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中國通史 · 第四章　經學

宋學 今天就經學開講。從今日起，主要就中國本國的文化，國內的文化開講。總的來說，這次課程的內容要儘量避開政治層面的議題，如前所述，主要講中國文化方面。此前主要講了作為文化中心的帝王之事，其次講了清朝與外國語有關的種種特殊現象，再其次講到了貿易關係對財政經濟的影響，可以說，這些都是文化的基礎。接下來，又講了帝王的行為——外國文化的輸入。從今日開始，則專門講講中國國內的文化。 像中國這樣具有悠久歷史文化的國度，任何朝代，只要是太平之世，就自然致力於推動本國文化的進步。清朝也不例外，隨著社會穩定，國勢強盛，國內文化也空前發展起來。自唐代以來的中國，即使有戰亂，也幾乎沒有因長時間的戰亂所造成的黑暗時代。因此，可以說中國文化始終保持著發展的狀態。所以，清朝文化的興盛，並非意味著終結以往的黑暗時代，開創新的局面。因為此前的文化已經高度發展，只是隨著時代的變遷，在文化發展的道路上逐漸顯示出新的動向罷了。 學術依然是清朝文化中最繁盛的部分，而清朝的學術又以經學為中心。清朝出現了兩漢以來所未有過的經學的高度發展，研究普及到一般的學者中，可以說是具有真正的學術性，這一點也是兩漢時所沒有的。清朝的經學，在中國學術發展史上是古所未有的。不用說，經學不是在清朝突然繁盛起來的。清朝之前的明朝，由於沿襲宋、元以來的學術傳統，宋學十分盛行。宋學包括朱子學派和王陽明即陸王學派，明朝就有朱子學派即程朱學派與陸王學派的兩派之爭。明末時，一種新的風氣在學者間流傳開來，即講學。講學並不是只講究學問，而是像今日我到此講演一樣，多少只是以學問為講演的材料而已，然後進行禪宗式的問答，可謂口頭空論地研究學問。這些學者不是從事實的角度來研究學問，而是作空泛的討論，這就是所謂的講學派。綱目中開篇所寫的顧炎武、黃宗羲兩人，對講學派提出強烈的反對，但也仍然有學者堅持講學派的主張。這裡所寫的孫奇逢、李中孚就屬於講學派，他們延續著明末以來的做法。而在明末講學派中，程朱學派和陸王學派誰的勢力更強？答案是陸王學派，即王陽明學派盛行。其代表人物就是在日本被看作小說批評家的、萬曆年間的學者李贄（李卓吾）等。這派學者身著僧服，執杖而行，幾乎像僧人那樣生活，而且以中國人所嫌惡的男女混雜的方式進行講演，或作禪宗式的問答。為此，引來了對之極為反對的顧炎武派。原本是朱子學者的顧炎武，反對講學派的學風問題，提出學問要做事實性的研究，這樣一來便從朱子學中脫離出來，成為清朝反對朱子學派的漢學派的始祖。另一方面，從顧炎武的學術精神來說，他是傳承了宋學精神的，但他又是清朝漢學復興的始祖。與他齊名的黃宗羲，在明末時，為了幫助明朝恢復政權曾參加戰爭，此人還曾計劃派遣使者去日本請求援兵，但最終看到明朝大勢已去，無可奈何，便拋開了政治，過上了完全的隱士生活。他作為王陽明的同鄉，繼承了王陽明的學術精神，但因為是前朝殘黨，一直低調行事，因此十分排斥講學派，同樣認為學問應做事實性的研究。顧黃的學問盛行以後，中國學者為了區分把他們分為兩派，以顧炎武為首的被稱為浙西學派，黃宗羲則為浙東學派的始祖。這是一張浙東、浙西的地圖，所謂錢塘江即浙江，浙江以東所出的學派叫浙東學派，這裡是寧波，這裡是餘姚。黃宗羲是餘姚人，餘姚也是王陽明的故里。如此一來，兩人分別成了浙東、浙西學派的始祖。兩派學者的姓名在綱目中都有羅列，由於時間的關係，就不在此一一細講了。顧炎武之下寫著徐乾學，表示他繼承了顧炎武學派的觀點。黃宗羲下寫著萬斯大、萬斯同，表示他們繼承了黃宗羲學派。後來徐乾學深得康熙帝信任。如前所述，他在洞庭山召集了許多學者，編撰《一統志》，但他編書卻不留自己的姓名。綱目中的「徐乾學」下有一個名叫「納蘭成德」的人，他是年輕的滿洲旗人學者，天資聰慧。徐乾學派出於對滿洲人策略上的考慮，有意拉攏他，使其成名，得到了極高的榮譽。他編撰了《通志堂經解》，是宋、元、明三代經學著作的集成，這在當時十分重要。此時的清朝在宋學以外沒有別的學問，所以，就儘量收集宋學家的著作，出版了《通志堂經解》。但事實上這是徐乾學事前搜集編排好的資料，而以納蘭成德的名義出版。