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導論 · 第27講 移情作用[412]

女士們，先生們： 由於我們的討論現在已接近尾聲，你們頭腦中肯定會有一種期望，並且不應使之落空。你們無疑會認為我在討論了精神分析的所有複雜的難題之後，決不會不講治療就結束演講，畢竟精神分析的工作是以治療為基礎的。再者，這個問題我決不能略而不談，因為與它相聯繫，我還要給你們講一個新的事實。 缺乏這個事實，你們對我前面所探索過的疾病，就不能有更為完整的理解。 我知道，你們不會期望我告訴你們有關實施精神分析治療的技術，你們只是想要知道精神分析治療法及其成就的大概情況。並且你們有知道這一切的權利，誰也不能否認。然而，我不把它告訴你們，而是堅持讓你們自己去發現它。 請你仔細地考慮一下吧！你們已知道了所有的重要事實，無論是引發疾病的條件，還是患者患病後起作用的因素。這些究竟在哪裡為一些治療的影響留有餘地呢？首先，有遺傳傾向的存在。 我們不常談及這種遺傳傾向，因為它在其他的科學中已得到了強調，我們沒有什麼新的東西要說。 但是請不要認為我們低估了它；作為治療者我們對它的力量認識得十分清楚，無論如何我們不能改變它。我們也必須把它看作是給定的東西，它對我們的努力加以限制。其次，有童年期的早期經驗的影響的存在，在分析中，我們往往十分重視這些材料：它們屬於過去，並且我們對它們也毫無辦法。再者，是我們總結為「真實的挫折」的一切東西——生活中的不幸，它來自於愛的剝奪、貧窮、家庭爭吵，婚姻中伴侶的錯誤選擇，不利的社會環境，以及嚴格的倫理標準對個體的壓制等。儘管這些方面有進行治癒的可能，但需要仿照維也納傳奇中的約瑟王（EmperorJoseph）[413]施恩降禍的方法才行——即通過有權勢的人的任意的專制，才可以使人們都順從，使困難都消失；然而，我們這樣的人能採取這種恩惠作為我們治療的方法嗎？我們在社會上只靠醫術謀生，無錢無勢，甚至不能像其他醫生那樣對貧苦的眾生施展醫術。我們的治療也是很花時間和精力的。然而，你們或許堅持認為前面所提及的許多因素中必定有一種能得到治療的可能。 如果社會所要求的倫理限制在對患者所施加的剝奪中起作用，那麼治療能夠給他們力量或勸告去打破這些障礙，以犧牲理想為代價來換取滿足和健康。雖然這種理想為人所推崇，但世上也有人對此不能時常堅持。這樣，通過性的完滿生活（living a full life）患者會健康起來。這當然使分析治療蒙上了違反一般道德的陰影。因為它給予個人的東西正是它從社會團體索取的。 但是，女士們，先生們，究竟是誰給你們留下這種嚴重的錯誤印象的呢？對患者完滿性生活的勸告不可能會在分析治療中起作用——如果只因為我們自己已宣布在力比多的衝動與性的壓抑之間，在禁慾與肉慾的趨勢之間會發生不易克服的衝突。通過幫助一種趨勢戰勝另一種是不能解決這種衝突的。我們確實看到禁欲主義占有上風，結果是被壓抑的性衝動在症狀中尋找出路。 如果我們反過來使肉慾方面有勝利的可能，那麼被忽視的對性生活產生壓抑的力量就不得不到症狀中去尋求補償。這兩種方法都不能解決這種內在的衝突，總會有一方不能得到滿足。而那種由於這種衝突不很強烈，由醫生的勸告就能起效的病例則很少，這些病例並不需要分析治療。那些易於受醫生影響的人，在沒有醫生的情況下也能夠自己找到解決的辦法。你們肯定知道如果一位禁慾的男子打算贊成非法的性交，或一位未得到滿足的妻子要找另一位男子尋求放鬆，那麼他們不一定要得到醫生或他們的分析者的允許。 在這種聯繫中，人們時常忽視一個要點——神經症中致病的衝突不應與心理衝動之間正常鬥爭相混淆，因為這兩種心理衝動有同樣的心理根基。存在於同樣的心理領域中。就致病的衝突來說，其兩種力量中的一種進入前意識和意識階段，而另一種則被壓抑到潛意識階段。