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學的人際關係理論 · 第十二章　童年期

語言在人格化融合中的作用 至此我們已經花了好幾章的篇幅討論嬰兒期，現在我們要離開這一主題。在討論語言行為時，我希望能夠清楚地表明一點，即要想嬰兒在語言行為方面取得成功，所涉及的重要成年人需要做出讚許、溫柔等反應。這種言語行為所具有的異乎尋常的價值(尤其隨著它在學齡期顯現)是我們難以意識到沉思過程(沉思過程通常表現為一種相對簡單的經驗的不完善反應方式)的重要因素之一，甚至有些高度發展的不完善反應形式使人甚至難以意識到某些沉思過程。就那些並非天生聾啞的人而言，言語行為具有近似魔力的性質；例如，我們中有許多人，儘管被恰當地授以了這樣或那樣的博士學位，但仍經常十分清楚地表明我們的某些言語行為有賴於這種真正的魔術般的潛力。在精神病學實踐中，我們有時候會遇到過這樣的成年人，他們特別依賴於言語行為的潛力，很清楚，這就是他們難以與別人相處的一個顯著特徵。 現在，在很大程度上由於語言行為的特殊力量而在童年早期階段表現出來的一個結果便是人格化的融合(fusion of personifications)。就覺知(awareness)而言，這種融合是最終的，也是絕對的；但是，就人格而言，它並不需要像任何這樣完整的東西。現在，我想要提及的是到這一階段已經出現的養育者或養育者集體的雙重人格化——好母親或壞母親(或邪惡母親)的人格化。若無言語行為在人際情境中起著不可思議的作用，若無年幼兒童周圍的成年人賦予他巨大的能量，用人類最重要的工具(即語言)去武裝兒童，兒童就不可能把兩個母親的最初印象保存下來——在滿足需要的過程中給予溫柔和合作的母親，以及在滿足需要的過程中伴有焦慮和干預的母親。你們可能會說，雖然這種將一個現實的個體一分為二的做法能在較低的人格層面上繼續，但卻幾乎不可能長期存活於高壓的文化移入(high-pressure acculturation)之下，這種高壓的文化移入會讓我們稱呼一個人為「媽媽」，而稱另一個人為「姐姐」，等等。因此，不管好母親和壞母親這兩個分離的人格化組織得多麼徹底，它們的個體性都會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消失殆盡，或融入後來的人格化之中。但是，我們不能把這種融合視為是綜合的。換句話說，所有組織進嬰兒期壞母親人格化中的特性，並不必然出現在童年期明顯開始的對母親的人格化過程中；而且，在任何情況下，嬰兒期好母親的一切屬性也幾乎不可能融入童年期對母親的人格化過程中。在某些情形下，我們能看到證據表明這最後一句話是毋庸置疑的，也就是說，在後來的生活中，個體會尋求(而且可以十分清楚地證明他確實在尋求)某個符合好母親人格化的人，而這種人格化在「現實」母親的人格化中並不顯示出來。某個人格階段的人格化進入後一人格階段人格化的特別複雜的方式——儘管很少有情況完全如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因於有聲言語行為的獨特力量，而且只要他處於有組織的教育情境中，也可以歸因於童年期及其繼後的發展期對語言行為習得所提供的高度獎賞。 逃避的原理 現在，我想進一步論述自我系統的發展，對此，我一開始將概括一下背景，然後系統地闡述我所謂的逃避的原理(theorem of escape)。與假定組織人際關係知識的其他動力機制不同，自我系統尤其抵制憑經驗而做出的改變。