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學的人際關係理論 · 第二章 定　義

作為人際關係理論的精神病學 我認為，沒有一個領域會像精神病學領域那樣，其研究人員的先入之見竟然那般令人感到麻煩。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將提供精神病學的三種定義。第一種定義(也是最廣泛的定義)是這樣的：精神病學是精神病學家的先入之見(preoccupation)；它完全由觀念、印象、魔法、玄想、信息、幻想、奇想、概念、誤解，以及空洞的文字彙集而成。這是最為廣義的精神病學定義，而且，就我所知，有很多人都是該領域中非常資深的學者。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第二種定義，這種定義是我多年前提出的，當時我正在試圖找出我對精神病學的想法(如果有什麼想法的話)，而且它也是對前科學時期精神病學的一種優雅的界定。第二種定義將精神病學視為一門藝術，即一門觀察的藝術，一門很可能會影響精神障礙之進程的藝術。 精神病學的第三種定義，也是與本書相關的一種定義，把精神病學看做是一門正在發展中的科學，這種科學涉及各種各樣的事件或過程，而精神病學家作為一名觀察人員(observant psychiatrist)參與這些事件或過程。精神病學中那些被組織為一門科學的知識，並非源自於精神病學家所處理資料中任何特殊的東西。它並非來源於一種特殊的資料，而是來源於精神病學家參與其中的獨特活動或操作。這些活動或操作(精神病學信息就來源於這些活動或操作)就是人際領域中的一些事件，這些人際領域包括精神病學家本身。這些為精神病學之發展和精神病學理論提供信息的事件，是精神病學家參與其中的一些事件；它們並不是精神病學家在象牙塔頂上俯瞰的一些事件。但是，在精神病學家作為一位精神病學家參與其中的所有活動或操作中，那些從科學上講具有重要意義的活動或操作，是伴隨著概念圖式化或智力闡釋的，而這些概念圖式化或智力闡釋是可以傳達的。反過來，這些東西又是那些相對精確和明確的活動或操作——其重要方面絕非含糊不清或模稜兩可的。 隨著操作觀點(operational view)的出現，至少在物理學領域，人們開始對操作方法能否用於心理學領域這個問題產生了興趣。我們可以在1945年9月的《心理學評論》(Psychological Review)中找到一個非常有趣的專題討論，其中包括一場關於心理學中的操作主義(operationalism)的討論。注46 傑出的哲學家和物理學家P.W.布里奇曼(P.W.Bridgman)為這次專題討論做出了非常有限的貢獻。布里奇曼說：「當我使用一個術語的各種條件得到陳述，而且當我從我鄰居對該術語的使用中推斷出這些條件已經很普遍時，這個術語便得到了界定。」我發現自己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接受這種非常精確的論斷了。你們看，我準備給一些術語下定義，但是，根據布里奇曼的觀點，我不會取得成功。當然，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用一個術語來陳述出我意欲陳述的東西，但是，長期的生活經驗告訴我，你使用這個術語的意圖也許並不一定相同。這表明(如果有所說明的話)精神病學離成為一門科學還很遠。在我作為一名精神病學家所聽到的許多談話中，說話人都並沒有界定他的術語，我也沒有為他提供任何用於推測條件的基礎，這些條件也涵蓋了我對那些術語的使用。因此，當我使用某一特定的詞語，並賦予其可用性以相當多的條件時，我希望你們至少聽完我要講的話，並看看你們是否能以一種相似的方式來使用該詞語，這樣你們才會逐漸相當充分地理解我要說的話。如果你們不去注意我採用一個詞語的方式，而對於這個詞語，你們完全習慣性地賦予它一種特定的含義——而不是詞典上所有的含義——那麼，我們很快就要為了迥然不同的目標而分道揚鑣了。 