作為顧炎武的外甥，徐乾學多少繼承了他的學統，但兩人的性格完全不同，顧炎武因反對清朝，一生未入仕途，而徐乾學與顧炎武不同，擅長為人處世。但因他沿襲了顧炎武的學統，所以他身上多少可以看到宋學的影子。可以說，除宋學以外清初並無其他學問。 此外如孫奇逢等人，有的屬程朱一派，有的屬陸王一派，有的兼屬陸王程朱，但與顧炎武、黃宗羲不一樣的是這三個學派的人都是講學出身。到了清朝，孫奇逢、李中孚等人仍講學不輟而名聲大噪。他們通過不斷地講學，擴大自身的影響力，為此，清朝曾詔李中孚等人出仕，使其進退兩難。但這些學者都是講學派出身的人。 這些人成就了清朝宋學的發展。但在康熙之前，清朝還未形成真正的宋學，只是出現略具清朝風格的宋學的萌芽。清朝風格的宋學具有哪種特質呢？就是一邊通過講學鑽研宋學，雖不做事實性的研究，但也從書籍入手，多少進行一些事實性的研究，程朱學派的李光地便是代表人物之一，他曾閱讀顧炎武最早的學術著作（而那時顧炎武並不認為自己是宋學家），在一定程度上傾向他。而到了康熙時代，清朝的宋學開始明顯區別於明朝的宋學，浮華而不實的講學不再流行，轉而進行貼近書籍的學術研究。 其次，綱目中羅列的姚鼐、方東樹等人，延續了宋學，這是較後的事了，暫且不提。此時清朝的宋學表現出受到所謂漢學影響之後的宋學特徵，這在以後將會講到。 漢學 漢學是清朝經學中具有特色的部分。在日本或海外，研究中國的學問都被稱為漢學，而清朝所談論的漢學則是指漢朝的學問。由於人們漸漸反感宋學，於是轉而追溯漢朝時期流行的經學。簡而言之，從做學問的方式來看，漢學的特點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不講學。與講學派相對，漢學派非常注重樸學。所謂樸學，簡單地說，就是把自己關在屋中，整天與書為伴，埋頭苦讀。中國的諸多學問中，華而不實的學問並不少見，如前所說以演說答辯式為主的講學，還有通過作文、詩詞來贏取名望的學問。但樸學只是在家中閉門讀書，擯棄了所有這些獲取世間名聲的學問以及世俗流行的學問。清朝學者對樸學十分看重，即學問不是為了獲取功名的，而完全出於學術目的，是實用性的東西。縱觀漢學的發展歷程，它的精神核心是「實事求是」。這句話出自《漢書·河間獻王傳》，即學問應做事實性的研究，而不是高談闊論，這正是清朝漢學家的一致主張。 初期 漢學在清朝經歷了一個發展、變遷的過程。清初尚在草創階段的漢學，代表人物有閻若璩、朱彝尊、胡渭等人。實際上這些學者也不是純粹的漢學家，閻若璩等人也帶有宋學背景，只是對朱子的學問不盲從，一本一本地讀書，將之作為學問的基礎，寫下著名的《尚書古文疏證》。《古文尚書》一般作為《尚書》的通行本，經東晉時期整理後，一直沿用。到宋代，朱熹等人曾懷疑《古文尚書》中混入了偽作，閻若璩在此基礎上又作了進一步的研究，他具體指出了《尚書》中的偽古文部分。當然他的基礎還是朱熹對《古文尚書》的懷疑。閻若璩還著有《四書釋地》，對四書的研究屬於宋學的範疇，後來純粹的漢學不再研究四書，但還是會研究《論語》《孟子》，只有《大學》《中庸》不再是研究對象了。從閻若璩研究四書來看，他還沒有完全脫離宋學。此外，蕭山縣人毛奇齡的學問，多少受到王陽明學術的影響。他從王陽明學派出發對朱子學進行全面的抨擊，因為反對朱子學，所以對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也是持反對態度。但不可否認，閻若璩傾向漢學派，以陽明學派為基礎的毛奇齡也是傾向漢學派的，康熙年間這類學者開始活躍，並對向來高談闊論的宋學學風進行了激烈的批駁，這是復興漢學的前兆。此外，張爾岐從事禮學研究，關於經書解題朱彝尊寫出了著名的《經義考》。還有胡渭考證《尚書》中的地理部分，並深入研究《周易》的某一部分。雖然這些學者還都不是純粹的漢學派，但開創了漢學實事求是的學風基礎。 中期極盛期 漢學在經歷清初的發展後已經逐漸形成體系。同時，又根據不同地區、師承關係形成了不同學派及門戶。綱目中寫著的吳派、皖派便是其中一些代表——我私自對這些派別進行了增減，也參考了前人之言——在「吳派、皖派、北學、揚州之學、閩學、浙東之學、常州之學」之後，寫道「以上為中期極盛」。漢學的全盛時期是從吳派到常州學派。