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中國通史 · 第一章　兵力上的變遷

因為職業的關係，數年前我曾專注於清朝現時的局勢，但自擔任京都大學教官以來，研究範圍不斷擴寬，就不僅僅是關注時勢。要承認的是，對於當前問題的判斷有許多不夠準確或沒能進行充分預計的地方。 我的講題是「清朝的過去與現在」，講演分為三次。比起清朝的過去及現在，今天的人們或許更想聽到清朝將來的情況，但一周前我就定下了這個題目。從今天起到講演結束，需要兩周的時間，我們甚至不清楚清朝的狀況在這兩周內會變得如何。在我講演期間，只有清朝的過去及現在是確定的，是否存在將來還是一個疑問。所以，這裡暫且不提將來。但如果在最後一次演講的當日清朝還有未來的話，再稍加展望。 此演講預計從今天開始分三次講完，每次會對所講內容進行小結。談及過去與現在，時間的範圍其實非常廣，談論的話題以及到哪裡停止都沒有限制。也是基於此想法才定下這個題目。目前清朝的局勢每天都在發生變化，今天我站到這裡之前，都很難確定說什麼話合適。但到昨日為止的情況是既成事實，所以，就這些情況來談我想是安全的。因此，我選了一些不論說什麼都行的題目，每次一項項地敘述並做小結。今天主要講清朝興起以來兵力的變遷。 兵力的變遷很大程度上導致了今天的清朝走向衰退。當然，兵力對國家興盛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與之相同，兵力的衰頹也可能是導致國家衰退的重大原因。所以，今天主要談兵力的話題，接下來的第二次講演則是講述經濟上的變遷。第三次現在還很難決定，視清朝是否有將來而定。 侵入中國本土之前 在清軍還沒有進入中國本土之前，即在還沒有攻下北京之前，就有引人注目的鮮明特色。清朝興起的中國東北地區，對以前的中國人來說當然就是野蠻人、非常強悍的民族居住的地方。今天清朝朝廷稱為滿洲的，清朝以前稱之為「女真」或「女直」。有諺語說女直這個民族自古就異常強悍，即「女直不滿萬，滿萬不可敵」，意思是說沒有達到一萬人的女直軍隊，如果有，那便無人能敵。總之，自古以來就有關於女真族強悍的評價。因其興起於北方，這個民族一般被認為與蒙古人一樣，但其實與蒙古人非常不同。蒙古人是遊牧民族，最初的滿洲人並不是。滿洲人雖然靠射獵為生，但不是遊牧民族，與蒙古人大相徑庭，這是一些清朝歷史學家的觀點。自古以來被認為強悍的滿洲人，其強悍程度與其他強悍的民族相比究竟如何，仍是一個疑問。與東方各國的強悍民族做比較，慶幸的是日本還存在著可以與滿洲民族相比較的標準。 努爾哈赤的兵制 首先需要對滿洲初期的兵制有一定的了解，誰都知道，滿洲興起時就通過所謂八旗的組織建立軍隊。這是滿洲始祖，也就是清太祖努爾哈赤建立的兵制，以三百人為一單位構成最小的軍隊，由此逐漸往上增加，以三百人的五倍又組成一支大軍隊。又以此數的五倍再組成一隊，是為一旗。所以，一旗有七千五百人，八旗合計六萬人。此後又設立蒙古八旗、漢人八旗，但最初的兵制是以純粹的滿洲八旗為基礎的。 清朝的《實錄》中記載了這些軍隊列陣作戰的戰法。八旗初建之時亦有書籍記錄此兵法，但此兵書已失傳。不過清朝《實錄》中記載了大致情況。觀其陣列，與敵人交戰時，身穿堅甲，手持長矛和大刀的人作為先鋒，身著輕甲的弓箭手在其身後攻擊敵人。這裡的堅甲和輕甲，在滿洲被稱為「鐵甲」和「綿甲」。滿洲的鐵甲是用緞子或棉布做成的衣服，在其內部用鐵釘綴上長二寸、寬一寸三四分大小的薄鐵板，袖子和身體部位也相應綴上薄鐵板。在腰部之下是草折，用長方形的細鐵片編織而成，與日本的鎧類似，綴在緞子或棉布的衣服內側。