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學的人際關係理論 · 第十五章　少年時代

現在，我想概略地描述一下特別重要的少年時代(juvenile era)。實際上，對我們大家來說，我要談論的許多內容都很容易理解——這些內容涉及一個人從上學開始到真正找到一位知心朋友這段時間內促進人格成長和發展方向的諸多因素——如果少年時代確有結束之時的話，那麼，找到一位知心朋友，便標誌著少年時代的結束。在接下來的前青年期(preadolescence)，個體會發現，在知心朋友的陪伴下，他越來越能夠談論他曾經了解到的事情，而這在少年時代是不可能做到的。前青年期這個相對短暫的時期，一旦經歷，便會在使一個人擺脫遭遇過的不幸事件的影響方面，具有相當驚人的價值。 不過，我們不能隨意誇大少年時代的重要性，因為這是社會化開始的實際時間。在少年時代陷入困境的人，顯然難以與他們的夥伴友好相處。在少年時代，許多重要的事情會發生。這是人生中作為一種社會化影響之家庭的局限性和獨特性開始得到補救和糾正的第一個發展階段。在少年時代必須矯正眾多的文化癖性(cultural idiosyncrasies)、有價值的怪癖等，這些文化癖性和有價值的怪癖等是在童年期社會化過程中偶然習得的；如果在少年時代沒有對其進行矯正，那麼，它們便會存留下來，在繼後的階段阻礙發展的進程，或使發展的過程帶上某種色彩。 一般說來，當一個人度過某個發展時期中多少具有決定性的若干階段(thresholds)時，以前經歷過的每件事情都無疑會產生影響；即使在自我系統的組織中，這種說法也是正確的，正如我認為我不能對此做過多的強調那樣，自我系統明顯傾向於維持它的方向。各個發展時期的不同階段所出現的改變，如同這裡所勾畫的那樣，是十分深遠的；它們所觸及的許多東西是業已習得為人格的東西，通常情況下，這些東西會使人格變得嚴重不合適，或者與個人領域突如其來的新擴展完全不相關。由此可見，一個發展時代的開端可能會對人格那些不適當的方面產生相當大的影響，而人格的不適當方面，一般說來產生自個體曾經經歷過的事情。個體在邁入少年時代後，在獲得社會技能(social skill)方面往往處於不利境地。例如，父母一方面教導孩子去期盼每一樣東西，另一方面又教導孩子說，他最小的願望對父母來說也很重要，而且，孩子在表述他所追求的目標時所遇到的任何晦澀難懂的東西，都會使他在夜間驚醒，以試圖期待和滿足他所謂的需要。現在，讓我們來描述一下當孩子去上學時所發生的事情。或者，有這樣一個「小皇帝」：父母完全聽任孩子的擺布，而孩子則完全不顧父母的感受。而另一方面，有的孩子則被教育成不敢表達自己的想法，凡事唯唯諾諾。當然，這些例子僅僅是孩子在與權威打交道時所表現出來的許多非常不良之模式中的一些(這許多非常不良的模式是家長所允許或強加在孩子身上的)。所有這些孩子，如果他們在少年時代沒有經歷非常劇烈的變化，一旦他們長大成人，在任何特定團體中都會是讓人無法容忍的成員。 在實施義務教育的文化中，正是學校這個社會在少年時代糾正或矯正了人格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大量不幸傾向(這些傾向是孩子的父母和家庭團體中其他一些成員強加在孩子身上的)。因此，促進少年時代成長的有大量因素，一是社會服從(social subordination)的經驗，二是社會適應(social accommodation)的經驗。 在考慮社會服從時，我們應該指出一點，即在少年時代，權威的類型以及對權威之服從的類型出現了很大的變化。社會秩序通過對正規教育的要求，提供了一系列新的權威人物，這些權威人物在其非人格(impersonality)方面往往是幸運的。於是，孩子便開始與下列各色各樣具有權威性的人物接觸，這些權威人物包括教師、文體活動指導老師、交通警察等。在這些新的權威人物中，有些人在實施其權威時明顯存在高度刻板的局限性；在任何情況下，他們幾乎都明顯地不同於家庭的權威，這不僅表現在實施權威方面，而且還表現在他們對少年的關心和興趣方面。在孩子與老師以及其他各種成人權威的關係中，這些權威人物通常希望少年——他們的父母開始也是這樣期待他的——按要求行事，並由此給予獎勵或懲罰，也就是說，服從就可以獲得獎勵，不服從甚至反抗就施以懲罰。