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新論 · 第2講
女士們，先生們：
大約在布洛伊爾對其病人使用「談療法」的同時，巴黎的傑出人物沙可（J.M.Charcot）也在薩爾拜特利爾醫院開始了對癔症患者的研究，他的研究導致了對這種疾病的新的理解。當時，他的發現在維也納是不為人所知的。但是10年後，當布洛伊爾和我合作發表關於癔症現象心理機制的《緒言》（1893a）時，我們已經完全被沙可的研究迷住了。我們把病人的致病經歷看作是心理創傷（psychical traumas），並把它與軀體創傷（somatic traumas）等量齊觀，而軀體創傷對癔症性麻痹（hysterical paralyses）的影響是在沙可那裡得到最早論證的。沙可在催眠狀態下人為地再現了癔症性麻痹，布洛伊爾關於類催眠狀態的假說只不過是這種事實的反映而已。
我在1885～1886年曾做過這位偉大的法國實驗家的學生，他本人不傾向採用心理學的觀點。
是他的學生皮埃爾·讓內（Pierre Janet）首次嘗試對癔症中表現出來的特定的心理過程進行深入的研究。我們把精神分裂和人格分裂作為我們的立足點是學自讓內。你們會發現在讓內癔症理論中，當時在法國盛行的遺傳（heredity）與退化（degeneracy）觀點占有重要位置。據他所言，癔症是神經系統的一種退化形式，本身表現為心理綜合能力的先天薄弱。他相信，癔症患者在把複雜的心理活動統合為一個統一體方面是先天無能的，因此才表現出精神分裂傾向。請允許我打一個平常而明了的比方，讓內的病人使我們想到一位體虛的女子，她出門去逛商店，回來時大包小裹的；可是她的兩隻胳膊和十隻手指卻拿不了這麼多東西。所以，一開始是一樣東西從她的懷裡滑落了，當她彎腰去把它撿起來的時候，另一樣東西又掉了，如此反覆不已。這種分裂現象不能完全證實患者心理能力的削弱，因為當我們發現患者綜合統一能力不足這一現象的同時，也觀察到了其效能部分增加的例子，好像是一種補償方式。當布洛伊爾的病人忘記了她的母語和其他語言，而只記得英語時，她對英語的掌握程度竟然如此之高，以至於給她一本德語書，她就能正確而流利地直接讀出它的英語譯文。
當我後來以自己的力量繼續開展布洛伊爾所開創的研究工作時，我很快就對癔症性分裂（意識分裂）的根源有了另外的想法。這種分歧對其後的一切研究都具有決定意義，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我不像讓內那樣從實驗室里的實驗出發，而是從我心中的治療目的出發的。
我首先是從實際需要中獲取前進的動力的。布洛伊爾所採用的宣洩法（catharticprocedure），首先必須使患者進入深度的催眠狀態，因為只有在催眠狀態下，患者才能觸及他在正常狀態下所遺忘的那些病因性關係。但是我很快就開始不喜歡催眠術了，因為它是一個變化無常、甚至可以說是神秘莫測的盟友。當我發現不論我怎麼努力都只能使一小部分患者進入催眠狀態時，我決定放棄催眠術，讓宣洩法從它裡面獨立出來。既然我不能根據自己的意願來改變我的多數患者的心理狀態，我就開始研究正常狀態患者。我必須承認，在最初，這看起來像一種既無意義又無希望的工作。我的任務是從患者那裡了解對我來說連患者都一無所知的東西。一個人怎能期望了解到這些東西呢？這時對一項既出色又有指導意義的實驗的回憶給了我很大啟迪，那是當我和伯恩海姆（Bernheim）在南錫一起工作時（1889）親眼目睹的。伯恩海姆告訴我們：那些被他帶入催眠的夢遊狀態並在其間體驗到了各種經歷的人，只是看上去似乎對夢遊狀態下的經歷喪失了記憶。但這些記憶卻有可能在他們正常的狀態下得到恢復。確實，當他問及患者那些夢遊經驗時，他們開始堅持說對此一無所知；但他拒絕讓步，堅持追問，並使患者確信他們肯定知道，那些被遺忘的經歷總能再現出來。
於是，我對我的病人也如法炮製。當我問到他們堅持說再也想不起更多的時候，我就明確指出他們對此肯定是知道的，只要說出來就行了。我甚至大膽宣稱，只要我把手一放到他們的額頭上，那些正確的回憶就會湧現出來。用這種方式，無須催眠，我就成功地從病人那裡得到了我所需要的那些證據，以建立病人所遺忘的情景與這些情景所遺留的症狀之間的聯繫。但這是一項費力的方法，時間長了會使人精疲力竭，不適合充當永久性的技術。
