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中國通史 · 第三章　外國文化的輸入

一 明代天主教傳教士的到來 今日將要談論清朝時期外國文化的輸入情況。 中國很早就有自己的文明，對外國的文化很有影響，這在中國與日本的關係上便能看出來。但中國之大超乎想像，缺乏穩固的國民性，使其面對外國文化的傳入往往採取比較包容的態度，不像日本那樣國家主義的言論喧囂紛擾，所以中國能夠很自由地接納外國的文化。更早的時期，如元朝，統治中國的君王並不是漢族人，上述所說的情況就更加明顯。元朝的蒙古在統一中國之前先是征服了融匯中亞的各種文明的西域地區，因此，蒙古人是在接觸了這些文明之後才來到中國，了解到中原文明，雖然認為中原文明有其特色，但也未必把中原文明放在至高的位置。可以說，元朝把中亞文明和中國文明等同看待。而在對人的待遇方面，中亞的人還比漢族人高一等。清朝的統治者也不是純粹的漢族人，但與元代稍有不同，滿洲人從在中國東北時起就已受到了中原文明的強烈影響。在統治中國之前，滿洲人只不過是征服了蒙古等地。因此，清朝對中原文明的重視程度比元朝時高得多。滿洲人也是外族人，所以，某一時期曾積極地探索中原文明以外的文明。恰好從明末開始，歐洲文明不斷傳入中國，明朝萬曆年間有傳教士利瑪竇來華。實際上，來中國的傳教士並不是此時才有的，元朝還在蒙古時，就有舊教的傳教士到來。此外，無關傳教，明代中葉的正德年間，廣東地區間或也有外國人來進行貿易。外國商人和傳教士不斷來華，利瑪竇便是其中一位，而他帶來的深遠影響值得特別記述。 自利瑪竇以後，不斷有各種傳教士來華，此時的傳教士開始學習中國語言和中國的學問，致力於找到中國學問與天主教教義的統一性。其結果，利瑪竇這類傳教士在中國學者中得到了有力的信徒，最有名的就是徐光啟。徐光啟是今天中國上海縣人，學識相當淵博，此人原本是利瑪竇的翻譯，後來就皈依了天主教，研究各類學問，並取了「保祿」這一教名。此時，傳教士在中國傳教較為順利的原因是，他們在歐洲舊教的學校里所習得的各種學問，如天文、算術等知識，正是當時中國學問中最欠缺的部分。明朝的曆法是沿襲元歷而來，編排紊亂。元代著名的歷算學家郭守敬，為了觀測天文而製造的儀器，至今仍被安置在北京。原有兩個，前些年北清事變，一個被法國拿走了，一個被德國拿走了。法國拿走的後來歸還給了中國，而德國拿走的則一直沒還，所以，今天只剩下一個。這可以說是非常精密的觀測儀器。郭守敬被認為是天才，他參考當時西域地區使用的曆法，確立了元歷。又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曆法才影響到日本等國。在德川時代貞享年間日本才開始受到此曆法的影響。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是非常晚才有曆法的國家。貞享以前一直使用唐歷，雖然與日食、月食偏差較大，但被一直沿用。直到四百年後的德川貞享年間才開始用元歷。此後中國在曆法上又經歷了種種改革。明初，明太祖也非常重視天文、歷算，從中亞聘請精通蒙語的人來從事天文工作。因此，明朝是以此為基礎來制定曆法的，此曆法也一直被沿用至萬曆年間，但此時的明歷又相當不准了。如曆書寫著今天有日食，但當日並未發生此現象。此外，季節也產生偏差，動不動就誤差兩三天。最明顯的還是對日食的觀測，在預計的時間裡沒有出現日食，這是一般人也可以認識的錯誤。因此，修正曆法在此時變得急切且必要，而近年從西洋來的傳教士們恰好又掌握天文算法知識。他們雖然只是在普通的歐洲宗教學校里習得了一些內容，但也懂得曆法計算。因此，他們通過傳授這些知識給中國人，進而獲得一部分中國人的信任。前面說到的徐光啟，還有李之藻，都是引導西洋曆法傳入中國的主要人物。 此後，地理學相關的學問也極大地得到了發展。在此之前，元朝以來的地理學知識，完全沒有對於西洋的概念和認識。利瑪竇來華時期的歐洲正處在到世界各地開闢新大陸的時代，因此，正是這些經歷了新發現，又掌握了新知識的傳教士來到了中國。新知識中有比較精密的地理學知識。利瑪竇來華後，中國首次製作了《坤輿萬國全圖》。