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中國通史 · 第二章　異族統一與外交、貿易

一 入關以前滿、蒙、漢的三族統一（附朝鮮） 清代在中國古代史上是僅次於元代的擁有最大版圖的時代，可以說，統一各個不同地域的民族是達到這一宏大版圖的前提。清朝在中國東北還未進入中原之前，就已經支配了幾個異族。當時的清朝還沒有在奉天建都，只是以遼陽為中心。而在更早以前，清太祖勢力尚微弱的時候就曾與蒙古發生過衝突。如今的長春一帶，即曾經的南滿鐵路沿線，過去是蒙古族定居的地方。其中某些區域即使土地上住的是滿洲人，其土地的酋長也仍是蒙古族人。比如在南滿鐵路從開原到東北的沿線上有一個叫葉赫的地方，酋長就是蒙古人。由於中國東北腹地有蒙古族人聚居，所以滿洲的勢力稍稍擴展便容易與蒙古族發生衝突。這一時期的滿族和蒙古族已不屬於臣屬關係，而是類似能相互約束的同盟關係。其後，清朝（時稱後金）侵略了遼東地區，取得遼陽、奉天等地的控制權，而那時遼陽、奉天以及開原一帶，居住的都是漢族人。在這種情況下，滿人使漢人歸順，最終統一了這一區域。當時的山東曾有一支明朝軍隊因故來降，所以除了統一這些地方的人民，滿人還整編了一些來降軍隊——這也是滿洲有漢人軍隊即漢軍的開始。清太祖還讓自己的軍隊去遠方征戰，最終使今天俄國沿海附近的疆域也納入了清朝的版圖。清太祖派出遠征軍的目的不只是擴張領土，最重要的是俘虜人民以達到增添兵力、壯大軍隊的目的。一支遠征軍大概一兩千人，每攻陷一個地方，便把那裡的百姓全部擄回，悉數驅趕到當時的都會興京附近定居，讓他們，尤其是讓其中身強體壯、適合征戰的男子為滿洲效力。這樣看來，他們實行的政策不是占領土地而是俘虜人民。在處理與蒙古的關係方面，當時的滿人與蒙古的達爾罕親王一家訂立了條約，確立了同盟關係。但隨著勢力的漸漸壯大，清朝的野心也壯大起來，到第二代太宗皇太極時，即從崇德元年（1636年）開始，統治者就停止稱滿洲汗，而改稱皇帝了。「皇帝」是中國古代最高統治者的稱謂，其他藩屬國都要從皇帝那裡接受冊封，皇太極還未入主中原的時候便要稱帝，這顯示出他巨大的野心。清朝就稱帝一事與朝鮮商議，卻遭到了極力反對，朝鮮人認為滿洲稱帝是不合適的，因此，清朝便出兵征伐朝鮮。與之相對的是蒙古等族對此事持贊成態度，滿洲和蒙古的四十幾個貝勒聯名上書，勸太宗稱帝。就這樣，皇太極還在中國東北的時候，就成了大清皇帝。征服朝鮮的戰事也取得了勝利，朝鮮投降時在三田渡地區建立了一塊寫著「大清寬溫仁聖皇帝」的石碑。至此，清朝版圖上可以說就已有了漢人、蒙人、滿人的三族統一。關於這段歷史的記載特別多，「崇謨閣記錄」就是其中一種。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我在調查奉天的寶庫時發現了這類文書，我對當時的將軍，今日任北京清史館總裁的趙爾巽說：寶庫中有這類記錄，想借出來看看。趙爾巽本來也沒見過這些記錄，因此十分驚訝。這些古老的記錄藏在奉天寶庫中，從中能看到，清主稱皇帝前，與朝鮮有過這樣的往來文書。在最初的書信中，朝鮮的來信及滿洲給朝鮮的信，都把滿洲的天子稱為金國汗。還有其他一些實物證據，如奉天寶庫中的文物，也可以證明滿洲天子在做大清皇帝之前自稱為金國汗。清朝在後來編撰《清實錄》時，已經開始忌諱自稱金國汗，並將此稱呼從《清實錄》中全部剔除了，所以《清實錄》中金國汗的稱呼並不可見。此外，在過去朝鮮的文書即明代的文書中，清太祖也被稱為金國汗。依據崇謨閣文書和以上其他證據，可以證明清朝統治者在稱大清皇帝之前確實是自稱為金國汗的。今日袁世凱將這類文書自奉天轉移到北京，不清楚藏在何處。我當時利用照相對它們進行了複製，但因自己沒有經驗而十分困難，於是與東京帝國大學的市村教授一起做這件事。 《同文匯考》是朝鮮的外交文書集，包含了朝鮮外交文書的全部記錄。朝鮮過去的外交基本只限於與中國和日本兩國，有人認為朝鮮對中國採取「事大主義」，並對此嗤之以鼻，但朝鮮人自己把與中國的往來文書就喚作「事大」，而把與日本的往來文書，謂之「交鄰」，這兩者匯總在一起便是《同文匯考》了。其中的《別篇》記錄了清朝仍在中國東北時與朝鮮的文書往來，可將其與之前所提的「崇謨閣記錄」相結合閱讀，二者都非常有參考價值。但在《同文匯考》中，只記載了朝鮮投降並歸順滿洲之後的文書，即被征服後的朝鮮建了一塊「三田渡碑」，以表示感謝滿洲厚恩，而此前皇太極還未稱帝，尚稱金國汗時的文書則沒有記載，與此相關的內容可另外參看《朝鮮國來書簿》。總之，《同文匯考》是清朝在統一滿、蒙、漢的同時，也打算著手對付朝鮮的現存的有力證據。 除了以上所提及的，通文館書籍版木也是研究清朝與朝鮮關係的極具參考價值的重要史料。所謂「通文館」，是朝鮮王朝掌管外務翻譯的機構。