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通志 · 春秋志第六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而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題曰《春秋》也。周室既微，孔子明王道，一為魯司寇秉政，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於是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已而反魯。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車子商獲獸，以為不祥，孔子曰：「麟也。」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麏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及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弗乎弗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我欲載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得百二十國寶書，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托於魯而次《春秋》。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借朝聘以正禮樂，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十二公，據魯，親周，故宋，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孔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具論其語，成《春秋左氏傳》，以授曾申。申傳魏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為楚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採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又作《抄撮》八卷，授趙人虞卿。虞卿作《虞氏微傳》二篇，《抄撮》九卷，授同郡荀卿，則左丘明之六傳弟子也。自是傳《春秋》者分為二義：有記載之傳，主於記事，《春秋》之《左氏傳》是也；有訓詁之傳，主於釋經，公羊、穀梁、鄒、夾之傳是也。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而公羊、穀梁之傳，皆自卜商。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屬之商，《孝經》屬之參也。」齊人公羊高者，嘗受《春秋》於商，以傳其子平。而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漢書·藝文志》著錄《公羊傳》十一卷者是也。大指明於解經，疏於徵事。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傳》云：「賢繆公也。」此誤以康公為繆公。而襄二年《傳》云：「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為宣夫人歟？成夫人歟？」昭二十年「曹伯廬卒於師」，《傳》云：「未知公子喜時從歟？公子負芻從歟？」則當事人且不知矣，事之荒略何論焉。蓋《公羊傳》之不傳事，與左丘明之傳事不傳義者殊指也。至《傳》引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蓋皆《春秋》傳經之師。而壽及胡母子都博採其義以為坿益，是傳義亦不盡出公羊子也。《穀梁傳》者，始於魯人穀梁赤，亦云自子夏，與《公羊傳》同。惟公羊高親受指子夏，而穀梁赤秦孝公同時人，乃後代傳聞，以授荀卿。荀卿亦傳《左氏》，而授《穀梁傳》於齊人浮丘伯，以傳魯申公，亦系口說，未知誰著竹帛。而題《穀梁傳》者，蓋著師傳之始穀梁，《漢書·藝文志》著錄《穀梁傳》十一卷者是也。其傳指在解經，與《公羊》同。其傳文每往復詰難以盡其義，亦與《公羊》同。然傳義則有與《公羊》同者，亦有與《公羊》異者，而與《公羊》異者，或並存其義，或直斥其非。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余丘。」《公羊》云：「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系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而《穀梁》則云：「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其一曰「君在而重」之說，即兼存《公羊》「曷為國之？君存焉爾」之義也。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公羊》云：「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而《穀梁》則云：「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此所謂「其一傳」，明是《公羊傳》矣。此並存其義者也。宣十五年：「初稅畝，冬蝝生。」《穀梁》云：「蝝，非災也。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此《穀梁》非《公羊》之說也。《公羊》以為宣公稅畝，應是而有天災，《穀梁》以為不然，故曰「非災也，非稅畝之災也」，此直斥其非者也。此《穀梁》義之與《公羊》異者也。與《公羊》同者，隱公不書即位，《公羊》雲「成公意」，《穀梁》雲「成公志」。鄭伯克段於鄢，皆雲「殺之」。如此者不可枚舉矣。蓋《穀梁》晚出，因得監省《公羊》之違畔，而或取，或不取，或非之，或兼存之，與《公羊傳》義有同有不同也。《公羊》、《穀梁》皆解正《春秋》，《春秋》所無者，《公》、《穀》未嘗言之。而《左氏》敘事見本末，則有《春秋》所無而《左氏》為之傳者焉，有《春秋》所有而《左氏》不為傳者焉。故漢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而推本《公》、《穀》，以為真孔子之意也。然秦火之後，漢初惟《左氏傳》最先出。孝惠之世，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蓋受學於荀卿者也。然則漢之獻書，張蒼最先，而漢之得書，首《春秋左氏傳》。以先著竹帛，多古字古言，謂之古學。而《公羊》漢時乃興，傳以今文，謂之今學。胡母生子都以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廣川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菑川公孫弘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亦頗受胡母生之說焉。而董仲舒少治《春秋》，與胡母生俱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大致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以觀天人相與之際，而得之於正。謂：「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萬事，見素王之文焉。