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中國通史 · 第三章　（上）思想上的變遷

第一次講演是從兵力上看，第二次是從財力上看，講述的都是從過去到現在逐漸向衰運發展的事實。今天稍微從思想上講講從過去到現在的變遷，最後對將來之事只稍稍談及。即便從思想上說，近年來的傾向也對清朝不利。 有關思想的情況，這裡暫且分為兩類：一是種族觀念的勃興，一是尊孔思想的變遷。為了儘量在這次講完，只能講得極為簡單，不知道能不能完全盡意，但整體的要點不會遺漏。 種族觀念的勃興 種族觀念的勃興，與清代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巨大變化很有關係。眾所周知，中國自尊自大，自稱中華或中國，將其他任何國家都稱為蠻夷戎狄，只有自己的國家是中國，中國人才真的是人，外國人是蠻夷，與禽獸相去不遠。因此，他們不認為自己的國家是國，中國人所說的國指的是春秋戰國時代的列國以及漢代以後與郡國並稱的諸侯的領土，也就是說，「國」指的是自己國家範圍內進一步劃分的各國，整個中國則指的是天下。天下即普天之下的土地都是中國，自己居於天下的正中，外國則附屬居於邊緣，稱為四裔。這是過去的想法，到最近已經不是這樣了，這種漸變僅是這七八十年間的事。 英使馬戛爾尼 距今約一百一十年前的乾隆末期，有一位英國使者來華。他叫馬戛爾尼，身受來自國王的重要使命，要求與中國通商。在以往來華的外國人中，這位使者最有見識，不輕視中國人。但當他謁見乾隆帝時，發生了禮儀衝突。因為中國人將從外國來的人視為來自夷狄之國的朝貢者，因此，即使是從英國來的使者，也必須像中國的臣民一樣對天子行禮，比如謁見天子時要行三跪九叩之禮，即對天子行三度跪拜、九度叩頭這樣不合理的尊敬之禮。馬戛爾尼儼然拒絕了這個要求，認為這不是無禮，自己是英國使者，而非中國臣民，沒有理由向皇帝行臣民一樣的禮。爭論到最後，馬戛爾尼說自己帶來了英國國王的肖像，他強烈主張如果中國與他同等地位的官吏，對英國國王的肖像三拜九叩的話，他就可以對中國皇帝行同樣的禮。馬戛爾尼曾經去過熱河，謁見過在大蒙古包中接見當時的蒙古王的乾隆帝。關於行禮的爭論，結果怎樣不大清楚，有人說行了三跪九叩之禮，有人說沒有。總之，在來華的外國使臣中，如此固守自身的尊嚴，他是第一人。儘管如此，乾隆帝在回復英國國書時，開頭寫道「諭英吉利國王」，接著寫道「爾等」如何如何，使用的是「爾等」這樣的詞。氣態昂揚的馬戛爾尼帶回的書信，與中國皇帝回復夷狄君主的信沒什麼兩樣。這發生於一百一十年前。到了嘉慶帝時期，也有使者來華，但待遇也沒有變好。總之，中國承認外國與自己平等，是與外國戰爭失敗的結果。 對外戰爭的失敗 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二年（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距今七八十年。中國戰敗，其結果是開五口通商，與外國訂立條約。中國人自己的記錄依然說是「綏撫」外國人。但在正式的條約文本上，必須使用對等的語言，從這時開始，中國與外國在語言的使用方面實現了平等。後來，英法聯軍入侵中國北部，北京幾乎被攻陷，中國人此時方才領悟到夷狄的強大和可怕。這時，出現了專門處理外國事務的衙門。在此之前，並不存在這樣的機構。以前處理外國事務的是「理藩院」和「四譯館」，處理與蒙古這樣的屬國，以及緬甸、暹羅等朝貢國之間的事務。在廣東，地方官需要針對到來的外國船隻處理一些事務。英法聯軍入侵之後，中國設置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可以說這時候中國人才開始承認外國人與自己是平等關係。總理衙門是後來外交部的前身。但即使成立了總理衙門，在中國人的認知里，西洋人只不過是一群擁有軍艦、侵擾清朝邊防海岸的人。