朝鮮的等級制度非常複雜，譯官中的「中人」不能成為貴族，掌管翻譯的工作是世代相傳的，如某戶是從事翻譯工作的，他們一代一代就會流傳下來許多關於翻譯的教科書。這些教科書的種類很多，且它們的版木都保存在通文館。京都大學的新村教授為此特地去了朝鮮，得知這些東西仍舊保存著，並且獲贈了一部分，京都大學現在保存著幾枚。由此可見，朝鮮今日保存的版木已經散亂，而教科書就更不容易得到了。當時朝鮮翻譯使用的語言包括漢語、滿語、蒙古語、日語等，各語種的教科書也應有盡有。於是在通文館中既有蒙古語教科書，也有滿語、漢語、日語的教科書。日語的書是德川時代的侍者所使用的敬語教科書。朝鮮感到使用滿語、蒙古語、漢語的必要，因此做了教科書，這也正是滿洲勢力及於朝鮮的事實證據。這些教科書今日尚存的版木也在別室展出，以供觀看。 以上就是入關以前的滿洲統一了蒙古人、漢人，而且把朝鮮作為自己的屬國的大致情況。 二 綏撫西藏 其次說到西藏，西藏很早就與滿洲有了關係。眾所周知，西藏在中國西部，是亞洲第一高地，亞洲正中心的高原，它與滿洲的關係非常不可思議。這是因為佛教這個因素。如我們所知，西藏受法王支配，佛教最盛。而當時蒙古人也信仰西藏的佛教——喇嘛教，處在喇嘛教的勢力範圍內。西藏對世界上有君主勢力的國家非常敏感。如現在與俄國交通，有很多聯繫。它在拉薩的山中開闢與俄國交通之路，又與在印度有勢力的英國交通。總之，對世界的權力相當敏感。那時的蒙古，在東蒙古住著有名的林丹汗，即察哈爾林丹汗，曾一時勢力很大，但與清太宗皇太極作戰而大敗，這使東蒙古地區幾乎全部成為滿洲的領地。住在蒙古的西藏喇嘛目睹了此事，並向西藏傳信，於是遙遠的西藏派來使者，還帶來了從喇嘛那裡奉獲的頌文。頌文中寫道：東方會有叫曼殊室利的皇帝興起。曼殊室利相當於佛教中的文殊菩薩，這封遠方使者送來的傳信把滿洲皇帝附會成文殊菩薩，表達出東方的曼殊室利皇帝即將興起並一統天下的意味。把菩薩的名稱用於人名並不是第一次了，此前蒙古的酋長中早有先例。現在西藏便是利用這種類似的方法，打通與新興的滿洲勢力的往來。那時，從蒙古也來了喇嘛，即著名的摩訶迦羅佛喇嘛，傳說是元世祖忽必烈時的佛派來的，日語中譯為大黑天，他是恐怖神（不同於在日本他是福神），此佛像所經之處就是統一的國度。先是從蒙古來了喇嘛，現在又有從遙遠的西藏而來的喇嘛帶來你們將統一天下的消息，無疑極具煽動性。由於這些話深得滿洲統治者的心，於是清太宗等人也信奉了喇嘛教。滿人在奉天四周修建喇嘛塔，並認為這些佛塔建成之時便是統一天下之日。不過，這些佛塔修建完成的時候，清太宗已經去世。現在奉天城四周還留有東塔、西塔、南塔、北塔四座塔。日俄戰爭時這些塔一度被損壞，但現在仍存留著。除了造塔，滿人還在許多寺廟立了碑，當時的碑文有四種文字，一種當然是滿文，除此之外還有蒙古文、藏文，以及漢文。當時的滿洲雖然不能說已經實際統治西藏，但從碑文中體現出他們想要統一這四種語言所屬種族的考慮。這一時期的清朝已經是明確信仰藏傳佛教的了，明末年輕的名將袁崇煥在與清朝交戰、議和的過程中，就利用一位藏傳佛教的喇嘛作為使者，從中起到溝通雙方的作用。日本戰國時代也有用和尚做使者的例子。袁崇煥利用喇嘛來締結國際關係，因此，清朝初期便是信仰喇嘛教的。值得一提的是雍正皇帝，既信禪學，又信喇嘛教，登上帝位以後，還經常拜訪自己做親王時居住過的喇嘛教寺廟。但在乾隆之後，統治者漸漸地接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不再有特別信仰喇嘛的風氣，只是為了安撫和統治蒙古族，仍在表面上保持對喇嘛教的信仰。別室展出的「《喇嘛說》碑」體現了乾隆帝時對於喇嘛教的態度，它表示出清朝關於喇嘛教思想的一個轉變。為了說明此關係，有兩種材料展出。 如上所述，起初是出於對喇嘛教真實信奉，後來是因為政策上的利用，但總的來說清朝通過喇嘛教與西藏保持了非常密切的往來關係。除去政策上的利用之外，像乾隆帝這樣的皇帝，也帶有誇耀自己統一了他族的意圖。明代時，蒙古人就信仰喇嘛教，他們將西藏的所有經書悉數翻譯成了蒙古語。這些蒙文藏經大部分仍在奉天，它們本在蒙古，前面所提及的摩訶迦羅佛像運送到蒙古時，同時也帶來了這些經書。對藏經的翻譯大概是在太陽汗時期完成的。之後這些翻譯過來的蒙文藏經大部分被運送到了奉天保存。這也在我前年調查的內容之中。日本宮內省取走的部分今日保存在東京大學，我自己僅留下當時的一片。其外，西藏文的藏經也在別室陳列。 康熙帝時，中國的所有佛經經書都已有蒙古文和藏文的兩種版本，且都是很好的版本。做成這些版本的版木現在還有不少存留著。我也抄下它們的目錄，陳列在別室。 到了乾隆時代，一方面是為了信教，更重要的是為了謀求當時滿語的復興，所以計劃把大部頭的藏經翻譯成滿文。當時，乾隆帝找來了北京城東北稱為嵩祝寺的章嘉呼圖克圖喇嘛來共商大計。