讓我再摘引一段布里奇曼的話：「用於某一科學背景的術語必須服從於科學事業的先決條件。在這些先決條件中，最為重要的條件之一是檢驗或者證明任何一種陳述正確的可能性……[而且]為了一切基本的目的，可以根據檢驗操作來說明定義[通過檢驗操作，人們便可確定這一條件得到了滿足]。」換句話說，重要的是，所運用的陳述可以根據它們的效度來加以檢驗，這種檢驗，不用說，不僅由運用這些陳述的人來進行，而且還由聽到這些陳述的人來進行。精神病學作為一項科學事業，理應包括大量的陳述，而這些陳述的正確性可以這樣來加以檢驗。但是，迄今為止，它還尚未達到這樣的理想狀態。在這種系統闡釋的過程中所作出的許多陳述，根據布里奇曼所闡述的這種精確的觀點，肯定會給人們留下很多想要知道的東西。然而，如果一個人不僅僅全神貫注於表示異議，還有那些錯誤的理解，等等，而且還專注於研究這些陳述的真實基礎，那麼，他就會發現，雖然他們所作的很多陳述都無法超過布里奇曼這一定義的所有必要條件，但是，他們只需相當簡單的操作和推論，就可以得到一個與其非常近似的定義。換句話說，雖然它們還不是令人滿意的陳述，但也離令人滿意的陳述不遠了；而且，在這個特定的領域中，要想作出完全令人滿意的科學陳述，也還存在著一些非常實際的困難。實際上，所有關於例如內隱操作(covert operations)的陳述，正巧就是這種情況；關於人格發展很早階段的一些陳述，也是這種情況。在這些例子中，你可以根據你自己的經歷來考慮一些與這一陳述相結合之推論的可能正確性。 這一領域的歷史包括兩個分支，我想在這裡提及這一點，目的是為了試圖儘可能精確地為人際取向找到理由所在。不用說，作為精神病學這一階段之基礎的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發現。 第一個分支是阿道夫·邁耶(Adolf Meyer)的心理生物學(psychobiology)。弗洛伊德的發現和邁耶的闡釋，都明顯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單個的個體身上，將其作為研究的核心單位。你們中間有些人也許非常熟悉阿道夫·邁耶所發展的精神病學體系，而且他還把心理生物學這個術語運用於了這個體系。在我看來，通過這一思想組織，邁耶為對生活的理解做出了一項非常重要的貢獻。在邁耶做出這項貢獻之前，知識的主要分支包括——其上限超越了生物學——心理學和社會學；心理學雖然是某個關於心理的學科，但其含意卻清楚地表明心理依賴於伴生的生理基質。所以說，心理學是一門純科學的學科，它的研究對象是依賴於其他事物的東西。 心理生物學——我將抽取關於邁耶所提供的這個領域的定義，或者沒有定義——是關於人的研究，認為人是具有心理整合性之生命(mentally integrated life)的最高體現。換句話說，它或多或少是一種意識的整合(conscious integration)，能夠利用符號和意義。這種具有心理整合性之生命的具體體現，包括主體組織(subject organization)這種特殊現象，通過這一組織，人們能夠客觀地思考自己。雖然心理生物學的某些陳述看起來似乎並不確定，但邁耶已經非常明確、簡潔地表明，心理生物學關注於單個的人類有機體，將其視為一個基本的實體。他說，儘管他也喜歡談論多個個體和群體，但個體是接觸的動因(agent of contact)。個體必須作出有關自己人際問題的選擇，個體是一個擁有主體能力(subject capacity)的客體。 當心理生物學開始成為知識層級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成員時——在我看來，這是心理學中的一個巨大進步——另一門學科誕生了，它被稱為社會心理學(social psychology)，是人際取向的第二個分支。