這對東洋的學術造成了重大影響。其中有幾部傳入日本，現在的中國已經看不到這張古地圖了，但幸運的是京都大學保存著一份完整的圖，這是閒談。對日本人德川時代三百年間的學術發展而言，這張萬國地圖發揮的作用意義非凡。大家熟知的新井白石是德川幕府中期學識十分淵博的人，他很早便開始關注當時的世界形勢，被認為是復興學術的著名人物。據說此人很早就聽聞利瑪竇繪製了萬國全圖。新井白石接待來日本的朝鮮使者的事非常有名，在一次筆談中，當新井白石提及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時，朝鮮人卻對此毫不知情，所以只能適當應付回答，這些事都記錄在新井白石與朝鮮人的筆談中。不可思議的是前幾年我竟在朝鮮發現了關於這些筆談的書籍。這應該是通過日本人傳到朝鮮去的，恐怕現在已傳入朝鮮總督府的手中，可以確定的是，那個與新井白石筆談的朝鮮使者叫趙泰億。此人死後，他收藏的東西都一一賣掉了，其中有新井白石及其他日本學者所贈的詩文。與新井白石的筆談也被賣掉了，幸運的是唯獨新井白石所寫關於《坤輿萬國全圖》的這一張紙還保存著。大概是朝鮮人出於對新井白石的學識的敬佩，所以特意留下筆談中的這一張紙作為收藏。不僅在日本，即便放眼當時的東洋諸國，新井白石也是走在時代前列的大學者，他注意世界形勢的原因，就是源自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這樣的東西。今日的朝鮮被納入日本的版圖[1]，使日本人可以重新發現這份珍貴的筆談。 《天學初函》的影響也很大，這是一本與天主教有關的書籍。當時天主教的傳教士們非常希望可以在中國建立一個歐洲那樣的大學。後來有《西學凡》這本書詳細介紹了歐洲大學的結構，如理科大學對應的課程內容，宗教大學對應的課程內容，或者醫科大學應該教些什麼，並急切希望能夠建立起一所這樣的大學。但因明朝的迅速滅亡，此事未能實現。而中國人也開始意識到這一問題並加以考慮，他們把天主教中拜天的儀式與中國傳統的祭天看作同一件事，如此一來，天主教被認為是西洋的儒教。因此，利瑪竇也被當作西洋的儒者來對待。利瑪竇在中國滯留了很長時間，出版了不少作品，致力於教化當時的中國人，最後在中國去世。他以後，仍然有許多傳教士來華，這時已經有了關於天文學方面的著作。隨著天文學的發展，開始有人指出朝廷天文台的錯誤。這樣，西洋傳教士與中國學者發生衝突在所難免，特別是那些在天文台任職的中國天文學家的利益受到了損害，對此傳統的儒教學者並不在意。因為被西洋曆法家批評，會被認為是自己的失職，因此，引發了許多論戰。 二 明清之際歷算家湯若望及其他傳教士 明末來華的湯若望（Adam Schall）非常精通曆算，他常常與中國天文學家發生爭論。那時相信西洋天文學的中國官員聘請湯若望為掌管天文的官員，此事也曾遭到強烈反對。按常理來講，這是天文方面專家之間的爭論，一般人並不能辨別是非，但有趣的是，對於天文學上的專家爭論，外行人不是不可以判斷是非的。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可以依據測量日影來判斷是否正確。如某年某月的正午，在地上立一若干尺的杆，測量其影子的長度，就可以知道對還是不對。如此一來，複雜的問題通過簡單的方法也可以做出正確的判斷。以此來判斷正誤，可以說是一個外行人都能理解的最好的方法。為此湯若望做了充分的準備。今天在別室陳列的物件中，就有一件湯若望自製的日晷，這是如今正在京都的羅振玉帶來的。它的製作原理就是立起一件東西，依據它與日影的角度來計算時間。使用這樣簡單的儀器便可以做精密的判斷，但如沒有這儀器，外行人立一根杆子也可以測量日影。當時傳教士很受中國人信任，此方法就漸漸流傳開來。但如前所說，直到明末，爭論一直沒有停止。湯若望也曾一時失敗，入過監牢。 當時的西洋傳教士，十分熱衷曆法研究，甚至忘記自己的本職。另一方面，當時對傳教士的政策仍然是寬鬆管理，各地方都有許多傳教士進入傳教，後來遭到中國一些學者的抵制，才被迫全部撤離。《破邪集》就是當時傳教士撤離情況的記錄匯編。當時在南京的傳教士們雖然被命令全部驅逐，但還是有以各種理由而沒有遭到遣返回國的傳教士，他們繼續留在了南京。