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新論 · 第1講

女士們，先生們： 當我來到這個新世界，面對著聽眾們真誠的求知期望來演講，我心中既感到新奇又覺得有點兒勉為其難。無疑，我擁有如此殊榮僅僅是因為我的名字與精神分析有關；因此，我想要給大家講的就是有關精神分析的問題。我將儘可能簡要地介紹這種新的診斷和治療方法的歷史概況和發展過程。 如果說使精神分析誕生於世是一大功勞的話，那麼這功勞並不是我的。[172]我並沒有參與精神分析的最初創建。當一位維也納醫生，約瑟夫·布洛伊爾醫生[173]在一位患有癔症的姑娘身上最早（1880～1882）使用這種療法的時候，我還是個學生，並且正在準備我的期末考試。現在讓我們來直接看一下這個病例及其治療情況，有關細節你們可以在後來布洛伊爾和我合著的《癔症研究》[174]（1895）一書中找到。 不過，我想先做一說明。我聽說我的聽眾中大多數都不是醫學專業人員，這並沒令我感到不快。無須擔心聽懂我講的內容需要什麼特殊的醫學知識。的確，在我們旅程的開始階段將與醫生們同路而行，但我們很快就會與他們分手，而與布洛伊爾醫生一道去探索一條十分獨特的道路。 布洛伊爾醫生的病人是一個21歲的才華出眾的姑娘。她的病持續了兩年多，這期間出現了一系列顯然不容忽視的身心障礙。她的身體右側兩肢患有僵直性麻痹，伴有感覺喪失；而且左側也不時受到同樣病症的影響。她的眼睛運動失調，視力受到多種阻礙。她的頭擺動困難，還患有嚴重的神經性咳嗽。她厭食，有一次儘管渴得難受，卻一連幾周無法喝水。她的語言能力下降，甚至到了無法聽說自己母語的地步。最終，她陷入失神、錯亂、譫妄，以及整個人格都發生改變的狀態，這些症狀是我們下面所要關注的。 當你們聽了我所列舉的這些症狀時，即使你們不是醫生，也可以滿有把握地認為，我們所面臨的是一種嚴重的疾病，很可能會波及大腦，這使得治癒的希望微乎其微，並且可能會導致病人的夭折。然而你可能會聽到醫生們說，在一些有著同樣嚴重症狀的病例中，有理由採取一種完全不同的、更加樂觀的態度。如果一個年輕的女病人表現出這種情況：她的重要內部器官（心臟、腎臟等）經客觀診斷均屬正常，她卻經常表現出強烈的情緒波動——而且，如果她的各種症狀在某些細節方面與人們通常所期望的有所不同——那麼，醫生們不會把這個病例看得很嚴重。 他們認為他們所面對的不是一種大腦的器質性疾病，這種莫名其妙的症狀被古希臘醫學稱之為「癔症」（hysteria），具有產生一系列嚴重疾病的幻覺症狀的能力。他們認為這沒有生命危險，而且恢復健康——甚至百分之百的恢復——也是可能的。要把這樣一種癔症同嚴重的器質性疾病區分開來並不都是很容易的。然而，我們無須知道對它們如何做出區別性診斷，只要確信布洛伊爾的病人恰恰就是那種任何一位合格的醫生都會診斷為癔症的病例就足矣。這裡，我們還可以從這個病人的病歷報告中引證這樣一個深一層的事實：她的病是在她護理病入膏肓的父親期間發作的。她全心地愛著她的父親，但她由於自己的病症而被迫放棄了對父親的護理。 至此與醫生同伴而行使我們受益匪淺，但是分手的時刻就在眼前。因為你們不要認為，通過把這種所謂的癔病轉而診斷為大腦的嚴重的器質性疾病，就能使病人接受醫學援助的前景得到本質性的改善。在多數病例中，醫療技術對嚴重的大腦疾病無能為力，而醫生對癔病性失調也無計可施。 這樣醫生只有聽憑仁慈的造物主來決定他的樂觀的預後效果在何時以何種方式得以實現。[175] 因此，把這種病看成是癔症對病人來說並不重要；但是對醫生來說卻恰恰相反。值得注意的是，醫生對癔症患者的態度與患器質性疾病的病人的態度是迥然不同的。