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中國通史 · 第二章　財政經濟上的變遷

眾所周知，清朝是由中國東北的荒野而入主廣大的中國。在此前後，中國本土即明朝的財政狀況是怎樣的呢？有必要預先知道一點。 明末的財政 明朝滅亡，一大原因是在財政上。明朝的財政，在處理各種收入時非常複雜。清朝時主要以銀核算歲入歲出，但明朝並不只以銀計算，接受米等食物，馬料等以草繳納。此外，明朝的特殊通貨本應是銀——但在中國，人們並不認為銀是通貨，實際流通過程中紙幣被大量使用，稱為「鈔」。當然，明末紙幣大幅貶值，主要用於官方徵稅以及支付薪俸，除此之外，紙幣幾乎不流通。明初時，鈔一貫文相當於銀一兩，但到明末只相當於銀三厘，一兩之下依次是錢、分、厘，因此，一貫鈔只相當於原來的三百三十三分之一。因此，雖然名義上銀、鈔通用，但實際生活中已經不通用了。但到萬曆年間為止，政府的收入和支出，仍是用鈔計算的。有實際效力的是銅錢和銀，因為銅錢不便於向遠方運送，因此，軍費等需要向遠方運輸的就使用銀，銀就成為歲入歲出的主要部分。但在收支方面也還使用除銀以外的東西計算，因此今天只看銀的話，歲入歲出的定額是很小的。 根據萬曆中期戶部官員核算後所上的奏摺來看，銀一項的歲入、歲出是四百萬兩。到明末支出急劇增加，導致財政不支。為應對日本徵伐朝鮮而出兵是其主要原因之一。戰爭持續了七年，正規的軍費開支是五百八十三萬兩。此外，還有各種附屬費用，數額在三百萬兩左右，共計支出了八百八十餘萬兩。明朝財政因此受到巨大影響，同時導致萬曆之後明朝走向衰弱。 緊接著，隨著滿洲的強盛，征伐滿洲也成了一大問題，這被稱為遼東征伐，其軍費開支也非常龐大。以往歲出、歲入不過四百萬兩，明滅亡前九年即崇禎八年（1635年），歲出升至一千二三百萬兩左右，當然歲出的增加是以增稅來實現的。到明亡之際歲出漸增至一千六百七十萬兩。銀的支出增長至正常定額的四倍以上，就不得不徵收重稅，因而引起各方內亂，最終導致明朝在被滿洲滅亡之前就被起義騷動滅亡了。 清朝的初期 如上所述，明朝滅亡的原因在財政上。隨後清朝從中國東北而來，取代明朝。對清朝來說有一點很有利，那就是進入明朝的土地時，完全不需要像明朝征伐滿洲那樣，在財政上支出大量軍費。所以，清朝免除了萬曆至崇禎年間的苛捐雜稅。但是，清朝入主中國之初，並未完全獲得中國的十八個省份，所以歲入比不上明末。此後，年年出現歲入不足的情況。但滿洲這樣的偏僻小國，野蠻人成為中國中原的大帝，就像貧窮的農民突然進入大都市，搖身一變成為擁有幾百萬兩收入的大富豪，因此在開支方面與明代有很大差異。任何國家走向毀滅時都是如此——帝室開支龐大，明朝末期也不例外。但對清朝這樣從偏僻地區興起的國家來說，並不需要如此大量的帝室費用。而且，清朝也漸漸意識到，不要像明朝那樣在帝室費用方面耗費巨資。如此等等，因而財政漸漸寬裕起來。關於此事，康熙帝，即進入北京的第二代皇帝，曾把明代的費用情況與清朝尤其是自己這一代以來厲行節儉的費用情況進行了對比。 宮廷的節儉 明朝宮廷花費高達九十六萬兩白銀，康熙帝將此全部用作軍費。此外，無論明朝還是清朝，均設有專管宮中用度的機構——光祿寺，工部專司建築營造事務。這些都需要很多的費用，明朝光祿寺每年向宮中送去的費用是二十四萬兩，到康熙帝時減至三萬兩。