在查爾斯·H·庫利(Charles H.Cooley)一些非常具有獨創性的思想的啟發下，芝加哥大學的喬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提出了社會心理學的一個公式，其中包括自我的發展——與我所討論的自我系統(self-system)較為接近——以他人的反映性評價以及角色的學習為基礎，這些角色是一個人為了生活而承擔的角色，或「是一個人得以生存的角色」(which live one)——使用了一個與喬治·格羅德克(Georg Groddeck)之陳述並不十分相關的陳述。米德的社會心理學並沒有這樣鮮明、徹底地以獨特的單個個體為中心。它非常清楚地表明，獨特的單個個體是其他許多人的一種複雜的派生物。它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服務於這裡所界定的精神病學的目標，因為(也許你會說)並不存在用來說明角色轉換(shifts in roles)的能量源，也即在扮演角色等過程中所消耗的能量。 現在，我想談一個就米德在創立社會心理學過程中所做的有意義工作而發表的非常簡練的評論： 雖然米德的興趣頗為廣泛，並且富有成效地涉足了科學的歷史和意義、宗教的作用、政治的基礎和形上學的主張，但是他主要關注的還是自我的發生和心理的本質。米德要比大多數哲學家更為認真地承擔起了由達爾文遺留給思辨思想家的任務：詳盡地闡述精神(psyche)的純自然史。他很早就闡述過這一主題……即精神是有機體和環境之間以經驗為根據的相互作用，以及相伴生的對這種相互作用之阻斷的短暫性特徵。 因此，他為自己設定了這樣的任務，即對一個連續過程(即連續不斷地發展出一種功能性心理或自我的過程)的這種不連續特徵的發展作出解釋。有機體從本質上看主動的性質為這種成就提供了基礎。人類有機體扮演他人角色的能力(在他看來，如果作一種不恰當的描述，就是模仿)，是自我得以發生的基本條件。在扮演他人角色的過程中，我們也對自己的扮演作出反應。當有機體開始對他自己的角色假設作出像對他人一樣的反應時，自我就出現了。從同時成功承擔的角色中，逐漸產生出一種「被類化的他人」(generalized other)，個體可能同時也承擔了這個被類化他人的角色。一個人對這種被類化角色的反應便是他的個體自我。注47 因此，人們可以在邁耶的心理生物學思想和米德的社會心理學思想中看到某種非常驚人的共同之處，後者關注的是自我的演化。 對於這一理論的發展來說，還有一個領域也是非常有影響的分支，那就是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它關注的是關於人之社會傳統的研究。在這一點上，我想提一下馬林諾夫斯基；《社會科學百科全書》(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上有關於他極具啟發性的觀點的最為簡短的陳述。由於關於這個主題我想說的內容非常多，因此我限制自己只從馬林諾夫斯基那裡摘引了一小段話注48：「在每一項有組織的活動中……人類都通過與環境某個特定部分的聯繫，通過他們與一個共同庇護所的聯繫，以及通過他們通常會共同承擔某些任務這一事實，而聯繫在一起。他們行為的一致性特徵是社會規則的結果(也就是說，習俗的結果)，這些社會規則已經通過明確的措施，或者通過以一種明顯的自動方式來運作，而成為約定俗成的。」後一種類型的習俗指的就是道德價值觀，「通過這種道德價值觀，人類受到內在強制力的驅使，而做出某一特定的行為」(再引用一句馬林諾夫斯基的話)。如果在如此眾多的問題上(例如，語言問題)沒有文化人類學學者所提供的大量幫助，我認為根本不可能這樣容易就從所界定的心理生物學和社會心理學領域過渡到了這裡所界定的精神病學領域。 最後，我認為，在作為關於人際相互作用(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之研究的社會心理學和作為關於人際相互作用之研究的精神病學之間，還存在著一種絕對必要的共同點——我希望你們能夠原諒我重複地使用「人際相互作用」這個詞。作為一名精神病學家，多年來我一直感到迫切地需要這樣一門學科，它不研究單個的人類有機體或社會傳統，而是研究人際情境(interpersonal situations)，正是通過這些人際情境，人們才會表現出心理健康或是精神障礙。