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導論 · 第18講 創傷的固著——潛意識

女士們，先生們： 上一講中我曾表達了一種願望：我們的工作應以我們的發現，而不是以我們的疑慮為基礎繼續前進。下面我們來討論前面所舉兩例的分析為根據的兩個最為有趣的結論。 （一）兩個患者給我們留下這樣的印象，她們都「固著」（fixated）於她們過去的某個特殊地方，就好像她們都不能使自己從中解脫出來，並因此而與現在和將來都脫離了關係。她們好像欣然寄宿於其病中，正好比古時僧尼退隱於修道院中以度殘年一樣。這種命運帶給我們第一位患者的是那實際生活中早已結束了的婚姻。通過她的症狀，她繼續和其丈夫保持著關係。我們學會理解這種為他辯護、寬恕他、讚美他和為他惋惜的聲音。儘管她還年輕，並且能引發其他男人的要求，但她卻借這真實的和想像的（魔術般的）理由仍然保持對他的忠誠。她不見生人，她忽視自己的個人外貌；而且她時常獨自靜坐[243]，拒絕簽名，不送禮，不讓任何人從她那裡得到任何東西。 第二位患者的生活也表現出同樣的情況，這位少女從青春期前開始就對父親產生一種性依戀。 她得出結論，只要她有病，她就不能結婚，然而我們可能懷疑她病得這麼重是為了不結婚，為了仍然能和父親在一起。 我們不能排除這樣的問題：一個人為什麼，以何種方式，以及出於何種動機可以達到這樣一種對待生活的特異的態度，這種態度是很不適當的——假定這種態度是神經症的一種普遍的特性，而不為這兩個患者所特有。實際上這確實是各種神經症的普遍的和重要的特性。布洛伊爾的第一位癔症患者同樣固著於她照料病重的父親這一時期。儘管她已康復，然而從那時起，她總覺得脫離現實生活；她仍保有健康和效率，但她逃避女人生活的正常內容[244]。分析向我們顯示，我們的每一個患者的癔病症狀和結果都可以追溯到她們過去的某個特殊時期。確實在大多數這樣的例子中，這種過去的時期是生活的早期階段，如他們的童年期，甚至於他們的哺乳期。 和這種神經症行為最為類似的是近來歐戰時的一種名為「創傷性神經症」（traumaticneuroses）的流行病。當然，同樣的病例也出現在戰前，像在火車事故或其他危及生命的可怕事件之後。創傷性神經症實質上與我們常分析治療的自然發生的神經症不同，我們也不能成功地應用有關他種神經病的觀點來說明這種神經症，我想以後某個時期有機會再給你們解釋這種限制的原因。[245]但我們也可以認為兩者之間在某一點上存在著完全相同之處。創傷性神經症很清楚地表明創傷發生時的固著是病源之所在。這些患者在其夢中時常重複這種創傷情境[246]；而對於那些可以分析的癔症來說，似乎其發作就是完全召回這個創傷的情境[247]，好像這些患者沒有完成這個創傷的情境一樣，好像他們仍然面對著某種沒有處理好的任務一樣；我們必須重視這個觀點，它向我們表明，我們由此可以明白心理過程的所謂的「經濟」的觀點。[248]確實，「創傷」一詞只具有經濟意義。某種經驗如果在短時期內，給大腦提供強有力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應付或適應，從而使大腦能量的分配方式受到永久的干擾，我們把這種經驗稱為創傷經驗。 這個類比使我們試圖把神經症患者固著的那些經驗稱為「創傷的」。由此，我們得到了有關神經症形成的一個簡單的決定因素。那麼，神經症與創傷疾病相類似，都來自於患者無能力應付某種具有強烈情感色彩的經驗。這確實是我和布洛伊爾（1893和1895）在把我們新的觀察事實歸結為理論時而提出的第一公式。[249]我上次講演中的第一位患者（一位少婦與其丈夫分居）與這種觀點十分吻合。她不能擺脫她失敗的婚姻，而仍然依戀於這種創傷的情境。但我們的第二個病例（那位女孩固著於她的父親）已向我們顯示，這個公式是不足以用來理解這種現象的。一方面少女與其父親這樣的愛是一種十分普遍和常見的經驗，並且它常隨著年齡的增加而減弱，「創傷」一詞應用於它的話會使其失去所有的意義。