我們可以用一條原理來表述這一點：根據自我系統的本質——其共有的環境因素、組織和功能活動——自我系統往往能夠逃避與現行的組織和功能活動不相宜的經驗影響。如果你想根據精神病學的這一系統來理解人格，或者，如果你想從事該系統所蘊含的治療的干預類型，你就得理解自我系統的這一特性。我在前面談及自我系統時，曾說過它具有純經驗的根源，而且我說過，與需要的動力機制不一樣，它並不依賴於那些構成人性動物之基礎的物理化學共存的特性。這個自我系統完全導源於人類必要環境的人際方面；它因極不合意、極不舒服的焦慮體驗而被組織起來；而且，組織的方式是為了避免或儘量減少現存的或預見的焦慮。 但是，我想重申一點，我們並不能完全理解引發焦慮的情境特徵。很明顯，由於母親焦慮就會導致嬰兒焦慮，因此我們不能指望嬰兒能夠充分理解產生焦慮的原因；有一點或許讓人難以理解，即在成年人身上，同樣也存在不能發現引起焦慮之情境的情況。隨著我們的年齡越來越大，我們可能覺得自己能夠對一些事物加以命名，或對其做出解釋，而這導致我們(部分地)看不到引起焦慮之情境所具有的特徵(人類從來都不曾能夠完全理解、把握這個特徵)。有一則古老的故事，說的是一個病人痛得十分厲害，他自覺病得很重，但是當醫生說「哦，只不過是闌尾炎」時，他覺得舒適多了。這便是當有人在言語上給我們貼一個標籤，我們便感覺好很多的一個小例子，這就好像是通過這個標籤，個體就熟悉了一組新的事實——要是對別人也能這樣就好了。我們經常做的很多無效而又不適當的事情，都是這樣的——如果我們能毫不費力地說出一套詞語的話，就會感覺更舒適、更值得，通常情況下，這套詞語就像傳統婦女解釋神秘事物時說「我這樣做是因為……」一樣有效。事實上，在漫長的精神病治療生涯中，我會說，我已經對那種以「正是因為……」來結束的文飾作用(rationalization)越來越有感情；後面跟的詞語越多，就越難猜出它在多大程度上是個人的套話——誠如其名稱所表明的，文飾作用——而且，也就越難猜出人們本該看到的重要線索。 因此，不管我們作為成年人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談論引起焦慮的情境，我們都幾乎不能把握這種情境的特徵——當然，兒童也不能把握它們。因此，對於自我的動力機制，我們所要補充的是：要麼對引起焦慮的情境作不完善的觀察(imperfect observations)，以及對為減少或避免這些情境重複出現而做出的成功干預作不完善的觀察；要麼是一些確定的創造(definite inventions)，通過這些創造，較為簡單的操作會建立起更為複雜的操作，即通過重組舊事物——對這個概念，我在後面將作簡要討論——從而創造出新的事物。此外，文化本身的基礎並不在於哪一條甚至能為天才所把握的一般原則，而是基於許多矛盾的原則。正是在我們這種文化的生活教育中，我們所有人都體驗到了大量的焦慮情緒。 儘管任何一種反覆出現的經驗都會很快增加進來，並修正那些在滿足需要的過程中任一動力機制的表現，但自我系統的特殊結構和功能活動在於，個體要經歷一系列的失敗——我們稱之為安全操作(security operations)，當自我動力機制是活動的核心原動力時，它便是典型的表現——而無需凡事都去學習。事實上，機遇在於，在遭遇引起焦慮情境的微弱線索時，自我系統的活動會更容易發動，但依然沒有表現出從那些與滿足生物需要相關之失敗中獲益的類型。我們在研究對經驗的這一讓人覺得奇怪的遲鈍反應時，可以看到，這些毫無益處之經驗模式的特徵在於，無法根據業已併入自我系統的傾向來進行理解或分析。 不用說，避免從經驗中得益的自我系統的終生傾向並不是絕對的。