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春夢之二:十年內戰 · 第十九回 格殺打捕 毛髮俱豎話戴笠 吃喝嫖賭 唏噓嘆息看特務
話說「剿毒部隊」手足無措，汪一能究竟是半路出家，並非真的能帶兵用兵。對方居高臨下，自己完全暴露，倉猝應戰，除了挨打，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這麼著不到一頓飯功夫，一團人已經損失大半，只聽見山上在叫：「別放汪一能這狗入的跑了！」
「捉住汪一能，把他的心肝煮碗醒酒湯！」
汪一能嚇得屁滾尿流，進既不得，退又不能，躲在岩石背後失了主意。殘餘人馬聽說對方僅僅是想捉汪一能一人，於是非逃即降，紛紛作鳥獸散。汪一能的結果當然是可以想像的：當夜，他的心肺肝臟已經在大鍋里熬成一鑊湯。
藍衣社若干中下級人員為了邀功發財，的確已經為他們的團體付出了生命，但十三太保和「禁菸總監」，那是坐享其成，無驚無險。閒話少敘，言歸正傳。製毒籌款是藍衣社主要工作之一，其二，該算是組訓工作了。
組訓工作就是各種「訓練團」及部隊中的政治訓練，其目的有二：一、灌輸法西斯思想，加強盲從教育；二、監視並偵察受訓人員。
他們在「訓練團」中常發動對國民黨政府的批評，由藍衣社分子首先發言，把一些官吏痛罵一頓，以引起他人說出心中不滿的話，據此而判定誰是「不穩分子」，再加上種種帽子。這一項工作當時主要由賀衷寒、鄧文儀兩人負責。賀衷寒在抗戰以前任軍委會政訓處長兩年多，還兼任「中央新聞檢查所所長」一年多（在賀之前該職由國民黨中宣部葉楚傖兼任）。
賀衷寒讀過很多社會科學和馬克思主義的書籍，當然這是很明顯的，他讀書目的並不是為了研究什麼問題，而是從一字一句中去找「漏洞」，絕不估計到具體的時間和空間條件，以充實他的反共理論。凡是在這一段時期中做過新聞記者，而且還出席過賀衷寒招待會的，大概都還記得，貧衷寒一開口就要罵新聞記者沒有「國家觀念」，因此在新聞記者等人眼中，他是個極端狂妄的人。抗戰後他曾任政治部的廳長及第一戰區的政治部主任。
鄧文儀曾任「國防部新聞局長」，當時蔣介石軍隊中的政訓機構都改變名稱叫做「新聞處」或「新聞室」，「新聞」兩字的意義就可想見。鄧文儀曾干過情報，這一部分工作被戴笠併吞了。在這同時，鄧文儀還是藍衣社文化工作的主持者，有一個叫做「中國文化建設學會」的團體辦了幾十個刊物，在民國二十一、二十二年間，每月的經費達二十萬元之多。後來鄧文儀曾經栽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筋斗，不但把每個月二十萬的經費丟掉，而且幾罹殺身之禍。
當時發生了火燒飛機場案件，損失甚大，蔣介石大為惱怒，便派鄧文儀前往調查。鄧文儀找到航空署長徐培根，還沒話入正題，徐培根把他拉到辦公室里，鎖上門，從保險柜中拿出一大疊現鈔，一支手槍。徐培根對鄧文儀說：「你也不用調查了，這件事，是我搞的。飛機場失火的確是我故意縱火的。我還跟你說實話，我挪用公款去做交易所，本想賺一些錢，你明白，我們的領袖以前也是在交易所混慣的，不料我沒有他運氣好，一次一次虧本，累積到如今，已經快到三百萬元了！我無法彌補，只好放火，把挪用的款子作汽油、飛機零件、機場設施等報銷。造假報梢的錢，除了送在交易所和給我用去以外，只剩下這八萬塊。」徐培根拍拍手槍：「現在只有兩條路：一條是你收下這八萬元代我彌補過去；另一條是你不收這八萬元，我就一槍打死你，然後開槍自殺。你如據實報告，我就有性命危險，同是一死，不如請你陪一陪，做鬼也熱鬧些，老鄧，你考慮考慮。」
鄧文儀經徐培根一耍流氓手段，一時也沒有主意，結果在錢與命之間選擇了一條既要錢又要命的路，他收下了這八萬元，第二天便向蔣介石報告道：「飛機場失火的原因已經查明，乃是因為飛機場汽油太多，儲藏不密，天熱蒸發而起火。」