他對前者不像對後者那樣懷有同情心，因為癔症事實上並沒有那麼嚴重，但卻似乎要求把它當成嚴重的病來看待。而且，這裡還有一個更深一層的因素在起作用。醫生通過研究，掌握了許多門外漢一無所知的東西，他能夠對某種疾病的起因及其所帶來的變化——如中風或惡性腫瘤患者大腦中的變化——形成一定的看法。由於這些知識使他理解了疾病的許多具體症狀，所以他的看法在某種程度上必定是切中要害的。但是他所有的這些知識——他在解剖學、生理學和病理學方面所受的訓練——在他面對癔病現象的具體問題時卻幫不上他什麼忙了。他無法理解癔症，在癔症面前他自己成了門外漢。這對於任何一個通常重視自己知識的人來說，都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隨之而來的就是癔病患者得不到醫生的同情。醫生把他們看成是侵犯他的科學規律的人——就像正教徒眼中的異教徒一樣。他把所有劣跡都歸於他們身上，指責他們誇大事實、故意欺騙、裝病，於是他就通過不再理睬他們來施以懲罰。 但布洛伊爾醫生對他病人的態度卻不在此之列。即使在一開始他不知如何來幫助她時，也給予了她極大的同情和關注。正如他在她的病歷記錄中所說的，看起來好像是病人良好的智力和個性品質減輕了醫生治療中的難度。此外，他的熱心而詳盡的研究使他找到了幫助病人初期治療的方法。 他觀察到，當病人處於「失神」（absence，伴有精神錯亂［mental confusion］交替人格）狀態時，她會習慣地對自己嘟噥幾句什麼，這些話好像是產生於占據其頭腦的某種思緒。醫生在把這幾個詞記錄下來以後，常常使她進入一種催眠（hypnosis）狀態，再把那幾句話重複給她聽，以引導她以此作為開始。病人果然依計而行，並以這種方式在醫生面前把那些在「失神」狀態下占據其心靈的精神創造物再現出來，她講出來的這些隻言片語吐露出了這些創造物的存在。 它們都是深沉而憂鬱的幻想——我們可以稱之為「白日夢」（daydreams）——時常有著詩一般的美麗，開頭通常是一個姑娘坐在父親病榻旁的身姿。當她涉及幾個這樣的幻想，就好像獲得了自由，恢復了正常的精神生活。這種狀況的好轉會持續幾個小時，但到第二天又會陷入「失神」狀態。這種病狀照樣可以通過同樣的方式——讓她把新建構起來的幻想用語言表達出來——來消除。這使我們不可避免地得出這樣的結論：病人在「失神」狀態下的心理狀態是這些高度情緒化的幻想刺激的結果。說來奇怪，病人此時只能用英語理解和表述，並把這種新穎的治療命名為「talkingcure」（談療法），且常常戲稱為「chimney-sweeping」（掃煙囪法）[176]。 似乎是出於偶然，醫生很快就發現這種把心靈打掃乾淨的過程所達到的成效遠遠超出了暫時緩解她反覆出現的精神錯亂。事實上，如果讓她在催眠狀態下，伴有情感的表達，回憶起某種症狀最早出現的場合及相關的經歷，就有可能消除這種痛苦的症狀。「那是夏天最炎熱的幾天，病人受著乾渴的折磨，因為不知道為什麼，她突然發現自己不能喝水了。她端起水杯，非常想喝水，但是杯子一碰到嘴唇，她就像患了『恐水症』（hydrophobia）的病人一樣把杯子拿開了。每當她這麼做的時候，顯然有兩三秒鐘是處於『失神』狀態。為了減輕那折磨人的乾渴，她只能以西瓜等水果為生。這樣大約持續了6周，直到有一天她在催眠狀態下嘟噥著談到了她的英國『女傭人』，這個人她並不喜歡。接著帶有厭惡的神情講起，有一次她走進這位女傭人的房間，看到她那隻小狗——可怕的牲畜！——怎樣在一個玻璃杯子裡喝水。出於禮貌，這位病人當時沒有說什麼。當她把當時壓抑的憤怒一股腦兒地發泄出來後，她就想要點什么喝，並毫無困難地喝了大量的水。她從催眠狀態下醒來時，杯子尚在嘴邊上。從此，這種心理障礙就消失了，再也沒有復發。」[177] 請各位允許我在這個問題上再多說幾句。