由於這種原因，衝突不可能有個結局，衝突雙方相距甚遠難以會面。只有在雙方處於同一場所時，才可能達成一個真正的協議。要使這成為可能，我想只有依靠我們的治療工作。 再者，我可以向你們保證，如果你們在想像中認為分析也主要是勸導人生或指導行為，那你們就搞錯了。相反，我們儘可能避免扮演導師的角色，只希望患者能夠自己解決。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們勸告患者在治療期間暫時不要對生活做出重要的決斷，而要到治療完成後再說，如有關事業、婚姻的選擇，或離婚等的決斷。你們肯定會承認所有這一切都與你們所想像的不同。只有對於那些年輕而不能自立的人，我們才不進行這種限制。我們對於他們只能既為醫生又為教育者。而每當這個時候，我們很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責任，並且謹慎從事。[414] 但是，你們不要從我堅持分析治療和不鼓勵完滿的生活中得出結論，認為我提倡傳統的道德觀念。這都不是我們的實際情況。確實，我們不是改革者，而只不過是觀察者；然而，要觀察就會有批判，所以，我們不可能擁護傳統的性道德，不會贊成社會對於性生活問題的實際調整。我們可以證明，社會道德所需要的犧牲時常超越它本身的價值；道德行為既不基於誠實，又不免於呆板。對於患者，我們決不隱瞞這些批判，使他們對性問題也像對其他問題一樣，都能習慣於做不帶任何偏見的思考；在治療完成之後，如果他們能在性的放縱和絕對的禁慾之間找到適中的解決辦法，那麼，不論結果怎樣，我們都不受到良心的譴責了。不論是誰，只要他成功地了解了自己的真相，都會永遠抵禦不道德的危險，儘管他的道德標準在某些方面可以與一般的人不同。我們也不要過高地估價禁慾在引發神經症上的重要性。只有在少數病例中，病源性的挫折情境和之後的力比多積聚才可以通過不難獲得的這種性交來治癒。 因此你們不能根據精神分析允許完滿的性生活而解釋其療效。那麼，你們必須尋求其他的解釋。我記得在我反對你們的這個建議時，我曾提出一個觀點，可使你們走上正確軌道。我們所使用的東西無疑是由意識的東西來代替潛意識，並把潛意識的東西轉譯成意識。是的，正是這一點。 通過將潛意識的東西轉譯成意識的東西，我們取消了壓抑。這就使症狀形成的前提條件消除了。 我們將病源的衝突轉化成正常的衝突，這種衝突肯定可以找到某種解決辦法。我們給患者帶來的一切只是這種精神的改變：它達到的程度就是衡量提供的幫助的標準。在沒有壓抑（或類似的精神過程）等待解除時，我們的治療就算完成了。 我們可以用不同的公式來表達我們努力的目的：使潛意識成為意識、消除壓抑作用，或填補記憶的空缺——所有這些都指同樣的東西。但或許你們對這種解釋不滿意。你們已形成了一個有關這種神經症患者恢復健康的不同的印象——即他在接受了精神分析的艱苦的治療之後，他會變成另一個人。所以，似乎總的結果是使潛意識的材料較以前減少，而意識的東西較前增多而已，你們或許低估了這種內在改變的重要。雖然一個受到過治療的神經症患者在本質上依然故我，但他確實變成了一個不同的人。也就是說，他已成為了可以在最有利的條件下所能成為的最好的人。但這就是一件極為重大的事情了。如果你們能知道我們的一切成就，能知道我們用很大的努力來引起這種個人精神面貌的顯然是平常的改變，那麼，你們就肯定開始認識到精神水平中這種不同的重要了。 我暫時離開本論題，來問一下你們是否知道所謂病因治療（a causal therapy）的意義。病因治療是指拋開疾病的表現形式，尋求突破點，以根除其病因的一種治療方法。那麼精神分析是不是一種病因治療呢？回答這個問題並非一件易事，但我們由此卻可以深信這類問題毫無價值。 在精神分析的治療不以消除症狀為直接目的時，它很像病因治療。