此時中國人只認識到了洋人的可怕，對鄰國日本卻沒有一絲畏懼感，他們認為日本徵伐台灣土著、廢琉球藩、侵入朝鮮半島等等，只是效仿西方，並不了解日本的實力，說起來日本不過是一個狂妄的東夷小丑而已。然而，中國人在明治二十七八年的戰爭中慘敗，這才意識到，不管國家多大多小，外國並不是容易欺侮的，清朝只不過是世界上的一個國家而已，而且還是實力最弱的國家之一。意識到這些後，中國人就明白了外國的強大與可怕，變法自強主義興起，同文同種的觀念產生，也就是種族的想法漸漸發生。夷狄並不是附屬在中國的邊緣，反而是不同種族建立了不同的獨立國家，並且這些國家都比自己要強大。 因此，種族觀念首先產生於較早與外國接觸的地方。鴉片戰爭時廣東人最早與外國人接觸，因此最早具有種族觀念。不僅是鴉片戰爭，每當中國的對外戰爭失敗後，都會產生種族觀念。在蒙古滅宋朝的時候，宋朝產生了強烈的種族觀念，一直抗戰到最後。中國發生過很多革命，但多為重複性的，很少會奮戰到最後。但宋朝滅亡時，以前所未有的奮發手段戰鬥到最後。這是因為有不甘心被蒙古人這樣的族群滅亡的種族觀念。明朝被清朝滅亡時也是因為這個抗爭到了最後。因此，在被外國侵略或戰敗後，種族觀念再次興起。但是，當國家強大之後，所謂好了傷疤忘了疼，又開始以中國為尊。總的來說，源自夷狄的清朝，一旦統治了中國，也就自稱中國之主，開始蔑視四方蠻夷。如此就會招致失敗，繼而再次興起種族觀念。清朝是從夷狄入主中國的王朝，其統治中國期間又開啟了與外國的關係，是以如今中國的種族觀念有雙重內容。 雙重的種族觀念 所謂雙重的種族觀念，其一是整個中國面對外國人所產生的種族觀念，其二是回想明朝被清朝滅亡時的歷史，對清朝所產生的種族觀念。日清戰爭後公開面世的新作以及舊籍新刊中，有十分明顯的反抗滿洲人的思想。中國人的反清思想在清朝建立後的兩百年間未曾中斷過，但康熙、雍正、乾隆時期大力鎮壓過這種反清思想，使其一時沉寂。日清戰爭以後，中央政府日益軟弱，這種反抗思想又開始復興。乾隆時代，明令銷毀明代有侮辱滿洲語言的書籍、講述明朝遺民和其他人士對清朝的不滿或謾罵清朝的書籍。當然，此後不僅禁止出版此類書籍，甚至收藏此類書的人都會遭受刑罰。而如今這些書籍再次面世，再次公開出版和買賣。也就是說，清朝在對外國關係上，促使百姓產生對於外國的種族觀念，同時又使自己所統治的百姓產生對自己的種族觀念。 是以如今的革命軍也以「興漢滅滿」為標榜，這是近來興起的種族觀念的淵藪。此前的義和團事件由於排斥外國人而興起，大體而言，現在已經沒有這種情緒。今天的革命黨曾在外國留學，具有進步思想，因此對外國人的種族觀念沒有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於第二種的內部的種族觀念之上。並且對外國人的反抗思想，一經產生就被擊潰。與之不同，清朝極度衰弱，已是強弩之末，一旦反抗觀念興起，就會像今天這樣不出旬日就形成土崩瓦解的局勢。這是現今清朝在思想上遭受的打擊之一。 尊孔思想的變遷 現在要講的與清朝沒有直接關係，但在中國人的思想上近年隱然引起非同小可的變化。目前尚不清楚這種情形是否已遍及所有中國人，但在受過教育的階層中已普遍存在。 這就是尊孔思想的變遷。要說它的由來，那就很長了，這裡暫且不論古代歷史，只就最近出現的情況進行討論。鴉片戰爭前不久，與外國因素無關，中國學者中興起一種變化了的思想。它對孔子極端尊敬，在距今七八十年前興起，是公羊學的一派。《春秋》有三傳，即《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其中主張公羊傳之學說的學派即為公羊學派。公羊學派主張經書並非孔子對古來已有的文獻的修改整理而成，而是全部出自孔子之手，也就是說，六經皆為孔子所作。孔子對以往的制度進行了變革，作《春秋》是為創造符合自己理想的新制度。所以，《春秋》中的微言大義實際上是孔子口述給自己的得意門生的。《公羊傳》便是基於孔子的口述所做的筆記。此書留下孔子經世之真意，《公羊傳》無疑是最重要的。因此，必須用《公羊傳》的思想批判其他一切經書。