漢學從乾隆時代開始走向鼎盛。康熙年間宋學仍然占有一定的地位，從顧炎武到後來的閻若璩、毛奇齡等都是宋學的代表人物。而康熙個人也十分推崇宋學，李光地也是宋學的極力推崇者，他雖然算不上康熙帝的宋學老師，但也經常與康熙談論。李光地的時代出版了《朱子全書》，當時朱子的所有著作以及關於朱子的書籍都收錄在其中。天子尊崇宋學，民間也是宋學的世界。此時起，皇帝想厘定歷來關於經書的學說，就出版了有名的《三禮義疏》等著作。此外，方苞等學者開始研究禮學，使學問逐漸遠離空談，而更傾向注重事實，這是康熙年間宋學的特質之一。宋學已不再拘泥於對四書的研究，雖被稱為宋學，但也研究禮學等學問，這可以說是清代初期的學術轉變。但到這時為止，仍然是宋學範疇。可是，從乾隆年間的各種書籍中可以看出，民間的學術風氣已經改變，人們喜歡博覽群書。其中吳派的創始人惠周惕仍然帶有宋學的風氣，等到他的第三代惠棟的時候，漢學學派才可以說正式形成。這一家作為蘇州的名門，延續三代，對當地學術造成很大影響。其學術直接影響到余蕭客、江聲等人，還間接影響到兼治歷史學的經學家王鳴盛、錢大昕等人。 皖派中的皖指安徽。安徽橫跨長江兩岸，特別是位於長江南岸的安徽地區，處於深山之中。因此，人們的氣質十分堅強，近於頑固，學風自成一派。此學派以戴震為代表。戴震則受到江永的影響，江永的學問處於漢學與宋學之間，繼承顧炎武之學，一部分一部分地細緻探討顧炎武的學問。戴震是集大成者，在某些方面得到突破。比如顧炎武還只是主張以實事求是為主的學問方法，沒有形成固定的師法和家法。所謂師法和家法是一個學派的有組織性的學術方法。漢朝時就已盛行各種專門的學問，如專門研究《易》的就叫作易學，做《尚書》學問的就專門研究《尚書》，即不同學問有各自的學術方法，即家法。受所謂家法的限制，不得不做某項研究。清朝學者應用這種學風，主張學問必須有家法和師法。實際上這與漢朝的家法與師法又有不同之處。漢朝無論是研究《易經》的學派，還是研究《尚書》的學派，都盡傳其先生的家學。如此一來，研究《尚書》的分為兩家、三家的話，其研究方法也就各不相同，傳續到清朝時，學術性和組織性稍多。而正是戴震在清朝時出色地創立這種體系。顧炎武時對其中的一部分，就已建立了一種家法，如中國所說的小學即語言音韻學。但從總體上來說，建立家法，即按照其規則進行學問研究，用當下的語言解釋即建立有規範的學術，是從戴震開始的。因此，可以說戴震就是清朝的漢學代表人物。由此可見，此人是十分重要的人物。他雖然壽命不長，五十多歲就去世了，但仍然占據著清朝學術的重要地位。他的學問是在顧炎武基礎上逐漸發展而來的，以語言音韻為主。為什麼要從語言音韻入手？因為想要研究距今兩三千年之前的事情時，如果不弄明白當時的語言環境，而以今日的語言去解釋，便不夠恰當。比如我們在讀《萬葉集》時，若是按照宋學家的做法，則會用今天的語言隨意附會歌中的語言，是不準確的。漢學派的學者則主張必須以古代語言來解釋古代的文章，因此，十分重視語言方面的學問。研究語言的學問在西洋叫作語言學，在中國則叫小學，包括文字的形式、文字的聲韻、文字的含義，即小學包括文字、聲韻、訓詁三方面的學問。此說自顧炎武起始，經江永、戴震而最終確立。江永也十分重視禮學研究，而戴震對禮學的研究建立在更準確的基礎上。《考工記》是《禮》中最難理解的部分，它記錄了周朝時製造器物的方法。如車的製造方法，或銅器、木器的製作方法。如果不了解這些，也就無法搞清楚周朝的真實生活狀況。戴震認為此過程很重要，便開始研究《考工記》，主要研究當時所使用的器物以及日常生活所需的實物。不過當時主要以書籍研究為主，還不太有所謂遺物的出土。除了音韻、訓詁學之外，戴震還注重學問的精神，即學問的思想方面。他為研究宋人的思想，著有《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此書探討的是古人本來的思想還是曲解了古人的思想不得而知。但總體來說，清朝漢學在思想方面是不夠發達的，而只是在禮學和小學方面有突出的貢獻。戴震從這三個方面入手來研究學問，成為其學術的特色。 吳派與皖派的不同之處在於，惠棟為代表的吳派學問與蘇州地區的經濟文化風土有密切關係，這片區域盛行的學問種類繁多，如研究詩文方面等。