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導論 · 第28講 分析治療[419]

女士們，先生們： 你們知道我們今天要講什麼。在我們承認我們的影響主要依賴於移情作用——即暗示時，你們問我，為何我們不在精神分析治療中使用直接暗示（direct suggestion）？而且你們還提出了一個疑問：既然我們承認暗示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麼還能保證心理發現的客觀性嗎？我曾答應你們，我會給你們以詳細的答覆。 直接暗示是針對症狀顯現的暗示，它是你們的權威性和患病的動機之間的一種鬥爭。在這種鬥爭中，你們自己不關心這些動機，而只要求患者克服它們在症狀中的顯現。不論你們是否使患者處於催眠之下，其原則都沒有什麼不同。伯恩海姆以他敏銳的目光再次認為暗示乃是催眠現象的基本成分，催眠自身已成為暗示的結果，或一種暗示狀態[420]，並且他還喜歡在清醒狀態下運用暗示，這種暗示和催眠暗示可以獲得同樣的效果。 對於這個問題，你們想要先聽什麼——是經驗的東西呢，還是理論的思考？ 我們以前者開始吧！我是伯恩海姆的一個學生。1889年，我在南錫拜訪他，並且我把他的一本有關暗示的書譯成了德文[421]，我運用催眠治療多年，起初用「抑制性暗示」（prohibitorysuggestion），後來則與布洛伊爾的詢問患者的方法相結合使用。[422]因此，我可以根據廣泛的經驗來談論催眠或暗示治療的結果了。如果根據古人有關醫學的見解，一個理想的療法應迅速、可靠，並不為患者所厭惡，伯恩海姆的方法實現了至少兩個這種要求。它能夠迅速起效——或者說要比分析治療快得多，並且它既不會引起患者的困擾，也不會引起其不愉快。但在醫生看來，在長期的治療過程中它顯得很單調；因為無論對什麼人，他都運用同樣的方式，阻止各種各樣症狀的出現，而無法了解症狀的意義。它是機械的工作，而非科學的活動，並且它具有江湖術士的意味，然而為了患者的利益，這一點可以不計較。要說明的是，這種治療缺乏第三種品質：這種方法很不可靠。一些患者能使用這種方法，而另外一些則不能。對於一些患者來說，它很起效，而對於另外一些來說則不然，並且人們根本不知道這是為什麼。更為糟糕的是這種治療結果不能持久；過了一段時間後，你就會聽到患者又舊病復發，或得了新的病症。儘管可以再次給他催眠，但在其周圍會有一些有經驗的人告訴他，勸他不要再由於多次受到催眠而失去自己的獨立性，並像服用了麻醉藥一樣嗜此成癖。當然有時實施催眠法之後，也如人所願，經過幾次努力，獲得了成功，並可以使療效永久保持。[423]但決定這種有益結果的條件仍然不清楚。有一次，我通過短暫的催眠治療，完全治好了一位婦女患者，但她突然無緣無故地對我感到怨恨，並舊病復發。後來，我又再次醫好了她的病，可是她又對我再次表示憤恨。還有另外一次，還是一位婦女患者，我曾通過催眠多次地使她擺脫神經症狀態，但在我有一次為她治病時，她突然用雙臂緊緊地抱住我的脖子。[424]出現了這種情況後，人們不可避免地（無論你想或者不想）要探索暗示治療中人的權威性的本質和起源的問題了。 以上這些都是經驗。它們向我們表明去掉直接暗示，我們可以用其他方法來代替。現在我們對這個問題稍加說明，催眠治療的實踐對患者或醫生的要求都很少。它與大多數醫生所堅持的有關神經症的觀點相吻合。醫生對神經症患者說：「你沒有什麼毛病，這只是一個神經問題。可以用簡短的幾句話在兩三分鐘裡消除你的困擾。」但是不花費力氣，也不採用任何適當方法作為幫助，就能治好一個嚴重的病症，這與我們所持的有關能量規律的觀點不符。只要條件是可比的，經驗表明暗示方法不可能成功地治好神經症。但我認識到這種論點並不是無懈可擊的。偶然獲得成功這樣的事情也是存在的。 根據從精神分析中所獲得的知識，我們可以將催眠的暗示和精神分析的暗示之間的區別描述如下：催眠治療尋求掩蓋和粉飾心理生活中的東西；分析治療尋求揭露並去除這些東西。