以前從未有人採用這種方法來消除過癔症的症狀，也從未有人對病因有過如此深刻的洞察。如果能夠證實病人的其他症狀——也許是大多數的症狀——是以同樣的方式產生和消除的，那麼這無疑是一個重大的發現。布洛伊爾不遺餘力地來證明這一點，他進而對病人其他的更為嚴重的病症的致病原因做了系統的考察。事實確實如此，幾乎所有的病症都是這樣形成的，即形成於情緒體驗（emotional experiences）的殘留物或可稱為「沉澱物」（precipitates）。據此，後來我們把這些體驗稱為「心理創傷」（psychical traumas），並利用病症與引發病症的創傷性情景的關係對病症的特性進行了解。用一個專業術語來說，這些病症是由那些記憶殘留下來的創傷性情景所「決定的」，沒有必要再把它們說成是神經症造成的變幻無常、神秘莫測的產物。但是有一個意料之外的問題值得重視。促使症狀形成的往往並不只是一種體驗；恰恰相反，這種結果通常是由幾種創傷聚合所致，並常常是通過大量類似創傷的反覆出現而導致的。因此，我們必須按照時間順序，或者確切地說是相反的順序，即從現在開始追溯過去來再現整個致病記憶的歷程；要想跳過最後出現的創傷，以便更快地找出最早的、常常是最有說服力的創傷，那幾乎是不可能的。 除了我已經給你們講過的由於厭惡狗從玻璃杯里喝水而對水產生恐懼的例子，想必你們現在會要我多講幾個導致癔症發作的事例。不過如果我要按我的計劃講，就應該約束自己少舉例子。 例如，關於這位病人視功能障礙的問題，布洛伊爾描述了他和病人追溯到的這樣一種情景：「當她眼含淚水坐在父親的床邊，父親忽然問她幾點鐘了。可她看不清楚，她費了好大的勁兒把手錶貼近她的眼睛。錶盤現在看起來非常大，在她眼裡，錶盤大得不能再大了，她又一次強忍住淚水，以免病中的父親看到。」[178]而且，所有病症的表現都來自於她護理生病的父親那段時間。「一次她在半夜裡醒來，心中非常焦急，因為病人正在發高燒。當時她正急切盼望著一位維也納來的醫生快來給她父親做手術。她的母親剛出門，安娜坐在床邊，右手搭在椅子背上。她處於半夢半醒之間，恍惚看到一條黑色的蛇從牆角向病人爬去，要去咬他。（可能是房子後面的田地里確實有蛇，並且曾使這位姑娘受到過驚嚇，因此這些都為她的幻覺提供了素材。）她試圖把蛇趕跑，但是好像她的全身都麻木了。她搭在椅子背上的右手失去了知覺，像被麻醉了似的動彈不得。當她看自己的手時，發現手指都已變成了長著死人腦袋（指甲）的小蛇。（看來很可能是她想用麻痹的右手去趕走那條蛇，而它的麻痹就與關於蛇的幻覺聯繫起來了。）當蛇消失後，她在驚恐中想要禱告，卻發現語言難住了她。她找不到自己能說的語言了，直到最後她想到了幾句英語童謠，然後她發現自己只能用這門語言來思考和禱告了。」[179]當病人在催眠狀態下回憶起這一情境時，曾經在患病一開始就嚴重折磨她的右手臂麻痹一下子就消失了，治療宣告結束。 當幾年之後我開始在自己的病人身上運用布洛伊爾的診斷和治療方法時，我的經驗與他的完全一致。一位四十多歲的小姐患有抽搐症，當她每次激動的時候，甚至有時並沒有明顯的原因，嘴裡就會發出一種奇特的「喀喀咔咔」聲。這種病症來源於她的兩次經歷，兩次的共同之處都在於，每次當她決定不發出任何聲音時，事實上都有一種反意志（counter-will）驅使她以同樣的聲音打破了沉默。這兩次經歷中的第一次發生的時候，她的一個孩子病了。當她費了好大的勁兒最終哄她的孩子入睡後，她對自己說一定要保持安靜，不要驚醒孩子。另一次，當她在一個雷雨天帶著兩個孩子駕車出門時，馬驚了，她小心翼翼地儘量不發出任何聲音，害怕加重馬的驚慌。[180] 我這裡所講的只是《癔症研究》中記錄的幾個例子之一。 