作為漢學的始祖，惠棟本人一直對《易》和《尚書》深有研究，另一方面，對詩文也十分喜愛，寫了一本注釋名家詩的書，這與接下來將要談論的王漁洋的學問相似。由此可見，吳派的學術多少以個人興趣為端緒，具有悠然自得的態度，而不是一開始就樹立一個嚴格的規則。與之相對應的皖派則是要訂立一個規範性的目標，學術活動需要嚴格按照規則進行。這是清朝漢學的兩大派別，也是清朝漢學的特點，但最值得關注的還是戴震的學問。後來的段玉裁、王念孫，以精研小學而出名。另有金榜、程瑤田、凌廷堪、三胡等則致力於禮學方面的研究。這些人奠定了清朝學術堅實的基礎，這兩大學派也是清朝漢學的基礎。 接下來講「北派」，這是我自己取的名字，因為這個學派的學者大都是北方人，但用別的名稱也可以。其中的張之洞不是這個時代的人，但因為張之洞的思想屬於這個學派，因此把他放進去了。這一學派以朱筠、紀昀等人為代表。朱筠本人沒留下什麼著作，但關照了許多學者，他是促使清朝漢學發達的保護者。他曾向天子建議鼓勵發展漢學，還建議修撰《四庫全書》。不可否認，他是推動漢學發展的功臣。朱筠出生於北京，後來，離北京不遠的河間又出了一個大學者紀昀。朱筠所提出修撰的《四庫全書》，就是由他完成的。《四庫全書》對中國所有的書籍進行了解題。為了編寫《四庫全書》，動用了大量學者，紀昀任總編，一一修改別人寫出來的東西。因此，可以說他真正執行了朱筠的計劃。他的漢學精神在《四庫全書》的提要中有所體現。內容多少對宋學含有反對的態度。總之，他是以漢學為基礎為這本書作提要的。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發起此事的人是朱筠，紀昀是實踐者。這些人都來自北方直隸。經學方面張之洞雖然沒有什麼特別的著作，但其行事方針與此二人相似，因此也歸入這一學派。總之，此學派與建立漢學基礎沒有特別的關係，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些北方學者對於漢學在全中國範圍內傳播有很大功勞。 除此之外，還有各種學術，接下來談「揚州學派」，汪中、劉台拱、阮元、焦循、劉寶楠、劉文淇、江藩等人都是這個學派的代表學者。清朝的揚州由於是鹽商的集散地，非常繁華。在中國，鹽是不可缺少的日用品，而淮南、淮北即兩淮地域是中國最大的產鹽基地。中國的鹽業是官營的，由商人承辦，因此鹽商必定是富甲一方。而中國的大多數鹽商都在揚州築屋而居，享受著奢侈的生活。從這種奢侈的風氣中便形成了揚州獨有的學問。此派學者，不僅在經學研讀上頗有建樹，另一方面也很重視對詩文的研究。在經學上屬第一流的是汪中，此人在文章方面也是一流的，後面還會提及他的文章。總之，大概只有揚州學者才可以做到既是很優秀的經學家，又是出色的文學家。如焦循既是經學家，又是詞曲研究家。詞曲在文學中不應該看作是俗的東西，而是研究「粹」[1]的學問，焦循就致力於這方面的研究。此外，江藩也是又做經學研究，又做文學研究。清朝文學的特點也是由這些人所做的文學研究形成而來的，即從宋到明一直盛行唐宋八大家文，到清朝以後，漸漸興起反對唐宋八大家的文學。特別是江藩積極地反對唐宋八大家，而將之廣泛傳播的是阮元。阮元是學術的保護者，像北方的朱筠一樣。此人與後來的畢沅，都是有益於當時學者的人，他們把學者網羅到自己門下進行編書活動，在這裡一些懷才不遇的經學家也變得活躍起來。代表性的人物就是阮元。漢學中也有熱鬧的、誇張的研究傾向。阮元此人非常有錢，幸運地很早就科舉及第，很早得到天子垂青，很早成為大家，諸事順遂，而且高壽八十有餘，圓滿度過了一生。這一方面是因為揚州的地方風氣，一方面是靠個人的境遇，還有一方面是因為他閒居時小題大做地研究漢學。漢學通過阮元這樣的人在揚州得到大力推進，在經學之外，又以誇張的方式進行著文學研究，因而形成獨有的特色。這也招致後來宋學的反對。 再其次是「閩學」，是福建地區的學者組成的學派。只有兩三個重要人物，如陳壽祺、陳喬樅等人，其影響力有限。 還有「浙東之學」，最初從事小學研究，後來逐漸轉移到史學上。章學誠十分注重對經學的論述，他與一般人的見解不同，是在經學之外來評判經學。往往人們認為經學就是經學，但他從史學的角度來解釋經學，是從學術組織的基礎上，即從全體學術的根本上來研究經學。