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學的人際關係理論 · 第十六章　前青年期

對人際親密關係的需要 就像少年時代會發生顯著變化一樣——發展出了對同伴、與自己相似之遊戲夥伴的需要——按照我的發展圖式，前青年期(preadolescence)的開始同樣具有顯著的特徵，即出現了一種新的對另一個人的興趣。這些變化是成熟和發展的結果，或者說是經驗的結果。發生在前青年期的這種新的興趣不像童年期對他人使用語言那樣普遍，也不像少年時代需要相似之人來充當遊戲夥伴那樣普遍。相反，它是一種特殊的新型興趣，即讓某個特定的同性成員成為自己的摯友或知心好友。這種變化代表著某種東西的開始，非常類似於充分發展的、精神病學上界定為愛(love)的東西。換句話說，另一個同伴與這個當事人建立了一種全新的關係：在一切價值領域，他都幾乎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以前從未發生過這樣的事情。你們大家如果有孩子的話，都會肯定地說你們的孩子愛你；當你這樣說的時候，你正表達的是一種愉快的幻覺(pleasant illusion)。但是，當你的孩子終於找到一名摯友——大約在他8歲半到10歲期間——這時，如果你仔細觀察你的孩子的話，你一定會發現這種關係中存在某種完全不同的東西，也就是說，你的孩子開始發展出了一種對另一個重要他人的真實的感受性。當然，這並不是從「我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獲得我想要的東西」這個意義上說的，而是從「我之所以這樣做，是為我的摯友的幸福做貢獻，或者支持我的摯友所追求的聲望和感情」這個意義上來講的。就我所能夠發現的而言，在8歲半以前，這類情況不會出現，有時候，這種情況的確出現得比較晚。 因此，前青年期的發展是以整合傾向的出現為標誌的。當這些傾向充分發展時，我們稱它為「愛」，或者用另一種方式說，「表現出對人際親密關係的需要」。現在，甚至在我系統闡述這些觀點的後期階段，我發現有些人依然把所謂親密關係(intimacy)視作彼此之間生殖器的接觸。因此，我相信，你們最終會明白，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係實際上包括除生殖器接觸之外的大量事情；從這個意義上說，親密指的是「關係親密」(closeness，這是它經常包含的意思)，而不是特指某種器官的接觸。親密關係指的是涉及兩個人的情境，它可以證實個人價值的所有組成部分。對個人價值的證實需要一種關係，我把這種關係稱為協作(collaboration)，而所謂協作，我指的是一個人的行為視另一個人表現出來的需要而進行系統的調整或適應，其目的是不斷地追求同一的滿足(identical satisfactions)——越來越接近共同的或相互的滿足——以及不斷地保持類似的安全操作。注89 現在，前青年期的這種協作明顯不同於少年時代的競爭、合作、妥協等習慣的獲得。在前青年期，我們不會像在少年時代那樣致力於朝著一個共同的、或多或少非個人的目標前進(例如，「我們隊」的成功，或者「我們老師」的失敗)，而且他們還會不斷地朝著為彼此提供滿足的目標前進，並在保持尊嚴、地位中爭取彼此的成功，在努力擺脫焦慮或減少焦慮方面爭取彼此的成功。注90 前青年期心理治療的可能性 基於對與另一個人相處的經驗進行觀察和分析的極大興趣，個體修正另一個人人格化的能力快速發展，於是便產生了這樣的情況，即人格發展的前青年期階段可能具有(並且往往確實具有)十分巨大的內在的心理治療可能性。我相信，我在早些時候曾說過，正是在發展的開始階段，顯著的有利變化機會往往會自我分離。儘管自我系統的結構是這樣的，即一般說來，它的發展會相當有力地沿著它已經選擇的路線前進，但它在每一個發展的開始階段更易受新經驗的影響，不論這些經驗是幸運的經驗，還是不幸的經驗。在每一個發展階段的早期，自我系統都可能經歷明顯的變化——這一事實具有十分現實的意義。因為正是這個自我系統——它是巨大的經驗組織，關注於保護我們的自尊——涉及所有不合宜、不適當的生活，從而對整個人格障礙問題及其矯正至關重要。因此，正是自我系統中這種明顯變化的能力，在前青年期開始顯示出其幾乎令人難以想像的重要性。 在少年時代，一些錯誤家庭生活的影響可能會有所減弱或得到糾正。