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中國通史 · 第五章　史學及文學

史學 今天將要談論清朝的史學和文學。 經學以外，清朝學問中比較發達的就是史學。值得一提的是，中國以經、史、子、集四部為基礎的圖書分類方法。經指經學，史即歷史，子即荀子、墨子等諸子的學問，集即文學方面的著作，如文集、詩集之類。其中集的部分作為文學著作，不同於學術。集的第三項子是關於諸子的研究，在清朝未有明顯的進步。如前所述，小學曾作為經學的基礎學科而得到發展，與此同時，諸子學問作為經學的輔助才開始受到關注。由此可以看出，大致上諸子學問是與經書同時代發展起來的，或者說稍晚於經書的時代興起。因此，研究經書，諸子書中所使用的語言也不可忽視。如某些在經書中不能理解的語言，在諸子中可以理解透徹。此外，經書中有缺佚的部分也可能在諸子中得到補錄。諸子學也正是因為上述原因開始得到重視。這裡簡單列舉關於用諸子之書補佚經書的研究。如經書中關於堯舜時代的內容記載不詳，而諸子方面則有所記載，但實際上關於這方面的補佚的研究並沒有取得很大的進步。但小學的進步則是較為突出的，即為了準確理解經書的語言，而研究諸子之語言的小學是必要的，因此取得了較大進步。代表人物有高郵王氏之學，王氏有《讀書雜誌》一書，近年又有諸子學大家俞樾的著作《諸子平議》。這些研究主要集中於解釋諸子中所使用的文字，而把它們作為輔助工具來研究經書中的語言。但近年來，有人開始著手進行純粹的諸子研究。昨天談到的孫詒讓，作有著名的《墨子間詁》一書，致力於研究墨子。還有此時仍健在的王先謙，著有《荀子集解》。總之，清朝較晚時期諸子學才總算發展起來。而日本的漢學發展軌跡則與之相反，日本漢學中的諸子學很早就開始有所發展了。徂徠時就開始注意諸子學的研究，他著有《讀荀子》《增讀韓非子》等書，徂徠之後也還有人繼續研究諸子。而諸子研究在中國則起步較晚，然而日本的諸子研究雖然起步早，但沒有出現類似《墨子間詁》這樣的名著。中國主要是為了經書補佚才對諸子進行研究，張之洞認為這一目標有望實現。漢代王充也曾在《論衡》中提出可以用諸子來補佚經書，但他本人在這方面並沒有什麼成績。不可否認，中國的諸子學研究一開始就被限定在一個狹小的範圍內。與此相比，史學即歷史學方面則有長足的進步，但史學研究實際上是受到經學研究的影響，由此逐漸波及而發展起來的。 清朝史學之祖黃顧二氏 我們所謂的把歷史學作為學問來研究的東西並不多，這是中國最早的史學。雖然，無論在唐代，還是在南宋，有一些著名的學者把以往的歷史作為如我們觀念中的歷史學來對待，但自從著名的《通鑑綱目》問世後，興起於春秋時代的對於古人的褒貶黜陟思想更趨中國史學的主流。由於受這種思想的強烈影響，明朝幾乎是沿著這樣的軌跡推動史學發展的。因此，中國曆朝對歷史的事實做正確的研究並不常見。 但到了明末，經學方面的始祖即浙東、浙西兩學派的創始人黃宗羲和顧炎武，開始推崇史學的研究。黃宗羲本人並沒有留下關於歷史的著作，他雖然經歷了很多，但並未完成一部歷史學著作。但他的門人萬斯同著有《歷代史表》，這是一部史學名作。此書補充了歷代歷史年表中預設的部分，這顯然是受到了黃宗羲的學問影響。正因為有了萬斯同的成就才形成了浙東學派在歷史學方面的特點。後來有全祖望，寫有大量關於明末歷史方面的文章，他也可以說是一位歷史學家。此人後面我們還將說到，他在《水經》學問方面，即關於古代水道體系的學問方面頗有建樹。總之，浙東學派中逐漸有活躍的歷史學家出現。 如前所述，顧炎武的外甥徐乾學作有《資治通鑑後編》，這部書並非徐乾學獨自完成，而是他召集了許多學者共同編撰而成的，近年來有出版此書的草稿部分。而顧炎武本人關於歷史學方面的成就，有著名的《日知錄》。此書對史籍做仔細的調查、翻檢，根據歷史事實來驗證史書上的種種記載，正是顧炎武的這部《日知錄》開啟了上述治學方式的先河。作為史學著作，《日知錄》中包含了史學優秀的成分。總之，清朝歷史學的始祖非黃宗羲、顧炎武二人莫屬。 正史 繼黃、顧之後，中國史學研究漸漸分成若干流派，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正史。正史是指朝代更迭後，新朝代來編撰前朝的歷史，並作為官方的標準的史籍保存下來。在中國，自上古以來共有二十二部正史，所以稱為「二十二史」。現在最晚的一部就是清朝修成的《明史》。《明史》的編撰方式有一點不同尋常，在此之前的正史以《通鑑綱目》為基礎，按照《通鑑綱目》的標準，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做褒貶黜陟，評判其善惡正邪，使褒貶黜陟的思想極端化。但這一點在修《明史》時有了新的變化。有一位叫朱彝尊的學者，他在經學方面也頗有成就。清朝在設立編撰明史的史館時，朱彝尊上呈了史館總裁一封自己的意見書，反對依據《通鑑綱目》來編撰史學，而要以新的歷史見解來修史。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宋學和朱子學的史家在為學者立傳時，往往把學者分為兩類，一是儒林傳，自《史記》以來就有儒林傳，學者的傳一般都歸於此部。