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導論 · 第17講 症狀的意義

女士們，先生們： 在前一講中，我曾給你們講過臨床的精神病學是不關心個人症狀的內容或外在形式的，但是精神分析則以此為起點，認為症狀具有意義，並且與患者的經驗有關。神經症的意義是由布洛伊爾（J.Breuer，1880～1882）首先發現的，他曾研究並成功地治癒了一個癔症病例，此病從此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實際上，法國讓內（Pierre Janet）也獨立地取得了同樣的證據，並且，讓內發表其研究結果要早於布洛伊爾。10年之後（1893，1895）布洛伊爾和我合作時，他才發表了其觀察結果。究竟誰先發現，這並不重要，因為你們知道，每一種發現都要經過多次的驗證，而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而且除此之外，成功並不總是與勞績成正比的：如美洲並不以哥倫布來命名。在布洛伊爾和讓內之前，偉大的精神病學家勞伊萊特[231]就談論過瘋人的妄想，認為如果我們能理解並翻譯這些妄想的話，就會發現它具有其意義。我必須承認，很長一個時期以來，我都很重視讓內對神經症狀的解釋。因為他曾把它們當作是支配患者的「隱意識觀念」（idéesinconscientes）的表現。[232]但是從那以後，讓內對待這個問題的態度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似乎他想要承認潛意識對他來說只不過是一種單詞形式，一個權宜的名詞，並沒有真正的意義。[233]從此以後，我就不能理解讓內的學說了；但我認為他已無緣無故地丟掉了他卓越的信譽。 這種神經症症狀和失誤動作及夢一樣具有意義，並且也像它們一樣都與患者的內心生活有一定的聯繫。我想用幾個例子對這個問題加以說明。我只能假定（雖然還不能證明），無論何種神經症都是這樣。每個人根據自己的經驗都可以發現這種證據。但是由於某種原因，我將不選取癔症的例子，而選取另一種很特殊的神經症作為例子，這種病的起源和癔症十分相近。對於這種病我必須先加以簡單的介紹。 這種病稱為「強迫性神經症」（obsessional neurosis），它沒有大家所熟悉的癔症那麼流行。或者我可以這樣說，它沒有這麼吵鬧，它更像患者個人的私事，幾乎沒有身體上的表現，只有心理上的症狀。強迫性神經病和癔症都是神經症的表現形式。最初精神分析的建立也是基於這兩種疾病的研究之上的。而我們的療法在治療這兩種病中也取得了成功。但就強迫性神經症來說，心理的感受沒有成為軀體的表示，所以它和癔症相比更容易通過精神分析的研究而使人理解，並且我們已知道它要比癔症表現出更為顯著的神經症的本質特點。 強迫性神經症表現為：患者頭腦中充溢著他並不感興趣的思想，時常感到有奇怪的衝動，並且被迫去做一些毫無樂趣的動作，但這對他來說又不可缺少。這些思想（強迫觀念）自身可能是無意義的，或對患者來說只是乏味的東西；它們時常是愚蠢透頂的，並且總是引起緊張心理活動的起點，患者常為這種思想精疲力竭，他雖不情願但卻控制不住自己而陷入其中。他被迫違背自己的意願勞心苦思，就好像是遇到了生死存亡的重要問題一樣。患者自己認識到的衝動可能也會產生一種幼稚的和無意義的印象；但總的來說，它們都是些最可怕的內容，例如，犯重罪的誘惑，以致患者不得不承認對自己感到陌生，而且害怕地逃避它們，並且用種種預防的方法來阻止它們的執行。