且薪炭和營繕的費用也加以節減，光祿寺節省了明朝十分之九的費用，工部的費用也減至二三十萬兩，後又減至十五萬兩。宮中使役的人數當然也大為減少。康熙帝時還有自從明朝就在宮中服侍的老宦官，據他所言，明朝宮中每年所使用的胭脂、白粉就要花費四十萬兩。此話雖然有誇大的成分，但也可以反映出明朝宮廷開支很大。清世祖入北京後，這些費用都被省去了。明朝宮中使役的女子多達九千人，宦官有十萬人。為了維持這些人的生活，就不知會有多少人因飢餓而死。當然這些話肯定有誇張的成分，但如果相信這個宦官的話，那明朝的狀況大致如此。到康熙帝時，宮中使役的男女總共只有四五百人。康熙帝還把光祿寺的費用從明朝的六七十萬兩減至四五萬兩，工部的費用原來每年大約是一百萬兩，也減至十五萬兩。宮中大行節儉之風。換言之，鄉下人即使成為身份高貴的人，也不需要明朝那麼多的花費。因此，到康熙帝末年時國庫出現大量盈餘。關於盈餘的數目有各種不同的記載，這是中國人自己記錄的數字，這些數據之間的差距還挺大的。據魏源的說法，康熙帝十分節儉，其末年留下了八百萬兩；另有一種說法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國庫剩餘金額達五千萬兩。這兩者的差距很大，不可能都是錯的。也許是由於計算方法不同導致了上述結果，譬如只計算中央，或把中央和地方合在一起計算。總之，盈餘逐漸累積是事實。 厲行節儉，以此減輕百姓的負擔。尤其清朝是從外部入主中國的，努力取悅人民，所以大力減輕其負擔。 壯丁稅的廢除 減輕百姓負擔的手段，首先是廢除壯丁稅。從明朝起中國沒有人頭稅，但有壯丁稅。十六歲到六十歲之間的男子要繳納壯丁稅。而且根據地方不同，壯丁稅的高低也有很大差異。低的壯丁稅只有銀一分幾厘，即一兩白銀的百分之十幾，高的壯丁稅每人繳納四兩以上，這是明末內亂導致的不平均。總之，平均每人須繳二錢即一兩的十分之二（相當於現在日本錢的二十五六錢）的壯丁稅。但乾隆五年（1740年）廢除了壯丁稅，而將其攤入地租中一併徵收。因攤入地租一起收取，實際上並非完全廢除。那何以說減輕了負擔？原因在於此前每隔五年要進行一次人口普查，調查五年中增加的人口以收取壯丁稅。乾隆五年後便廢除了五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因此減輕了負擔。由於攤入地租，地租是定額收取的，不會增加，這樣負擔有所減輕。 雍正的財政政策 雖說百姓的負擔減輕，但國庫的收入卻在大大增加。康熙帝之後是雍正帝，雍正在位僅十三年，但他在財政上的功績不可小視。他信奉禪學，是一個嚴肅的人，使用了很多的密探。關於雍正密探有一段逸話，即某大臣在北京的家中與友人一起玩骨牌，其間一張骨牌不知何時不見了。三四日後他去謁見皇帝，皇帝問他，某日某時你在做什麼？這個大臣誠實地回答說：實在抱歉，當時在玩骨牌。雍正帝大悅，認為此人是不欺君可信的大臣，表揚了他，並拿出了他丟失的那張骨牌。這便是雍正使用密探的一例。他對財政的管理也十分嚴明。在位僅十三年，但因為他，財政收入大大增加。當然，這樣作風的雍正皇帝與他的許多兄弟關係並不好，對其兄長處以非常殘酷的刑罰。但他作為一個政治家是偉大的。 耗羨歸公 雍正帝整理財政、增加收入，措施之一就是把耗羨作為地租的附加稅，計入政府收入。耗羨是指百姓納稅時，因為意外的災難中途會有損耗，影響政府收入，因此要附加繳納保險金。