[425]前者像是在化裝，而後者像是在手術。前者使用暗示來阻止症狀，它只增強壓抑量並不改變導致症狀形成的過程；分析治療在引發症狀的衝突中，尋找病源之所在，並通過暗示來改變這些衝突的結果。催眠治療使患者處於不活動並無改變的狀態，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在遇到致病的新的誘因時，他就難以抵抗了。分析治療則要求醫生和患者的共同努力，以消除其內心的抵抗。這種抵抗的克服，使患者的心理生活有了持久的改變，有了更為高級的發展，並且具有了防止舊病復發的能力。[426]克服抵抗的工作是分析治療的基本功能；患者必須實現這一點，並且醫生通過一種有教育意義的暗示的幫助為患者提供這種可能性。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精神分析治療可以稱為一種後教育（after education）。[427] 我希望我現在已向你們講清楚了，我們分析治療中的暗示和催眠治療中的暗示在哪些方面存在著不同之處。從暗示可以追溯到移情作用的事實中，你們也可以認識到分析法以暗示來輔助治療，而催眠法則只靠暗示的作用。因此，催眠治療的結果就不那麼可靠，而分析治療的結果則較為持久。催眠的作用，依賴於患者的移情能力狀況，我們卻不能影響這種移情作用本身。受催眠的患者的移情作用也許是消極的，或通常的情況是模稜兩可的，或者他可以採取特殊的態度來防止自己的移情，對此我們一無所知。在精神分析中我們則著眼於移情作用自身，使它能自由發展，並成為治療的幫助。這樣，我們有可能從暗示的力量中獲取幫助，我們控制它，不論患者如何地喜歡，他都不能對自己進行暗示，我們引導他的暗示，使他有接受暗示影響的可能性。 但是，你們現在會對我講：無論分析背後的動機力量是移情還是暗示，我們對於患者的影響使我們的發現的客觀正確性產生了疑問。對我們的治療有利的東西成為了我們的研究的損害。這是最常提出的對精神分析的反對意見，並且必須承認儘管這些話沒有理由，但我們也不能置之不理。如果它果真有其道理，那麼精神分析將不過是暗示治療的特別方式，是其中最為有效的一種，這就不必再重視那些所有有關患者過去生活的經驗、心理動力以及潛意識等的結論了。這正是我們反對者所認為的；並且他們還認為我們不過是先由自己設想出與性經驗的重要性有關的東西，然後將這些經驗的意義——甚至經驗本身——灌輸給患者。這些指控通過經驗要比通過理論的幫助更易於反駁。不論是那一位親自運用過精神分析的人，都能夠使自己確信，在很多情況下，不可能以這種方式對患者進行暗示。當然醫生毫不困難地使他成為某個特定理論的支持者，並且這樣會使他對自己具有某些錯誤的認識。在這一點上，患者會像其他人一樣（像一位學生一樣）行事，但這隻影響到他的智力，而非他的疾病。畢竟，假如給予他的這種預先的觀念與他實際具有的相吻合，那麼他的衝突才會被成功地解決，並且他的抵抗才會被克服。而那些醫生推想的錯誤，在分析過程中將會逐漸地被消滅[428]，並被更為重要的和正確的東西取而代之。我們試圖用一種很慎重的技術，來避免由於暗示所帶來的過早的成功；但即使它們真的發生，也沒有什麼危害，因為我們並不滿足於第一個成功。在疾病的疑難沒有得到解決，記憶的缺失未能填補起來，並且壓抑的原因也未被挖掘出來時，我們並不認為我們的分析就算完結了。我們把太快獲得的成功看作是分析工作的障礙而非幫助。直到我們徹底解決了它們可依賴的移情作用，我們才算最後成功了。這個最終的特性就是使分析治療有別於純粹的暗示治療，使分析可得的療效不同於暗示所得的療效。 在各種其他的暗示治療中，移情作用得到了細心的維護而未得到揭示。在分析中，它本身就成為治療對象，並且不斷地就其所有的形式進行剖析研究。在分析治療的最終，移情作用本身必須被消除，如果這時成功是持久穩定的，那麼這種成功不一定來自於暗示，而是由於患者內心已發生了改變，患者內在的抵抗這時已通過暗示被克服了。 