同時，這些衝動從來都沒有得到執行；結果卻總是預防和擺脫取得勝利。患者實際上執行的（他的所謂的強迫行動）是無害的和瑣碎的事情，大部分都是日常活動的重複和再次演習。 一些必要的活動（像睡覺、洗漱、穿衣或散步等）卻成為極為艱難和最為繁重的任務了。在不同種類和形式的強迫神經症中，那些病態的觀念衝動和行為並不以相同的比例合成；總的來說，這些因素中的一個或另一個占據重要地位，由此也決定了神經症的名稱。但所有這些形式中的共同成分仍是很明顯的。 當然，這是一種古怪的病。我想最為荒唐的精神病學想像也不會成功地捏造出像這樣的病來； 如果人們不是親眼看到這種現象，也肯定不敢信以為真。然而不要認為你們通過勸說患者努力擺脫，讓他不要注意這些荒謬的觀念，或用合理的動作取代那些無聊的動作，這就可以治癒他的病。 這正是他自己想要做的，因為他頭腦中完全清楚，也贊同你對於他的強迫性症狀的意見，而且他自己甚至也會自動提出這些見解。這裡的問題是他總是情不自禁。在強迫性神經症中所進行的行動受到一種能量的支持，這種能量在我們正常心理生活中是無可比擬的。患者唯一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是，他能夠進行替代和交換，他可以用一個愚蠢的觀念替代另一個比較緩和的觀念，他可以從一種阻止或預防進入到另一種，他可以從事另一儀式來代替原來的儀式。他只能替換這種強迫性觀念而不能消除它。將任何症狀替換成與其原來形式根本不同的東西的能力是其疾病的一個主要特徵。再者，這種病的一個顯著的事實是，患者心理生活中交織著的矛盾似乎分化得更為明顯。 除了強迫的積極和消極內容之外，智慧領域中也出現了疑慮，甚至逐漸發展到對通常最為肯定的東西也產生了懷疑。所有這一切最終使患者變得日益猶豫不決，喪失其精力，並且減少其自由。 同時，強迫性神經症開始時都具有旺盛的精力，時常是自我意志的，並且一般來說都具有超常的智力。他通常達到令人滿意的較高的道德發展水平；他表現出過分的謹慎，其行為一般是正確無誤的。你們可以想像得出，在人們對這種矛盾的性格特質和症狀認識之前，還需要大量的工作。我們現在的目標是理解一些這樣的症狀，並且能夠解釋它們。 聽了我們前面講述的內容之後，你們可能想先了解一下現代精神病學對於這種強迫症問題所採取的態度。精神病學除了給各種強迫行為提供不同的名稱之外，別無其他貢獻。另外，它堅持認為具有這種症狀的人是「退化的」（degenerates）。這不能使我們完全滿意，實際上，它是一種價值判斷——一種不適當的宣告而不是一種解釋。我們認為各種可能的怪態都可能來自於這種退化。我們確實認為那些具有這種症狀的人其本質與其他人存在著某種不同。但我們可以問： 他們真的比其他的神經症患者——如比癔症患者或其他精神錯亂者更為退化嗎？這種特點顯然太一般了。確實，當我們知道這種症狀也發生於一些具有蓋世奇才的知名人物身上時，我們便可能會懷疑這個特性是否妥當了。由於偉人們自己的謹慎和他們的傳記作者的失實，我們通常很難了解他們的本性，然而他們中確實有愛真理如狂者，像左拉（émile Zola），並且我們從他那裡了解到他終身有很多古怪的強迫性習慣。 精神病學只找到了把這種患者稱為「退化的偉人」（dégénérés supérieurs）的方法就告完結。但從精神分析中發現，我們有可能永久性地消除這些奇怪的強迫症狀，正像我們消除那些沒有退化的患者的其他症狀一樣，我就多次取得這樣的成功。 我在這裡只舉兩個有關強迫症狀分析的例子：一個是舊例，我不能找到一個更好的例子來替代它； 另一個例子是新近遇到的。