上揆諸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自漢治雜黃老、刑名，而武帝更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其議胥自仲舒發之。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丞相，封平津侯。仲舒以弘為從諛，而官不過二千石。相江都、膠西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以《公羊》家法，而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著《漢書·藝文志》，《春秋決事》十卷，見《隋書·經籍志》，此仲舒以《公羊》斷獄也。仲舒尤喜以《公羊》明陰陽災異，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複數十篇，十餘萬言，後世結集其篇，曰《春秋繁露》。繁一作蕃，解之者曰：「繁露，冕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也。」其書十七卷，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後世《公羊》家所稱「存三統」、「張三世」、「異外內」三科九旨，一切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罔不導自《春秋繁露》。何謂存三統？曰：「《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親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當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農為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絀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於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號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為王者之後，絀夏改號禹謂之帝禹，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絀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此著於《三代改制質文篇》者也。何謂張三世？曰：「《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此著於《楚莊王篇》者也。何謂異外內？曰：「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此著於《王道篇》者也。雖無三科、九旨之目，而後之言三科、九旨者本焉。弟子遂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惟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為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孟，名弘，以字行，少時好俠，鬥雞走馬，長乃變節，從嬴公受《春秋》，以明經為議郎，至符節令。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有蟲食柳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己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順天命。」書上，廷尉奏孟祅言惑眾，伏誅。後五年，皇曾孫病己興於民間，即位為孝宣帝，其言乃驗。征孟子為郎。孟弟子百餘人，惟東海嚴彭祖、魯顏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專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字公子，為宣帝博士，至太子太傅，著有《春秋公羊傳》十二卷，見《隋書·經籍志》。然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君亡左右貴人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抑。」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竟以太傅官終。授琅玡王中，為元帝少府，家世傳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云為荊州刺史，文東平太傅，徒眾尤盛。顏安樂，字公孫，本眭孟姊子，與嚴彭祖並推孟高第弟子。家貧，為學精力，有《公羊顏氏記》十一篇，見《漢書·藝文志》。官至齊郡太守丞，授淮陽泠[1]豐次君、淄川任公。公為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始琅玡貢禹少翁事嬴公，成於眭孟，至御史大夫。蘭陵疏廣仲翁事孟卿，至太子太傅。而廣授琅玡筦路，路為御史中丞。禹授潁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都為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路授潁川孫寶子嚴，為大司農。豐授東海馬宮游卿、琅玡左咸，宮至太師大司徒，而咸為郡守九卿，徒眾尤盛。推而《公羊春秋》之盛，自董仲舒。武帝時，瑕丘江公之言《穀梁春秋》，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而江公之先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然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寢微，惟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才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乃以千秋為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征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乃征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為博士。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為博士，至長沙太傅，徒眾尤盛。尹更始為諫大夫、長樂戶將，撰《春秋穀梁傳》十五卷，見《隋書·經籍志》，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為章句，傳子咸及汝南翟方進、琅玡房鳳。鳳，字子元，哀帝時，累擢光祿大夫、五官中郎將。時光祿勛王龔以外屬內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謂「《左氏》為不傳《春秋》」，不肯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惟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三人皆出外補吏，而鳳補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胡常事江博士，江博士死，乃與鳳俱事尹更始，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為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翟方進雖受《穀梁》於尹更始，然好《左氏傳》，其《左氏》則劉歆師也。