但是，在西方世界，大量的少年活動都是沿著我們的理想路線進行的，包括競爭和惡意中傷等社會傾向；只是在最近——而且，恐怕依然還是相當保守——才開始有了一些明顯的社會壓力，即要朝著同一件事情的其他方面發展，要有朝著妥協和合作的能力。由於競爭因素的存在，同時也由於少年相對來說對他人之重要性缺乏感受性，因此就有了這樣一種可能性，即在整個少年時代，一個人可能始終保持關於他自己的異想天開的想法，而且，他可能具有嚴重失調的自我人格化，並使之內隱。具有異想天開或人格化，實際上是一種非常明確的障礙。換句話說，這是一種發展的不幸。 由於個體會與另一個人建立親密的關係，而且他還發展出了通過他人的眼睛來看待自己的新能力，因此，人格發展的前青年期階段在糾正關於自己和別人的我向思考、異想天開的想法等方面就顯得特別重要。我想強調的是——用一些誇大的詞語有些冒險，而且有時還顯得冗長乏味——這一階段的人格發展，在拯救大量處於不利條件之下的人們，使其免遭不可避免的嚴重心理障礙方面具有難以置信的重要性。 或許，我可以離題談一談下面這個問題，即多年來我對下列概括一直沒有找到否定的例子：作為一名精神病醫生和一名精神病學督導，我有機會聽到很多關於男性患者的事情，許多男人在與其他男人相處時，其關係充滿了相當嚴重的緊張和警覺，而且他們在一切事務中，在社交或與其他男人打交道時都感到極不舒服；對於這一群體，我無一例外地發現，他們都未能把握諸如前青年期社會化的大好機會。(在這裡，我之所以把評論限於男性患者，是因為女性患者的情況更加複雜，而且關於這方面的材料較少。)這些男性患者可能擁有他們所謂的十分親密的同性朋友，甚至可能還有一些公開的亂七八糟的同性戀行為；但是，他們在與陌生男人相處時卻總顯得不自在，他們與其他男人做生意時製造的麻煩比生意本身的麻煩多得多，而且，他們尤其不確定其他男人對他們的看法。換句話說，事實上，我很確信，在與同性成員共同處理生活中常規業務的過程中，自由自在的能力、從經驗中獲得最大利益的能力，取決於一個人在其人格發展的前青年期階段與一名摯友建立關係，並從這種關係中獲益。 我認為，下述流行觀點不言而喻，即在洗禮後的頭七年里，一個人的幼年經歷往往決定他今後的生活。對於一些試圖將一些精神病學思想轉化為人類學上有用之觀點的人類學家來說，這種觀點已經構成一大問題。人類學家已經從各個方面對這些觀點作了討論，尤其強調了嬰兒期經驗的重要性——這裡所謂的嬰兒期經驗，當然是指8歲以下的經驗。但是，作為一名人類學家，不論他在什麼地方工作，他都能明顯地觀察到這樣一個事實，即由僕人帶大的特權階層的孩子，長大後並不會成為像僕人一樣的人。對於人類學家來說，要想調和這種對早期經驗的著重強調，恐怕就有點兒困難了。我到目前為止所進行的研究工作十分清楚地表明，儘管早期經驗確實起著許多作用——正如我迄今為止一直試圖表明的那樣——但是，人際關係能力的發展絕非某個時期(譬如，在少年時代)可以完成的事情。絕對不是這樣。甚至可以說，即使前青年期是人格發展中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階段，但它也不是最後的階段。 前青年期的社會 除了某些農村社區之外，在前青年期的發展中至少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即形成了社會學家長期以來所謂的「團伙」(the gang)。我在這裡打算再次以前青年期的男青年為例，因為到此為止，文化方面的差異，使得我難以作出系列的陳述，即難以同時兼顧男青年和女青年。前青年期的人際關係主要是(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兩人團體(two-groups)；但是這些兩人團體往往是連鎖的。換句話說，比如A和B兩個人是好朋友。A同時發現C身上有許多值得仰慕的東西，而B在D身上發現了許多值得仰慕的東西。此外，C和D也各有自己的摯友，因此，這種兩人團體的所有成員之間都存在著某種有趣的聯結。通常情況下，某個特定的青年由於他在前面的階段非常幸運，便逐漸被許多其他青年視作模範人物；於是，他將成為第三個成員，你可以說，他將成為許多三人團體(three-groups)中的第三個成員。這些所謂的三人團體，是由一個兩人團體和這個幸運的青年組成。與此同時，這第三個成員也可能會擁有一名摯友，就像在這個社會中的每個人一樣。