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中國通史 · 第一章　帝王及內治

本次京都大學的夏期講演會，我擬用《清朝史通論》為題來講解。但給我的時間總共才十二小時，所以，只能是非常簡單地講講大概的內容。但即便是大概的內容，若要闡釋明白其中涉及的史實，十二小時當然也遠遠不夠。因此，我準備儘量避開那些廣為人知的一般性清朝史著作，也儘量少涉及近年出版的有關拙著，即儘量避免重複《清朝衰亡論》與《支那論》兩書中的內容。此外，友人稻葉岩吉近年所著《清朝全史》，對清朝的政治、軍事和其他國家大事均有涉及。所以，我也不再贅述此書內容。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作極為概略的講演，我擔心諸君聽完講演之後，很快頭腦中就留不下什麼東西了。因此，我把相關材料儘量發給你們，以便諸君看過後留有印象。另一方面，最近幾年來有關清朝的史料陡然增多。要知道，在十五年前，就算想研究清史，也會因缺乏材料而痛苦，因此，那時的研究不能謂之真正地著手研究。後來，特別是自中國革命動亂以來，各種材料不斷湧現。對此，我要講的首先是目前我們能搜集到的有關材料究竟有多少。現在，我計劃給諸君看的材料，得到本大學講師富岡謙藏君的協助——我自7月20日從東京回來在短時間裡匆忙搜集材料。終於，材料算是找齊了，但另一方面，要對過去研究中存在的問題進行深入分析，再在這裡來給諸君演講，時間上幾乎不可能。因為我幾乎把這十天時間都用於整理材料了，所以這只能算是非常籠統的、概略的講演。不過，我希望講過之後能留給諸君一些東西。所以，我把每天所講的要點印刷出來，發給你們。今天是講演的首日，這是發給諸君的材料；從明天開始，我會把下一日要講的內容提前一日發給諸君。這樣，諸君大可利用夏天的午休時間先預習講義，這對次日的聽講是有所裨益的。以上，就是本課開始前的一些預先交代了。 一 關於清朝史的著述 首先，所講內容是有關清朝史的著作。諸君知道，清帝退位不過三四年時間，是不太久遠的事，因此，有關它的史料非常之多。不過，這些史料很多沒有經過整理。當然，中國有分類細緻準確的記錄製度，只要不斷積累每天的記載，就能將史料整理出來。在中國，每換一個帝王就要做一份「實錄」。此處的綱目中有一欄叫「豐富的史料」，列舉了諸種書籍的名稱，其中就有各種「實錄」。針對這些材料，政府大體作為職責來整理，而歷史學家能從中選擇材料，從新的角度來著述鮮活的歷史。但因清朝剛剛滅亡不久，尚無足夠時間開展此項工作。記錄中國曆朝歷史的「正史」一旦完成，作為正史素材的史料大多會亡佚。但十分幸運的是，今天的我們還處在清朝史材料尚未亡佚的時代，可以充分利用其開展研究。但另一方面，材料卷帙浩繁，難以分析也是實情。以實錄為例，明代的實錄非常簡括，前幾年我曾抄錄過全部明代實錄，以日本的冊數來算，十個帝王的實錄僅七百餘冊。但清代直到今天為止的實錄，比明代的十倍還多，實在是數量繁複。它們能否被我們全部看到呢？不能說沒有這種機會，但現在卻無法輕易看到。我們前些年在奉天調查古籍史料時，把自己想看的部分都看了。當時，我們欲將上述資料全部帶回日本，但由於政府可能認為這些類似紙屑的玩意對日本沒有什麼意義，只是空費運力，就並沒有同意。因此，儘管我見過以上所說的種種材料，但都眼看著它們溜過去了。總之，這些材料是存在的，只是現在不易見到，研究它們尚有困難。關於這些材料的類別，我在「豐富的史料」條目中分為「滿文老檔、三朝實錄、方略、聖訓、國史列傳、諭折匯存」等名目，一會兒去參觀那邊的陳列室時，可看到展出的各類文獻標本。那時，我會再對它們進行一些說明。 其次，是「《三朝實錄采要》及《事略》」，這是日本人依據確鑿的史料所作的最早的清朝史研究，所以，我專門把它記在這裡。這是距今一百二十年前，與我同一舊藩的永根鉉——後改名北條鉉，也可能先叫北條——的著作，雖然這僅是實錄的摘要，但他可以讀懂清朝難懂的地名、人名，並把握要點，也委實不易。綱目中有摘抄《清實錄》的中國書《東華錄》，而較之《東華錄》，《三朝實錄采要》某些地方更得《實錄》的意味。這是日本有意識研究清史的開端。為了特別凸顯此人此舉的意義，我在此專門提出此書。 再稍往前看，此綱目的開頭列有《聖武記》三種、《湘軍志》、《湘軍記》，此處只舉出了三種有代表性的歷史著作。《聖武記》是魏源所著，在日本也有部分的翻刻，而且原書也曾在日本流傳，所以比較容易看到。此書出過三版，每版都有差別，這是中國人憑藉自己的智識編著的新一代清史力作。《湘軍志》《湘軍記》是講述近年太平軍史事的書。《湘軍志》作者是王闓運，他在書中記述了許多目睹的事件，除單純的歷史事實外還記錄一些內情，是近年一種有名的歷史著作。