個人意義上的對暗示的接受無疑受到以下事實的支持，即在治療期間，我們不斷地與能夠將自己轉化為負面的敵意的移情作用的抵抗做鬥爭。我們還必須指出，分析的許多單個的發現，雖然可以被懷疑為暗示的產物，卻可以從另一個並且無可指責的源泉那裡得到證實。這種情形可見於痴呆症和妄想狂患者，他們當然不會有受到暗示影響的嫌疑。這些患者為我們所提供的有關侵入意識內心的幻想及象徵的轉化等，都與我們從對移情神經症患者的潛意識的研究中所得出的結果相一致，這樣證實了我們的解釋的客觀正確性，儘管對此時有疑慮。我想，如果你們在這些方面信賴分析，那麼你們就不會陷入歧途。 我現在要通過力比多理論的公式來說明治療的機制了。神經症患者既無能力享樂，也沒有效率——前者是因為他的力比多本來就不能指向於任何真實的對象，而後者則因為他被迫使他有可能獲得的能量用於維持壓抑他的力比多，而沒有力量來表現自己了。如果他的力比多和他的自我不再發生衝突，那麼他的自我就可以控制力比多了，他也就不再有病了。因此，治療的工作在於使力比多從其目前的避開自我的依戀物中解放出來，使其重新為自我服務。那麼神經症患者的力比多究竟在哪裡呢？很容易發現：它依附於症狀，這種症狀使他得到一時的替代的滿足。因此，我們必須使自己把握這種症狀並解除它們——這也正是患者要求我們去做的事情。為了解除這些症狀，我們必須回到它的起源之上，我們必須診斷它們所產生的衝突，並且在動機力量的幫助下（這些動機力量過去不受患者的支配），我們必須將它引向不同的結果。要對壓抑作用做這種考察，就必須利用引起壓抑作用的記憶線索，才可收到部分的效果。這種工作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部分是在患者與醫生的關係或移情作用中，即過去的衝突的新的表現；患者都喜歡做出與過去同樣方式的行為，而我們則可以通過使他集中自己所有可能的心理力量而使他得到一種新的解決。這樣移情作用就成為所有鬥爭的力量相互交鋒的戰場。 所有的力比多，以及所有的反對它的東西都只集中於與醫生的關係之上。在這個過程中，必須剝奪症狀的力比多。由人為建立的移情疾病來取代患者真正的疾病；而他的力比多的各種各樣的不真實的對象也被醫生這個想像的對象取而代之。但是，通過醫生的暗示的幫助，圍繞著這個對象的新的鬥爭被提升到了最高的精神水平：它以正常的心理衝突出現。由於一個新的壓抑作用被避免，自我與力多比之間的隔閡被取消，並且患者的心理便恢復了統一。在力比多被再次從其暫時的對象即醫生身上解脫時，它就不可能再回到其早期的對象之上了，而是交給自我掌握了。 我們治療工作期間在這個鬥爭中所遇到的抵抗，一方面由於自我對力比多傾向的厭惡，表現為壓抑的傾向；另一方面則由於力比多的堅持性，不願意離開它從前曾發泄過的對象。 這樣，我們的治療工作進入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所有的力比多都被迫由症狀轉向移情，並集中於這裡；第二個階段，鬥爭圍繞著這個新的對象展開，並且力比多被從中解放出來。這種對有利結果具有決定意義的改變是在這種新的衝突中去除壓抑作用，以使力比多無法通過逃入潛意識而再次擺脫自我。這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患者的自我由於分析者的暗示的幫助而有了改變。通過這種解釋工作，潛意識的東西被引入了意識；自我乃因潛意識的消逝而得到擴大；並通過教育而與力比多取得和解，這樣，自我也願意使力比多在某種限度內得到滿足；由於自我能夠使少量的力比多為升華之用，所以它對於力比多要求的懼怕也趨於減弱。治療中的事件與這種理想的描述越相符合，精神分析治療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它的限制在於：（1）缺乏力比多的靈活性，力比多不願離開其對象；（2）自戀的穩固性，它不允許對對象的移情超過某種限度。