因此，這些關係密切的兩人團體(它們在糾正早期偏差方面極其有用)往往同時也會傾向於通過某個人或某些人(這些人從某種重要的意義上說是領袖)而聯結起來。讓我附帶地說一句，我們中間有許多人總是用政治術語來考慮「領袖」這個詞，即根據「影響」和「有影響的人物」來考慮。但是，我們卻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影響往往都是由有影響的人物在某些明顯的領域內施加的，而不是要人們去做領袖想做的事。事實上，領袖現象(leadership phenomena)的一個十分重要的領域——這個領域在前青年期開始變得極其重要——乃是民意領袖(opinion leadership)；了解這一點，並發展出一些技術來對它進行整合，可能是一個人未來發展的希望之一。 由此可見，某些人在前青年期的社會中會凸顯出來，坐上了領導的位子。其中，有些人能夠讓其他人為了共同的目標或共同的目的(有時候，這個共同的目標或目的也可能是犯罪等)而合作，以相互理解和相互賞識的方式一起工作。也有一些人，作為領袖人物，他們的觀點逐漸成為團體中大多數成員的觀點，它們可能就是所謂的民意領袖了。這種類型的領導，其某些方面是可以測量的，某些方面則不可測量。它的一個可以合理測量出來的方面是，他們的發展與其智力能力相結合，使得他們具有了將事實與民意相區分的能力，從而往往被其他人認為是消息靈通人士，他們在特定階段對大家感興趣的事物持有正確的想法，從而能為其他人所採納，尤其是為那些不幸處於人格失常狀態中的人所採納。當這些民意領袖專注于思考時，便是團體成員面臨嚴重問題的時候。在這個發展階段，對於人類未來的普遍的不安全感達到很高水平，當嚴重問題產生時，不論它們是發生在前青年期團體中，還是發生在整個社會中，這種不安全感的水平都會增加。正是在那些時期里，或許有超過半數的統計人口——由於缺乏信息、缺乏訓練，以及個人生活中所出現的各種各樣的困難(這些困難會導致大量的焦慮，它們進而會妨礙幾乎所有有用的事情)——不得不向民意領袖尋求諸如使人放心的觀點或頗具才華的遠見卓識等。因此，前青年期人格發展的一個重要部分是領導—被領導關係(leadership-led relationships)模式的發展。在任何一個社會組織中，這些關係都至關重要，而且，這些領導—被領導的關係，相對來說，在社會的民主結構中具有極大的重要性，至少從理論上講是這樣的。 我在前面已說過，對前青年期這個階段來說，可以說是第一次出現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個人對其價值的一致證實。有些兒童確實是幸運的，這是事實；因為通過在家裡和學校里受到的一些影響，他們對自己在某些方面的價值是相當肯定的。但是，也有許多人卻以悲哀的狀態進入前青年期，對於這樣一種悲哀的狀態，成年人往往會把它描述成「逍遙法外」。換句話說，他們不得不發展出如此非凡的欺騙和誤導他人的能力，以至他們沒有機會去發現自己真正擅長的方面。但是，在前青年期這種親密的交往過程中——有些青少年甚至還會一起做白日夢，他們可以兩個人一起接連幾個小時不斷地進行一種自發的神話般的想像——在這種認為其他夥伴是正確的以及其他夥伴認為自己也是正確的新必然性中，有關人格之真正價值的一些不確定性，以及在少年時代存在的欺騙他人的自欺欺人的舉動，都可以通過改進摯友之間的交流來得到糾正，當然也可以通過團體中發展起來的協作關係來得到糾正，儘管這兩種方法程度不一，但都是有價值的。 反常的類型及其矯治 接下來，我們可以來看一下，有些心理反常的少年，他們可以從這種對親密關係之需要的成熟，以及前青年期的社會化中獲得非常顯著的有益結果，而且，事實上，這些心理反常的少年可以在這個階段被引導到正確的道路上來，朝著健康的人格方向發展。例如，有一些以自我為中心(egocentric)的人，他們從童年期到少年時代，一直保持著無限制的期望，即期望他人一直關注他並給他提供服務。在你所認識的這些人中，有些人一遇到不稱心的事情就會發火，有些人則在某些情況下會大發脾氣。如果這些少年的家庭所產生的影響非常大，致使學校環境(school community)中的許多成年人在「破除」他們這些令人不滿的「習慣」方面猶豫不決的話，那麼，對他們來說，進行有效轉變的最後機會就只有建立在前青年期與一名摯友友好相處的需要基礎之上了。