但是，我想強調一下自我系統的這種一般傾向。為了強調我們非常不理性和完全不愉快(如果我們期望別人，只要涉及他的自我系統)——雖然這在自我系統並不涉及的所有領域裡都是一個十分合理的預期——他便能從其經驗中迅速得益，我已陷入一個闡釋原理的困境。這並不會使自我系統完全無力改變自嬰兒期起的主要特徵；事實恰恰相反。由於對人格的一般性影響(這種影響會與每個發展時期的早期階段新成熟的需要或能力相伴隨)，自我系統的功能活動在方向和特徵上總會有所改變；而且，正是在這些時期，自我系統特別容易發生幸運的變化。據我所知，這個自我系統能在任何人格系統中為經驗所改變；但是，這種經驗(更確切地說，這種可以期望變化的裝置)通常必須十分周密，而且持續時間很長。這個自我系統對於作為經驗之結果的變化的抵抗，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們發現在治療中根據複雜組織的、相當持久的治療操作來思考相當有益的原因所在，而依據這樣的治療操作，我們逐漸建立起了一系列要求自我系統進行擴展——吸收先前已有的經驗——的情境，因為在特定的人際情境裡，選擇性忽視對患者對焦慮的易感性沒有實質性影響。 升 華 現在，讓我們回到有關童年早期的討論，請大家把注意力放到與幼兒追求需要的滿足有關的活動上——到此時為止，這種活動既是外顯的，又是內隱的。到此時，這些需要不僅明確涉及與生化世界的必要共性(communality)——對食物、水、氧氣以及廢物排泄等的需要——而且還包括一種不斷增長的對區域需要的補充。這後一類需要包括表現每一種成熟能力的需要——我們所看到的是兒童在表現出任何一種已經獲得之能力時的快樂。行為模式與外顯過程——它們在早期只能通過推理得知，而現在變成可用客觀方法加以證實了——的改進，源於新能力的成熟以及以往的經驗；而且，在某些情況下，這些改進，正如通常所速記的那樣，會被歸為關於「現實」的改進了的信息。所有這一切，不僅會導致從舊模式中創造出新模式，而且還會導致從與成年人(這些成年人正不斷地適應文化)相處的人際情境中以某種方式(這些方式我在前面已做過描述)獲得信息。 在這些創造中，存在一種行為改變的模式——一種對行為模式和外顯過程的改進——根據我的定義，這種改變模式具有很廣泛的意義。我像往常一樣，懶得或無力為這種行為改變或參照過程改變的模式尋找一個術語；因而帶著我至少體驗了10年的同樣的不滿，我再說一遍，我現在正在討論的是關於升華的變化。誠如我在前面已經說過的，我在談論升華時，所討論的東西並不是弗洛伊德在提出該術語時心裡所想的東西；我關於升華的思考，使它成了比經典精神分析研究可能提出的內涵多得多的過程。由於缺乏一個更為恰當的術語，我將繼續稱這些表現為升華，它出現在嬰兒後期，在童年期變得明顯，並且在繼後的時期變得非常明顯。由於這是行為和參照模式中變化之重要表現的標誌，因此，請允許我對此稍作詳細的說明： 對於一個遭遇焦慮或與自我系統相悖的行為模式來說，升華作用是一種無意的替代(unwitting substitution)，它具有一種社會上更可接受的活動模式，這種活動模式部分地滿足那個導致麻煩的動機系統。在更為幸運的情形里，睡夢中所發生的符號過程會處理那些尚未滿足的需要。 注意，這是我第一次特彆強調無意(unwitting)這個詞。我希望，通過討論我們所有人的外顯生活，我已為其準備好了途徑。在嬰兒身上，那些可予推理的外顯過程當然不能被認為處於嬰兒的覺知範圍之內，即不處於他清晰的認識或理解的範圍之內。