霧騰騰。寫字檯上堆滿了一張張匆匆寫就的稿子。
巴爾扎克緊蹙眉頭。他沒有閒工夫，因為他早已計劃好，此生要寫出不下五十部長篇小說。不過巴爾扎克的眼睛卻敏銳地閃著光，目不轉睛地看著讓娜。
讓娜垂下眼睛，臉漲得緋紅，一面暗暗祈求上帝保佑，一面把修道院裡發生的事從頭至尾告訴了巴爾扎克先生，請巴爾扎克先生給她恢復名譽，她不知道巴爾扎克先生出於什麼動機要這樣平白無故地損害她這個貞節、聖潔的修女的名譽。
巴爾扎克顯然不明白這個美麗、嫻雅的修女要求他幹什麼。
「什麼損害名譽？」他問道，「凡是我寫的，都是神聖的真實。」
讓娜又重複了一遍她的要求，然後輕輕地補充說：
「請您可憐可憐我吧，巴爾扎克先生。要是您不肯幫助我，那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巴爾扎克蹦了起來，兩眼冒出了怒火。
「什麼？！」他吼道，「您不知道該怎麼辦？我不是把您發生的事情寫清楚了嗎！寫得一清二楚！還有什麼可猶豫的？」
「難道您的意思是要我留在巴黎？」讓娜問道。
「是的！」巴爾扎克吼道，「真是見鬼！」
「您的意思是要我去當……」
「不是的，見鬼！」巴爾扎爾重又吼道，「我的意思只是要您脫掉這件肥大的黑袍。只是要您像珍珠一般漂亮的年輕身子知道什麼叫歡樂，什麼叫愛情。只是要您學會歡笑。您走吧，走吧！可別到大街上去當神女。」
巴爾扎克一把抓住她的手，把她拽到房門口。
「我不是全都寫在那上面了嗎，」他說道，「您走吧！讓娜，您非常可愛，不過為了您，我少寫了三頁稿子，而且是什麼樣的稿子呀！」
讓娜沒法回到修道院去，因為巴爾扎克先生沒有給她洗去恥辱。她留在巴黎了。據說，一年後，有人看到她在一家叫作「銀馱包」的大學生小酒館裡，同一群小伙子在一起。她愉快，幸福，美麗。
有多少作家就有多少寫作習慣。
上文提到，我在梁贊郊外的那幢宅第中，曾讀到過我國著名版畫家約爾丹給版畫家波扎洛斯京的一束信（這些信我也曾提到過）。
約爾丹在一封信中說，他為了復刻一幅義大利畫，花去了兩年的時間。在這兩年中，他每天工作時，都拿著雕版一刻不停地圍著桌子轉，以致磚地上都磨出了清晰可見的腳印。
「我累壞了，」約爾丹寫道，「不過我好歹還可以走動。而尼古拉·瓦西里耶維奇·果戈理卻只習慣站在斜面寫字檯前寫作，還不知他有多累呢！果戈理可真是他自己事業的殉道者。」
列夫·托爾斯泰只在早晨寫作。他說，每一個作家的頭腦里都居有一名他私人的批評家。這位批評家往往在早晨最求全責備，而一到夜間就呼呼入睡。因此作家到了夜裡就如脫韁之馬，無所約束地信手寫出許多愚蠢和多餘的東西。為此，托爾斯泰舉了盧梭和狄更斯作為例證，他們兩人都只在早晨寫作，托爾斯泰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拜倫喜歡在夜間寫作的這種習慣，是有礙於他們天才的發揮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痛感寫作之苦，當然並不僅僅是因為他在夜間寫作，並且還不停地喝茶。這種習慣，說到底，並沒有嚴重地影響他作品的質量。
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感到不勝其苦，是因為他無法擺脫債台高築、經濟拮据的困境，所以他不得不急急匆匆地趕著寫，只求多產。
他總是在交稿期十分緊迫的情況下寫作。他沒有一部作品是靜下心來，全力以赴地寫成的。他總是草草地縮短他的長篇小說（不是指篇幅，而是指描繪的廣度）。因此他寫出來的作品低於他能夠達到的水平，比構思時要差。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說過：「構思和想像一部小說，遠比將它遣之筆端要好得多。」[10]
他總是竭盡全力使他的未完成的小說儘可能在他頭腦里多逗留一些時間，以便隨時隨地加以修改、充實。因此他總是儘量延長寫作的時間，要知道，每一天，每一個小時，都可能產生新的想法，等到小說已經脫稿，生米煮成了熟飯，再想加進去就不可能了。
債務逼得他匆匆忙忙地去完成一部部小說，雖然他在寫作這些小說時明明意識到它們還未成熟。有許多思想、形象和細節都白白地葬送掉了，僅僅因為他想到它們時過於晚了，不是小說已經脫稿，就是作家本人認為小說已糟得無可挽救了！
「貧窮逼得我匆匆忙忙地寫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白說，「逼得我把寫作當成做生意，這樣寫出來的東西當然糟糕。」[11]