另一方面，患者的歷史向我們表明，第一個例子中她的性愛的固著那時並沒有產生任何損害，只是幾年後它重新出現於強迫性神經症的症狀中。 由此可見，這種病的成因是複雜的，是受許多因素決定的；但我們也可以認為沒有必要把這種有關創傷的探索看作是錯誤的而加以拋棄，因為有可能在別的地方適合它。 那麼，這裡我們必須再次使已開始的課程停下來。因為這時課程已不能再繼續下去，並且我們不得不在發現其適當的出路之前再來學習一些其他方面的所有種類的東西。[250]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對於「對象固著」（subject of fixation）這一問題，遠遠地超越了神經症範圍。每一種神經症都包括這樣一種固著，但並非所有的固著都導致神經症，都與神經症相結合，或都發生於神經症之時。一個完好的對過去某物有一種情感固著的例子可由悲傷提供，這種悲傷實際上與現在和將來完全無關。但是即使是一般的人也能判斷出悲傷與神經症之間的明顯區別。 另一方面，有些神經症可被稱為病態的悲傷。[251] 也有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一個人因遭遇到創傷事件而完全動搖了其生活的基礎，他放棄了對現在和將來的所有興趣，並毅然永久地沉迷於對往事的回憶之中。但這樣的一位不幸者不一定因此成為神經症患者。因此，我們不應太重視這個特徵，並把它看作是神經症的一個屬性，儘管它是常見的和重要的。 （二）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通過分析所得出的第二個發現。在這種情況中，不必害怕我們的觀點是否夠格。我已給你們講過，我們的第一位患者是如何地進行一種無意義的強迫行動，是如何地告知一段有關往事的記憶。我也曾談到我是如何檢查這二者之間的聯繫的，並從有關的記憶中發現強迫行動的意圖的。儘管有一個因素值得我們充分地注意，但我完全忽略了它。患者雖然時常重複其強迫性行動，但她並不知道它來自於自己過去的經驗。這兩者之間的聯繫對她是隱藏的，她只能誠實地回答說不知道什麼東西使她做出這些動作。突然有一天，在治療的干預下，她成功地發現這種聯繫，並將它報告給我。但她仍然不知道她表現出這種強迫性行動的意圖——即改正其過去痛苦的事件，並想以此來抬高其親愛的丈夫的身價的意圖。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勞動，才能使她理解和承認這種動機可能是她的強迫行動的驅動力量。 我們將她不幸的新婚之夜以後的情景和患者所形成的情感動作聯合到一起稱為強迫性行動的「意義」。但在她表現出強迫行動時，她對這種意義的兩個方面都不知道——即不知道它之所由起（whence）和它之所欲止（whither）。因此，她一直在進行某些心理過程，而其強迫行動是它們的結果；她以一種正常的心態知道這種結果，但這種結果的心理前提卻沒有進入她的意識之中，她的行為舉止與伯恩海姆被催眠的實驗很相似。伯恩海姆曾做過催眠實驗，讓被催眠者於醒後5分鐘時在病房中打開一把傘，被催眠者醒後這樣做了，但他對這種行動卻沒有任何動機。[252]這就是我們在談到「潛意識心理過程」（unconcious mental processes）存在時所看到的那種事態。只要有人能對這種事態予以更正確的科學說明，那麼我們將樂於放棄我們有關潛意識心理過程的假設。 然而，在他們還沒有做出這種證明之前，我們先來堅持這種假設。如果有人反對說這裡的潛意識沒有一點真正的科學意義，只不過是權宜之計，是有名無實的，那麼我們只能表示遺憾，並把他所說的話斥為令人費解的。不真實的東西居然能產生出像強迫動作這樣顯而易見的現實效果！[253] 我們在第二個患者身上也遇到了實質上同樣的東西。她曾形成一個規矩：長枕一定不能與床背接觸，她不得不遵守這個規矩，儘管她不知道這個規矩來自何處，它意味著什麼，或其動力是什麼。