但是，對這些新的權威人物來說，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具有正式強加在其身上的限制。同時，還存在這樣一種可能性，即少年有可能會看到他的同伴之行為的成功或失敗在與新權威人物之間的相互關係。除了成人權威以外，幾乎每所學校里都有一些惡少——恃強凌弱的學生。生活能力方面有一部分令人難以置信的收穫，正是來自少年能夠在這些同伴不定期地、破壞性地實施權威之下擺脫困境。 有時候，家中某個人會具有十分大的社會重要性，以至於這些新的權威人物受到了威脅，從而給孩子特殊的照顧。例如，當精神病醫生髮現他的某個患者原來是一位舉足輕重的政治家的兒子時，他可能就會發現這位政治家父親的權威已經左右了他做出正確診斷的自由，而事實上，這位患者身上一直存在的異常情況，正是他孩提時代在家裡獲得的。但是，即便有出生和身份等異常的情況，一旦孩子離開家以後，他仍有可能矯正順應權威方面的古怪行為。 然而，在幾乎所有的情形下，對少年時代來說，更為值得強調的促進因素是社會適應性，也就是，在把握生活中許多細微差別方面有了驚人的發展。這些差別中有些被視作是恰當的，即使它們近期才出現；有些則被視作是不恰當的，但是，要是有人試圖去糾正它們的話，將會是一種不明智的舉動。這種情況產生自少年與同齡人(這些同齡人具有各種極不相同的個性)的交往，對少年來說，在某種程度上適應交往或接觸的對象是必要的。在這些少年中，有些人常常遭到其他少年的粗暴對待。在這個階段——如果僅僅是因為以下原因就好了，即該少年剛剛脫離家庭情境走向社會，他以往的經驗基本上來自兄弟姐妹以及想像的遊戲夥伴——他對他人身上所具有的個人價值感就真的會表現出相當驚人的麻木性。因此，在學齡期，人際關係往往具有某種程度的天然性(在繼後的生活中極少會出現類似的情況)，這是一種規律。但是，儘管這樣，少年仍有機會去理解權威人物是怎樣看待其他人的，還有人們是如何看待彼此的，這已成為教育過程中一個特別重要的組成部分，即使人們通常都不會特別地注意這個部分。大量傾向於糾正以往社交所形成之特性的教育經驗，至今從未有研究者對其進行過討論。一個人在度過少年時代10年、15年或者20年以後，比如當他正在接受一項廣泛的人格研究時，他會很難回憶起這些經驗。 在整個早期階段，人格發展的速度是相當驚人的。當我們開始分析大量微妙的判斷時，會越來越意識到這一點。這些微妙的判斷是個體在不一致的文化中用來指導自己生活的，處於這些文化之中的人們具有許多特定的局限性以及獨特的個體能力和責任。少年時代的生活教育非常重要。一個少年可以看看其他少年都在做什麼——要麼做了錯事未被發覺，要麼因為做了錯事而受到責備——而且，他還能注意到他從未想過的人們之間的一些差異，因為在此之前他從未產生過任何與自身經驗不同的想法。 權威人物 少年時代文化適應(acculturation)的最為驚人的方面，以及少年時代人格的基本形成，很可能是對童年期權威人物——父母及其同系長輩——分化的開始。未能把父母分化為普通人的現象，會顯著地反映在後來的生活中。這種區分在很大程度上首先是通過在特定教師身上發現他們的優點，然後在其他教師身上發現他們的缺點，並將這些發現與家中的權威人物進行經驗交流(有時候不進行這種經驗交流)而獲得的。不過，如果此時已經產生任何一種類似健康發展的東西，那麼，在家中通常就會對這些經驗或體會加以討論。由此而產生的一個結果是：如果討論順利進行的話，少年便有機會逐漸將他的父母從神一般的人物降為普通的人。這種類型的學習還有一個附帶的結果(在大多數少年身上，這個結果很可能會在他們讀二年級時產生)，那就是他們從其他少年身上學習有關他們父母的情況。我們經常會聽到低年級兒童說：「我爸爸比你爸爸厲害。」但是，更為重要的是指出這樣一種情況，即少年會對自己父母相對的優缺點進行比較(比較的次數令人吃驚)，尤其是在這種優缺點對發展沒有產生過任何重大影響的情況下，更是如此。為什麼一個少年不該在度過這個階段以後深信幾乎沒有人能像他的父母一樣好——這種情況有可能存在，我們不知道其原因所在。但是，如果一個人在度過少年時代以後，仍未能把自己的父母與其他人的父母、老師等進行比較，也就是說，如果他們依然認為父母或老師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是世界上最完美無缺的人，那麼，對少年時代的社會化來說最顯著、最為重要的促進因素就慘遭了流產。 