有些少年已被其他少年劃入徹頭徹尾的壞少年一列；那麼，其他少年來就會明顯地傾向於迴避他們，排斥他們，儘管有時候也需要順應他們，但這種需要主要是由家庭影響強加給他們的。在前青年期，這種人將與其他一些壞少年(這些壞少年也或多或少地處於被排斥的地位，或者說他們已經處於少年社會群體之外)建立起摯友關係，這是很有可能的。這種情況看起來似乎不太好；而且，在有些情況下，情況肯定不好，對此，我將在後面加以說明。但是，不管怎麼說，它總比以前的情況好得多。這種類型的人與其他人一樣，也會度過相對短暫的前青年期；當他們從前青年期走出來，便已經很少傾向於期盼他人提供無限制的服務了，並且十分接近於一個堂堂正正的男人的理想；這個男人「應付得了前青年期」，且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處理。換句話說，如果有兩名不幸的少年，由於不利的社會地位而相處在一起(這是少年間經常可能發生的事)，那麼，在這種不斷增長的對親密關係之需要的影響下，確實給兩人都會帶來很多裨益。而且，隨著他們表現出某種改進，他們將不那麼反對占主流的前青年期社會文化，且實際上可能在團體中得到較多的尊重。不過，隨之而產生的風險是，這些表現不好的傢伙，以及這些將自我放在中心位置或以自我為中心的少年，現在形成了兩人團體，這樣一來，他們可能會把由於遭到排斥而產生的憤懣和痛苦帶入這個階段，並讓自己認同於可能找到的反社會的領袖人物。 但是，如果認為前青年期容易導致一種犯罪的、反社會的生涯，那麼，這恐怕是胡說八道中最令人吃驚的例子了，因為它忽略了幾乎所有與此相反的例子。碰巧的是，關於反社會團伙方面的文獻資料似乎比有關前青年期社會中有利方面的文獻資料要多一些。我認為，在一項對環境很差的社區裡的前青年期社會所進行的研究確有可能會反映出一些傾向，但這絕不是那些導致青少年犯罪的傾向。在一些環境很差的社區里，儘管有一些反社會的青少年團伙存在，但是也有一些不具有反社會性質的團伙(如果該社區里沒有構成一種反社會的建設性要素的話)。在任何事件中，社會化都必定會發生；如果環境很差的話，該組織就很有可能反對這個世界，而且，往往傾向於牢固地樹立那種態度，將其作為社會行動的合理目標。 有些少年在進入前青年期時，帶有明顯的人格惡意轉化的標記，關於這一點，我在前面已經相當詳細地討論過。他們中間有許多人，由於這種惡意轉化而去建立一種摯友關係，或者有可能做不到這一點。但是，與這種對親密關係之需要相關的內驅力非常強大，以至於常常與惡意之人建立了摯友關係。這些兩人團體的建立(它們進而會被整合進前青年期團體之中)提供了經驗，使得下述可能性得以實現，即一個人可能會被溫柔地對待，從而使人格惡意轉化有時候也會逆轉過來，並實實在在地得到矯治。更為常見的情況是，這種人格惡意轉化只能得到部分改善，原因在於，惡意的轉化對於惡意兩人團體形成更大的組織，產生阻礙的作用。 少年時代遺留下來的還有其他各種特徵。例如，有的人在與他人相處時，如果他人不喜歡他，就會認為對方有毛病，換句話說，實際上他覺得自己完全有資格被所有人喜愛。這種人在少年時代絕不會認識到這不是合理的生活態度。在學校環境裡，這種人常常通過自我貶低的文飾作用以及毀損他人，來處理自己的失望情緒。為此，他通常在家裡被樹立為一個好榜樣。這些兒童在進入前青年期的社會化後，通常情況下能從摯友的親密關係中獲得足夠的安全感，這使得他們能夠真正地敞開自己的心扉，並討論其他一些也同樣令其不快的人(這些人似乎並不喜歡他們)，他們的討論是以這樣一種方式進行的，也就是既啟發了其他人的實際價值，又涉及了他們自己的一些品質特徵(這些品質特徵可能並不十分惹人喜愛)。由此可見，事實上，前青年期往往在某種顯著的程度上有助於矯正我們的惡意的病態現象，也就是將別人拉下來的傾向，其原因在於這個人沒有強大到足以與別人相處，並在這種相處中感到舒適。儘管在前青年期並非總能根治這種病態現象，但它往往能夠使這種病態現象得以減輕，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 一些孤立的少年，在別人看來，他們追求的是一種「精神分裂性」(schizoid)的生活方式，但是，有時候會由於十分幸運的前青年經驗，他們會表現出特別善於把握自己也特別善於發展在少年時期並沒有獲得的社會適應能力；其原因在於前青年期所進行的特殊的、親密的、一致的交流。