《湘軍記》記載同樣的事件，作者是王安定，但相較於前者，對某些事的記載不能說證據充分。 再者，《東華錄》二種是《清實錄》的摘要，並非著作，但對於現在很難看到《實錄》的中國人和日本人來說，仍是不可或缺的研究材料。像這樣的材料還有很多，現在要儘量捜集能看到的材料，就已經非常費力了，因此，研究它們就更是需要大量時間、精力的事了。 清朝曾花費六十年時間編纂明朝兩百多年的歷史。清史材料十倍於明朝。這樣計算，就要六百年時間來編纂清史了，比清朝歷史都長。難以想像要花如此長時間。所以，為了編纂清史，現在袁世凱政府開設了清史館，不過至少也要十年到十五年時間吧。明初則用了急就章的方法，只用了一年不到的時間，就編撰完元朝一百多年的歷史。如果按這樣的速度，大概只要兩三年時間就能編成清朝兩百多年的歷史。但我不清楚會如何編成。至少，中國人已經將所有史料收集起來，開始予以研究了。所以，我們幾乎沒有希望得到這些材料了，只能盡一切可能的努力。在某些問題上，尚未理出一個研究的頭緒。今天，我只就一些剛起頭的僅有的研究概況講一講。 這裡有個標題是「帝王及內治」，實際上只要「帝王」就行了。現在的世界大勢是政治奠基於全體國民的意志之上，中國如今也建立了共和政體。但我現在要講的清史，為什麼要特別突出「帝王」呢？因為在清朝政治中，帝王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們到後面將逐漸明白這一點。所謂清朝的政治，可以說除了帝王，幾乎就沒有其他內容了。在別的朝代，除了帝王還有宰相，宰相也是在政治中地位非常重要的人。明太祖顧慮宰相一職的弊端，就廢除了宰相制度。因此，在明朝以後，就沒有可以稱作宰相的官職了，但數代以後，如遇年輕帝王登基，就感到必須有宰相輔助。即使如此，也不稱宰相，改稱「內閣大學士」，實際執行宰相的職權。清朝也有內閣大學士，但不過虛名而已，幾乎不能發揮宰相的職能。在君主幼弱時，清朝有攝政王、皇太后攝政的制度，宰相不能執政。僅在一個時期內設置過輔政大臣，幫助幼小的君主執政。這有點像宰相，但大多數情況是一旦君主成年，就全部辭退他們，把政治權力完全集中在自己手中。這是清朝政治的特別狀態。所以，有必要把帝王作為清朝政治上的一大要素，並作為標題專門標出。 二 歷代帝王及攝政王、訓政太后 現在講第二個題目，我已在這裡寫出了歷代天子的名字。在最後部分是德宗景皇帝，即光緒帝，他的繼任者宣統帝退位後中國便成了現在的局面。在那邊的陳列室中也展出了這些天子的遺墨。 其次寫著「入關前的二帝」，即太祖高皇帝和太宗文皇帝，被稱為入關前的皇帝。所謂「入關」，即清朝從東北的龍興之地進入中國的本部北京，因為要通過山海關，所以叫入關。這兩位入關前的皇帝，起於東北山中距今奉天以東三十里的黑圖阿喇（即赫圖阿拉），在兩代人共四十至五十年里，滿洲迅速壯大實力，一直打到山海關以東十多里的地方。但山海關以東十多里之內，仍是明朝的控制區。此時明朝正爆發李自成起義，一時間勢大難制，從西邊的居庸關進攻北京。在明朝末帝即崇禎皇帝時，李自成攻陷了北京，崇禎帝在城中的景山自縊身亡。由於內亂，明朝就撤回了山海關的防禦力量，清朝趁機從東北攻入中原。但當時，最初的兩位皇帝已經去世，第三代為年號順治的天子，七歲就登基稱帝。這時由睿親王攝政，率領大軍攻入北京，隨後迎接世祖順治帝入京。有趣的是，清朝當初攻入北京時掌權的是攝政王，而今清帝在北京退位時掌權的也是攝政王，可謂以攝政王始，以攝政王終。一般說來，按照清朝的制度，王爺攝政理所當然，但皇太后攝政則並非順理成章，更無人臣攝政之理。人臣攝政稱為「輔政」。聖祖仁皇帝八歲即位，實行輔政的大臣叫輔政大臣。但最後到了西太后時，實際由她攝政。蓋因文宗顯皇帝，即咸豐帝死後，其弟恭親王雖控制了政府，但據咸豐帝的遺詔，他死後掌權的人不應是恭親王，而是當時最有勢力的大臣之一肅順，此外還有一個叫端華的親王。但只有肅順得到咸豐帝的青睞，接受了他的遺詔。當時，西太后還沒有成為太后，當時的太后是東太后。這兩位太后商量決定，除掉肅順，自己掌權。於是，最初執政的是東太后，到後來，權力才慢慢轉移到西太后手上。人們對有關西太后的評論至今仍記得很清楚，她是個很有政治能力的人。東太后是咸豐的皇后，西太后只是貴妃而已，但是，東太后才疏學淺，對奏摺公文之事尚沒有處理的能力。而西太后則主動地批閱奏摺及其他文件，並降旨命內閣大學士或軍機大臣辦理，是一個富有決斷力的女人。又由於她是繼位的同治帝的生母，便在日後漸漸掌權，最終攀上太后之位。依靠她在政治上的出色才能，西太后的時代國勢一度中興。 再來講講最早的攝政王——睿親王之事。今天的聽講者中有一位來自福井的上田君。就睿親王及其他史事，我去年曾到過福井作過種種調查。有趣的是，在清朝從東北進入北京的那年，在日本一個叫新保的村子裡，船夫們正要出海去松前，但不知何故，竟漂流到了中國東北。