如果說我們的移情作用吸引了一部分的力比多到我們身上，並掌握了脫離自我支配的力比多的全部力量，那麼治療過程的動力學或許就更為明確了。 值得注意的是，因分析而引起的力比多的分配，並不能使我們直接得出有關從前患病時的力比多傾向的性質的結論。假如我們成功地治癒了一位把對待父親的情感轉移到醫生身上的患者，那麼，我們不能認為他患病的原因只是由於他對父親有一種潛意識的力比多的依戀。他的父親移情（father transference）只是我們控制其力比多的戰場；患者的力比多從其他的方向指向它。 一個戰場不必與一個敵人的關鍵的堡壘相一致。敵人防禦首都，也不必只在城門前作戰。而只在移情作用再次被解除之後，我們才能在思想中重新確立疾病背後的力比多的分配。 我們現在從力比多理論的觀點對夢的問題再講最後幾句。一個神經症患者的夢，像他的過失和他的自由聯想一樣，可以幫助我們發現他的症狀的意義，以及揭示他的力比多的分配方式。以願望滿足的形式它們向我們顯示什麼願望衝動服從於壓抑，以及擺脫自我的力比多又依戀於什麼對象。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夢的解釋在精神分析治療中起巨大的作用，並且在一些病例中，它在很長的時期里是我的工作的最為重要的工具。我們已經知道睡眠狀態自身導致有關壓抑的某种放松。既然壓抑的沉重壓力得到減弱，於是被壓抑的衝動在夢中要比在白天的症狀中有更為明白的表示。因此，夢的研究成為了解被壓抑的潛意識的最為便利的方法，這種脫離了自我的力比多形成了被壓抑的力比多的一個部分。 但神經症患者的夢在任何主要的方面都與正常人的夢沒有什麼不同；確實，它們簡直無法區分。要是說對於神經症患者的夢的解釋不能用來說明正常人的夢，那就太荒唐了。因此，我們必須說神經症患者與健康人之間的不同只在白天成立。就夢生活來說，這種不同就不能成立。我們不得不將有關神經症患者的夢和症狀之間所得到的那些結論適用於健康的人。我們不能否認健康的人在其精神生活中也有那些形成夢或症狀的因素；並且我們必須得出結論：他們也可以構成壓抑，而且要花費一定數量的能量來維持這種壓抑的力量，他們的潛意識系統也儲藏著富有能量的被壓抑的衝動，而且他們的力比多的一部分已脫離了自我的支配。這樣，一個健康的人實質上也可以算做是一位神經症患者；但是夢成為他能夠形成的唯一的症狀。實際上，如果你們對於健康人清醒時的生活加以仔細的觀察，就可以發現與這一情況相矛盾的東西，即這個似乎健康的生活也有許多瑣碎而實際上不重要的症狀。 這樣，神經質的健康人和神經症患者之間的區別可縮小為一個實踐的問題，並且可由結果來決定——如通過這個人究竟能否留下足夠的享樂和勝任能力。這個區別或許可追溯到仍然自由的能量和受到壓抑束縛的能量之間的相對大小，並且是一個量的而非質的差異。有必要告訴你們這個發現是對下面的信念的一個理論說明：即神經症雖然建立在體質傾向的基礎之上，但原則上有治療的可能。 健康人和神經症患者的夢的一致性使我們能夠推斷出健康的特點。但就夢本身而言，我們可以做出進一步的推論：（1）我們不應使它脫離與神經症的症狀的聯繫；（2）我們不應認為它們的基本性質可完全被壓縮為「將思想轉譯成為古代的表現形式」這樣一個公式；（3）我們必須假定它們為我們展現了力比多分配和實際存在著的對象精神發泄。[429] 我們不久就要結束演講了。你們可能會感到失望，認為對於這樣一個精神分析治療的主題，我卻只給你們講些理論，而不談治療時的情況和治療的結果。我不討論這兩者：前者是因為我從來就沒有給你們就如何進行精神分析做實際指導的意圖；後者是因為好幾個原因使我避開這個問題。我們在開始演講時，我曾強調在有利的條件下，我們所取得的成功決不會次於其他方面的醫學治療所取得的最好成績；我現在可以再做進一步的補充——即其他的治療方法是不可能取得這種成功的。如果我在此還要再誇大其成果，那就不免使人懷疑我是在自吹自擂，並想以此消除反對者的駁斥了。