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歷史 · ●七、經學統一時代

學術隨世運為轉移，亦不盡隨世運為轉移。隋平陳而天下統一，南北之學亦歸統一，此隨世運為轉移者也；天下統一，南並於北，而經學統一，北學反並於南，此不隨世運為轉移者也。《北史儒林傳序》「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紛綸，無所取正。隋文……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年，……不悅儒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於時舊儒多已彫亡，惟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古今，後世鑽仰。所制諸經議疏，搢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其風漸墜。……方領矩步之徒，亦轉死溝壑。凡有經籍，因此湮沒於煨燼矣。」案史於隋一代經學盛衰及南北學統一，說皆明晰；而北學所以併入於南之故，尚未瞭然。南朝衣冠禮樂，文採風流，北人常稱羨之。高歡謂江南蕭衍老公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是當時北人稱羨南朝之證。經本樸學，非顓家莫能解，俗目見之，初無可悅。北人篤守漢學，本近質樸；而南人善談名理，增飾華詞，表里可觀，雅俗共賞。故雖以亡國之餘，足以轉移一時風氣，使北人舍舊而從之。正如王褒入關，貴游並學褒書，趙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知好尚難反，亦改習褒書。庾信歸周，群公碑誌多出其手。信有「韓陵一片石可共語，余皆驢鳴犬吠」之言。此皆北人重南、南人輕北之證。北方經學折入於南，亦猶是也。 經學統一之後，有南學，無北學。南學北學，以所學之宗主分之，非以其人之居址分之也。當南北朝時，南學亦有北人，北學亦有南人。如崔靈恩本北人，而歸南；沈重本南人，而歸北。及隋並陳，褚暉、顧彪、魯世達、張沖皆以南人見重於煬帝。南方書籍，如費甝《義疏》之類，亦流入於北方。人情既厭故喜新，學術又以華勝朴。當時北人之於南學，有如「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矣。《隋書經籍志》於《易》云：「梁、陳，鄭玄、王弼二注，列於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於《書》云：「梁、陳所講，有鄭、孔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於《春秋》云：「《左氏》唯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浸微。」是偽孔、王、杜之盛行，鄭、服之浸微，皆在隋時。故天下統一之後，經學亦統一，而北學從此絕矣。隋之二劉，冠冕一代。唐人作疏，《詩》、《書》皆本二劉；而孔穎達《書疏》序云：「焯乃組織經文，穿鑿孔穴，……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義既太略，辭又過華。雖為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據孔氏說，是二劉以北人而染南習；變樸實說經之體，蹈華腴害骨之譏；蓋為風氣所轉移，不得不俯從時尚也。 唐太宗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穎達既卒，博士馬嘉運駮其所定義疏之失，有詔更定，未就。永徽二年，詔諸臣復考證之，就加增損。永徽四年，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自唐至宋，明經取士，皆遵此本。夫漢帝稱制臨決，尚未定為全書；博士分門授徒，亦非止一家數；以經學論，未有統一若此之大且久者。此經學之又一變也。其所定五經疏，《易》主王注，《書》主孔傳，《左氏》主杜解；鄭注《易》、《書》，服注《左氏》，皆置不取。論者責其朱紫無別，真贗莫分，唐初編定諸儒誠不得辭其咎。而據《隋經籍志》，鄭注《易》、《書》，服注《左氏》，在隋已浸微將絕，則在唐初已成「廣陵散」矣。北學既並於南，人情各安所習；諸儒之棄彼取此，蓋亦因一時之好尚，定一代之規模。猶之唐行詩賦，本煬帝科舉之遺；明用時文，沿元人經疑之式。名為新義，實襲舊文。《尚書舜典》疏云：「鞭刑，……大隋造律，方始廢之。」