倫納德·考特里爾(Leonard Cottrell)注49根據另一種觀點對此進行了探討，我認為，他把社會心理學往前推進了很長一段距離，得出結論認為，社會心理學中的研究必須置於人際情境的參考框架之內。 在我試圖勾勒這樣一個領域時，我發現，這似乎是一個這樣的領域，在這個領域中，可以賦予一位精神病學家的活動——也就是活動和操作——以可傳達的概念圖式化，從而也可以賦予其可尋求的科學意義。 我相信，布里奇曼這樣說是完全正確的：「……我以兩種方式來做出行動……我的公開方式……和我的私下方式，[以後一種方式行事時]我感到自己不可侵犯地與夥伴們相分離……」注50 正如我所認為的那樣，精神病學既研究以公開方式進行的活動，也研究以私下方式進行的那部分活動(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說，這部分活動都是處於不可侵犯的分離狀態的)。我可以這麼說，只要你對自己的獨特個性感興趣(這與你或他人可以觀察到的人際活動截然不同)，那麼，你就會對自己生活於其中的真正的私下方式感興趣——不過，對此方式，我是沒有任何興趣的。事實上，對任何科學研究而言(從精神病學應當成為一門科學的意義上說)，我們都無法涉足那種不可侵犯的私下方式。如果要使精神病學成為一門科學的話，那麼，把它設定為是一種關於人際關係的研究，無疑是很有必要的；而且，通過如此界定精神病學這一簡單的權宜之計，我們就可以從嚴重的精神病學問題中剔除大量的偽問題(pseudo-problems)——由於它們是偽問題，所以對解決問題的方式不會很敏感，事實上，它們試圖解決問題的方式，僅僅是愉快地度過一生的方式。讓我重複一遍，精神病學作為一門科學，無法涉足任何不可改變的私下內容；它必須只關注於以公開方式進行的人類生活，或者以可轉化為公開的方式進行的人類生活。 因此，由於心理生物學試圖研究單個的人類個體，而文化人類學(它已成為社會科學中的一個強大分支)試圖研究社會傳統(這種傳統表現在那些組成群體的人們的一致行為之中)，所以，精神病學——以及與它會聚的社會心理學——研究以受到生物和文化方面制約但卻獨特的(sui generis)人際過程，這些人際過程發生在作為觀察者的精神病學家從事其工作的人際情境之中。 人這種動物與人類的經驗 人生來是一種動物。只有通過新生兒才能了解人類這種動物。將人這種動物轉化為其他某種東西的過程，在個體出生後很短時間內便開始生效了。作出這樣的推斷是很有根據的，即人這種動物如果照這樣繼續存在下去，他們就會被發現是生物系列中非常具有天賦的成員，尤其在其中心整合裝置(central integrative apparatus)的演化過程中極具天賦，這種中心整合裝置提供了下述三種獨特的能力：(1)視覺與用於握物的雙手之間的相互關聯——這是除了嘴巴之外最為重要的相互關聯工具；(2)聽覺與發音器官之間的相互關聯，這種發音器官已經達到了非常精煉的程度，以至於產生了讓人難以相信的進化發展結果——語言；(3)上述這些東西與一個非常複雜的大腦中(這個複雜的大腦使得可以用多種經驗的抽象物來進行操作)所有其他接收器—效應器系統之間的相互關聯。 有大量證據表明，人這種動物在出生後有很長一段時期間不能照顧自己；證據還表明，作為人類之特徵的能力，要經過不少於10至20年的時間才能逐漸地成熟。人這種動物在出生時完全依賴於他人，之後這種依賴性會逐漸減少，但仍舊很強，在出生後的五六年時間裡，都需依賴於人類環境中的溫柔合作。在經過很長一段時間後(在這期間，各種生物能力會依次成熟)，人性動物會進一步地形成特徵。 同樣清楚的是，天生的潛力(inborn potentialities，這些潛力經過幾年的時間已經變得成熟)是非常容易改變的，它們容易受到由經驗產生的相對持久變化的影響，從而與比較穩定的模式形成對照［我們通常用本能(instinct)這一生物學概念來指這些穩定的模式］。認為不管任何方面的「人類本能」(human instincts)都如同一成不變的成熟行為模式固有的刻板含義一樣這種說法，是完全荒謬的。