契訶夫年輕時，他家在莫斯科的寓所又擠又鬧。可他卻能夠在這種環境下，伏在窗台上寫作。他的短篇小說《獵人》甚至是在澡堂里寫成的。不過隨著年齡的增加，他寫作時也漸漸怕煩了。
萊蒙托夫抓過一張什麼紙來，就可一揮而就，寫出一首詩，使人覺得這些詩句是瞬息之間在他意識中出現，在他心靈中譜成的，他只是匆匆地把它們記錄下來罷了，而且不加任何修改。
阿列克謝·托爾斯泰只有在他面前擺著一疊潔淨的好紙時，才能寫作。他承認，當他在寫字檯前坐下時，往往還不知道將要寫些什麼。他腦子裡只有一個生動的細節，他就打這個細節開始。於是這個細節就像一根具有魔力的線，逐漸把整個故事情節引出來。
托爾斯泰[12]對於工作狀態，對於靈感，有他自己的叫法。他將其稱之為漲潮。「如果漲潮，」他說，「我寫得很快。如果退潮，那就應該擱筆。」
當然，托爾斯泰在很大程度上是即興作家。他才思敏捷，他的思想較之他的筆更為神速。
每個作家在寫作時想必都出現過這樣一種美好的狀態：不落窠臼的新的思想或者新的畫面像閃電似的從意識深處迸發出來。要是不立即把它們寫下來，它們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
其中有光華，有戰慄，但它們像夢一樣稍縱即逝。這種夢，我們在剛醒來的一瞬間還能記得一些片斷，但隨即就遺忘了。此後不管我們怎樣絞盡腦汁地想追憶這些夢，也什麼都想不起來了。這些夢只留下一種異樣的、像謎一般神秘的感覺，或按果戈理的說法，只留下一種「奇妙的」感覺。
應該及時寫出來。不能有分秒的耽擱，否則思想閃耀了一下便會永遠消逝。
也許正因為如此，許多作家都無法像記者那樣在狹長的紙條上寫作。手不能過於頻繁地離開紙，否則因此而造成的延誤，即使時間極其短暫，也會釀成災難性的後果。顯然，意識的活動是以一種難以想像的速度進行的。
法國詩人貝朗瑞[13]能夠在蹩腳的咖啡館裡寫歌謠。就我所知，愛倫堡[14]也愛在咖啡館裡寫作。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紛擾的人流中覓得的清靜是最好不過的清靜，當然，得有個條件，必須沒有任何東西直接打斷你的思路，分散你的注意力。
安徒生喜歡在樹林裡構思童話。他有銳利得異乎尋常的極好的目力。所以連一小塊樹皮或者一枚老松球，他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就像透過放大鏡那樣纖毫畢見地看出那上邊的每一個細節，並輕而易舉地用這些細節構成童話。
總之，樹林中的一切：每個長滿青苔的樹樁，每一隻褐色的螞蟻強盜（它拽著一隻長有透明的綠翅的昆蟲，就像拽著擄掠來的一個美麗的公主），都能變成童話。
我本來不想再談我自身的文學創作經驗，因為這未必能給我上文已談到的增添什麼重要東西。不過我還是想再談幾句。
如果我們希望我國的文學能夠高度繁榮，那就必須懂得，作家社會活動的最有成效的形式就是他的文學創作。在作品沒有問世前，作家的工作固然不為人所知，但作品一旦問世，他的工作就變為全民的事業了。
應當珍惜作家的時間、精力和才能，不要把它們浪費在雖與文學有關但畢竟在文學之外的繁雜的事情上和會議上。
作家寫作時需要安靜，儘可能不要有煩心的事。要是已經知道將會遇到什麼煩惱，哪怕這種煩惱一時不會發生，還是不要動筆的好。否則即使寫了，也不會得心應手，甚至還會荒腔走板。
我一生中曾經有過幾回寫作時心情輕鬆，一無牽掛，因此得以專心致志地從容寫作。
有一年冬天，我乘一艘內燃機船由巴統去敖德薩，船上幾乎完全沒有乘客。海是灰色的，寒冷的，平靜的。海岸線隱沒在灰濛濛的煙靄之中。密布的烏雲好似在昏睡一般，橫臥在遠處的山巒上。
我坐在船艙里寫作，有時站起來，踱到舷窗前，眺望著海岸。內燃機船鐵鑄的腹部內，大功率的機器在輕聲地歡唱。海鷗發出陣陣尖細的鳴聲。那是一個有利於寫作的環境。誰也不會來打斷我心愛的思路。我什麼都不用去想，一點兒也不用去想，除了想我正在寫的那個短篇小說而外。我覺得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汪洋大海使我免受任何干擾。
此外，意識到自己正航行於煙波浩渺的海上，模模糊糊地期待著將要登岸一游的港埠，預感到將會有一些使人愉悅的邂逅，這也是大有利於寫作的。
輪船用鋼鐵的艏柱劃開冬日蒼白的海水，我恍惚覺得它正載著我航向必然的幸福。我所以會有這種感覺，顯然是因為小說寫得很順手。
我至今還記得，有一年秋天，我獨自一人住在鄉村一幢房子的頂樓里，在燭花的嗶啪聲中寫作，那一回我也寫得得心應手。
黑沉沉的、沒有一絲風的九月之夜，團團地圍住了我，就像大海一樣，使我免受任何干擾。