他的著述《文史通義》十分有名，雖然最初完全不懂，但我十分推崇他的著作，也很願意推薦給別人看。章學誠做學問的方式十分特別，他在清朝是獨一無二的存在，而且能夠繼承他學問的人很少，他在學問上可以說是天賦異稟。他的學術淵源很長，簡單概括就是以史學家的見解來看待經學。 接著是「常州學派」，它後來成為比較有影響力的學派。如前所述，奠定漢學基礎的是吳派和皖派，即以惠棟為中心和以戴震為中心的兩派學問，而常州學派就是在它們之後可以取而代之的。莊存與是此學派的創始人，後來此派學者層出不窮，使公羊學盛行起來。比起戴震，公羊學更將學問推入窮理之境。戴震的學問大體還是漢學的方法，到戴震為止學問的做法是將漢一分為二，即分為前漢和後漢，或西漢和東漢。其中東漢的學術是以許慎的《說文解字》為中心的小學，後來是鄭玄的學術，因此漢學被稱為許鄭之學，以許慎、鄭玄的學問為主。吳派、皖派也是這樣的。但常州學派不做東漢的學問，而是直接上溯到西漢的學問。西漢中期漢武帝時正處於學問的鼎盛期，盛行公羊學。眾所周知，《春秋》有《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三傳，公羊學派認為《左氏傳》和《穀梁傳》都是偽書，只有《春秋公羊傳》才記錄了真正的學問。孔子寫作《春秋》的意旨，是表示自己與君王、天子擁有同樣的權利。因此，孔子雖沒有王位，但他把自己視作君王來寫《春秋》，孔子在《春秋》中極力表現了大一統治國的思想。西漢時十分盛行這類學問思想。所以，公羊學派主張研究西漢的學問。當然，其中包含了各類學問，但是比許、鄭的學問更往前上溯了一步，更接近孔子的真意，這也是常州學派發達的原因。莊存與創立此學派，而通過劉逢祿傳播開來。劉逢祿是個縝密的人，擅長用獨特的眼光判斷事物。他還十分聰明，依靠敏銳的判斷力治學，而厭棄以往的樸學。學問的全盛期中往往會出現一些天才人物，這些人對於具體細微的事物埋頭研究而不嫌瑣碎。龔自珍便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位。前面所說的皖派的段玉裁是戴震學派的重要學者之一，他就是龔自珍的外祖父，但龔自珍與外祖父不同，在學問方面是個天才。雖然他沒有自己的著作，但極力鼓吹公羊學，使得公羊學大為盛行，時至今日中國的年輕學者幾乎無不受到公羊學的影響。但今天的學者受到公羊學的影響是因為康有為，而康有為的學問來自現在仍健在的八十多歲的湖南人王闓運。王闓運門下有一個叫廖平的人，現在在四川，此人的學問很特別，常用一種不可思議的解釋方法進行學問研究，但這樣做出來的學問又很有說服力。總之，他是一個有學問實力而又以不同一般的頭腦來解釋學問的人。康有為不是廖平的門人，但很佩服廖平異於常人的判斷力，在其著作中，幾乎可以說是盜用了廖平的觀點，而廖平遠在四川的深山之中，對此無可奈何。康有為有許多學徒，所以近年來他的學問十分盛行，然而這其實是廖平的學問。 總之，由於上述原因，今日中國的年輕學者幾乎沒有不受公羊學影響的。但公羊學者中，也有人比較謹慎地從事樸學性質的研究，皮錫瑞就是其中之一。此外，這裡寫著的戴望，特別之處在於通過注釋《論語》來闡釋公羊學。總之，公羊學者是一批天才學者組成的集團，而如今他們的影響力也是如此巨大。直到距今六七十年前的中國，漢學還是許鄭學問的天下，即是吳派和皖派的天下，但六七十年來，眼看著公羊學逐漸走向興盛，可以說，目前中國學術的大致形勢，是公羊學統治漢學的局面。 此外，公羊學者的特別之處是，與揚州學派相似，許多學者在治經學的同時也從事文學。莊存與寫有《春秋正辭》，把它作為文學作品來看，也很出色，此時已開始顯示公羊學派的這一特性傾向。到後來的龔自珍、魏源，就更是中國著名的文學家了。今日的康有為等人，也都是優秀的文學家，在詩作、文章方面頗有建樹。這一點與前述的揚州學派相似，而揚州學派的經學與吳派的經學相似。 晚清的大家（附說 清中葉以後的宋學） 在綱目中我羅列了清朝末年學術名家的姓名。第一個是俞樾，即著名的俞曲園。此人的學術系統兼容高郵王氏之學和公羊學。其次是孫詒讓，他研究《周禮》，可以說近兩百年來無人可以比肩。還有黃以周，他精通禮學，是從整體來考察禮的學問的人，留下了出色的著作。