另一方面，社會孤立(social isolation)也可能使得很難建立前青年期所需要的那種親密的關係；它往往有可能會延緩前青年期的發展，這樣一來，青年期變化前的時間就會非常短暫，而我們知道，這段時間是用來鞏固前青年期的收益的。 少年中更為反常的一種人是長不大的人。這種人有時候受人歡迎，但大多數時間是不受歡迎的。無論如何，隨著少年時代的逐漸消逝，這種人往往變得越來越不受歡迎。我們可以恰當地把這種人稱為不負責任的人。他們不想承擔任何事情，能避開則避開；如果你願意的話，他希望一直保持少年的狀態。他們希望自己越小越好，這是因為他們實際上不願意俯首帖耳地屈從於我們社會對他們的需要。在這裡，對親密關係之需要的成熟，會產生非常明顯的良效；但是，另一方面，有些少年卻不會以那種方式成長起來，而很可能會陷入一個不負責任的團伙中。當然，我並不是想讓你們認為任何反社會團伙都是由那些不負責任的少年組成的。不論團伙的活動與容納它的社會之間的關係是建設性的還是破壞性的，都與其中所涉及的人格反常類型沒有任何關係，它更多的是一種功能，一種作為領導(leadership)而可被接受的功能。 在總結這些不同的反常現象時，我們可以這樣說，只要反常現象不是十分嚴重，以至於排除了前青年期的任何經歷，那麼，這些新的親密關係的形成將為所有的反常現象提供某種交互確證，也就是說，一個人通過摯友的眼睛去觀察自己。只要實現了這一點，所涉及的自我系統就肯定會得到擴展，其更為麻煩的、不適當的和不合宜的功能會降低到毫無作用的程度。 我想再提及其他更多一些的情況，它們不一定屬於反常現象，但是，如果不是前青年期影響的話，它們可能會成為不適當生活的基礎。有些人帶著十分有利的記錄度過少年時代；他們在體育運動方面表現突出，還有嫻熟的妥協技巧，或者他們十分聰明，能使少年社會中的每個人都受益。現在，出現了前青年期對親密關係的需要。這種人很容易與一個普通人結合成兩人團體。而且，在前青年期的社會交往中，有些十分成功的少年首次明白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他們不打算躺在絲綢的靠墊上度過一生，而且他們學會了接受這個事實。他們發現，如果他們非常幸運地擁有一些天賦，則這些天賦也連帶著責任；由於天賦被用來履行社會責任，因此，他們就會在一定程度上擺脫妒忌這種邪惡及其附帶的破壞性實踐。 還有一些相似的少年，他們智商很高，教師對他們的評價也不錯，但他們卻不受歡迎，而且在與其他少年相處時也困難重重——對這一事實，教師很少注意到，因為教師只注意學生良好的學業成績。在前青年期，對親密關係之需要的內驅力可能把這種高智力轉向良好的人際關係，為這樣的少年提供一種機會，即運用他們的智力去學會如何與他人相處。 最後，或許我還應該談一談這樣一些人，由於患病或者社會障礙等原因，他們在整個少年時代始終處於落後狀態。在這裡，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說，前青年期的親密關係可能真的會給他們很大的幫助，以至於幾乎可以彌補他們在少年時代所錯過的東西，也就是彌補在競爭、妥協和社會化方面所失去的東西。 在前青年期的兩人團體中，一些值得考慮的因素包括：由於對親密關係的需要而使人們結合在一起並彼此加強聯繫的個人適宜性(suitability)、結合雙方所達到的關係的強度(intensity)，以及關係的持久性(durability)，或者說，在整個前青年期關係尚未被證實為持久時關係變化的漸進方向。這最後一個因素可能源自於父母住所的變化；或者，兩人團體本身內也可能有一些因素會導致分解，從而使其中的一種成分又與其他某個人相整合。 我特別想談一談關係強度的問題，因為它很容易讓人們認為如果前青年期的摯友關係非常牢固，就有可能將這種摯友關係固定在前青年期階段，或者，這種前青年期的摯友關係就可能以某種人格特徵而告結束，即諸如我們通常所指的同性戀關係(homosexuality)——順便說一下，儘管通常情況下，我們很難說出這個術語究竟意味著什麼。我所注意到的一些事實並不支持所有這些推測。事實上，作為一名精神病學家，我倒希望前青年期的關係非常牢固，足以讓雙方都切實地認識到一種親密關係中所能暴露出來的有關對方的所有事情，因為唯有這樣，才能糾正大量的虛幻感覺、通常所說的病態感覺以及與眾不同的感覺，這種感覺到後來的生活中會成為不安全感之文飾作用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或許，我可以通過不同尋常的方式將許多事件聯繫起來說明這一點。