滿洲人殺害了大多數船夫，只把其中的十三人押往奉天。當時，正好奉天的滿洲八旗要遷往北京，就把他們也帶到北京去了。當時的攝政睿親王被稱為九王子，即排行第九的王子，正在北京，順治帝也從奉天遷到了這裡。到了北京後，攝政王很可憐這些從日本漂流來的人，就召見了他們，其他的親王們也感覺從日本漂來的人很稀罕，就讓他們唱歌、喝酒。這些越前新保的漂流民見證了清朝初入北京時的景象，其中有一個叫竹內藤右衛門的人，回到日本後，寫了一本《韃靼物語》。我擬將去年以來對此事的調研結果寫出來，但尚未寫成。雖然作了大體研究，但還未整理成稿。總之，這群人經歷了一次離奇之旅，又回到了日本。假如是今天，在北京看到清帝退位，也不算什麼稀奇事，但能在當時的北京親歷清朝入主中國，還是非常稀奇的。這些漂流民回到日本後，還被特地叫到江戶幕府去講述他們的行蹤見聞。當時的筆記中，還記著少量的滿洲語和一些漢話。其中還記錄了與睿親王見面的情景，形容睿親王看著是一個消瘦、慈祥的人。這很接近真實的睿親王形象。由於身體不好，睿親王有點像個病人，去世時只有三十九歲。但作為一個出身於荒涼落後地區的滿洲人，他卻具備相當優秀的才能以應對一切政治、軍事上的事務。在當時的中國有許多人才，他都能不費力地駕馭這些人。同時，他接受漢人的建議，在定鼎北京後，很快就建立起中國式的統治，而不是用滿洲式的政治來刁難漢人。他起用漢人做高官，恢復了正常的秩序。睿親王只在北京攝政六年，但在這期間，中國整體上基本實現安定。因此，睿親王是非常有政治能力的人。清朝最後的攝政醇親王就沒有睿親王這樣的能力，這或許也是清帝只能退位的一個原因。另外，醇親王與睿親王所採取的政治策略也恰恰相反，這在後面將提到。 三 清朝帝王的特點及其形成原因 第三，寫著「清朝帝王的特點及其形成原因」。之前已提到的清朝皇帝的獨裁權力，可以說正是其特點，此外，作為個人的帝王還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清朝皇帝都接受了非常完善的教育，並幾乎成為一種傳統。此點望諸君先有所認知，然後我們再來講解這個特點形成的原因。 一開始清朝也並不看重教育，但清初時多少已有這樣的趨勢。為什麼呢？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皇帝的繼承者或者說帝位並不是一開始就確定好的。最早的天子即太祖高皇帝死後，即位的是太宗文皇帝。按理說，太宗文皇帝即位成為天子後，其他兄弟應居於人臣之位，但事實不是如此。太祖死後，較有權勢的有四個貝勒，太宗文皇帝是其中一個，是四貝勒，此外還有大貝勒、二貝勒、三貝勒。大貝勒代善是太宗真正的哥哥，太祖高皇帝的次子，後來封為禮親王；二貝勒阿敏是太祖的侄子，太宗的堂兄弟，後來失了位；三貝勒莽古爾泰，也是太宗的哥哥，後來也失了位。這樣，留下的就只有四貝勒太宗文皇帝了。 太祖剛死時，四個貝勒暫時都有作為君主的同等權力。新年賀禮時，大臣叩拜君主，四個貝勒同時南面受禮。其中四貝勒在軍隊中最得人心、素有威望，自然是最有實力的。因此，四貝勒逐漸得勢，形成天子之位舍他其誰的局面。此時，二貝勒征伐朝鮮失利，後來又在征伐明朝即從山海關後面進攻長城回軍時遭遇大敗，所以也漸漸失勢。另外，三貝勒莽古爾泰也想爭奪天子之位，背後策劃了種種計謀，與四貝勒的關係降到冰點。為此，莽古爾泰死後，在軍隊中有威望的太宗，搜集各種證據，擊敗了莽古爾泰的後裔。大貝勒與四貝勒一樣，在軍隊中也威望頗著。其子薩哈廉非常聰明，他總認為國家大權終將歸於四貝勒，因此，規勸父親大貝勒讓權給四貝勒。這樣，雖然大貝勒是大哥，也只能讓四貝勒做皇帝。但太祖去世時卻並非如此考慮。因為按滿洲人、蒙古人的繼承習俗，一般由小兒子繼位，與日本的長子承繼恰好相反。因此，太祖最初擬傳位給九王子，即前面說過的攝政睿親王。睿親王當時是太祖新子，但他非常明智，主動讓位給了眾望所歸的四貝勒。總之，王位的繼承並不是確定的。後來太宗死時，肅親王（即今逃亡旅順的肅親王的祖先）是其長子。雖然有長子，但後來繼承王位的也是排行第八還是第九的王子。雖然當時肅親王憑藉戰功已聲譽卓著，但仍由太宗年僅六歲的小兒子繼承皇位。這可能還與母妃的出身等因素有關。當時，太宗文皇帝的皇后，即後來的世祖章皇帝（順治帝）的母親，與攝政睿親王結了婚。身為皇后、皇太后的人竟能與別人結婚，是非常難以想像的，這說明滿洲人距其淳樸時代並不遠，所以才會發生這樣的事。因而，在《實錄》中記載，睿親王最初位居皇叔父，後來晉升皇父。現在還可見到當時的考試答卷也有皇父的記載。因此，攝政睿親王與世祖的母親有一定的關係，才使這小孩子成了皇帝。這總不是什麼好事，因而如此看來，不確定王位繼承人也未必是什麼好事。 等到聖祖仁皇帝時，清朝入主中原，成了中國的主人，曾一度立過太子，但太子沒有成功即位。