現在日本所藏的《破邪集》是水戶版，現在大多數中國人不知道此書，或許也已是不傳之物了。 受到迫害一方面是因為傳教，另一方面，明清之間的戰爭開始運用曆法算術。傳教士來華的主要目的是傳教，但因為他們知曉天文、機械等知識，而中國正需要製造槍支，所以，傳教士們就受明朝政府的委託，幫助政府製造槍支，後來甚至負責製造大炮。這些熱兵器在與清朝的激戰中非常有用，阻擋了清軍的進攻。此時清太祖率領的滿洲部隊用的還是弓箭，而明朝當然也是以弓箭為主，由於清兵的強悍，明軍接連敗退。結果，清軍逐漸取得了遼河以東的地區，隨後繼續向遼西擴張，占領了遼西的大部分地區，直至寧遠附近。當時屢戰屢敗的明朝不得不考慮用傳教士製作的新式武器進行抵抗，於是成功阻擋了清太祖擊破寧遠城，可以說是十分奏效。當時守城的名將有袁崇煥，最近的《大阪每日新聞》報道，此人是袁世凱的先祖，是一個十惡不赦的人，北京人都非常憎惡他，恨不得要烹吃了他。就事實而言，確實有很多人憎惡他，而他卻未必有那麼壞。而且，當時在戰爭方面像他那麼有名的人幾乎沒有。最開始是袁崇煥向明末的天子建議：必須要有戰爭的準備，才可以應付戰爭；如果天下太平，則必須有和平的準備。當時，像他一樣提出有備而戰的將領幾乎沒有。此人出生於廣東，年輕有為，年僅二十七八歲便擔任寧遠守城的重任。清太祖攻城時，認為面對的還是像往常一樣的明朝軍隊，一路前進。剛開始時袁崇煥不事聲張不予還擊，等到清軍兵臨城下，突然一齊放出西洋人製造的火器，才大破清太祖的軍隊。寧遠的失敗使得百戰百勝的清太祖喪失信心，甚至有傳聞說他自己當時也受了傷。那時，有一個親身經歷了此事的朝鮮人，在他的書中寫道，清太祖感嘆明朝的軍隊突然變強，十分沮喪，最終染上疾病不治而亡。總之，袁崇煥在寧遠給了滿洲人一次沉重的打擊。這次戰役的勝利，袁崇煥的戰略部署自不必說，但主要功勞應歸於西洋的火器。而與之對抗的滿洲軍隊後來擊敗明朝軍隊時，也開始使用西洋火器。昨日的講演中有說到，曾有一支山東地方上的部隊投降清朝，即在現今朝鮮西海中的離島上，毛文龍所率的一支部隊，他們歸降了清朝。毛文龍雖然是大將，但更具有流氓地痞的特質，其部下也以此類人居多。此時明朝的軍隊都配備了火器，毛文龍的部隊也不例外。因此，他是清朝背後最大的隱患。他以兩三萬的兵力，常年駐守離島，卻總是要求朝廷支給十萬人的軍費。他是一個講義氣的人，並沒有把這些多餘的軍費私吞，而是與部下一起過著十分奢靡享樂的生活。但他能夠不時從背後威脅清軍，十分重要。當時袁崇煥考慮到長期的戰爭對軍費的需求過高，必須強化管理，於是命令毛文龍到現今旅順西面的雙島灣，隨即將他除掉。毛文龍被殺後，他的部下便拿著火器投降了滿洲人。此外，清軍還用各種辦法獎勵火器的製造，同時也鼓勵製造火器。不久，清軍也配備了西洋的火器。當時的火器被叫作大將軍，是一個很奇怪的名字，如大炮叫紅衣大將軍。此「衣」字是從「夷」字而來，清朝不喜歡「夷」字因而改為「衣」字。總之，火器的使用使清軍有了對抗明軍的力量，並最終戰勝了明朝。因此，可以說，明末的傳教士在其中做出了莫大的貢獻。衛匡國著《韃靼戰紀》十分有益於今天的我們了解當時這些情況，京都大學所藏的這本書因其出版年代久遠，十分珍貴。 上述內容是傳教士來華以後與中國政治方面產生的種種聯繫，接下來簡單論述學術及其他方面的影響。西洋人來華後，要學習中國的語言，而中國人也要了解西洋發生的種種事情，因此，對於新的音韻學的需求便產生了。有人很早便注意到這個問題，明末時，一個中國名字叫金尼閣的人作了一本名為《西儒耳目資》的書，也在別室陳列，這是一本用羅馬字研究中國話發音的書，隨著翻譯事業的進步，這類型的書是十分必要的，而它又同時推進翻譯工作。 如此一來，西洋學術也漸漸走向進步。清軍入關後，政治方面的首腦全部改變，而之前因為其天文學家身份遭到迫害的湯若望也迎來了他一生中的全盛期。此時，在歷算方麵湯若望受到極大的信任，因此，清朝的曆法是以西洋曆法為基礎而設立的。利瑪竇、徐光啟、湯若望的肖像，在克魯赫兒所寫的關於中國的書中有記載，現在也在別室展出。 