有一次，我發現了關於成人生活的一些情況，這些成人曾一度同屬於前青年期團體，他們曾經一起在堪薩斯一個小型社區里上過學。我第一次知道這個消息是通過一個人，他也曾是那所學校里的青少年之一，後來，我繼續追蹤，從而獲得了關於該團體的相當完整的資料。我上面提到的那個人是一個公開的同性戀者。他在前青年期，曾經明顯地被排斥在群體之外；他當時並未參與所謂的相互手淫，以及其他一些同性戀活動(這種手淫以及同性戀活動，在前青年期摯友組成的男孩團體中很常見)；也就是說，他並沒有參與任何這類相互間進行的性行為，他參與這個團體的同性戀行為是在前青年期快結束時。據我了解，還有一名少年也沒有參與過這類性活動，於是，我便對他進行了追蹤了解。結果，我發現，他後來竟然也成了一名公開的同性戀者。那些參加過同性戀活動的人後來都先後結了婚，有了孩子，又離了婚，如此等等，這差不多是美國社會的最佳傳統了。換句話說，在前青年期快結束時，那些可被描述為「不合法親密關係」(illegitimate intimacy)的關係，並不導致青年期以及後來生活中紊亂的發展類型；這些事實所揭示的情況迥然不同。 前青年期的巨大補救作用不僅通過兩人團體中親密關係的直接效應而產生，而且也通過前青年期出現的真正社交而產生，因此，我們可以說，大千世界在前青年期的微觀世界中得到了反映。前青年期的青少年開始擁有了社會評價和社會組織方面的有用經驗。這種情況首先表現在兩人團體與較大的社會組織，即團伙之間建立的關係之中。摯友之間會彼此認同，而且事實上也會被其他兩人團體所評價——這種評價並不依據他們是誰，而是依據他們的行動，以及在社會組織中你可以期望從他們那裡得到什麼。在這種社會評價中是一種具有教育性、爭論性的有用經驗。這個事實表明，一個人可以找到自己，可以被他人視為具有不可思議的個性，並且不再成為萬物的中心；此外，一個人已經擁有特別幸運的經驗。作為整體的團伙會發現，它與這個更大的社會組織(即社區)之間存在一種關係，它是由社區來進行評價的。社區對團伙的接納與否，很可能取決於該團伙是不是反社會的，而且，它還可能取決於該團伙是否具有廣泛的代表性。 在團伙內部，社會組織的經驗往往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即團伙結合的緊密程度如何、團伙領導的穩定性如何，以及針對不同的情況有多少領袖等。有時候，如果你仔細研究的話，你會發現，在一些前青年期的團伙中，不同的成員從屬於不同的領導，不同的環境有不同的領導，因此可以說，這種情況實際上就是微觀化了的社會組織。 發展階段定時方面的棘手問題 隨著前青年期向青春期(puberty)的轉變，以往經驗對成熟速度的影響變得特別顯著。關於青春期轉變的時間問題，每個人都相當不同，也就是說，它不同於諸如嬰兒眼睛的會聚現象(convergence)，因為嬰兒眼睛的會聚時間幾乎可以確切地加以預測。青春期成熟之所以在時間方面有所差異，部分原因在於某種生物因素和遺傳因素；但是，我從大量的數據中了解到，其中還涉及一些經驗因素。早期訓練的某些特徵，在所謂的延遲青春期的情況中十分普遍，以至於人們懷疑，這種訓練事實上延遲了情慾動力機制(lust dynamism)的成熟時間。 在前青年期社會中，在人格方面有可能發生的一個悲劇事件是，一個特定的個體可能不會立即變成前青年期的少年，換句話說，他實際上沒有對親密關係的需要，而此時大多數同齡人都有這種需要，因此，當前青年期的少年遊行隊伍經過的時候，他不會有機會成為遊行隊伍當中的一員。接著，這個人在大多數同齡人準備告別前青年期的時候，卻產生了與某個同性夥伴建立親密關係的需要，而且還可能會被驅使著與比他年齡小的人建立關係。當然，這種情況並不一定是一種大災難。但是，以下情況則更可能算得上是一種災難了，那就是，他可能與現實中某個處於青年期的人形成一種前青年期關係，這種情況很可能在此情境中十分常見。這種情況肯定會使人格承擔某種嚴重的風險，而且，我認為，在大量例子中，這種情況與同性戀生活方式的建立有相當大的關係，或者至少與一種「雙性戀」(bisexual)的生活方式有很大關係。正如我在前面已經暗示過的那樣，肯定存在這樣一種可能性，即他不會比前青年期走得更遠。一個人很可能會比某個特定青年團體中的其他人多保持兩年的前青年期時間，這一事實現在已很常見，致使其本身足以成為一項研究課題。