當時請求再立太子的各種呼籲不斷，因為毫無疑問，中國的帝位必須由皇太子繼承。因此，有人竟觸碰天子的逆鱗，直言進諫，而天子當然不會饒恕他。從此，在清朝的家法中，不冊立皇太子竟然成為慣例。所以，當時的情況是這樣，天子會讓全部皇子都能接受教育。在綱目中有「上書房的讀書」一欄，就是讓皇子們在「上書房」一起讀書，接受教育，不明確誰當太子。如果清朝天子有了中意的人選，感覺必須考慮皇位繼承人時，就會在一張紙上寫明誰為皇儲，再將它藏在乾清宮「正大光明」匾的背後。倘若天子死前未留遺言，則找到匾額後的遺囑看繼承人是誰；若天子是漸漸老死，當然就會有遺言立誰為繼承人。總之，皇太子並非預先確立。為了能成為天子的候選人，皇子們都從幼年時起就勤奮讀書，嚴守規矩，受到良好的教育。 其次，在綱目上寫著「各帝的文化活動」一條，列舉了諸事例。雖然清朝是以夷狄入主中國，但歷代皇帝都擅長文事。這在那邊的陳列室中都有證據予以證明，大家看後會有所認識。 在這條的開始有「世祖的中原文化愛好　遺詔」字樣。世祖去世時只有二十四歲。他不被滿洲人歡迎，因為他從中國東北到中原後，目睹中國文化的進步，就愛上了中原文化。明朝滅亡時，遺臣曾作《萬古愁曲》，抒發明亡之悲嘆。世祖非常喜愛這首曲子，詠唱不斷。身為代替明朝的天子，竟還如此同情已亡的前朝。正因為他太偏愛中原，所以很難被滿洲人歡迎。他二十四歲就死了，很可能是猝死，但留下了遺詔。遺詔共有二十多條，其中重要的一條是：我太過愛中原，有些疏離滿洲人。一般而言，遺詔應寫自己死後可立誰為太子，但也寫到自己改變過去的政策所受到的議論。世祖在遺詔中卻寫上偏愛中原等事，雖含悔意，但也足以表明世祖對中原極其偏愛。 再次是聖祖，八歲就即位了，所以有輔政大臣。他年輕時就長於謀略，對輔政大臣的權勢深感不安。他十三歲時，就找來一群力氣大的小孩，常與他們一起摔跤。有時，等到他不滿意的輔政大臣入朝時，就指揮孩子們突然捆住那個大臣，進行毆打。他就是這樣一個小小年紀就擅長謀略的人，特別是在清朝定鼎中國以後的第一次叛亂時期，更突顯了他的謀略。明朝降臣、被封為藩王的吳三桂和其他兩個藩王，受到清朝重用，擁有大片的封地。吳三桂在雲南，尚可喜在廣東，耿精忠在福建，三人都是明末清初戰功赫赫的將軍，也曾對戰清軍。當時，清朝的宿將多已離世，幾乎沒有將軍有能力抗衡這三位藩王。因此，戰爭伊始，清軍就在三藩之役中多次被打敗。其時聖祖僅有十九、二十歲，雖為青年，卻能親自謀劃，從容指揮，一天閱覽幾百封奏摺，並一一予以批示，諭令大學士各負其責去施行。因此，雖然清朝軍力較弱，但因奇謀善策，只用七年時間便平定了三藩之亂。這位天子氣度恢弘，並非只是為了入主中原而感佩中國文化。當時，西洋傳教士已進入中國，他抱著利用世界知識以構建大帝國的雄圖偉略，虛心向他們學習西洋知識。後來，蒙古準噶爾部叛亂，他親自統兵討伐。陳列室中有本書叫《親征平定朔漠方略》，由此書可知聖祖平叛事略。總之，聖祖不僅具備傑出的軍事才能，而且文化知識上也有過人之處，通曉西洋的語言和藝術。這正是聖祖出色的地方。由於他，清初的統治根基得以鞏固。 綱目中，下面是「世宗的禪機　文字獄　朱批諭旨　猜疑之主」，世宗即雍正帝。他上承已開展各項工作的聖祖之後，是個極其擅長處理細密嚴肅工作的人。他並非按照預先定下的遺囑繼承帝位。他的兒子，即乾隆帝，從童年起就聰敏出眾，氣質良好，手腕高強，聖祖曾想立這個孫兒為儲，但最終卻立了世宗。世宗還是親王時，想法就不同於聖祖，他主要密切關注地方官僚的舉動。所以，他登基後，尤其擅長偵探政治，竭力探知臣子的事情，是非常危險之人。他與兄弟的感情，不是特別好，就是特別壞。對待關係壞的兄弟，就強加惡名進行迫害；對待關係好的兄弟，則予以優待。在學問上，他信仰佛教，研究喇嘛教，也愛好禪宗。雍和宮是他的寢宮。自康熙年間以來，中國人在清朝的政治壓迫下，逐漸產生的不滿情緒，越來越反映在言談和學者書籍中，既有詩歌暗中譏刺清朝為蠻夷，還有許多類似的文章。由此，導致文字獄屢屢發生，其中以呂留良案最有名。雍正帝是偵探政治家，但氣量大過一些日本的偵探政治家。對於探知的結果，他不是秘而不宣，而是全部公布，這也是他的傑出之處。對於中國人寫的謾罵清朝的東西，他也並非秘而不宣，還親自執筆反駁。如你是如此說，但事實上沒有道理，一一予以辯駁。這些辯駁書中有名的就是《大義覺迷錄》，在陳列室中也展覽著。《大義覺迷錄》就是雍正帝對呂留良一事的辯駁書。天子親筆寫作對臣子的辯駁書，令人多少有點奇怪，但也見得在他執政期間的開放性。他既有陰險之處，又有開明之處。還有他的朱批諭旨，這是他對上奏文書所作的漢語批註。諭注一般僅一兩行，而雍正的批註卻寫得非常長，這就是朱批。後來，由於它成為清朝政治的標本，所以被專門印刷出來。雍正帝是猜疑心深重的人，所以，尤其加強政治上的管控。