章嘉呼圖克圖是一位很有學問、德高望重、十分具有影響力的喇嘛。在他的大力幫助下，又有了翻譯成滿文的藏經。後來只存於奉天四塔中的北塔的法輪寺中，那裡還有讀滿文藏經的喇嘛。日俄戰爭中，日軍從北方攻入奉天時，俄國人曾將此北塔作為兵營住宿，因此藏經受到了嚴重損壞。我發現了被損壞的藏經，將其中大部分拿到了軍政署，因而得以將它們帶到日本，現在在東京大學內。當時可以拿到京都大學的話，是要拿到京都大學的。但是京都大學那時還沒有文科，就交給了東京大學。如此一來，清朝的蒙文、藏文、滿文藏經在日本都有了，只不過稍有殘缺而已。清朝就這樣與西藏保持了密切的關係。由於藏語與印度語有聯繫，文字也是從印度傳來的，乾隆帝認為音韻學非常重要，所以為了方便研究佛經，在乾隆初年下令編寫了《同文韻統》一書，此書認為各國的音韻都有相同的根源。章嘉呼圖克圖喇嘛也參與了《同文韻統》的編纂。 因此，清朝與西藏的關係不僅是在政治方面，語言學上的關係也變得重要起來。實際上，清朝真正地征服西藏，將之收為自己的領土，是在康熙年間。當時，西藏發生內亂，被內蒙古某地區——今屬新疆——的汗侵略，活佛被迫一時外逃，在這種情況下，清朝派兵幫助他們平定了內亂。從那時起，清朝向西藏派遣駐藏大臣，正式開始了對西藏的管轄。在此之前，清朝與西藏更多的只是宗教上的聯繫，有了領土上的關係之後，繼而有了語言學上的關係。 清朝與西藏之間的關係大致如上所述。 三 征服準噶爾、回部 第三部分寫著「征服准格爾、回部」，清朝最初只統一了蒙古的漠南部分，即沙漠以南的蒙古，西邊的青海一帶幾乎都未包含在內。近日的《日支條約》[1]使人們常常耳聞東部蒙古或內蒙古，最初統一的就是這些地方，外蒙古未被統一。當時的準噶爾人在外蒙古到新疆一帶非常跋扈。準噶爾是厄魯特蒙古中的一個種族，在康熙帝時期勢力十分強盛，由首領噶爾丹率領，當時的準噶爾已經統一了從蒙古到新疆一帶，漸漸地準噶爾就不免與康熙帝發生衝突，最終爆發戰爭。戰爭持續了好幾年，最後以噶爾丹的失敗告終，康熙帝獲得了勝利，而戰敗後逃亡的噶爾丹服毒自盡。對於清朝來說，噶爾丹是他們的敵人，因此，清朝方面的有關記載對噶爾丹大張撻伐。但也有例外，如我最近得到的手抄本《秦邊紀略》里就有不同於其他書中的內容，此書對噶爾丹的描寫有不少褒揚之語。噶爾丹是蒙古人所崇拜的英雄，在當時的蒙古人中有很大的威望，他們認為噶爾丹是因為未得「時利」才敗給了康熙帝的。當時的清朝確實很忌憚噶爾丹，為了與噶爾丹這樣的勇士作戰，康熙帝還曾親征朔漠地區，因而有了《親征平定朔漠方略》之書，這是康熙帝第一次把手伸向蒙古。在這之後，準噶爾的殘黨在新疆地區屢屢暴亂，到了雍正、乾隆年間暴亂仍未完全平息。清朝為此費盡心思，但親自出征的皇帝，唯有康熙一人。這時，從內蒙古到新疆的東部一帶已屬於清朝的版圖，到乾隆時期，回部也納入了清朝的版圖。由於此地是信仰伊斯蘭教的人聚居的地方，故稱為回部，這裡的人大多是維吾爾族。乾隆帝時維吾爾族的土地歸順了清朝，曾有記載說今新疆地區的兩萬餘土地都納入了清朝的版圖。這種說法多少有些誇張，不過今天的新疆確實是在乾隆時期開始成為清朝版圖的一部分。就這樣，在滿、蒙、藏、漢四個民族之外，清朝又統一了維吾爾族。此後，道光帝時期有張格爾在新疆企圖謀反，後又有阿古柏在新疆作亂，最後被左宗棠所擊敗。雖然仍有暴亂發生，但從乾隆帝時開始，維吾爾族人也被統一了。乾隆帝對統一維吾爾族一事感到非常自豪，並寫了《伊犁剿討志略》一書，後來又下令編撰了有關於西域的《皇輿西域圖志》。乾隆平定維吾爾族時非常殘酷，當地的男子幾乎全部被殺光，只有婦孺被釋放。乾隆帝還選中一名漂亮女子為自己的妃嬪，在北京的宮中專門修築了維吾爾風格的建築供其居住。有傳言稱，這個西域女子存有復仇之心，想暗中刺殺乾隆帝，然而最後反被皇太后所賜死。 隨著疆域的擴大，以及語言學上的關係，乾隆帝對自己統治的自豪感愈發顯現出來。康熙帝時出於保存滿語的需要敕修了《清文鑒》，到乾隆帝時，先修了蒙文和滿文的《清文鑒》，不久，又下令編纂滿文、蒙文、漢文的《三合切音清文鑒》。後來又有《四體清文鑒》，最後又有了《五體清文鑒》，但它沒有製成版。前幾年我與富岡講師及羽田君一起，在奉天庫發現了它，並抄寫下來。《五體清文鑒》即滿文、蒙文、漢文、藏文、維吾爾文這五種文字的對譯的辭書，是乾隆帝引以為豪的成果。這一時期還編寫了《欽定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為成為乾隆帝部下的王公作表或傳。除此之外，為了統治蒙古，除卻蒙古原來就有的律令，成立了理藩院後，理藩院頒布的律令也都用滿、蒙、漢三種文字書寫。近年出現了各種字典，民間也有了維吾爾語與漢語的對譯詞典。又，昨日別室展出的金字掛軸，是乾隆帝為來北京的西藏喇嘛準備的禮物，後來這喇嘛死了，禮物沒有送出，留了下來，不知為何實物到了這裡。