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出的，我認為，在我們的生活中，除了最後一步——或者除了最後幾步——我們每個人，無論表現是多麼不同或多麼相同，通常都用十分外顯的行為來表示所謂意識或覺知的內容。因此，我所謂的無意(unwitting)或沒有注意(unnoted)，指的是那些確實已發生的大量外顯的參照過程，但是，當事人對它們的出現卻完全不知，只能根據他確知的或確實注意到的東西來進行推導，換句話說，根據其所謂的意識領域中出現的東西來進行推導。要在我所指的意義上使用升華這一術語，大家必須看清這樣的事實，即它出現於意識內容領域之外；其原因雖然錯綜複雜，但頗為重要，而且，到我們討論所謂心理障礙的特殊模式時，該原因很可能就會變得明晰起來。現在，我想描述一下這種升華作用中所發生的事情：升華中發生的事情是一種與社會監護人或適應文化者所施加的焦慮相悖的需要；一個顯著的例子——當然，沒有哪個例子是完美無缺的——便是年幼的兒童把沾有糞便的大拇指放入嘴裡。當我們發現這個年幼的兒童在以這種特定的方式玷污手指時，總是或經常挑出某個特定的玩具並吮吸它，於是我們便可以確定存在一種對吮吸玩具之經驗的「替代」，即以吮吸玩具來替代把沾有糞便的大拇指放進嘴裡的經驗，在嬰兒後期，每當有諸如此類的事情發生時，我們幾乎不可能假定這是嬰兒深思熟慮的結果，而且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它似乎成了一個特別好的例證，用來喚起人們注意一生中升華作用得以發生的方式。持有這種觀點的人永遠不會明白升華雖然時而發生，並得以繼續，但卻是無意的。至於發生什麼以及什麼東西得以繼續，是一種對需要的部分滿足；這種部分滿足替代了與焦慮相悖之需要的滿足，即替代了被周圍重要他人的禁止姿勢所禁止之需要的滿足。至於什麼東西被替代，也就是說，在對這種特定的滿足需要的行為的替代中所出現的東西，並不是那些得不到讚許的東西，或者說並不是非常不讚許的東西——並非作為自我系統活動之目標的東西，不管這種活動有多原始。 這種升華作用，或者對目標的特定替代，按其在滿足需要方面所占比例而言，可以說(而且事實也是如此)幾乎完全能夠滿足，因此，只有很小一部分剩餘的需要未能滿足。在我的例子中，手指沾染糞便並不意味著嘴邊都是糞便，一個玩具的替代並不能滿足有關的需要，因為這種需要包括吮吸滿足和被吮吸滿足的結合，而玩具卻是沒有感覺的。那麼，未為這些長期被社會贊成的技術所滿足的過剩的需要是什麼呢？在許多例子中，這種過剩的需要可以通過外顯操作來解除。對生活繁忙的成年人來說，從事這種外顯操作的大部分時間是在睡眠期間；儘管並非必定如此，但通常都是這樣。在童年期，這種外顯滿足並不一定被推至睡眠狀態，而到了童年後期，在需要滿足的過程中，某個遭禁活動的未滿足成分，可能會如實地反映在幻想的活動中。問題是，這個未被升華作用所滿足的過剩需要，會由於那些外顯的或內隱的符號操作而得以滿足，而這些符號操作並不特別與社會審查相衝突，也就是說，它們與焦慮沒有特別的關係。不用說，在追求那些很少隸屬於外顯過程的滿足時，存在著某些行為或外顯過程的模式。我們在討論青年期時，會發現這是真正的欲望(lust)，至少我是這麼看的。某些構成欲望模式的區域需要可以得到升華，但如果個體依賴於這些過程來解決整件事情，那麼麻煩即使不在眼前，也會離他不遠了。 大量所謂的學習，都是由行為的改進和外顯參照過程的變化所構成的，而行為的改變和外顯參照過程的變化則通過相對簡單的升華過程來實現——通過將需要部分滿足的活動與其他活動的模式相結合——很可能純粹在於追求安全感，也可能有一部分在於追求其他的滿足——這樣就能成功地避免焦慮。