《左氏》之學，自北平侯張蒼。蒼於秦時為御史，歷秦，至漢文帝時為丞相，傳洛陽賈誼。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為盪陰令，授清河張禹長子。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望之為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征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為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翟方進受。始歆嗣其父向領校中五經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時丞相翟方進，而尹咸為丞相史，以能治《左氏》，與歆校經傳。歆略從咸及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父子俱好古，博見強志，呻吟《左氏》，下至婢僕，皆能諷誦，由是言《春秋左氏傳》者本之劉歆。初，《春秋》惟有《公羊》博士而已。至孝宣世，復立《穀梁》博士。哀帝時，歆既以欲建立《左氏春秋》黜外，會哀帝崩，王莽持政，而歆親近用事，卒立《左氏》。《左氏》自荀卿至尹更始父子、胡常、翟方進輩，皆以名家，而亦兼治《穀梁》，非《公羊》齊學絕不相通者比也。既世祖中興，立五經博士，《春秋》嚴、顏而已，皆《公羊》家也。而《穀梁》、《左氏》不與。終東漢之世，而治《穀梁》有聞者，僅河南侯霸君房、扶風賈逵景伯而已。霸於前漢哀帝時，事九江太守房鳳，治《穀梁》，為都講。逵名輩差晚，然於五家，《穀梁》為兼通，而實受其父徽《左氏春秋》，為古學者也。《左氏》雖終不得立學官，然與《公羊》代興。《公羊》嚴、顏並立，嚴氏為盛。而治《顏氏》有聞者，終東漢之世，僅河內張玄君夏、豫章唐檀子產而已。然玄兼通數家，特以顏氏為宗。世祖時，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為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舉孝廉，除為郎。會《顏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為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玄兼說《嚴氏》，不宜專為《顏氏》博士。」乃罷。則兼說《嚴氏》者也。《嚴氏》學知名者，則有長沙太守汝南郅鄆君章、琅玡太守河內李章第公、少府山陽丁恭子然、太常北海周澤稚都、太常陳留樓望次子、侍中琅玡承宮少子、長水校尉南陽樊儵長魚、左中郎將汝南鍾興次文、太子少傅北海甄宇長文、海西令豫章陳曾秀文、侍中蜀郡張霸伯驍、霸子長陵令楷公超、潁川太守會稽顧奉。其間丁恭最為老師，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太常樓望、侍中承宮、左中郎將鍾興、長水校尉樊儵，皆受業於恭。而儵刪定《公羊嚴氏章句》，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其尤知名者張霸，以儵刪猶多繁辭，乃減定為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諸生孫林、段著、劉固等慕之，各市宅所居之旁以就學焉。此治《嚴氏春秋》者也。有治《公羊春秋》而不名嚴、顏何家者，則侍中扶風李育元春、博士羊弼、遼東屬國都尉北海公沙穆文乂、諫議大夫任城何休邵公，而何休最著。休為人質樸訥口，而雅有心思，從羊弼學。覃思不窺門十有七年，撰成《春秋公羊解詁》十一卷，題曰「何休學」。有不解者，或答曰：「休謙辭受學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己也。」大指以為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而貫以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之義。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即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內其國，外諸侯，內諸侯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州不若國，故言荊不如言楚。國不若氏，故言楚不如言潞氏、甲氏。氏不若人，故言潞氏、甲氏不如言楚人。人不若名，故言楚人不如言介葛盧。名不若氏，故言介葛盧不如言邾婁儀父。字不若子，故言邾婁儀父不如言楚子、吳子。《春秋》設此七等，以進退當時之諸侯。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也。六輔者，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也。二類者，人事與災異也。此之謂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而三科、九旨之於七等，表里為用，義最閎大。故曰：「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粗觕，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於所聞之世，見治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蓋攘夷狄者，所聞世之治也。若所見世，著治太平。哀四年「晉侯執戎曼子赤歸於楚」，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夷狄進至於爵，與諸夏同，無外內之異矣。外內無異，則不必攘。遠近小大若一，且不忍攘。《春秋》心同天地，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必無因其種族不同而有歧視之意。而昇平世不能不外夷狄者，其時世治尚未進於太平，夷狄亦未進於中國，引而內之，恐為諸夏患，故夫子稱齊桓、管仲之功，有披髮左衽之懼，以其救中國，攘夷狄，而特筆褒予之，為夷狄之未進於中國也。雖然，特為昇平之世言之耳，匪太平之治也。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撥亂之世，內其國而外諸夏。諸夏非可攘者，而亦必異外內，斯則隘狹之國家主義，而言治之始爾，匪《春秋》之隆治矣。故董仲舒明言「自近者始」，「王化自近及遠」。由其國而諸夏，而夷狄，以漸進於天下，遠近小大若一，其義即本諸董仲舒也，寧惟三科九旨而已。董仲舒《春秋繁露·重政篇》云：「《春秋》變一謂之元。」何休之說隱元年以焉。《繁露·二端篇》云：「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2]之政。」何休之明五始以焉。《繁露·玉杯篇》有「先質後文」之語，而何休遂謂「《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如此之類，難以仆數，是則休之《解詁》，胥出董仲舒之指矣。休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成《春秋漢議》十三卷，妙得《公羊》本意。初，李育習《公羊春秋》，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至是，休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春秋公羊墨守》十四卷，《春秋左氏膏肓》十卷，《春秋穀梁廢疾》三卷。