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中國通史 · 第七章　文化的變遷

唐末文化的大眾化傾向 我想談一談唐末到宋初的文化情況。 從唐末武宗、宣宗開始，文化的性質產生變化。之前的文化都伴隨貴族制度而生，而這個時期的文化開始呈現大眾化傾向。從詩歌類別來說，絕句等從唐初就有了大眾化傾向，已經使用當時民間的俗語。唐末開始，詩之外又出現了詞，即詩餘。詞不受句法限制，長短句都有，形式也不像詩那樣固定，能自由使用俗語；但另一方面，詞比詩更加嚴格遵守音樂的韻律，表達思想的方式比詩歌更加自由。可以說這就是藝術的大眾化。當然，詞作為一種形式出現後，可以承載各式各樣的內容，但其形式並非固定的，而是可以有多種形式。同時，文章也出現了口語體。從唐朝中期開始，接近白話的小說、傳奇逐漸盛行。在敦煌出土的文物中有許多這種東西，似乎這種體裁也用於事實的記述。唐代的小說用的古文與過去沒有太大的差別，只是有的寫得很華麗。除此之外，也有一些通俗的、敘述性的東西出現。這時產生了一種有別於古文的口語文，禪宗的語錄等似乎也是從唐末開始口語化的。 印刷術也是這個時候興起的，最早出現在蜀地。在唐朝咸通六年（865年）入唐的日本僧人圓載的《將來目錄》中，可以看到西川印子本的《唐韻》《玉篇》。不僅蜀地出現了印刷品，近年從敦煌獲得的《金剛經》中的文物也印有「咸通九年」字樣（從近來英國傳來的照片中可見，其背面是敦煌地區的文字，所以這裡也使用了印刷術）。印刷術的興起對弘揚學術起到了巨大作用，因而學問出現了大眾化傾向。以上即是唐末文化性質的顯著表現，其他藝術領域也出現了變化。 五代割據的形勢與文化 從唐末的亂世到了五代，然而五代的割據形勢與文化的發展之間關係如何呢？五代雖由九國或者說十國割據，但並不如唐末一般不安定。由於唐末激烈的戰亂，貴族漸漸消亡，其文化也自然走向了衰落，但所幸在其夾縫中還殘存著一些文化的余脈。如唐末黃巢之亂那樣的舉世混亂時期，對於文化而言是最不幸的時代。進入五代以後，雖然國家沒有統一，但林立的小國都維持著相對安康的局面，並且積累了恢復因唐末動亂而衰微的文化的力量。各地的割據君主與歷朝皇帝一樣生活奢侈，人民的稅負雖然很重，但相較唐末仍然減輕了。唐末的三十多個節度使分別統治著各地，過著貴族般的生活。到了五代，割據政權減少到九個或十個。可以認為，國家數量的減少意味著人民負擔的減輕。古代的文化畢竟都是貴族奢侈生活的副產品，而非來自貧民。各個割據國家實現小康，雖然君主生活很奢靡，人民負擔較重，但因政局安定，和平持續，沒有過多阻礙文化的發展。相反，分裂割據反而促進了文化普及。如同日本的封建時代，各地文化蓬勃發展、各有千秋，促進了地方的進步。此時的中國，一些地區的文化向來就發達。如蜀地，五代以前就保存和積累了唐朝文化。南漢就是今廣東一帶，被稱為嶺南，距離唐朝首都非常遠。在中國還未出現割據時，來此上任的大多是被貶的官員，他們並未在文化建設上表現出積極的建設性，只是把這些地方當作偏遠鄉村來治理。但是，當偏遠的嶺南成為獨據一方的南漢時，為了與他國並駕齊驅，南漢的開創者們就開始顯示出了很強的積極性。比如南漢的統治者劉氏，積極發展嶺南地區的經濟，利用與阿拉伯人的關係在與印度的貿易中致富。經濟的發展自然也帶動了嶺南文化的發展，這從廣東地區出土的近代以前的文物便可窺見一斑。在這裡，有更早的漢代南越的文物，但不見以後直至唐代的文物，大部分文物都是南漢時期的，就連石碑、石鐘上的銘文也是南漢之後的內容。這也說明，南漢的割據促進了廣東的發展。五代時期，浙江地區的文化也有明顯的進步。