競爭和妥協 有一種傳統的說法認為——我們對成年人不恰當且不合宜之生活所做觀察的結果已經很好地證實了這種傳統——就學齡初期的學校情境這一特定範圍而言，實際上存在兩種學習，即競爭(competition)和妥協(compromise)。之所以說這兩種學習非常重要，是因為各種文化背景下的基礎教育已為它們做好了準備，而且所有的文化都很珍視這些東西。不幸的是，人們對競爭強調過多，儘管它的重要性正在開始衰退。少年的社會鼓勵各種各樣的競爭性努力，而且，我認為，就少年本身而言，這樣的競爭是很自然的。此外，權威人物也鼓勵競爭，也就是說，在任何一種重視競爭的文化中，權威人物都在鼓勵競爭的行為。不過，也有一些文化並不看重競爭；在這些文化中，儘管也出現少年競爭的種種傾向，但這些傾向都受權威人物禁止性影響的支配。在我們的文化中，這些競爭傾向得到了相當多的鼓勵，實際上，如果一個人有軀體殘疾，或者由於其他什麼原因而在實施競爭時表現很糟，那麼，現實中就會有人告訴他，他實際上是很難適應生存的，也就是說，他遇到了很大的麻煩。 另一個要素是妥協，它也始終是由少年社會本身來實施的，而且，從某種程度上說，它得到了學校權威人物或少年權威人物的鼓勵。競爭和妥協這兩個要素雖然是個體與同伴一起生活所必需的補充條件，但也可能發展成為人格的極其麻煩的特質(traits)。在我稱之為少年的人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種競爭的生活方式，其中，幾乎所有真正具有重要性的東西都是「超越夥伴」這一過程的組成部分。而且，如果同時還出現了人格的惡意轉化，那麼，打敗同伴就會成為人際關係整合中的一個顯著模式。另一個阻礙發展的例子，並不是說一個少年在許多方面會一直像小學五年級的時候一樣，而僅僅只是意味著，他在自由發展人際關係方面有些不正常，而這種不正常與少年時代的發展(尤其是這段時期所發生的一些特別不幸的經驗)有關。所以說，在某些情形下，妥協也成了一件壞事。於是，我們會發現，有些人過了少年時代，竟然能夠毫無怨言地讓出任何東西，只要得到安寧和太平，他們就會傾向於這樣去做。這是少年社會化的另一種不幸結果。 中心意識的控制 綜上可見，少年時代是世界由於其他人的存在而變得複雜起來的時期。充分的教育努力(這種教育努力通過學校課程、教學等而規範起來)致力於把少年把我向思維從他們所表達的思維和其他行為中排除出去。對成功表達方式和成功行為類型的學習，涵蓋了眾多的領域，並從各種教育影響那裡得到了非常多的鼓勵——從焦慮到謹慎地給予威望——以至於到了六年級、七年級或八年級時，一個資質正常的少年便已經放棄了許多的想法和行為方式，而這些想法和行為方式在童年期以及在家中曾被認為是恰當的。我認為，這便是進入所謂潛伏期(latency period)的主要因素，潛伏期這一術語是精神分析早期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實，少年時代的影響在於，它使得難以回憶童年期所發生的事情，除非事實已經證明童年期發生的事情是完全合適且容易改變的，從而滿足社會的狂熱嘗試，即教導年輕一代如何學會交談、閱讀和「正確行動」(act right)。 放棄童年期的想法和行為方式這一做法，是通過自我系統對中心意識(focal awareness)不斷增強的控制力量而實現的。而這之所以能夠實現，則是因為其他少年所做的非常直接、原始和關鍵的反應，同時也因為成人權威各種相對來說可用公式表示、可預測的表現。換句話說，根據相比較而言可理解的約束(sanctions)以及對這些約束的違背來說，少年有著各種非凡的機會可以學習大量關於安全操作的東西，學習如何擺脫焦慮。這顯然不同於我們迄今為止所討論的任何內容。由於可以避免焦慮的道德約束和行為方式是有意義的，而且可以得到一致的證實，因此，自我系統能夠有效地控制中心意識，這樣，那些沒有意義的東西便不會被特別注意到。也就是說，意識的有效表現一直受制於焦慮，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以綜合模式表現出來——這是一種經驗模式，它提供了預言新異事物的某種可能性，並提供了真正的人際交流的某種可能性。 對中心意識的控制往往會導致對選擇性忽視之明智使用和不明智使用的結合。