因此，所有關於「人類本能」的討論都非常容易使人產生誤解，並且還會阻礙形成正確的思想，除非「本能」(instinct)這個術語［用形容詞「人類的」(human)來加以修飾］的含義得到進一步的拓展，以便在使用該術語時不存在任何特別的意義。 除了遺傳結果或成長中的災難之外［白痴(idiot)這個術語可以正確地用於這種遺傳結果或成長中的災難］，人性動物天生具有的個體差異，與人性動物與其他任何物種之間的差異相比，便有如小巫見大巫了——不管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是多麼的驚人，它們都是以某一特定文化時期的生活史為背景的。人與人之間差異的問題，對於一種純粹出於幻想的對於人格以及人格獨特性的興趣來說是根本的；由於這個問題非常麻煩，並且對於那些研究所謂人性的學者來說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因此，不管是什麼樣的個體差異，我都想大肆強調一下。與此同時，我想告誡你們，在精神病學中，作為一個研究人際關係的學者，沒有差異(諸如藝術中的相似性)以及無論在何處發現的人類生活中表現出來的相似性，要比所有這些個體差異重要得多。 如果排除孿生子的例子，我們就可以假定，每一個人性動物之間多少都有些不同，這種不同不僅表現在作為一個生物的組織方面，而且還表現在與生活(即在生物學上必要的環境中的生活)有關的機能活動方面。我幾乎沒有必要提醒你們去注意這些差異，例如頭髮的顏色、質地及它們在體表上的分布，虹膜的顏色，皮膚的色素，血液的類型，以及手指、鼻子和耳朵等各個器官的大小和形狀。我幾乎可以無限地列舉這些差異，這些差異可以被描述為是一個特定的生物組織與另一個生物組織之間從外顯到隱秘的各種不同。 對於研究人際關係的學者來說，印象更為深刻的要數機能方面的遺傳差異，或至少是先天的差異，這些機能包括：(1)與光頻(light frequencies)有關的視覺感受器；(2)與聲頻(sound frequencies)有關的聽覺感受器；(3)表現在各種靈活可能性上的解剖學差異，包括言語差異；(4)作為由比內(Binet)「智力測驗」所測得的活動之基礎的各種因素之複雜性的差異。 那些並不真正精通該領域的人往往提出常見但卻錯誤的假設，認為，人類在所謂的可見光譜範圍內對頻率光波表現出一種典型的反應。儘管從統計學上看，這種說法是正確的，即人們可以把一千個人的視覺敏感性或顏色敏感性曲線應用於十萬個人身上，但是，當以極大的耐心去繪製一個特定視網膜顏色敏感性的曲線時，人們會發現，這條曲線並不精確地近似於統計上的曲線。因此，它們之間存在著差異——而且，就我們所知道的一切而言，可能存在著相當顯著的差異，尤其是在一些中國人身上。我不知道他們枕部增加了的肌肉痙攣是否會影響視覺，但我推測是有影響的。很可能它並不影響顏色敏感性區域的視覺；不過甚至是那兒，它也有可能產生影響——對此，我們並不十分確定。 除此以外，在對光的強度作出反應方面——例如，當視網膜杆接收暗淡照明條件的特殊時刻——也存在著很大的個體差異，而且，由於這些差異隨著健康狀況、營養和所涉及個體的其他條件的不同而不同，這一點尤其令人印象深刻；這些差異在某些影響所涉及個體之生存的特定環境裡頗具意義，例如，晚間飛行，甚至是晚間駕車。 對光的距離感受器(distance receptor)方面所存在的這些差異，與對空氣波的聽覺感受器(auditory receptor)方面的差異相比，就顯得微不足道了。這裡，我們也有一條通過統計方法而得出的相當典型的感受性曲線，而且這條曲線可以應用於有關個體聽覺的大量數據。與色彩視覺領域中的個體差異相比，從這些統計曲線中得出的個體差異要大得多。事實上，聽覺是一種相當簡單的年齡機能(function of age)：在大多數人身上，直到某一特定的年齡，這條曲線都可能以一種無法察覺的速度發生著變化；接著，聽覺敏感性會隨著時間而出現一種或多或少的持續遞減。這裡的差異可以更加容易地被察覺到，這樣我們才會知道，對於某一個詞語，有些人聽到的與另一些人所聽到的顯著不同。