而在其他方面二者則不同，因為我們早就通過壓抑而將原因追溯到了本能傾向，它們的相對強度，它們的發展過程中的偏差。 現在假如我們可以通過一些化學方法干預這種機制，隨時增減力比多的分量，或以犧牲另一本能為代價來增強一個本能——這就會成為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病因治療，我們的分析也就成為尋求病因時所不可缺少的首要工作了。像你們所知道的一樣，目前還沒有這種影響方法可以深入到力比多的過程之中。運用我們的精神分析治療，我們向另一點發動進攻——不是針對我們所知道的這種現象的根源之處，而是遠離症狀，這個地方只有在很特殊的環境下才有可能使我們接近。 那麼，我們必須要做什麼工作才可由意識的東西來代替患者的潛意識呢？有一個時期我們認為這個問題十分簡單：只需要找出這種潛意識的材料並將其告訴患者就可以了。但是，我們現在已知道這是一個目光短淺的錯誤。我們有關潛意識材料的知識與患者的知識不是同一回事。如果將我們的認識告訴他，他不是接受它，並替代自己的潛意識材料，而是把它置於一邊，並且很少改變自己的認識。我們不得不以地形學的觀點來對待潛意識材料，我們必須從患者記憶中最初由於壓抑而形成潛意識的地方去尋求它。壓抑必須被消除——之後由意識材料代替潛意識材料的工作才能順利完成。那麼，我們如何消除這種壓抑呢？至此，我們的工作進入第二個階段。首先，是發現壓抑，其次，是消除維持壓抑的抵抗力。 那麼，我們如何消除這種抵抗呢？方法是同樣的：通過發現它並將其展示給患者。確實，這種抵抗也源於壓抑——源於我們試圖消除的，或早期發生過的壓抑。它由反精神貫注建立，這種反精神貫注是為了壓抑被拒絕了的衝動而產生的。這樣，我們現在要做的工作和以前一樣，即進行解釋，發現並告知患者，但現在我們是真正做對了。抗拒或抵抗不屬於潛意識，而是屬於自我，自我一定會與我們進行合作；它即使不是意識的，那也無什麼妨礙。我們知道，這裡在兩種意義上使用「潛意識」一詞：一是作為一種現象，二是作為一種系統。雖然這聽起來很難理解，並且模糊不清，但它畢竟只是前面所講過的東西的重複。[415]我們已為它做好了鋪墊。在我們能由此解釋辨別出抵抗的所在時，我們希望這種抵抗會被放棄，並且反精神貫注會退避。但是，有什麼動機力量由我們支配以使此事有成功的可能呢？首先，是患者尋求恢復健康的欲望，使他願意與我們合作；其次，是患者的智慧的幫助，我們通過解釋來支持這種智慧。如果我們能夠給患者一些提示，那當然更容易地用其智慧識別出這種抵抗力，並在潛意識中找到與這種抵抗相應的觀念。如果我對你們說：「向天空看！那裡有個氣球！」這與我只讓你們向上看，並看你們是否能看到某種東西相比肯定會更為容易地發現這個氣球。同樣，在學生初次學看顯微鏡時，教師必須告訴他要注意看什麼，否則，儘管這種東西在鏡下可以看到，學生卻根本看不到它。 現在請看一些事實情況吧！[416]就神經症的許多形式來說——如癔症、焦慮現象、強迫性神經症等，我們的期望都得以實現了。通過以這種方法來尋找壓抑、抵抗及被壓抑的觀念，那麼，我們就可以克服這種抵抗，消除這種壓抑，並將潛意識材料轉化為意識材料。我們這樣做就可以清楚地認識到在每一種抵抗力被克服時，患者的內心就在進行著一種激烈的鬥爭——一種正常的心理鬥爭，它建立在同樣的心理基礎上、發生於尋求維持反精神貫注和準備使之放棄的兩種動機之間。前者是原先建立起的壓抑作用的老動機；後者則為新近引發的動機，它可以用來幫助我們解決衝突。我們已成功地將前已因壓抑作用而暫時平息的衝突再次引起，用來作為對此事的新的貢獻。首先，我們必須向患者表明早期的決定足以致病，而新的不同道路可以導致健康的恢復； 其次，告訴患者自從原初的拒絕之時起，所發生的情況已有了很大的變化。