然而，在我用這種方法獲得決定性的證據之前，我一直沒有放棄它。我發現能證實如下事實：
被遺忘的記憶並沒有真正喪失，它們依然屬於患者，並隨時會在聯想到那些還被記得的事情時再顯露出來。但是，確實有一種力量在阻止它們進入意識，而迫使它們處於潛意識狀態。這種力量的存在是可以確定的，因為當你試圖把病人的潛意識記憶引入到他的意識中時，你會覺察到一種與此相關的力量在對抗它。這種保持致病條件的力量在病人方面是以抵抗（resistance）的形式表現出來的。
正是基於抵抗的觀念，我才建立了自己對癔症中心理事件的歷程的看法。要取得治療效果，事實證明消除抵抗是必要的。從治療的機制出發，也就有可能對疾病的起源形成相當明確的看法。
現在以抵抗的形式出現，阻止被遺忘的材料進入意識的那些力量，想必當初就曾導致了遺忘，並把那些致病的經驗排除在意識之外。我把這個假設的過程稱為「壓抑」（repression），我認為抵抗的不可否認的存在證明了這一點。
下一步我們可能會提出這樣一些問題，如這些力量是什麼？在我們現在所認識到的癔症的致病機制中的壓抑的決定性因素是什麼？在宣洩法中我們逐漸認識到病因性情景，對此進行比較性研究就有可能對以上問題做出回答。所有這些經驗都與一種願望衝動的出現有關，這種願望衝動與患者的其他願望形成鮮明的對照，並被證明與其人格中的倫理標準和審美標準格格不入。它們發生過短暫的衝突，這種內在衝突的結果是，把這種不可調和的願望輸入到意識中的念頭成了壓抑的犧牲品，並把與此相關的記憶一起排除在意識之外，且從此被遺忘了。因此，與患者的自我不相容的願望是壓抑的動機；患者的倫理標準和其他標準是壓抑的力量。接受這種不相容的願望衝動或者延長這種衝動都會產生嚴重的不快，這種不快可以通過壓抑的方式加以避免。因此，可以把壓抑看成是保護心理人格的手段之一。
我不想舉出很多的例子，只引用一個我本人診治的病例，從中可以充分地證明壓抑的決定性因素及其長處。針對當前的情況，我還要縮簡其病史並省略一些重要的背景材料。我的病人是一個女孩[183]，在她參與了護理之後，失去了敬愛的父親——這與布洛伊爾的病人的情況很類似。
在此後不久，她的姐姐結婚了，她的新姐夫喚起了她心中一種特殊的同情感，這種情感很容易在家庭親情的幌子下被掩蓋起來。又過了不久，她的姐姐生病去世了，當時病人和她的母親都不在場。當她們被匆匆召來的時候，並不知曉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當這位姑娘趕到她死去的姐姐床前，有一個念頭在她腦海中瞬間閃過，大概可以用文字表達成：「現在他自由了，可以娶我了。」我們可以斷定，這個念頭把她自己不曾意識到的對其姐夫的深深的愛戀在其意識中暴露出來；但隨後就被壓抑了，這是因為出於感情上的反抗。這位姑娘出現了嚴重的癔症症狀，當她接受我的治療時，表現出完全忘記了在她姐姐床前的那一幕，以及曾在她腦海中出現的那種可憎的自私的衝動。在治療過程中，她又都回憶起來了，並伴隨著極其強烈的情感重現了那一致病的情景。治療的結果是，她又恢復了健康。
也許我們可以從當前的實際情景中舉一個粗略的比喻，來就壓抑及其與抵抗的必然聯繫向你們提供一幅更加生動的圖畫。我們假設，在這個講堂里，在這些聽眾中間，他們的安靜和專心令我不勝感激；但是卻有一個人在製造混亂，他的無禮笑聲、嘰嘰喳喳的說話聲、用腳在地上蹭來蹭去的聲音干擾了我對所講問題的注意，我不得不聲明我無法繼續講演了。這時，你們當中有三四個身強力壯的人站起來，經過一場短暫的爭鬥，把這個擾亂者趕到了門外。於是他就被「壓抑」了，我也能夠繼續自己的講演了。為了防止干擾再次發生，為了防止被推出講堂的人再次衝進來，那幾位用行動實現我的意願的先生用他們的椅子頂住了門，因而他們就在完成「壓抑」之後又建立起了「抵抗」。現在如果你把門裡和門外兩個場所釋譯成精神分析術語「意識」和「潛意識」，在你的面前就呈現出一幅關於壓抑過程的恰到好處的圖景。
你們現在可以看到我們的觀點與讓內的觀點有何不同之處。我們並不認為精神分裂是由心理器官某一部分缺乏綜合能力所造成的。我們從動力學角度來解釋，即依據對立的心理力量的衝突來解決，把它看成是兩個對抗的心理集合體積極鬥爭的結果，但是我們的觀點又會引發大量的新問題。心理衝突的情境當然是相當普遍的；那種自我努力迴避痛苦回憶而沒有造成精神分裂結果的現象也是相當常見的。我們必定會認為，如果這種衝突最終導致了分裂，那麼一定會有更深一層的決定因素存在。而且我也願意向你們承認，壓抑的假設並不是使我們面臨著一種心理學理論的終結，而是面臨著它的開端，我們只能一步一步地向前探索，要獲得全面的知識還必須等待進一步、更深入的研究成果。