然休之解詁《公羊》，亦有用《左氏》、《穀梁》傳者，倘休膏肓《左氏》，廢疾《穀梁》，而義之所長，亦有不能不兼采並存者乎？考漢今古文家相攻擊，始於《左氏》、《公羊》，而今古文家相攻若仇，亦惟《左氏》、《公羊》為甚。施、孟、梁丘、京《易》之於費氏《易》，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之於古文《尚書》，齊、魯、韓《詩》之於毛《詩》，雖不並立，然未如《公羊》家之抨難《左氏》也。東漢之初，《左氏》雖不立博士，然為當世貴重。執金吾封雍奴侯上谷寇恂子翼，征西大將軍封陽夏侯潁川馮異公孫，皆以名將學《左氏春秋》，然未名家。扶風孔奮君魚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世祖即位，拜為武都太守。奮以弟奇經明當仕，上病去官。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刪》。而奮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作《左氏說》。然父子兄弟以為家學，而未大顯於世。河南鄭興少贛[3]，少學《公羊春秋》，而好古學，於王莽時，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左氏》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而傳業子眾，字仲師，作《春秋難記條例》、《春秋刪》。世言《左氏》者多祖興父子，而賈逵自傳其父徽之業，由是《左氏》有鄭、賈之學。賈徽亦從劉歆受《左氏春秋》，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而蒼梧陳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子元字長孫，少傳父業，為之訓詁，銳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世祖時與鄭興俱為學者宗。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左氏》立博士。博士范升謂《左氏》學無有本師，而多違異，與歆爭，具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元聞之，詣闕上疏曰：「《左氏》孤學少與，遂為異家之所覆冒。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指瑕擿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辨破言，小言破道』者也。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子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卒未得其要領，異日李育所謂「陳元、范升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者也。然而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魏郡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讙嘩，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世祖重違眾議，而因不復補。然世儒言《左氏》者不絕，特為人主所重。扶風賈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秘館。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台。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撰成《春秋左氏長義》二十卷，奏之，曰：「臣謹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十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已甚遠，而冤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秘書。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從是攻擊《左氏》，遂為重仇。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采。《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然逵之所為稱引《左氏》義長者，特迂怪可笑，附托圖讖，獻媚世主以行其學耳。論者以為匪其本也。然《左氏》由是行於世。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受《左氏》、《穀梁春秋》，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扶風馬融季長嘗欲訓《左氏春秋》，既見逵及鄭眾所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北海鄭玄康成始事京兆第五元先，通《公羊春秋》，既因涿郡盧植子幹事馬融，遂明《左氏》，乃發《公羊墨守》，針《左氏膏肓》，起《穀梁廢疾》，以致難於何休。又以休有《春秋漢議》，作書二卷駁之，《隋書·經籍志》所著《駁何氏漢議》者是也。休見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公羊》微而《左氏》興。玄作《左氏傳注》，未成，以與河南服虔子慎，作《春秋左氏傳解誼》三十一卷，亦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成《春秋漢議駁》二卷，又以何休重難《左氏》，撰《春秋左氏膏肓釋痾》十卷、《春秋成長說》九卷、《春秋塞難》三卷，斯亦針起何疾，申明《左》指者也。然《左傳》猶未置博士。會靈帝立太學《石經》，盧植乃上書請置博士，為立學官，謂「與《春秋》共相表里」也。陳國潁容子嚴者，博學多通，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於獻帝初避亂荊州，聚徒千餘人。劉表以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而同時南陽謝該文儀亦以明《春秋左氏》為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河東樂詳條《左氏》疑滯七十二事以問，該皆為通解之，名為《謝氏釋》，行於世。斯則東京《左》學之後勁也已。漢祚既衰，鼎分三國。言《春秋》者，魏有司徒東海王朗景興，撰《春秋左氏傳》十二卷。而朗子太常肅字子雍，能傳父學，撰《春秋左氏傳》三十卷、《春秋外傳章句》一卷、注二十二卷。大司農弘農董遇季直撰《春秋左氏傳章句》三十卷[4]，樂平太守糜信撰《春秋說要》十卷、《春秋穀梁傳注》十二卷、《理何氏漢議》二卷。中散大夫譙郡嵇康撰《春秋左氏傳音》三卷，大長秋韓益撰《春秋三傳論》十卷。而高貴鄉公以帝子窮經，撰《春秋左氏傳音》三卷，斯稱儒林之盛事焉。蜀亡傳《春秋》者，吳則有騎都尉會稽虞翻仲翔，撰《春秋外傳國語注》二十一卷，尚書僕射丹陽唐固子正撰《春秋穀梁傳注》十三卷、《春秋外傳國語注》二十一卷，中書侍郎雲陽韋昭宏嗣撰《春秋外傳國語注》二十一卷。《春秋外傳國語》者，傳雲自左丘明，既為《春秋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號，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別為《國語》二十一篇，亦曰《外傳》者，《春秋》以魯為內，以諸國為外，外國所傳之事也。