附加稅的金額因地方的不同存在巨大的差異。浙江杭州一帶較低，每一兩附加四分，即附加稅是百分之四。高的是二錢，即附加稅是百分之二十。耗羨制度原本就存在，但它是作為地方稅，充作地方官廳的雜用（實際上進入中國地方官的口袋）。雍正帝時對此下了嚴令，禁止一切侵吞公款之舉，使得租稅的收入平均增加了一成到一成二三分。當然，作為補償，雍正帝也給官吏們大量津貼，即所謂的「養廉銀」。但即便這樣也並不能完全遏制官吏們私吞公款。雖說是減少了官吏的額外收入，但又出現了其他名頭，因此，只能向人民加稅。總之，用這種方法增加了政府收入。 捐例和鹽課 在中國每逢發生意外，便通過捐官的形式賣官鬻爵。政府在遭遇事變時也往往實行這一特殊政策，如出幾百兩就可以做縣官。但到雍正帝時，有了好歹也算官的候補官，但這類官並不是實任，因此每年都可以賣，捐官成了年年都有的常例。通過捐官每年就可以增加大約三百萬兩的收入。 此外，因為國家太平，人口不斷增加，食用了大量的鹽，鹽的消費也大量增加。乾隆時一年的鹽稅與清初相比就增加了三百餘萬兩。 關稅 中國在自己國境內也設關口。這裡的關口，不是像日本德川時代那樣審查人們的資格，而是收取貨物通行稅。在此前，收取的關稅只能維持這個關口的開支，因為天下承平日久，沒有戰爭，貨物的流通也逐漸增多，所以雍正、乾隆時期關稅收入就開始增多。雍正末年，收入更是大幅度提高。 到底當時的歲入有多少？大致能達到四千五六百萬兩，且每年歲入都會產生剩餘，雍正帝末年國庫的剩餘金額高達六千餘萬兩。當時，因為出兵討伐蒙古、新疆等地，用掉了一半，到乾隆初年只有兩千四百萬兩左右。 乾隆朝的全盛 乾隆帝統治期很長，有六十年即一個甲子，其間有多次大征伐。如前所述，征伐時在金錢的使用上非常浪費，與清初非常不同。當時將領私吞現象嚴重，而且戰爭結束後的恩賞增多，因此開支便大了很多。乾隆帝時新疆納入中國的版圖，為此發動的征伐花費了三千餘萬兩。但此時國庫的剩餘金額仍有七千餘萬兩。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四川的深山之中，長江上游險阻的大小金川地區蠻賊作亂，為平叛而用兵，花費七千萬兩平定，但同年的上諭中明確寫有國庫剩餘六千萬兩。緊接著到乾隆四十六年國庫剩餘金額又達七千八百餘萬兩。乾隆年間一共實行四次全國性地租全免。地租全免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議的事，但總之只是免除了輸向中央政府的，即《賦役全書》這個中央政府賬本上所載的地租額。此項地租額一年有三千五百萬兩的收入，然而竟然免收了四次。此外，還兩次免除了中國南方七省每年要向北京運送的大米。這些事情似乎都很不可思議。當然，只是免除給中央政府的地租這一點也存在爭議。因為名義上這些做法都是惠及百姓的，但地租免除並沒有給百姓帶來實際的好處。官吏在收取政府稅金時，往往增設種種附加稅，從而中飽私囊。現在地租全免，本稅全無，附加稅也就無由徵收。免稅，官吏就無從獲得收入，實則並非如此。納入政府的這部分租稅雖然是免去了，但地方官吏卻以其他各種名義收稅，導致附加稅不減反增。因此，地租全免是皇帝得到了好名聲，而百姓並沒有得到實惠。不管怎麼說，中央政府免除了稅收，國庫收入也自然減少。 