這樣的思想進一步擴大，就是所有與《公羊傳》同時期的西漢流行的今文之學都是孔子的正傳，而不該採用東漢以後盛行的古文之學。古文、今文之學比較複雜，簡單來說，今文是漢代通行的隸書，古文是當時已不通用的籀文以前的文字。秦始皇焚書後，漢初要復興學術，便請一位叫伏生的老人口述《尚書》，用當時通用的文字記錄。除此之外，其他經書同樣使用隸書書寫。孔子時期通行的文字當然為古文，到了西漢，古文已不通用，西漢時用隸書所寫的經書就是今文經書，西漢時期今文經書被立為官學。後來，人們在孔子舊宅的牆壁中發現或在其他地方挖掘出以古文書寫的書。西漢末年，人們開始研究這些古文經書，東漢的學者都參考今文經書以外的古文經書。其中《周禮》只有古文經書，而沒有今文經書，稱為古文之學。春秋三傳中，《左傳》與《周禮》一樣，是古文系統，今文時代主要流行《公羊傳》，因此《公羊》是今文學，《左傳》是古文學。古文、今文的說法是為了區分西漢、東漢的學問，它與《尚書》的今文和偽古文的區別是兩碼事。今文學家認為今文學為孔子以來微言大義的嫡傳，排斥東漢以來章句訓詁的古文學。古文學則認為孔子以前就有六經，孔子只是對其內容進行增減，即古文《逸禮》是周公以來就有的，並未經孔子整理。《公羊傳》反對這一主張，對孔子的出生，也有類似歷代帝王降生的說法，多有奇妙祥瑞之處。公羊學一派還藉助當時流行的緯書中喜好說奇事的學問，表現對孔子的極端尊敬，近年來這種思想大大復興。改革派的重要人物康有為，此時正住在須磨，他便屬於此學派。康有為認為孔子如基督一樣，尊為中國之教主。如此極端地尊敬孔子，超過對於帝王，這種思想最近非常有影響。 但有趣的是，在如此尊敬孔子的同時，康有為一派同樣也十分崇尚諸子百家。也就是說，自孔子以後不斷提出中國古代各種新學說的諸子百家像孔子一樣也得到尊敬。康有為等人主張孔子是中國的教主，但是繼承了孔子之學的儒家，與屬於其他學派的諸子是同等的，不能只尊儒家。這個說法很妙。近年來關於諸子學問的研究十分盛行，與此學派之主張的流行不無關係。 對老子、墨子的研究 對諸子百家學問的研究，尤以對老子、墨子的研究最為盛行。特別是墨子的學說與西洋的理學有相似之處，是以對墨學的研究更為興盛，人們對墨子的尊敬幾與孔子相等。隨著這種思想日益激烈，革命黨的最大學者章太炎表現出尊敬老子勝於尊敬孔子的傾向。若單從學術批判的角度上來評價，或許不是一件壞事。當時社會流傳一種論調：孔子在道術上不及其末輩孟子、荀子，但孔子是擁有特別才能的人，堪稱經世之才。這一論調的盛行，可以看出人們對孔子的尊崇觀念日漸低落。不過這個章太炎並不是公羊學派。近年出現了反對公羊學派的學派，以古文學的《周禮》《左傳》為中心。章太炎就是其中之一，他大肆宣揚《左傳》，此人與眾不同，在東京的中國留學生中擁有很高的威望和勢力。他長期執筆的《民報》在中國留學生中很受歡迎。這極大地影響了最近的思想界，進而促使以孔子為中心的崇拜觀念日漸淡薄。 中國近來的思想發生著從極端尊孔到不太尊孔的演變。與此同時，還有一種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現象：極端尊敬孔子的公羊學派，其信仰逐漸脫離孔子。 對佛教的研究 此外，公羊學者之間相當盛行研究佛教。公羊學派中研究佛教最為有名的學者是龔定庵。此人沉溺於讀《大藏經》，以天台宗為主，禪宗和華嚴宗均通曉，自身篤信佛教。他將佛教稱為「大法」，尊為西方聖人之教。 魏源是龔定庵的友人，字默生，著有《聖武記》，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此人與龔定庵非常要好，是最有聲望的公羊學家，晚年皈依佛教。 金陵刻經處南京楊文會版的《淨土四經》，將淨土宗的三部經與華嚴宗的《普賢行願品》合刻，魏源是校錄者，以「菩薩戒弟子魏承貫」自稱，為此書作了序文（《魏源集》中未收入此序文）。魏源也喜好老子，作有《老子本義》，與龔定庵一樣皈依了佛教，十分嚮往淨土宗。這裡說說楊文會，其人號仁山，與日本南條博士有往來，在南京一生致力於出版佛教書籍。