但是，當這類事情構成學習的重要部分時，人們不能指望正在從事這種學習的人會知道自己是如何學會這些內容的。當所謂的替代明確在意識領域運作時，教育過程幾乎不能有效地起作用(如果它確有作用的話)。我不時地聽說，我們應該給幼兒機會去理解為什麼需要某些事情的原因。如果這一點十分必要的話，那我們也許要到60~140歲才能成熟，我懷疑有多少人能受得了這種冗長而又乏味的等待。因此，正是在這類行為改進和發生在意識之外的外顯過程中，人們才可以發現對一個生活在完全無理性之文化中的人實施教育的重要內容，這種外顯過程雖然發生在意識之外，但它既具有放棄即時的、直接的和完全的、社會上讚許的模式，即在睡眠中或用某種其他方式解除任何過剩需要的模式。 行為模式的瓦解 在那些不太成功的兒童培養方案中——在那些難以評估技能、獨創性和理解(父母試圖藉此來推卸他們的社會責任)的家庭里——在童年早期，我們就會看到兒童在焦慮壓力之下出現行為模式和外顯過程模式瓦解的第一批例證。與升華稍有不同的是，它近乎我在前面說過的非我的人格化。現在，我正在考慮一種情境，在此情境中，一種追求滿足的行為模式，以及與這種滿足相關之回憶和預見的練習都被育兒者中止(stopped)了；於是，依賴於需要的特徵——這進而又在某種程度上有賴於人格的進展階段——要麼會出現大量的麻煩(這是從這一行為事實上並未被兒童所拋棄，而且越來越多的焦慮堆積在人格之中的意義上來講的)，以至人們可能會說整個生活(whole of living)都相當混亂，要麼行為和外顯過程的這一特定模式(particular pattern)會瓦解。不過，被瓦解的東西在那個過程中並不會中止；它不像魔術師手心裡的一枚硬幣，會消失得無影無蹤。那麼，那個已為焦慮的前期運用所瓦解的行為和外顯過程的模式又變得怎樣了呢——只要焦慮得到發展，它就會與自我系統發生完全衝突？據推測，由於在這個極其簡單的升華模式中，活動的重新結合此時並不會發生，因此，在更為複雜的活動模式中——其大量的模式最好用我們即將考慮的心理障礙來揭示——卻可能出現活動的重新結合，或者可能存在所謂的對早期模式的回歸(regression)。 如今，回歸這一概念常常被用作一種純粹的套話；也就是說，精神病學家經常用這個術語來搪塞他們完全不理解的神秘現象。當我使用回歸這一術語時，我並不希望大家將此視作某種晦澀難懂、聽起來明智但又不可名狀的東西。回歸這個概念指的是一種十分罕見、高度病態的現象，可以根據一個極易觀察的強度(strength)來加以消除：在任何一個兒童的生活過程中，實際上在24小時的間隔里，當兒童完全疲倦時，你們便能夠觀察到那些未被深深銘刻之行為模式的瓦解。十分常見的情況是，入睡之前，兒童會重視其早期的行為模式，而這些行為模式在其生活中較為清醒的時期是不會再出現的。不過，當動機系統的模式很好地確立之後，這些日常的瓦解要麼變得很不顯眼，要麼完全不足為證。例如，一個完全不再吮吸拇指的兒童在入睡之前通常會再次吮吸自己的拇指。與吮吸拇指相關的區域需要在許多方面已有所改進、擴展等；但是，隨著所謂疲勞狀態的伴發，更為複雜、近期形成、提供滿足的行為模式(偶爾還包括保護安全的行為模式)，會就此破裂，而直接滿足這個特定區域需要的某個早期階段就會再次出現。這才是真正的行為模式回歸的例子，據此，我相信你們能推斷出這個特定概念可被合理推導的限度。 交互情緒的原理 接下來，我要討論的是各組人格化在童年早期的交替變化；這些人格化目前被融入自我的人格化中，也就是說，被稱作好我和壞我的人格化，以及殘留的、模糊的非我人格化。