明智的使用，指的是對於不重要的事情無需操心，因為這是一些無論如何都不會有問題的事情。但是，在許多情形下，存在著許多不明智地使用選擇性忽視的做法：個體往往忽視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由於他找不到妥善處理這些事情的方法，於是便儘可能長期地把它們排除在意識之外。無論如何，從少年時代起，自我系統便控制了意識的內容——自我系統控制了我們知道自己正在考慮的事情——就如同我們通常所說的那樣，這種控制達到了十分驚人的程度。 升華的重組 當然，教育努力的一個部分，涉及獲得死記硬背的資料和信息，從任何特定的意義上說，這些資料和信息都不是個人的；因此，少年常常會被灌輸大量看似與他們無關的知識，但是，他們卻不得不了解這些知識，以便得到老師的認可。然而，我在這裡所關注的是少年的教育過程，這些過程主要是指那些從屬於如何在生活中獲得成功的教育過程。由於它是從屬的，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理性分析或有效闡述的一種表現形式，而是行為模式和內隱過程之升華重組(sublimatory reformulations)的一種表現。正如我在前面說過的，當一種得到社會認可的行為方式被一部分動機模式(這種動機模式對於權威人物來說是無法接受的，也是同伴所無法容忍的，或者出於尊重，表面上會加以考慮)無意地取代時，重組便發生了；當這種情況發生時，必定還存在某種尚未滿足之需要的殘餘，它會在私下的白日夢過程(private reverie process)中得到滿足，尤其是在睡夢中得到滿足。 不幸的是，個體的大部分生活教育，都屬於這種升華，也即顯然無意於「理解」如何獲得大量的滿足(儘管不是完全的滿足)。既然它是無意的，因此它並不特別地表現在對個體行為的有效理解上。不過，由於它並未超載，因此，這個過程也給了個體極大的保證，保證他去從事正在做的事情；而且，一個人的確定性(certainty)甚至不受下列事實的干擾，即其他某個人之所以獲得不同的結果，是因為有更好的理由。因此，當一個少年獲得了將自己與其他人聯繫起來的一種模式，且這種模式有效並得到了認可時，他便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是正確的。這種確定性之所以產生，不只因為在少年時代自我系統控制意識內容的力量不斷增長，而且還因為這種模式的獲得本身是無意的。由於對任何人來說，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要把他如何實現這些行為重組的過程帶入少年的意識之中，因此，我們大多數人在進入成年生活時都帶有根深蒂固的與同伴交往的方式(對此，我們無法做出恰當的解釋)。甚至在對成人的治療中，精神病醫生也很難將患者的注意力充分吸引到這些升華的重組中來，以便使他們認識到，關於這些升華的重組，有些東西是很難做出解釋的。人們對這個領域中受到的詰問並非完全無能為力，因為到了他傾向於對它進行探究時，他們會用各種方法來解決棘手的問題。 正如我前面所說，少年時代進行的大量學習都屬於個體為保存某種程度的自尊(這是一種個人價值感)而表現出的競爭和妥協的操作。隨著少年時代的發展，也就是當少年進入五年級、六年級、七年級和八年級的時候，他們必須根據自我系統中所涉及的競爭和妥協操作的觀點去注意其他有關的人。這裡所謂的其他人，是指構成少年世界的下列三類重要人物——家庭內的權威、家庭外的權威以及其他少年。我們的社會體系的性質是這樣的：少年往往會交替地與家人和學校群體進行直接的接觸——沒有哪個少年能夠擺脫家庭的影響；而少年與學校群體的直接接觸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與權威人物(authority carriers)的接觸，另一個是與其他少年的接觸。 排 斥 但是，隨著少年時代的繼續，一種強而有力的社會工具通常就會表現為將少年社會本身——學校中的其他學生——分成若干團體，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大社會弊病的一種反映，而少年就處在這個大社會之中。