與蒙古、朝鮮一樣，盔、鎧也都是鐵制的，只有披肩部分是在緞子或棉布內側綴上鐵板。這種鐵甲就叫「堅甲」。綿甲的話只是以緞子或棉布製成，完全沒有附著鐵片。緞子做的鐵甲作為將領的服裝，普通的軍隊穿的是棉布做成的鎧甲狀的衣服。穿綿甲的士兵也被稱為「輕甲」。 如此一來，軍隊被分成兩類。穿鐵甲者在前列，持大刀或長槍。穿綿甲者立於後方，作為射手。除此之外，還設有精兵。第一列、第二列的士兵都下馬而立——雖說滿洲人幾乎都是騎兵，但這些人都是下馬而立——只有精兵不下馬，隱藏於戰場的某個角落，以便伺機而動，突入敵軍陣中。以上就是滿洲軍隊的陣列方式。這與同時代的日本，即戰國時代的陣列相比，有很大差異。 雖然日本中世紀的軍隊陣列也存在各種不同的兵法，但鐵炮出現後，當時持炮的士兵腳步輕快，最初在較遠的地方射擊，然後很快地撤退，接下來是射手，分散地發射箭矢，這樣逐漸靠近敵方。此時持長槍的士兵從背後突進，最後是旗本的武士與敵人短兵相接。這是日本常見的陣列方式，與滿洲的順序相反，滿洲士兵中持長槍者在前，弓箭手隱蔽其後。即滿洲的陣列中穿鐵甲的相當於日本防禦敵人射箭的持盾士兵。射手一般身著輕巧且隱蔽，從暗處射箭。最後，當敵陣出現混亂時採取由騎兵突入，進而破陣的作戰方式。這種陣列對於日本那樣戰鬥漸酣後短兵相接的白刃戰是好是壞暫且不論。總之，從滿洲軍隊的陣列方式上來看，日本的列陣方式是膽小怯懦的。對射來的箭雨毫無畏懼的士兵站在最前方，從隱蔽處戰鬥的作戰方式，相較於日本兵的排兵布陣方式，其強悍程度要高得多。他們不同於日本兵那樣從一開始就認為會遭受敵人的打擊。 滿兵與明兵的比較 因為時代背景不同，如果把他們與全盛時期蒙古的軍隊相比較是不合理的，但從戰績來看，全盛時期的蒙古軍隊強得多。元初因其特別的作戰方式，無論金還是南宋，都無力與之抗衡。滿洲興起時，明朝能夠與清對抗，這不能說明明兵的強大，而是因為這個時候滿洲軍隊還不太強大。從日本徵伐朝鮮時的戰鬥來看，可以了解明朝軍隊的強弱，由於對戰爭逐漸習慣，明朝的軍隊到明末反倒變得能夠對抗滿洲軍隊。特別是明朝軍隊一開始認為滿洲兵非常強悍，野戰會讓自己陷入不利的境地。於是，明末經略遼東的袁崇煥等人在思考如何以較弱的明兵對抗滿洲兵方面下了苦心，野戰會產生較大的戰損，因此築起堅固的城牆，並且把此時開始傳入的西方火器運用到實戰當中，這為明兵對抗滿洲兵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然而清太祖到目前為止幾乎百戰百勝，只在攻擊寧遠時，因為明軍用到了前述的方式，即以堅固的城牆加上西方火器進行抵抗，清太祖未能成功攻破此城。這是未曾有過的慘烈的戰敗，他也因此患病而亡。可以說這種守城方法對明軍是非常合適的。取得勝利後，明軍自然信心大增，不再那麼懼怕滿軍，明軍的戰鬥力有所提高。當時有祖大壽、祖大弼兄弟兩個名將（雖然最後也投降了滿洲），特別是弟弟祖大弼異常兇猛，曾突入到清太宗的大本營中，與之短兵相接，差點虜獲太宗。又曾企圖夜襲清太宗的陣營進行大決鬥，用火藥爆破陣營，由此可見後來明軍的實力。因此，雖然明朝滅亡，滿洲入主中國，但實際上，明兵不是敗於滿軍，而是亡於內亂。明朝被來自北方的滿洲人奪走天下是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所以，滿洲軍隊雖然不能說是弱，但與蒙古族所向無敵、橫掃中國的情況完全不同。其強弱的程度最初就可以看出差異。 清太宗時期，雖然幾度侵入擾亂北京附近到山東邊界一帶，但山海關外的四城始終沒有淪陷，因此一直未能實現滅亡明的目的。