由於這個時期日益受到成人環境的社會化影響，能夠併入壞我人格化的經驗經過這些早期階段得到了發展，而好我的「自然性」變得更容易遭到反對。 有關各種人格化的交替變化［目前，它們將以人格化的自我(personified self)而告終］，我想提一個促進並極大地修正了最初的溫柔原理(initial theorem of tenderness)的理論闡釋。我的最初原理大致認為，需要的跡象(誠如嬰兒所表現出來的那樣)使育兒者做出了溫柔合作的行為。在嬰兒尚且處於完全依賴育兒者的時期，這種說法是成立的，但是，到了童年期，育兒者的社會責任就會開始對其加以干預。因此，從童年早期開始，另外一種一般陳述可能適用於人際關係，由於缺乏一個更好的名稱，我曾稱之為交互情緒的原理(the theorem of reciprocal emotion)或交互動機模式：人際情境中的整合是一個交互過程，在其中：(1)互補的需要(complementary needs)得到了解決或得以加劇；(2)活動的交互模式得到了發展或得以瓦解；(3)對相似需要(similar needs)之滿足或受挫的預見得到了促進。 我在此說互補需要得到了解決或得以加劇的時候，你們會察覺到這是相對於溫柔原理的一種改變，在溫柔原理中，互補的需要會明確得到解決。但是，就更為一般的目的而論——在童年早期起的人際情境中——我們發現，當存在互補的需要時，一個人需要溫柔的事實可能會帶來溫柔，或者可能會帶來對溫柔的否定，或是加劇對溫柔之需要的不加掩飾的焦慮。我的原理的第二部分是，活動的交互模式得到了發展或得以瓦解。在討論嬰兒時，我們看到，嬰兒的吃奶行為有著某種穩定的成長，而在育兒者一方，則存在某種與這不斷擴展之吃奶行為模式的合作。但是，從更為一般的觀點看，情形或許正好相反；人際情境中合作活動的先前模式現在可能已被瓦解，因為在母親看來，嬰兒的成長已允許他擺脫她早期所容忍的事情而開始接受教育。我的原理的第三部分是，對相似需要之滿足或受挫的預見得到了促進。對預見滿足的促進是在追求滿足的過程中行為繼續改進的一個特定例證，它發生於人際情境鼓勵這些改進之際。而且，對預見受挫的促進是引起自我系統過程進行干預的一個例子；預見的並不是需要的滿足，而是禁止的姿勢和焦慮(焦慮將隨著需要的直接顯現而發生)。 就這一原理本身顯現出來的積極方面而言，互補的需要會在個體所經歷的人際關係中得到解決，活動的交互模式得到發展、改進，變得更加完善，而且通過改善操作，便可以預見如何才能更快、更持久地獲得滿足。現在，所有這一切產生了與好我的人格化全然相一致的經驗，而且正如我們有時候能從幼兒的嗓音和其他表情中所觀察到的那樣，表現為他們在其能力運用方面的歡快與驕傲——這是傳統上的一種誤稱。但是，隨著幼兒社會化壓力的不斷增大，交互過程的消極方面自然會出現；由於需要受阻而得以加劇，活動的模式不得不升華或瓦解，而且，在某些情況下，受挫——不利行為結果的可能性——顯然被預見為擺脫那些模式的部分過程。 自我系統的進一步發展 現在，產生自這些情境的所有經驗，都自然地傾向於適應壞我的人格化。此外，由於此文化中訓練的童年期一般模式，使得自我系統的某些特殊附加物得到了培養。你們也許還記得，自我系統的一切都出自人際關係，來自對人際關係經驗的意匠作用(elaboration)。我所提及的特殊附加物，指的是一種我們稱之為厭惡(disgust)的生物反應的發展——這種厭惡代表的是對某種一直存在之事物的意匠作用，反過來說即是將胃腸排空的能力——我在後面分析羞愧(shame)這種情緒時，將進一步闡釋厭惡體驗的組成部分。 