我只選這麼少的例子，是因為在這種報告中，需要既明白又詳盡。 一位女士，近30歲，她患有很嚴重的強迫症，我本可以治癒她，如果我的工作沒有因命運的突變而受到影響的話（我或許以後可以更詳細地告訴你們）。她每天總有多次重複下面的奇怪的強迫性動作：她從一個房間跑到鄰近的一個，站在房間中央的餐桌旁邊的位置，按鈴叫她的女僕來，或給她安排一些瑣事，或無事又把她揮走，然後又跑回自己的房間。這當然不是一個很嚴重的強迫性症狀，但卻容易引起人們的好奇心。這種解釋由患者以很直接很明確的方式就得到了，沒有經分析者的任何可能的幫助。我根本不可能會猜出這個強迫性動作的意義，也不能對如何解釋提供任何建議。然而，我曾問患者：「你為何這樣做？它有什麼意義？」她回答說：「我不知道。」一天，在我成功地勸說她在某種行為上不必心存疑慮後，她突然知道了答案，並且告訴我與這種強迫行動有關的一些情況。10多年前，她與一位比她大許多的男人結婚，而在新婚之夜，他陽痿不舉。那一晚上，他曾多次跑到她的房間，嘗試了一次又一次，但每次都未成功。第二天早晨，他生氣地說：「女僕鋪床時，我在她面前真是感到羞愧。」於是，他隨手拿起一瓶紅墨水倒在床單上面，但沒有倒到合適的位置。我起初不能理解這種回憶與問題中的強迫行動有何關係；我可以找到的唯一的相似之處在於她從一個房間跑入另一個，或許還有女僕人進來這一幕。我的患者然後帶我來到第二個房間的餐桌邊，並且給我看桌布上的一個大斑點。她進一步解釋說她站在桌邊，讓女僕一進來就能看見桌布上的這一斑點。儘管還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問題有待研究，但無可懷疑這種強迫動作和結婚之夜的情景具有一定的聯繫。 很清楚，首先，患者將自己與其丈夫認同；她在其中扮演了丈夫的角色，從一個房間跑入另一個。其次，為了進行類比，我們同意床和床單由餐桌和桌布替代。這看來有點牽強，但我們可以用夢的象徵作用來說明。在夢中我們也時常發現必須被解釋為床的桌子。桌子和床一起代表結婚，所以床和桌子可以很容易地相互替代。 這似乎也證明了強迫行動具有意義；它表現為一種有意義的場景的再現和重複。但我們不必就此停下來。如果我們更為仔細地看一下二者之間的關係，我們就可能獲得有關某種東西的信息，這種東西進一步揭示有關強迫行動的意圖。這個動作顯然以叫女僕過來為中心點。在患者向女僕示以紅斑點，與患者的丈夫說他會在僕人面前感到羞愧的這句話相對應。這樣，患者所扮演的丈夫的角色不會在僕人面前丟臉；因為那個斑點處於適當的位置。因此，我們明白了她不只是簡單地重複這個場景，而且她是在繼續，並且同時糾正它；她正在把它改正過來。但是，她也是在修正另外一種東西，這就是那天夜裡如此受到強迫，並使紅墨水成為必需的東西——也就是他的陽痿。所以強迫行動是說：「不，這不是真的。他不必在女僕面前感到羞愧，他並不陽痿。」像是在夢中的情況一樣，這代表這種願望通過目前的行動得以實現，其目的是使她的丈夫從過去的不幸中修復過來。 我所告訴你們的有關這個婦女的所有情況與此相吻合。或者更準確地說，有關這位婦女所有的其他事實，都足以使我們對於她的令人費解的強迫行動做出上面這種解釋。這位婦女實際上已和其丈夫分居多年，並且正想依法離婚。但她內心總也脫離不開他，她被逼仍然對他忠實，她逃避外部世界以便不受到誘惑。她在自己的想像中，寬恕了他，並使其本性理想化。確實，她的病的深層秘密在於使其丈夫不受到惡意的誹謗，使她與他的分居合理化，並且使他能夠過上一個很舒心的單身生活。