在他以前，遵循明朝以來的做法，除了中央政府規定的租稅之外，地方官還要追加徵稅，把增收部分納入個人的腰包，這已成為慣例。但雍正諭：從百姓處收來的租稅必須全部上繳天子。如此就封住了地方官的錢包，但相應地，新發給地方官一種津貼——養廉銀。這是為了使你們不違法亂紀，在每月薪水之外，再發給這些特殊津貼，但作為交換，你們從百姓手中收來的租稅則必須全部上繳。由此可見，當時很多中國的官吏是不廉潔的。因此，從那時起，天子的收入有了很大增長。但實際上都是剝削人民得來，因此，政府收入確實是增加了，而減輕百姓負擔卻並無效果。雖然在他之前的聖祖也同樣是具有雄心的天子，但一生卻過得貧乏；從雍正帝起，才算是富裕起來。在雍正帝時代還不很明顯，但到了他之後的一代就非常富裕了。 雍正帝之後是高宗乾隆帝。他在位六十年後，讓位給次子，又活了四年，在八十多歲時離世。他二十五歲登基，年輕時擅長文事，以文事自鳴，認為只要是中國學者所能為，就沒有自己不能為的。所以，他既作詩，又作文，什麼都要嘗試做。他在詩文里用了許多艱深晦澀的典故，並拿此去考中國的學者們：你們明白這些典故的來歷嗎？如果對方說不知道，他就非常高興，以此顯示自己學問之高深。在任何一個盛世，都會出現這樣的天子。總之，他是一個富有才藝之人。此外，他也大力推獎自己的母語——滿洲語，致力於復興當時已經衰微的滿洲語，為此，他專門編撰滿洲語字典，還獎勵振興滿洲語的各種工作。他規定：不論是滿洲人，還是其他人，只要進入翰林院，都必須懂滿洲語。這樣，不管你多有才，如果不懂滿洲語，就不能進翰林院。後來，他又平定了蒙古。與雍正帝不同，他與中國人同是儒教的信徒，一直不信仰佛教。但為了綏靖蒙古，他又提倡蒙古語的必要性。之後，因為和西藏喇嘛教的關係，又學習藏語。隨後，由於平定了說維吾爾語的民族，又來研究維吾爾語。總之，他幾乎研究過自己所平定的所有異民族語言，這在明天將詳細講到。他認為任何地方的語言其理論都一致，並且頗為自己的這一發現而得意。如此，他很熟悉這個統一國家的事務，親自對各種事務進行處理。另一方面，為了振興滿洲，他特別給予滿洲八旗以最高賞賜，將政治、軍事上的重大事務也全交給滿洲人辦理，而自己卻只是出於對中國學問的喜愛，埋首研究中國的學問。 他是造就中國鼎盛時代也可說是黃金時代的天子。國力在這六十年中臻於全盛，隨後就逐漸顯出衰勢來。由於乾隆帝的榜樣，清朝歷代天子都有御製的詩文集，其中也有不是自己所作。但康熙、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帝都是自己寫作詩集、文集。不僅是登基以後的詩文，在登基以前的詩文也要編纂起來。在綱目中寫著的「潛邸的全集」就是登基之前的作品。此外，還有「欽定書之多」一項，到底有多少欽定書，我尚未一一進行調查，但禮親王昭槤非常熟悉清朝之事。他所著《嘯亭雜錄》，其中列舉了一些目錄，證明欽定書的確非常多，雖然統計得並不很充分。 因此，清朝歷代皇帝都非常擅長文事。若與明代相比較，明太祖是比不過的。他是從乞丐到盜賊，從盜賊到天子的。他也寫文章，寫好後讓學者改，改多了就發火。今天還留存著的明朝《高皇帝御製文集》中，也摻雜有非常差的惡文，但總之明太祖是寫文章的。其後的明宣宗是個學者，真正做學問。儘管明朝是起於有文化底蘊的國家，但與清朝比較的話，還是清朝天子們的文才稍勝一籌。在臣子的上奏文書上的朱批，能親筆寫的天子大多自己寫。明代天子的朱批中有俗語和口語中的俚語等，而清朝則斷不用這類詞語，全都是典雅華美的漢文。 這既是好事，也是壞事。推獎文章的成果是：康熙帝時有一種叫《古今圖書集成》的一萬卷的大型欽定書，乾隆帝時有《四庫全書》這一卓絕古今的大部叢書。從一方面看，這留下了文化事業上的豐功偉績，但我在綱目中還寫著「違禁書目及其實例」。清朝在修《四庫全書》時，對明代或清初譏諷清朝，以及在書中有「夷狄」字樣的書籍，或部分刪改，或全部銷毀。這是修《四庫全書》產生的一個副作用。所謂「違禁書目」就是列出一個妨礙統治的書目。誰看到所列的書籍就要送到朝廷進行銷毀，但是總難真正貫徹實施。因此，雖經朝廷屢下嚴命，但仍然難以實行。我手裡有一本書，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因為這本書有部分內容違禁，所以在書目處附印著天子的禁令，寫明已經刪除了這部分，但當我翻到書中的刪節之處，卻發現這部分內容還在。只要在目錄處寫明已刪除，就能逃過檢查。雖然清朝取締違禁書並不算徹底，但的確讓許多書從此消失了。只有一些較早傳到日本的書籍，雖然後來成了違禁書，在清朝看不到了，但在日本還能見到。此外，還有「武英殿聚珍版書」也是編纂《四庫全書》的產物。在乾隆以前就有活字印刷術，但在乾隆時應用更廣泛，所以，就有了「武英殿聚珍版書」。