蔣介石當時信以為真，但他同時已另外派人去作側面調查。這個人並未撈到油水，回來便據實相報，蔣介石一氣要槍斃徐、鄧二人，但給其他「十三太保」勸住了。蔣介石說槍斃他們的原因倒不是為了營私舞弊，而是欺我瞞我，這口氣是不能忍受的。「十三太保」費了好多唇舌，這才留下了徐、鄧二人的兩條性命。事後徐培根撤職，在南昌關了一年左右。而鄧文儀也一度失寵，不僅原來已預定的南昌市長沒有到手，而且每月二十萬元的文化事業經費也取消了。他那個「文化建設學會」就為一ＣＣ的「文化建設協會」所代替。
「文化建設協會」的實際主持者為抗戰時投敵出任汪記中央大學偽校長的樊仲雲，主要的「理論家」為托洛茨基分子葉青。葉青在ＣＣ系統下雖十分賣力，但並不得意，抗戰前後轉入藍衣社後始被胡宗南優待，國民黨六全大會時以反共有功被提拔為中委。如今在台灣慘烈的派系擠軋下，已經失去了他的「黃金時代」。
鄧文儀跌了這一個筋斗，一直到抗戰以後才慢慢地抬起頭來。但目前擠在合灣這個小島上，他的「組訓大才」已經無用武之地了。「
除了組訓與籌款之外，藍衣社四個重要的工作中，尚有調查（情報）與行動（監視、禁錮、暗殺）兩項，而這兩項是藍衣社的主要工作。
情報工作與行動分不開，藍衣社的」全盛時期「中大都由戴笠負責。戴笠本是黃埔三期的學生，因為有一次校方派他到上海採購物品時用光了身上的公款被開除，後來不知怎的又在軍校六期畢了業。戴笠好色，而且」好「得厲害，講出來十分難聽，幾乎令人不能相信。
」戴老闆「在黃埔學生中班次較低，資望較淺，但實權則最大。蔣介石所以對他特別信任，一來他是浙江人，二來當江西」剿共「時戴笠已經干開』特種工作」，獨來獨往，效忠蔣介石不在「鏟共義勇隊」康澤之下。因此在抗戰之初，戴笠的軍銜不過是上校，但他都下卻有很多少將，還有經過他保薦而做民政廳長的，氣焰之盛，也可想見了。
戴笠所主持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也即是一般人口中的「軍統局」與「軍統」，是蔣介石的一個特務中心機關。其工作分為下列幾方面：首先當然是對付革命黨派與進步群眾，其方法為設計破壞與流血鎮壓。從虛構事實、蓄意中傷、挑撥離間、收買威脅、打入內線、做情報、分化破壞、到行刺暗殺。以及勾引某一團體內部的個別份子叛變，還有製造假團體，假冒群眾，淆惑群眾等，這是陰謀的一套；另一套則為監視、綁架、非刑拷打、勞動集中營、以及活埋槍殺，這是鎮壓的一套。關於這方面列位看官知道得很多，無庸在下絮絮不休了。
其次是對於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分子、知識分子、或反對國民黨的專制獨裁者，威脅毆打、強迫解職、綁架囚禁以至於暗殺，如對楊杏佛、史量才、李公朴、聞一多、馬寅初、馬敘倫等。
其次是對付地方勢力，那些地方勢力與蔣介石沒有什麼分別，同樣代表地主買辦資產階級，但不願為蔣所併吞，因此內部有矛盾。戴笠對付他們的方法是刺探內情、收買分化、造謠挑撥、配合軍事壓力造成內鬨，而瓦解分裂之；必要時加以毒害暗殺，其中浙江省主席魯滌平及四川的劉湘之死，就是兩個例子。
再其次是監視嫡系與准嫡系，此外如果有人想自己形成一套勢力，或代替蔣介石做了比較重要的機密工作，那就要一遭殺身之禍，前者如楊永泰之死，後者如唐紹儀的慘遭橫死。
藍衣社最後一部分工作是國際情報，除派造大批特務出外做「見習領事」與「領事」外（從一九三七年開始），沒有什麼特殊業績
以戴笠為首的特務系統，除軍統局與中美合作所兩個（其實是一個）公開特務機關外，還有幾個重要部門：
第一是警察，從杭州警官學校開始，逐漸遍及各大都市。這一方面以曾任內政部次長、竟察署長的唐縱為第一號助手。
抗戰前一兩年間，以上海為例，上海警察局除了協助藍衣社一切「業務」外，還幫助藍衣社的外圈組織「復興杜」吸收幹部。這個「吸收」辦法甚為別致：原來當時高中以上學校都有「軍事訓練」這一課，表面上說是作為準備抗戰之用，實際上是在加強藍衣社的組織，加強反共的組織。凡是「軍事訓練」不及格的學生，無論你其他的功課有多好，文憑是拿不到手的；同樣，無論你的功課有多壞，但「軍事訓練」名列前茅，畢業文憑一樣可以拿到。因此，軍訓教官在當時真是不可一世，對學生來說，儼然操生殺之大權。