這樣，對這種無害的強迫行動的分析直接把我們引向這種病的最為核心的部分，但同時又向我們顯示了一般強迫性神經症的秘密。我很高興讓你們對這一病例進行更多的研究，因為它綜合了我們在每個神經症病例中無法發現的條件。在此，這種症狀的解釋是由患者自己一剎那間發現的，沒有經分析者任何督促或干預；並且它不是來自於小時候已被遺忘的事件，而是來自於患者成年時的生活，這種生活她仍然記憶猶新。批評家強加於我們對這種症狀的解釋的所有反對意見，在這個特殊的例子中都站不住腳了。我們這樣好的運氣是不常有的。[234] 還有一件事。你們難道不對這一無害的強迫性行動竟直接地引導我們接近患者生活的最隱秘部分感到驚奇嗎？婦女不能告訴他人的最為隱秘的東西莫過於新婚之夜的故事。我們現在竟詳細地了解了這位患者性生活的秘密，這難道是一個偶然的事件，沒有更深一層的意義嗎？無疑這可能是我特意選擇此例的結果。讓我們不要急於下結論，還是先來看一下第二個例子，這個例子與前一個十分不同，它是一個很普通的例子，是一種睡覺的儀式。 一位19歲的女孩，既聰明又漂亮，是父母的獨生女，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智力上也優於他人。小的時候，她性情活潑、開朗，但是近幾年來，不知什麼原因她變成了一位神經症患者。她易於動怒，特別是對她母親發火；她還時常抑鬱，並表現出多疑和猶豫。到後來，她承認說她甚至不能獨自走過廣場或沿著較為寬大的街道行走。我們對於她複雜的病情不想多談，這種病至少需要兩種診斷——即廣場恐怖症（agoraphobia）和強迫性神經症。現在請注意這個事實：她形成了一種睡覺儀式，這引起她父母的極大憂慮。從某種意義上說，可以說每一位正常人都具有其睡覺儀式，或他已形成某種必要的條件，這種條件不滿足就會影響入睡；他形成一定的方式，來由清醒狀態而轉入睡眠狀態，並且每晚都要重複這同樣的方式。但是，健康人睡眠所需要的條件可以理性地理解，並且如果外在的環境需要改變時，他能很容易地適應，並且不會花太多的時間。然而，病態的儀式則一成不變，甚至要花費很大的犧牲才能堅持下去。在表面上，它具有其合理的基礎，和常態的不同之處只表現在它實行起來太過於小心。然而，通過更為仔細的檢查，我們可以明白這種藉口是不充分的，這種儀式的所有慣例也不能用這些理由進行掩飾，有些慣例還直接和理由相牴觸。我們目前的患者為了能順利入眠，說她需要夜間環境安靜，一定要排除一切噪音。最終，她做了兩件事：她把她房間裡的大鬧鐘停了下來，房間中所有的其他時鐘或手錶移開，就連她的小手錶也不許放到她床邊的桌子裡。花盆和花瓶被收集到寫字檯上，以便它們在夜間不至於跌落、摔碎，並且打擾她的睡眠。她認識到這些尋求安靜的措施是沒有理由的：因為即使小手錶被放到床邊的桌子上也不至於聽到其滴答之聲，並且我們都有這方面的經驗，時鐘有規律的滴答聲是不會打擾睡眠的，而反過來還會起到催眠的作用。她也承認即使花盆、花瓶被放到原來的位置，它們也不可能會跌落並打碎，她的這種恐懼是沒有道理的。就這個例子中其他的由儀式產生的動作來說，卻又失去了求靜需要的基礎。確實，要她的房間與父母的臥室之間的門必須半開著的要求（為了實現這個願望，她把各種各樣的障礙物置於開著的門口），似乎相反又起到了產生干擾噪音的作用。但是最為重要的行動都與床本身有關。床頭的長枕必須不和木床架接觸。小枕頭必須放到這個大枕頭之上成一特殊的菱形；然後她的頭正好可放在這個菱形之上。 在蓋上鴨絨被（或者如我們在奧地利所說「Duchent」[235]）時她必先抖動一下鴨毛，以便使絨被的下部變得很厚；然而，隨後她又必須把這些累積起來的羽毛重新壓平。 