三 歷算的成功者南懷仁 隨著越來越信用和接受西洋歷算，等到康熙年間，南懷仁（Verbiest）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如前所述，康熙帝個人極其醉心於西洋學問，又立志於統一各民族。因此，不僅僅重視中國學問，在尊重中國學問的同時，也接納西洋的學問，在朝中大量任用洋人。南懷仁就是在此時受到了康熙帝的重用，在此之前，清朝一直是使用元朝的觀測儀觀測天文的，康熙卻命令南懷仁製造新的觀測儀。於是便有了今日放置在北京天文台的觀測儀，直到北清事變前一直這樣保存了下來，北清事變時兩個觀測儀分別被法國和德國拿走，由於德國始終未歸還，就造了一個小的觀測儀以補全，但現在保留的大部分仍是南懷仁當年製造的。此後，專設欽天監一職掌管天文，除一個中國人任欽天監正以外，同時還需要一個外國人擔任欽天監正，這逐步演變成為一種制度，持續至道光年間，即直到鴉片戰爭前一直維持著這個模式。由此可見，清朝在天文上的制度是必須有一個外國人作為主要負責者的，這對中國學問造成了持續的影響。像天文、數學這樣的學問無疑是受到影響最大的領域。因此，中國學者中出現兩派，一派以研究自己國家的數學為主，另一派則開始研究西洋的算術。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梅文鼎的《歷算全書》，這是中國人研究西洋數學的集大成之作。 四 康熙乾隆年間的地理探險及外交（傳教士的任用） 康熙帝從此時便開始意識到，相較於中國人，西洋人具有更精密的、實用的知識，他想在其他的學問領域以及政治等實際工作中利用這些知識。推動地理探險並繪製地圖便是其中之一，這也是天文學發展的結果。在此之前，中國繪製的地圖不夠精確，甚至可以說是十分奇怪。當時的製圖方法以十里方圓為單位作為一基本方格，再在裡面寫上地名，合起來就算是地圖。由於中國的天文學發展較慢，所以長期以來不注意測量土地的經緯度。但從康熙帝時開始懂得以經緯度來確定主要城市的位置，定下城市的位置就確立了地理的基準，然後才開始製圖。這樣的做法自然是效仿西洋，中國人按照此辦法，終於繪製出了一系列新的地圖。但在實際製圖之前還有許多不太容易的準備工作需要布置，如要事先派遣大量具有地理相關知識的人，一部分是西洋人，深入到中國內地，包括到蒙古、中國東北等地區。從康熙到乾隆年間，甚至還派人前往至中亞等地區，類似的派遣活動一直沒有停止過。經過了這些大量的準備工作，才繪製出了新的地圖。此外，還有一些西洋人不能進入的地方，如西藏，這時就把極其簡單的地理知識教授給一些有文化的蒙古人，讓他們去西藏，並安排西藏人做他們的嚮導，從而繪製西藏的地圖。可以說，中國真正有比較準確的地圖是從這時候開始的。這不僅是中國繪製最早的準確的地圖，而且此後很長一段時間裡也沒有這樣的地圖出現。當時的地圖的精密程度達到一個頂峰，後來又逐漸退步。康熙年間的地圖是因為有了西洋人的參與才如此精密準確，而道光以後歷代所制的地圖，則又向原來中國傳統的繪圖風格靠攏。現在，若是想要了解中國大體的地形，依據康熙年間的地圖仍是最好的選擇。此後雖然出了許多關於中國地理的書籍，但西洋人仍然都是依據當時所制的地圖來考察中國的地形。這些地圖，是由前述派遣到各地去的人首先分別繪製了不同地方的地圖，最後由法國出版社整合併出版發行，被稱為「唐維爾的《中國新圖集》」。京都大學有收藏，現在別室也陳列著。此外，還有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全志》也正在展出。這些地圖以滿文編寫最早的底本，我在奉天的時候見到並拍攝了照片，小川教授在北京也拍了照片，現在也在別室展出，這是最早的底本，以此為基礎，西洋人加上羅馬字，運回本國。現在中國又做了漢字本的。此外，在康熙年間製成的地圖，分為分圖和全圖兩種，我們手中所有的，只是分圖。分圖上並沒有表示經緯度，但卻十分精密，一眼看去，描繪的山脈是最醒目的。以往中國的地圖不重視山脈的描繪，只是會在有山的地方寫上「山」這個字而已，而康熙年間繪製的地圖是有山脈的。但這也只出現在康熙時的地圖上，等到乾隆以後的這些地圖，又回到用一個一個分散的符號來表示山，而不畫山脈了。因此，運用西洋技術而繪製的康熙年間的地圖是最精確的地圖。