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薔薇 · 發生在阿勒斯萬格公司的一件事
一九二一年冬天,我住在敖德薩一家已經歇業了的服裝商店「阿勒斯萬格公司」內。我未經當局許可就住進了二樓的那套試衣室。
這樣就有三個大房間歸我支配。房間裡全都鑲著一面面高級的波希米亞鏡子。鏡子非常牢固地鑲嵌在牆上,儘管我和愛德華·巴格里茨基[1]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想把這些鏡子撬下來拿到新市場去換點吃的,可怎麼也撬不下來。甚至沒有一面鏡子被撬出裂璺。
試衣室里沒有任何家具,只有三隻空箱子,裡邊裝了些爛刨花。幸好那扇玻璃門輕而易舉就可以從鉸鏈上卸下來。每天晚上我卸下玻璃門,擱在兩隻箱子上,鋪上被褥,就當作我的床鋪了。
玻璃門非常滑,因此夜裡那條舊褥墊和我一起要有好幾次從這扇門上滑下來,跌落到地板上。
只消褥墊一動,我馬上就醒了,屏息斂氣地躺在那兒,連手指都不敢動一動,愚蠢地指望褥墊或許會停止滑動。可是褥墊卻慢慢地、毫不留情地往下滑,我耍的這番花招沒能奏效。
這件事一點也不可笑。那年冬天非常之冷。從港口到小噴泉的海面全冰凍了。猛烈的東北風把花崗石的馬路颳得精光鋥亮。雪一次也沒有下過,這反而使人覺得比街上鋪滿了雪還要冷得多。
試衣室里有一隻小鐵爐。可沒有燃料可燒。再說,靠這麼個小得可憐的爐子也根本不可能把偌大的三個房間烤暖。因此我只用小鐵爐燒開胡蘿蔔茶。這隻消幾張舊報紙就行了。
還有一隻箱子我用來當桌子。每天晚上我點一盞小油燈,擱在這隻箱子上。
我躺在玻璃門的床上,把我所擁有的一切可以禦寒的東西統統蓋在身上,湊著油燈的燈光,閱讀格奧爾吉·申格爾翻譯的何塞·馬里亞·埃雷迪亞[2]的詩集。詩集是這一年在饑饉的敖德薩出版的,我可以作證,詩集並未削弱我們的英雄氣概。我們覺得自己像羅馬人一樣堅強不屈,並且聯想起了申格爾本人所寫的一首詩:「朋友們,我們是羅馬人,我們正在流著鮮血……」
鮮血,我們當然沒有流,然而我們這些快樂的年輕人有時太餓了,太冷了。但是誰也沒有怨言。
樓下的店面被某個美術勞動組合占用了。這個勞動組合忙忙碌碌的業務活動是頗有幾分可疑的。在勞動組合內當家的是個以「招牌大王」這一綽號聞名敖德薩的嘮叨成性的老畫師。
勞動組合承制招牌、女帽和「木屐」(一種古羅馬式的簡樸的女鞋,只消用幾根絛帶釘到木頭的鞋掌上,一雙鞋子就做成了),此外還繪製電影海報(這些海報是用膠漆畫在凹凸不平的膠合板上的)。
有一回,這個畫室交上了好運,接到了一件訂貨:為當時黑海唯一的一艘輪船「佩斯捷利」號製作所謂「船首裝飾」。那時這艘輪船正在準備首航巴統。
船首裝飾用鐵板敲成毛坯,塗上黑色作為底色,再繪以金色的植物圖案。
這項工作吸引了所有的人,連民警若拉·科茲洛夫斯基有時也離開他在附近的崗位,跑過來看看畫得怎樣了。
我當時在《海員報》社擔任秘書。有許多青年作家在這個報社工作,其中有卡達耶夫[3]、巴格里茨基、巴別爾[4]、奧列沙[5]和伊利夫[6]。有經驗的老作家中常來我們編輯部的只有安德烈·索鮑利[7]。他是個可親的、總是因為什麼事而激動的、一刻也坐不住的人。
有一回,索鮑利給編輯部送來了他的一篇短篇小說。小說條理不清,亂糟糟的,不過題材挺有趣,而且寫得確實有才氣。
所有的人看了這篇小說後都感到為難,像這樣潦草的作品就這樣發表自然不行,可是又沒有一個人敢於把它退給索鮑利去修改。索鮑利是決不會同意修改的,這倒不是礙於作家的自尊(在這方面索鮑利恰恰是很少斤斤計較的),而是出於一種神經質:作品一旦脫稿之後,他就再也不願回過頭去修訂潤飾了,他已對它們失去了興趣。
我們坐在編輯部里左思右想:怎麼辦呢?我們的校對,一個叫勃拉戈夫的老頭兒,也跟我們坐在一起。他過去是俄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俄羅斯言論報》[8]的經理,是赫赫有名的出版家瑟京[9]的左右手。
老頭兒被自己的歷史嚇壞了,所以很少講話。他的莊重的舉止和儀表跟我們編輯部里這幫衣衫襤褸、吵吵鬧鬧的年輕人極不協調。