直到清世祖繼位，其幼年時，明因內亂而亡。當時駐守山海關的吳三桂針對李自成發起復仇之戰，有意借用滿洲軍，當時清的攝政王知道了吳三桂的請求後，便幫助他取得復仇戰的成功，最終自己也因此得到了北京，隨即建國。得以成功建國，擁有較強的軍隊可以說是基礎，但不久後，便顯示出弱化的跡象。 吳三桂之亂 距離清朝攻占北京才三十年，引導清兵亡明的吳三桂便企圖謀反。吳三桂是經驗豐富的將領，他早年在遼東起家，在滅亡明的過程中，又立下大功。清兵入關後，他成為清的爪牙，入侵中國的中部地區，最後被封為雲南藩王。他於康熙十二年（1673年）末反叛，此時已是七十多歲的老人，給了清朝很大的打擊。雖然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但他身經百戰，手下還跟隨了一些同樣身經百戰的大將。於是從雲南進入貴州，又打到湖南。與吳三桂同樣由明降清立功而受封藩王的，還有福建的耿仲明、廣東的尚可喜，吳三桂趁機拉攏他們一起謀反，形成中國南方的大動亂。入侵湖南時，清朝派大軍進行抵抗，當時，攻打明朝建立戰功的皇族、大將們大部分都已去世，更沒有能夠與吳三桂匹敵的名將，所以清朝的士兵狼狽不堪，被吳三桂的軍隊打得四處潰逃。然而清兵最終平定了叛亂，主要是因為吳三桂年事已高，長年征戰養成的習慣便是過分謹慎。在進入湖南省洞庭湖畔的岳州後，沒有進一步從岳州挺進湖北境內。此時，從四川到陝西一帶有響應吳三桂的叛清軍隊，如果從湖北向中原挺進，孤注一擲進行決戰，那麼形勢的走向無法預測，但由於吳三桂過分謹慎，沒有從岳州進入湖北。這時，康熙帝年僅十九、二十，但他從小敏銳且精力過人，每天一個人閱讀四面八方來的軍事報告，告訴身邊的大臣讓他們怎樣怎樣做，從早到晚差不多要批閱三四百份奏摺，以此指揮前線的戰事。雖然清兵軟弱，屢屢逃亡，但因為做了完善的防備部署，不至於大敗。這時吳三桂去世，導致叛軍大亂，最終清軍成功平定了這場叛亂。當時清軍兵力的部署可謂十分完善，從北京到西安凡兩千六百五十里，到荊州三千三百八十里，五日之內報告可以送達。到浙江是三千三百里，四日可以到達。到甘肅一帶遙遠的西部，有五千多里，九日可以送達。一天之中可以跑五六百里到七八百里。這就是清朝的驛傳制度，此時被充分利用，每天奔馳五百里或六百里傳遞戰事報告。藉助驛傳制度，清朝取得了勝利。但取得勝利的重要因素，不是因為滿洲軍隊的強大，而是起用大量漢人作為征伐大將。康熙帝的方針是：古代就有用漢人平定漢人叛亂的先例，因此，沒有必要派滿洲人帶兵，漢人帶兵上前線是可行的。所以，當時漢人多有立功。也就是以漢人征伐漢人，而不是以滿洲人征伐叛軍。據此可知，滿洲人陷入腐敗比一般的判斷更早。這樣，並不是滿洲人憑藉自身實力的強大平定了這場大亂，這一點是很明白的。 康熙帝以後繼位的是雍正帝，他也善於任用漢人為將。岳鍾琪就是雍正時期非常有名的漢人大將。曾有漢人文臣勸他謀反，可見其權勢之大。此人精通戰事，卻沒有謀反的膽量，在朝廷知曉他被人勸導謀反一事後，遭到了嚴厲的處罰。 乾隆時代 接下來是乾隆時期。此時距離清朝入關已有九十年，對於將領的任用方式也有一些變化。乾隆帝致力於大量起用滿洲人，乾隆帝時期在戰爭中立功的很多是滿洲人。其中征伐台灣和西藏的福康安和海蘭察即為其例。但立功也並非因為滿洲軍事實力的強大，而是由於清朝的財政十分富足，用大量金錢鼓勵征伐的勝利。給予征伐將卒的恩賞豐厚，極大調動了將士們的積極性。重賞將卒是乾隆時期的事情，清初的恩賞是很少的。比如立下戰功或戰死，大概也只是他兒子中的一個會有特殊待遇，有入國子監即大學讀書的資格而已，在當時已經是相當大的恩賞了。