在此之前，特別是關於中國東北、蒙古的地圖都十分幼稚。我們大致也可以想像得出來當時地圖有多麼幼稚，幸運的是，前幾年我在北京發現了這種地圖，並全部謄抄，連續工作了三四日，補上了這些地名。現今看到這些地圖時，就可以知道當時的地圖是多麼簡單且不準確。後來，通過西洋人的知識和技術，地圖的製作方式得到了大大的進步。現今的西洋人也仍然以那時的地圖為依據，深入到中國的某地方進行探險活動，繪製出更加準確的地圖。另一方面，中國在製圖上的技術則漸漸退步，到清朝末期不得不重新總結西洋的方法。總之，康熙年間的地圖已非常準確，與此相關的東西都在別室陳列。 其次洋人也被任用在外交方面。如昨天說到清朝在與俄國交涉時，急需掌握西洋知識的人。當時派了內大臣索額圖去黑龍江對抗俄羅斯，同時，又派遣了中文名叫徐日昇、張誠的傳教士作為參謀官同往。因此，在俄羅斯與中國的國界處所立碑的碑文上除了俄羅斯語、漢語，還有拉丁語。在中俄的界碑上刻上拉丁語，顯示出此事與西洋傳教士的密切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帝在處理重要事務時大量使用西洋人，乾隆帝也繼承了這一習慣，讓他們幫助製作地圖等。但如前所述，乾隆年間是十分富裕的時代，除了重視實用技術以外，也極大推動了享樂方面的文化發展。 五 西洋藝術的運用 1.繪畫 當時在藝術方面任用西洋人也是一個特別的現象。康熙帝時當然也有大量西洋人被用於藝術方面，康熙年間的《耕織圖》就是著名的事例。按照中國古代的傳統，體察百姓民情是天子的工作之一，所以，天子為表示體恤百姓的辛苦，命人畫《耕織圖》。元信的畫在京都的寺廟中多有出現，大多描繪的是百姓耕種的圖景，《耕織圖》畫的也是與此類似的東西。康熙帝推動中國人開始學習西洋畫的技法便是從《耕織圖》開始的，焦秉貞便是學習西洋畫法的中國人之一，這圖就是他畫的。之所以說這幅畫運用了西洋畫的技法，在於它使用了透視法，可以把遠近的事物清楚地區別出來的畫法被稱為透視法。傳統的中國畫往往不會運用透視畫法。而焦秉貞在繪製《耕織圖》時應用了西洋畫法，遠近不同的特點在圖畫上完美呈現出來。康熙非常喜歡焦秉貞，讓他畫了許多畫，只不過他的真跡現在流傳不多，所幸近年來（對中國人來說是不幸）因為社會動亂和爆發革命，這些東西又變得有可能見到。此外，著名的《南巡圖》描繪了當時康熙帝到江南地區巡幸的情況，用的也是遠近畫法。這一點可以說是學習了西洋的特殊畫法。羅振玉收藏著這幅《南巡圖》。此外，翻譯出版的外文書中也有關於西洋畫透視法研究的書。這與當時中國人熱心學習西洋畫法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康熙年間繪畫方面的進步非常顯著。當然，西洋畫對中國畫的影響在此之前就一直存在。 這裡的順序似乎有些混亂，「A」的地方寫著「自然的感化」，如前所述，明末隨著大量西洋人來華，許多西洋畫也傳入中國。而且，因為大多數來華洋人又是傳教士，他們建立天主教堂後，接著就畫壁畫。此類壁畫必定是西洋風格的壁畫，如此精美的壁畫也一定會影響到中國的繪畫。其中吳歷這個畫家受西洋畫影響最大。吳歷是清初六大畫家中的一個，此人的畫大多數都運用了西洋畫法，當然他也有沒運用西洋畫法的畫。吳歷有一幅畫叫《枯木圖》，被一位名叫大原的人收藏，就是運用了西洋畫法。今天，我借來也放在別室中展出。據傳記及其他資料可知，吳歷與天主教的關係密切，因為他本人信仰西洋宗教，曾去當時西洋人最集中的地方——廣東的澳門旅行，並記錄下了沿途的所見所聞。他的書信真跡也在別室展出著。這是一封寫給當時有名的畫家王石谷的書信，王的出名程度在清朝幾乎無人匹敵，從這封書信的內容上可以看出吳歷是信奉天主教的。信的內容大體如下：「憶在蘇堂相會，計有二十餘年，人生幾何，違闊如是！仰惟先生之名與智，傑出於眾，但百年一著，為之備否？若得今忘後，得地失天，非智也。為君計之，朝斯夕斯，省察從稚至老，纖慝無遺，蓋告解時□心吐露而願改，解後補贖得嘗，虔領耶穌聖體，兼領聖寵，以增神力，即有升天之質。」吳歷寫了這樣一封信給王石谷，王並不信奉天主教，而他則完全把別人當作天主教信徒來對待了，可見吳歷極其信奉天主教。