國庫充盈的乾隆時期，造就了中國的全盛時代，乾隆帝四處巡幸。江南地區風景秀美，為表達孝心，乾隆帝帶皇太后不遠萬里從北京出發到南京、蘇州、杭州一帶遊玩。乾隆一生六次外出巡遊，途經之地皆免去租稅。而巡幸又有很多花費。全中國地租的免除、南方七省漕糧的免除以及六次巡幸江南，導致國庫減少了總共兩億兩的收入。可見乾隆帝明知會減少國庫盈餘而堅持巡幸。即使是這樣，乾隆五十年的國庫剩餘金額仍然有七千萬兩。 這時清朝極盡昌盛，乾隆年間還提高了武官的薪俸。當時兵員數當然是增加了，此外給全體成為武官的兵卒提高薪俸，一年的支出需要增加三百萬兩。從那時起，就有一些異議。當時有名的大臣阿桂擔任地方官，上奏說：以增加三百萬兩的支出來救濟武官的窮困是沒有問題的，但如果成為常例，那此後每年就必須多支出三百萬兩。若是一時之舉尚且可以承受，但如果成為常例會對將來的財政不利。而且國家的收入終歸有限，沒有特別的增收，突然增加的三百萬兩支出從何而來？但由於乾隆時每年能增收五百萬兩左右，因此，乾隆帝認為增加武官俸祿三百萬兩不會影響國庫財政，也並未採納阿桂的建議。 總之，自清初以來到此時為止，清朝財政收入一直在不斷增加。這一百五十年間，清朝國庫的歲出入一直呈增長態勢，清朝迎來了全盛期。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朝代都有這樣一個重要的情形：高居人民之上的官吏，幾百年來都是如此，既不會由於朝廷行善政而使百姓受益，也不會因為行了特別的惡政而陷於困難。通常中國只要沒有連年的戰爭，人口就會不斷增加，而且中國這樣國土遼闊的國家，未開墾的地區不斷被開發，國庫收入也會隨之增加，國庫收入增加，隨之而來的是朝廷開始奢侈起來，文學興盛，又大興土木，以此粉飾太平。中國的歷朝歷代，大體都是在中期的第四五代達到鼎盛，謳歌太平，其實就是這樣的結果，並不是因為某個皇帝格外偉大。 衰運 清朝也是這樣，在一百四五十年間逐漸走向全盛，此後逐漸衰敗。歷史學家曾研究過清朝衰敗的原因。探究清朝走向衰敗的原因並非易事，經過不斷研究，結果發現歲出的增加是原因之一。從乾隆末年到道光末年的六十年間，因為歲出增加而造成了清朝嚴重的衰運。 皇族的增加 歲出增加的原因有很多，皇族增加是其中之一。中國皇族歷來人數眾多，滿洲興起時太祖的伯父、叔父的後代都是皇族，稱為「宗室」。此後，每十年查一次族譜，此族譜收藏在奉天及北京的宮殿里，這些族譜足夠裝滿整整一個大倉庫。太祖的祖父的兄弟們的後代是准皇族，稱為「覺羅」。宗室和覺羅均有一定特權，其中宗室又被稱為「黃帶子」，有系黃帶子的特權，覺羅又被稱為「紅帶子」，有系紅帶子的特權。這些皇族的人數十分龐大。清朝在進入北京時，皇族有兩千餘人，但到了道光末年，經過調查，皇族人數已達三萬人。這是中國的制度，不僅清朝，明朝也是這樣。明末皇族有十萬餘人。皇族增加如此之多，就按現在統計也是個非常龐大的數字。宗室的俸祿也不斷增加，也就是帝室的開銷大幅增長。原本中國的宗室不像日本的皇族那樣，會得到許多津貼，所以，現在北京等地的宗室後裔，為了一個月拿五元或七元的報酬而上門做官話老師的情況也不少見。總之，清朝衰敗的原因之一，是皇族數量增加致使皇室開銷激增。 地租收入減少 地租收入在逐漸減少。地租收入減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這是清朝實行所謂仁政的結果。