但在編撰宋朝歷史時，在儒林傳之外，又立了道學傳，即學者被分為兩部分，道學傳里記錄的是從事朱子學的玄理空論，具有形而上色彩的學者，而把致力於以讀書研究學問的人歸入儒林傳。但朱彝尊反對這種沒必要的區分方式，這種區分後來也成為朱子學派與漢學派之間爭端的根源之一。原本《明史》編撰還是實行著兩分法的，但在朱彝尊提出這一意見後，實際編撰《明史》的過程中就取消了上述的兩分法，而以儒林傳一統，不再設道學傳。這是應對朱子學的過程中史學理論的一個變化，清初就有這種變化了。 《明史》在最後匯總時，有一個叫王鴻緒的人，此人負責最後整理草稿，編成今天所能見到的《明史》。今天我們還能看到王鴻緒的《明史稿》，其中有「史例議」一部分，說明《明史》是本著「史例議」的原則而編撰的，這也是寫作《明史》時所依據的基本條例。其中屢次出現批評朱子學的議論，體現出不依據《通鑑綱目》的準則來編史的編撰態度。這是不同於宋、元、明史學的思想徵兆。 修補舊史 在其他方面清朝史學也頗具成就，如綱目中所列的「修補舊史」和「考證舊史」兩項。明朝以前也有修補舊史，而考證舊史則是在清朝才有的。明朝就有不少關於修補舊史的著作存世，但清初吳任臣的《十國春秋》、邵遠平的《續弘簡錄》，是對明朝歷史著作的不足進行補佚、糾錯，而以史學著作的形式重新編撰。但後來出現的從厲鶚到彭元瑞等人的一系列著作，使修補舊史的方法形成清朝特有的風格，這些著作與明朝的風格明顯不同。明朝的風格不會對自己所用史料的正確與否做明確的判斷，只依據自己所信任的部分對古代史學進行重新編訂。而清朝的風格以羅列自己所運用的多種材料為主，使任何人做研究都可以運用這些材料，並且以極其客觀的態度記錄這些材料。例如把以往值得參考的書籍，儘可能收集起來，其中的代表著作《遼史拾遺》就是在某一件遼史事件上，儘量羅列齊全所有的材料，使讀者可以得到全面的參考。這是清朝形成的新風格，雖然也不是全都如此，也需要加以判斷，訂正前人的錯誤，但清朝修補正史還是以公正地、客觀地羅列材料的風格為主，秉持以供研究者參考的態度。如明朝修改古代《遼史》，而清朝卻不這樣做。但其中有一個特殊案例，就是周濟的《晉略》。《晉書》是古代的作品，周濟按照自己的意志將《晉書》中不合乎史法的地方做了修改，他不以事實的考證為主，而只是以自己理解的所謂史法為依據。周濟在文學方面也有成就，是清朝數一數二的文章高手，寫作時往往非常用心地錘鍊文章，他希望恢復唐朝以前史書的寫法。所以，在清朝修補舊史中周濟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人。不訂正史實，而對史法進行修改的這種做法，在當時其他學者及其著作中並不多見。 考證舊史 清朝在考證舊史方面最為發達，其中對史學全體進行考證的有王鳴盛、趙翼、錢大昕等人的著作。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蛾術編》兩書論述了經學與史學。趙翼的《廿二史札記》《陔余叢考》，也幾乎是講歷史的。此外，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可以說是一部開啟中國新史學的重要著作，該書依照史學始祖顧炎武的《日知錄》為體例，涉及經學、史學及其他所有學問。他的治學是在實事求是的原則下進行的，因此十分縝密嚴謹。所以，他的研究結論時至今日大致上仍然是正確的，而且他的研究方法也仍為當下的中國學者爭相效仿。 此三人名望都極高，其中相對來說比較差的，可以說是社會上頗為流行的，在日本也有翻刻出版的趙翼的《廿二史札記》。錢大昕最早為史學奠定了基礎，正因為此人，清朝的史學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史學。他根據可靠的事實進行史學研究，儘可能地收集所有的資料，從中提取可信的事實。這在顧炎武時已被推崇，主張依據金石碑文研究史學。因此，人們才漸漸意識到史料方面應該用最根本的史料。若是談及錢大昕在清朝史學上的地位，他就像前述的戴震在經學上的地位一樣高，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人。從他們開創了治學流派起，從事局部性研究的學者開始出現。 後來有王元啟、梁玉繩、洪亮吉等人從事歷史及地理學方面的研究。章宗源從事歷史書籍目錄的研究，沈欽韓研究兩漢書，吳卓信對《漢書·地理志》進行研究，張敦仁致力於研究《通鑑》，汪士鐸做南北史方面的研究，這裡不一一舉例，只列出他們的代表作以做參考。總之，因為這些學者的出現，推動了清朝史學的進一步發展。而且，一改以往史學只注重褒貶黜陟之空論的風氣，歷史學的主體開始以事實研究為主，而最基礎的就是必須依據可信的一手史料。這是清朝史學的顯著特點。 地理 史學研究也帶動了地理研究的發展。雖然在此之前也有人做過地理方面的研究，比如關於中國全體的歷史地理著作，有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歷史地理的學問在今天的史學中，還屬於萌芽階段，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實質上是政治意義上的歷史地理學，是研究心得逐漸積累的成果。