因此，毫無疑問他的畫也受到天主教的影響。有幸今天我們能夠看到他的真跡，也是十分有趣的一件事情。此外，還有一位畫家甚至影響到了日本，就是黃檗宗畫觀音的陳賢。每當我觀察黃檗宗陳賢的畫，也感到多少受到過西洋畫的影響。可見，不僅僅是吳歷，當時有直接接觸西洋人的中國畫家多少都會受到影響。 如前所述，到康熙年間，天子推崇西洋畫，因此，在中國人中西洋畫受到的關注逐漸提高。後來，還出現了另外一種十分有趣的現象，即西洋畫家又反過來學習中國風格的畫法。義大利人郎世寧就是著名的例子。他是康熙中葉到乾隆中葉的人，最後在中國去世，是在中國的西洋畫家中最有名的人。他的畫至今留存有許多，京都大學也有收藏。最初他是作為西洋畫家來華，在中國滯留長達六十餘年，一直致力於學習中國畫，畫中國畫。根據中國的記錄，他能畫中國的山水畫。西洋人畫中國畫，一般會被中國人認為畫得缺乏書卷氣，但郎世寧所畫的畫，卻受到中國人的讚賞，認為是表現出了所謂的書卷氣。以今日的眼光來看，他尤其擅長寫生，而山水畫則並不是那麼突出。總之，能學習中國畫的西洋人是非常不同一般的。當然，郎世寧的西洋畫也畫得很好，據《竹葉亭雜記》記載，康熙、乾隆年間有四大天主教堂，即東堂、西堂、南堂、北堂，其中南堂的壁畫就是郎世寧繪製的。此壁畫完全運用西洋畫法描繪而成，畫上的人物栩栩如生，深淺遠近也十分清晰。由此可見郎世寧的西洋畫功底。那他為什麼又對中國畫感興趣呢？大概是因為受到乾隆的信任，畫了許多乾隆帝御用的畫。此外，郎世寧只是當時畫中國畫的西洋人之一，但確是最重要的那一個。 以往歷代的中國朝廷都會設置畫院，從康熙到乾隆年間也仍然有這樣的畫院。清朝畫院的名稱叫如意館。天子召集自己喜歡的畫家，供養在如意館中，郎世寧就是其中一個。此外，還有許多畫中國山水畫和寫生畫的人也被供養在如意館內，乾隆年間最為壯觀。在宋徽宗時開始設置畫院，相應地形成了一派具有畫院風格的畫。明代宣德年間也設畫院，畫院裡的許多畫家也形成統一風格。此時主要是以帝王喜好玩賞的東西為畫的對象，只注重有趣和漂亮，而不講究氣韻、個性等，畫院畫便逐漸形成這種傾向。清朝的畫院畫延續了這一傾向。即使其中有民間的山水畫名家，能畫出氣韻高超的畫，一旦進入宮廷，奉天子之命作畫，也畫成了畫院風格的畫。只要對照畫院畫家的畫與其他畫家的畫，就可以看出明顯的不同。此事在講清朝書畫發展時，還將講到。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時的宮廷畫院中，西洋人占有重要的位置。陳枚、郎世寧、吳歷等這些畫院畫家的畫，別室也正在展出，可供參考。他們的繪畫是中國畫院畫的代表作，不可否認，這樣的畫風也極大受到了西洋畫的影響。 2.銅版畫 在美術工藝方面也體現出外國文化的影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銅版畫。日本的銅版畫是從西洋傳入的，司馬江漢將它移植到日本，從而成為日本畫法的一種起源，一直被積極地延續下去。銅版畫傳入中國的時間要比日本早。剛開始時幾乎全由西洋人所作，後來就有了中國人自己製作的銅版畫，因此可以說不完全出自洋人之手，這麼說是有依據的。乾隆年間銅版畫比較盛行。乾隆帝是一個在任何事上都喜好誇耀的人，比如征伐期間獲得了勝利（當然，中國所謂的戰爭勝利具有十分含糊的意義，只要達成和解就被認為是勝利），因為戰爭勝利就要寫詩紀念。如果是更大的勝利，便會在大學裡勒石豎碑。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自很早以前，就有戰爭勝利後在大學裡慶祝凱旋的習慣。今日的日本，大概仍會對此感到不可思議，而中國一直保留有這樣的習慣。當時相當於大學的地方被稱為「辟雍」，在這裡進行戰爭的凱旋報告。等到乾隆帝時又提出立碑這樣的新事，即征伐某地取得了勝利以後，如征伐伊犁獲勝，就把凱旋的報告刻在石碑上，立於大學內。因此，對於喜好誇耀的人來說，只要出兵征伐取得勝利，就不僅要在大學裡勒石豎碑，還要描畫出來。再加上因為傳教士會製作銅版畫，就命他們繪製，由此銅版畫得到發展。今天在別室展出的銅版畫，有最早的和比較新的一些。