清初有一個從明代叛降過來的人叫洪承疇，曾被任命為五省經略，立有大功，也只是封了三等輕車都尉這樣低等的爵位。根據清朝封爵的規定，此爵只相當於二十幾等，立下非常之功，末了只被封了這麼一個爵位。漢人名將趙良棟、王進寶兩人在平定吳三桂的叛亂中立功，也只封了子爵。到了乾隆時，對將士的恩賞才變重。此時立功的福康安等，超越了公、侯、伯、子、男而受封郡王。導致這一情況的主要原因是天下趨於穩定，不重賞就難以調動將士作戰的積極性。 除此之外，在提拔方式上出現了破格錄取的情況。若立下一些戰功，在一年或半年之內，就能連續升官兩級、三級、四級、五級。這也是從乾隆時期形成的風氣，但此時不讓漢人立功，儘量讓滿洲人立功。乾隆帝對中國的學問也頗有研究，但他大力保存滿洲國粹，抑制了入關後滿洲八旗逐漸漢化的趨勢。在此前的金代，金世宗極力主張保存國粹，清太宗也效仿金世宗，乾隆帝有過之而無不及，曾大力推行國粹主義。他還下令編撰滿洲語的辭書，通過漢語的轉譯，把原本貧乏的滿洲語詞彙變得豐富起來，且給予那些努力保存滿語的滿洲人重要的政治職位。 乾隆帝在位六十年，二十五歲時即位，到八十五歲時讓位於其子嘉慶後，又過了四年才去世。晚年乾隆帝的施政方針更加寬大，不如說是不加約束。因他是讓位的天子，故稱為「太上皇」，但依然像日本的太上皇一樣開始訓政。近來西太后的訓政，就是效仿乾隆帝，可以說他開了一個不好的先例。乾隆在世期間，即使讓了位，但實際的政治權力卻掌握在他的手上。而且，一味地採取寬大放任的政策，寵幸有名的貪污權臣和珅，導致政治腐敗，使得乾隆末年到嘉慶初年的七年間中國出現了大動亂（花費幾乎九年的時間才完全平定）。 白蓮教匪的叛亂 被叫做白蓮教的一種邪教的起義，在今天的湖南、湖北、四川、陝西四省連續興起。雖然是一次起義，但也是持續了七年之久的大動亂。為平定白蓮教的叛亂，花費了一億兩以上的軍費。當時，滿洲八旗軍隊不堪使用，大將皆以戰敗告終。一般來說帶兵打仗失敗應受到嚴厲的懲處，而事實上並沒有嚴懲，反而總是給予寬大的處理。這時候，清朝綱紀已然鬆弛。乾隆帝時期是清朝的鼎盛期，乾隆帝也以此自誇，作《十全記》誇耀自己的功績。這「十全」是指兩次征伐蒙古和新疆地區的準噶爾，一次出征新疆的伊斯蘭教徒，兩次出兵四川西部金沙江（即長江上游），平定台灣一次，征伐安南一次，征伐西藏西南廓爾喀兩次，征伐緬甸一次[1]，共計十次征伐。這十次征伐號稱武功圓滿，但實際上這裡的「全」只是中國式圓滿。在征伐廓爾喀時，廓爾喀人正舉兵攻入西藏，因此，眾多軍隊列陣而行，實際上只是追擊驅散很少的敵兵。即使這樣，眾軍在抵達國境的險要之地時，仍然久攻不下，最終派使者前去誘降，才使之降服。所以，「十全」只是清朝口中的勝利，並不是軍事意義上真正的取勝。即便如此，乾隆帝還是非常自誇這十次對外征伐。當然，此時的清朝處於鼎盛期。朝廷儘可能任用滿人，但需要很大的恩賞，不寬大處理就驅使不動，這是滿洲軍隊顯示出的顯著弊端。 白蓮教引起的動亂，暴露了滿洲軍隊的缺點，同時，還為後來遺留下了弊端。白蓮教的叛亂對清朝兵力盛衰的變化造成極大的影響，這不僅是一次起義騷動，從這個關係上說是一個絕不可輕視的事件。 八旗及綠營的腐敗 關於清朝的兵制，如前所述，滿洲八旗當然十分重要，後來又擴展出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漢軍八旗駐守北京，又叫「禁旅八旗」。比起日本的近衛兵，更像德川幕府的旗本。它由二十四旗組成，共計十萬人。此外，地方上有類似八旗分遣隊的軍隊，但並不是各省都有，只有重要地方才設置駐防八旗。駐防八旗一處約三千人。