背景的差異、能力的差異、成熟速度的差異、健康狀況的差異等，往往會導致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即某種程度上的內群體(in-groups)和外群體(out-groups)的建立。通常情況下，一些內群體與某組事物有關，還有一些內群體與另一組事物有關；而且，在這些不同的領域，常常還有相應的外群體。不過，在大多數少年社會裡，往往也有一定數量的少年，他們常常遭到那些顯然受到學校當局的器重，或者一般說來受到少年社會尊重的少年的排斥。這種隔離的影響(segregating influence)，使得有些少年彼此相處得很好，而且明顯得到教師和交警的良好評價，或者，使得他們對其他少年來說非常重要，即使後者被學校當局評價較低——這種隔離的影響很明顯，而且，對一些不幸的少年來說，這種隔離又是相當神秘的。個體與這些居於正確位置的人相處的經驗——這些人在少年團體中擁有一定的威望，儘管這是一個十分鬆散的團體，但依然至少是由一定數量的人組成的團體——使得他真正體會到什麼叫排斥(ostracism)。因此，一些少年可能感覺到被排斥(除非他們十分幸運)；如果他們相當不幸，那麼，他們便可能接受一種如何保持被排斥的地位方面的自由教育。 在任何一個學齡兒童習慣於彼此接觸的大型團體中，有些少年肯定會遭到相當數量的其他成員的排斥；不過，這些相對來說遭到排斥的外群體少年，彼此之間也存在人際關係。儘管這些關係從某種程度上說詛咒「排斥」，但它們通常沒有表現出足夠的真誠(ingenuity)和神奇的力量使得這個不幸的團體成為一個內群體。由於不能與其他不幸少年建立聯繫，因此，這種經驗對良好的自尊來說沒有促進作用。換句話說，群體外的成員，即使他們在維持內部競爭和妥協方面相當成功，但通常會表現出相當持久的跡象表明，他們在與其他夥伴的關係中也總是處於劣勢的地位，他們被迫對這些夥伴表示尊敬，而不論這對他們來說有多麼痛苦和不情願，而原因就在於他們的社會偏愛。 定 型 在少年時代，要熟悉社會現實(這幾乎隨時都能遇到)，一個補充的因素乃是其他人所謂的人格模式的成長，在許多情況下，其他人所謂的人格模式的成長實際上就是定型(stereotypes)。顯然，當我們說「他的行為像一個農夫」時，實際上就是正在運用定型。我們在這樣說時，通常並不意味著我們對農夫作了大量的觀察，也並不意味著我們從所有這些觀察中已經分離出只有在農夫身上才能找到的持久而又重要之特徵的核心團體；更為可能的情況是，我們實際上所說的定型，可能完全沒有任何一種可以證實的含義。在少年時代，定型的發展到後來會損害個人分辨他人的能力，或者干擾這種能力的發展，在有些情況下，定型會發展到令人痛惜的程度。這些是現實生活中從未遇到過的人的定型，或者——其麻煩程度很可能居於第二位——在個別例子中，是大型慈善團體的定型。舉例來說，在我自己幼年時，由於一系列無關事件的發生，我聽到了一些有關猶太人的評論，但我並不認識任何猶太人。後來，由於一次極其走運的意外事件(否則，我將經歷一段非常不愉快的發展史)，我對這些模糊的流言蜚語不再感興趣了，因為我從未見過任何能證明這些流言蜚語的例子，所以我並沒有採納這種定型。因此，我在進入成年世界後，一直對這些人抱有好奇心，我認為這些人很不同尋常，因為我自己對這些人的了解幾乎全部來自我所讀過的《聖經》。我很高興我對他人所說的猶太人特徵沒有抱固定的看法，我可能在某些少年身上發現過這些特徵，這些特徵是從其父母和其他權威人物那裡繼承而來的，而少年實際上對這些特徵並無任何實際經驗。否則，我肯定會採納這些定型。而且，這樣的定型在日後很難糾正，比我對於撰寫《聖經·舊約》的人會是什麼樣子所懷有的好奇心還要難糾正。 定型有可能是一個人在後來生活中所遇到之實際麻煩的根源，尤其是如果他日後從事的是精神病學領域的工作，就更是如此，因為在精神病學領域，有一項特別重要的工作是參與性地觀察另一個人身上所發生的事情。如果你有一些內隱的假設(而且，20年或25年來，你從未對這些假設提出過任何的質疑)，即根據你心中的某種定型來看待你面前的那個人，那麼，你便會發現你自己遇到了極大的阻礙，因為這些定型常常是錯誤的、不完整的、毫無意義的。 在這種定型中，有大量的東西在少年時代就已被銘刻。由於少年時代有許多事情要做，而且少年身上又有那麼多為了把任何成功模式吸納過來而產生的壓力(至少在我們的學校社會中是這樣)，因此便出現了這樣一個明顯的結果，即許多少年在前青年期就已經具有關於各種階層和各種人類狀況的定型。