書中以部分的、地方性的研究開篇，對每一地方都廣泛地引用相關的文獻資料，考訂此地從古至今的名稱的變化；然後，又從山東省、河南省開始，一省一省做全省性的通論，但主要是政治上的通論；接著，在此基礎上，從全局角度考察中國歷代的地理沿革，論述歷代中國地理沿革的內容。即此書以中國式的學問為基礎，既有部分性的研究，又有通論性的論述，與西洋人的學問方式有顯著差異。但作為一部全面總結中國歷史地理的名著，此書至今仍功不可沒，十分珍貴。從此書中我們也受益匪淺。同時期還有從經學來研究歷史地理的學者，如閻若璩、胡渭等人。這些人在顧炎武的外甥徐乾學編纂《一統志》時，都被招至幕中，參與編纂，但他們並非為了《一統志》的編纂而做研究。此時，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已頗具規模，如顧祖禹被招到徐乾學處編《一統志》時，其實已完成了他的歷史地理研究的大部分內容，因為編纂《一統志》得以接觸更多的書籍，因而又推動他做進一步的研究。因此，需要注意的是，在學術發展過程中徐乾學對康熙朝的學者是有所幫助的。 此外，齊召南著有《水道提綱》一書，它記錄的並非古代的地理，而是當代的地理。此人與我在先前一講中講到的西洋傳教士繪製中國地圖有密切關係，即西洋人地圖中所描繪的水道（即水路，河道的網絡）與齊召南《水道提綱》的記錄是一致的。由此可知，齊召南《水道提綱》的內容，是依據傳教士實地調查的結果而撰成的，是最新的地理研究成果。道光年間鴉片戰爭時，中國又開始對海外的地理進行研究。昨天有說到魏源，此人著有《海國圖志》一書。目前，中國仍然盛行對海外的地理進行研究，近來有一個叫鄒代鈞的人去往西洋，想學習用西洋的方法來研究地理學。新地理學可謂方興未艾，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塞外史學、地理 清朝歷史學上的重要人物錢大昕前面已經談及，錢大昕的學問中後來成為清朝史學的一個中心而得到相當發展的，就是塞外史學、西北地區的地理，即關於蒙古這樣的中原外部夷狄區域的地理研究。錢大昕極大推動了塞外史學的發展。他認為《元史》是二十二史中最為粗略的一部史書，因而致力於重新編撰元史，著手元史的研究。用蒙古語寫成的，記載成吉思汗和窩闊台汗兩代歷史的《元朝秘史》在當時被發現，他便根據此書來研究元史。他重新編撰元史，寫出了長達一百卷的《元史稿》，不知道現在是否還保存著這份資料。元史研究即對蒙古的研究、蒙古地理的研究，這對中國史學的發展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並推動清朝史學走向全盛時期。 此外，出於政治上實際需要的考慮，也有學者開始關注蒙古地區即西北地區的研究。祁韻士著有《皇朝藩部要略》一書，記載入清以來蒙古諸事，遺憾的是，他只寫了此書的草稿就去世了，他的同鄉張穆後來寫成此書，這是一部優秀的作品。張穆也對蒙古歷史十分感興趣，原本計劃寫一本蒙古歷史地理，但也是未完稿就去世了。何秋濤繼承了他的遺志，完成了此書。何秋濤的《朔方備乘》，是皇帝恩賜的書名。但今日我們所見的《朔方備乘》已經經過他人的修訂，與原本不符。此書以研究中國與俄國的邊境問題為主，最早的書名叫《北徼匯編》。 總之，通過上述研究，關於蒙古的諸方面逐漸清晰，也推動了中國西北地理學的發展，而無論是張穆還是何秋濤，都受到錢大昕學問的影響。經張穆、何秋濤兩代，蒙古史研究到洪鈞時再一次有了突破。洪鈞在做公使出使西洋時，發現並利用了西方的元史材料《皇元聖武親征錄》一書，撰成《元史譯文證補》，把錢大昕以來的元史研究再向前推進了一步。此外，還有一些對元史研究十分重視的人，比如在我青年時期尚健在的文廷式，還有現在也仍健在的沈曾植，儘管他們並沒有特別的著作留世。沈曾植尚有一本還未完成的元史研究草稿。如今的元史學者屠寄著有《蒙兀兒史記》，柯劭忞的《新元史》近年也出版了。 另一方面，元史的發展促使人們到西域即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去做實地考察，同時也有學者開始依據這些考察結果做進一步的研究。被任命為西域地方大官的蒙古人松筠，他對歷史非常熱心，寫了不少著作。他的著作使徐松受到影響，徐松在當官時，因某事坐罪而被流放至伊犁，在流放期間他對伊犁一帶的地理做了實地考察和研究。當時魏源等人主張把國內的研究與海外的研究綜合起來，才有了後來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發展。不可否認，這在清朝史學發展過程中創造了顯著的成就。 漢志水經之學 《水經注》是北魏時期記載河道情況的中國地理名著。《水經》學的興起，以全祖望為首，其後門人為維護自己師傅的研究，圍繞趙一清盜用了戴震之學，還是戴震盜用了趙一清之學等問題，產生了激烈的論戰，學術往往就是在這種爭論中得到進步。後來也做這方面研究的有董祐誠、陳澧等人，最後傳到不久前去世的楊守敬，他是集大成者，但有關書籍尚未出版。 