隨著後來成為人格化自我的三類人格化——好我、壞我和非我——的成長，我想討論一下語言教學中的一些不同成分是如何干預人格化自我之更為令人滿意的發展的。這種干預發生時，不斷適應了文化的成人所表現出來的行為方式會教導幼兒，對於那些與焦慮密切相關的不良行為，育兒者的某些發音過程可能具有某種撫慰效果，也就是說，這些不良行為通常情況下是被嚴加禁止的，以至它們必須儘可能加以升華，否則就會被瓦解。 由於我們已經知道某種行為會危及我們的人際安全感——這種行為肯定是得不到讚許的——因此我認為，從某種程度說，我們每個人在我們的早年歲月里——很可能包括整個童年期，而且肯定包括少年時代的後期——都有機會知道某些詞語和姿勢的結合，可以將清楚預見之與某種行為相關的焦慮這種危險減少到最低限度(如果不是將其徹底消除的話)。現在，為了讓兒童擁有比其行為表現更為優越的現實品質，不斷適應了文化的成人就會對兒童實施語言陳述，而兒童正被訓練成不能應對自己生活的人。這便是問題的癥結所在。然而，在許多家庭里，下列這樣的陳述是家長在教育幼兒時經常說的：「威利，我告訴過你不要那樣做。現在你該說對不起。」這就是我所說的勸解姿勢(propitiatory gesture)的一個典型例子。如果威利順從地說出了那個對不起，則就被假設為明顯地緩和了情境，儘管這幾乎可以說是威利肯定不能理解的東西——如果事實上確有人能夠理解的話。這類事件的結果是，它干預並延緩了把好的、壞的、漠然的以及未知的方面融合進人格化自我，致使兒童繼續保持有關「我的身體」的三類人格化(這超出了合理的範圍)。因此，你有時候會聽到這些兒童後來對你說「哦，這不是我做的，是我的手做的」，或者說「哦，媽媽，我是個壞孩子」，或者其他諸如此來的話，所有這些並非證明教育特別幸運的證據。 在童年期，某種驚人的事情會慢慢發生，它表現為對溫柔之一般需要的成分，對溫柔的一般需要是嬰兒早期的特徵。這一成分，在關於後來出現的某些癖性(idiosyncrasies)的理論解釋中，我把它當作對身體接觸的需要來提及。在童年期，這種需要的意匠作用首先表現為一種對參與者的需要，而後表現為對觀眾的需要。後來，嬰兒以及幼兒顯然愛與母親一起玩，喜歡與母親一起從事某些能夠滿足特定區域肌肉需要的練習；在稍後階段，他們會形成一種確定的偏好，喜歡在提供溫柔、提供讚許的成人面前進行種種表演。但是，如果母親對其他方面的要求太多，或者如果她養有幾個孩子，或者如果她對於養育孩子一無所知，或者如果有許多其他五花八門的狀況，包括母親患有心理障礙，或者對於孩子的意志或精神等有著瘋狂的想法，那麼，十分常見的情況是，兒童所表現出來的對溫柔的需要總是遭受挫折，以至他所表現出來的與溫柔需要表達相聯繫的行為和外顯過程不得不屈從於改變。當然，這些東西有很多可以融入升華的概念，因為這些兒童中有少數幸運兒發現，每當升華出現，溫柔就會再次出現，而且，一切都會變得很好。但是，他們當中還有很多人並沒有那種經驗，以至被迫去瓦解那些表現為溫柔需要的行為模式和外顯操作，因為他們預見到——根據最有可能的理由，即發生的頻率——他們所表現出來的溫柔需要會遭遇挫折。在這種情況下，一段時間之後，某種行為模式會得到發展，就好像壞我成了這幅圖景的核心部分；當需要溫柔時，憎恨行為的替代作用就會出現——「惡作劇」是母親常常用來向阿加莎姨媽談及此事的措辭。後面，我將進一步討論這種發展，因為它對於我們在理解患者以及後來生活中的他人方面所遇到的許多困難來說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