除此之外，各省還有由漢人組成的綠旗兵（一般稱為「綠營」），作為各省的常備軍。他們受駐防八旗的監督，共同維持地方穩定。但嘉慶時白蓮教的叛亂，各省的綠營兵和駐防八旗幾乎沒有派上用場，從北京前來增援的禁旅八旗也無濟於事，一切都證明清朝常備軍的無用，因此動亂持續了那麼長時間。其實，從很早開始軍隊就有弊端，乾隆時期第一個晉爵為王的福康安等人更是助長了這種弊端。乾隆時期對外征伐的將領，歸來時都暴富發家。因為乾隆時期為數不多的征伐，耗費了大量財力。比如，兩次出征大小金川就花費了七八千萬兩。後來的白蓮教動亂，更是成為大將軍們的大好機會，大部分軍費都被他們私吞了。因此，暴亂沒有很快平息，而是一直持續，結果軍費開支超過一億兩。無論清朝的財政有多麼富足，也經不住這七八年持續的大筆開銷。 鄉勇 接著到了嘉慶時期，他加強了對軍隊的管理，鎮壓了白蓮教匪。在兵制上，他採用了什麼手段呢？他依靠的是鄉勇，即地方義勇兵。最初白蓮教匪侵入到湖北隨州地區時，官兵無論如何也抵抗不了白蓮教的攻擊，只得四處逃散，因此此地遭到白蓮教匪的蹂躪。這裡的百姓意識到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進行防備，遂開創「堅壁清野」的作戰方法，即焚燒城外土地，深挖壕溝，一城人民團結起來保衛城池。結果，此前一直打勝仗的白蓮教匪最終沒能攻克隨州。隨州義勇兵的作用為朝廷所知，朝廷漸漸地開始使用義勇兵對抗白蓮教。使用義勇兵後，正式常備軍的將領們更加卑鄙。原來各省的綠營，即常備軍，必須向朝廷上報戰死的人數，禁旅八旗這樣的近衛軍也要向朝廷一一報告誰戰死了，這些是無論如何都不能隱瞞的。但使用義勇兵後，臨時募集了多少兵，報告是胡編亂造的，戰死多少人也不見得會報告。如此一來，一場仗打下來不清楚是勝是敗。這簡直太方便了，便大規模地招募義勇兵，只要給他們武器就可以，糧食等物資可以從地方徵收。 義勇兵不僅用於地方防衛，也用於野戰。這時候野戰的陣形很有趣。站在最前面第一列的是義勇兵，其後是綠營軍，再後面是北京來的禁旅八旗。義勇兵最先吃到苦頭，敗陣潰散，其後的綠營軍斬殺這些逃兵。而綠營軍支撐不住敗下陣來時，又被最後的禁旅八旗斬殺。白蓮教匪漸漸也得到了啟發。他們認為與義勇兵即地方人民作戰並不能得到什麼，於是，攻打某一地方時，就胡亂地捕捉俘虜，讓這些俘虜手持武器去參加戰爭。於是，白蓮教匪的陣列，也是俘虜在最前面，讓他們對戰義勇兵。因此，戰爭雙方站在最前面的，都是本地人。這些人即便戰死也不必真實匯報，非常便利，所以義勇兵被廣泛使用。弊端也漸漸出現。乾隆去世，嘉慶親政以後，也漸漸適當嘉獎義勇兵的功勞，義勇兵的將校們也可以向常備軍提出恩賞要求。最後，暴亂得到了平定，但大部分的義勇兵卻沒有得到恩賞。總之，平亂靠的是義勇兵不是常備軍之力。 這成為清朝軍隊後來發生重大變化的基礎。當時，地方官中有人已經察覺到這種趨勢。他們認為徵發使用義勇兵極為便利，這從朝廷大計而言十分重要，但不免讓人以為只要給人民兵器，他們拿起武器就能作戰，附帶而來的是官兵並不可怕的想法。等到嘉慶時期戰亂平息後，就以收買人民持有的武器為名，用金錢解除地方武裝力量，解散了義勇兵。當時這件要事就此了結。但是從那時起，清朝過去的兵制已經無用，不得不變革，這一點已經很明顯了。 太平軍 近年來又發生了太平軍之亂。這一騷亂發生在六十年前，持續十五年左右，不同於嘉慶年間的白蓮教匪之亂，是波及中國十八省份的大動亂。發生這場動亂，表示嘉慶時期已逐漸顯現的徵兆成為現實。動亂從發生到鎮壓，簡單來講還是依靠了義勇兵的力量。此時的功臣曾國藩、胡林翼、李鴻章、左宗棠等人，都是以義勇兵立功的。