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自鄭眾為之解詁，而漢、魏儒者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然鄭眾解詁以下，諸家並亡，獨韋昭之注存。自序稱兼采鄭眾、賈逵、虞翻、唐固。今考所引鄭說、虞說，寥寥數條，惟賈、唐二家，援據駁正為多，凡所發正六十七事。而三國之言《公羊》者，僅見魏河南尹丞高唐劉寔子真之撰《春秋條例》十一卷、《春秋公羊達義》三卷焉。晉武帝既禪魏祚，遂並吳國，蓋鎮南大將軍京兆杜預元凱之謀為多。預博學多通，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特舉劉歆、賈徽父子、許淑、潁容之違以見同異，大指以為：「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獨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淑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其它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其發凡以言例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污，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五體以尋經旨，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自雲有《左傳》癖。然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未之重。獨秘書監長安摯虞仲洽賞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蓋《左氏》初行，學者不得其例，故傅會《公羊》以就其說，亦猶佛典初興，學者多以老、莊皮傅。而預生諸儒後，始專以《左氏》凡例為揭櫫，不複雜引二傳，此其所以來「《左氏》忠臣」之稱也。然後賢短預，或頗未同，究厥所以，條為三事：蓋鄭注《周禮》，先引杜、鄭，韋注《國語》，明徵賈、唐，言必稱先，不敢掠美。預乃空舉劉、賈、許、潁，而《集解》中不著其名，混昔賢於己說，跡近乾沒，其失一也。預解不舉所出，劉與許、潁之說盡亡，賈、服二家，尚存厓略。預舉四家而不及服，其失二也。長於星曆地理，而吝於蟲魚鳥獸草木之名，又言地理，好為臆說，未能揆度遠近，輒以影附今地，其失[5]三也。且又棄經信傳，曲為之說，或直謂是經誤。預自雲有《左傳》癖，若此之類，得不謂之癖歟？預之《集解》，與服虔並立國學，然預書盛行，而服義寢微。上黨續咸孝宗師事預，專《春秋左氏》。又有東平劉兆延世者，與預同時，而治《春秋》不主墨守，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途，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義以通之。又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而同時濟北氾毓稚春之撰《春秋釋疑》，亦合三傳為之解注。二人書皆不傳，倘預之所謂「膚引《公》、《穀》，適足自亂」者乎？既晉道中替，元帝踐阼江左，詔《春秋左氏傳》杜氏、服氏博士各一人。其《公羊》、《穀梁》省不置。太常荀崧以為不可，乃上疏曰：「丘明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然公羊高親受子夏，辭義清雋，斷決明審，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此則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劍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它如奏。」會有兵事，而《公羊》亦不卒立。然終東晉之世，言《公羊》者，僅車騎將車鄢陵庾翼稚恭問王愆期答之《春秋公羊論》二卷，著《隋書·經籍志》而已，殆絕學矣。言《穀梁》者則有廣陵太守魯國孔衍舒元之《春秋穀梁傳》十四卷，豫章太守范寧武子之《春秋穀梁傳集解》十二卷、《春秋穀梁傳例》一卷，驍騎將軍[6]姑幕徐邈之《春秋穀梁傳》十二卷、《春秋穀梁傳義》十卷、《答春秋穀梁義》三卷，具著《隋書·經籍志》，罕有見者。獨范寧之《集解》，獲傳於後焉。考寧之《穀梁》，本出家學，其父散騎常侍汪字玄平者，嘗率門生故吏兄弟子侄，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則有何、嚴之訓，而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至寧撰次諸子，各記姓名，故曰《集解》。惟《漢書·藝文志》載《公羊》、《穀梁》二家經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則經、傳初亦別編，而寧《集解》乃分傳附經並注之，疑即寧之所合。中「公觀魚於棠」、「葬桓王」、「杞伯來逆叔姬之喪」、「曹伯廬卒於師」、「天王殺其弟佞夫」五事，皆冠以「傳曰」，惟「葬桓王」一事，與《左傳》合，余皆不知所引何傳。疑寧分傳附經之時，皆冠以「傳曰」，如鄭玄、王弼之《易》有「彖曰」、「象曰」之例。傳義未安，多稱「未詳」，經指不通，直雲「不達」，不望文而曲說，不墨守以護傳，多聞闕疑，蓋慎之也。《晉書》本傳稱「其義精審，為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為之注，世亦稱之」，是邈注在《集解》之後。今《集解》中乃多引邈注，未詳其故。所著《春秋穀梁傳例》一卷，今佚，然《集解》中時有「《傳例》曰」，或學者以便研討，而割裂其文，散附《集解》歟？然何休《解詁》專主《公羊》，杜預《集解》一宗《左氏》，雖義有拘閡，必曲為解說，蓋家法然也。獨范寧兼采三傳，不主《穀梁》，開唐啖、趙、陸之先，異漢儒專家之學，蓋經學至此一變。雖譏十家《穀梁》之引《左氏》、《公羊》，違反文義，而指在擇善，多引杜預，此則述《左》家之義，說《穀梁》之傳，己以譏人，而未自反者焉。杜預之玄孫曰坦，坦弟驥，於宋朝並為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左傳》杜《解》。北朝自魏末河北大儒徐遵明子判門下講服《解》。平原張買奴，河間馬敬德、邢峙，樂城張思伯，渤海劉晝、鮑季詳、鮑長暄，並得服氏之精。又有衛凱、陳達、潘叔虔，雖不出徐氏之門，亦為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預所注。其江左儒生俱服膺杜氏。大抵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河東崔靈恩遍習三傳，撰有《左氏經傳義》及《條例》、《公羊穀梁文句義》凡一百三十卷。而《左傳》先習服解，仕魏，為太常博士，以天監十三年歸梁，而服解不為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會稽虞僧誕為國子助教，最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傳焉。杜《解》既行，而為義疏者，則有梁國子博士武康沈文阿國衡、隋太學博士景城劉炫光伯暨蘇寬之屬。然沈氏長於義理例，疏於經傳。蘇氏則全不體本文，惟旁攻賈、服。劉炫聰惠辨博，固為罕儔，然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七十餘事，習杜義而攻杜氏，或者比之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然視二家差有可觀，所為規杜有騁臆失據者，亦有愜心饜理者。既唐太宗御世，國子祭酒孔穎達奉詔撰《春秋左傳正義》，一宗杜《解》，而《疏》則損益劉炫而以沈文阿補其闕漏。惟杜《解》既嫌強經就傳，而孔《疏》亦過申杜抑劉，於劉之致規於杜者，一切以為非是，斯又篤信專門之過。