我把索鮑利的手稿帶回阿勒斯萬格公司,準備再看看。
已經很晚了(其實還不到十點,可是一片漆黑的城市早從黃昏起就已沒有一個行人了,只有風在十字路口幸災樂禍地呼嘯),民警若拉·科茲洛夫斯基忽然來敲商店的大門。
我把報紙卷攏,絞緊,用火點著,像舉著個火把似的舉著它,去把那扇用一節生了銹的煤氣管頂住的沉甸甸的店門打開。拿著小油燈去是不行的,別說空氣最微弱的流動就能把它吹熄,即使盯著它看一眼它也會熄掉的。
「有個公民要見您,」若拉說,「請您證明一下他的身份,我就放他進來。這兒是畫室。光顏料一項,聽說就值三億盧布。」
要是考慮到,舉個例說吧,我在《海員報》的月薪有一百萬盧布(按照集市上的價格,這些錢只夠買四十盒火柴),那麼三億盧布這個數目,當然也就不像若拉所認為的那樣了不起了。
站在店門口的是勃拉戈夫。我證明了他的身份。若拉允許他進店,並關照我說,再過兩個小時要上我們這兒來暖和暖和,喝杯開水。
「是這麼回事,」勃拉戈夫說,「我總惦著索鮑利的那篇小說。那是篇很有才氣的作品。不能讓它白糟蹋了。您知道,我跟所有報界的老狼一樣,養成了個習慣,不肯放過一篇好小說。」
「可有什麼辦法呢!」我回答說。
「把稿子給我。我用人格擔保,我決不改動一個字。今晚我就留在這兒,因為我不可能回蘭熱龍街的家裡去了,否則半路上準會把我的衣服剝光。我當著您的面給這篇稿子加工。」
「『加工』是什麼意思?」我問,「『加工』不就是修改嗎?」
「我不是跟您說過了嗎,我決不刪一個字,也決不添一個字。」
「那您還有什麼好做的呢?」
「您會看到的。」
我覺得勃拉戈夫的話中有某種不可捉摸的謎一般的東西。在這個寒風呼嘯的冬夜,某種神秘的東西附在這個沉靜寡言的老人身上,來到阿勒斯萬格公司。像這樣神秘的東西不看個究竟怎麼行呢?於是我同意了。
勃拉戈夫從口袋裡掏出一截粗得出奇的蠟燭頭。這是教堂用的蠟燭,金色的紋路像螺紋似的盤在蠟燭上。他點亮了蠟燭頭,把它放到箱子上,然後在我的破手提箱上坐了下來,手裡捏著一支木匠用的扁鉛筆,一頭栽到了稿子裡。
半夜裡,若拉·科茲洛夫斯基來了。我正好把水燒開,在那兒沏茶,不過這晚沏的不是干胡蘿蔔茶,而是切碎後烘烤過的甜菜茶。
「你們可要注意,」若拉說,「打遠處看,你們活像是兩個造假鈔票的。你們這是在幹什麼?」
「在修改一篇小說,」我回答說,「下一期要登的。」
「你們可要注意,」若拉又說道,「並不是每一個民警都能理解你們在幹什麼。你們得感謝上帝,當然上帝是沒有的,感謝他讓我而不是別的什麼土包子在這兒執勤。對我來說,文化高於一切。至於說到造假鈔票的,可都是些大能人,他們可以用同一攤牲口糞,或者做一塊金元,或者做一張居留證。據說巴黎的盧浮宮博物館裡,有一塊黑天鵝絨的墊子,上邊放著一隻漂亮得沒法形容的大理石手。這手不是莎拉·伯恩哈特[10]的。也不是蕭邦或者維拉·霍洛德納婭[11]的。這是歐洲最有名的偽幣製造者的手,是一件模塑品,我忘了這人叫什麼了。當初砍掉了他的腦袋,可是卻把他的手展覽出來,供人參觀。就像他是個小提琴大師一樣。這個故事挺有教育意義吧?」
「不怎麼樣,」我回答說,「您有糖精嗎?」
「有,」若拉回答說,「是糖精片。我們可以分來吃。」
勃拉戈夫直到天亮前才完工。當時他沒有把稿子給我看,後來我們到了編輯部,等女打字員把稿子清清楚楚地打好後,他這才交給我。
我把小說讀了一遍,不由得驚呆了。這已經是一篇條理清楚、文理通暢的散文了。文中的一切都是清晰明朗的。原來那種急就章式的潦草及遣詞造句的紊亂連一點影子也沒有留下。而與此同時,的確沒有刪一個字或者添一個字。
我瞥了勃拉戈夫一眼。他正在吸一支用黑得像茶葉一樣的庫班菸草捲成的粗菸捲,嘴角邊掛著一絲微笑。
「這真是奇蹟!」我說,「您是怎麼加工的?」
「我不過是正確地打上了各種標點符號罷了。索鮑利的標點符號用得亂七八糟。我特別仔細地替他一一標上句點。還重新分了段。我的朋友,句讀可是件大事。連普希金都談起過標點符號。標點符號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要使思想有條理,詞與詞之間的關係明確,句子易解,意思清楚。標點符號就好像音符。它們把文章連成整體,不讓它支離破碎。」