它是用滿、蒙、漢、藏四種文字分別寫就的。 四 滿語的效果 上 與歐譯的關係 對語言學的重視產生了各種效果。以下簡述重視滿語的確切效果。 清朝時期已有西方的傳教士來中國傳教，他們在最開始研究漢語時非常困難，很難弄懂漢語。而滿語的語法相較漢語要好懂很多，雖然沒有西方語言那麼精密，但容易讓西方人接受。所以，他們為了讀懂中國的書籍，就先學滿文，再閱讀滿文譯本的漢語書籍。如四書五經和各類史書，都是先看滿文的版本。《通鑑綱目》在當時已經有了全部翻譯成滿文的版本，西方人就通過滿文開始了對中國古籍的學習。有一個叫翟理思的人來中國購書學習，為了便於研究，收集了各種滿漢對譯的書目，編成了《漢滿書籍文書目錄》，這裡面甚至記錄了一些至今我們難以找到的失傳書籍。總而言之，滿文寫成的書，西方人比較容易讀懂，為了了解中國的情況，他們首先就開始研究滿語。所以，康熙到乾隆年間對滿語的重視，拓寬了世界各國了解中國情況的渠道。雖然這對中國來說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還有待商榷，但從使中國逐漸走向世界的這一角度看，滿語是起了促進作用的。 下 日本的滿語研究 滿語的影響和日本的國際關係，諸位應當已有一定的認識。關於此事，新村教授曾在《藝文》雜誌上作文，我一直也較關注，以下便略述「日本的滿語研究」。 日本最早關注滿語的是大學者物徂徠。他注意到了當時傳到日本的《正字通》，這是《康熙字典》出現之前流行的、最早用滿文寫成的辭書。在這本書中，在滿文的旁邊會用漢文注音。物徂徠發現了這本辭書，便用黑字寫下子音，用紅字寫下母音，以此對滿語的文字做了研究，但徂徠時代所做的也僅限於此了。物徂徠對滿語的解讀程度與弘法大師對梵文的熟悉程度類似。後來，日本又傳入了《千字文》的注釋本，注釋本將《千字文》的讀音用滿文寫了出來。此書在日本出版後，可據此把滿語文字與千字文的讀音一一對照，我收藏的這本，便用了紅筆一一對照著寫。就這樣，日本人開始注意滿語文字。之後，俄國的北部發生庫頁島問題，最上德內到達庫頁島後，發現島上的土著人拿著滿語文書。庫頁島上的土著每年從滿洲官吏那裡獲得一些物品，滿洲人給他們無足輕重的官爵、土特產，還有像絹一類的絲織品，而庫頁島人則用皮類物品作為交換。滿洲人拿來絹的同時，還帶來了滿文寫成的文書。最上德內去庫頁島時就是發現了這樣的文書。曾有一個庫頁島上的土著人到中國東北，被賜名為「楊忠貞」，然後他帶回了滿語的文書和絹。他帶回的絹流落到了宗谷附近的阿伊奴手中，日本人稱之為蝦夷錦，但並不知道此物是從哪裡來的。直到最上德內去了庫頁島，看到了織物端頭的滿洲文字，才知道了由來。原來，中國設立了織造相關的衙門，如南方的杭州和蘇州，織造衙門在把自己的織物送往北京時，會在織物上寫下文字。最上德內發現那上面同時寫著滿文和漢文兩種文字，因此推斷出蝦夷錦是來自中國南方的產物。這些實物後來被運用於度量衡研究，《度量衡說統》一書記載了此事。當時的人們無法把握清朝的尺量制度，就用滿洲人送去庫頁島的織物尺寸作為參考。因此，書寫在織物上的滿洲文字內容被記載在《度量衡說統》中。而楊忠貞帶回的文書，據小川教授說由最上德內的後代保存了下來，近藤重藏的《邊要分界圖》中也有引用。這文書一直不為人知，無人問津，今日也依舊難於解讀。根據文書的原文看，可知是在乾隆末年寫下的，也有之後的嘉慶年間寫的文書。 由此可見，因為日本北方的開拓之事，滿語已不僅是物徂徠這樣的學者的研究對象，事實上也成為一個重要課題。但當時，還沒有真正開始對滿語的研究。這裡有一個有趣的歷史事件：文化年間有俄國船隻來到長崎，要求與日本進行貿易，並帶來了寫給日本的書信，然而書信都是用俄文和滿文兩種語言寫的，並沒有日語的內容。俄國人可能是認為滿文是日本的鄰國所用的語言，所以，日本人大概也能看懂滿文。當時俄國對滿洲已有所了解，所以才寫了這樣兩種文字的書信。書信送入當時的日本國內，結果既沒有人能看懂俄文，也沒有人能看懂滿文。那時在幕府中管天文台的高橋作左衛門，深感不能讀懂滿文是件遺憾之事。由於當時滿語字典《清文鑒》已傳入日本，存在德川家的庫中。於是，高橋得以鑽研滿文達十多年。三年過後，他已經能進行一些滿文的閱讀了。那封俄國人送來的書信保存在宮內省的圖書寮中，新村教授拍了照片，在別室展出。高橋作左衛門後來萌生了編撰滿語字典的念頭，又想編寫滿語與荷蘭語對照的字典。滿語雖然和日語相對接近，但和荷蘭語相差甚遠，高橋作左衛門用解讀荷蘭語的方式來進一步研究滿語，最後用了十幾年的時間，編成了滿語字典和詞典。字典可說是《滿文輯韻》，詞典可說是《滿文散語解》。而後，高橋作左衛門因為西博爾德事件[2]——是他給了外國人地圖——被捕入獄，並死在牢中。然而直到他入牢房的兩天前，他還在從事於《滿文輯韻》的著述。