那時，自我柔弱、幼稚，也許無法抵禦危險的、強加的要求。現在，自我變得既強大，又富有經驗，並且還能夠得到醫生的援助。這樣，我們就可以期望將再次引起的衝突引導到一個比壓抑作用更好的結果；像我已講過的一樣，我在癔症、焦慮和強迫性神經症方面的成功可以證明我們是正確的。 然而，還有其他形式的疾病，雖然情況相似，但我們的治療方法卻不見得有效。在這些病症中，自我和力比多之間存在一種原初的衝突，並引發壓抑作用——儘管這個衝突和移情神經症的衝突有地形學上的不同之處，我們也可以在患者的生活中追溯到壓抑發生之處；我們運用同樣的程序，準備做出同樣的許諾，並且給患者同樣的幫助，為他提供先行的觀念；再者現在和壓抑之間的時距也會有助於這種衝突產生一個不同的結果。然而，我們仍沒有成功地消除一種抵抗或一種壓抑。這些患者，如妄想狂者、抑鬱症者以及患早發性痴呆症者，從總體上說仍然不受精神分析治療的影響，或抵制精神分析治療。可能是什麼原因呢？肯定不是缺乏智力。當然患者需要具備某種程度的智力，但是就那些十分聰明並能進行演繹的妄想狂來說，難道是因為其智力趕不上他人嗎？其他任何動機似乎也都不缺乏，抑鬱症患者和妄想狂者不同，他們對患病和由此而忍受的痛苦具有很清楚的意識。但這並不使他們更有可能受到影響。我們在此又遇到一種我們難以理解的事實，並因此懷疑，我們是否真的明白了我們有可能成功地治療其他神經症的所有決定因素。 如果我們現在繼續專門討論癔症和強迫性神經症，馬上就會遇到第二個出人意料的事實。因為不久，我們就注意到這些患者對我們表現出一種十分奇特的行為。我們確信，我們考慮了治療所涉及的所有動機，並且還充分地估計到了我們自己與患者之間的情境，因而可以得出一個十分可靠的結論；但是，除了我們已估計到的這些之外，似乎還有什麼沒有估計到的，這種意外的新奇的東西自身以很多形式出現。我給你們講一些較常見的而且較容易理解的形式。 我們注意到，病人本應只注意自身的精神衝突的解決，然而他們卻忽然開始對醫生本人發生某種特殊的興趣。與醫生有關的一切事情似乎比他自己的事情更重要，並且從此不再注意他自己的疾病。醫生與他的關係一時也變得十分融洽，他特別地順從醫生的旨意，儘可能地表現出自己的感激之情，而且顯示了出人意料的美德。醫生也因此對患者形成一種好感，並且以能為這樣一種有特殊價值的人格提供幫助而感到慶幸。如果醫生有機會與患者的親屬談話，他也會為聽到患者對他的尊重而由衷地感到高興。患者在家中不知疲倦地讚揚醫生，並認為醫生有種種美德。 他的親屬會對你說：「他對你非常的熱情，異常地崇拜你，你說的一切，在他看來都像是聖旨。」也許不時有眼光敏銳者說：「太令人生厭了，他除你之外別的東西一概不談，並且一直把你的名字掛在嘴邊。」 我們希望醫生很謙遜，把患者對他的尊重歸為希望自己能恢復患者的健康，並由於治療的影響，使患者感到吃驚和愉快，增長了見識。在這些條件下，分析也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患者理解醫生的暗示，並把注意力集中於治療工作，他源源不斷地提供記憶和聯想的材料。他的解釋的正確可信使醫生都感到吃驚，以為這些新的心理觀念本來深為外界健康的人所駁斥，不料患者卻如此願意接受，這真使人感到高興。再者分析工作期間的這種友好合作關係使患者的病情也不斷地好轉。 但這種好天氣不能持久，總有烏雲壓頂的一天。這表現為治療中的困難；患者表示自己再也回想不起什麼了。他使人產生這樣的印象：他不再對這項工作感興趣了，如果有時你讓他說出他隨時想到的東西，而不要加以批駁，他再也不願意聽了。他表現出自己好像是治療的局外人，並且他好像從未和醫生有過合作融洽的關係一樣。他顯然由什麼東西占據了；並不願講給外人。這種情形對於治療十分有害。我們必定是又遇到了一種強有力的抵抗。但做何解釋呢？ 