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歷史 · ●八、經學變古時代

經學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篤守古義，無取新奇；各承師傳，不憑胸臆，猶漢、唐註疏之遺也。宋王旦作試官，題為「當仁不讓於師」，不取賈邊解師為眾之新說，可見宋初篤實之風。乃不久而風氣遂變。《困學紀聞》云：「自漢儒至於慶曆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據王應麟說，是經學自漢至宋初未嘗大變，至慶曆始一大變也。《七經小傳》，劉敞作，《三經新義》，王安石作，或謂《新義》多剿敞說。元祐諸公，排斥王學；而伊川《易傳》專明義理，東坡《書傳》橫生議論，雖皆傳世，亦各標新。司馬光《論風俗劄子》曰：「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陸游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案宋儒撥棄傳注，遂不難於議經。排《繫辭》謂歐陽修，毀《周禮》謂修與蘇軾、蘇轍，疑《孟子》謂李覯、司馬光，譏《書》謂蘇軾，黜《詩序》謂晁說之。此皆慶曆及慶曆稍後人，可見其時風氣實然，亦不獨咎劉敞、王安石矣。 孔子以《易》授商瞿，五傳而至田何，又三傳為施讎、孟喜、梁丘賀，此《易》之正傳也。京房受《易》於焦延壽，託之孟氏，不相與同，多言卦氣占驗，此《易》之別傳也。鄭注言爻辰，虞注言納甲，不過各明一義，本旨不盡在此。鄭與荀爽皆費氏《易》；惟虞翻言家傳孟氏，而注引《參同契》，又言夢道士使吞三爻，則間本於道家。王弼亦費氏《易》，而旨近老氏，則亦涉道家矣。然諸儒雖近道家，或用術數，猶未嘗駕其說於孔子之上也。宋道士陳搏乃本太乙下行九宮之法，作先天後天之圖，託伏羲、文王之說而加之孔子之上。三傳得邵子，百其說益昌。邵子精數學，亦《易》之別傳，非必得於《河》、《洛》。程子不信邵子之數，其識甚卓。《易傳》言理，比王弼之近老氏者，為最純正。朱子以程子不言數，乃取《河》、《洛》九圖冠於所作《本義》之首。於是宋、元、明言《易》者，開卷即說先天後天。不知圖是點畫，書是文字；故漢人以《河圖》為八卦、《洛書》為九疇。宋人所傳《河圖》、《洛書》，皆黑白點子，是止可稱圖，不可稱書。而乾南坤北之位，是乾為君，而北面朝其臣。此皆百喙不能解者。是以先天後天說《易》者，皆無足觀。 《尚書》傳自伏生，今存《大傳》；而《洪範五行傳》專言祥異，則《書》之別傳也。太史公當武帝立歐陽《尚書》之時，所引《尚書》，必歐陽說，與伏傳多吻合。大小夏侯出，始小異。古文說出，乃大不同。今考《五經異義》引《古尚書說》，《五經疏》引馬、鄭遺說，如六卿、六宗、廣地萬里、服十二章之類，多援《周禮》以解唐、虞。夫《周禮》即屬周公手定之書，亦不可強堯、舜下從成周之制，是古文說已不可信矣。偽孔《傳》出，王肅雜采今古，與馬、鄭互有得失。諸儒去古未遠，雖間易其制度，未嘗變亂其事實也。至宋儒乃以義理懸斷數千年以前之事實，謂文王不稱王；戡黎是武王；武王但伐紂，不觀兵；周公惟攝政，未代王；無解於「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子封」之文，乃以為武王封康叔；《君奭》是周公留召公；王命周公後是留後治洛；並與古說不合。考之《詩》、《書》，皆言文王受命。伏《傳》、《史記》皆言文王稱王，以戡黎為文王事，非武王事。武王既可伐紂，何以必不可觀兵。伏《傳》言周公居攝；《史記》言周公踐位。