統治這一地區的是吳越王錢氏，雖然他生活奢侈，對百姓多有壓榨，但對百姓而言，還是比生命財產得不到保護的戰亂時期要好。總之，在錢氏的保護下，百姓生活較為平靜。所以，這些過去在唐代文化並不發達的地區，反倒是進入到了五代的割據狀態後，文化得到了較快的發展，各地區文化水平趨於接近，這種影響一直持續到近世。 此期間，過去有文化傳統或經濟富裕的地方有了新發展。若在清朝那樣統一的時代，政府可以把富裕地區的財物調劑到貧窮地區。但在割據時代卻無法做到，富裕地區的財富只用於發展本地的文化，因此一些地區的文化發展顯著。就算在五代，也可以列舉幾個文化發達的國家。即使遭受長期戰亂，在有傳統文化的地方，正名分所必需的體裁仍得到維持，傳統並未斷送。五代中原戰亂不已，但維護正統體面的制度並未崩潰。藝術圖書沒有出版，藝術家逃入了山林，但藝術以隱蔽的方式存在下來。較為富庶的南唐統治者建國伊始就較為關心本地人民的生活。由於土地肥沃，只要人民生活安定，君主的財富便會增加，文化也得到進步。南唐因此是五代中文化最發達的地區。相較之下，以前就富裕的蜀地的經濟水平最高，在五代發展到極盛，也成為文化中心。其次，還有前面提到的浙江和南漢。 五代文化的焦點 那麼，地方的文化是如何發展的，又處於何種狀態呢？在中原，平息唐末以來的戰亂是五代初期的當務之急，而統治者又出身於盜賊，不注意文化。直到後唐，莊宗富有音樂天才，獨寵伶人，甚至本人也親自作曲。莊宗本屬夷狄，雖難以理解中國古典文化，但善解音律。類似的情況還有近代的蒙古人、滿洲人，相比中原其他思想文化，他們更能理解的是音樂。因此，他們也特別重視音樂方面的進步，並由此促進了中國戲曲的發展。此時中原也有一段相對和平的時期。後唐由於打敗了蜀國，疆域擴大，為之後的文化復興提供了條件。前面說過的馮道，從道德廉恥方面說，他全無價值；但從保護亂世中的中國文化來說，他是有功勞的。比如，在馮道努力下，後唐時，「經書」出現了木刻版。「經書」是指《易》《尚書》《春秋三傳》《三禮》《論語》等九部經書。這些經書都是以唐文宗開成年間在長安刻成的《開成石經》為底本，重新製作木刻版印刷。「經書」因是在國子監完成，故被稱為「監本」，也是最早的監本。這可證明中原印刷術的發達，但其起源卻是來自於蜀地的印刷術，是後唐滅亡前蜀之前在蜀地誕生的成果。藝術方面，後唐出現了大書法家楊凝式，他被稱為唐以來書法集大成者。繪畫方面，唐末荊浩、關同帶來了水墨畫的發達，但水墨畫的進步並非由於出現了新的表現形式。自六朝以來，就有了不施彩色的白描畫法；到唐代，吳道子等人則在白描的線條上增添了筆意；到荊浩、關同之時，則想到了一種筆墨並用，調整墨色濃淡的新畫法。尤其是關同對畫的內容進行了創新，不但用實景寫生，還創造了用繪畫展現胸中丘壑的風氣。這種畫法代替了唐代通過色彩展現鮮艷效果的畫風，別有一番異趣。以上講的是中原的情形。 在蜀地，印刷術的發展是最引人矚目的。前已說到，該地從唐末就有了印刷術，印刷術傳到中原已經是前蜀被後唐消滅的時候。蜀地的印刷術在後蜀時期依然進步很大，從五代一直到宋初都非常興盛。此外，蜀地還出現了仿唐代石經的藝術形式，繪畫也很盛行，出現眾多畫作。其中貫休的羅漢畫一直影響到後代，貫休所畫羅漢形態參差，各具特色，被後世作為羅漢畫的典範。後來，蜀地還出現了許多水墨畫，但幾乎沒有山水畫。其中五代末至宋初的畫家石恪的水墨人物畫獨領風騷。他的畫傳入日本後，日本視之為國寶。此外，蜀地繪畫的興盛期也誕生了大量繪畫世家，以黃筌、黃居宷父子為代表。黃筌最擅長畫花鳥，影響很大，其畫風精工富麗，形象逼真，試圖表現寫生之上的境界。