古地誌 古地誌的研究在此時也開始興起。畢沅的《關中勝跡圖志》對古都進行研究，李兆洛的《李氏五種合刊》是關於一般性地理的研究，書中涉及古地名的地方，就儘可能準確說明這些古地名相當於現在的何處何地。李兆洛的門下有一個叫六嚴的人，沿襲其學問，最後仍是由楊守敬集大成。 古史 此時，有人對於遠古時代的史學特別加以研究，著名的有康熙年間的馬驌，他對於三代歷史有詳盡的研究，以至於被人稱為「馬三代」。承襲他研究的是滿洲人李鍇，李鍇原為朝鮮人，是征伐日本的名將李如松的後代。李鍇所著的《尚史》曾出版過。此外，還有林春溥、陳逢衡、崔述、程恩澤等學者對遠古史學有過研究。 掌故 掌故研究在清朝史學中自成一派，但不限於清朝如此，掌故是調查、研究官府故實的學問。明朝時民間盛行根據傳說寫成的史書，有混淆真正史書的趨勢。因此，清朝時嚴禁野史之類的書籍，取代野史的是可以確信的掌故。所謂掌故，是根據可信的史料編撰的關於官府故實的學問，而不像野史那樣僅憑民間傳聞寫成。這也反映出，相比明朝，清朝在史學思想方面更為進步。我在綱目中已列出這方面的名人，其中有盛昱、文廷式等人，雖然他們沒有著作問世，但都是非常熟悉掌故的學者。 經濟 作為歷史學的附屬學科，經濟的學問也有必要談論。在中國，它從不同的方面滲入到歷史學中，也可以說它是政策論的學問。包世臣的《安吳四種》是關於這方面最早的著作，此書論述的是黃河水利。此外，中國是依靠運河運送大米的國家，書中關於這一方面也有論述。關於經濟方面的經世政策的研究，他復興了顧炎武以來已斷絕的學問精神。此外，由魏源、賀長齡分類編纂而成的《皇朝經世文編》，有益於我們了解清朝的經世政策，可以說我們從中受益匪淺。此外，龔自珍、俞正燮的單本著作中也有相關內容。藍鼎元著有研究台灣的著作。陶澍有研究對中國關係重大的鹽業的著作。嚴如熤致力於研究苗防事務，因為苗族猶如台灣土著一樣，此書主要論述如何採取措施防禦苗族。此外，《校邠廬抗議》是馮桂芬的名著，此書對今天的中國經世政策的影響力仍然沒有衰退，他為中國擬定了十分優秀的經世國策。馮桂芬可以說是論述中國改革中最先進的策論者，近年來康有為的改革論都以此人的學問為基礎整理而成。因此，我們不能忽視他在中國改革中發揮的作用。此外，近年來張之洞也有種種關於經世的議論和著作。在中國，這些經濟著作都是歸入史學的，作為政策論而被探討。 上述大致就是清朝史學的發展過程，其中有自古以來就有的門類派別，也有新發展起來的部分。這裡簡單總結新發展起來的部分：舊史考證，西北歷史地理以及關於古地誌學問中的種種新要素。此外，過去也有掌故的學問，但在清朝尤其發達。 歷史方法 最後，縱觀史學研究，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史學方法的學問。在唐朝，就有劉知幾的名著《史通》討論歷史編纂的方法。後來南宋鄭樵的《通志》一書中也有許多精彩的史論。通過這些十分優秀的前輩學者的努力，到清朝，關於文章的寫法體例已形成一定的規則。如韓退之曾著文說，記事文的寫法有哪些要求，編撰史書像寫記事文一樣，也有一定的規則，該怎樣記述史實，該如何省略，都是有一定的規則需要遵循的。如果不按照此方法寫，古文便不能稱為古文，也不是歷史書。方苞極力推崇編寫史書需要有固定的寫法。後來章學誠著《文史通義》，把鄭樵的《通志》以來斷絕的史學通論傳統又復興起來。在史學通論方面《文史通義》非常有名，中國人也極其尊敬章學誠。近來有張采田，模仿《文史通義》，寫了《史微》一書。與《文史通義》相比，此書雖不能算是名著，但值得慶幸的是往往隔一段時間會有人想起它的重要性，並致力於復興它。不過即便是今日，張采田的《史微》也是異於尋常的書，所以，我特意在此說明。以上就是清朝史學發展的大概樣貌。 文學 古文 從古文與駢體文入手，可以了解中國文章的變遷。「古文」一詞在中國，根據時代的不同，使用方法也不盡相同。我這裡將要談到的古文，是指文章方面的古文。文章方面的古文與經學方面的古文，有不同的含義。古文與今文的對立是經學方面研究的課題，古文即古的文字，篆書以前的、寫於銅器等器物上的文字，隸書以後的文字被稱為今文。古文學就是以古文寫成的經書的學問，今文學則是以今文寫成的經書的學問。在文章方面與古文相對立的是「時文」。中國的「時文」在日本指的是詔敕、書信、上奏文等。這樣的誤解我不知道是從何時開始的，在中國這些並不是「時文」。中國所謂的「時文」，是指文官考試時所使用的八股文。八股文是指從四書中出題作文章，用許多對句組成八個段落，按照這種固定規則寫出的文章。這是文官考試的必要項目，如果不能寫出這樣的文章就不能通過文官考試。與此相對應的古文，指的是承襲唐宋八大家以來的寫作傳統的文章。但清朝以後，出現了與古文相對的時文之外的另一種文體，即駢體文。這是清朝特有的現象，在後面的講述中還將談及，這裡我們先以古文為例。 草創期 清初的學者都模仿唐宋八大家文，沿襲明朝的習慣，而唐宋八大家中，其實真正盛行的只是金、元以來一直流行的蘇東坡一家。真正能夠模仿自韓退之以至蘇東坡一脈文章風格的，是所謂清初的三大家。綱目中羅列的魏禧就屬於此派，侯方域也屬於此派。