又言武王時，康叔幼，未得封；《左氏傳》祝鮀明言周公封康叔，鮀以衛人說衛事，豈猶有誤！《史記》言《君奭》作於周公居攝時，非留召公。又言周公老於豐，薨於豐，未嘗留後治洛。唐置節度留後，古無此官名。皆變亂事實之甚者，孔《傳》尚無此說，故孔《傳》雖偽，猶愈於蔡《傳》也。疑孔《傳》始於宋吳棫。朱子繼之，謂「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序》是魏、晉間人作。《書》凡易讀者皆古文，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朱子所疑，真千古卓識。蔡《傳》不從師說，殆因其序以傳心為說；傳心出虞廷十六字，不敢明著其偽乎！閻若璩作《古文疏證》，攻偽《書》、偽《傳》；毛奇齡為古文作《冤詞》。人多是閻非毛，實亦未可概論。閻攻偽《書》、偽《傳》極精，而據蔡《傳》則誤。毛不信宋儒所造事實，而一從孔傳，此則毛是而閻非者，學者當分別觀之。 《詩》，魯、齊、韓三家，《藝文志》以為魯最近之。《齊詩》五際六情，獨傳異義，則《詩》之別傳也。《韓詩》，唐時尚存，惜無傳人而亡。《毛傳》孤行，鄭《箋》間采魯、韓。自漢以後，說《詩》皆宗毛、鄭。宋歐陽修《本義》始辨毛、鄭之失，而斷以己意。蘇轍《詩傳》始以毛《序》不可盡信，止存其首句，而刪去其餘。南宋鄭樵《詩傳辨妄》始專攻毛、鄭，而極詆《小序》。當時周孚已反攻鄭樵。朱子早年說《詩》，亦主毛、鄭；呂祖謙《讀詩記》引朱氏曰，即朱子早年之說也。後見鄭樵之書，乃將《大小序》別為一編而辨之，名《詩序辨說》。其《集傳》亦不主毛、鄭，以《鄭》、《衛》為淫詩，且為淫人自言。同時陳傅良已疑之，謂：以城闕為偷期之所，彤管為淫奔之具，竊所未安。馬端臨《文獻通考》辨之尤詳，謂：夫子嘗刪《詩》，取《關雎》樂而不淫；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其為男女淫泆而自作者，凡二十有四，何夫子猶存之不刪！又引鄭六卿餞韓宣子所賦詩，皆文公所斥以為淫奔之人所作，而不聞被譏。乃知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是朱子《詩集傳》，宋人已疑之。而朱子作《白鹿洞賦》，引《青衿》傷學校語，門人疑之而問，朱子答以序亦不可廢。是朱子作《集傳》，不過自成一家之言，非欲後人盡廢古說而從之也。王柏乃用其說而刪《詩》，豈朱子之意哉！ 《春秋公羊》、《榖梁》，漢後已成絕學。《左氏》傳事不傳義，後人專習《左氏》，於《春秋》一經，多不得其解。王安石以《春秋》為斷爛朝報而廢之，後世以此詬病安石。安石答韓求仁問《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不足信也。」尹和靖云：「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難之也，廢《春秋》非其意。」據尹氏說，安石本不欲廢《春秋》者，然不信《三傳》，則《春秋》已廢矣。若以《春秋》為斷爛朝報，則非特安石有是言，專執《左氏》為《春秋》者皆不免有此意。信《左氏》家經承舊史、史承赴告之說，是《春秋》如朝報矣；不信《公》、《榖》家日月褒貶之例，而概以為闕文，是《春秋》如朝報之斷爛者矣。宋人治《春秋》者多，而不治顓門，皆沿唐人啖、趙、陸一派。如孫復、孫覺、劉敞、崔子方、葉夢得、呂本中、胡安國、高閌、呂祖謙、程公說、張洽、呂大圭、家鉉翁，皆其著者，以劉敞為最優，胡安國為最顯。元、明用胡《傳》取士，推之太高；近人又詆之太過，而胡《傳》卒廢。平心而論，胡氏《春秋》大義本孟子，一字褒貶本《公》、《榖》，皆不得謂其非。