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中國通史 · 第十六章　蒙古人的統治和中國社會

帝系的混亂和宰相的權力 在蒙古人與漢人有著巨大文化差異的情況下，元朝政權持續了一百多年，一種變異的社會形態從中產生。由於蒙古人的社會形態非常初級，朝廷繼承法則並不固定，因而屢次爆發繼統之爭。元朝帝王世系如下： 696-1 在泰定帝之後即位的天順帝，由於迅速被廢黜，故排除在外。此時，曾有一年三度改元的情況。 上述帝位繼承方面的混亂情形，與上古時期的貴族政治相似。在殷代，就有過兄弟相繼及平輩之間繼承皇位的情形。可笑的是，武宗和仁宗本為手足兄弟，弟弟仁宗卻被武宗立為皇太子。在家族關係非常嚴格的中原朝代里，有將弟弟立為皇太弟的例子。蒙古的皇位繼承毫無規則可言，根本不管家族中的輩分次序，所以被漢人指責不懂人倫之道。寧宗和順帝的情形更滑稽，弟弟寧宗的皇位被哥哥順帝繼承。明宗和文宗兩兄弟之間的繼承過程至今是個難解的謎團。本來是文宗出迎住在上都的明宗，明宗卻不知何故死在來北京的途中，因此有人疑心是文宗從中作祟。在處理寧宗的後事時，順帝表現得十分苛刻嚴酷。元朝內部的皇族關係非常混亂，一旦矛盾爆發，所謂佐命大臣的作用就大了。中國從宋朝起，君臣之間的等級關係更加嚴格，相權受到削弱。宰相被視作皇帝的秘書官，喪失了過去輔佐大臣的地位。只是由於南宋的情形特殊，宰相的權力比較大。南宋初期出現了棘手的繼嗣問題，以致宰相權力得以復甦，但從整個政治組織來看，相權仍然遭到限制。蒙古也屢次產生繼嗣問題，因為制度不及宋朝健全，導致宰相權力過重。根本原因在於蒙古的家族制度，它與基於漢文化建立起來的中原制度不同。 喇嘛的橫暴 當時的漢人與蒙古人對待宗教的態度也不同。宋真宗消耗巨大財力在泰山封禪、祭祀，這並非出於信仰，而是為了滿足皇帝炫耀的欲望，勞民傷財，愚弄人民，即古語所謂的「神道設教」。相比漢人淡薄的宗教信仰意識，蒙古人尚未脫離迷信時代。所以，蒙古人非常尊敬喇嘛，以至於後來喇嘛越來越橫暴，成為元朝亡國的一大原因。 元朝給予喇嘛的待遇十分優厚，不只平民百姓，所有大小官吏都要向其敬禮，連親王、公主也得為他們讓道。罵喇嘛會被割掉舌頭，打喇嘛會被剁手。皇族在路上遇到喇嘛，如果不向喇嘛施禮而被打，喇嘛不會因此受罰。從一個極端例子可見喇嘛的蠻橫。有個叫楊璉真加的喇嘛是江南各寺院的總住持，竟膽大到盜掘南宋帝陵，掠奪墓中明器。由於這場盜墓，反倒使一樁怪異之事暴露了出來。被金國俘虜的宋徽宗死於中國東北後，宋高宗為求金國返還先帝棺槨，不惜忍辱稱臣，緩和了敵對關係。徽宗夫婦的棺槨被送返後，未經檢視便重新入土，因而人們一直疑心棺中是否真有徽宗夫婦屍體。楊璉真加盜墓時，發現棺中並沒有屍骨，只有一些燭台，至此終於真相大白。 對人民的差別待遇 蒙古人與漢人的差異，不只體現於文化程度上，由於國情相異，蒙古人的政治與中原的傳統政治相去甚遠，也不適合中國。如果蒙古的將軍占領了敵國的土地，那麼，這塊土地就會併入將軍的封地，從而成為蒙古皇帝的領土，同時，此地人民也就成了這個將軍的奴隸。如果軍人被派往某地擔任軍事長官，這塊皇帝直轄土地上的行政官員的地位也在軍官之下，阻止不了軍官對該地人民的奴役。軍官的這些行為一向不被視作敗壞官紀。 另外，元朝對人民實行差別待遇，即保護特權階層的利益，肆意壓榨沒有權利的人民。當時的特權階層各種各樣，學者文人不受尊重。僧侶與喇嘛不一樣，被稱為和尚，道士被稱為先生，學者文人像醫者一樣僅被看成能認字的人。由於能認字，是秀才，文人還是可以免除徭役，但這也是他們唯一的特權了。