如果我們能夠再次弄清楚這種情況，那麼我們就會發現這個干擾的原因在於患者轉移到醫生身上的一種強烈的情感，這種情感不是通過醫生的行為和治療的關係所能夠解釋的，它表現的方式和所要達到的目標當然也會隨著醫生與患者兩人之間的情況而有所不同。如果這裡所涉及的一個為年輕的女子，一個為年輕的男子，那麼我們會產生二人正常相愛的印象；我們會發現這是可以理解的：既然一個女子時常與一個男子見面，又常談及內心之事，而這位男子又處於支配地位，她對他產生愛慕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但不容忽視的事實是：一位患神經症的女子其愛的能力存在著障礙。兩人之間的個人關係與我們假定的情況相比愈是深入，我們就對發現這種情感關係的不斷發生愈是感到吃驚。如果一位婚姻不幸的婦女受到醫生的深深的吸引，而醫生也還未有所愛，那麼，她若願離婚而委身於他，或這樣做行不通，就和他私下相愛，這仍然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在精神分析之外，也常看到這種情況發生。但在這些情況下，我們吃驚地聽到已婚婦女和女孩令人吃驚的自供，她們對於治療問題有一種特殊的態度。她們說，她們已經知道除了愛情之外，沒有別的可以治療她們的方法；在治療的開始，她們就已期望從這種關係中最終可以獲得現實生活中所不能得到的安慰。正是這種願望，給治療帶來了這麼多的困難，並且克服所有這些困難來披露她們的思想——我們站在我們的立場上補充一句：很容易理解那些難以相信的東西。但是，這種承認使我們感到吃驚：它使我們的一切估計都化為烏有。我們能夠在我們的討論中留下這最重要的成分嗎？ 確實，我們的經驗愈豐富，我們就愈難以抵製做出這個修正，儘管這會使我們的科學的估計感到羞愧。在前幾次，人們可能會認為分析治療由於偶然的事件遇到了干擾——即一件非意願的也不是治療所引發的事件，但在這種患者對醫生的情感——依戀一時常在各種新的病例中重複發生時，就連在最不合宜的或者可笑的情況之下，如老年女人和白髮醫生之間，根本沒有引誘，這種相似的情感也不可避免，那麼，這時我就不能再把它看作是一件偶然的事件，而必須看到這種現象與疾病本身的性質有著密切的聯繫。 我們十分不願意承認這種新的事實，我們不得不把它稱為移情作用（transference）。我們是指患者移情於醫生，因為我們不能用治療的情境來說明這種情感的發展。相反，我們認為這些情感的整個準備來自於其他地方，它們已先在患者的內心形成，然後借治療的機會轉移到醫生身上。移情作用表現為一種愛的情感需求或較為緩和的形式；在一個女孩與一位老翁之間，可出現一種使女孩成為老人的寶貝女兒的願望，來取代戀愛的願望。力比多的願望經過稍微改變而成為一種理想的柏拉圖式的友誼願望。有些婦女成功地使移情作用得到升華，並且對它進行模塑，使它獲得一種存在的可能性。而另外一些婦女則只能使它以粗陋的、原始的並且幾乎是不可能的形式表現出來。但從根本上來說都是一樣的，請不要忘記它們有著同樣的起源。 在我們探索這種新的事實的範圍之前，我想去完成我對它的有關描繪。如果是男性患者會發生什麼呢？人們不可能都希望逃避由性別不同以及性吸引所引發的令人討厭的移情作用。然而我們的回答必定與婦女患者的情況極為相似。同樣存在著對醫生的依戀，他同樣地過高估計醫生的品質，同樣地順從他的旨意，同樣妒忌現實生活中與醫生十分親近的每一個人。移情的升華形式在男子之間更為常見，而直接的性愛則為數較少，這正好像患者所表現出的同性戀傾向可以表現為其他的方式一樣。分析者還發現男性患者時常具有另外一種表現方式，這種方式起初看來似乎與前者所描繪的相矛盾——一種敵意的或負移情作用（negative transference）。 