《呂刑》疏云：「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以唐人而稱大隋，此沿襲二劉之明證。是則作奏雖工，葛龔之名未去；建國有制，節度之榜猶存。疏失可嗤，不能為諸儒解矣。 議孔疏之失者，曰彼此互異，曰曲徇注文，曰雜引讖緯。案著書之例，注不駮經，疏不駮注；不取異義，專宗一家；曲徇注文，未足為病。讖緯多存古義，原本今文；雜引釋經，亦非巨謬。惟彼此互異，學者莫知所從；既失刊定之規，殊乖統一之義。即如讖緯之說，經疏並引；而《詩》、《禮》從鄭，則以為是；《書》不從鄭，又以為非；究竟讖緯為是為非，矛盾不已甚歟！官修之書不滿人意，以其雜出眾手，未能自成一家。唐修《晉書》，大為子玄呵詆；梁撰《通史》，未見一字留遺。《正義》奉敕監修，正中此弊。穎達入唐，年已耄老；豈盡逐條親閱，不過總攬大綱。諸儒分治一經；各取一書以為底本，名為創定，實屬因仍。書成而穎達居其功，論定而穎達屍其過。究之功過非一人所獨擅，義疏並非諸儒所能為也。其時同修《正義》者，《周易》則馬嘉運、趙乾葉，《尚書》則王德韶、李子雲，《毛詩》則王德韶、齊威，《春秋》則谷那律、楊士勛，《禮記》則朱子奢、李善信、賈公彥、柳士宣、范義頵、張權。標題孔穎達一人之名者，以年輩在先，名位獨重耳。 朱子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書》、《易》為下。《困學紀聞》云：「考之《隋志》，王弼《易》，孔安國《書》，齊、梁始列國學；故諸儒之說，不若《詩》、《禮》之詳實。」其說亦未盡然。《正義》者，就傳注而為之疏解者也。所宗之注不同，所撰之疏亦異。《易》主王弼，本屬清言。王注，河北不行。「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玄，義多浮誕」，《正義序》已明言其失。而疏文仍失於虛浮，以王注本不摭實也。《書》主偽孔，亦多空詮，孔《傳》，河北不行。《正義》專取二劉，序又各言其失，由偽傳本無足征也。《詩》、《禮》、《周禮》，皆主鄭氏，義本詳實；名物度數，疏解亦明；故於諸經《正義》為最優。朱子分別次序極當。竊謂《周禮》是一代之制，猶不如《禮記》可以通行，學術治術無所不包。《王制》一篇，體大物博，與《孟子》、《公羊》多合。用其書，可以治天下。比之《周禮》，尤為簡明。治註疏者，當從此始。《左氏傳》，朱子所未言者。案《左氏正義》，雖詳亦略，盡棄賈、服舊解，專宗杜氏一家。劉炫規杜，多中杜失；乃駮劉申杜，強為飾說。嘗讀《正義》，怪其首尾橫決，以為必有訛脫。考各本皆如是，疑莫能釋。後見劉文淇《左傳舊疏考證》，乃知劉炫規杜，先申杜而後加規；《正義》乃翦截其文，以劉之申杜者列於後，而反以駮劉；又不審其文義，以致不相承接。首尾橫決，職此之由。《易》、《書》之疏，間亦類此，特未若《左傳疏》之甚耳。（劉文淇謂「唐人刪定者僅駮劉炫說百餘條，余皆光伯述議也。」劉毓崧又作《周易尚書舊疏考正》。） 唐人義疏，其可議者誠不少矣；而學者當古籍淪亡之後，欲存漢學於萬一，窺鄭君之藩籬，舍是書無徵焉。是又功過互見，未可概論者也。前乎唐人義疏，經學家所寶貴者，有陸德明《經典釋文》。《經典釋文》，亦是南學。其書創始於陳後主元年，成書在未入隋以前。而《易》主王氏，《書》主偽孔，《左》主杜氏，為唐人義疏之先聲。中引北音，止一再見。《序錄》於王曉《周禮音》，注云：「江南無此書，不詳何人。」於《論語》云：「北學有杜弼注，世頗行之。」北方大儒，如徐遵明，未嘗一引。陸本南人，未通北學，固無怪也。與義疏同時並出者，唐初又有《定本》，出顏師古，五經疏嘗引之。師古為顏之推後人。之推本南人，晚歸北，其作《家訓》，引江南、河北本，多以江南為是。師古《定本》從南，蓋本《家訓》之說；而《家訓》有不儘是者。如《詩》「興雲祁祁」，《家訓》以為當作「興雨」，《詩正義》即據《定本》作「興雨」，以或作「興雲」為誤。不知古本作「興雲」，漢《無極山碑》可證。《毛詩》亦當與三家同。古無虛實兩讀之分，下雲「雨我公田」，若上句又作「興雨」，則文義重複。《家訓》據班固《靈台詩》「祁祁甘雨」，不知班氏是合「興雲祁祁，雨我公田」為一句。班作《漢書食貨志》，引《詩》正作「興雲」，尤可證也。自《正義》、《定本》頒之國胄，用以取士，天下奉為圭臬。唐至宋初數百年，士子皆謹守官書，莫敢異議矣。故論經學，為統一最久時代。 唐以《易》、《書》、《詩》、三《禮》、三《傳》合為九經，取士。《禮記》、《左傳》為大經，《毛詩》、《周禮》、《公羊》為中經，《周易》、《尚書》、《儀禮》、《榖梁》為小經。以經文多少分大中小三等，取士之法不得不然。開元八年，國子司業李元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人教業。