太平軍從廣西興起，經湖南、湖北到南京，一路長驅直入。這個時候已經有人帶著義勇兵前來加入軍隊，如江忠源等人。動亂初期，用常備軍對抗叛軍，但覺得不能與之抗衡。於是，曾國藩組建了能夠對抗太平軍的軍隊。 曾國藩的湘軍 曾國藩是湖南人，時任禮部侍郎，因母親過世而回鄉服喪。皇帝對他十分信任，讓他募集義勇兵。皇帝原本只是為了鎮撫湖南地區，曾國藩也是出於這樣的考慮而組建義勇兵。但太平軍攻入南京，又回頭溯長江而上入侵湖南，於是曾國藩訓練的義勇兵首次與太平軍展開激戰。從此次交鋒來看，義勇兵的戰鬥力極強。其強大的原因在於，曾國藩一開始就深知常備軍毫無用處，因此採取與官兵完全不同的方式訓練義勇兵。他閱讀明代征討倭寇的著名將領戚繼光的兵書《紀效新書》（在日本，此書也受到徂徠等人的推崇，曾翻刻出版），按照此書編練軍隊。此時曾國藩的一個朋友——朱子學者羅澤南，也參與義勇兵的訓練，起了很大的作用。此人在地方上擁有自己的弟子，他讓自己的門人擔任將校，曾國藩十分信任羅澤南，將萬事都託付於他，用其門人組織將校，完全不採用常備軍制度。如果用常備軍的將校訓練軍隊，清軍的惡習會傳染過來，所以完全不用。完全不曾參加過戰爭的百姓，完全按照書上的方法組成軍隊，這樣漸漸投入戰爭，效果並不差。這些義勇兵並沒有使用特別優良的武器，只是將校與士兵之間是子弟關係，加之是一個地方的人，彼此相識。此外，因為義勇兵是招募而來的，自然是要發放餉銀的。這些用餉銀雇來的應募兵與將校之間有著非常緊密的凝聚力，所以作戰中即使出現軍官逃跑的現象，他們也不會臨陣脫逃。從這點可以看出義勇兵非常有效，陸軍、水軍都是。用這種方式訓練，逐漸地能夠抵擋太平軍。這就是湘軍，在平定太平軍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另一方面，此時已出現義勇兵將士只被與自身有關係的大將驅使，而不聽朝廷命令的現象。曾國藩率領湘軍從湖南進入湖北，再到江西時，在被敵軍圍困的關鍵時刻，曾國藩的父親突然去世，他不得不返鄉奔喪。因此湘軍失去了主心骨，曾國藩部下的將校們只得分成各部率領各自的部隊。雖說是義勇兵，當然是為朝廷服務的，因此從道理上說應該服從朝廷官員的命令。但是，江西巡撫及朝廷派來的新的大將，對曾國藩的湘軍發出的命令，一項都沒有執行，誰也不受朝廷官吏的驅使。相對於朝廷的命令，他們更聽自己主將的節制，這種現象在當時已經慢慢出現了。總之，曾國藩利用湘軍平定了大動亂。這就是曾國藩、胡林翼等人的練軍方式，雖然是驅使自己的部下，但如同日本陸軍一樣，不是靠將校之間上下級的關係，而是靠師友關係互相激勵。因此，將士們並不是迅速執行長官的命令，而是出於個人恩義奮戰，平定了叛亂。 平定太平軍叛亂後，並沒有解散義勇兵。湖南省的湘勇、李鴻章出生地安徽省的淮勇，以及胡林翼長期做巡撫的湖北省的楚勇都在各地平叛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戰爭結束後，朝廷並沒有收回武器，就地解散他們。依照中國兵制，向來只有常備軍在名義上存在，不得不發給餉銀。如今，新的義勇兵也被看作是常備軍的一種，也必須發給特別的餉銀。如此一來，不得不維持二重兵制。 洋式兵器與戈登將軍 在這場戰爭中，李鴻章對其下的名將戈登十分依賴，任用戈登對義勇兵進行西式訓練，效果最顯著的，就是所謂「常勝軍」。從此以後，就讓義勇兵攜帶洋兵器。曾國藩去世後，李鴻章主導中國政治，給義勇兵配備新式武器，相信這樣能夠訓練出精兵，但是，這時候發生了日清戰爭。李鴻章原本認為憑藉西式訓練，再配備西洋武器，不管這支軍隊在哪裡作戰，都能取得勝利。