我必須指出，移情作用在治療的開始就存在於患者的內心，並且暫時是其有所進步的最強有力的動機。我們捕捉不到它的蹤跡，也不需要打擾它，只要它有利於分析工作的進步。如果它之後變成一種抵抗，我們就必須關注它，並且表現出兩種不同而且相反的心理：第一，已顯示性需要的意味，所以它引起內心對自己的反抗；第二，敵意取代了情愛衝動。一般來說，敵意情感的發生較晚於友愛情感，並且用友愛情感作為掩飾；如果二者同時發生，就可作為情緒衝突的範例，這種情緒衝突支配著人們之間的所有的最為親密的關係。這樣，不好的情感和友愛的情感都屬於一種依戀的情感，正如雖然反抗與服從意義相反，但它們卻都有依賴於他人的存在一樣。我們無疑可以將患者對醫生的敵意的情感稱為「移情作用」，因為治療的情境不是引發這種情感的原因。 因此，這種負移情作用的觀點使我們確信我們對於積極的或友愛的移情作用的判斷是正確的。 那麼，這種移情作用究竟來自於哪裡呢？它給我們造成了什麼困難？我們如何才能克服這些困難？以及我們最終從它那裡會得到什麼好處呢？——這些問題只是在對分析做詳細的技術性指導時才討論的，我今天只簡略地談一下。由於受到移情作用的影響，患者才對我們有所要求，我們當然要順從患者的這些要求，不然的話，如果不友好地加以拒絕他們，那就太不應該了。我們要克服移情作用，只有通過告訴他，他的情感不是來自目前的情境，也與醫生本人無關，只不過是重現了先前發生於他身上的某些東西而已。[417]以這種方式，我們迫使他將他的重演（repetition）轉化為記憶。通過這種方法，不論是友愛的或是敵意的移情作用，均可以被轉化為治療的最便利的工具，來提示心理生活的隱秘部分。 但我想在此說幾句話，以使你們對這種出乎意料的現象的出現所感到的驚奇得以緩解。我們不應該忘記我們所分析的患者的病情還不能算是消除，它正像生物體那樣正在繼續發展著。在治療的開始，還不能制止這個發展，但在患者接受治療之後，其整個病情的變化都向一個方向——即他與醫生的關係之上。這樣，移情作用可被看作一棵樹的木材層和皮層之間的新生層，只有通過它才會有新組織的形成以及樹幹半徑的擴大，當移情作用發展到這種程度時，患者的回憶工作就退居於次要的地位。之後，我們就可以說已不再是關心患者先前的疾病了，而是在治療隨之而來的新形成的改造過的神經症了。我們可以追溯這種舊症的新版的起點，我們已觀察到它的起源和成長，我們能夠找到出路，因為作為移情的對象，我們處於它的核心位置。所有患者的症狀都已拋開了它們原初的意義，並且適應於新近的意義，這個意義存在於與移情作用的關係之中；或者這些症狀的持續只在於能夠經受這樣的改變。如果我們能把握這種新的人為的神經症，就相當於去除了原有的疾病——即完成了我們的治療工作。如果患者能和醫生保持正常的關係，克服了被壓抑的本能衝動的影響，那麼在脫離了醫生之後，他自己仍能保持自己的這種正常生活。[418] 移情作用對於癔症、焦慮性癔症以及強迫性神經症等的治療來說處於核心地位，具有重要作用。由於這個原因，可以把這些神經症一併歸屬於「移情性神經症」。無論是誰，如果他能通過分析的經驗對移情的事實有一個全面的印象，那麼他就不會懷疑那些在症狀中求得發泄的被壓抑的衝動的性質了，並且不再需要更強有力的有關其力比多特性的證據了。可以說，我們只是在研究了移情作用的現象之後，才深信症狀的意義乃是力比多的替代滿足。 我們現在有充分的理由來改進我們從前有關治療作用的動力解釋，以使它與我們的新的發現相一致。在我們通過分析發現用抵抗解決通常的衝突時，患者需要一種強大的推動力，來幫助他達到我們所需要的決策，達到康復。不然的話，他也許會重蹈覆轍，使已進入意識的東西再次退回到壓抑之下。從這一點看，鬥爭的結果並不取決於患者的智力頓悟——它既不強，也不自由，不足以肯定這樣的成就——而只取決於他與醫生之間的關係。