……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榖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事資訓誘，不可因循。」開元十六年，楊瑒為國子祭酒，奏言：「今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二三。……又《周禮》、《儀禮》、《公羊》、《榖梁》殆將絕廢，……請量加優獎。」據此二說，則唐之盛時，諸經已多束閣。蓋大經，《左氏》文多於《禮記》，故多習《禮記》，不習《左氏》。中、小經，《周禮》、《儀禮》、《公羊》、《榖梁》難於《易》、《書》、《詩》，故多習《易》、《書》、《詩》，不習《周禮》、《儀禮》、《公羊》、《榖梁》。此所以四經殆絕也。唐帖經課試之法，以其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為通。專考記誦，而不求其義，故明經不為世重，而偏重進士。宋初因唐明經之法，王安石改用墨義，是為空衍義理之始，元、明經義時文之濫觴。 漢熹平刊《石經》之後，越五百餘年，而有唐開成《石經》。此一代之盛舉，群經之遺則也。惟唐不重經術，故以文宗右文之主，鄭覃以經術位宰相，而所刊《石經》，不滿人意，史臣以為名儒不窺。當時並無名儒，窺不窺無足論；而自熹平《石經》散亡之後，惟開成《石經》為完備；以視兩宋刻本，尤為近古。雖校刊不盡善，豈無佳處足證今本之訛脫者。顧炎武考監本《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胥授綏」一節十四字，賴有長安《石經》可據以補。此開成《石經》有功經學之一證也。顧又考出唐《石經》誤字甚夥，實不盡屬開成原刻。一經乾符之修造，再經後梁之補刊，三經北宋之添注，四經堯惠之謬作。其中誤字，未可盡咎唐人。精審而詳究之，亦治經之一助也。 唐人經說傳今世者，惟陸淳本啖助、趙匡之說，作《春秋纂例》、《微旨》、《辨疑》。謂：左氏，六國時人，非《論語》之丘明；雜采諸書，多不可信。《公》、《榖》口授，子夏所傳；後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故多乖謬，失其綱統。此等議論，頗能發前人所未發。惟《三傳》自古各自為說，無兼采《三傳》以成一書者；是開通學之途，背顓門之法矣。史徵《周易口訣》，成伯璵《毛詩指說》，韓、李《論語筆解》，皆寥寥短篇，無關閎旨。惟李鼎祚《周易集解》多存古義；後人得以窺漢《易》之大略，考荀、虞之宗旨，賴有此書。 唐人經學有未可抹殺者，《說郛》令狐澄《大中遺事》云：「大中時，工部尚書陳商立《春秋左傳》學議；以孔子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為魯史載述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惡之失墜，以日系月，修其職官，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其《春秋》，則明白而有識；合之《左氏》，則叢雜而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夫子所以為經，當以《詩》、《書》、《周易》等列；丘明所以為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取二義乖刺不侔之語，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不周，宛章有所未一。」孫光憲《北夢瑣言》，亦載此說。案自漢後，《公羊》廢擱，《左氏》孤行，人皆以《左氏》為聖經，甚且執杜解為傳義。不但《春秋》一經，汨亂已久；而《左氏》之傳，受誣亦多。孔疏於經傳不合者，不雲傳誤，反雲經誤。劉知幾《史通》，詆毀聖人，尤多狂悖。皆由不知《春秋》是經，《左氏》是史。經垂教立法，有一字褒貶之文；史據事直書，無特立褒貶之義。體例判然不合，而必欲混合為一。又無解於經傳參差之故，故不能據經以正傳，反信傳而疑經矣。陳商在唐時無經學之名，乃能分別夫子是經、丘明是史，謂杜元凱參貫二義非是，可謂千古卓識。謂《左傳》非扶助聖言，即博士雲「左氏不傳《春秋》」之意也；非緣飾經旨，即范升雲「左氏不祖孔子」之說也。治《春秋》者，誠能推廣陳商之言，分別經是經，《左氏》是史，離之雙美，毋使合之兩傷，則不至誤以史視《春秋》，而《春秋》大義微言可復明於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