其次是鄭珍，他來自中國貴州的鄉野，通過不斷地學習中國文明，最終從邊緣人成為學問名家。由此可見，當時比較盛行對禮的研究。 其後列著吳大澂，此處寫著「小學的新派」，指的是什麼呢？以往的小學研究文字學和《說文》。研究音韻學和《唐韻》，顧炎武追溯到《唐韻》以上。至於訓詁方面，則主要是從《爾雅》和《廣韻》入手，但吳大澂的學問是從全新的金文研究開始。所謂金文即銅器的銘文，清朝時出土了大量古代遺物，因此以出土器物上面的文字為基礎，發現以往文字學的錯誤。吳大澂十分重視用發掘物與之前的古人著作中的小學研究進行對照。現今在京都的羅振玉也是這方面的研究大家。當然，並非由吳大澂一人發起了金文研究，只是吳大澂的研究引人注目且特別優秀，所以這裡以他為代表。 再次有陳澧，這裡談及的時代需要稍稍往前，即宋學方面的研究。由於漢學的不斷發展、興盛，宋學在漢學盛行時一度衰落了，就有人想要回到原本的宋學。但有一個叫姚鼐的文章妙手，又是經學家，儘管他文筆出色，但在編輯《四庫全書》時不太得志。他對於經學的研究不能算是宋學，但由於當時唐宋八大家中的曾南豐很受推崇，姚鼐就從古文入手逐漸開始研究朱子的學問。但在他那個時候關於漢學的著作並不常見。後來的方東樹，既是出色的古文家，又積極倡導宋學，他十分不滿當時的漢學，因而作《漢學商兌》，極力批判當時的漢學家。不僅批評漢學家的經學，也批評他們的文學。一時之間漢學家與古文家展開激烈的爭論，一開始阮元批判古文，江藩也非難古文，而方東樹則繼之反對漢學家所作的文章。由此，宋學出現復興的趨勢，但最終未能盛行起來。當時的北方即北京一帶，出現了一種宋學，代表人物一個是湖南人唐鑒，一個是蒙古的旗人倭仁，他們在道光年間推動了宋學的復興。湖南的曾國藩接觸後深以為然，認為漢學家只是對著顯微鏡研究瑣細的學問，而看不到學問的大義。研究學問的大義只能靠宋學，即只能靠程朱的學術，當時有曾國藩和羅澤南等人持這種觀點。此時正值咸豐年間太平天國暴亂發生，曾國藩、羅澤南把宋學應用於人格方面，在學問方面則沒有更進一步的發展。雖然如此，總之這是清朝中期漢學全盛、宋學衰落之時，但通過上述幾人的努力，宋學出現了短暫的復興傾向。 來自廣東的陳澧，對漢學、宋學持中立態度，研究時兼采漢學和宋學，他寫有著名的《東塾讀書記》，此人雖然出身於邊遠之地，但日後的學問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如張之洞就十分佩服陳澧的學問。清末已經過了漢學的全盛期，但陳澧的學問和公羊學的學問還有影響。當然不是宋學家式的講學，也不高談闊論，而只是接納宋學家的學說。因而在清朝末年，保留有漢宋兼顧的學問和極端的公羊學。即使到今天，中國學者接受的大體是這兩派的學術，形成了清朝學術的大綱目。這種學問的方法，不講學，也不做空論性的學術研究，而是做實事求是的研究。這是接近漢學的舊學，仍屬於舊學派。 宋學別派 此外，近年來重新回到人們視線的有顏元、李塨的學術。顏元的父親在明末清軍入侵長城時曾被清人俘虜，入清以後，他為了查證父親是否還活著，一直尋父至遼東。他有鑒於明朝的滅亡，認為宋學不做事實性的研究，只做空論，才導致漢人抵抗不了滿洲人的進攻，招致失敗，因此想要把宋學轉變到研究事實上來。但顏元、李塨的學問傳至王源便斷絕了，近年來，公羊學家戴望得其根本而加以復活，到最近此學問又漸漸復甦。顏、李曾極力不滿中國面對外族入侵時的軟弱，因此，強烈主張以兵農一致為本，即主張兵和農必須一致，並且兵由農出。 還有一位劉獻廷主張與之相同。此外，他還主張學問應該博古通今，對中國各家的學問都應有所涉及，但此人的學問並沒有延續下來，且沒有什麼著作留世，他的學問大概都記錄在《廣陽雜記》一書中。但他十分推崇學問貫通，與顏元、李塨的學術相同，以實行為學問的宗旨，認真思考當時中國的國勢。這就是顏元、李塨、劉獻廷一派的學術。 還有一位叫胡承諾的，學問出自宋學，但跳脫宋學的空論而進行事實性的研究，但他的著作並沒有人記得，距今七八十年前，古文高手李兆洛推崇並復興他的學術，才使得現今還有人知道胡承諾的學問。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在清朝中葉即乾隆時期佛學十分盛行。