我很難說出所以然來，反正我有這樣的體驗：意識到屋外古老的鄉村果園整夜都在不停地飄下落葉，是有助於寫作的。我把果園當作活生生的人看待。它一聲不吭，耐心地等著我夜晚去井邊汲水煮茶。能夠聽到吊桶的哐啷聲和人的腳步聲，它也許就比較易於熬過漫漫的長夜了。
不管別人怎麼樣，反正對我來說，感覺到有一座孤獨的果園，感覺到村外有綿亘數十千米的寒林，林中有一個個湖泊（當然在這樣的夜裡，湖邊沒有，也絕不會有一個人影，只有星光跟一百年前一樣，跟一千年前一樣，倒映在湖水中），是有助於我寫作的。我可以說，在那年的秋夜，我是真正幸福的人。
當你知道前面將有某樁有趣的、愉快的、你所喜愛的事情，甚至像到遠處舊河床邊茂密的柳樹蔭下去釣魚這樣無足輕重的小事在等待著你，你寫作起來也會思如泉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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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從上下文來看，此處所提到的法國作家司湯達（1783—1842）《寄自羅馬的信》，並非指那封《寄自羅馬的論當代義大利文學的信》及其續篇《論當代義大利文學的第二封信》，而是指《羅馬漫步》（1829），因為帕烏斯托夫斯基極其欣賞這部遊記。——原編者注
[2]波爾金諾是普希金祖傳世襲領地的村莊名，位於下戈羅德省。1830年9月初，普希金為繼承領地去波爾金諾村居住了近三個月。在此期間，他寫出了下列作品：《葉甫蓋尼·奧涅金》的最後2章；《別爾金小說集》，包括：《射擊》《風雪》《棺材匠》《驛站長》《村姑小姐》；幾部悲劇，包括《吝嗇的騎士》《莫扎特和沙萊里》《石客》《瘟疫流行時的宴會》等；《戈留興諾村的歷史》；《牧師和他的工人巴爾達的故事》；近三十首抒情詩，包括《秋》《我的家世》《為了遙遠的祖國的海岸》等；以及相當多的批評與時論性的文章。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寫出了這麼多作品，在俄國文學史上是空前的。此後在1833和1834年普希金還在波爾金諾小住過，也同樣有過創作上的豐收。
[3]彼得·亞歷山德羅維奇·普列特尼奧夫（1792—1865），俄國詩人，批評家。是普希金最親密的朋友之一。自1826年起，普希金的作品幾乎全部由他發行。
[4]引自普希金的詩作《秋》第7節。
[5]引自普希金詩作《秋》第10節和第11節。
[6]彼得·德米特里耶維奇·博博雷金（1836—1921），俄國作家，出身於地主家庭，自19世紀90年代起僑居國外至死，著作甚豐，著有長篇小說、中篇小說、劇本、文學史等一百餘部。
[7]伊凡·伊凡諾維奇·拉熱奇尼科夫（1792—1869），俄國作家，出身於富商家庭，曾先後任特維爾省和維切布斯克省的副省長及圖書審查官。他的兩部歷史小說曾得到別林斯基的好評，享有盛譽。
[8]《不平凡的夏天》是蘇聯作家康斯坦丁·亞歷山德羅維奇·費定（1892—1977）所著長篇小說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一部名為《早年的歡樂》。
[9]愛瑪·包法利是法國作家福樓拜（1821—1880）的長篇小說《包法利夫人》中的女主人公。
[10]這段文字顯然引自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的長篇小說《被傷害與侮辱的人們》第1章。但與原話略有出入。原話為：「我往往覺得構思我的作品、想像著作品寫成後會是什麼樣子，要比真正將其遣之筆端更令人愉快。」——原編者注
[11]引自費·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於1858年給他哥哥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
[12]此處及下一段之託爾斯泰均指俄羅斯作家阿列克謝·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1883—1945）。
[13]貝朗瑞（1780—1857），法國詩人。
[14]伊利亞·格里戈里耶維奇·愛倫堡（1891—1967），俄羅斯作家。——原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