我們醫學界的「同事們」曾多次反對精神分析（甚至是在公眾的集會上也是如此），他們指出，如果將分析的失敗和有害結果的情況公布於世，就使受害的公眾明白這種治療方法是毫無價值的。但是，避開這種做法的惡意不說，就失敗材料的收集本身來說不可能形成對分析的治療效果的正確判斷。你們知道分析治療還處於其年輕時期；它花費了很長的時間來確定其技術，並且這只能在工作的過程中和在不斷增長的經驗的影響下才能實現。由於傳授這種技術的困難，初學精神分析的醫生要比其他專家更要設法發展自己的能力，他早年的分析治療結果決不能用於作為判斷分析治療效果的依據。 在早期的分析期間，人們錯誤地進行了許多治療的嘗試，因為即使分析者對那些不適合於採用分析療法的各種病症也要進行治療，而現在根據我們有關治療法的特徵，我將這些病症不包括在這種治療之中。但這些療法也只能通過實驗而獲得。在那些日子裡，我們不知道妄想狂和早發性痴呆症到了很嚴重的程度時，分析法就不能發揮其效能了，當然，我們有權利嘗試用這種方法來治療各種錯亂現象。但這些早期治療的大多數失敗不是由於醫生的錯誤，或對患者不適當的選擇，而是由於不利的外部條件。這裡，我們只講過患者不能避免和戰勝內在的抵抗。而來自於患者環境的外在抵抗雖具有很小的理論意義，但都具有最大的實際意義。精神分析治療可以與外科手術相比，須施用於最適當的情形之中才有可能獲得成功。你們知道外科手術採用很多前期的預備措施：合適的房間、好的燈光、助手、迴避患者的親屬等等。現在請你們考慮一下，如果外科手術都處於患者全家面前，家人都來圍觀，看到手術就大聲地哭叫，那麼這樣的手術能有幾次收到療效呢？在精神分析治療中，親屬的干預是一個很大的危險，而且是一個人們不知道如何對付的危險。我們的目的在於患者內心的抵抗，並知道它不可避免；然而，我們應怎樣防禦這些外在的抵抗呢？我們既不能通過任何解釋可以說服患者的親屬們，又不能勸說他們使其站在一邊不管； 並不能對他們以實相告，因為這樣做，只能會失去患者對我們的信任。這樣的話，患者將會要求我們這些他曾經信任的人要為他著想（這當然是正當的要求）。作為分析者，凡是知道患者家庭分裂內幕的，都會對患者的親屬不願患者恢復健康，而寧願他的病情不要好轉感到驚訝。如果神經症來自於家庭的衝突，那麼家中的那些健康人就會把自己的利益看得比患者健康的恢復更為重要。既然丈夫認為妻子在接受治療時會暴露自己的罪惡，那麼就難怪他對這種治療不感興趣，丈夫的這種外在的抵抗和患者妻子的內在抵抗相疊加，使我們治療的努力遭到失敗和中斷，我們對此自然不感到慚愧，因為我們實際上在從事一件那時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工作。 我不想報告大量的病例，在此，我只給你們講其中的一個。出於醫療職業道德的考慮，在這個病例中，我不得不逆來順受。多年來，我對一位少女進行分析治療，她由於焦慮的緣故，有時不敢上街或獨自待在家中。這位患者後來承認她曾偶然地看到母親和她家的一位好朋友發生性關係。 但她很不老練地（或很敏感地）將分析時的情況向她母親進行了暗示，她向母親表示這一點主要是通過以下方法：（1）改變自己對母親的行為；（2）堅持除了母親外沒有人能使她擺脫獨處的焦慮；（3）當母親要外出時，她焦急地鎖上門。她母親本人過去曾患過神經症，但幾年前已在本療養院治癒了。或者進一步講，她在那裡結識了一位男子，之後二人過從甚密，並使她得到充分的滿足。女兒的強烈的要求引起她的注意，並且她突然明白了女兒的焦慮的意義：女兒使自己患病是想將母親軟禁起來，並剝奪她和其情人的聯繫所需要的來往自由。母親迅速地下決心，並結束這一對自己有害的治療。她把女兒送入一個神經病療養院，並且多年來一直用來證明她是一個「精神分析的可憐的犧牲品」。我也因此為人所詆毀，要為這個不幸的治療結局承擔責任。我之所以不作聲，是因為我為職業道德所束縛。很久以後，我從我的一位同事（他曾訪問過這個療養院並看到過這個患恐懼症的少女）那裡得知，這位少女的母親和那位家庭的好朋友的深交已成為這個城市的公開的秘密，她的丈夫和父親對此事可能已默許，這樣，正是這個「秘密」使這個治療成為犧牲品。 