而且，由於早年的疾病或創傷，還存在著一些病理性差異，這種情況要比視覺感受器領域的情況常見得多，並且會對所經驗的外部世界產生隱秘得多的影響。在不同的人身上，靈巧程度也顯著不同；例如，我們都知道，對於一個想要成為鋼琴家的人來說，修長的手指是非常有用的，或者對於一個想要成為演說家的人來說，裂齶將會起到很大的阻礙作用。 但是，在過去的20年時間裡，人們談論(有時以巨大的熱情來進行談論)得最多的差異是大範圍的智力因素、智力稟賦，等等，正如你們都非常熟悉的那樣，這個範圍包括從低能兒到天才，如果可以將天才視作智力的一種機能的話；所謂天才，我指的是那些擁有能夠看出事件之間的相關性這種真正杰出的能力的人，這種能力似乎是可測量之智力因素的終極。我們都知道，向有些人解釋問題要比向另一些人解釋問題容易得多；而且我們中間有許多人都完全不受約束地根據一群人是聰明還是愚鈍而將他們進行分類。人們已經發現了大量尚未確定的先天因素，用以證明一個人的感覺，即他自身的動物基質無疑是獨特的個性。而且，我們也已經了解到了一些關於持久效應的信息，即這些效應可能產生自與最佳物理化學環境之互換所造成的缺陷，如在營養缺乏症中那樣。 另一個差異領域是精神病學家甚至更為感興趣的，那就是個體能力在成熟速度方面的差異(有可能是先天的差異)。所以說，有些差異來自健康體格、事故傷害以及疾病等因素(這已經在聽覺情形中加以說明)，但是，無須贅言，這些差異也適用於許多其他領域。 迄今為止，我所提到的所有這些差異都是先天潛能的差異，以及作為潛在人類之人性動物的個體發展史的差異。現在，我想考慮的是非遺傳因素、成分、環境或各種影響因素方面的差異，這些影響因素根據需要是得到滿足還是遭遇挫折、自尊是得到增強還是減弱，決定著人們的生涯路線。這些因素中的一個就是語言(language)。儘管我此刻不會把語言作為人類生涯路線中的決定性差異來進行討論，但我還是想從愛德華·薩丕爾的《語言》中注51 摘引一段話，以便為後面的考慮提供某種背景： [語言是一種]通過一個自發產生符號的系統來交流思想、情感和欲望的純人類、非本能的方法……[這些符號]首先是聽覺的，而且……是由所謂的「發音器官」產生的……語言的本質在於，將常規的、自發發出的聲音，或者其對等物分配至各種經驗的要素……語言的要素，也即為經驗貼上了標籤的符號，必須……與所有劃定了種類的經驗相聯繫，而不是與單一的經驗本身相聯繫。唯有這樣，交流才有可能，因為單一的經驗存在於個體的意識之中。而且嚴格說來，是無法進行交流的。若要進行交流，它就必須參照為群體所默認的某一個類別，將其作為一個認同的對象…… [這個語言領域所包括的東西比基本的言語循環(cycle of speech)所包括的東西要多得多]就我們把它看做是純粹的外部工具而言，[言語循環]開始於聲音領域，也結束於聲音領域……這一過程的典型路線很可能會經歷無盡的修正，或遷移至對等的系統，而不因此喪失其基本的形式特徵。 在這些修正中，最重要的是思維中所涉及之言語過程的節略現象。毫無疑問，它有許多的形式……眾所周知，聾啞人能夠熟練地將「唇讀」(reading from the lips)作為理解言語的一種輔助方法。在所有的視覺言語符號中，最重要的當然要數書面文字或印刷文字了……[在其中]該系統中的每一個要素(字母或書寫的文字)對應於原始系統中某個特定的要素［聲音、聲群(sound-group)或口頭的文字］。 此外，還有更為複雜的遷移，關於這一點，薩丕爾提到了莫爾斯電碼(Morse telegraphic code)，以及不同的手語，例如那些「為聾啞人使用而創製的手語、為天主教西多會特拉普派(Trappist)創製的手語，或者為可見距離之內，但卻聽不清對方聲音的人們之間的彼此通信而創製的手語」，例如，通信兵所使用的旗語。