這些都表明了清朝帝王的特色，儘管他們的祖先起於夷狄，但卻推崇文化，而且自己也致力於此。 其次，是「節儉　康熙帝的上諭」一項。明代宮中的宦官總數約有十萬，而康熙帝時減少到只有四百人。兩相比較，可見是非常節儉的。因此，康熙帝時宮中用度減少到明代的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甚至四十分之一。康熙帝時宮中尤為重視節儉，後來隨著清朝財富的積累，才逐漸變得奢靡起來，但總體尚未達到明代的程度。明萬曆時皇太子大婚，從地方上一次就徵收了一千兩百萬兩白銀。相較而言，清朝的特點就在於節儉。 再次，是「寡鮮失德　處置內寵、宦官的嚴肅」一項。在歷朝天子中，清朝天子是較少失德的。明代的天子武宗為了自己寵愛的女人，到處巡遊，而清朝沒有這類事。清朝管束宦官也是十分嚴格的，它廢除了宦官的衙門。即使西太后時宦官有點驕橫，管束也還是嚴厲的。西太后有一個十分寵信的宦官安德海，他攜帶西太后的密令去湖南。但清朝鑒於明朝的教訓，不允許宦官出都，若膽敢私自出都，捕獲後會被殺頭。在安德海路過山東時，時任山東巡撫丁寶楨下了很大的決心：即使是西太后的寵臣，也要將之緝拿歸案。但不論士兵還是巡查，都很害怕，不敢靠近。結果，還是丁寶楨嚴令士兵將其拿下，斬首正法了。隨後，丁寶楨向朝廷奏報：「安德海稱受了朝廷命令出都來此地，被我依法斬了。」可見，即使對於西太后所寵信的宦官，當時的宦官管理制度還是能夠得到有效執行的。因此，清朝天子較少失德，與明代相比十分明顯。此外，所謂西太后受到咸豐帝的寵愛才變得跋扈並非事實。雖然西太后生了咸豐帝的兒子同治帝，但她卻是在同治登基之後，作為天子的生母才逐漸得勢的，即她並非因為咸豐寵愛女色而得勢。乾隆帝稍有此嫌，但基本上沒有過分寵愛女色和宦官。少有天子失德之事，這是清朝天子的特色，也是清朝儘管系從周邊入主中國，卻能長期穩固執政的重要原因。 四 清朝政治的特色 談起清朝政治有何特色，就不得不談滿漢雙重體制。首先，在任命官吏方面，要設置滿漢同樣的官職。如設置吏部尚書，有滿吏部尚書和漢吏部尚書；設置左侍郎、右侍郎，就有滿左侍郎、漢左侍郎和滿右侍郎、漢右侍郎。凡重要的官職均為滿漢配套設置。其次，關於重要的典禮、記錄，也都使用滿漢兩種文字書寫，連一些奏摺也要用滿漢文字書寫。雖然很費事，但在政治上總體實行滿漢雙軌制。此外，還有其他一些奇事。在中原，依照禮制，歷代天子都要祭天。但是，依照滿洲的禮制，中國東北另有一個叫堂子的地方，在這裡舉行祭天之禮。同樣是祭天，滿洲人在堂子裡祭天，不同於漢人的祭天。如此，雖說在經濟上不夠節儉，但清朝盛時在其他方面節儉了，所以，這方面多些花費也沒有大礙。但是這種雙軌制的統治方式，既是清朝特色，又是給清朝帶來弊病的本源。因為，怎樣統治中國、統治漢人畢竟是重要的事情，而管理滿洲人只是次要的事而已。但這種情勢越往後發展，處於統治地位的滿洲人的勢力逐漸衰弱了，漢人的力量自然就壯大起來。這對滿洲人而言是一種痛苦的矛盾，也是清朝政治走向衰敗的原因之一。 此外，政治衰敗的另一原因，就是我在下面寫的「注重聲名（不顧實惠）實行免稅」之事。像清朝這樣從外部入主的政權，就有相似的缺點。在執政時，將政治的好名聲看得最重。朝廷考核官員，也將在地方上是否名聲好列為首要標準。如果只是對官員的做法還行，但皇帝自己執政時也是如此。清朝免除地租，有時半免，有時全免。這在前代從來未有，因而受到好評，但這是不講實惠的。其實，從中國百姓那征來的租稅，只有極少的部分上繳中央，很多則入了官吏的腰包。雍正帝曾消除了這種情況，但不久又一切照舊。實際上，由於雍正帝的政策，百姓的負擔反而更重了。因為，雖然中央政府是免稅了，準備好本年的財政一文不入，而以國庫的剩餘資金來開支，但是，那些依靠附加稅過活的官吏，難以忍受此種情況。當然，也有誠實的好官，況且還有養廉銀，但官員以下的胥吏並不能從政府那裡領取薪俸，只能靠在百姓和政府之間盤剝中間費生活。由於沒有定額收入，他們必須敲詐勒索百姓。但是，今年政府免稅了，他們不能一直沒有收入而等到來年，於是，想盡種種名目收稅。因此，免掉了應向政府交納的稅，卻免不了入官吏私囊的稅。即使如此，中央政府還是實施了好幾次免稅，在民間得到了好評，皇帝被官吏們稱為「千古一帝」。其實，每當中國歷史上的弊政不斷惡化時，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政府不做任何實事，只求得到好的評價。 其次是「理想的獨裁制度　軍機處的創設（參照《樞垣記略》）」。正像之前說的，獨裁制度到清朝達到了頂點。清朝廢除了明代的內閣首輔制，將內閣大學士當作天子的秘書官，負責相當於宰相的工作，這樣也仍不頂用，所以，雍正帝開始設立軍機處，從朝廷大臣中——也不算太大的官，只是中層官吏——選出自己滿意的人，安排進軍機處，聽從召喚，而讓原衙門中的官員賦閒。