大戰之前，各國的患者都紛紛前來求診，這使我不管別人是否支持我們自己的城市。我遵守一個規則：凡屬生活中的重要關係，如果患者未達到法定年齡，不能獨立，就不為其診治。然而並非所有的精神分析者都遵守這一點。或許你們會認為，因為有關患者親屬所發生的警告，我會為了使分析順利進行，而要使患者離開家庭，只有離家別友的人才可受到治療，然而，我不能贊同你們的這一認識。患者（至少不是精疲力竭的人）在治療時，如果仍要對日常生活所施加於他的要求進行反抗，那麼會更有利於治療。但是，患者的親屬不應該以自己的行為破壞這種有利的條件，不應該對醫生的努力抱有敵意。但是，你怎麼才會影響到這些你無法觸及的因素呢？當然，你會推測出，治療在多大程度上取決於患者的社會環境和他家庭的教養水平。 這已使我們的精神分析治療的效果遜色不少，難道不是嗎？儘管我們可以通過把它們歸於外界因素的干預來解釋我們的大多數失敗。精神分析的朋友們勸我們把通過分析能取得的成功加以統計來抵消我們的失敗。我卻不同意這樣做。我認為如果相比的單元相差太遠，並且我們進行治療的神經症病例實際上在很多方面不具有可比性，那麼這種統計毫無意義。再者，所能進行統計研究的時間太短，而難以判斷出療效的持久性。[430]就許多病例來說都不可能加以報道：它們與患者對於他們的疾病及其治療保守秘密有關，並且他們的恢復同樣需要保密。對精神分析進行反對的最強烈的理由在於人們在治療問題上表現得最無理性，以至於人們對用合理的方法完成治療不抱任何希望。治療的創新要麼受到熱烈的歡迎——如科克（Koch）首次發展有關結核菌的研究成果的情況[431]，要麼受到根本的懷疑——像傑納（Jenner）的種痘術，它實際上是一種恩賜，至今仍受到人們的反對。有一種反對精神分析的明顯的偏見存在。如果一個人治癒了一位嚴重的病例，就聽到有人說：「這不能證明什麼，這麼長的時間患者自己也會恢復。」一位婦女患者已經歷過四次抑鬱和躁狂的交疊出現，當她在經歷抑鬱之後的間歇期到我這裡來求治，過了三周後其躁狂症又發作時，她所有的家庭成員——以及一位名醫，他曾為她進行過諮詢——都認為這種新的病發乃是我試圖分析的結果。我們對偏見毫無辦法。你們今天仍可看到大戰時，無論哪個盟國都對其他國家懷有偏見。最聰明的辦法是等待，讓這種偏見隨時光而消失。終有一天這些人會用不同於以前的方式來思考；為什麼他們早些時期沒有這樣思考，這仍然是一個謎。 也許反對精神分析治療的偏見現在已經消退了。分析技術的不斷傳播，許多國家運用分析治療的醫生的日益增多都可證明這一點。在我還是一位年輕的醫生時，我發現催眠暗示治療正引起醫學界的鄙視，其激烈程度正與現在「溫和」（moderate）的人們對精神分析的駁斥十分相似。[432] 然而，催眠術作為治療的媒介確實沒有實現其原初的承諾。我們精神分析者可以說是它的合法繼承人，我們不要忘記它給予我們多麼大的鼓勵和理論啟發。歸於精神分析的有害結果，大多僅限於患者衝突加劇後的暫時現象，而這種衝突的加劇或者是因為分析的過於呆板，或者是因為分析中途突然終止。你們已聽過我們治療患者的有關情況，你們可以形成自己的判斷，看是否是由於我們的努力而導致了永久的傷害。分析的誤用可能有多個方面，特別是在那些荒唐的醫生手中，移情作用是很危險的。沒有任何醫療工具或方法能確保其不被誤用。如果刀子不能切割東西，那麼它也就不可能用做醫療工具。 女士們，先生們，到此我已講完了。我深深地認識到在我的演講中存在著許多缺陷，這絕不是傳統的客套話。我很慚愧我時常許諾要回到我講得很少的話題，然而之後卻找不到機會來實現。我要給你們敘述的東西現在尚未完成，正處於發展之中，而且我的簡要的總結本身也不完全。在一些方面我已收集到可以得出結論的材料，而卻又沒有由我自己做出這個結論。然而，我的目的不是想要你們都成為專家，而只是想努力地激勵和啟發你們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