女士們，先生們，如果允許我簡要概括一下的話——在如此簡略的敘述中這是必不可少的——我想把我們迄今所學到的歸納為：我們的癔症患者受到來自記憶的折磨。他們的症狀是特定的（創傷性的）體驗的殘留和記憶的象徵。如果我們把這種象徵同其他領域的一些象徵做一下比較，那麼我們就能獲得一種對這類象徵的深入理解。大城市中所裝飾的那些紀念碑和紀念館也是記憶的象徵。如果你到倫敦的大街上散步，你會發現在一個大火車站前面矗立著一根雕刻精美的哥德式圓柱——查令十字架（Charing Cross）。13世紀英國金雀花王朝的一位國王命令將他心愛的埃莉諾王后的遺體運往威斯敏斯特，並在王后靈柩停留的每一站都立起一根哥德式十字架。 查令十字架是這些紀念送葬儀式的紀念碑中最後的一座。[181]在倫敦的另一個地方，離倫敦橋不遠，你會看到一根高聳入雲的、更為現代的大圓柱，它只是被簡單地稱為「紀念碑」。它是為了紀念1666年在此燃起並燒毀了大半個倫敦的那場大火而設計的。因此，作為記憶的象徵，這些紀念碑同癔症的症狀是相似的，在這一點上，這種比較看起來是合理的。但是，如果現在有一位倫敦人會在埃莉諾王后的葬禮紀念碑前停下來深切哀悼，而不是按現代工作條件的要求忙於自己的事務，也不是因心中想像的那個年輕貌美的王后而感到愉悅，我們會作何感想呢？再者說，如果一位倫敦人站在為了紀念被大火化為灰燼的心愛的城市而建立的那座紀念碑前黯然淚下，全然不顧現在的都市遠比當初絢麗輝煌，我們又會作何感想呢？可是，每個癔病或神經症患者的行為就像這兩個不現實的倫敦人一樣。他們不但能回憶起久遠的痛苦經歷，而且在感情上對它們依依不捨。他們無法從往事中擺脫出來，但由於這些往事而忽略了真實的目前的生活。這種精神生活中對於致病的創傷的「固戀」（fixation）便是神經症最為重要、最有現實意義的特徵之一。 我覺得此時基於布洛伊爾的病人的病史，你們可能會提出一些異議，這是合乎情理的，我隨時準備洗耳恭聽。確實，病人所有的創傷都來自於她護理生病的父親這段時間，而且她的病症只能被看成是她父親的疾病和死亡所引起的記憶符號。因而它們相似於哀悼的表現，在一個人死後這麼短的時間內對死者的固著性記憶當然不能算是病態的。相反，這是一種正常的情感過程。我同意你們的看法，從布洛伊爾的病人的病例來看，她對於創傷的固戀並沒有什麼奇異之處。但是在其他病例中——正如我所治療的抽搐症病例，其致病原因可以追溯到15年或10年以上——一種對過去經歷的不正常的依戀的特徵是非常明顯的。看起來如果布洛伊爾的病人在經歷創傷和症狀發作之後沒有及時接受宣洩治療的話，她也會出現類似的異常特徵。 至此，我們只是討論了癔症症狀與病人生活事件之間的關係。然而，在布洛伊爾的觀察中，還有另外兩個因素，能使我們就患病過程和治療過程形成某種看法。 首先，必須強調的是，布洛伊爾的病人在幾乎所有的病態場合，都不得不壓制一種強烈的情感，而不是讓這種情感以適當的情感表現形式——如語言或行動——釋放出來。在關於她的女傭人的狗和那段情景中，考慮到女傭人的感情，她壓制了內心非常厭惡的情感，而完全沒有外露。 當她守護在父親的床前，她始終注意不讓生病的父親看出她的焦慮和痛苦的抑鬱。後來當她在醫生面前重複這些情景的時候，當時被抑制的情感就像被貯存了好長時間似的，極其強烈地迸發出來。事實上，這些情景所遺留下來的症狀，當接近其決定性病因的時候，就會達到最強烈的程度。 只有當這一病因被充分地展示出來時，症狀才會消失。另一方面，如果出於某種原因病人在回憶這些情景時沒有觸及任何情感，那麼這種在醫生面前的回憶就不會產生效果。因此情感就是這樣的，它可以被看作是可替代的能量，成為致病和治療決定性的因素。我們不得不這樣假設，疾病發作的原因是病態中所表現出的情感的正常出口被堵住了。