有一種這樣的定型是關於異性的。除非有什麼走運的事情介入進來，否則少年幾乎都會採納關於異性少年的定型。譬如，如果你回想一下自己上小學一年級時的經歷，當時你有一個非常有吸引人的異性遊戲夥伴，那麼，你可能還記得，隨著你步入少年社會，那種關係是如何發生變化的。而且，你還可能認識到，儘管這些經驗與定型相反，但你在步入前青年期的時候依然不得不採納可能被描繪成「女孩子」或「男孩子」的少年定型的東西，並且還相應地用這些定型支配你自己的行為，至少在公開場合如此。 有時候，還會出現一些關於教師的定型，由於先前曾跟權威人物有過不愉快的體驗，因此，很容易接受這些關於教師的定型。通常情況下，會出現一些有關少年與教師之間關係的定型；如果某個少年是教師的寵兒，或者說，由於某種原因，教師對他特別感興趣，那麼，這個人便必須在教師寵兒這一少年定型的庇護之下行事，並從而無法從其他幸運事件中得益。我認為，如果僅僅因為令人敬畏的各種人物及其行為快速地給少年留下了深刻印象，那麼，我們便真的難以避免對人的行為等進行粗略的分類了——進行這種粗略分類的組織工作是在意識層面進行的——儘管這種分類不合理，而且日後會變成麻煩的定型。 監督模式 就我們所涉及的自我人格化而言，定型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少年自身之自我系統演化的特徵。少年最為幸運的經驗幾乎都有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即在已經非常複雜的過程及人格化(這些過程和人格化構成了自我系統)系統中出現了我所謂的監督模式(supervisory patterns)。在有些例子中，這些監督模式相當於亞人格，也就是說，他們「實際上」是一直與少年在一起的虛構的人。 或許，我可以提出三種這樣的監督模式，藉以確立我的論點，而這三種監督模式，我們每個人通過長期的個人經驗都非常熟悉。當你從事教學、在公開場合發表演講(就像我目前正在做的那樣)時，或者當你在談話時(在這種談話中，重要的是其他人能從你那裡學到些東西，或者認為你很了不起，即使這種感覺尚不明確)，你便擁有了一種人格的監督模式，對於這種人格，我可以稱之為你的聽者(hearer)。你的聽者在判斷你所說內容的相關性方面，能力非常強。這位聽者通常會耐心地在公開場合聽你高談闊論，看到各種語法被混雜在一起，而且一些晦澀難懂的東西得到了進一步的討論。換句話說，它實際上就像是一個補充的或附屬的人格，將你的思想用英語的表達形式表現出來。我的聽者——我的特殊的監督模式——有著相當廣泛的組成成分，它以本質上孤獨的、擁有過分特權的、被眾多懷有妒忌之心的人們圍繞著的少年身上產生的大量經驗為基礎而產生。所以說，我的監督模式便是這樣的，我常常調整我講的內容，以符合50%的聽眾的需要。有些人的聽者比起我的聽者有關他人的觀點更加單一、一致，從而使原本只有少數人能夠理解的內容，由於表達的恰當性和合適性，從而讓所有聽者都理解了。但是，在任何事件中，這就好像是有兩個人——一個是實際上發表聲明的人，而另一個則是試圖去了解所說的話是否符合所指目的的人。 你們所有人(不管是否擁有一個勤勉的聽者)，從很早起就都已經擁有一名觀眾(spectator)，它就是監督模式。這名觀眾一直勤勉地注意著你對他人說了什麼、做了什麼。當你的行為不怎麼光明磊落時，當你的講話肆無忌憚時，他會向你提出警告；而且，對於你不小心造成的破壞性行為，他還會匆匆地做些補救或偽裝工作。如果你們中間有人正在認真地寫作，或者甚至在寫偵探小說，那麼，你們便有了另一種監督模式，那就是你的讀者(reader)。我一直對我的讀者的性格十分感興趣，但我的興趣還沒有達到這樣的程度，即通過廣泛的調查來了解這些讀者的實際身世，但我知道，我的讀者就好似一顆施展魔力的藥丸，他們要為這樣一個事實負全部責任，即我幾乎從未出版過任何東西。他是一個痛苦的妄想狂，又是一名才智橫溢的思想家，同時，也是一個腦子有問題的低能兒。因此，當我試圖用書面語言來表達嚴肅的思想時，我非常不開心，因為我經常處於這樣的折磨之中，即試圖使我的著述滴水不漏，以使那些持最批判態度的人也不會對我的話產生誤解，而且，同時，我還得設法使我的話變得清晰明白，以便讓這個腦子有毛病的白痴也能理解我講話的要領。結果，正如我經常說的，我什麼都寫不出來了。我經常改著改著就放棄了。 