宋朝統一後，他們父子二人進入中原，黃氏一派也一度壟斷了宋朝的鑒畫權。 南唐也在諸多方面對後來的文化發生了影響。經濟富庶，君主喜好藝術，都是原因之一。尤其是南唐後主李煜，能書善畫，其書法自成一家，有《書法論》流傳於世。此外，他還曾將唐代盛行的王羲之父子等的作品匯集成《升元帖》《澄清堂帖》。流傳至今的《澄清堂帖》應該就是南唐版本的多次翻版。據說，所謂「集帖」正起源於此。書法興盛促進了制墨技術的發展，當時在易州附近出現了遠近聞名的墨工奚超、奚庭珪父子。由於他們技術高明，曾為李煜制墨，並被賜國姓李。李庭珪的墨自此時開始揚名，據說他所制的墨泡在水中三年都不會變質。繪畫方面，徐熙的花鳥畫獨領風騷。南唐的徐熙與蜀地的黃筌父子風格迥異。黃筌主要為蜀國君主細緻描繪其所蓄養的珍稀鳥獸，色彩艷麗；徐熙則以疏筆畫普通的野生鳥獸。宋初，黃筌畫派獨步畫壇，徐熙的畫作則難入黃筌的法眼。直到後來，徐熙之孫徐崇嗣創造了「沒骨法」，一種與黃氏畫風相調和的畫法。徐熙一派的花鳥畫風格更為自然，因此在宋代得到了公認。在山水畫方面，南唐末年和宋初出現了一個董源，他的畫對後世畫壇產生了深遠影響。雖然當時不被看好，且董源並非專習水墨畫，但是後來受到米芾父子的推崇。由此，董源的水墨畫成為後世效法的榜樣。元朝以後都以模仿董源的畫作為主，甚至說山水畫非出董源不可。董源儼然成為後世南宗的鼻祖。同時代的中原則出了一個叫李成的大畫家。李成作畫，技巧和精神兼重，有當時「畫壇第一」之稱，遠比董源等人更受推崇，一直到北宋中期都是最具代表的畫家。自米芾推崇董源以後，其後學逐漸形成北宗畫風。儘管有人不承認米芾為北宗鼻祖，但事實上其風格與李唐馬夏都不一樣。 學問方面亦然。中原和南唐的學問一起構築了宋代學問的根柢。中原郭忠恕，南唐徐鉉、徐鍇兄弟，皆為文字學問方面的專家。郭忠恕的《汗簡》，把五代尚存的唐代以來的學問傳到了宋代。而二徐兄弟的學問則對後世產生了更大影響，二人都精通文字學。《說文》能流傳到今天可以說是二徐之功勞。可以說，二徐在中古和近世文化之間發揮著承前啟後的作用。綜上，宋朝的文化是由蜀地文化、中原及南唐文化兩部分發展而來。 五代浙江的佛教文化特別發達。吳越王錢俶製造的八萬四千座鍍金銅塔，舉世聞名，現在中國還收藏有此類遺物，日本京都博物館也可以見到。這一時期，由於本國的天台宗佛經已經殘缺，吳越王還曾派使者出使日本進行搜集。此外，印刷術也在吳越得到了應用。最近西湖的雷峰塔倒塌，從中出土了錢氏時代用細字印刷的佛經。 上述就是整個五代時期的文化概觀，宋初的文化正是在此之上繼承發展的。 宋初文化特徵——繼承五代文化與企圖復興貴族文化 如前所述，宋初文化基本延續自五代末年，主要延續了中原、南唐及蜀地文化。五代以來的學者、藝術家均來自南北各地。宋朝太宗、真宗都傾向於復興唐朝貴族文化，但仁宗以後逐漸違背了這種目的。總體來說，朝廷的工作顯示出了保留和繼承唐代文化的傾向。 就經學來說，唐代出現的《五經正義》，是為解釋「注」的內容。宋時，孫奭與邢昺等補充了剩餘的「五經」以外的部分。其中《論語》《爾雅》的註疏由邢昺完成，《孟子》的註疏由孫奭完成。詩歌方面，唐末李商隱（義山）的詩十分流行，此種風格一直延續到宋初，稱為「西崑體」。以上都是宋初文化承襲唐文化的例證。 此外，宋朝還編纂了一批頗具學術價值的大部頭叢書，有百科辭典《太平御覽》一千卷、《文苑英華》一千卷、《冊府元龜》一千卷、《太平廣記》五百卷。《太平御覽》是六朝到唐代各種類書的集大成者，是單純的百科辭典；《太平廣記》分門別類搜集了過去的各種小說；《文苑英華》是六朝以後，主要是唐代的詩文總集，既有實用性文章，又有美文；《冊府元龜》是歷史方面的類書，將歷代天子事跡，分類編冊，目的是方便後人查閱。