這種軍訓教官，沒有問題是藍衣社派出的幹部，他們在校中也處於特殊地位，凡是「思想不穩」的教職員和學生，當然難免牢獄之災。而一些慷慨激昂志在殺敵、或莫名其妙遊手好閒的學生，也就變成了教官的獵物；不論男女，先來一個個別談話，大吃大喝之外，繼之威脅利誘，要你參加「民族復興社」。在下當時在上海教書，某天傍晚，有兩個學生到我住的地方痛哭，我問他們為什麼？他們說今天上了當了。ＸＸ大學的軍訓教官把他們二十幾個同學秘密集合，找了一輛運貨卡車，放下篷布，從江灣出發，經過鬧市直駛龍華警察局。那地方集合了八百多個上海市大學一年級和高中一年級的學生，由上海市警察局長蔡勁軍任監誓人，他們就算是己參加「復興社」了。
我就問他們：為什麼說是上當呢？學生之一說：Ｘ先生，你看看，我身上還穿了打球的衣服，我本來不想去的，可是在籃球場上被教官發現了，衣服也不准換，就押著上了卡車。學生之一補充說：那教官私生活很壞，大家對他毫無敬仰之心，但看在文憑臉上，不得不同他敷衍。宣誓之前他曾拿了一大堆表格要我們填，上面除了祖宗八代詳詳細細的項目外，還有對共產黨的批評如何？你能否為領袖無條件犧牲？你不吃不喝能維持幾天？你在狂風暴雨中能支持多久之類，同學們才知道這個團體不是個好團體，很多人寧願不要文憑，遠而避之，不去宣誓；有些人沒有辦法，只得跟著他走。龍華警察局大禮堂里的布置，一如電影和畫報上所看見的希特勒黑衫黨場面，但他們已經跑不掉了，只得聽命宣誓，而且舉手和喊口號的時候，也是「德國式」的，即是並非握拳，而是右劈同五指直伸出去，一如希特勒的黨徒。
那幾個學生之後還走著曲折的道路：一方面不喜歡法西斯，一方面卻又受著藍衣社的控制，雖然到頭來還是重見天日，透了口氣，但精神上和物資上的損失委實不小，這些都與本題無關，按下不提。
以戴笠為首的藍衣社系統，除軍統局與中美合作所外，第二個重要部門是「武昌部隊」，這個團體在抗戰時期叫做「忠勇救國軍」，日本投降後大部分改編為「交通警察總隊」。
這一部分原來是抗戰開始時戴笠與杜月笙合作搞起來的，絕大多數是青紅兩幫師兄師弟，徒子徒孫們，抗日毫無用處，殃民綽有餘裕，因此聲名極壞。為了與顧祝同的部隊矛盾重重，互相攻訐，蔣介石曾一度要取消它，以顧全顧祝同的面子。戴笠著急了，就求救於胡宗南，由胡宗南推薦馬志超當「總指揮」，才算保留下來。
在抗戰時期還有一個「交通監察處」，旅客往來，特別是買飛機票，一定要經它批准，但實際上即由軍統局兼辦，不過有一個公開名義而已。「交通監察處」對於那時光旅客的留難與勒索，看官中凡是當時「領教」過的，一定記憶猶新，在下不嚕嗦了。
第三個部門是聯絡參謀與諜報參謀，上自軍委會軍令部、下至各級參謀處，大部分是軍統局可以直接指揮的特務。
第四個部門是憲兵，所謂「中央」嫡系的憲兵團幾乎全是特務，不過其中有一部分由於爭權奪利，和戴笠系統有矛盾，不能完全指揮如意。
以「鏟共義勇隊」起家的康澤，資格雖高於戴笠，但他極端「效忠」。而且專門信任他的四川同鄉，而同鄉中又以同縣、同中學、同小學的同學最「吃香」。只要具備以上「四同」條件，不論是怎樣飯桶，都得到重用。康澤在抗戰後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組織處長，三青團是他勢力範圍，雖然其他部門也滲雜一些康澤的人，但大部分是成事不足之才，所以作用也不大。
當然蔣對戴笠更為信任，但蔣介石發起脾氣來，就會揮拳捶他，一面捶一面駕：「你是混蛋！你是混蛋！」戴笠能恭敬地站穩了挨打，回去後就如法炮製捶他的部下。他挨打十拳，至少要打他的部下四、五十拳，絕不「虧本」。當他打部下的時候，旁邊的人便以目示意，好象說：「老闆今天又受老頭子的氣了！」而被打的人，大家便給他一個「受氣包」的外號。
正是：當年四億多同胞，其實慘過受氣包。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