《滿文輯韻》有草稿本和淨書本兩種版本，淨書本的內容不到全書的三分之二，在其最後部分寫著小字的日期，那就是他入牢房的前兩天。儘管高橋作左衛門如此盡心盡力地鑽研滿語，然而因遭到了上述的禍患，所以，編書之事就終止了。 在這之後，日本的滿語研究就基本上中斷了。直到嘉永年間日本與外部的交流漸漸擴大起來，長崎的通事們又產生了要研究滿語的想法。那一時期也有滿洲的下層普通人來到長崎，於是便藉助他們來研究滿語。此事的開端，是今日在北京公使館任職的名人鄭永邦的祖父鄭某，當時帶領十七八個中國通事做滿語研究。他們也想編字典，翻譯中國的《清文鑒》，雖然著手做這件事，但沒能完成。他們的稿本前些年被賣出，今日在東京大學一名教授手中。此前我見到稿本，卻並不明白他們開始研究滿語的原因。前幾年我去北京，歸途中順路去了長崎，在寺廟中看到鄭某的碑，碑文敘述了鄭某研究滿語的始末。後來我拜託長崎縣的屬官抄錄碑文，這碑文也陳列在了別室。 由此可見，長崎是日本最早開始研究滿語的地方，由於日本與俄國的國際關係，滿語研究變得逐漸重要起來。這件事倏忽間已被遺忘，恍如一夢。中國推行滿語的結果，一方面促進了西方對中國的進一步了解，另一方面對日俄的國際關係也有所影響。可以說，乾隆皇帝的這一舉動具有世界性意義。 五 苗族、台灣、琉球及東南亞華僑 這個題目表示了清朝的勢力範圍不斷擴大。首先是苗族，逐步地中國化後，明代就已經開始設置土官來管理和統治苗族。土官一般是當地的名門望族，接受了朝廷的封賜來統治這塊土地。由於湖南、貴州的土官出現了一些叛亂，體現出這種制度的弊端，於是將土官改為流官。流官是在不同地方輪換著上任的官吏。到雍正年間，苗族的大部分地方都將土官換成了流官，這又進一步促進了中國內部的統一。當時，還出現了不少關於苗族的書籍，有的還畫有圖畫，京都大學收藏了一些，別室也陳列了。 台灣在明末時期成為鄭成功的根據地，經三十年，到了康熙年間，由於鄭成功不承認清朝的正統地位，仍奉明朝的正朔，於是清政府出兵攻台，最後把台灣全部收歸到了清朝的版圖。相關內容在藍鼎元、姚瑩的著作中有詳細的記載。但平定台灣以後，又有蠻族騷動，以及其他地方流落而來的人來到這裡，屢次造成叛亂，清朝又出兵平定了這些叛亂，這也在藍鼎元的書中有詳細記載。此後，在中國著作的基礎上，又出現了更詳細的關於台灣的著作。到近幾年，台灣不斷被開墾，中國開始特別注意台灣，其根源是與日本的關係。西鄉從道做了日本的大將後，對台灣的土著進行征伐。這一舉動引起了中國朝廷對台灣的注意，因此著手對台灣進行開發，開始重視起蠻地的開墾。當時為在蠻地探險繪製的《台灣山內地圖》，今日尚且存留。台灣總督府中或許藏有此圖，我自己幸而也有一份。日本對台灣的征伐促進了清政府對台灣的進一步管理，這也是清朝對異族進行統一的一個重要事件。 琉球自古向中國朝貢，到了清朝也維持著這種朝貢關係，因此有人著《琉球國志略》一書。琉球人也認為自己是中國的屬國，他們被允許到中國的福建福州去遊學，所以琉球的文化多通過福州傳播出去。琉球目前還保存著許多中國來的使者的書法遺蹟，其中比較突出的是王文治的書法，他是當時的書法名家，所以，琉球的許多人都請他寫字。直到今天，福建仍然在文化上與琉球有許多共通之處。 清朝的勢力就這樣漸漸地擴大，近些年「東南亞華僑」成了一大現象。因為每年都有許多中國人向南洋移居，他們在海外地區的貿易領域頗有勢力。除貿易外，在土地的開墾和農業方面也很有影響力。這在《華夷通語》《新建鄭和碑》中都有所體現。《華夷通語》是漢語與馬來語的對譯辭書，不同於乾隆那樣是為了誇耀國威而修撰，而是中國商人因為貿易往來，覺得有了解馬來語知識的必要，所以編寫了此書。但是馬來語並沒有用馬來文字書寫。關於鄭和碑，在明代永樂到宣德年間，鄭和曾十幾次遠征南洋，還曾到達了非洲東海岸。鄭和的航行一方面為了貿易，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顯示國威。中國十幾次向那些地方派出使者，派遣的數百隻船十幾次經過南洋一帶。當時的南洋不一定知曉此事，但這對明朝來說則是聲勢浩大的事件。鄭和又叫三保太監，《三保太監下西洋》的劇本即為此事而作，其名氣可見一斑。在南洋定居的中國移民回憶起此事，就想在鄭和的遺蹟處建碑以作紀念。於是，他們在爪哇修建了鄭和碑。總的來看，古代中國的貿易關係曾遠及南洋，後來的中國移民在南洋也建立起了自己的勢力。回顧歷史以考察現狀是不無趣味之事，將來這也許會成為民族上的問題。 在這些地方，中國人雖然沒有進行實際上的領土開拓，但建立了緊密的貿易聯繫。明代時就設立了四夷館，或稱四譯館，以負責當時對外交流的翻譯工作，明代的四譯館甚至能具備多達十三個國家語言的翻譯，並配有各國語言的辭書。雖然這些辭書的翻譯都比較粗略，但大體上是準確的，這一情況到清朝仍然延續著。