羅有高、汪縉、彭紹升、楊文會都是這一派，其中從彭紹升到楊文會之間，有公羊學派的人從事佛學研究。前面說到的龔自珍、魏源、俞樾等人都曾經研究佛學。彭紹升以前的佛學屬於淨土宗，出自明代雲棲和尚，但治學方法上傾向淨土與華嚴的結合。近年來出現了夏曾佑的佛教研究法。到章太炎之時，佛教研究漸趨廣泛，不僅有做天台宗研究的，也有做華嚴宗研究的。總之，儒家中從事佛學研究的人很多，這不可不說是一項有趣的事實。當然，此前的中國，儒家研究佛教多少也是有的，也就是研究禪學。但到此時，主流的是對天台、華嚴二宗的研究，禪宗研究雖然也有，但與宋、明時期的禪宗有所不同，是根據佛教書籍經典來具體研究禪學。所以，龔自珍等所研究的禪學與明朝的禪學是有差別的，多少是宋學的別派，但其中夾雜著公羊學派。這些學問是在清朝中心學術以外的。 校勘學 校勘學和金石學是清朝經學的兩大基礎，甚至可以說是當時一切學問的基礎，在清朝十分繁盛，因此這裡有必要簡單講述。 校勘學就是校對書籍。書籍的錯字隨著時代的前進不斷出現，不得不依照古本來進行校對，修改錯字。現在你們看一眼就可以大致理解，綱目中也寫了簡單的註解。清朝非常盛行校勘學，前面提到的朱筠在編《四庫全書》時大力倡導，他自己不從事實際的校勘，但可以說是校勘學的發起人。後來紀昀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為此需要判別書籍不同版本的優劣，所以紀昀是校勘學的大家。 自古以來學術的盛行，就是經書本文研究的盛行。因此，從漢代就有石經了。因為經書有可能出現文字錯誤，為了避免，就將經書刻在石頭上，立於太學之門。在當時這是一件非常嚴肅莊重的事，仍有一部分石經留存至今。因為古老的拓本早已不復存在，今天所能見到的都是殘品。最近，贊岐的大西見山收集到一份宋代的拓本，如此精美的東西在日本實屬首次得到。在中國，石經之學很是繁榮，漢朝以及後來的魏、唐、五代的蜀以及南宋都有石經，清朝乾隆帝也刻石經，結果就有了乾隆十三經石經。由於乾隆十三經是新石經，因而拓本難尋，無法閱讀文本實在是一件遺憾的事情。若在北京，任何時候都可以去看，可是由於沒有拓本，所以時至今日我們也無法看到它。當時，乾隆帝下令刻制此石經，由彭元瑞負責校勘，但也有持反對意見的人，主要是反對彭元瑞所做的校勘，甚至磨改了一部分石經。那是乾隆的寵臣和坤（在嘉慶年間被殺）指使他人反對彭元瑞的校勘。富岡君手裡有一部關於這方面的書，十分珍貴。受命書寫此石經的是書法家蔣蘅，田中文求堂君手中有他的書法作品，正在別室中展出。最早的石經，漢朝的《熹平石經》的拓本我也從大西君處借來，放置於別室中展出。 清朝的校勘學在這些情況下開始了。畢沅、阮元召集大量學者，空閒之時進行書籍校勘、出版。身處太平盛世的畢沅、阮元，如果外出做官，建立功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如召集學者食客做這些事，還可以獲得名望聲譽，所以召集了這麼多學者讓他們校勘群書。這是清朝校勘學發達的基礎。當然，這和個人的努力勤奮也分不開。例如盧文弨是奠立清朝校勘學的重要人物。此外還有一些學識淵博卻因貧困不能考試及第的人，他們以食客的身份，整理校勘古籍，做書稿以提供出版、發行，在這方面，有些人是留下了功績的。其中有一個叫顧千里。其次，還有黃丕烈、秦恩復、張敦仁等，都是校勘學的名家。顧千里作為校勘工作的顧問，做過許多人的食客，從事出版。此外，陳鱣出版了《論語》的極好的版本。還有像顧千里一樣的嚴可均，也是食客。曾國藩的幕僚中一個叫莫友芝的人，也是這方面的名家。此人得到一部唐寫本的《說文》並將它出版。很多年前我在端方那裡看到過十分精緻的實物。近來，有一位叫陸心源的，後來他的兒子把書籍賣給了日本岩崎家。陸心源在校勘學方面也是頗有建樹。 十分有趣的是，日本出版的一些書籍與清朝校勘學有關。日本物徂徠的門人有一個叫山井鼎的，他聽聞下野的足利學校藏有經書古本後，就去到那裡做了好幾年的經書校勘，著有《七經孟子考文》。他的同學根本遜與他一同前往足利學校，複印並出版了皇侃的《論語義疏》。