我於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在南京訪問楊文會，當時問他「所安如何」，仁山的回答是：「信仰在淨土，義理在華嚴。」楊文會的答覆與魏源《淨土四經》的精神宗旨是一致的，由此可知仁山佛教信仰的由來。此外，在《淨土四經》的出版捐資者中，我們可以看到西洋數學大家李善蘭、德清戴子高的名字，更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德清的戴子高是非常傑出的學者，很早以前就去世了，他抄寫過《龔定庵文集》，他的公羊學與同鄉友人俞曲園的公羊學存在一定關係。俞曲園是近代經學大家，也對道教感興趣，寫下了《太上感應篇纘解》，對佛教也感興趣，曾解釋《金剛經》。結合這些前後關係可以看出，戴子高、俞曲園不僅是公羊學者，在佛教方面也深受龔、魏的感化，又將這種感化擴及其他公羊學者。由此可見，公羊學派與佛教的關係，並非一時的、一兩個人的特例，而是因緣相續形成的結果。（12月30日補記） 這種傾向，特別是在與康有為同時代的人中最為明顯，康有為自稱研究華嚴多年。公羊學者之外，也盛行佛教研究，我認識的、時下一流的歷史學家沈曾植即如此，早逝的文廷式、活著的曾佑都是對唯識宗頗有研究之人。除了唯識，禪宗也很盛行。章太炎便既研究禪宗又研究唯識宗。章太炎認為中國國民懦弱，應當強化對禪宗的研究，與在日本將禪宗研究當作養成人膽量的手段是一樣的。總的來說，佛教思想在中國學者中興起，影響學者頗深，人們將孔子當作偉人來尊敬，但將孔子視為信仰目標的思想在逐漸淡薄。 因此，去國外留學的年少氣銳的青年，一旦接觸了國外的新思想，就容易無視中國的歷史和思想而企圖實行共和政治。儒教向來最重五倫，其中父子、君臣是非常重要的條目。而實行共和政體，就意味著儒教中的君臣一項完全沒有了，這是對倫理的重大破壞。如此無視社會秩序，就不只是政治上的革命，自然也要進行倫理上的革命。這絕不是一朝一夕所致，而是近世思想變化造成的必然結果。在遭遇動亂之時，會產生各種異於常規、畸形的思想，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常有的事，如太平軍便是因信仰基督教而起的畸形存在，但這類事物不能長久存續。 婦女地位的突飛猛進也是一例，從中國過去的教化來看，這是不可能出現的現象，現在卻時常發生這類反常之事。明朝末年有一個叫秦良玉的婦女參加了戰爭，太平軍中也有女兵。中國人的教義與實際不大一致，實際上，他們相當懼內。中國婦女的地位實際上是比較高的，因此「懼內」「畏內」成了通行語。但若從中國的傳統文化對女性的規範來看，婦女是不應該活躍在社會上的。通常而言，婦女活躍的時期一般都是社會秩序紊亂之時，也是思想變化之時，這種變化是七八十年來各種情況累積的結果。如今革命思想盛行，實行共和政治，傳統的五倫綱常被打破，社會秩序也陷於紊亂，主要是因為最近人們接受的教育中，革命思想在不斷擴大。 如上所言，外來刺激引發的種族觀念和國人內部思想上產生變化，這兩個原因促使國人對朝廷的尊敬喪失殆盡，遇到合適的機會就可能爆發。像今天這樣，革命一經爆發，便不可收拾，也不是令人吃驚的事情。然而，我們不清楚這種思想是否能打破依照孔子教義而形成的社會秩序，是否能永久地存在，是否能永久地在國人之中保持長盛不衰之勢。或許遇到什麼時機，又會出現對今天的革命思想的反動。我甚至可以舉出這樣的事例，但太費時間，就此略去。簡言之，儘管尚無從知曉目前的思想狀況是否能永久地支配中國，但現下的情況，可以說是清朝幼年皇帝與生俱來的厄運。總而言之，從思想上來說，因為喪失了對清朝的尊敬，官兵在如今的事變中紛紛逃亡。而在太平天國之亂時，還有許多地方官都赴死堅守城池，臨陣脫逃的地方官會遭受嚴懲，而如今連懲罰都做不到了。所以說，一旦革命興起，朝廷會不可避免地陷入搖搖欲墜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