這些監督模式通常在少年時代形成，並從那時起不斷地得以精煉。這些監督模式在自我系統中的存在，可從另一個視角得到充分的強調：它們只是這個精心闡釋的組織中的一小部分，為了維持我們的個人價值感、我們的自尊，為了獲得他人的尊敬，同時為了保證這種維護(它的威望和偏愛的地位是在我們這個特定的社會授予的)，我們都會擁有這個組織中的這一部分。 社會判斷和社會障礙 在少年時代的發展過程中，尤其是該時代快結束時，每個少年都不可避免會面臨判斷和被懷疑的判斷(suspected judgements)，它們可被稱作少年的個人聲譽。在許多情形下，還存在大量的不一致——它們在後來的人格研究過程中往往非常值得考察——這些不一致主要是少年與家庭外權威在一起時的聲望、他與其他少年在一起時的聲望，以及他在家庭生活中的聲望之間的不一致。當一個少年與其他少年在一起時，他的聲望主要由內群體決定，由那些以更加基本的形式表現出所謂領導身份的少年決定——隨著少年社會的發展，這是少年社會的另一種現象。 我認為，如果瀏覽一下貫穿一生的可以比較的若干事件或特徵，那麼，便可以提出在社會的三個領域內構成一個人聲望的那些東西了。一個人或為大眾所喜愛，或者很普通，或是不受歡迎，這些都有可能。在少年社會，成為一個普通的人要具備特定的品質，例如，一個不能為大眾所喜愛的人，成為一個普通人要比成為一個不受歡迎的人，開心得多。在這些可比較的事件或特徵中，另一個例子是：是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還是做一個歪門邪道的人，這一點對於我們文化中的男性來說，尤其重要。同樣，人們中間，有的聰明，有的智力一般，有的則愚魯遲鈍，這也是沒有異議的。還有，有的人自滿自信，有的人一般，有的人則缺乏自信。在人際關係的發展方面——我們通常所說的人格發展——有的人處於優越地位，有的人一般，有的人則不幸地處於劣勢地位。換句話說，有的人在理解和創造新人際關係模式方面能力顯著，而有的人則達不到平均水平，也就是說，在人際關係發展方面實際上是落後的。對於一名少年來說，在人際關係發展領域落後於他人，可能有著非常實際的原因，例如，他在關鍵時期健康不佳，經常休學，或者有什麼事情阻礙了他參加一些比賽，而這些比賽在那個特定的學校群體生活中享有較高的聲望。這種情況也可能由於社會障礙(social handicaps)而發生；這種社會障礙可能包括某個人的父親由於是街坊中的一名酒鬼而聲名狼藉，諸如此類的情況還包括一個人十分不走運，莫名其妙便沾了社會障礙的邊。在以往的年代裡，也許沒有什麼事情比你母親離婚、再嫁這個事實更致命的了。所有這些情況都可能實實在在地提供一大障礙，以至個體在社會適應方面發展得相當緩慢。這些社會障礙中有一些是十分真實的。事實一次又一次地證明，有一種情況在少年的成長史中是具有災難性的，那就是父母的社會流動性，它使得孩子每隔一段時間就得從一所學校轉到另外一所學校，這樣，孩子常常就會作為一名陌生人被介紹給其他少年。如果一個人在少年社會中不論是生活還是學習都很幸運，加之其他情況都相當，那麼，在整個少年時代能夠一直待在某個少年團體之中便是一件十分好的事情了，或者，一直待在那個少年團體內直到少年時代的尾聲，也肯定是件好事。不然的話，少年在獲得人際交往的能力方面(這種人際交往的能力在少年時代處於最佳的狀態)就會處於相當的劣勢。當然，如果一個人在少年團體內處於十分不幸的境地，那麼，擺脫這種處境便是十分幸運的事。但是，不斷轉學——對於從事服務行業的人來說，這種情況是真實存在的——會在這個發展階段以及隨後的發展階段造成很大的障礙。 學會輕視 除了上述所有情況之外，還存在一些較為含糊的因素，似乎可以這樣說，這些較為含糊的因素有可能會使得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一直處於落後狀態。關於一個人的聲譽，尤其是關於一個人在少年時代得益的多少，始終存在著來自父母的相當重要的影響。我在這裡所舉的一個特殊例子只是父母可能施加的許多不幸影響中的一種而已，這種影響將傾向於損害少年時代的利益。這是父母關於安全操作的一種病態表現，也就是教導少年去輕視別人——這在美國是一種司空見慣的現象。例如，它有可能是家裡某個重要人物對待一名少年之「不幸」(譬如說該少年表現平平而不是出人頭地)的方式。由於父母一直輕視所有讓他或她感覺不舒服的人，因此便會發生這種情況。