這兩書傳到中國後，中國人驚訝於竟有這樣好的經書古本及《論語》的皇侃義疏傳到了島國日本，還有人為此做了相關研究。其結果是《七經孟子考文》和皇侃的《論語義疏》對中國校勘學造成很大的刺激。此外，通過這兩本書，中國人還驚訝於《古文孝經》與《今文孝經》也在以前傳到過日本，可以將之作為中國校勘學的基礎。後來，又有林述齋作《佚存叢書》，收集在中國已經亡佚而在日本還保存著的書籍，用活字印刷復活。這在中國學界也是好評如潮。簡言之，日本的校勘學對中國的書籍之學的繁興是有大功勞的。 中國十分盛行藏書和刻書，到清朝尤為突出。這裡只舉出了其中大概。這些最有名的人的藏書和翻刻對清朝的校勘學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依靠他們的幫助，根據正確的古代書籍研究學問，對古書不做任何隨意的更改而出版，必須讀沒有經過改動的古代原本，這樣的學問在清朝十分發達。這就是校勘學的大概。 金石學 金石學的金表示對銅器銘文的研究，石是對碑文的研究。如前所述，吳大澂以金石學開創了小學的新派。顧炎武可以說是金石學在清朝的始祖，他是最早注意到金石研究的人，著有《金石文字記》一文，主張金石研究對於歷史學、經學十分有意義。金石學的淵源由來已久，這裡只特別談論顧炎武。這就是運用金文和碑文來糾正古書文字錯誤的由來。翁方綱奠定了金石學的基礎，他對於碑文一字一字地進行仔細研究，不遺漏任何一處錯誤。其次是王昶，致力於收集、編纂金石文字。此外，黃易游訪一方方的漢代石碑，並作拓本。還有阮元幕下的朱為弼、趙魏等人，從事金石的編纂工作。又有張廷濟、劉喜海、張燕昌、翟雲升等人，近年來又有陳介祺、徐同柏、吳式芬出現，至此金石學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在陳介祺、徐同柏、吳式芬之前，金文方面銅器的鑑定有不足之處。乾隆帝時出版的有名的《西清古鑒》一書，雖然出色，但混淆真偽。而要等到陳介祺、徐同柏、吳式芬三人時才能把它們正確無誤地加以鑑別出來，並把銅器上的銘文正確無誤地讀懂。後來，才有吳大澂、劉心源等人，我的朋友羅振玉也是其中之一。還有端方，此人雖然對金石學沒有做過研究，但對銅器有興趣，屢次為學者提供相關資料。他不僅是個政治家，同時也有一定的學問。總之，中國的金石學研究對經學、歷史學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近年來金石學衍生出另一分支，例如古印的學問，或是璽印的學問，璽印之學進一步發展，後來又有了研究封泥的學問。如西洋人在封蠟上按印一樣，古代的書信用絲捲起，在結口處用泥封住，再在泥上印上字，就是封泥。近年來這些東西被大量發現，因此這種學問特別發達。中國人一開始也不明白這是什麼，後來才知道是封泥。 近年來殷墟甲骨學也十分興盛，羅振玉對它有研究。這是在龜甲和獸骨上雕刻的文字。三千年前的古代中國占卜時，往往使用龜甲和獸骨，它比金石文字還要久遠。明知三十五年（1902年）我到中國去時，那時甲骨文字剛剛被發現不久，為了大量發掘，因此有必要修建鐵路。據羅君所說，甲骨被特許專賣後，近年來有了關於這方面的出色的專門著作。可以說甲骨文研究是金石學發展到新時代的新分支，它在學問上的貢獻不可估量。前面所談的吳大澂所開創的小學新流派，也因此愈加興盛。另外，由於在挖掘甲骨的同時還出土了古代器物，使得關於禮學的研究也一同興盛。總之，到今天為止，中國學術的發展還有很大的空間。 中國漢學的主體（清朝學術的主體也是以漢學為主）大致經歷上述所說的發展過程。此外還有各種學派，大體是從漢學發展、變化而來的，今後仍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但由於中國的國勢，會變成怎樣尚不可知。也許傳到日本，而在日本得到大力發展，但這也不能斷言。總之，目前中國的學術達到鼎盛，是古來未有的。學問變成真正的學術，極盡鼎盛，對中國來說清朝是古來未有。這在了解清朝文化時最為重要，因此，在這裡我專用一天的時間來講述。 * * * [1]即《中日民四條約》。——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