這些編纂工作從唐代已經開始，在唐代諸多類書的基礎上，宋代對其做了進一步的完善。 對藝術也做了大量整理工作。太宗時問世的《淳化法帖》是對南唐李後主法帖的增補，它主要收錄王羲之父子的作品，並匯總印製了前後時代的作品。此帖印行後歷久而不衰，在書法界長期處於支配地位。這一時期朝廷還創建了畫院，集中了許多中原和蜀地的優秀畫家，他們亦被稱為「畫院待詔」。這些畫院待詔也留下了許多珍貴的作品，比如燕文貴的山水畫，王齊翰的人物畫，趙昌的花鳥畫等。有實力的繪畫大家基本都是畫院成員。 印刷術在宋初也有了很大進步，《大藏經》就是在這一時期印刷的。《大藏經》的製版工作是在印刷術使用較早的蜀地完成，然後運到宋都汴京印刷。整個印刷過程，始於太祖開寶年間，一直到太宗時代才完成。本以為此版《大藏經》不存於世，但幾年前日本南禪寺意外發現了一冊，是開寶七年（974年）的版本。最近又有一冊從中國傳入日本。後來，國子監陸續印刷了《五經正義》等不少書，但現存的《五經正義》只有南宋的重刻版，並非當時的版本。歷史書的印刷也多了起來，英宗時尤其多，這類書多出自蜀地，所謂「眉山版」，即在蜀地眉山印刷而成。另外，這時還重刻了當時罕見的南北朝「七史」，與之後五代的「十七史」湊齊為一整套。 宋初的太平之世里，天子有了空閒，便開始研究學問和思想。因此，在宋初就開始引入佛教。太宗以後，從印度請來三藏，設立譯經院，並讓印度來的法天、法賢、施護三位高僧像唐代高僧玄奘一樣翻譯佛經。學習梵文的重要工具書《景祐天竺字源》於此時問世。這本書在中國已失傳，但日本的博物館還保存著其抄寫本。此時中國本土僧人的著述也非常多。早在五代時期，吳越國所在的浙江的佛教文化就很興盛，僧侶具有相當勢力。當時，有一個博學的贊寧和尚從浙江來到汴京，曾編寫《續高僧傳》，其後又撰寫了許多其他僧侶的傳記。這些書至今仍存，是研究佛教的重要史料。五代時期還有一個叫義楚的和尚編纂了《釋氏六帖》，是模仿白居易的《白式六帖》而成，這是一部佛教知識的類書，中國已無存，日本東福寺收藏有宋版《釋氏六貼》。總之，宋初編纂了許多關於佛教的圖書。之所以如此看重佛教，據說是因為過去五代時期，周世宗滅佛，但最後英年早逝。因此，宋太宗等迷信佛教，特別注意安撫佛教。周世宗排斥佛教的原因很多。當時財政困難，人民窮困，只能銷毀奢侈的宗教設施。相較之下，宋太宗時期國家統一，社會穩定且經濟逐漸恢復，因而佛教得以興隆。 仁宗、英宗時代的文化——新文化的成熟期 太祖、太宗、真宗時代付出了很多努力以復興唐代貴族文化，但要想把已經衰微的貴族復興到之前的地步是不可能的。雖然宰相、大官之家也有延續兩三代的，但幾乎沒有像唐代宰相世系表中見到的一個家族連續幾十年出仕的現象。因而，在太宗、真宗之後的仁宗、英宗執政的五十餘年，宋朝文化的成熟期，唐代的貴族文化至此也壽終正寢了。不過，自唐中期開始就呈現出萌芽狀態的新文化已經成熟，從各個方面均有所表現。 經學方面也是如此。像過去的《五經正義》那樣為前代學者的「注」加上「疏」，重視傳統學說的風氣在這時已經意義不大。從中唐以來，更多的是對傳統學說採取審視態度，在質疑和批判的基礎上進行注釋。當時的學者歐陽修就常提出疑問。歐陽修不認同前人對《易》《春秋》的註解，自己根據原文加上自己的見解。王安石也對《易》《周禮》等提出了新的觀點，並從政治角度重新注釋經書。甚至政治上的守舊派司馬光也對《孟子》存疑，著有《疑孟》一書。 而歐陽修所倡導的古文對宋朝的學問、思想產生了深遠影響。