汪琬雖然與此派差異較大，但他十分講究文章的規則。簡言之，清初文學的特徵大體是以模仿自韓退之到蘇東坡一派為方針的。 後來隨著文學研究不斷發展，漸漸跳脫古文的寫法，而是根據個人的學問愛好而寫作。代表人物是黃宗羲、顧炎武等人，他們不重視文章的技巧，也能夠自然而然地寫出好的文章。後來，清朝那些運用各種歷史掌故的人都是模仿此二人的文風，因此也能寫出一些好文章。可以說，此二人奠定了清初文風的基礎。等到朱彝尊、姜宸英時，清朝的文學風格已經形成，於是他們開創了一條區別於黃宗羲、顧炎武的清初文風與古文派風格之間的道路。即不同於韓退之、蘇東坡之流的古文風，而是依靠自身學問的實力來作文章。 袁枚是清朝中期的文章天才，既擅長寫古文，又能寫駢體文。我在後面會講到駢體文，總之，他是個能自由創作的高手，但他因待人輕薄，遭到不少責難。上述這些學者奠定了清朝文學風格的基礎。但總的來說，此時仍處在清朝文風的形成階段，不同派別的人物尚未出現。 極盛期 這個時期過後不同流派紛紛出現，古文和駢體文方面各有自己的派別。駢體文又稱「四六文」，即用四字、六字的對句創作優美的文章。因為排列對句而叫駢體，古文因儘量不使用對句，所以又稱「單文體」或「單行」。當清初盛行古文時，駢體文也開始被人注意，即綱目中「駢體文」欄目下的「舊派駢文家」已有出現。由此可見，古文和四六文家的發展過程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經學的發展導致文學研究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因為經學學者反對宋學、朱子學，而固守唐宋八大家古文的朱子學，尤其推崇八大家中的曾南豐。而經學家們反對朱子學，因此也強烈批判唐宋八大家文。當時流傳這樣一種說法，即寫古文的人懂得文章是什麼嗎？前述的阮元曾經提出過一種極端的言論，他認為古代所謂的「文」僅指駢體文。古代「文」與「筆」是有區別的，華美的文章才叫「文」；而只講求實用，不注重文采的叫「筆」。因此，唐宋八大家所寫的古文只是「筆」，不算「文」，優美的文章必須是駢體文。方東樹出於維護唐宋八大家之由，因而極其反對袁枚的理論。當時的情況錯綜複雜，既有反對古文派的，又同時出現以古文家為標榜的流派——桐城派。 說到桐城派，其起源是明朝的歸有光，歸有光以唐宋八大家文特別是曾南豐的文章為模範，極力反對明朝李王七子之文。入清以來，歸有光的主張被方苞繼承，傳給劉大櫆，劉大櫆又延續到姚鼐，到姚鼐時與漢學發生衝突，轉而打著古文旗號，跳脫漢學，專心研究古文。因此，他的門下聚集起不少桐城當地的學者，所以叫桐城派古文。桐城派信守唐宋八大家，特別是以曾南豐的古文為寫文章的範本，桐城派在成立之初，就受到一些漢學家的強烈反對，因而興起另外一個派別。阮元尤其抨擊古文，欲置其於死地。方東樹則遭到漢學派中主張駢體文的人的謾罵，於是從桐城派的古文中衍生出陽湖派古文，以惲敬、張惠言、董士錫、李兆洛為代表，此派是比較接近駢體派的古文派，雖說也是古文派，但與桐城派多少有些不同。 此後，出現了「崇佛家的古文」這一奇怪現象，這是我擅自擬的名稱。如前所述，佛教學者中也有作古文的，綱目中提到的有羅有高、汪縉、彭紹升等人，他們都曾研究過佛教文章。但從他們的文章來看，這些人對佛教並不感興趣，只是欽佩佛學的文章。他們廣讀佛教書籍，以此寫作文章。也就是說，此時從佛教學者中派生出一個新的流派，雖未能流傳開，但後來的龔自珍等人的文風也受到很大的影響。 「選體」是駢體四六文中的一種，但到後來，文選體的文風也影響了作古文的人。包世臣認為純粹的古文難免乏味，文章還是需要一點味道，有點色彩，所以，提倡用適當接近文選體的文風來寫作。因此，清朝的文風發展歷程，最早從古文出發，後來寫古文的人又用接近文選體即駢體的風格來寫作。清朝的這種情況是比較特殊的現象，在明朝此種情況並不多見。 上述是從乾隆到道光之間的古文的發展情況，後來出現了曾國藩。此人不僅是出色的政治家，在其他方面也頗有建樹，他的文章在清朝可謂開一代大家之風氣。他沿襲姚鼐桐城派古文的文風開始習文，有一定閱讀基礎後，感到桐城派文章只用曾南豐的寫法過於狹窄，於是運用更為廣闊的視野，參考各種優秀的古代文章，一改桐城派文人幾乎不仿效唐宋八大家以外的做法，廣泛閱讀並參考古代的經、子、史學著作等文章，從而成為清朝古文的一代大家。他早期受到姚鼐的影響，又摻雜了各種風格、流派，最終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其門下有張裕釗以及最近去世的吳汝綸。這兩人的文章都非常出名。此外，薛福成以及做過日本公使的黎庶昌也都是有名的文章家。他們的文章都秉承了曾國藩的風格，與桐城派不同，文章大氣不拘泥。曾國藩的友人左宗棠也是出色的文章家。鄭珍的文章也同樣出色。這些人造就了古文的極盛期，溯其根源在於桐城派，而後逐漸擴大、吸收，形成清朝古文的全盛局面。 駢體文及駢散不分家 清朝的駢體文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前期承襲明朝以來的四六文，強求對句，以文章為樂趣，稱為「舊派駢文家」。