薩丕爾繼續寫道： 關於語言，最為顯著的一般事實在於它的普遍性……我們了解到，所有人都擁有一種充分發展的語言……語言的根本基礎——一個清晰語音系統的發展，言語要素與概念的特定聯結，以及精細地提供一切關係的形式表達——所有這些，在我們所了解的每一種語言中，非常完美、系統地滿足了我們的需要…… 與言語的普遍性幾乎同樣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它難以置信的多樣性……[言語的這種普遍性和多樣性迫使我們]相信，語言是一種非常古老的人類傳統……如果人類任何其他的文化資產(不管是鑽木取火的藝術，還是琢石的藝術)宣稱自己的年代更為久遠，那麼，它就可疑了。我傾向於認為，它甚至比有形文化最低等的發展都要早，而且事實上，一直到語言這種重要表達的工具成形，這些發展從嚴格意義上說才成為可能。 因此，存在著一個源於人類傳遞的領域，這個領域並不是生物學意義賦予的，也並非生物學意義上所賦予之裝備身上所發生的事件的結果。這種傳遞來自他人，既非由生物遺傳過程而發生，也非由構成這種基本生命過程的物理化學遷移的干擾而發生。正如薩丕爾所說，這是一個幾乎可以說是無限多樣的領域，是一種涉及人類在各種環境中所接觸到之一切經驗和一切關係的象徵性方法。 還有一些差異存在於語言涉及不到的一般文化領域中，語言很可能是最為重要的文化領域，但絕不是唯一的文化領域。我曾提到過馬林諾夫斯基極具啟發性的著作。我還想提一下露絲·本尼迪克特的著作，她曾就文化的本質及其在生活中的地位說了下面的話： ……對於我們自己大腦的內部運作，我們感覺非常值得研究，但是，我們有一種思維方式，認為習俗只是最為平常的行為。事實上，這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世人所繼承的傳統習俗實際上是大量詳盡的行為，比之任何一個人在其個體行動中所能演化出來的東西來更為令人驚訝，而不管其是如何的異常。不過，那是問題的一個相當微不足道的方面。最為重要的事實是，習俗在經驗中和信念中起著支配的作用，而且它還可以表現出巨大的多樣性。 沒有人會用原始的眼光看待世界。在他的眼裡，世界由一組明確的習俗、制度以及思維方式組成……約翰·杜威曾經非常鄭重地說過，習俗在塑造個體行為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與他所能影響傳統習俗的任何方式形成了鮮明對比，就像他母語的全部詞彙所占的比例，與他自己的孩子交談時所使用的詞彙占據家庭用語的比例形成了鮮明對比一樣……個體的生活史首先是對他社區中傳統地繼承下來的模式和標準的順應(accommodation)。從他出生的那一刻起，他所處的習俗就塑造了他的經驗和行為。到了他能夠說話的時候，他成了他的文化的小奴隸，而到了他長大並能參加文化活動的時候，文化的習慣就成了他的習慣，文化的信念就成了他的信念，文化的不可能性就成了他的不可能性。每一個與他身處同一群體的兒童都將和他共享上述這些東西，而生於地球另一端的兒童，沒有一個能夠獲得上述東西中哪怕是千分之一的部分。沒有哪一個社會問題像習俗作用這個問題這樣讓我們感覺義不容辭。在我們理解它的規律和多樣性之前，人類生活主要的複雜事實必定還仍處於不可理解的狀態。注52 根據我對所有這些各式各樣的人類差異因素的討論，人們乍一看也許會認為，這些差異應當成為我們研究的主題。但是，我們將試圖研究人類的相似性。而且，我們不會研究人本身，而是研究他們做什麼，以及就他們為什麼這樣做而相當可靠地推斷出的東西。 最具包容性的生物學、心理生物學術語是經驗(experience)，我們對這個詞已經有過多次接觸，對於這個詞，我將提供下面這段界定性陳述： 經驗指的是所有生活過的、經歷過的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經驗是一個活著的有機體憑其自身而參與之事件的內在成分，也就是說，作為有組織的實體參與其中。經驗的有限特徵取決於有機體的種類，同時還取決於所經驗之事件的種類。 經驗與有機體所參與的事件並不是一回事；當我看並看到一隻蛙時，我關於這隻蛙的經驗——我關於這隻蛙的知覺——並不是這隻蛙。這隻蛙(如果它是一隻「真正的」蛙的話)——這絕不是必要的——反映了當時存在的一種特殊光線模式；我的雙眼經受了這種特殊光線模式的衝擊；緊接著發生了各種不同的「內部變化」，包括「內部」資料對蛙這個概念的識別。 