請你們原諒，我將有關這個儀式的其他一些瑣碎的細節略而不談，因為它們不會給我們提供任何信息，並且會使我們離題太遠。但你們不要忽視這樣的事實：所有這一切都並非很順利地得到執行的。她每做一事，總是擔心可能沒有做好。一會兒懷疑這個，一會兒又懷疑另外一個，結果一兩個小時被浪費掉了，而在此期間這位女孩自己卻不能睡眠，並且也不讓為其犯愁的父母休息。 對這些病情的分析不像對前面那個患者的強迫行動的分析那麼簡單，我被迫給這位女孩以暗示和一些建議性解釋，這些時常受到這位女孩的拒絕，她或者肯定說「不」，或訕笑表示懷疑。 但在起初拒絕之後，她接著對給她提出的一些可能性進行思索，努力地去聯想，回憶所有可能的關係、結果，一直到後來她自願接受了所有的解釋。在這之後，她開始使其強迫行為表現得到放鬆，甚至在治療結束之前，她已放棄了整個的儀式。你們也必須理解我們現在所做的分析工作不包括任何單個症狀的系統治療，直至它整個地被清除。相反，我們被迫繼續放下那些特殊的課題，而在另一個有關的情形中又將它提起。我們現在給你們所做的有關這位女孩的症狀的解釋是許多相應分析的綜合，這些結果要經過幾周甚至幾個月的時間才能獲得，並時常被其他工作所打斷。 我們的患者逐漸地認識到鐘錶在晚間被移到室外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徵。鬧鐘和手錶（儘管在別的地方，我們可以找到對它們的其他的象徵解釋[236]）之所以有女性生殖器的意義，是因為它們也有同期的動作和有規律的間隔。婦女可以用像鐘錶一樣有規律來自誇其經期的到來。然而，我們的患者的焦慮特別地指向鐘錶的滴答聲會打擾其睡眠。鐘錶的滴答聲可與性興奮期間陰蒂的悸動、顫動相對應。[237]她確實被這種感覺多次從睡眠中喚醒，這現在已成為對她的一種強迫； 她由於對這種性興奮有一種害怕的印象，所以她夜間把附近的鐘表都移開。花盆和花瓶像所有的容器一樣，也是女性的象徵。這樣小心不使它們夜間摔破、打碎並非是沒有意義的。我們知道訂婚時打破一個花瓶或盤子的習俗很流行。每個在場的男子都拿去一塊小碎片，我們可以把這看作是表示不再認新婦為己有，這個習俗可以追溯到一夫一妻制的開始。[238]與這種儀式相聯繫這位女孩也產生一種回憶和一些聯想。從前，她小的時候，曾因跌倒，打碎了所拿的玻璃式瓷花瓶，並劃破了手指，還流了很多血。在她長大後漸漸地知道有關性交的情況，很害怕在新婚之夜她可能會不流血，並表示自己已不是處女。可見，她怕花瓶摔碎是表示她要擺脫有關貞操和初次性交流血的情緒，這也就是說要擺脫既怕流血，又怕不流血的情結。 她歸之於避免噪音的這些預防與其顧慮之間幾乎是無關的。 有一天，她找到了她的儀式的中心意義，她突然間理解了長枕不能接觸床背這個規則的意義。 她說長枕時常代表一個女人，而直立的木頭後背代表一位男子。這樣她想要（用一種魔法）使男人和女人分離開來，也就是說，使其父母親彼此分隔開來，不讓他們發生性交。在前幾年，她還沒有形成這種儀式前，她曾試圖用更為直接的方法來獲得這同樣的目標。她曾假裝害怕（或利用已存在的懼怕傾向），使其住室與父母的臥室之間的門不被關上。這個規則一直保持到她現在的儀式之中。她的這種方式使自己有機會聽到父母的舉動；這件事曾使她失眠數月。她有時還不滿足於以這種方式打擾父母，她不時地還睡在父母之間。這樣長枕和木床背真的不能連到一起了。 最後，在她已長大時，她睡到父母之間已感到身體上的不舒服，她於是通過一種假裝的焦慮，試圖使母親和她晚上交換位置，讓母親讓出位置，以便病人可以睡在父親旁邊。