他們寫文章注重是否有趣，而不論是否有遊戲的成分，即使在遊戲的狀態下寫出很好的對句，也算合乎情理。及至清朝後期，開始出現新的動向，興趣變得多元化。新起的駢體文家認為不用勉強地作對句，只要能寫出好文章就行，即以自己的學問根底與實力為基礎。這些人多兼治經學，更看重文章的質量，即需要創作出色的駢體文，而不是淺薄的駢體文文章。他們還主張不要只寫輕鬆有趣的東西，而要像古代文選那樣以高遠的基調作駢體文。事實上，這類學者們很好地實踐了這一主張。因此，這一實踐不僅帶動古文的發展，也帶來了駢體文的進步，而且，兩者的界限逐漸模糊。其原因在於，如前所述，古文中桐城派純粹是模仿唐宋八大家，到了陽湖派古文，多少有點跳脫此規則。而到了主張古文與駢體文相近的那些人時，就更脫離了原本的規範，因此，寫古文的人與寫駢體文的人並無差別。曾國藩門下的吳汝綸表現得尤為突出，他一開始主張寫唐宋八大家文，但實際上，寫《史記》《漢書》這樣的古文更多。然而《史記》《漢書》中的文章，其實既不是古文，也不是駢體文，吳汝綸模仿它們寫出的文章，逐漸接近駢體。剛開始寫駢體文並沒有什麼明確的主張，只是對應古文而已。後來逐漸地發展成為認真地模仿《文選》，要求必須以學問來作駢體文，因此，駢體文與古文就互相靠攏。這就是「駢散不分家」。 清朝文選體文章極盛期時才有「駢散不分家」的說法，汪中寫駢體文並不強求勉強對句，但文章寫得十分高雅端莊，雖然其間也有如《文選》那樣的艷體。儘管方東樹等人極力抨擊他，但他也算得上清朝十分優秀的文章家。汪士鐸受他的影響，以及現在已八十多歲的湖南人王闓運也受他的影響。王闓運在文章方面是個天才，能將駢體文和散文的技巧爛熟於心，而所創作的文章既非駢體文又非散文。此外，譚獻致力於寫文章，就是他提出了「駢散不分家」，即不必去在意文體的不同，只要能在此兩者之間寫出好文章即可。他還主張應寫從東漢到魏期間的文章，雖然這期間的文章有艷體，但並不乏味，而且，運用艷詞多也不是缺乏學問、沒有功底的表現，寫文章的關鍵在於是否能把文章形式與內容很好地結合起來。因此，譚獻提倡這種從東漢到魏期間的駢散不分家的文章，其門下的袁昶也繼承了這一理論。袁昶在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的北清事變中因給西太后上諫言書，遭致殺身之禍。若縱觀清朝各個時期，要說獨具清朝特色的文體，那就是這種駢散不分家的文體。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談論的雖然是如何寫作文章，但文章也關係到經學。 近年來，梁啓超等人來到日本，閱讀日本的報紙後，感嘆文風的自由瀟灑，於是學習用報紙文章的風格進行寫作，因而，形成了所謂的近代文體。這是從廣東人黃遵憲開始的，此人曾在日本公使館做書記官，到後來康有為極力提倡，梁啓超時的文章就幾乎像是日本文的翻譯文。其中康有為的文章接近於駢散不分家的文章，不像梁啓超那樣的新派。梁啓超的寫作完全是日本報紙的文章風格，目前在中國因實用而流行，不知道此風氣能持續多久。關於文章的內容就講到這裡。 詩 詩的成就並非在清朝一蹴而就，而與明朝有關。在綱目中羅列的李夢陽、何景明，在明朝正德、嘉靖年間，提倡古文辭，主張用古人的語言套用詩與文，即詩文作得必須像出自古人的手筆一樣。此後，到嘉靖、隆慶年間，又有王世貞等人認為詩文應該模仿古代經書和諸子學說，規範的、嚴肅的文章才是出色的文章。在詩的方面，此論調也盛行一時。當時一味地模仿以李白、杜甫為代表的盛唐詩歌（唐詩分四個時期，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其中也有像何景明這樣的主張比盛唐稍稍往前的初唐的詩風。總之，這些人都是以古人為範本創作詩。隨著此類思想盛行以後，就有相應的反對派與之爭論。其代表人物有鍾惺、譚元春、袁宏道等人，主張詩可以任意隨心地寫作，以摹寫自己的性情為主。這種論調也流行一時，但在中國這種主張可以說是異於尋常的，因此，最終未能流傳開來。到明末出現陳子龍，他與李夢陽、何景明一樣，多少限制在前人的框架內。明朝在詩方面雖有爭論，但總體是把陳子龍的主張作為正確的意見而推崇的。 清初的大家 清初有錢謙益、吳偉業兩大家。此二人是清詩的始祖，他們雖然各立門戶，但也受到陳子龍的影響。此時顧炎武以他堅實的學力為基礎寫詩，雖然他的詩在後代也不是全無影響，但終究未能傳世。不可否認，清朝詩風的創始者是錢謙益、吳偉業二人。但清朝以後，錢謙益被人逐漸遺忘了，這是有原因的。因為錢謙益作為明朝人，在降清後卻做了大官，而在做清朝大官之後，又埋怨清朝，因此導致他被遺忘的命運。他常常在詩中暗示自己不是投降了清朝，而是明朝滅亡後，除了仕清別無選擇。此舉惹怒了當時的乾隆帝，錢謙益的詩集於是成了禁書，被下令全部焚毀。所以，錢謙益在清朝被人遺忘，也就不足為怪，但他們兩人卻是清詩的始祖。繼此二人之後，不久就出現了王士禎，即有名的王漁洋，在錢、吳詩風的影響下，奠定了清朝詩風的根基。另外，錢謙益、吳偉業之後，又有龔鼎孳，也有人將他與錢謙益、吳偉業並列，稱為「清初三大家」。