儒學家處境淒涼，雖無明文法令規定，但根據當時的傳說，元朝把臣民分為十個等級，第九和第十等分別是儒士和乞丐，儒士僅比乞丐稍高一個等級。 無視科舉制度，讀書人階層的誕生 科舉制度是一種保護和獎勵讀書人的制度，在中原很早就出現了。但到了元朝，只在仁宗朝和順帝末年偶爾開科考試，更多的時候不舉行。對於中原讀書人而言，科舉是非常重要的入仕之途，但蒙古人對此基本無視。順帝時，「南人」屢次上書要求重開科舉考試，但時任宰相拒不答應。蒙古人的理由是，科舉選拔的官員容易收取賄賂。科舉與賄賂雖然沒有必然關係，但在文化水平較高的中原政治組織中，科舉與賄賂確實相伴而生。漢人已經想出了杜絕這種弊病的有效措施，但樸實的蒙古人卻誤以為科舉是產生賄賂的病根，正如現在的日本人或其他外國人所認為的。蒙古人認為「南人」是狡猾的下等人。而在當時的漢人眼中，賄賂、謊言都是文化發達社會的副產品，蒙古人不說謊卻野蠻。對漢人來說，不開科舉考試是很痛苦的事情。為了滿足學術和文藝的榮譽感，私設的考試組織便出現了。文人中間公推一名德高望重之人擔任考官，由他品評各人所寫的詩文，從中獲得一種心理的滿足感（類似日本連歌、俳諧組織中的點者——評判人）。若能在評比中獲得好的評價，就能獲得一種滿足感。在文人群體中，此類活動必不可少。從此，南方開始流行把玩字畫、設計庭院。此時，研習學問的主要是江蘇、浙江一帶的富家子弟，他們中間盛行風流文雅之氣。南宋都城一帶到現在這種傳統仍未斷絕，江浙是中國文藝最繁榮的地方。南宋的知識階層以此傳承了中國文化。元朝不用「南人」為官的政策，反而促進了民間文化奠定堅實的基礎。 此類民間文化活動是沿襲南宋的傳統。南宋時，以江浙為中心，各大學派經常進行學術論爭，「道學家」作為一個階層由此產生。過去的史書都將學者列入「儒林傳」，只有元末編撰《宋史》時於「儒林傳」外，又設「道學傳」。後世有史家認為這有違成例，但也說明在元代道學家的繼承者仍相當活躍，他們有在正史中增加「道學傳」的影響力。但是，南宋視道學為偽學，一度予以排斥。因此，以朱熹為代表的道學家無法步入仕途，只能屏息於民間。然而這種艱難處境反而激發出一股不以學術求仕進的學風。民間講學也能「為萬世開太平」，治學不是只有進入朝廷，參與朝政一條路。無論是否為官，講學派基本成了一個特別的階層。從南宋到元朝，「南人」幾乎無人仕途顯赫，飽受蒙古人的歧視。因而，在野蠻的蒙古人的隔離下，他們組成了自己的社會，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圈。這個文化圈裡的成員相互交流，相互尊重。這個讀書人階層形成於宋元兩百年間，到明清時期一直存在，甚至對現代中國文化中心勢力的形成產生了影響。 另一方面，此時也有人異常執著於科舉考試。雖說都是科舉取士，清朝一次考試能有三五百人合格，而蒙古時代不過十幾二十人。這些精英中確有行止非常之人，以至元亡時為元朝守節殉國。科舉及第的人當時很少，因此都極其重視個人聲譽，嚴格恪守效忠皇帝的責任。 政治與民眾乖離，地方官員的處世哲學 在蒙古人看來，民眾只是供其榨取租稅的對象。在蒙古本土，由家畜出產財富；在中原，則是由民眾生產財富。因此，蒙古人認為漢人與家畜並無差別。漢人也明白，政治就是官府治民的一種權術，政治針對的不是官府而只是平民。為維護民眾利益，一些志士仁人挺身而出。泰定年間，陝西連遭五年大旱，出現大饑荒，但官府卻全不關心，沒有採取任何有效措施，只在文宗時期稍稍救助。據說文宗殺皇兄明宗而登基，故元朝皇族對文宗風評不佳。