在中國，通常是每十年調查一次地租減收的情況。每十年一次，把那些徵收無望的地租銷賬。因為有這樣的慣例，每當地方遭遇大災時，可以申請免除地租，或延長收租期限，到了十年這一期限就可銷賬。由於這樣的政策，地租減收就逐漸增多。自康熙到雍正年間，一年的地租減收達六十萬兩，而乾隆以後到嘉慶、道光年間，一年的未進額升至兩百萬兩。又過了四五年，未進額高達千萬兩左右。賬面上應該徵收多少數額，實際收入卻不斷減少。當然這是清朝引以為傲的仁政帶來的結果，即遭遇天災的地方不繳租，而新開墾的地方也不必繳納地租。乾隆年間製作了《賦役全書》，今天也仍然按照此書徵收租稅。如某河的兩岸有兩個縣，由於這條河洪水泛濫，兩縣的面積一方增加，一方減少，但地租卻仍按照以前的規定收取，面積減少的縣自然徵稅減少，而新開墾的土地也會免稅，如此一來，實際收入便會減少。 此外，還有些事似乎應是收入減少的原因，但實際不然。如八旗人口不斷增多，按理來說會導致費用的增多，但實際並沒有。這就像日本德川時代的軍隊一樣，八旗的全部俸給是固定的，所以並不構成支出增加的原因。 收入逐漸減少，可以從道光末年即道光二十五年到二十九年間（1845—1849年）的歲入歲出情況看出。歲入定額本來應是四千五百一十七萬兩，道光二十五年是四千零六十一萬兩，到道光二十九年變成兩千七百零一萬兩，收入銳減。當然，收入減少，支出也減少了，但較之過去，總之是大幅減少。因此，軍隊的俸祿縮減為原來的七八成。在中國，政府按照標準發放俸祿的情況比較少見，大致上應發一元，實際只發八十錢左右，以至於必須全額發放時，需要預先在文書中寫明情況。這也是收入逐漸減少帶來的後果，不這樣不行。上述情況是通過對政府的收入支出進行計算得出的，此為清朝衰敗之財政方面的原因。 物價的騰貴 另外還有一個經濟上的原因，對政府的財政有很大打擊，那就是兩百六十年間物價的持續上漲。距今三四十年前，有一位叫馮桂芬的名士，他對清朝物價上漲進行了調查。太平天國之亂時，上海的紳董將一艘汽船送往曾國藩的安慶大本營，以請求援兵，馮桂芬因寫下一份乞援書，受到曾國藩的讚賞，稱「爾來東南大局，全在公之一書」。此人是中國改革論的先鋒，今天來到日本的康有為最初關於中國改革的意見，主要就是採納了他的主張。此人擅長西洋數學，聰穎無比。他曾是一甲及第的進士，後來入李鴻章之幕，成為其參謀官，此人針對各種物價的上漲做了調查。這裡舉一例，康熙年間聖祖皇帝喜好西洋實學，以西洋數學為基礎寫了一本名為《數理精蘊》的書，書中的數學問題記錄了物價，與寫此書時的實際物價差別不大。如春、秋兩季祭孔時要用羊祭祀，一頭羊在康熙帝時是一錢八分即一兩的百分之十八，換成日本的錢，只是二十四五錢。到了馮桂芬的時代，羊的價格整整上升了六倍。馮桂芬還見過韓桂舲家的舊賬本，那是順治年間清朝剛入北京時的。根據賬本，當時木匠、泥瓦匠的工錢大概是一天二十八文，童工減半。但到了道光初年，即順治之後的一百七八十年，木匠的工錢漲到了八十四文，漲了三倍。又過了三四十年到了咸豐、同治年間即馮桂芬的時代，此價格又漲到了二百二十文，與清朝初期相比幾乎漲了八倍。由此可知，物價的上漲極大造成了政府財政困難。 銀價的變化 另一個對中國經濟產生重大影響的是銀價的變化。清初的銀價，一兩可以換七八百文銅錢。