不論她把這個規則看作是無關緊要的東西，或者她竭力反對它，拒不執行它，這一切都不會影響到她最終執行它。她必須遵守，要問為什麼，那也是徒然。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些強迫性神經症的症狀、觀念和衝動，出自無人知道的地方，不受正常頭腦的支配，給患者本人的印象是強有力的外星來客，或混在人間的鬼怪——這些症狀表明大腦中有一個特殊的區域與其他的區域相隔離。它們使我們相信大腦中潛意識的存在。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那些只承認意識心理學的臨床精神病學，沒有辦法對付這些症狀，而只能把它們稱為一種特殊的退化現象。當然，強迫觀念和強迫衝動本身不是潛意識的，只不過是逃入意識知覺的強迫行動表現。如果它們不進入意識，那麼它們將不會變成症狀。但是，我們通過分析所推知的它們的精神前提，和通過解釋所發現的聯繫則是潛意識的，至少在我們通過分析工作使患者意識到它們之前是這樣的。 現在我們進一步考慮以下各點：（1）我們在前面兩個例子中的所有事實都可被各種神經疾病的症狀所證實；（2）患者無論何時何地都不知道這些症狀的意義；（3）分析通常顯示這些症狀來自於潛意識過程，但在各種有利的條件下，這些過程又可變成意識。如果你們考慮到了這些，你們就會理解到在精神分析中，離開了心理的潛意識東西便不能進行，並且我們習慣於把潛意識當作實有的東西來對待。或許你們也要理解那些只知有潛意識一詞，而從來沒有分析、從未釋夢、或從未探索過神經症症狀的意義和目的的人，他們對於這一問題是沒有發言權的。在最後，我想重申的是：由分析解釋給予神經症狀以意義的可能性，是潛意識心理過程存在的一種可靠的證據——或者，如果你們願意的話，有必要做出這樣的假定。 但是，並非僅僅如此。感謝布洛伊爾的第二個發現，在我們看來，它比第一個更有意義，這是他一個人的功績，我們由此更明白了神經症和潛意識之間的聯繫了。不僅症狀的意義通常是潛意識的，而且症狀是潛意識這個事實與症狀存在的可能性之間有著一種不可分割的關係。你們不久就會理解這一點的。我與布洛伊爾都假定：每當我們遇到一個症狀時，我可以推知患者有某種確定的潛意識過程，這種潛意識過程包含症狀的意義。但這個意義一定要先為潛意識的，隨後才可發生症狀。症狀從不會在意識過程中構建；有關的潛意識過程一變成意識，這種症狀必定消失。 你們立即可以看出這就是治療方法，就是使症狀消失的途徑。實際上，布洛伊爾正是用這種方法使其癔症患者恢復健康的——即使其從症狀中解脫出來；他發現了一種將患者的包含症狀意義的潛意識引入意識的技術，那些症狀會隨之消失。 布洛伊爾的這個發現並非推理的結果，而是由患者的合作而得出的一種幸運的觀察。[254]你們也不要勉強用已知的事來理解它；你們應當認識到這是一種新的基礎事實，在它的幫助之下其他很多別的東西可以得到說明。因此，請允許我將此事引申如下。 症狀的形成是其他沒有發生的事情的一種替代。一些特殊的心理過程通常要發展到患者有意識地接受這些信息才罷。然而，如果不能這樣發展，或這些過程突然受到阻止而成為潛意識的，那麼症狀就會出現。這樣，實際上發生了某種替代；如果這一點能被扭轉過來，那麼神經症的治療就會完成其任務。 布洛伊爾的這個發現還是精神分析治療的基礎。隨後的研究結果可以證明，當潛意識過程成為意識時，症狀得以消失，儘管我們在實際運用時，會遇到許多奇妙的和難以預料的複雜問題。 我們的治療通過將潛意識的東西轉化為意識的東西來進行，並且只有這個轉變產生之後，我們的這種治療工作才算完成。 現在，我扼要地說幾句題外話，以使我們避免錯誤地認為這種治療工作太容易完成了。從我至今已談的來看，神經症似乎是一種無知的結果——即患者對應當知道的心理事件一無所知。這很像蘇格拉底的一句名言：罪惡是建立在無知之上的。有分析經驗的醫生很容易猜測到特定患者的什麼樣的心理衝動仍是潛意識的。所以，治療起來應當沒有多大困難，治療者只需要告訴患者這種知識，彌補其無知便夠了。