如果患者的移情作用是積極的，他就會認為醫生具有權威性，並轉而深信他的話語和解釋。如果沒有這種移情作用，或者移情作用是消極的，那麼醫生以及他的觀點就很難打動患者。這裡的信任來源於愛，一開始並不需要任何理由。假定理由是由他所愛的人提出的，那麼只是到了後來他才對它們加以審查。沒有這種支持，論點就不足以使患者或一般的人受到影響。這樣，一般來說，一個人就智力一方而言，也只有當他有能力使力比多貫注於客體對象時，才有受到影響的可能。我們有理由認為，自戀的傾向對甚至是最好的分析技術產生的療效形成一定的障礙。 將力比多對象貫注轉向他人身上的能力當然為一般的人所共有。我們談的神經症患者的移情作用傾向只不過是這一普遍特殊的變本加厲而已。這麼重要而又普遍的特性，竟沒有人加以注意或利用，這確實令人感到奇怪。實際上已經有人注意到了這一點，伯恩海姆（Bernheim）以敏銳的眼光，曾將他的有關催眠現象的理論建立在這個每人都某種程度地受到暗示的理論基礎之上。 他的「暗示感受性」（suggestibility）其實就是移情作用的傾向，由於他某種程度上大大地縮小了這種傾向的範圍，以至於沒有將負移情作用包括在內。但是，伯恩海姆從未說明暗示是什麼，以及它是從何而來的，對他來說，這是一個不證自明的事實，他也沒能說明其起源。他不知道他所謂的「暗示感受性」依賴於性生活和力比多的活動。我們認識到，在我們的技術中之所以放棄催眠，只是想重新發現移情形式的暗示。 但是，在此我要暫停一下，讓你們有講話的機會，我已看出你們這時已有一種強烈的抗議，如果我不給你們插話的機會，就難以讓你們聽下去了：「啊！你終於也承認了它，你在暗示的幫助下工作，正如在催眠的幫助下一樣！這是我們思考很久了的東西。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又為什麼迂迴曲折地去尋求過去的記憶，發現潛意識，解釋和翻譯各種歪曲——這消磨了大量的精力、時間和金錢——而最終有效的東西卻只是暗示呢？為何你不像別人（誠實的催眠者）一樣直接用暗示來治療病症呢？再者，如果你認為在這種曲折的方法和幫助下，可以使隱藏於直接暗示背後的許多重要的心理事實顯露出來，那麼，用什麼來證實這些發現呢？難道它們不是暗示或無意圖的暗示的結果嗎？你難道不能迫使患者接受你的想法和在你看來是正確的東西嗎？」 你們對我的這些抗議十分有趣，我必須予以答覆。我現在不能回答：因為我們已沒有時間了。 到下一次再說吧！你們等著，我會回答你們的。但今天我必須結束我的話題了。我保證你們在這些有關移情作用的事實的幫助下，能夠理解為什麼我們的治療努力對於自戀神經症是無效的。 我只講幾句話就夠了，你們會明白這個謎是多麼的易於解開，以及各種東西又是如何很好地吻合到一起。觀察顯示，來自自戀性神經症的痛苦在於沒有移情能力，或者有很不充分的移情能力。他們拒絕醫生，對醫生不是懷有敵意，就是不感興趣。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他們也不能受到醫生的影響；他們對醫生說的話反應冷淡，沒有印象，所以，對於其他人有很好療效的治療——如復活致病的衝突和克服由於壓抑的抵抗對他們則不起作用。他們自我封閉，時常只是通過自己對導致病態結果的原因的分析努力來恢復健康。無論如何，我們都愛莫能助。 根據我們的臨床經驗，我們認為這些患者的精神貫注對象必須放棄，並且他們的力比多必須被轉移成自我力比多。通過這個特性，我們使他們與第一組的神經症（癔症、焦慮性癔症和強迫性神經症）相區分。這種揣測現在為這些患者受治療時的行為所證實。他們由於沒有移情作用，所以不能接受我們的努力，並且不能被我們治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