此外還有吳兆騫，他在詩方面非常有天賦，尤其因為他曾獲罪被流放到中國東北的特殊經歷，所以，關於中國東北的諸事常常在他的詩中有所表達，一個像他這樣具有滿腔熱血的南方男子被發配到嚴寒而陌生的北方，這樣特殊的經歷和環境使他的詩更有一種異於常人的感情特質。 康雍年間的大家名家 把王士禎視為清朝詩歌的始祖也合乎情理。一般把王漁洋的詩風稱為神韻派或格調派，他仍是借用古代現成的文字創作詩歌，而不是自己隨意遣詞造句，餘韻十足，因而受到人們的推崇。曾有人評論他的詩風，就是「華嚴樓閣，彈指即現」，這句話引自佛教經典《華嚴經》，以形容其神韻，即組成《華嚴經》里極樂世界的樓閣，彈指一揮間就能在空中忽然浮現。總之，王士禎推崇神韻，他的詩歌也就具有這種風格。但他的詩總是過多地使用典故，雖可顯示其學問實力，但過多地使用典故，使故事繁雜而缺少詩情，這便是他的不足。當時，有人對此表示反對，反對他的是有「南施北宋」之稱的施閏章，他就是用「華嚴樓閣，彈指即現」之語評論王士禎詩歌的人，他說王詩好像有如此法力一般，彈指一揮間就能使空中出現樓閣。但他本人卻不採用這種風格作詩，他用建房子來比擬作詩，他主張作詩應該先打地基，再豎柱子，再起屋頂，有秩序地一步步層層累加、營造。這一派兼顧兩方面，而王漁洋的詩大體上仍是模仿唐詩。此時雖已跳脫了李夢陽、何景明等人固守盛唐詩風的做法，但主流仍然是模仿唐詩。還有同時代或稍晚一些的查慎行，他認為盛唐的詩歌太深奧晦澀，應該作像白居易或蘇軾那樣的詩。因此，查慎行開創了另一派詩風。此時在詩歌方面的大家還有朱彝尊，他也是以學問實力來作詩，他初期所作的詩多晦澀難懂，後來的詩有所改變，逐漸傾向自由、活躍。總之，王士禎、朱彝尊、查慎行三人是康雍年間詩方面的大家。 此後，名家層出不窮，王漁洋在當時可以說是開一代風氣之先河，但後來也逐漸出現反對他的人。甚至在他的親戚中有一個叫趙執信的人，他曾經求教王漁洋如何寫詩，由於王漁洋並沒指導什麼內容，他就自己探索、學習作詩，而且說了不少批評王漁洋的話。這些都是康熙、雍正年間的大家。與此同時，在杭州成立登樓社的柴紹炳、毛先舒等人，被稱為「西泠十子」，以詩社的形式大力開展詩歌活動。此外，廣東地區也出現了屈大均、梁佩蘭等詩歌名家。 乾隆間的名家 以康雍年間的詩為基礎，乾隆時代的詩歌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沈德潛承襲王漁洋詩派，此人受到乾隆皇帝的青睞且十分長壽，他一生奉行王漁洋詩派的風格。作為王漁洋的正宗傳人，沈德潛將其主張傳給了王昶。但當時中國詩歌已漸漸偏離王漁洋的風格而另闢新路。此時的袁枚即袁隨園極力反對王漁洋，他認為王漁洋有意模仿古詩、拘泥於富有神韻的寫詩方式，而要求詩需要自由隨性地反映創作者自己的思想。由此產生了與格調派相對立的性靈派。性靈派認為應當自由地抒寫自己的思想感情，沒有必要遵守所謂嚴格、繁複的古代準則。袁枚、蔣士銓、趙翼三人被稱為「乾隆時代的三大家」。其中蔣士銓與袁枚、趙翼不同，是個十分認真的人。而趙翼寫詩往往突破限制，認為只要是自由創作的詩歌，能夠反映自己的思想感情，即使是玩笑也不在意。對以往的詩人，他雖沒有明確反對王漁洋，但只推崇查慎行，以查慎行的詩為正宗。袁枚則明確地提出反對王漁洋，王漁洋在清朝被認為是最偉大的詩人，而袁枚仍敢起而反對。如前所述，趙翼推崇查慎行，私下反對王漁洋。由此可見，在清朝這種反對王漁洋的聲音到處流傳，恐怕會對一般的詩人造成影響。 我在綱目中都列出了此時期出現的有名的詩人，接下來逐一加以評述。其中也有袁枚派以外的詩人，從乾隆到嘉慶，隨著時代的推移，除了乾隆時代的三大家之外，一些雖然氣魄不足，但能寫出洗鍊、風流、瀟灑之詩的詩人不斷出現。這些人也逐漸形成了新的風氣。後來出現了像張問陶、楊芳燦等能寫出優美、瀟灑詩作的詩人。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人一般認為詩之為物，首先在詩人的心中需要受到感動，然後，將此真情吐露出來表現為詩，這才是好詩，而按照詩歌的準則，僅憑新奇、特別的詞彙寫詩，就不能算是好詩。這是中國人一般關於詩的認識，及至道光、咸豐年間這種主張便有所顯露。 道咸以來 道光、咸豐以來，清朝已經歷了鼎盛期，隨之而來的是亂世的前兆，使得詩人心靈受到未曾有過的刺激。此時的詩人不再有心情寫作溫和沉穩、悠遊閒適的詩歌。龔自珍可謂道咸以來的詩人中，最自我的一位天才詩人，他作詩不拘泥於規則。與此同時，以魏源、歐陽紹洛、毛貴銘為代表的湖南派詩人興起，他們的詩往往晦澀難懂。曾國藩也是此派的詩人，他們秉持異端的主張，又被稱為「江西派」。他們有意模仿宋朝的蘇東坡、黃山谷，並由此上溯至晚唐的李義山，更追溯至盛唐的杜甫。蘇、黃二人尤其是黃山谷在寫詩方面，主張即使沒有天賦也無大礙，可以依憑自身的學問功底，加以反覆練習，然後埋頭努力作詩。蘇、黃前面有李義山，李義山的詩不是用語言明確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而是含蓄深遠，因此詩的特點是含蓄且有深意。李義山之前是杜甫，要模仿杜甫的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而，極少有人能夠達到他的境界，大多數江西派詩人都停留在黃山谷的水平，無法超越前人。