馮桂芬認為當時的銀價只相當於今天的十分之四五，即從順治初到咸豐、同治時期，銀價上漲了一倍，這對清朝財政造成了極大影響。清初軍隊的餉銀是一天五分，五分即一兩的二十分之一，相當於日本錢的六七錢左右。太平天國之後義勇兵興起，後逐漸成為常備兵，當時給士兵的餉銀是一天兩錢，兩錢相當於日本的二十六七錢。可以看出給士兵的錢增加了。因此一旦有大的工程，就耗資巨大。清初黃河泛濫，一次花費百萬兩左右，到了道光、咸豐年間，黃河泛濫一次，不得不花費上千萬兩工程費。開支的激增，導致政府收入鮮有增加。 可以明確物價上漲造成了清朝財政的貧乏，那麼，為什麼銀價的上漲也會造成清朝的財政困境？這也是制度導致的。在中國，向人民收取地租時，並不是直接收取白銀，而是收零散的銅錢，然後再把銅錢兌換成銀兩送往北京。當銀價低時，銀與銅錢之間存在一定的兌換比率，如一兩銀相當於兩千文銅錢（當然，那時起用銅錢納稅有增額）。但隨著銀價上漲，銅錢就會貶值，原本兩千文銅錢可以兌換一兩銀，現在沒有三千文就兌換不到一兩銀。這樣，政府收入就大大減少，清朝財政由是遭受很大打擊。 銀價上漲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從印度大量輸入鴉片，因而白銀大量流出。憂國憂民之士強烈要求禁止鴉片輸入，結果引發了鴉片戰爭，為此，又必須支出大量軍費。這也是銀價上漲的一大原因。鴉片戰爭以前，即開埠以前，清朝與外國之間的貿易，每年向國外輸出大量貨物，與日本長崎的貿易一樣。但鴉片貿易以後，中國白銀告缺，從而導致銀價上漲。因此，道光、咸豐年間，即便天下太平，財政也現出窮乏之勢。 軍費的增加 這裡要說到最近的時勢。如前所述，軍費所耗巨大。以前作為常備軍的八旗及各省的綠營，已經派不上用場，因此在支付八旗和綠營兵餉銀的同時，各省的義勇兵同樣成為常備軍，也要給他們支付餉銀。平定太平軍時，軍費一度告急，厘金稅便應運而生。 厘金稅 厘金稅指的是內地的通行稅，是一種向通過內地各省之間關卡的貨物徵收的稅目。通行稅越來越重，近年來已由一千萬兩上升到兩千萬兩左右。最初中國政府也知道這當然是一項酷重的惡稅，宣稱戰爭結束就會廢止。但是，戰爭結束後，因為義勇兵並未解散，通行稅也就沒有廢止。最近的情況是，明治二十七八年以後，中國走入改革時代，形成三種常備軍。在舊式兵、義勇兵之外，還有新軍。如今的新軍在名義上由二十個師團組成，這些新軍又需要新的費用。當然，這一時期削減綠營兵，義勇兵也逐漸減少，但整體而言，還是在原有的兵制基礎上，層層累加，就像在主菜之外又附上第二道、第三道菜一樣。 新舊制度的重複 新舊制度的重複並不只體現在兵制上，這一情況在官制上也有體現。比如說，以前有國子監這樣的名義上的大學，一直由朝廷發放經費。後來，又新設了京師大學堂，需要從別的地方增加收入來維持費用。這就是在舊有機構外設置新的機構，相應地費用也不斷增加，其結果就是歲出增加。道光末年歲出入為四千五百萬兩，但實際只有三千七百萬兩，日清戰爭時，中國的歲出入為八千九百萬兩，近乎翻了一倍。當然，原因之一是海外貿易，使得海關稅增收一千萬兩以上，鹽稅的收入也不斷增加。總之，道光末年到距離現在十八九年前，清朝的歲出入成倍增加。而調查近年歲出入的情況，可以看出較之以往有所增加，如今的歲出入增加到了三億兩，財政出現異常的膨脹。日本也曾出現過財政膨脹，但由此實行了與明治維新前完全不同的財政方式。