但文宗通曉漢文化，善於將蒙古政治轉變為適用於漢人的中原式政治。文宗時期開始編纂八百餘卷的《經世大典》，這部圖書也是蒙古人珍貴的文化貢獻。 為賑濟陝西饑荒，文宗命張養浩負責賑災。張養浩對蒙古統治本無好感，不得已才赴任。張養浩一旦領命便直奔災區，在華山成功祈雨。但他來到陝西官署後，才知道祈雨並非賑災的根本措施，便別創新的救濟之法，其中一條就是改革利用紙幣的方法。過去，蒙古利用紙幣的方法是以舊幣換新幣，然後官署燒掉回收的全部舊紙幣。按照張養浩的新法，舊紙幣得到暫時保留，並發行與紙幣一樣的商品券，可以用來買米。張養浩的救濟法很有效，但他也因過勞而病死。雖然張養浩賑災是奉了皇帝的命令，但並不想為朝廷效勞，而是想在朝廷任命的位置上，盡一個中國人拯救中國的責任。所以，他實在是為拯救中國而犧牲的楷模。 張養浩的著作有《牧民忠告》等三部書，合稱「三事忠告」，主要內容是講民政官員如何執行自己的職務，並非法律方面的著作，而是他從政的心得，直到近代都被中國地方官奉為從政的金科玉律。這種官吏的心得在宋代就已存在，並不自張養浩開始。那時，地方官就已有獲得朝廷制度以外的各色心得的必要。宋朝王安石以後的政治成了官本位政治。朝廷從事政治交易，地方官要忠於朝廷就會損害人民利益，要同情人民就不能忠於朝廷。除平民外，人民中還有種種類別，想面面都顧及委實不容易。要想立足官場，官吏需要非常高明的手段。因此，地方官的心得就顯得非常重要，尤其在元朝。雖然張養浩的「三事忠告」也屬於這類心得，但因為他誠實地為人民利益盡職盡責，因此是所有心得中最有說服力的，在日本德川時代大受歡迎。從人們喜歡讀這類書，探究為官從政的經驗，了解到中國的近代政治何其不嚴密。特別是聯繫元朝非常不規範的文化、政治情況來思考的話。由此可以認識到，元朝在中國近世社會的形成過程中是發揮過重大作用的朝代。從中唐開始，中國逐漸打破中古狀態，而中國近世的形成時期則是從宋朝晚期到元朝。直到明朝以後，中國社會的情況再沒有發生大的變化。 中國歷史學家對蒙古政治的偏見 在蒙古統治中國的時代，不能說留給漢族的都是弊病。中國歷史學家大都是純粹的漢族人，書寫歷史時並未設身處地地從蒙古人的角度思考。哪怕像元世祖這樣寬仁大度的君主，也被指出存在徵收重稅、生活奢侈、黷武好戰等缺點。出身讀書人階層的歷史學家似乎只看到蒙古政治消極的一面。但在元代除讀書人階層以外，多數人並不覺得蒙古政治全都不好。說起元朝弊病，總要提及紙幣問題，但較少分析紙幣問題產生的根源。元朝疆域非常大，貿易區域非常廣，貨物類別非常多，賬目數字非常大，如以硬幣結算難度很大，紙幣無疑是最方便攜帶的一種貨幣。其實，紙幣的弊端只是由於兌換問題沒有得到有效解決，而這是官僚腐敗導致的，並非紙幣本身的原因。再者，蒙古人侵害人民的權利，奴役占領區的人民，將他們變成奴隸；但另一方面，他們成為皇族、貴族的奴隸後被免除政府的賦役，實惠很多。對人民而言，貴族政治並非全然不好。像日本曾歸入莊園的人一樣，奴婢反而比普通民眾的狀況更好。站在以中原文化為中心的讀書人階層的角度來說，元代政治製造了很多不便，但地位比較低的一般民眾也許認為還可以。 元朝的滅亡 蒙古統治中國近百年後結果被驅逐出去。是何緣故呢？第一個因素是天災。如果官吏都像張養浩一樣，那麼災年並不是問題，但這樣的官吏太少。要預防因為天災產生暴亂是很困難的。天災導致大量災民四處流亡，滋生了造反的盜賊，終於使得元朝亡國。當時的天災主要是洪水，如黃河的泛濫。之前，黃河與淮河的入海口都在江蘇北部，但黃河經常改變流向。元末，黃河再次向北改道，改道當年黃河洪水泛濫成災。