最早的應該是西洋人畫的，繪製時把中國人的衣服畫成西洋的樣式。另外，落款的年號也是用西洋字寫的。早期是由西洋人教中國人銅版畫，後來中國人開始自己畫。因此，道光年間的銅版畫，其面容就近於中國人的臉了，山水也呈現了中國的風格。但此後，銅版畫也逐漸走向衰弱，其樣本在別室也有陳列。中國銅版畫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只是為了天子的享樂，其普及程度並沒有日本廣泛。但由於是為天子所做，因此，成品都十分出色。 3.玻璃器 其次，所謂「乾隆玻璃」仍然是一個謎團。我曾就此事詢問過羅振玉等中國學者，他也不太清楚。但它近年來在西洋備受推崇，因而出口到西洋。我的友人中川忠順，從去年到今年遠赴波士頓進行美術鑑賞調查，在那裡展出著乾隆玻璃，但他也沒能完全搞明白這東西是什麼。但毫無疑問的是，這個在波士頓的東西確實是由中國人在中國造的，而不是洋人所造。它被稱為「乾隆玻璃」，但實際上是在不同的時代製造的，從康熙到乾隆年間的都有。我曾到中國的日本舊貨店去詢問此事，傳說產自山東博山地區。不過，我至今對此仍將信將疑。因為未能發現有關這方面的文獻記載，這些口頭傳說並不完全可信。但西洋人認為那是當時中國風格的玻璃，比今天的玻璃更珍貴。總之，時至今日這仍然是一個未解之謎，幸運的是我們可以通過實物進行觀察。 4.音樂 不可否認，音樂方面也受到西洋的影響。如果今日我們到中國去聽音樂的話，會有一種叫「洋琴」的東西，因為取名為「洋琴」，所以大概是受到西洋音樂影響的產物吧，雖然我個人對這件樂器的聲音不太喜愛。另外，據中國相關文獻的記載，中國人確實曾經研究過西洋音樂。康熙是一位對音樂非常有興趣的天子，他命令編寫了《御製律呂正義》一書。原本中國音樂有十二律呂，以第一個音為基準有十二個音調，這個基準又被稱為黃鐘之宮。那麼，這到底是什麼樣的基準？歷代音樂家為此爭論不休，作《御製律呂正義》的目的就是為了給它在學術上做出定論。這時中國人與來華的西洋人共同研究，因此，就有了《律呂正義》續編，其中便記載了西洋音樂的內容。清朝在與俄羅斯外交時，任用過葡萄牙人徐日昇，他對音樂十分精通，向中國輸入了西洋音樂。他用絲的音調的高低與聲的高低相和，叫和聲，並以和聲為基準論述音樂的原理。後來，又有精通音律的義大利人德禮格來華。這兩人的理論看來大體是相同的，並沒有很大差異。此後，便根據他們的理論來記錄西洋音樂，畫出橫線書寫樂譜，使用西洋音樂中的符號，續編中的這些研究都是關於西洋音樂的。由此可知，在康熙年間作為對中國音樂的參考，研究西洋音樂的風氣十分盛行。這是皇帝在研究上的想法。此外，有一些對西洋音樂感興趣的人。如《聖武記》的作者，有名的歷史學家魏源，他為了研究西洋學問專門趕往澳門（這就像日本人到長崎去了解西學一樣，中國人一般是去澳門）。魏源來到澳門後，有一次應邀到一個西洋人家中去做客，當時一位美麗的西方姑娘為來客彈奏了鋼琴。魏源聽後十分激動，作長詩一首。西洋音樂在那個時代是非常時髦的。我們很難去推測魏源研究西洋後得出了怎樣的結果，但至少他對於西洋十分佩服。通過皇帝和這些人的研究，漸漸地把西洋音樂帶到中國人當中。但今日中國的音樂仍然是純粹的中國音樂，這大概是因為古老的國家即使研究外國的東西，也只是把外國的東西內在化罷了，比如即使對西洋的東西進行研究，也只是停留在興趣層面而已。 5.數學的發展 數學方面，本人是門外漢，因此不能說得十分清楚。前文談及，中國人出版的有關數學的書籍受到西洋的很大影響。這不僅影響了一批中國數學家，對歷史學家、經學家也造成潛移默化的影響。西洋數學盛行的結果，使得有必要研究天文歷算的經學家、歷史學家的目光都轉移到這上面來了。因此，出現了對西洋數學十分精通的中國學者，例如用它來推測日食。據歷史學家說，在成吉思汗統治中央亞細亞時，有長春真人不遠千里應邀去成吉思汗處，途中看到了日食。據此，中國的歷史學家曾嘗試計算出當地的經緯度，並推算出此日食是自古以來眾多日食中的哪一次日食，以及其地的大致位置。這些記載體現出此時受到了西洋數學的影響，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中國人一般偏向保守，認為不僅西洋有數學，中國在很早之前就有數學了，於是也推動了中國古代數學的研究。