而求之過深，務出《公》、《榖》兩家之外；鍛煉太刻，多存託諷時事之心。其書奏御經筵，原可藉以納約。但尊王攘夷，雖《春秋》大義；而王非唯諾趨伏之可尊，夷非一身兩臂之可攘。胡《傳》首戒權臣，習藝祖懲艾黃袍之非，啟高宗猜疑諸將之意。王夫之謂岳侯之死，其說先中於庸主之心。此其立言之大失，由解經之不明也。崔子方《春秋本例》，以日月為本，在宋儒中，獨能推明《公》、《榖》；而所作《經解》並糾《三傳》，未能專主一家。朱子云：「《春秋》義例……不能自信於心，故未嘗敢措一辭。」此朱子矜慎之處，亦由未能專信《公》、《榖》，故義例無所依據也。 三《禮》本是實學，非可空言；故南北學分，而三《禮》皆從鄭注；皇、熊說異，而皆在鄭注範圍之中。宋時三禮之學，講習亦盛。王安石以《周禮》取士。後有王昭禹、易袚、葉時，皆可觀。《儀禮》有李如圭《集釋》、《釋宮》，張淳《識誤》，並實事求是之學。《禮記》，衛湜《集說》一百六十卷，採摭宏富，可比李鼎祚之集《周易》。而陳祥道之《禮書》一百五十卷，貫通經傳，晁公武、陳振孫服其精博。竊謂祥道之書，博則有之，精則未也。宋人治經，務反漢人之說。以禮而論，如謂郊禘是一，有五人帝，無五天帝，魏王肅之說也。禘是以祖配祖，非以祖配天，唐趙匡之說也。此等處，前人已有疑義，宋人遂據以詆漢儒。三代之禮久亡，漢人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受。古時宮室制度，至漢當有存者。如周之靈台，漢時猶在，非後人臆說所能奪也。若古禮之不宜於今者：郊禘一歲屢行，天子難於親出；宗廟四代選毀，人情必疑不安。後世天則每歲一郊，祖則同堂異室，此皆不必強摹古禮，亦不必以古禮為非，宋人盡反先儒，一切武斷；改古人之事實，以就我之義理；變三代之典禮，以合今之制度；是皆未敢附和以為必然者也。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以十七篇為主，取大、小戴及他書傳所載繫於禮者附之，僅成家、鄉、邦國、王朝禮，喪、祭二禮未就而朱子歿，黃榦續成之。其書甚便學者，為江永《禮經綱目》、秦蕙田《五禮通考》所自出。 宋人不信註疏，馴至疑經；疑經不己，遂至改經、刪經、移易經文以就己說，此不可為訓者也。世譏鄭康成好改字；不知鄭《箋》改毛，多本魯、韓之說；尋其依據，猶可徵驗。注《禮記》用盧、馬之本，當如盧植所云「發起紕繆」；注云「某當為某」，亦必確有憑依。《周禮》故書，不同《儀禮》；今古文異，一從一改，即以《齊》、《古》考《魯論》之意。《儀禮》之《喪服傳》，《禮記》之《玉藻》、《樂記》，雖明知為錯簡，但存其說於注，而不易其正文。先儒之說經，如此其慎，豈有擅改經字者乎！唐魏徵作《類禮》，改易《禮記》次序，張說駮之，不行，猶得謹嚴之意。乃至宋而風氣大變。朱子注《論語》，不刪重出之章；「與其進也」三句，不鉤轉其文，但存其說於注。注《詩》「爰其適歸」，雲《家語》作奚，而不改為奚；據古本「上帝甚蹈」，雲《國語》作神，而不改為神；體例猶未失也。獨於《大學》，移其文，又補其傳；《孝經》分經傳，又刪經文；未免宋人習氣。而移《大學》先有二程子，刪《孝經》雲本胡侍郎、汪端明，則未可盡為朱子咎。若王柏作《書疑》，將《尚書》任意增刪；《詩疑》刪《鄭》、《衛》，《風雅頌》亦任意改易；可謂無忌憚矣。《四庫提要》斥之曰：「柏何人斯，敢奮筆以進退孔子哉！」經學至斯，可雲一厄。他如俞廷椿《復古編》，割裂五官，以補冬官；吳澄《禮記纂言》，將四十九篇顛倒割裂，私竄古籍，使無完膚。宋、元、明人說經之書，若此者多，而實宋人為之俑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