換句話說，有一個相對「外部的」客體，引起了我們所謂的「使我與之接觸」的某些東西；同時，還存在著一組發生在這裡或那裡十分複雜的、相對私下或「內部的」狀態變化，對此，我可以稱其為知覺活動，而其結果便導致了知覺對象(percept)。在我們認識世界的當前狀態中，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表明，在對事件進程所知覺到的特徵(諸如把蛙知覺為蛙)和這一事件進程最終的「真實」特徵之間，存在任何必然的對應性。 如果不去考慮知覺的內推活動(interpolated act)，就會導致許多的偽事實和偽問題。有以下這一事實為證，即甚至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哲學家——我認為，這裡說的是查爾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在提出一種信號理論(theory of signs)時，對下列事實進行了評論，即有某個物件正在趨近於我們，在它觸及角膜之前，我們就開始眨眼睛，把眼睛閉上。這是日常言語中大量相似現象的一個頗為典型的例子——不論這種日常言語聲稱自己有多麼科學——它實際上相當嚴重地誤導了一個人。事實無疑是這樣的，即一種減弱的照明模式正以某種特定的方式觸及角膜，而先前的經驗已經對這種特定的方式作出了解釋。 查爾斯·斯皮爾曼(Charles Spearman)用原始感覺(sentience)這個詞來意指一些我們從中獲得信息的原始數據。注53 我想在這裡提供一種關於原始感覺和任何其他關於經驗之原始數據——以及關於記憶現象學——的理論，將其作為與事件之衝擊有關的有機體之意義重大狀態的整體。 在我關於蛙的例子中，我曾試圖強調知覺活動的重要性。這種知覺活動介於外部現實和我們內心所擁有的東西之間。我們內心所擁有的東西開始於經驗 ，而且人們也堅持認為，為了這種理論的經驗都必定以我將提出的以下三種模式發生，其中之一通常是(但絕不是必然是)限於人類的。這三種模式是：未分化的、不完善的和綜合的。注54 我將提供這樣一種論點，即這三種模式主要是關於對事件進行「內部」闡述的問題。最容易討論的模式也是相對不常見的模式——那就是以綜合的模式發生的經驗；人們對其有所了解但卻較難進行討論的，是以不完善的模式發生的經驗；而通常無法進行任何系統闡述，並從而也無法進行任何討論的，是以未分化的或原始的模式發生的經驗。這些模式之間的區別在於人們接觸事件時所作闡述的程度和特徵。 未分化的模式(似乎是記憶的大致基礎)是最為粗糙——我還可以說——最為簡單、最早，而且很可能是最為豐富的經驗模式。原始感覺(從實驗的意義上說)與我所說的未分化的模式有著許多相關之處。至少在生命的頭幾個月，未分化的模式可以被視為敏感有機體分離的瞬間狀態系列，尤其涉及與環境的相互作用區。我之所以用「敏感的」這個術語，是試圖把所有那些感知有意義事件的渠道都帶入你們的概念之中——從譬如說我臀部的觸覺器官(它告知我，這是一把椅子，而且我在上面坐的時間夠長了)，到各種傳遞信號的感受性(它們已經得到發展，以滿足我在生活過程中的需要)。這就好像是所有敏感的、主要表征的東西都是不確定但卻極其豐富的照明配電盤；如果你遵循我的說法的話， 則在任何分離的經驗中，在該配電盤上顯示出來的光線模式就是基本的未分化的經驗本身。這條線索可能會向你表明，我認為，從生命的開始到結束，我們經歷了一系列有機體瞬間狀態的分離模式，這並不意味著其他有機體正對它發生作用，而無疑意味著其他有機體的事件正朝著這種瞬間狀態的變化發展，或者實際上對這種變化產生影響。 直到我勾畫出人類新生兒所經歷的一系列的階段，這些術語以及其他許多術語的完整涵義才會顯示出來——用我的話說，人類新生兒是一個潛在的成熟個體。因此，我會馬上開始追蹤人格的發展史，正如你們將會看到的，人格的發展史實際上是人際關係各種可能性的發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