此外，還出版了《八紘譯史》，基本上是《四譯館譯語》的翻版。以上這些都反映出中國人自古以來向海外發展的大致情況。四譯館時代主要是外國來華朝貢，中國人接見他們。在中國人看來是來朝貢，但從外國人的角度來看更像是貿易。國外來的使者都恭恭敬敬地奉上文書，而中國的翻譯官員只是大致地寫一些東西，再交還給他們。這種情況今天依舊如此，不僅影響了同外國的交流，對於中國今日在民族上的發展也有影響，甚至會產生重大問題。這話寫在此處，也是一個提醒。 六 外交，與俄國的關係 除去貿易方面的往來，清朝在外交上最主要的就是處理與俄國的關係。清朝與俄國的外交很早就開始了，當清朝還在中國東北的時候就與俄國有了接觸。入關後的第一個皇帝順治在位時，俄國人的足跡已經到了中國東北的邊境，清朝不得不在邊境布置兵力來防禦他們。但是，俄國人的武器與中國人的不同，他們的軍隊都配置了步槍，而中國當時主要還是使用弓箭。步槍的殺傷力極高，被槍打中，在那個時候幾乎沒有存活的可能。所以，為了抵禦俄軍，中國也必須派出拿槍的軍隊應戰。日本是當時的東亞地區步槍軍備最發達的國家，日本徵伐朝鮮時，中國人、朝鮮人就吃過日本步槍的苦頭，對此十分恐懼。這一時期的朝鮮人也配備了日本的那種步槍。因此俄國在順治年間進犯中國東北北部邊境時，清朝就從朝鮮徵集了步槍手，將他們派到中國東北去對抗俄國。總的來說，與俄國之間在北方的往來和衝突，是中俄外交關係的開始。從《羅剎方略》中可以看出，在順治年間到康熙年間，中國對俄國是十分關注的。羅剎即俄羅斯。後來，清朝與俄國的關係變得複雜起來，康熙二十七、二十八年的時候，中俄之間發生了重大衝突，在今天的涅爾琴斯克（尼布楚）、哈巴羅夫斯克（伯力）交戰，由此簽訂了《中俄尼布楚條約》，開始正式劃分中國與俄國的東部邊界。這件事使中國人認識到不了解西方是不行的，所以就漸漸開始參考和採納西洋來的傳教士的知識、意見。當時為了讓俄國人感到滿意，清朝方面做出了讓步，簽訂了條約，以期望能保持和平。此後，俄國人仍然一再來犯，清朝不得不時刻關注北方領土。咸豐年間，著名的史學家何秋濤撰寫了《朔方備乘》，從中國人的角度對中俄自古以來的關係變化做了詳細的調查和記錄。後來，中國再次對俄國做出了重大讓步，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入侵中國時，俄國作仲裁，把當時的沿海州全部讓渡給了俄方。可以說，中國與俄國的關係，最初是中國方面占優勢，後來則漸漸轉為弱勢。 其後，綱目上還寫著「曹廷傑《西伯利亞東偏紀要》手寫本」。曹廷傑是對滿洲十分了解的人。由於咸豐年間割讓了一部分土地給俄國，到光緒年間慈禧太后勢力興起，在這種背景下曹廷傑就到俄國進行了考察，詳細勘查了俄國沿海各州，最終寫成了這書。曹廷傑不僅進行了政治上的調查，還對俄國歷史、戶籍制度等方面做了研究。當時的中國想再次恢復在東北地區的勢力，但反而再次失勢，所以這一時期仍然很注意與俄國的關係。由於中國沒有好的地圖，在外交談判時很不方便，於是時任俄國公使的許景澄就整理繪製出了《中俄界圖》這樣一份中國與俄國的地圖。後來，許景澄在義和團事件時因進諫而被殺害。 總的來看，清朝當時在對外關係方面以與領土相關的外交為主。後來，又因伊犁和其他事情建立了更多複雜的外交關係。在中國統一了各民族、擴大了疆域範圍之後，開始面臨為難、被壓制的局面，而壓制中國的就是俄羅斯。 七 貿易 接著談談貿易的情況。貿易與中國的國勢關係緊密，以下便稍加論述。 1.與日本的關係 日本與中國的貿易關係早在明代就開始了，日本的堺市等地就是因中日貿易而發展起來的城市。那時，中日之間有著密切的貿易往來，從中國輸出的主要是藥、絹絲一類的物品，從日本過去的主要是銅。日本是產銅的國家，當時有許多與銅相關的貿易。到了中國的清朝，也就是日本的德川幕府時代，兩國在長崎進行貿易，每年都有叫「唐船」的中國船隻來進行貿易。新井白石在《寶貨事略》中對中日之間的銅貿易進行了最早的研究。雖然日本與中國的貿易頻繁，但多是單方貿易，日本只是輸入。這樣的單方貿易維持了幾十年，結果使得日本的金銀非常匱乏，只能鑄造劣質的金銀貨幣，導致金銀價值的下跌，造成了經濟上的不穩定。新井白石就是在這一時期做了相關研究，對當時日本與外國貿易的關係進行了調查。當時從日本輸出的金銀數量巨大，給中國的是銀和銅。德川初期到新井白石之時，僅八九十年間，就出口了大概兩億多斤銅。足利時代也向中國出口銅，但出口多少，還不能確知。足利時代日本向中國輸送銅，用來造錢，這實在是件蠢事。總而言之，日本是產銅國，作為中國銅的供給地，從足利時代就開始了。之後，日本又有《天壽隨筆》一書，這本書記載了新井白石之後，即從新井白石時代到寶曆年間的事情。從這本書中可以知道這一時期日本輸出給中國多少銅，那時的銅是非常貴重的。這樣看來，日本與中國的關係，從中國方面看，日本是銅的供給地。