而與共參定者，則有四門博士楊士勛焉。士勛兼明《穀梁》，又為范寧《春秋穀梁傳集解》作疏。其書不及穎達杜《疏》之賅洽，然諸儒言《左傳》者多，言《公》、《穀》者少，既乏憑藉之資，而孔《疏》成於眾手，此則出於一人，復鮮佐助之力，詳略殊觀，固其宜也。惟范寧《傳例》全書已佚，散附《集解》，而《疏》中所引，有稱「范氏略例」者，有稱「範例」者，有稱「范氏別例」者，凡二十餘條，皆在《集解》所附之外，其雲「別例」者，蓋范氏注中已有例，而此別出故也。中如桓元年疏引范氏《例》雲「《春秋》上下無王者凡一百有八」，莊二十二年「夏雨，大災」疏引范《例》雲「災十有二，內則書日，外則書時」，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疏引范《略例》雲「祭祀例有九，皆書月以示譏」，如此之類，皆臚次其事以見義類而已。蓋《春秋》無達例，但屬辭比事，臚列書法之同異，有可以心知其義者，則為之說，其不可知者，則闕之而不為曲說，斯可以推見范《例》之矜慎焉。士勛疏述之功，不可沒也。《公羊傳》自何休《解詁》以後，罕有為之疏者，世傳徐彥，不知何代，其疏「葬桓王」一條[7]，全襲用楊士勛《穀梁傳疏》，知在士勛之後，而《疏》文自設問答，文繁語復，或者故襲《公羊》之文體耶？惟《左傳》附經，始於杜預，《穀梁》附經，疑自范寧，而《公羊傳》附經，則不知始自何人。觀何休《解詁》但釋傳而不釋經，與杜、范異例，知漢末猶自別行。後世所傳《漢石經》殘字，《公羊傳》亦無經文，足以互證。今本以傳附經，或徐彥作《疏》之時所合併歟？自是《春秋》三傳之疏備。然《春秋》之學，至唐而疏通證明，集漢詁之大成；亦至唐而風氣獨開，導宋學之先路。肅、代之世，有潤州丹陽縣主簿趙郡啖助叔佐者，明《春秋》，撰《統例》，務在考三傳得失，彌縫闕漏，故其論多異先儒，如謂：「《左傳》非丘明所作。獨詳周、晉、齊、宋、楚、鄭之事，乃左氏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編次年月以為傳記，又雜采各國諸卿家傳及卜書、夢書、占書、縱橫、小說，故序事雖多，釋經殊少，猶不若《公羊》、《穀梁》之於經為密。《公羊》、《穀梁》初亦口授。公羊名高，穀梁名赤，未必是實。《漢書》丘明授魯曾申，申傳吳起，自起六傳至賈誼等說，亦皆附會。」又云：「《春秋》之文簡易。先儒各守一傳，不肯相通，互相彈射，其弊滋甚。」自啖助之說出而風氣漸變。大抵啖助以前，學者皆專門名家，苟有不通，寧言《經》誤，其失也固陋。啖助以後，學者喜援《經》擊《傳》，其或未明，則憑私臆決，其失也穿鑿。助之學，傳於洋州刺史河東趙匡伯循、給事中吳郡陸淳伯沖。淳因助《統例》，僅成六卷，遂與助之子曰異者，裒錄遺文，增纂《統例》，請匡損益，成《春秋集傳纂例》十卷，又本褒貶之意，更為《春秋微旨》三卷，條別三傳，折衷啖、趙，以朱墨記其勝否，又摭三傳之不入《纂例》者，駁正啖、趙之說，以明去取之意，成《春秋集傳辨疑》十卷。蓋啖助之學，至淳而發揮旁通也。然淳之闡發師說，亦有變本而加厲者。啖助以為：「《左氏》敘事雖多，解經意殊少。《公》、《穀》傳經，密於《左氏》。然《左氏》比余傳，其功最高，博採諸家，敘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則亦未甚深非，至淳則直謂「《左氏》淺於《公》、《穀》，誣謬實繁」。啖助以為：「左氏、公羊、穀梁皆孔門後之門人。但公、穀守經，左氏通史，其體異爾。惟三傳之義，本皆口傳，《左傳》亦非丘明自作。」至淳則直謂：「左氏非丘明。丘明，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焚書之後，學者見《傳》及《國語》俱題左氏，遂引以為丘明。然自古豈止一丘明姓左乎？且《左傳》、《國語》，文體不倫，敘事多乖，定非一人所為也。」此則闡發師說而變本加厲者也。然今世所傳合三傳為一書者，實自淳之《纂例》始。淳本啖助之說，雜采三傳，以意去取，合為此書，變專家為通學，是《春秋》經學一大變。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如平陽孫復明復之撰《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新喻劉敞原父之撰《春秋權衡》十七卷、《春秋傳》十五卷、《春秋意林》二卷、《春秋傳說例》一卷，高郵孫覺莘老之《春秋經解》十三卷，涪陵崔子方彥直之撰《春秋經解》十二卷、《春秋本例》二十卷、《春秋例要》一卷，吳縣葉夢得石林之撰《春秋傳》二十卷、《春秋考》十六卷、《春秋讞》二十二卷，壽州呂本中居仁之撰《春秋集解》三十卷，崇安胡安國康侯之撰《春秋傳》三十卷，鄞縣高閌抑崇之撰《春秋集注》四十卷，瑞安陳傅良君舉之撰《春秋後傳》十二卷，南安呂大圭圭叔之撰《春秋或問》二十卷、附《春秋五論》一卷，眉山家鉉翁則堂之撰《春秋詳說》三十卷，皆焯然名家，著有成書者。其中以孫復為最先，劉敞為最優，而胡安國為最顯。孫復沿啖、陸之餘波，幾於盡廢三傳。而劉敞則不盡從傳，亦不盡廢傳，進退諸說，往往依經立義，不似復之意為斷制。此亦說貴徵實之一征也。胡安國之撰《春秋傳》，自草創至於成書，初稿不留一字，其用意亦勤矣。顧其書作於南渡之後，故感激時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於經旨，在宋儒《春秋》之書，名最高而品斯下焉。余考宋儒之說《春秋》者，蓋往往推衍啖、陸之說。葉夢得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胡安國曰：「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朱子曰：「《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卻詳，於道理上便差。經學者於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誤。」又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考事甚疏，然義理卻精，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不曾見國史。」呂大圭曰：「《左氏》熟於事，《公》、《穀》深於理。蓋左氏曾見國史，而公、穀乃經生也。」此推衍啖助「公、穀守經，左氏通史」之說也。臨川王安石介甫有《左氏解》一卷，證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今佚其書，不知十一事者何據。或問程子曰：「左氏是丘明否？」曰：「傳無丘明字，故不可考。」葉夢得撰《春秋讞》，據《左傳》末載「韓、魏反而喪之」之語，謂「知伯亡時，左氏猶在」，斷以為戰國時人。莆田鄭樵漁仲《六經奧論》云：「《左氏》終紀韓、魏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諡。若以為丘明，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使丘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沒七十有八年之後，丘明猶能著書。此左氏為六國人，明驗一也。《左氏》：『戰於麻隧，秦師敗績，獲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及晉師戰於櫟。』秦至孝公時，立賞級之爵，乃有不更、庶長之號。明驗二也。左氏云：『虞不臘矣。』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臘。明驗三也。左氏師承鄒衍之說而稱帝王子孫。齊威王時，鄒衍推五德終始之運。明驗四也。《左氏》言分星，皆準堪輿。按韓、魏分晉之後，而堪輿十二次『始於趙分曰大梁』之語。明驗五也。《左氏》云：『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按三代時，有車戰，無騎兵，惟蘇秦合從六國，始有『車千乘，騎萬匹』之語。明驗六也。