至少一部分症狀的潛意識意義可以很容易地以這種方式來處理，儘管醫生事實上不可能會猜測到另一部分——即症狀和患者的經驗之間的關係，因為治療者自己不知道這些經驗，他必須等到患者記起這些經驗並將它們告訴他時才能知道。但即使如此，仍可在一些病例中找到替代。人們可以從患者的親屬那裡詢問這些經驗，並且他們通常知道是什麼事件引起患者的創傷的，並且他們有時可以報告出一些為患者本人所不知的經驗，因為這些經驗發生在患者的生活早期。這樣，通過對這兩種方法的合成，我們有望在短時間內消除患者無知的病源。 事情要是果真如此就好了！但是我們又遇到了起初沒有預料到的問題。這種知識與那種知識並非總是相同：有不同種類的知識存在，它們在心理學中是不對等的。正如莫里哀所說：「人各不同。」（Il y a fagots et fagots）醫生的知識與患者的不同，並且不能產生同樣的效果。如果醫生將自己的知識作為一條信息傳達給患者，那麼它是無效果的。不，這樣說是不確切的。它不具有使症狀去除的效果，但它有另外一種效果——使分析得以啟動，而其第一個表現時常是拒絕。在這之後，患者知道了他以前不知道的東西——他的症狀的意義；但他知道的還很有限。 這樣我們得知有多種無知存在。我們需要對心理學有某種更為深刻的理解，才能使我們明白這些不同由什麼組成。[255]但我們的論點：知道症狀的意義就可使其症狀消失，這仍然是正確的。我們想要說的還有：這種知識必須建立在患者內在的改變的基礎上，而這種內在的改變又只能通過具有某特殊目標的心理工作來引發。這裡，我們會遇到很多問題，這些問題不久就會被組合到一起成為症狀構成的動力學。 先生們，我現在必須問你們我所講的東西是否太模糊和太複雜。我經常地收回或修改我所講的，這是否使你們感到迷惑不解——即引發一系列的思考，隨後又取消它們？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我感到十分的遺憾。但我很不喜歡以犧牲真理為代價來換取對事物的簡單化。我不反對你們覺得我們的論題的多面性和複雜性，我理解有許多東西你們一時領會不了，那也沒有關係。畢竟，我知道每一位聽眾或讀者都能將所聽和所讀到的東西整理排列為適合自己理解的方式，縮短或擴充它，並且從中選取他想要保存的東西。從某一點來說，這句話肯定是正確的：人們處置得越多，那麼他所得的也越豐富。因此，我的話雖很繁雜，但我希望你們能清楚地掌握我所講的基礎部分——即有關症狀的意義，潛意識以及有關它們之間的關係。無疑你們也理解我們的進一步努力將沿著兩個方面展開：第一，發現人們如何得病，以及如何對生活採取一種神經症的態度——這是一個臨床問題；第二，學習病症怎麼由神經症的決定因素髮展而來——這仍然是一個心理動力學問題。再者，必定在某處有一個點使這兩個問題會聚到一起。 我今天不想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了。但是，既然我們還有一些時間，我想要你們注意我們的兩種分析的另外一個特點，那就是患者記憶缺失（memory-gap），他們的健忘症（amnesicis），這又是以後才能完全理解的東西。正像你們已聽過的一樣，精神分析治療的任務可以用這個公式來表示：它的任務是使病態的潛意識的東西都成為意識的。那麼，這個公式可以被替換為另一個： 它的任務是填充患者記憶中的缺失，去除其健忘症，對此，你們可能會感到吃驚。從總體來說這是同一回事。我們隱含著這樣的意思：神經症患者的健忘症與其症狀具有重要的聯繫。然而，如果你們考慮我們前面分析的第一個病例，你們就會發現這種健忘症的觀點沒有被證實是有道理的。 患者並沒有忘記其強迫性行動產生的情景，她清楚地記得它；在症狀產生中起重要作用的其他因素也沒有忘記。就第二個病例中舉行強迫儀式的少女來說，儘管不是很清楚，卻總體上十分類似。 她並沒有真正忘記她早年的行為——如她堅持將父母的臥房和自己的臥房之間的門開著，她將母親從其父母的床位上趕走；她很清楚地記得這個，儘管回憶時顯得遲疑和不情願。