試圖用壓抑的觀點來解釋布洛伊爾病人的病例是不可取的。那一病史與這一目標是不適合的，因為它的發現都是靠催眠作用的幫助達到的。只有你排除了催眠的影響，你才能看到「抵抗」和「壓抑」，才能對真正的致病事件的歷程形成正確的看法。催眠掩蓋了抵抗，並使得心靈的某一領域敞開，讓人接近；但是，與此形成對立，催眠又在這一領域邊界處，用抵抗築起了一堵牆，使得牆後面的一切都變得難以接近。
我們從布洛伊爾的探索中學到的最有價值的東西，就是他所證明的，在症狀與病因性經驗或心理創傷之間所存在的關係。但我們現在一定不要忘了用壓抑理論的觀點來看待這些發現。一眼看上去，找到一條從壓抑通向症狀形成的道路確實好像是不可能的。我不想對此做複雜的理論闡述，倒願意回到剛才用來解釋壓抑的那個比喻上去。你們不妨這樣想，把搗亂者清除出去和在門口設置崗哨並不意味著事情的結束。也許那個被趕出去的人變得怒氣衝天、不計後果，想給我們找更大的麻煩。確實，他已經不在我們中間了，我們已經擺脫了他的存在，擺脫了他的無禮笑聲和無聊評論。但是在某一方面來說，壓抑並不成功。因為現在他在門外肆無忌憚起來，大喊大叫，用拳頭砰砰地砸門，比剛才的無禮行為更嚴重地干擾了我的演講。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尊敬的校長斯坦利·霍爾博士願意充當調解者與和事佬的話，我們一定會感到高興。霍爾博士會去與門外那個不守規矩的人談一談，然後回來要我們無論如何還是應重新接納那個人，他親自擔保那個人會表現好些。鑒於霍爾博士的威望，我們決定解除壓抑，並再次獲得了和平安寧。對於描述心理醫生在用精神分析法治療神經症時所承擔的任務來說，這個比喻提供了一幅不錯的圖景。
說得更直接些，對癔症患者和其他神經症的研究使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未能成功地壓抑那些不被容許的願望所依附的觀念。的確，他們已把它逐出了意識和記憶之外，並且明顯地使自己免除了大量的痛苦。但是這種被壓抑的願望衝動繼續存在於潛意識之中。它們正在窺視著被激活的機會，一有機會，那些被壓抑的觀念就會以一種經過偽裝、難以辨認的替代形式成功地進入意識之中，而原來認為可以通過壓抑免除的不愉快情緒現在又與這些替代物聯繫在一起。被壓抑的觀念的替代物——症狀——能夠防止來自於防禦性自我的進一步攻擊。取代過去的短暫衝突，現在出現了一種不隨時間的流逝而自行消亡的病症。以症狀中歪曲的臨床表現為依據和線索，我們就能從中找到與最初被壓抑的那些觀念相類似的殘跡。替代物發揮作用的途徑可以從對病人進行精神分析治療的過程中尋到蹤跡。為了達到治癒的效果，必須使症狀沿著同樣的途徑回溯，使其重新變成那個被壓抑的觀念。如果被壓抑的觀念再次被帶回到有意識的心理活動中——這一過程以克服大量的抵抗為前提——在心理醫生的指導下，病人竭力想避免的那種心理衝突會有一個較理想的結果，這會獲得比壓抑更好的結果。有很多這樣適當的治療方法，它們可以使心理衝突和神經症有一個令人滿意的結局，而且在一些特定的病例中這些方法可以結合使用。我們使患者的人格相信拒絕接受致病的願望是不對的，而且有可能引導他們全部或部分地接受這種願望；或者也可能把這個願望本身引向一個更高的、不會招致反對的目標（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升華」）；或者把對願望的拒絕看作是正當的，但是那種自動的，因而也是無效的壓抑機制，將在最高級心理功能的幫助下，被一種譴責判斷所取代——這樣就實現了對願望的有意識的控制。
如果在現在被稱之為「精神分析」治療方法所涉及的一些基本問題上，我沒能為你們做出清晰易懂的表述，請大家千萬要原諒我。困難不只在於這一課題的新穎性。那些不可調和的願望，儘管受到壓抑，依然成功地存在於潛意識之中，它們有什麼樣性質？當壓抑失敗、替代或症狀形成之前，必定會存在於一個人身上的那種主觀的、構造上的決定因素是什麼？——所有這些問題，我都將在以後做進一步的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