中國擁有了與西方一樣的新兵和新式武器，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但從日清戰爭中與日本兵的衝突來看，還是不行。李鴻章手下拿著西式兵器的義勇兵在與日本兵對陣時，很快就敗了下來。這導致清朝的軍備觀念又一次改變，意識到必須從根本上進行新式教育、推行新式組織。這就是當前正在企圖革命的新軍的源起。 袁世凱的新軍 日清戰爭結束後，人們意識到，至今為止中國式的練兵方法是不行的，僅靠裝備西洋的武器或依靠西洋人布置海防，並不能形成有效的軍備力量，必須僱傭日本、西洋的士官，接受完全西化的訓練，培養出新兵。袁世凱是最早開始進行這類訓練的。在小站這個地方，袁世凱僅以一萬人開始編練新軍。效果非常顯著。北清事變之前，時人評論中國只有袁世凱的軍隊是最優良的軍隊。北清事變後，因為袁世凱去了山東，沒有與外國軍隊發生衝突，所以不清楚這支新軍的實力，但當時一般認為，袁世凱的軍隊是能夠與外國軍隊抗衡的。北清事變結束，袁世凱被任命為直隸總督，訓練了數倍於過去的士兵，於是有直隸第幾鎮、第幾鎮，以之為基礎，成立了現在的新軍。 留學生士官 今天的新軍在制度上稍有不同。士兵仍然依靠招募而來，但對待士兵的做法在招募之前及之後有很大差異。原本士兵大多是無賴之徒，因此，中國有一句諺語「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即以前應徵入伍的都是最下等的無賴漢。但是，袁世凱編練新兵的時候，會尋找一些多少識字的人，招募後讓他們受教育讀書，這樣他們的品類與之前的兵大為不同，要好得多。同時清廷還考慮到，只僱傭外國士官是行不通的，於是僱傭外國士官先創設兵校，再從這裡向國外的士官學校派遣留學生，讓他們能擔當起培養未來軍隊的重任，因此向日本派遣了許多的武官留學生。最近在石家莊被殺的吳祿貞等就是第一期的畢業生。 就這樣，以向日本為主送出了大量留學生。但是，送到日本或其他國家的留學生到了外國，接受了新的教育，沒想到帶回來的竟然是對朝廷不利的知識。所以，清廷認為去往日本的留學生都成為了革命黨。實際上並不是來日本後成為革命黨，而是來日本的留學生最多，自然在數量上出身日本的革命者也就最多。總之，他們到了國外，讀了新書，就不願再臣服於清朝的統治，這成為革命的基礎。如前所述，在太平軍之亂時，士兵不聽朝廷派遣的大將的命令，只為組織自己軍隊的主將的恩義而戰。現在，接受了外國新思想的士官在訓練士兵的同時，也訓練了革命思想。在此種風氣的影響下，革命黨的數量也日漸增加。這樣，無事時士兵是順從的，即使有革命思想，也沒有展示的機會。如果士官們沒有謀反的意圖，自然風平浪靜，但一旦士官們有謀反的意願，就會立刻造成今天的局面。也就是說，以滿洲兵為中心，有一個漸進的變化：（一）使用漢人，（二）利用義勇兵，（三）義勇兵成為常備兵（產生尾大不掉的弊端），（四）新軍和革命思想養成。從這個發展過程來看，雖然如果儘早防備的話也許還有手段，但大勢所趨，不得不然，因而造成了今天的局面。今天革命在武昌突然發生，變成一場大騷動，震驚了世界的耳目，然而探究其根本原因，完全沒有不可思議之處。總而言之，清朝在兩百多年間從政策上自然養成了針對自身的革命思想。今天革命騷亂的發生，不能歸咎於任何人。 * * * [1]1828年，德國學者西博爾德自日本回國，以《荷蘭王國海外領土地圖》與高橋作左衛門交換《大日本沿海輿地全圖》。事發後，西博爾德被幕府驅逐出境，高橋作左衛門入獄。——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