特別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是第一位患者雖無數次地表現出強迫行動，但她從未有一次覺得這和新婚之夜的體驗有什麼類似之處；在要求她直接地尋求其強迫行動的動機時，她記不起這樣的事情。同樣，對於第二例中的少女來說，她的儀式不僅每晚都要重新排演，而且其儀式產生的情境也都是這樣。 在這兩個例子中，不存在真正的健忘症和記憶缺失；但那可以引起記憶再現的線索卻已被打斷。 這種記憶的干擾便足以形成強迫神經症了；但這個病例與癔症有區別。一般來說，癔症以範圍更大的遺忘為其特徵。對各個單獨的癔症症狀的分析通常引起整個一系列的事件印象，患者在記起這些事件印象之前，可以說是真正地把它們遺忘了。一方面，這些線索回溯到生活的早期，以致癔症的健忘可以看作只是幼時健忘的延續，而對於我們正常的人來說，是不知道我們生活早期的這種健忘的。另一方面，我們吃驚地發現，即使是患者最近的經驗也有被淡忘的，並且那些致病的或使病加重的誘因，即使不被完全遺忘，也必定至少有一部分記不起來。通常的情況是一些重要的細節從這種新近回憶的總體印象中消失，或被錯誤的記憶所替代。同時某些新近的經驗實際上只在分析將要結束之前才出現——即被阻止的記憶一直持續到最後的時刻，並且在病情的連續性上留下一個可以看得到的空缺。 正如我所講過的這種對記憶能力的限制是癔症的特徵，其中狀態確實也以症狀（癔症侵襲）出現，也就是說，這不需要在記憶中留下任何可以回憶的痕跡。如果強迫性神經症的情況與此不同，那麼你們可以推斷出：這些遺忘的現象，乃是癔症的心理特徵的一部分，而非一般神經症的通性。這種區分的重要性可通過下面的思考而被減小。我們已把兩種東西包含於症狀的「意義」之中：即它的「來源」（its「whence」）和它的「趨勢」或「原因」（its「whither」or「whatfor」）——即症狀所由發生的印象和經驗，以及症狀服務的意圖。這樣，某種症狀的「來源」可以分解成種種印象，這些印象來自於外界，原先必定是意識的，並且後來通過遺忘而成為潛意識的。 然而症狀的原因或趨勢則通常是一種內心過程，起初它可能是意識的，但也可能永遠都不會成為意識，而可能從一開始就停留於潛意識中。這樣，健忘是否發生於症狀的來源或症狀所賴以維持的印象，和癔症中所發生的情況一樣，都是不太重要的；對於症狀的趨勢和意圖來說，它一開始就可能是潛意識的，所以它也依賴於潛意識——這在強迫性神經症和癔症中都是一樣的。 但是，我們對心理生活中潛意識的強調，不免引起人們對精神分析的最為惡毒的批判。請不要對此感到驚奇，我不認為對我們的抵抗是出於對潛意識的難以理解，或者難以理解潛意識存在的證據，我相信它的起源更為深刻。在幾個世紀中，人類素樸的自戀曾先後從科學手中受到了兩次重大的打擊。第一個打擊是：人們認識到我們的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只是無窮大的宇宙體系中的一個很小的部分。這使我們想起哥白尼的名字，儘管亞歷山大的學說也曾有過類似的假定。 第二個打擊是：生物研究剝奪了人有異於萬物的創生特權，人淪為動物界的物種之一，和動物一樣具有一種難以磨滅的獸性。這個價值重估由現代的達爾文、華萊士和其前輩完成，這同樣也曾受到現代人最為激烈的反對。但是，人類的自大還受到來自目前心理學研究的第三次也是最為致命的打擊，這一研究試圖證明「自我」並不是自己家宅的主人，而必須滿足於大腦中潛意識是如何進行的少許信息。我們這些精神分析者不是最先也不是唯一的提倡內省的人。我們只不過是堅定地主張這是我們的本職工作，並且堅決地用被人們看作是神秘的經驗證據作為對它的支持而已。 正因為如此，這引起了人們對科學理論的普遍的反對，一些人甚至不顧學術活動的各種思考和嚴謹的邏輯。除此之外，我們還以另外一種方式擾亂了世人的安寧。你們不久就會聽到有關這方面的內容。[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