近年來，因為財政上的窘迫日本政府厲行節儉，同時也出現了要求進行稅制改革的聲音。然而，中國的歲出入從四千幾百萬兩上升到八千幾百萬兩，再上升到如今的三億兩，財政上出現如此異常的膨脹，卻依然沿襲舊的財政方式，絲毫未加整治。因此，每當興辦新事業，財政便會陷入困境。 還有一個情況值得注意，當一個朝代接近滅亡時就會在財政上出現類似以下的現象。國家初期，中央財政在地方歲出入的比例較少，隨著朝廷衰敗，中央財政膨脹，其中的皇室費用尤其會膨脹。這是中國歷史呈現出的特定現象，明末也是如此。明朝的定額收入為四百萬兩，到了明末這一數據激增至一千六百七十萬兩，其中皇室費用占了很多。例如，明末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皇太子大婚，需要兩千四百萬兩，但當時的戶部即財政部沒有辦法湊到這筆錢，是以下令嚴查各省的積蓄情況，明朝以來，各省的積蓄有幾十萬兩，但這是制度尚未變壞之時的情況。將各省積蓄收繳起來舉辦皇太子的婚禮。中央財政膨脹的結果，明末皇室仍有相當的財力。後來，出征滿洲的軍隊失敗，戶部一時拿不出緊急派兵增援的費用。於是，以內幣即由皇室拿出幾十萬兩來補充軍費。由此可見，即便國家走向衰亡，皇室仍掌控大量錢財，如今的清朝也是如此。 皇室的資產 如今皇室的手中握有多少資產尚不清楚，但根據前幾日的報紙，袁世凱調查皇室財政後得知皇室有幾千萬兩金銀，這是有可能的。皇室手中何以擁有這麼多錢財？其原因在於除常規收入外，皇室還有種種額外收入。比如，皇室接受官員從人民那裡剝削而來的賄賂。地方官升任更大的官時一定要賄賂皇室，特別是西太后時，年年上貢以求其歡心，當然上貢之物就是錢了。此外，知縣等進京拜謁即被召見，會被記載在吏部的檔案中，這是升官的資格之一，然而，這種拜謁不單是拜謁，是要花錢的。如此這般，皇室直接從官吏獲得的錢財很多，朝廷也擁有許多與政府收入無關的錢財。所以，如今的皇太后擁有幾千萬兩的錢財，也並不特別不可思議。這是皇室收入的一種膨脹。 近年來，中央政府的費用也大大增加。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財政數據為八千九百萬兩，其中中央政府財政收入為五千三百萬兩，地方財政收入為三千六百萬兩。但近年的歲出入變成三億兩，而地方財政卻沒有很大的變化。這說明中央政府的經費總是膨脹，用去了財政的大部分。特別是明治三十三年的北清戰爭以來，中國年年加強中央集權，中央財政隨之膨脹。 財政與國運 不僅中央財政，皇室收入也持續膨脹，這樣繼續下去，朝廷就要滅亡，這次事件將如何演變，雖然從財政上、從兵略上不好預言，但總而言之，如果不整頓稅制和幣制，不從根本上改革財政方式，那麼朝廷即便以兵力鎮壓了革命黨，從目前的財政狀況來看，不久也難免進退維谷，最後垮台。日本也有類似的情況。勝伯爵曾說：德川幕府的倒台，不是因為薩長同盟，而是因為德川末年的財政，使其不得不倒。因為勝伯爵的話，人們開始注意到德川末期的財政狀況，可以說給後人留下了一個大教訓。如今的中國在財政方面與德川幕府相同，到了無法維持的地步。 就目前的形勢看，清朝在一周的時間之內大概還是有將來的。所以，下一次我將談論清朝將來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