這種情況無疑成為其幻想的起點，其後果可在這種儀式中看到。 如果長枕代表女人，那麼抖動鴨絨被使羽毛積聚到下部，並使之隆起，這也確有其意義。它的意思是使女人懷孕；但她也曾希望能免於懷孕，因為她多年來一直害怕父母性交會再生一個孩子，給她帶來一個對手。另外，如果長枕代表女人，代表母親，那麼小枕則只能代表女兒。為什麼這個小枕斜放在長枕之上成一菱形，而她的頭正好放在其中呢？很容易就會想到菱形常用於畫內或牆上來代表女性的生殖器。果真如此，那麼她自己扮演男人，由其頭來代表男性性器官（參考殺頭為閹割的象徵[239]）。 你們可能會說，這樣可怕的思想會出現於一位未婚的女孩頭腦中嗎？我也承認這一點。但你們不要忘記，我並未創造出這些觀念，而只是在對它們進行解釋。像這樣的一種睡眠儀式[240] 也是一種很怪異的東西，你們會清楚地看到這種儀式如何和這種由解釋而揭示出來的幻想相對應。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你們要記住，在這種儀式中所看到的東西不是單個幻想的產物，而是許多幻想的混合物，儘管這些幻想總會匯合於某處。再者，儀式所遵循的規則一方面積極地、另一方面消極地再現了患者的性願望——這些儀式的規則一部分是性慾的表示，另一部分則是對性慾的反抗。 如果這種儀式可以和患者的其他症狀適當地聯繫起來，那麼我們就可以得出更多的對這種儀式的分析結果。但是，我們的道路並非在於這個方向。你們必須認識到患者小時候曾處於對父親的一種「性依戀」（erotic attachment）的控制之下。或許這就是她如此不友好地對待其母親的原因。我們也不能忽視這樣的事實：這種症狀的分析再次將我們帶回到患者的性生活。 我們對於神經症症狀的意義和意圖了解越多，我們或許對此越不感到驚奇。 根據上述的兩個例子，我已向你們表明神經症症狀像失誤動作與夢一樣具有某種意義，並且這種意義與患者的經驗有著密切的聯繫。我能讓你們通過這兩個例子的證據相信這個極為重要的觀點嗎？不對。但你們希望我再舉些例子，一直到你們完全相信為止嗎？同樣不對。因為對每個患者都需要經過較長時間的治療，所以我要充分地討論有關神經症理論的這一部分內容，那就需要一周講5個小時的課程，所以，我必須滿足於我的論點只給你們提供這一點的論據；對於其他的論據，我建議你們參閱一些有關這個問題的文獻。如布洛伊爾對於他的第一個病例的症狀（癔症）的經典解釋[241]，由榮格（1907）所進行的對於一種稱為早發性痴呆（dementia praecox）的最為模糊的症狀的出色解釋（那時榮格只是一位精神分析者，還沒有期望成為一位理論家），以及其他一些後來我們各種雜誌上所發表的論文。這些方面的研究是不缺乏的。對神經症症狀的分析解釋和翻譯引起精神分析者的極大興趣，以致在某一時期他們忽視了神經症的其他問題。 無論你們中的哪一位對於這種問題進行過研究，他肯定會對豐富的證據材料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也會遇到困難。像我們所發現的一樣，症狀的意義在於與患者經驗的某種聯繫。症狀的形成愈因人而異，我們就愈可以清楚地了解這種關係之所在。所以，我們的任務就是要為每個無意義的觀念和每一個無目的的動作尋找出這個觀念之所以產生和這個動作之所以需要的過去的情境。 我們那位患者跑到桌旁按鈴叫女僕的強迫行為就是這種症狀的一個完美的模式。但還時常有完全不同特點的症狀。它們必須被描繪為某種疾病的「典型」症狀；它們在所有的病例中幾乎都是相同的，它們中的個別差異消失，以致難以找出其與患者生活或舊時特殊情境的關係。