但中國古代數學實際上並不能算發達，然而因為中國人自認為是高度發展的，所以對於中國數學的研究者也越來越多，中國的數學也得到一定的發展。不可否認，一般中國的學者都多少受到西洋數學的影響，後來，中國還出現了像李善蘭這樣有名的西洋數學的大家。他活躍於道光年間以後，翻譯引進了許多西洋數學書籍，直到現在人們研究的西洋數學書籍，多數還是經此人之手寫成的。 中國數學學者活躍的同時，由於中國外交上的關係，特別是鴉片戰爭爆發後，通過林則徐等人的引導，出現了《瀛環志略》之類的書籍。同時在日本也有翻刻出版此類書籍，在維新以前，因其對於了解西洋知識有用而被廣泛閱讀。還有《海國圖志》，對日本人了解西洋知識也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此外，根據小川教授提供的資料，今日的別室中還展出了地質學方面的一系列書籍，這些書都是鴉片戰爭時期的中國人關注西洋情況，然後翻譯出來的，同樣對日本了解西洋起到很大幫助。因此，可以說上述情況極大促進了日本西學的發展。 6.兵器 其次，兵器方面這裡也簡單論述。以往的講義中已經涉及一些清朝初期的兵器，而清朝末期對西洋兵器的利用，是從太平軍暴亂開始的，具體來說是李鴻章委任英國戈登將軍指揮作戰的結果。那時運用西洋兵器的結果，使得西洋兵器迅速地傳到了各地軍隊中，但也因為西洋兵器的廣泛傳播，使得清朝走向了滅亡。明朝也是相同的情況，明朝方面為了抵禦清兵使用西洋武器，其結局是招致了自己的滅亡。而清朝利用西洋兵器的結果，使得湖北出現騷亂，最終迎來滅亡。 7.中國與日本採用西洋文明的異同 以下寫的是「與日本的採用的異同」，就此而論，自古以來中國就積極採用西洋文化，但在與本國學問融合的時候往往未能很好地結合在一起，而未能形成中國人自己的思想。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國本身有古老悠久的歷史文明，這極大阻礙了外國思想的吸收；此外，面對外國文化時接納方法也各有不同。日本慶長、寬永年間之前的歷史暫且不提，一般認為西洋文化的輸入是從第八代將軍時開始的。當時，也與中國一樣，最早從採用歷算開始，此後，日本民間西洋學術盛行開來時，中國則致力於研究形而上的西洋數學，而日本則在醫學、實驗科學方面有所發展。日本今天發達的西學基礎是由杉田玄白等人打下的。他們當時都是醫生，後來，他們又向別的方面發展自己的「業餘」事業，從事地理學、兵學等。德川時代末年的醫生，有的是兵學者，還有從事其他各種行業的，但其事業基礎是醫學，中國往往與此不同。作為君主的個人喜好，中國的歷算和藝術得到發展，以此入手，這些都是遠離人民日常生活所需的事物。一開始日本雖然也是從歷算入手的，但很快就有民間學者開始從事與人的實際生活接近的工作，比如醫學事業，即考慮人民的實際需求。從這一點來看，比起中國人的思維模式，日本人更易於習慣西洋人的思考方式。當然，採用的方法有所不同。在中國，能夠接觸文明的人只有君主或者貴族等上層人士，這些人往往不太重視實驗科學這類生活必需的東西。一般來說，貴族視百姓的生活為下等，因此不會太關注。這些人做的是數學等有些近於空想的東西。在日本，所謂的學者都是努力地做學問，不太富裕的人。雖然蘭學在日本的發展大多也是靠了大名的保護，可以說是貴族的產物。但在中國，民間幾乎無法接觸與學問有關的事，相反，把學術當作是可有可無的事。因此，只在天文、數學方面出現了大量天才，同時也給經學、史學帶來影響，但根本上並沒有對下層百姓的生活和社會文明造成影響。今天為止也仍然如此，所謂的西洋學術，從文明的角度來看一直與人民脫節。而日本則恰好走向相反的道路，以醫學為基礎，積極採用西洋文明，使其影響擴大至國民的日常生活，以西洋優秀的文明，來重塑日本國家的文明。日本與中國的不同之處就在於此。這些是今日的內容，明天講經學方面。 * * * [1]即中日甲午戰爭。——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