這些大臣聚集在軍機處，承擔相當於皇帝秘書官的工作。而皇帝則實施獨裁，把軍機大臣當作文員，只是奉旨起草詔令。因此，就算是大臣也沒有自己的責任心。今天的日本內閣也存在各種責任問題，如內務省在所管轄的事務上失態，導致大浦子爵引咎辭職。但中國官吏沒有自己真正的責任，若違犯法律，當然要被革職，若觸怒天顏，當然更會隨時被革職，但唯獨從不將自己的工作視為對國家應盡的責任。由於皇帝獨斷專行，所以，大臣只是俯伏天子腳下執行命令而已。因此，這些人既可能做種種好事，也會做種種壞事。這是清朝政治的一個特色，也可說是一個壞的特色。 再次是「對學者的優待　徐乾學編纂《一統志》　博學鴻詞科（參照《鶴征錄》《詞科掌錄》）」一項。優待學者是件大好事。像中國這樣的文明古國，除了出仕的學者外，還有許多在野的其他學者。在今天的日本，從學校畢業的人也存在難以找到工作的情況，因而成為人們談論的議題。而在幾百年前的中國就是如此。當時的中國，可以出錢捐一個候補官職；成為候補官吏後，只要花錢就能變成正式的官員。因此，就算通過正式的考試，也可能做不了正式的官吏。另外，也有地方上有名的學者，在考試中落第。在中國，考試是一種命運。有一種很深的迷信觀點認為，考不好是由於運氣不好，而不是只要有學問就能一舉成功。因此，很多有學問的人都遺留在了民間，這些人總需要有個處置。康熙帝曾拿出一筆錢給他喜歡的大臣徐乾學，讓徐乾學隱居在太湖邊的洞庭山上，匯聚了許多學者。但是這種權宜之計總不是個辦法，後來就開設了「博學鴻詞科」。這是在普通的文官考試之外，再用考試來選拔有學問的地方學者。如知道誰是某地有名的學者，就由地方官推舉參加考試。其中，也有不參加考試的，也有準備考試卻在途中遊玩而不赴考的人。不過，有名的學者大致都網羅進來了。通過這一考試上榜的，要比考取普通的文官考試享有更多名譽。總之，學者得到了優待，即使對那些考試漏掉的或沒有成為官吏的學者，也考慮了優待的方法，以至天下太平，沒有不平之聲。在國家富裕時，是可以實施這樣的好辦法的，但到貧弱之時就難以做到了。 由於這諸般情由，就有了「其弊端（參照《江楚會奏變法三折》、對策等）」這一項。所謂政治上的弊端一般是很難克服的。由於諸種原因，清朝逐漸踏上末路，積累的弊病不斷顯現。尤其到了清末，由於有了與世界諸國的交往，這些痼疾已非治理好一國就能解決了。實行獨裁、重視名聲之時，治理好一國就可以了，但只要與外國有了交往，這些政治弊病就毫無掩蓋地顯現出來了。張之洞、劉坤一兩人想合作改變清朝的弊政，便聯名上《江楚會奏變法三折》。此「江」是因為劉坤一在南京當兩江總督，「楚」是因為張之洞在武昌當湖廣總督，所以稱「江楚」。當然，在他們之前也有過改革弊政的言論，但具體體現在這份上奏文中。其中，文官考試的「對策」文章有樣本展出，據此可以看到在清末這種考試純粹是一種毫無用處的形式。總之，政治痼疾漸漸累積起來，以致後來不得不有張之洞和劉坤一的變法奏摺。關於這些痼疾，我在《支那論》及《清朝衰亡論》中都有所論述。從今天所說的內容，大體可以推想出逐漸出現弊端的緣由。 五 晚清的政治 這次要講的是「晚清的政治」。「綱目」里寫著「漢人的自奮」。由於地方官吏沒有責任心，對政治事務從未盡職盡責，最終導致乾隆末到嘉慶初的白蓮教起義。這是一場宗教迷信引發的民眾暴動，先後持續達九年無法平定。其實這不過是一場農民起義，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但由於地方官缺乏責任心，不想派兵討伐起義，只想糾合、唆使地方百姓去與起義軍戰鬥。百姓一直在期盼官軍平亂，但叛亂卻遲遲平定不了，只好自己起來捍衛鄉土，最後以一己之力平定了這場大起義。由此，漢人產生了依靠自身力量維持地方秩序的想法。其次，在咸豐到同治間的太平軍之亂中，朝廷的官軍也幾乎毫無用處。平定叛亂的是此處寫的曾、胡、左、李、彭等人，即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彭玉麟等人。這些人率領民間的義勇兵參戰，最終平定了長期的暴亂。地方百姓組織義勇兵，開始只是為了保衛鄉土，但曾國藩卻用它平定了太平天國大亂，證明了義勇兵作為民間生力軍，不僅能綏靖地方，還有餘力平定其他地方的動亂。 義勇軍崛起也成為漢族官僚在政治上復興的主因。此時，與外國關係極其緊張。道光末年的鴉片戰爭是與外國建立關係的開端，咸豐末年，英法聯軍入侵後，開始在北京設置各國公使館，於是，才有所謂的外交，但讓沒有經驗的北京朝廷內的滿洲人來開展外交，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就出現了「委任外交」，即於南京設置南洋大臣，於天津設置北洋大臣，外交事務就委任給北洋大臣。