《左氏》序呂相絕秦，聲子說齊，其為雄辯狙詐，真遊說之士，捭闔之辭。明驗七也。左氏之書，序晉、楚事，如『楚師熸』、『猶拾瀋』等語，則左氏為楚人。明驗八也。據此八驗，知左氏為六國時人，非丘明矣。」朱子亦謂：「『虞不臘矣』為秦人之語。」與鄭樵同。此推衍陸淳「左氏非丘明」之說也。惟重證驗，主事實，殆有勝於陸淳之懸想鑿空者焉。然宋自孫復之祖陸淳，人人以臆見說《春秋》，惡舊說之害己也，則舉三傳義例而廢之，又惡《左氏》所載證據分明，不能縱橫顛倒，惟所欲言也，則並舉《左傳》事跡而廢之。譬諸治獄，務毀案牘之文，滅證佐之口，則是非曲直，乃可惟所斷而莫之爭也。獨眉山蘇轍子由撰《春秋集傳》十二卷，大意以世人多師孫復，不覆信史，故簡別《公》、《穀》，一以《左氏》為本，蓋二傳之意測者難信而《左氏》之徵史者有據也。金華呂祖謙伯恭之學，於《左傳》最深，其發揮《左傳》者，則有《春秋左氏傳說》二十卷、《續說》十二卷、《東萊左氏博議》二十五卷。然據事抒論，意不在通經。福清林栗黃中撰《春秋經傳集解》三十三卷，則尤專主《左氏》而黜《公》、《穀》。惟林栗指《左傳》之「君子曰」為劉歆所加，而資州李石方丹著《左氏君子例》一卷，則以為《左傳》有所謂「君子曰」者，蓋皆示後學以褒貶大法雲。蒲江魏了翁鶴山節錄杜注、孔疏，每條前為標題，而系以先後次第，成《春秋左傳要義》三十一卷。其書於疏中日月名氏之曲說，煩重瑣屑者，多刊除不錄，而名物度數之間，則刪繁舉要，本末粲然。蓋左氏之書，詳於典制，三代之文章禮樂，猶可以考見其大凡，其遠勝《公》、《穀》，實在於此，了翁所輯，蓋庶乎得其要領者。丹稜程公說克齋則取《春秋》經傳，仿司馬遷書，為年譜、名譜、曆法、天文、五行、疆理、禮樂、征伐、職官諸書，周、魯、齊、宋、晉、楚以下大小國《世本》，成《春秋分紀》九十卷，條別件系，附以序論。清儒顧棟高之《春秋大事表》大略仿焉。斯與魏了翁《春秋左傳要義》俱為《左》學之津梁也。是皆刻意於《左氏》之書者，倘以廁於宋儒之間，殆所謂抗心獨往，而不囿於時論者耶！元仁宗延祐二年，定科舉經義經疑取士條格，《春秋》用三傳及胡安國《傳》。然祁門汪克寬德輔作《春秋纂疏》三十卷，一以安國為主。而明成祖命行在翰林院學士胡廣等撰定《春秋大全》七十卷，即用克寬之《胡傳纂疏》為藍本焉。自是胡《傳》行而三傳悉廢。儒者馴乃棄經不讀，惟以安國之《傳》為主，明儒所謂經義者，實安國之《傳》義而已。故有明一代《春秋》之學為最陋，而其端實於元發之。此元、明兩代之《春秋》學所為卑之無甚高論者也。獨有可特筆者，元之二家，曰慶元程端學積齋，曰休寧趙汸子常；明之二家，曰長洲陸粲子余，曰太倉傅遜士凱。四人者，主張不同，方法亦不同。程端學作《春秋三傳辨疑》二十卷，其書以攻駁三傳為主，凡端學以為可疑者，皆摘錄經文、傳文，而疏辨於下，大抵先存一必欲廢傳之心，而百計以求其瑕類，求之不得，則以不可信一語概之。蓋不信三傳之說，創於啖助、陸淳，逮宋析為三派：有棄傳而不駁傳者，厥以孫復之《春秋尊王發微》為最著；有駁三傳之義例者，厥以劉敞之《春秋權衡》為最著；有駁三傳之典故者，厥以葉夢得之《春秋讞》為最著。至於端學，乃兼三派而用之，且並以《左傳》為偽撰，推波助瀾，罔顧其安。而作《春秋本義》三十卷，則頗能糾正胡安國《傳》之失，而所采自三傳而下，凡一百七十六家，中多宋儒孫復以後之說，其書佚者十之九，則可謂集宋學之大成者矣。至其作《春秋或問》十卷，則歷舉諸家，各加抨擊，雖過疑三傳，未免乖方，至於宋代諸儒，一切深刻瑣碎之談，附會牽合之論，罔不並舉而摧陷焉。是搜采宋學之總匯者端學，而廓清宋儒之矯誣者亦端學也。至趙汸淹貫三傳，所撰《春秋集傳》十五卷、《春秋屬辭》十五卷、《春秋左氏傳補註》十卷，皆據傳求經，多由考證得之，不似程端學之好騁臆說。蓋汸之說《春秋》，以《左氏傳》為主，注則宗杜預。《左》有不及者，以《公羊》、《穀梁》二傳通之；杜所不及者，以陳傅良《左傳章旨》通之。其大旨謂：「杜偏於《左》，傅良偏於《穀梁》。若用陳之長以補杜之短，用《公》、《穀》之是以救《左傳》之非，則兩者兼得。筆削義例，觸類貫通，傳注得失，辨釋悉當，不獨有補於杜《解》，為功於《左傳》，即聖人不言之旨，亦灼然可見。」因反覆辨討，出入百家，究其得失，即陳傅良《章旨》附於杜注之下，成《春秋左氏傳補註》，於杜注有未備者，頗采孔穎達之疏暢述之，蓋徵實之學，與虛騰高論者終有別也。惟趙汸譏陳傅良《春秋後傳》之貫通三傳，謂「公、穀與左氏終是異師」，頗中其失。然漢尹更始之《章句》，晉劉兆之《全綜》，已開貫通三傳之先路，奚必獨繩陳傅良以苛論矣！陳傅良之書，獨存《春秋後傳》、《左傳音旨》，世則罕睹，而汸所採錄，寧只補杜注之遺闕，抑足存陳書之梗概焉。至無錫邵寶國賢，於明武宗時，著《左觿》一卷，頗發杜注之違，獨惜其寥寥無多。陸粲乃著《左傳附註》五卷，以駁正杜注、孔疏暨陸德明之《左傳釋文》，旁采諸家，斷以己意，於訓詁家頗為有裨。而傅遜著《左傳屬事》二十卷，則仿建安袁樞《紀事本末》之體，變編年為屬事，事以題分，題以國分，更加考注，以訂杜預之誤，又著《左傳註解辨誤》二卷，則會眾說以折衷之，杜注之誤，有未經辨議者，亦創以己意，為之釐革。斯則《左氏》之忠臣，杜注之諍友，而明儒之矯然特出者乎！清儒尊推漢學，與明儒異趣，然《公羊》垂絕復續，至晚清乃盛，而《穀梁》孤學，僅有傳者，獨《左氏》不絕於講誦。其無慚《左氏》之忠臣，杜注之諍友，而有光於前哲者，則有崑山顧炎武亭林之撰《左傳杜解補正》三卷，衡陽王夫之而農之撰《春秋稗疏》二卷，吳江朱鶴齡長孺之撰《讀左日鈔》十四卷，泰州陳厚耀泗源之撰《春秋長曆》十卷、《春秋世族譜》一卷，吳縣惠士奇天牧之撰《半農春秋說》十五卷，惠棟定宇之《左傳補註》六卷，吳江沈彤冠雲之撰《春秋左氏傳小疏》一卷，甘泉焦循理堂之撰《春秋左傳補疏》五卷，陽湖洪亮吉稚存之撰《春秋左傳詁》二十卷，錢唐梁履繩處素之撰《左通補釋》三十二卷，吳縣沈欽韓文起之撰《春秋左氏傳補註》十二卷，桐城馬宗璉魯陳之撰《春秋左傳補註》一卷，嘉興李貽德次白之撰《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二十卷，皆能補苴罅漏，張皇幽眇，通賈、服之說，發杜氏之違，於左氏書有所闡明，而焦循、沈彤特斥杜預注《左》，以成司馬氏之篡弒，語有證佐，最推深識。然就《左氏》而論，猶為掇拾細故，未究大體。獨無錫顧棟高震滄之撰《春秋大事表》五十卷，錯比全書，創意為表，天文有《時令表》、《朔閏表》、《長曆拾遺表》、《天文表》、《五行表》，地理有《列國疆域表》、《列國犬牙相錯表》、《列國都邑表》、《列國山川表》、《列國險要表》、《城築表》，國際有《列國爵姓及存滅表》、《齊楚爭盟表》、《宋楚爭盟表》、《晉楚爭盟表》、《吳晉爭盟表》、《齊晉爭盟表》、《秦晉交兵表》、《晉楚交兵表》、《吳楚交兵表》、《吳越交兵表》、《齊魯交兵表》、《魯邾莒交兵表》、《宋鄭交兵表》、《兵謀表》、《四裔表》、《齊紀鄭許宋曹吞滅表》，內政有《列國官制表》、《刑賞表》、《田賦軍旅表》、《王跡拾遺表》、《魯政下逮表》、《晉中軍表》、《楚令尹表》、《宋執政表》、《鄭執政表》、《亂賊表》，典禮有《吉禮表》、《凶禮表》、《賓禮表》、《軍禮表》、《嘉禮表》，人物有《列國姓氏表》、《卿大夫世系表》、《人物表》、《列女表》，考文有《三傳異同表》、《闕文表》、《左傳引據詩書易三經表》、《杜注正訛表》，凡百三十一篇，類聚區分，以列《春秋》大事，略與宋程公說之作《春秋分紀》同，然條理詳明，考證典核，較公說書實為過之。其辨論諸篇，引據博洽，議論精確，多發前人所未發，亦非公說所可及，信千古之絕作也。亦有體大思精，父子祖孫，家世相嬗，而莫殫其業者。則有如儀征劉文淇孟瞻，生於道光之世，研精古籍，貫串群經，於《左氏傳》致力尤勤，嘗謂：「《左氏》之義，為杜注剝蝕已久，其稍可觀覽者，皆系襲取舊說。」發凡創例，撰《左傳舊註疏證》，先取賈、服、鄭三君之注，疏通證明，凡杜氏所排擊者糾正之，所剿襲者表明之，其沿用韋氏《國語注》者，亦一一疏記。他如許慎《五經異義》所載《左氏》說，皆本《左氏》先師，《說文》所引《左傳》，亦是古文家說；《漢書·五行志》所載劉子駿說，實《左氏》一家之學；又如經疏、史注及《御覽》等書所引《左傳》注，不載姓名，而與杜注異者，亦是賈、服舊說。凡若此者，皆稱為舊注，而加以疏證。其顧、惠注補及洪亮吉、沈彤、焦循等人專釋《左氏》之書，以及錢、戴、段、王諸家詁訓，說有可采，咸與登列，末始下以己意，定其從違。