我有一位朋友突然陷入了精神分裂症的失常狀態，但卻順利地進入了青年期，而另一位朋友卻仍然保持前青年期的狀態，按照我的經驗，這很值得注意。 如果青年期被延遲，它就不會具有任何特殊的重要性，但是，它事實上仍有一些有利的因素，只要個體確信擁有一定數目的同樣被延遲的人(而且，這些數目是合理的)，並與這些被延遲的人保持親密的關係(這是前青年期的特徵)。只有當摯友關係解體，以及前青年期社會隨著幾乎所有成員的進一步成熟而解體時，我們才有可能對那些不能在同個時間表上移動的人格進行特別的強調。有時候，這些青年期被延遲的人結交知心朋友的年齡會表現出一種漸進性，即從同齡人到較為年輕之人不等，這在某種程度上會使雙方在前青年期組織中的地位不那麼容易被認可，而且雙方常常被年輕人的社會所排斥。我猜可能發生的最好情況——僅次於擁有一些同夥，他們也在成熟方面表現遲緩——是能夠在一個人實際進入青年期之前，抓住青年期的早期階段，這種情況有時候是可能出現的；也就是說，青春期轉變意味著興趣轉到了異性身上，但我們常常也能發現，異性中某個古怪的成員也沒有經歷過前青年期的變化，但卻很高興地步入了青年期。這樣一來，便減弱了個人對其個人價值和安全感的壓力，不然的話，被延遲的青年期很可能會帶來個人價值和安全感的壓力。我認為，人格之前青年期階段的延遲完成，以及從前青年期團體向青年邊緣團體的發展，對這個年輕人來說，往往相當困難；也就是說，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青年邊緣團體的受害者，這些邊緣團體的青年自身實際上就有許多麻煩，很容易非常感興趣於與這些青年期被推遲了的處於前青年期的少年搞性活動。至少可以這樣說，在某些情況下，當青春期轉變和青年階段最終開始時，這些性活動將使人格付出高昂的代價。 在某個既定的個體身上，就所涉及的人格發展而言，其青年期的開始是在不確定的時間裡發生的；也就是說，儘管青年期的開始不會在一夜之間發生，但至少可以在幾個月里觀察到它的發生，而不需要幾年的時間。在我的發展圖式中，青年早期是通過一系列所謂青春期轉變的事件而開始的，也即通過所謂的情慾動力機制的直接出現而開始的。這種情慾動力機制的直接出現，在許多情況下表現為進入與性高潮經驗有關的幻想或者睡夢之中；而在其他一些情況下，則表現為早期的生殖器遊戲，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而且，在某種性遊戲中，還可能表現為性高潮的發生。就重要的整合傾向或需要滿足之需要而言，情慾是最後成熟的，它是潛在的人性動物現在已經充分發展成為一個人的特徵。 我認為，在我們的社會中，青年早期出現的年齡範圍為三或四年。這種可能出現在同一年齡段不同人身上的顯著的發展差異——與前面討論過的任何需要之成熟過程相比，這種差異要大得多——是使得青年期成為一個充滿壓力之時期的重要因素之一。順便提一下，只有通過研究我們社會中不同的社會組織，我們才能發現青年期的壓力是多麼小。在其他一些社會中，由於那裡的文化比我們社會的文化為少年提供了更多為青年期而做的實際準備工作，因此，青年期不同尋常的壓力方面在那裡便沒有那樣明顯。不過，還有一些青春期轉變及其與人格組織的青年期階段相關的因素，在任何社會秩序中都不會被忽略；而且，這些東西與一些成長因素的明顯加速有關(這裡所謂的成長因素指的是使原本相當熟練和相當聰明的人變得笨拙和不熟練的因素)。因此，始終存在著(或者幾乎總是存在)某些與軀體組織之快速成熟有關的壓力，這種軀體組織是隨著青春期轉變而出現的。但是，就所涉及的心理壓力而言，它們最可能由於定時方面的棘手問題而產生。 孤獨的經驗注91 在我進一步深入討論之前，我想先討論一下作為孤獨經驗(experience of loneliness)之基礎的動機系統(motivational system)的發展歷史。 現在，在人類的經驗中，孤獨可能最為獨特，因為用來談論孤獨的事物都具有沉悶單調的性質。雖然我曾經試圖就焦慮經驗之極端性給你們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是我與說英語國家的所有居民共同的感覺)，但我覺得若要真正清楚明確地傳遞孤獨經驗的印象(尤其是以它最為完美的力量來進行這種傳遞)，卻是不適當的。