由於李鴻章多年擔任北洋大臣，所以中國的外交由李鴻章全權辦理。外國人有任何動作，都不用到北京與朝廷直接談判。其間例外的，只有與日本的幾次交往。日本比較了解中國的情況。如由於台灣事件，大久保利通需與中國朝廷談判，雖明知中國有這慣例，卻沒去天津，而直接進北京與當時負責外交事務的官署進行談判。又如，之前外國使者和公使都沒有覲見過中國皇帝，但副島種臣伯爵則專門持日本天皇的委任書，一定要覲見中國皇帝，竟然真的見到了。不過，一般的外國人都認為與李鴻章打交道就行了，不僅外國人這樣認為，連中國人也如此認為。 當時中國的政治情形是，義勇兵不僅要保衛家鄉，還要派駐全國各地，如湖南、安徽的義勇兵。一開始他們只是義勇兵，後來朝廷任命了官吏專門統帶，並被派往全國，保衛各個要地，而外交則由李鴻章承擔。這樣，國家事務中的軍事和外交大權，清朝就全部交由漢人掌管，自己不加過問。當然也不能說一切不問，如西太后就相當聰明地保持著足夠的牽制力。雖然李鴻章也有不能按個人的想法左右朝廷之時，但他的意見對朝廷有著很大的影響力。總之，在影響中央政府方面，滿洲朝廷中的漢人已開始漸露鋒芒。 這就是清朝晚期的政治情勢。到後來，先是敗給法國，接著敗給日本，又有北清事變的大暴亂，終於顯露土崩瓦解之勢。這時，清朝也先後發生改革的思潮，日清戰爭[1]以後更盛。在與外國人交往中，李鴻章發現外國人是難以信任的，就想法防備他們，但最終卻失敗了。因此，有必要進行根本的革新，康有為就成為改革的先鋒。隨著改革的逐步推進，他們發現改革需要強大的經濟作為後盾。特別是像清朝這樣，一開始就有滿漢雙重機構，現在又增加了外國事務，就不得不在原有的機構之外又加上處理外國事務的機構。原本的政治機構沒有廢棄，又多設一個新的機構，這樣就有了雙重、三重的政治機構，這是很費錢的。據光緒十九年（1893年）和二十年的統計，朝廷的財政支出約為七八千萬兩，等到了光緒末年、宣統時，如果沒有三億兩，就無論如何不能維持正常的政治運行。即使是日本這樣工業發達，又與外國有很多貿易往來的國家，也承受不起這樣龐大的財政開支。不僅如此，清政府還沒有節制地增長行政開銷，其他的事務就更無法開展，因為負擔不了。 其次是「宗室政治與退位」。這期間，西太后死了，光緒帝死了，到了最近的醇親王時代，即使重用那些重要的大臣，也無法取得所期盼的成績。時機好時，就做點事；有危難時，就逃避。這怎麼行呢？所以，晚清的政治逐漸成了一家一族的東西。這樣，又促使它走向滅亡。清朝政治也可說是親族政治，到處都是親族任職，這樣就只有一家一族擔負責任。一旦出現大動亂，這一家親族就像「平家」一樣沒落，以致後來延續了兩百多年的清朝就只能垮台。這正是清朝末年的政治。 六 附論 清代的宗室 接著說說宗室之事。先講「宗室與覺羅」。所謂「宗室」，是指清太祖的父親的兄弟的後代。所謂「覺羅」，則是指其上一輩即太祖的祖父的兄弟的分支。這些人都具有特殊資格。宗室佩戴黃色綬帶，覺羅佩戴紅色綬帶，以相區別，分別享有種種特權。清朝宗室可謂既有好處也有壞處。清朝宗室人數非常多，從山海關入北京時，宗室、覺羅共三千人，到道光末年達到兩萬人，到今天已有五六萬或七八萬人。這些宗室中也有給日本人教中國話的皇族教師。日本人認為中國的皇族都是殿下，中國當然有這樣的皇族。但實際上，大部分中國皇族沒有殿下的待遇，而日本卻不加區分地一律以殿下待之，可謂吃了苦頭。皇族的生活很不容易，供給皇族俸祿成為清朝的一大財政難題。有這些難事，也有好事。清朝皇族有自力更生、求學當官的，即與平民一樣通過考試做官，做官的人還很多。這在另一方面也產生了弊病：由於這些人的特殊身份，北京的五城衙門在巡邏時，都是禁止進入這些宗室家中的。那麼，宗室之家有何不能見人的弊病呢？原來，宗室之家都是賭博的賭場。清朝建立後不久就產生了這個弊病。許多宗室之家都成了賭場。即使在賭博，警察官也不能入內。在這些我行我素的人中，也有人有所作為。有一個人叫盛昱，我沒有見過他，但他很有學問，當過大學校長。他招收漢人中的各種有用之才，在清末的危急時刻，讓他們各盡所能，後來他那裡就成了人才的匯集地。但他在私人生活上很不檢點。他收集有很多珍貴的書籍和器物，都是從書店或文物店找到的，凡是看中的，不給錢就拿走。這就是我們近年來所接觸到的好壞兼備的清朝宗室。與明代宗室相比，清朝宗室可以參加考試，從事各種工作，是其一大優點。壞處當然也有，就是過於任性放肆。明代宗室，既無大好處，也無大壞處。但若說到明代宗室的壞處，其中一個就是婦人壞事。與此相比，清朝宗室既有可以肯定的地方，也有一定的弊病。以上大致講了「帝王及內治」。從明天起繼續往下講。 * * * [1]幕府將軍的直屬家臣。——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