歐陽修的門人曾鞏，以及王安石、三蘇（蘇洵、蘇軾、蘇轍）都積極支持歐陽修倡導的古文。當然，這是唐代的韓愈、柳宗元之後的事。他們主張，寫文章不用四六體，不重視對句，要採用散文體進行書寫。歐陽修倡導古文的時間是仁宗慶曆年間。自此之後，興起的古文派一改歷來的文體，詩文風格發生了深刻變化。歐陽修、梅聖俞、王安石與蘇軾及其弟子黃庭堅，都更推崇李杜詩風；「西崑體」也就此受到冷落。總之，比起語言，更注重文章的思想性。 書法藝術方面也發生了一些變化。這時，逐漸形成了書法四大名家，即蔡襄、蘇軾、黃庭堅、米芾。他們改變了以往的書法風格，開創了宋代書法新氣象。即脫離唐代柳公權、五代楊凝式以來的風格，復興王羲之的風格。蘇、黃、米都專注於轉變這一風格。另外，繪畫風格也有所轉變。宋初的畫院派注重寫生、畫風細膩優雅的御用畫家的常態，米芾改變了為鑑賞而作畫的觀念，主張作畫並非寫生，應表達畫家的精神，因而他更推崇董源的畫風。 佛教方面，中國式的佛教出現了，即儒教化的佛教。這一時期出現了許多擅長詩文寫作的僧人，如禪宗的契嵩（明教大師）、慧洪覺范（洪覺范），律宗的圓照等人。他們都有文集流傳於世，詩文俱佳。尤其是契嵩，受到當時文壇領袖歐陽修的推崇。其文章觀點雖攻擊韓愈，但其文體風格卻與韓愈一致；其推崇的教義也已儒教化，符合中國傳統的風俗。當時，他們對天子自稱是臣僧（過去，唐朝時期僧人自稱沙門，沙門不拜君主，亦不對其稱臣）。契嵩特別重視儒教中的孝，著有《孝論》。總之，這一時期佛教與中國的國民性進行了有效結合，一直延續至近代。之後，佛教還會與道教結合，但時間就更晚了。 綜上所述，宋代的特色文化在真宗、仁宗、英宗時期已基本成型，出現了與唐朝貴族文化迥然不同的內容。 遼及西夏的文化 此時，宋朝的敵國也處於太平時代，契丹逐漸被中原文化同化。由於每年從宋獲取了大量的錢財物資，契丹人的生活也開始富足起來，皇帝狩獵、釣魚，到處玩樂。五代以來，音樂、戲劇為中原化了的夷狄所喜愛，因而不斷發展。有的遼國皇帝甚至自己演戲。如遼興宗讓皇后扮演戲劇角色，皇后的父親向他進諫不要與臣子一同演戲。興宗因此大怒，打傷了岳父的臉。興宗雖然是個橫暴之君，但具有一定的藝術才幹，擅長畫鳥。他還贈送自己的畫作給宋仁宗，仁宗也以自己的書法作品回贈。此外，遼國在中國北部、東北、蒙古地區建造了很多遼式佛塔。一些塔的碑文上記載了建造開支，可以看出耗資非常大，雖然這些費用大都來自宋朝的歲幣。 遼國的佛教也很昌盛，最突出的例子是刻完了「房山石經」。房山在北京西南，距北京約二十日本里[1]。雕刻「房山石經」始於隋末唐初的僧人靜琬，唐玄宗時因為安祿山之亂曾一度中止。遼代延續了刻碑計劃，並最終完成。經文被刻在大約一萬塊石板上，然後保存在七個山洞裡。當時契丹的《大藏經》應該已完成編纂，但不確定最終是否刻到了石板上。興宗之前的皇帝遼聖宗，即宋朝真宗時，契丹與宋發生了澶淵之役，但自那以後兩國未再開戰。聖宗享國長久，是少有的文武兼備的夷狄君主。他會寫中原的詩文，武藝也高強。在這樣的太平時代里，遼國皇帝常舉辦盛宴，君臣同飲，載歌載舞，甚至讓皇后彈琵琶助興。宋遼長期和平共處，使中原文化得到長足發展，這是中國各代少有的時機。雖然新興的西夏給宋朝製造了一些麻煩，但西夏也受到宋、遼文化的影響，著手創造本國文字，翻譯佛經成西夏語。今甘肅武威的西夏文石碑，其經文傳到了德、法各國，辭書傳到了俄國。 * * * [1]此處所記劉休賓降魏的經過多有不確，參見《魏書》卷四十三《劉休賓傳》。——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