小說刊出了。第二天索鮑利像一陣風似的衝進了編輯部。他照例沒有戴帽子,頭髮亂蓬蓬的,眼睛裡發出一種古怪的光焰。
「誰動了我的小說?」他扯直嗓門嚷道,同時使勁用手杖敲了一下擱滿報紙合訂本的桌子。頓時一股灰塵像濃雲一樣從桌上騰空而起。
「誰也沒動過,」我回答說,「您可以對原稿。」
「騙人!」索鮑利吼道,「撒謊!反正我能查明是誰動的!」
眼看就要大吵一場了。膽小的同事紛紛溜出了辦公室。但是我們的兩個女打字員柳辛娜和柳夏卻跟往常一樣,急忙奔來看熱鬧,一路上只聽見她們的木屐吧嗒吧嗒地響。
這時勃拉戈夫沉著地,甚至有點兒憂鬱地說道:
「要是您認為在尊稿上準確地打上標點符號就是改動了大作,那好吧,是我改動了大作。這是我做校對應盡的職責。」
索鮑利衝到勃拉戈夫跟前,一把握住他兩隻手,拚命地搖晃,然後抱住老人,按照莫斯科人的規矩,一連吻了他三次。
「謝謝!」索鮑利激動地說,「您給我上了一課,非常好的一課。可惜上得太晚了。一想起我過去的作品,我就覺得對它們是有罪的。」
晚上,索鮑利不知打哪兒弄到半瓶白蘭地,拿到阿勒斯萬格公司來。我們把勃拉戈夫請來了。巴格里茨基和下了崗的若拉·科茲洛夫斯基也來了。於是我們幾個人在一片讚美文學和標點符號聲中把半瓶白蘭地喝得涓滴不剩。
通過這樁事情,我心悅誠服地懂得了在必要的地方及時地打上一個句號,能對讀者起到多麼驚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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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愛德華·格奧爾吉耶維奇·巴格里茨基(1895—1934),俄羅斯詩人,原姓玖賓,生於敖德薩猶太人家庭。
[2]何塞·馬里亞·埃雷迪亞(1842—1905),本名喬治-馬里亞·德·埃雷迪亞。父為西班牙人,母為法國人,出生於古巴,後居法國,成為法國巴那斯派主要詩人。
[3]瓦連京·彼得羅維奇·卡達耶夫(1897—1986),俄羅斯作家。代表作有《霧海孤帆》等。
[4]伊薩克·埃曼努伊洛維奇·巴別爾(1894—1941),蘇聯猶太作家。代表作有《騎兵軍》和《敖德薩的故事》等。
[5]尤里·卡爾洛維奇·奧列沙(1899—1960),俄羅斯作家和詩人。代表作有《三個胖國王》和《妒忌》等。
[6]伊利亞·伊利夫(1897—1937),原名伊利亞·阿爾諾里多維奇·法因濟爾別爾格,俄羅斯作家。曾與葉夫根尼·彼得羅維奇合作寫成著名諷刺小說《十二把椅子》(1928)。1931年又合作寫成續篇《金牛犢》。
[7]安德烈·索鮑利(1888—1926),原名尤里·米哈伊洛維奇·索鮑利,蘇聯猶太作家。14歲即離家流浪。1904至1906年因從事社會主義宣傳而被流放,1906年由流放地逃至瑞士。1915年初回俄國,復又在全國各地流浪。二月革命後,在臨時政府北方方面軍任要職。十月革命後繼續在全國各地漫遊。是當時頗負盛名的一位小說家。
[8]《俄羅斯言論報》是1895年創辦於莫斯科的一份日報,以溫和的自由主義立場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該報是俄國第一家在全國各大城市和世界許多國家的首都派駐特派記者的報紙,在1905到1915年期間,印數激增,達到65萬份。1917年12月該報由於刊登反對蘇維埃的言論而被查封。1918年1月該報復刊,先後改名為《新言論報》和《我們的言論報》,至1918年6月正式停刊。
[9]伊凡·德米特里耶維奇·瑟京(1851—1934),俄國啟蒙派出版家。
[10]莎拉·伯恩哈特(1844—1923),法國女演員,表演以台詞、聲樂技巧見長。
[11]維拉·瓦西里耶芙娜·霍洛德納婭(1893—1919),俄國電影女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