疾病的本質就在於這些「被窒息的」情感繼而發生了一種變態的作用。它們一部分保留下來成為病人心理生活的永久的負擔和產生持續性興奮的源泉；另一部分則經歷了向非正常的體內的神經分布和神經壓抑的轉化，成為疾病的生理症狀。為後一種過程，我們創造了一個術語「癔症性轉換」（hysterical conversion）。與此相區別的是，我們心理興奮中的某部分正常地沿著神經分布的道路前進，就會產生我們平時所說的「情緒表達」。癔症性轉換誇大了充滿感情的心理過程中的宣洩階段，它們代表了一種更強烈的情緒表達方式，並進入了一種新的途徑。當河床被分成兩個水渠時，如果其中的一條渠的水流遇到了阻礙，另一條就會立即溢出水來。正如你們所看到的，把情感過程優先考慮，我們就獲得了一套關於癔症的純粹的心理學理論。 布洛伊爾的第二個觀察，再次迫使我們在一系列致病事件的特徵中，要高度重視各種意識狀態。布洛伊爾的病人處在正常的意識狀態的同時，也表現出一些心理異常：失神狀態、精神錯亂和性格改變。在正常意識狀態下，她對那些致病情景及其與症狀的聯繫一無所知。她忘掉了這些情景，或徹底切斷了這些事件的致病環節。當病人處於催眠狀態時，付出可觀的努力，就有可能回憶起這些情景，通過這種回憶工作，症狀就消除了。要不是在催眠狀態的體驗和實驗中找到了這種方法，對這種事實進行解釋將是一件很棘手的事。對催眠現象的研究使我們認識到：在同一個人身上可能有幾種心理集合體，它們可能或多或少地彼此保持獨立，也可能彼此「一無所知」，還可能在所控制的意識狀態下相互轉化。這些起初令人大惑不解的現象現在已使我們感到司空見慣了。以上這一類現象有時會自發出現，便是被稱為「雙重意識」（double conscience）[182]的例子。如果發生這樣的人格分裂，意識有規律地依附於兩種心理狀態中的一種，我們稱之為有意識的心理狀態；而另一種脫離這種心理狀態的意識稱為潛意識的心理狀態。在一種類似的「後催眠暗示」（post-hypnotic suggestion）情況下，一個在催眠狀態下發出的指令會在後來正常狀態中得到不折不扣的執行。這個現象為了解潛意識狀態對意識狀態的影響提供了一個難得的例子，也為我們提供了闡釋癔症現象的模式。布洛伊爾提出了一個假設：癔症症狀產生於他稱之為「類催眠」（hypnoid）的特定心理狀態。根據這種觀點，在類催眠狀態下產生的興奮很容易成為病因，因為這種狀態不為興奮過程的正常發泄提供機會。這種興奮過程進而就產生了一種不尋常的產物——症狀。症狀像異質體一樣進入了正常狀態，轉而就對類催眠的致病情境一無所知了。哪裡有症狀，哪裡就有遺忘（amnesia）——一種記憶缺口，填補這一缺口就意味著消除了症狀產生的那些條件。 恐怕我敘述的最後一部分使你們覺得不是特別清楚。但是你們應該記住，我們講的這些既新穎又有難度，把它們講清楚也許是不可能的——這說明掌握有關這一課題的知識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而且，布洛伊爾的「類催眠狀態」理論已經表現出沒有必要，甚至成為一種障礙，它已被今天的精神分析所拋棄。以後，你們至少會對布洛伊爾豎起的這道類催眠狀態的螢幕後面所發現的影響和過程有所了解。你們還會形成一種正確的看法，即認為布洛伊爾研究的成功之處只在於為他所觀察到的現象提供了一種很不完全的理論和一種並不令人滿意的解釋。但是完整的理論不會是現成地從天上掉下來的，如果有人在其觀察一開始就給你們提供了一套無懈可擊的完整的理論，你們可能就更有理由懷疑了。這樣的理論只能是他推測的產物，而不可能是對事實進行無偏見考察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