上稽先秦諸子，下考唐以前史書，旁及雜家筆記文集，皆取為證佐，期於實事求是，俾《左氏》之大義，炳然復明。草創四十年，長編已具，然後依次排比成書，顧未及寫定而卒。其子毓崧伯山繼之，會天下大亂，年五十卒，迄未成書。其子壽曾恭甫又繼之，亦以夭死，僅卒襄公。三世一經，齎志踵歿，滋可哀也。清祚垂衰，樸學亦絕。經生矯厲，斯稱章、劉。劉師培申叔者，劉文淇之曾孫，而壽曾之猶子也，少承先業，以《春秋》三傳同主詮經，《左傳》為書，說尤賅備，審其義例，或經無傳著，或經略傳詳，以傳勘經，知筆削所昭，類存微旨。漢儒說《左氏》，據本傳以明經義，凡經字相同，即為同旨。又引月冠事，明經有系月、不系月之分，創穫實多，亦較二傳為密。爰闡厥科條，舉同詞同指、同詞異實、褒貶互見、錯文見異、變文為例、文實殊指、內外異詞、時日月例，成《春秋左傳例略》一書。餘杭章炳麟太炎與師培好，亦治《左》學，以為《左氏》古義最微，非極引周、秦、西漢先師之說，則其術不崇，非極為論難辨析，則其義不明，故以淺露分別之詞，申深迂優雅之旨，發疑正讀，成《春秋左傳讀》一書。又據桓譚《新論》，謂劉向以《穀梁》名家，而亦呻吟《左氏》，《說苑》、《新序》、《列女傳》中所舉《左氏》事義六七十條，其間一字偶易，正可見古文《左傳》不同今本，而子政之改易古文代以訓詁者，亦皆可睹。蓋字與今異者，則可見河間古文，訓與今異者，則本之賈生訓故。抽繹古義，次第其文，成《劉子政左氏說》，以糾《漢書》稱歆治《左氏》，向不能非間，猶自持《穀梁》義之違謬，斯可謂近《左學》之後勁者矣。《穀梁》與《左氏》同出魯學，然《穀梁》自昔孤微，清中葉以後稍振。其著書立說，差自名家者，則有海州許桂林同叔之《穀梁釋例》四卷，番禺侯康君謨之《穀梁禮證》二卷，丹徒柳興恩賓叔之《穀梁大義述》七卷，嘉善鍾文烝朝美之《穀梁補註》二十四卷。而柳興恩之治《穀梁》，專從善於經入手，而善經則以述辭比事為據，事與辭則以《春秋》日月等名例定之，扶翼孤經，於《穀梁》家為有條貫雲。《公羊》與《左氏》義相反對，與《穀梁》亦非同趣。而曲阜孔廣森約撰《春秋公羊通義》十一卷，兼援《左》、《穀》，未明家法，又其三科、九旨，不遵何氏，而別立時日月為天道科，譏貶絕為王法科，尊親賢為人情科，如是則以日月名字為褒貶，《公羊》與《穀梁》何異，言《公羊》學者不重之，然清儒之言《公羊》者，蓋自廣森開其端。而武進莊存與方耕著《春秋正辭》九卷，宏發《公羊》，刊落訓詁名物之末，而專求所謂微言大義者。其同縣外孫劉逢祿申受繼之，昌衍其緒，以正孔廣森，以為：「無三科、九旨，則無《公羊》。無《公羊》，則無《春秋》。《春秋》因魯史以明王法，改周制而俟後聖，猶六書之假借，說《詩》之斷章取義。故雖以齊襄、楚靈之無道，祭仲、石曼姑、叔術之嫌疑，皆假之以明討賊復仇讓國之義，事實不予而文予。《左氏》詳於事，而《春秋》重義不重事。《左氏》不言例，而《春秋》有例，無達例。惟其不重事，故存十一於千百，所不書多於所書。惟其無達例，故有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以為待貶絕不待貶絕之分，以寓一見不再見之義。《春秋》立百王之法，豈為一人一事設哉。故曰：『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所傳聞殺其恩。』此一義也，穀梁氏所不及知也。於所傳聞世見撥亂致治，於所聞世見治昇平，於所見世見太平。此又一義也，即治《公羊》者，亦或未之信也。」於是尋其條貫，正其統紀，為《公羊春秋何氏釋例》三十篇，凡何氏所謂「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如「張三世」、「通三統」、「絀周王魯」、「受命改制」諸義，次第歸納而為之敷暢，以微言大義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洞然推極屬辭比事之道，又成《箋說》、《答難》、《決獄》等凡十一書，蓋自漢以來之言《公羊》者，莫之逮也。江都凌曙曉樓者，精熟鄭氏《禮》，能通其要。既聞劉逢祿論何氏《春秋》，大好之。深念《春秋》之義，存於《公羊》，而《公羊》之學，傳自董子，董子《春秋繁露》原天以尊禮，援比以貫類，旨奧詞賾，莫得其會通，乃博稽旁討，承意儀志，梳其章，櫛其句，為《注》十七卷。又不慊於徐彥之《公羊疏》，欲改為之而未暇，成《公羊禮疏》十一卷、《公羊禮說》一卷、《公羊問答》一卷。句容陳立卓人，從曙學，兼習《公羊春秋》、鄭氏《禮》，而於《公羊》用力尤深，鉤稽貫串，自漢儒治《公羊》家言者董仲舒、司馬遷以下逮清儒孔約、莊存與、劉逢祿諸家，悉加董討而裁以己意，其禮制則折衷師說而竺宗鄭氏，撰成《春秋公羊傳義疏》七十六卷，而於何氏有引申，無違異，蓋嚴守疏不破注之例也。斯亦何氏之悌弟，而《公羊》之忠臣矣。然世儒之學《左氏》者，必絀《公羊》；學《公羊》者，亦絀《左氏》。劉逢祿論《左氏》書，據《史記》本名《左氏春秋》，若《晏子春秋》、《呂氏春秋》比。自王莽時，國師劉歆增設條例，推衍事跡，強以為傳《春秋》，冀奪《公羊》博士師法。所當以《春秋》歸之《春秋》，《左氏》歸之《左氏》，而刪其書法凡例及論斷之繆於大義、孤章斷句之依附經文者，庶以存《左氏》之本真，俾攻《左》者不得為口實。成《左氏春秋考證》二卷。自唐以來，難《左》諸家，蓋未有詳考博辨如劉氏此書者也。論者以比《尚書》之太原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一書焉。顧近儒章炳麟則訶為摘發同異，比盜憎主人，蓋嘗駁難其說，累三萬言，以弁於《春秋左傳讀》之編首。而南海康有為長素著《新學偽經考》，則又謂「《春秋左氏傳》暨《周禮》、《逸禮》及《詩》之《毛傳》，凡西漢末劉歆所力爭立博士者，皆劉歆偽作以成新莽篡漢之計者也」。「新學」者，謂「新莽之學」。蓋並擯《春秋左氏傳》諸書於漢學之外，殆視劉逢祿之說為尤甚。而有為尤敢為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托改制以言變法，張三世以說進化，著有《春秋董氏學》、《孔子改制考》等書，而定《春秋》為孔子改制創作之書。謂「文字不過其符號，如電報之密碼，如樂譜之音符，非口授不能明。又不惟《春秋》而已，凡六經皆孔子所作。昔人言孔子刪述者誤也。孔子蓋自立一宗旨而憑之以進退古人，去取古籍。孔子改制，恆托於古。堯、舜者，孔子所託也，其人有無不可知，即有亦至尋常。經典中堯、舜之盛德大業，皆孔子理想上所構成也。又不惟孔子而已，周秦諸子，罔不改制，罔不託古，老子之託黃帝，墨子之託大禹，許行之託神農是也」。雖然，近儒祖述何休以言《公羊》者，如劉逢祿、陳立之倫，皆言改制，而有為之說實有不同尋常者，蓋有為所謂「改制」者，即政治革命、社會進化之意也，故喜言通三統。三統者，謂夏、商、周三代不同，當隨時因革也。喜言張三世。三世，謂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進也。既以授弟子新會梁啓超任公。師弟於喁，蘄實見諸行事，而有戊戌之政變，功雖不成，眾論歸高。一時士夫之騖變法維新者，益喜言《公羊》矣。然章炳麟專攻《左氏》，而無害於言革命，謂「賈逵言『《左氏》義深君父』，此與《公羊》反對之詞耳。若夫稱國弒君，明其無道，則不得以『義深君父』為解。杜預於此，最為閎通。而近世焦循、沈彤輩，多謂預藉此以助司馬昭之弒高貴鄉公，則所謂『焦明已翔乎寥廓，弋者猶視乎藪澤』也」。善化皮錫瑞鹿門，作《春秋通論》，揚搉三傳，而歸重於《公羊》，據《孟子》「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之說，謂「《春秋》大義，在誅討亂賊，而《左氏》『弒君稱君君無道』之例，揆之《春秋》，大義有乖。杜預奸言誣聖，曲暢其說」，持論又殊章氏。則是以志行之不同而判從違，寧必所學之殊耶？纂《春秋志》第六。 註解： [1]　泠，原作「冷」，據《漢書》改。 [2]　王下原有「者」字，據《春秋繁露》刪。 [3]　贛，原作「戇」，據《後漢書·鄭興傳》改。 [4]　卷，原作「句」，據文意改。 [5]　失，原作「說」，據文意改。 [6]　驍，原作「饒」，據《隋書·經籍志》改。 [7]　一條，原作「條一」，據《四庫提要》「春秋公羊傳註疏」條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