讓我們再來看一下強迫性神經症。我們的第二位患者的睡眠儀式可引以為例，儘管她也同時表示出許多個別特點可用來做一種我所稱的「歷史」解釋。但所有這些強迫症患者都有一種傾向去重複，去使她們的表現呈現周期性，並使它們獨立於其他動作。他們中的大多數不停地洗這洗那。具有廣場恐怖症的患者，這種症狀我們現在已不再把它看作是強迫性神經症，而是把它稱為「焦慮性癔症」（anxiety hysteria），他們時常不耐煩而單調地重複同樣的病態特點：他們都害怕四周圍起來的空間，或開闊的廣場、長的路和街道。如果他們由一個熟人或一輛車等伴隨時就會感到受到了保護。然而，在這同樣的背景下，不同的患者仍表現出個體需要（怪念頭），這在一些病例與另一些之中表現得截然不同。一位患者只逃避狹窄的街道，而另一位則害怕寬的街道；一個人只有在街上沒有人時才敢走出去，而另一個則只有在有很多人時才可出去。 癔症也是如此，除了許多因人而異的特點之外，還有許多為這種病症所共有的症狀，這似乎難以用個人的歷史作為解釋的根據。而我們不應忘記，正是有了這些典型的症狀，才可用來進行診斷。假如在一個癔症病例中，我們已知道它的某種特殊症狀源於某一經驗或一系列同樣的經驗（如：一種癔症的嘔吐起因於一系列令人噁心的印象），那麼在我們發現另一種嘔吐症狀卻來自於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經驗時，我們不免會感到迷惑不解了。癔症患者似乎總因為某種不可知的原因而嘔吐，而且那些通過分析而找到的歷史原因，似乎只是患者由於內心需要而隨便捏造出的一些託辭，想用這來掩飾其目的。 因此，現在我們只好面對這種令人沮喪的發現，儘管我們可以根據患者的經驗對神經症狀所有因人而異的方式求得完滿的解釋，但是我們的技術還不能說明這些病例中很常見的典型的症狀。 再者，我還不能也不願讓你們了解在追尋症狀的歷史解釋過程中所遇到的種種困難。因為儘管我不願意對你們有所隱藏，但我卻不能在我們的共同研究開始時就把你們置於驚異和迷惑之中。我們確實才剛剛開始努力去理解這些症狀的意義，但我們卻想堅持已獲得的東西，並且逐步地尋求掌握我們還不明白的東西。因此，我試圖用以下想法來鼓勵你們：一種症狀和另一種症狀之間的任何基本區分都是難以假定的。如果個體的症狀都這樣依賴於患者的經驗，那麼與某一經驗有關的典型的症狀當然也可以解釋為人類所共有的經驗。神經症中時常發生的其他特徵可能是普遍的反應，患者因病理變化而被迫將這些反應加重，例如，像強迫性神經症中的重複或動作和疑慮等。 總之，我們沒有理由灰心喪氣，我們要看一下還有什麼東西需要發現。 我們在夢的理論中面對著一種十分相似的困難。我在前面對夢進行討論時沒有談到這個問題。 顯夢內容是十分不同的，並且因人而異的，通過分析，我們已詳細地表明了，從這種內容中所得出的是什麼。但除此之外，也有些夢可稱作是「典型的」，它為每個人所共有，夢的內容相同，這為解釋帶來了同樣的困難。這些夢有：跌落、飛行、漂流、游泳、受到阻止、裸體以及其他種類的焦慮夢——這些夢隨不同的夢者其解釋也各異，至於為什麼它為每個人所共有，這一點還沒有得到任何說明。但在這些夢中，我們也觀察到這個共同的基礎滲透著各人所擁有的不同的特點，運用我們廣泛的知識，或許不需要強制就有可能將這些夢的研究也包括到對夢的生活的理解中，我們已從其他的夢中獲得了這種有關夢的生活的知識。[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