銅的輸入非常重要，對中國的經濟有很大影響，因為中國真正流通的貨幣是銅錢。雖然有各種銀代替銅錢流通，但銀也是以銅錢來計算的，以其重量通用，不能作為貨幣的本位通用，所以只有銅錢是真正的通貨。中國的通貨的供給者是日本，這是一種很有意思的關係。為此，中國與日本的貿易關係長時期地維持著。當然，日本也因此輸入了中國的文物。總而言之，中日雙方有著各種各樣的貿易關係。兩國之間的關係，在《清俗紀聞》《南山俗語考》中有所反映。 2.與海外諸國的關係 由於與英國貿易上的摩擦，引起了鴉片戰爭，此後中國的國勢不斷衰退，也大多是與外國的貿易關係所引起的。不同於與俄國的關係那樣以政治關係為主，當時的中國與荷蘭、英國、葡萄牙等國都是由貿易往來開始了國際外交。 隨著這些貿易關係的發展，在近年出現了一個重大問題，那就是茶葉貿易。席間有我的同僚矢野副教授，他對此有詳細的研究，尤其是中國的茶葉貿易在世界上的影響這個大問題。總之，茶葉貿易是清朝對外貿易中的重要部分。此外，清朝也向外國出口藥品，如中藥中的大黃。但影響最大的還是茶葉貿易，西方人專門設立了茶葉貿易方面的工會組織，為了使中國大量出口茶葉，屢有英國等國的使者來中國。乾隆帝末年就有使者來中國要求進行貿易往來，最主要也是為了中國的茶葉。當時的外國使者帶回的中國土產都是茶葉，這在《粵道貢國說》中有所記載。總的來看，茶葉貿易在清朝中葉占有重要地位，對中國經濟產生了巨大影響。 中國古代是銅本位，清朝時期真正的流通貨幣是銅錢。而事實上，在銅以外，也使用著別的貨幣——銀。因為貿易的發達促進了商業的發展，也就產生對更輕的貨幣的需求。中國在金、元時期就使用過紙幣，那時的紙幣與支票有同樣的性質。元代由官方發行紙幣，幾乎不鑄銅錢，只用紙幣。這一時期本來也鑄造一些銅錢，但又設立了官方的紙幣管理機構，由政府在各地方設立相關的辦事處，但這在中國這樣政治上弊病很多的國家是難以實行的，於是紙幣的價值下降了。現在中國通用紙幣，很多人喜歡又髒又舊的紙幣，因為覺得它使用了好幾年，不可能是假的。但過去的中國跟今天的日本一樣喜歡新的紙幣。如果把很陳舊的紙幣拿到政府銀行去，銀行是不給兌換的，因此人民不免有損失，所以，他們很不喜歡紙幣。到了明代，為了使紙幣成為通用貨幣，政府就收取一種只允許交紙幣的特別稅種，今天也依舊殘存於中國內地各處，即所謂的鈔關，只能用紙幣交納通行稅。特別是船隻通過的地方，設立交紙幣的稅關。中國內地的稅關就變成了通用紙幣的機構，採取這種措施後，紙幣的流通就多少變得比較廣泛了。於是，設立了通用紙幣的機構——鈔關，這種鈔關政策到了清朝仍有殘存。從必須專門設立一個機構來使紙幣流通的這種情況可以看出過去的中國是非常難以通用紙幣的。為了代替紙幣，也是出於對紙幣不易保存的擔心，只有那些看得見摸得著的、什麼時候都可以通用的東西，才能漸漸流行開來，那就是銀。銀在古代是天子給大臣賞賜寶玉等物時一同賜下的東西，開始時並不用於交易，到明代，才漸漸流通起來。白銀成了通貨，政府由於必須製造一定數量的貨幣，就不得不考慮銀的純度了。所以，從明代起，對金、銀純度的研究花費了不少心思，如摸、吹、看、聽音等等。從明代關於古董的書中可得知銀也有各種種類的，最上等的銀叫金花銀，就這樣，銀也漸漸有了等級。但明代時中國流通的白銀總量還很少。這從明末萬曆年間的租稅總額中可窺探一二，當時全國的租稅數額有明確的記錄。明朝的稅收並不統一，在出米的地方就交納米，出草的地方就交納草，萬曆年間所交銀兩不過四百萬兩，可見明代的銀是很稀少、貴重的。豐臣秀吉徵伐朝鮮時，中國七年時間只用了五百萬兩白銀，但中國朝廷為此卻出現了混亂，這也是明代衰亡的原因之一。僅僅是五百萬兩就引起了朝廷的混亂，所以後來萬曆年間皇太子結婚時用了一千二百萬兩，必然造成更大的不穩定。到萬曆末年征伐滿洲，向全中國徵收了一千六百萬兩左右的租稅，反而引起了內亂，導致了明朝的滅亡。但到了清朝，白銀就大量增多了。道光末年鴉片戰爭前後，中國的財政中，白銀的收入約有四千五百萬兩，少的時候，也有三千七八百萬兩。明末只有四百萬兩，清朝的白銀收入是過去的十倍，可見白銀數量的增長之多。但說到底有多少白銀產自中國本土，實際上卻是很少的。清朝以後，礦山最多的地方是雲南，康熙、乾隆年間，雲南的開礦事業，既有政府行為，也允許民間開發，政府向其收稅。關於礦業相關的情況，有一本書，叫《滇南礦廠圖略》，記載了雲南的礦藏情況。從這本書中可知雲南有大量銅礦出產，但銀的出產量是極為有限的。萬曆年間，政府曾在雲南挖掘銀礦，共開採了七年，這可以算是萬曆年間可數的重大事件之一。然而七年的時間裡，只開採出了三百萬兩。也正是因為這七年的開採，導致萬曆的統治出現了很大的弊病。據《滇南礦廠圖略》記載，這個地方在之後一直沒有再出產銀。但到了道光年間，中國的白銀總量卻增加了，這全是由於貿易而從海外流入的。