簡言之，這一派的詩歌主張是按照上述的順序而效仿學習的，這是道光、咸豐以來的事。而稍稍往前的時代，即受到查慎行等人影響，這些人並不是出自性靈派，因而不作乾隆、嘉慶之際的輕薄之詩，轉而傾向學究性的詩風。總之，道咸以來隨著世道的變化，刺激了許多詩人，所以，嚴肅的詩歌風格逐漸流行起來，到目前為止還是同樣的情形。 後面羅列的這些人，這一流派占據了多數，特別是張之洞，也是這一派的重要人物。綱目中寫著「乾隆以來諸家，多由蘇黃入玉谿生，以窺工部」，玉谿生是李義山，工部是杜甫，由此可見，當時十分流行，但後來也出現了變化。即隨著江西派的盛行，漸漸發展到以學問實力作詩，詩風為之一變。寫文章方面也是以學問實力作四六體文，可以說是秉承了唐宋八大家達意的宗旨。即一方面是大量堆砌文字作四六體的文章，同時江西派的詩也重視學問功底，變成文選風格的詩。民間流行「近時作家往往宗選體」這一說法，即說明文章與詩都逐漸地轉向文選體的方向。王闓運便是由選體而生，是位作詩的天才。還有譚獻，比起王闓運，他的詩更為文質綺麗，但也因此缺乏力度。總之，近年來中國詩壇上最有影響的人非他們莫屬，近來中國寫詩的人，幾乎沒有不注意到他們的詩的，可以說十分流行。詩和文章都歸於選體便是清朝詩風的結局。 旗人的文學 關於旗人的文學這裡簡單講述。由於推崇學問，清朝的皇室宗親即清朝的旗人中也有不少詩人、文人。嘉慶年間，鐵保編有《熙朝雅頌集》，其中收錄了蒙古旗人納蘭常安的作品，他就是一位寫詩作文的天才。此外，還有盛昱收集旗人文學，編成《八旗文經》，其中不僅收錄了詩人的代表作，也收錄了他本人的詩作。蒙古人與滿洲人不同，蒙古人精通中國文學的並不常見，雖不是完全沒有，如西域的後代中也有作詩的人，但旗人則是競相致力於中國文學，因而才有上述的詩文集，這在前朝的元或金都是未曾有過的現象，可見，對於中國文化的接納和吸收程度上，滿洲人是遠遠超出元或金的。詩文方面就講到這裡。 詞、曲、傳奇小說 最後在這裡簡單講述詞。一般認為詩到唐朝時就逐漸失去了歌唱的形式。唐初以前詩是配著樂器吟唱的，到唐中期時，就不再能唱了。因此，詞便應運而生。這就好像日本的「春雨」或「黑髮」由端歌到後來發展為「替歌」的情況一樣。所謂春雨是指春雨的調子，遵循此調作歌就是詞。如有某一個調子，作一個百字令，如是春雨的調子就是春雨詞。依這個調子可以作許多不同的新詞。到宋朝後，詞不斷發展起來，但它在中國，是在非漢族人統治即外部人統治的時期中成長起來的。對於沒有中國文學素養的滿洲人或蒙古人來說，突然接觸並學習中國文學是一件困難的事，而詞不需要紮實的學問功底，與俗語相似，平時又常被吟唱，詞就常在耳中迴響。這種帶有旋律的詞，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對於入主中原的外部民族在文化上是比較容易接受的。納蘭成德的詞在清朝時有突出的成就。依靠徐乾學的實力編成《通志堂經解》的納蘭成德，他在詞方面頗有天賦。此外，乾隆帝對詞也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乾隆帝是一個對任何學問都感興趣的人。關於詞的著作康熙帝時就已有問世，而最好的是乾隆帝命揚州黃文暘全面收集整理自古以來的詞曲而編成的著作，因此，黃文暘也成為古代詞曲研究的名家。 曲是由詞演變而來的，再加上人的動作，形成戲曲的雛形。清朝以後，關於曲的名著逐漸出現，清初的名劇《桃花扇》，還有李笠翁這樣天才的曲作家，而乾隆三大家之一的蔣士銓在曲方面也頗有成就，著有《藏園九種曲》。隨著作曲的人多了，曲在清朝自然而然地得到很大的發展。元、明時期都盛行曲，但從清朝開始才有關於曲的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孔雲亭，他是奉乾隆帝之命從事曲之研究的。 傳奇小說在清朝也得到發展，其中最有名的是《紅樓夢》，這本小說還受到西洋人的喜愛，被翻譯成外文出版。清朝小說中不免有一些下流粗俗的內容，但也有像《品花寶鑑》這樣的作品，表現了清朝的民族性的各個方面，因此對這些作品的研究是有必要的。此外，中國人喜好奇談，如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都屬於志怪小說。紀昀除奉命編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外，將其他諸事都以麻煩為由推辭，雖說是著名的漢學家，卻沒有什么正經的著作遺留後世，閒暇之時就寫一些志怪小說。袁枚也寫有志怪小說，著有《新齊諧》一文。我認為十分有必要從這方面來研究中國人的民族性。特別是對於清朝代表性的文學作品《紅樓夢》的研究，如今看來是很有必要的。 關於清朝史學、文學方面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由於時間的關係，只能粗略而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