不過，我認為，我可以通過追蹤孤獨經驗所經歷的各個發展時期的各種動機系統，來說一說為什麼孤獨是人格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據我所知，在所有那些使真正的孤獨經驗得以告終的組成成分中，第一個成分早在嬰兒期就已經出現了，那便是對接觸的需要(need for contact)。毫無疑問，它構成了複雜的依賴性，這是嬰兒期的特徵，而且我們可以將它納入對溫柔的需要(need for tenderness)之中。這種類型的需要從嬰兒期一直延伸至童年期。在童年期，我們可以看到其他一些組成成分，它們最終將被體驗為孤獨，這種孤獨在需要成年人參與的活動中表現出來。這些活動開始時也許以表達性遊戲(expressive play)的形式出現，在表達性遊戲中，年齡幼小的孩童不得不通過逃避焦慮或增加欣快方面的成功和失敗來學習如何表達自己的情緒；在各種類型的互動遊戲中，兒童學會了合作等；最終在言語遊戲(verbal play)中——通過使用那些能提供愉快的言語組成成分，逐步發展到言語的交互確證。在少年時代，我們看到了最終將成為對同伴之需要中的孤獨的若干組成成分；接著，到少年時代的後期階段，我們也看到了孤獨，儘管前面我並沒有提到過這個名字，但是你們也許可以根據你們所經歷過的對接納之需要(need for acceptance) 來認識孤獨。換一種表達方式，即你們中間的大多數人在少年時代都有過與同伴在一起的極其痛苦的體驗，對於這種體驗，我們可以合理地用一個術語來表示，這個術語便是「害怕排斥」(fear of ostracism)——害怕不被那些在學習如何做人的過程中被他視作楷模之人所接納。 在前青年期，最後一個組成成分出現了，它實際上是具有威嚇作用的孤獨經驗——與同伴親密交流的需要(the need for intimate exchange)，我們可以把這名同伴描述成或認同為一位摯友、友人或者愛人，也就是說，需要最為親密的交流，這種交流與滿足和安全感有關。 孤獨作為一種經驗，一直以來都讓人感到很畏懼，以至於它實際上往往會妨礙對此種經驗的清晰回憶，這是一種通常只有在前青年期及其繼後的時期才會遇到的現象。但是，通過對上述組成成分的簡略分析(這些成分已經進入這種具有驅動作用的衝動之中)，我希望我已清楚地表明為什麼在連續的匱乏中，這個系統的驅動力仍可以整合人際情境，而不管真實存在的嚴重焦慮。在概述人格理論的過程中，儘管我們之前沒有接觸過任何可以無視自我系統活動的東西，不過現在我們接觸到了：在孤獨的狀態下，儘管個體在操作的過程中會感到嚴重的焦慮，但依然會尋求同伴關係。當一個人由於被剝奪了同伴關係，而不管或多或少存在的強烈焦慮去整合某種情境時，他在這種情境中往往會表現出一些跡象而表明個人定向(personal orientation)方面存在的嚴重缺陷。請記住，我正在談論的是生活方面的定向，而不是時間和空間方面的定向，就像傳統的精神病學家所討論的那樣。在討論少年時代時，我已給出了關於生活定向的概念。現在，這種有缺陷的定向可能主要由於經驗的缺乏，這種經驗除了具有緩解孤獨的重要意義之外，還是正確評價情境所需要的。當然，還有許多情境，在其中，孤獨的人確實缺乏如何處理他們所面臨之事物的任何經驗。 孤獨的重要性在前青年期達到其頂峰，而且，從那時起直至死亡，其發展相對沒有變化。一個只要經歷過孤獨的人，都會很樂意談論這種模糊、抽象的經驗。但是，若要他清楚地回憶當他感到特別孤獨時，他有怎樣的感覺，以及他都做了什麼，則是一種很難的治療操作(therapeutic performance)。換句話說，孤獨在面臨嚴重焦慮時將會自動地導致整合，這一事實往往意味著孤獨本身比焦慮更加可怕。雖然我們從很早的時候起就表現出了對害怕(這種害怕有可能會導致致命的傷害)的奇妙感受能力，而且，我們從很小的時候開始，便表現出了對重要他人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敏感性，不過，只有當我們到達發展的前青年期階段時，我們所追求與他人交往的深刻需要才會達到這樣的程度，即恐懼和焦慮實際上沒有力量阻止我們踉蹌地走出不安，並進入一種在某種程度上能夠緩解孤獨的情境。在我們到達前青年期階段之前，它並不表現在諸如內驅力等東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