此外，這種情況發生的原因還可能是由於父親、母親或父母雙方因少年交往的性質而感覺受到了威脅，從而在對教師和其他人進行比較後便對他們(教師和其他人)表示輕視。這種輕視實際上就像街道上的灰塵——它無處不在。也許，這種態度在少年時代並不像此後那樣具有災難性；但它在此後的任何時候都具有很大的災難性。如果你為了維護自尊而把其他人拉下來的話，那麼，你在很多方面都會特別不幸。既然你不得不通過指出周圍所有人都一文不值來維護自己的個人價值感，那麼，你反而得不到任何有說服力的資料來證明你具有個人價值感。於是，情況便逐漸演化成了「我不像其他豬玀那樣糟糕」。如果說成為一個人是美好的事情，那麼，做豬玀中一隻最好的豬玀，就不是促進任何事情(除了安全操作外)的特別好的方法了。當一個人以上述方式獲得安全感時，它摧毀的恰恰是人類中最根本的東西——人際關係所具有的充滿活力的作用。 在少年時代，這種安全操作會干擾對個人價值的恰當分析，這是真實存在的，也很有意義。換句話說，如果一個男孩做得很好，小威利把這件事報告給了媽媽，而媽媽卻立即把這個男孩和他的家人說得一無是處，那麼，這往往就表明，小威利關於他的夥伴如何行事的印象是毫無根據的，或者，那個夥伴的行為方式不應該得到老師的獎賞。換句話說，這種做法導致個體覺得自己沒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惡。正如我已多次強調過的，向人類榜樣學習極其重要；但是，每一個看似值得仿效、能夠從其身上學到東西的榜樣，都被降至毫無重要性或價值可言。那麼，究竟誰將成為學習的榜樣呢？ 我認為，家長與少年相處的不適當、不合宜和無效的行為很可能是最成問題的——對任何表現突出的人都持普遍的詆毀和輕視態度，會妨礙對個人價值進行鑑別的健康發展。正是以這種方式，父母有可能會非常顯著地阻礙其子女個人價值標準的「健全」發展。從某種程度上說——不包括其隨後人格發展時期擁有極其好運的情況——他們確實會使自己的孩子永遠都超越不了別的兒童。 生活中的定向概念 到了少年時代末，如果運氣好的話，少年便會發展到這樣一種程度，即他可以恰當地用生活定向(orientation of living，這是我所運用的術語)的概念。一個少年在生活中往往會被定向到這樣的程度，即他已能夠系統地闡釋或者很容易被導向系統地闡釋以下類型的資料(或者對這些資料有自己的洞見)：整合傾向(或整合需要)，它們通常是個體人際關係的特徵；適合於滿足上述傾向或需要並相對沒有焦慮的環境；多少有些長遠的目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一個人將走在間發性機會的前面，以滿足或提高個人的威望。我認為，一個人在生活中恰當定向的程度，是我們在談論一個人「整合得多麼好」，或者他的「性格」是好、壞，還是無所謂好壞時，表明我們心中所想的最好方式。 實際上，相比於兒童(他們不可能在這樣一個大千世界裡有任何的生活定向)，少年更有機會去體驗大量的社會經驗。只要少年知道(或者很容易被引導得知)，哪些需要會促進自己與他人之間關係，在何種情況下，這些需要——別管這些需要是對聲望的需要，還是其他的需要——是合適的，而且相對來說既容易滿足而又不傷害自尊，只有到了這樣的程度，這個人才算是步入了社會化。如果這種情況確實成功地發生的話，那麼，他就不可避免地會確立起一些東西，事實上，我們可以稱這些東西為他的價值觀，通過追求這些東西，他便不會為其他隨之出現且有可能獲得的東西所左右；換句話說，生活中良好定向的一個顯著方面在於，預見決定對間發性機會之把握的程度。 如果拒絕為少年提供生活中良好定向的機會，那麼，他將由此表現出一種可悲的特徵：他會急於得到認可，不考慮他人當時的想法，以至於人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他活著僅僅是為了被喜歡，或者僅僅是為了娛樂。有些時候，恐怕這種情況是真實存在的。 所以，如果一個人在少年時代走運的話，他在與他人相處時，其生活定向就會得到很好的組織。如果他的生活定向沒有得到很好的組織，那麼，他日後對人類未來的貢獻將很可能會相對減少，甚至會引起麻煩，除非他在人格發展的下一個階段非常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