近日墨西哥白銀在中國廣泛流通，而在這之前，還有許多的外國白銀流入中國。 3.貿易的影響 《古今錢略》中記載了流通到中國的外國錢幣種類，據此可知各種外國貨幣。其中最主要的是西班牙的錢幣。通過這本書還能了解到，外國的貨幣是如何在中國大量流通的。貿易是這些外國錢幣流入中國的主要途徑，大部分是藥品和茶葉的交易，後來以茶葉為主。因此，到乾隆以前，中國靠貿易獲得了非常大的利益。乾隆皇帝在位時可謂太平盛世，統治階級過著極其奢侈、幸福的生活。國內也沒有戰亂，財政收入也增多了，與外國進行貿易使得大量貨幣流入中國，整個國家都富裕了起來。儘管如此，乾隆末年英國使者馬戛爾尼來到中國要求通商時，乾隆還是拒絕了他。實際上，中國從對外貿易中獲利頗多，中國是在不知不覺中從外國獲得了利益，因外來的錢富裕了起來。而之後的情況就反過來了，這就是鴉片貿易。鴉片從明代起就輸入到了中國，其中還有從暹羅進貢而來的鴉片。康熙、乾隆以來，南方一直流入鴉片，最初是把鴉片作為藥品使用，後來就引起了吸食鴉片的泛濫。濫用鴉片已經在當時的台灣地區顯現出了弊端，吸食鴉片對身體非常有害。儘管如此，還是有大量鴉片輸入。就這樣，至道光末年，每年由茶葉出口而積聚起來的銀錢卻不得不因為鴉片的貿易而流出，從而引發了財政方面的危機。此前變得低價的白銀又再次貴重起來，銀價高漲就造成了政府財政的困難。以往中國政府收稅的方法是在民間先交銅錢，中途換成白銀，而中途兌換時，如果匯兌行情大變，政府就會受到損失。當時的中央政府由於兌換銀錢的行情變化，經常受到嚴重損失，這也是道光以來中國國力逐漸衰落的原因之一。由於這些情況，統治者也漸漸感受到了鴉片的危害，為了杜絕這種危害，就有林則徐虎門銷煙一事，引起了動盪，最終發生了鴉片戰爭。虎門銷煙在《中西紀事》《粵氛紀事》《夷匪犯境見聞錄》《海外新話》以及《潰癰流毒》等書中都有記載，這些書對日本產生了重要影響。《夷匪犯境見聞錄》的手抄本傳入日本時，很快就被翻譯成了《海外新話》，是由嶺田楓江在嘉永年間翻譯的。他去過北海道和東北地區，曾在我家短住，我父親與他見過面。當時我父親十三歲，他二十八歲。嶺田楓江在年輕時對日本北方與俄國的疆界就非常關注，在那時就是個有識、有志之士，一讀到《夷匪犯境見聞錄》，就覺得此書十分有價值，便將其翻譯成了《海外新話》。但在德川幕府時代，這樣的書與幕府的精神意志是不統一的，於是被下令不得再版，還把嶺田楓江驅逐出了江戶，趕到上總，後來他一直活到明治二十幾年。在《海外新話》中，他很有見解地提出必須注意貿易關係和外交關係，他的思想對之後的日本有很大影響。但在當時的中國，知道《夷匪犯境見聞錄》這個書名的人寥寥無幾，這本書在中國就是處於無人問津的狀態，反而傳到日本後引起了極大注意，並在日本人加強對西方人的警戒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說，日本人總是對周圍的事情十分敏感，這種敏感也為後來的發展帶來了好處。除了《海外新話》，日本當時還出現了另外一些類似的書籍。鴉片戰爭時，中國寧波的乍浦有人寫了《乍浦集詠》，這不是一本關於鴉片戰爭的書，而是與乍浦當地相關的詩集，其中收錄了一些有關於鴉片戰爭的詩。這本詩集傳到日本後，便引起了日本對鴉片戰爭的關注，很快就在日本多地同時出版。當時日本有名的學者伊藤圭介、小野湖山，還有其他人，都同時組織出版了《乍浦集詠》。這些書籍的出版都體現出鴉片戰爭給日本人帶來的衝擊，許多學者都意識到，在此種境地之下，日本也必須考慮這些問題。當時社會上的這種輿論為日本維新運動的興起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這也成為後來日本逐漸強盛的原因之一。要之，中國在貿易關係上的轉折，與日本產生非常的關係。也就是說，就引起日本的隆興而言，漸漸地各種關係來來回回，都與日本自身產生直接的關係。如前所述，滿洲統一成為滿語興盛的原因，而滿語又給日本的國際關係以影響。從貿易方面講，中國的貿易影響也關係到日本的國勢。 剛才說到了各種錢幣，別室也陳列了它們的樣本。咸豐年間太平軍起事，中國財政困窘，於是也發行了紙幣。別室也陳列了這種紙幣的樣本。財政困難期間，為了節省，政府常常會造大錢。日本在財政困難的天保年間就造過天保通寶，一個相當於百文，所以叫「當百」。咸豐年間造了相當於五十文、一百文的大錢。這種事情只在財政困難時才會出現。在內亂興起時，財政更加困窘，也就會出現這種事。清朝的錢形制多樣，這裡有一本《制錢通考》，與各種錢幣同時展出。今天的講演就講到這裡。 * * * [1]即丘處機的隨行弟子李志常所著《長春真人西遊記》。——編者 [2]指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