元朝對如何治黃產生了不同意見。朝廷任用了主張使黃河復歸古道的賈魯，持反對意見的成遵未得任用。賈魯受命，成為黃河治理工程的指揮。該工程於順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開工，七月疏通河道，九月通航，十一月完成堤防。此時流傳著一個謠言：「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果然，人們在修築黃河工程中挖出了一隻眼的石人。從此，聚集在黃河工地的大批民夫開始暴動，盜賊逐漸興起。雖然賈魯成功地治理了黃河，但治理工程和元朝統治同時結束了。 民變從河南開始，漸漸蔓延到各處。領導中原暴動的是劉福通、韓山童及其子韓林兒。他們秘密組成了白蓮社，暴動的依據來自一種佛教信仰，相信天下大亂，彌勒降生。與此同時，徐壽輝、陳友諒在湖南、湖北，張士誠、方國珍在江蘇、浙江，明玉珍在四川，紛紛發起暴動。 為此，元朝發兵平亂。順帝信仰喇嘛教，被認為是個荒淫之君，但其實他並不壞，只是性格懦弱而缺乏指揮能力。典型的例子是，平亂大軍分由幾名將軍率領，而他不能有效地統一領導這些將軍。皇太子很有魄力，對順帝的懦弱感到憤慨，想憑藉自己的威望代父指揮。但派往山西的擴廓帖木兒（王保保）與陝西將領李思齊、張良弼不和，不服從太子指揮。官軍互不配合，江南起義軍不斷坐大。和清末相同，當時的地方官大半庸劣無能，朝廷只能採取招撫政策，招降義軍領袖，授予官爵，承認其在地方的合法統治地位。但義軍只是名義上接受朝廷的招安，實際上打著朝廷名號招兵買馬，壯大實力。更使元朝元氣大傷的是，張士誠、方國珍等到力量強大後，就切斷了運往大都的糧食供給。元朝政權因此越發虛弱，瀕臨崩潰邊緣。陳友諒的義軍也更加強大，成為盤踞武昌的最大勢力。此時的明太祖朱元璋介於官軍和陳友諒之間，遂從北方南下，因而與相鄰的陳友諒爆發衝突。明太祖出身貧苦，出生時連名字都沒有，其家人大都死於饑荒，曾當過和尚到處化緣，後來投奔義軍領袖郭子興成為他的部下。在衝突中，陳友諒一直打到朱元璋占據的南京附近，但朱元璋擊退了入侵，實力更加壯大，最終在江西的鄱陽湖大戰中徹底擊潰陳友諒，追到武昌消滅了他。此時，占據蘇州的張士誠稱王。他本是一個販私鹽的船主，被一個幫會首領推舉為起義軍大將。稱王后，張士誠以其寬大之懷頗得人心，並優遇學者，但仍被朱元璋打敗。由於張士誠素有威信，蘇州人民都愛戴他，憎恨朱元璋。朱元璋對此很憎惡，便對蘇州人徵收重稅，一直到清朝都是如此。相比南宋賈似道為了收買江浙的公田對當地徵收的重稅，朱元璋加的稅有過之無不及。直到清末，蘇州府、松江府、太倉州、常州府負擔的租稅比這幾個州府之外的江蘇全省租稅總額還多。江蘇一省的租稅額大致等於除江蘇外的全國租稅總額。蘇州、常州是中國稅負最高的地區。 朱元璋統一江南後，派遣大將徐達、李善長等人遠征元朝都城。北方的元將王保保雖為人傑，但因元軍缺乏統一指揮，元大都很快就被明軍奪取。之後長期堅持抵抗明軍的王保保，被太祖朱元璋贊為「天下奇男子」，認為自己的手下大將都不如其驍勇善戰。順帝死在了從大都逃往上都的路上，皇太子改年號為宣光，但不久也死了。僅在明太祖時期，元朝皇帝或早逝，或出現意外變故，換了三四任，導致其終不能恢復元氣。 元亡的直接原因是民間爆發內亂。元朝在對起義頭目的方式方法上頻頻失誤，招降的起義軍頭目和內部不統一、皇帝與太子不和、領兵將領各自為政，以致最後被驅逐出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