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中國通史 · 第六章　北宋的承平時代

太宗崩後，繼位的是其子真宗，隨後是仁宗。而仁宗沒有子嗣，改由旁系的英宗繼位。此三代是北宋最太平的時代。這期間並非沒有敵國外患，如契丹和西夏，不過大體上仍是太平之世。 太宗末年以後防禦遼寇的策略 這一時期，與契丹的關係最為重要。真宗時代，北宋與契丹之間發生了一件大事。原來，有鑒於對遼戰爭的失敗，太宗晚年便開始研究御遼策略，因此出現了一批擅長防禦的名將。其中功績最著的何承矩成功實施了屯田政策，即軍隊利用地勢建設防禦設施，並屯田種植糧食，主要依靠當地土地解決士兵補給，不用遠道運糧。之前講到，過去渤海灣延伸進北京和保定之間的遺蹟，形成了一片長長的水窪。利用這片水窪來防禦契丹實為上策，因為契丹主要是騎兵。除了這片天然水域之外，還在各處築壩築堤，使水窪之間互相連通，形成了一道防禦工事，同時也可以利用水窪灌溉屯田。而在其西邊與太行山脈之間的平地則由精兵防守。這一策略不僅在軍事防禦上取得了成功，而且種出了北方所不產的水稻，還產出了馬藺等水草和各種貝類，也為人民帶來了諸多裨益。軍隊開墾土地，首先了解了地理情況，其次在北方培養了眾多勇健的士兵。現在看來，此法實在是高明之舉。當時儘管偶有契丹入侵，但都被輕易打退。 澶淵之戰與寇準的相業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契丹再次入寇（此時遼國已改國號為「大契丹」，當時當地的碑文中也刻有「大契丹」字樣）。遼蕭太后與耶律隆運親率大軍深入宋境，通過今直隸一帶南下，突破層層防線，到了澶州附近。在此，宋朝與契丹恢復和睦，訂立了澶淵之盟。這個盟約對宋朝而言取得了相當的成功。當時，宋朝的宰相是寇準，職務是同平章事（事實上的宰相職位）兼樞密使（軍事長官）。寇準對契丹入寇的情報毫不驚訝，力勸真宗親征。其他宰相對此有贊成的，也有反對的。主要的反對者有參知政事（同平章事的次官）王欽若、同僉（樞密使的次官）陳堯叟。王欽若主張逃往金陵，陳堯叟建言逃往蜀地。由於王欽若很會討好皇帝，所以寇準先把他逐出京城做地方官，然後才敦促真宗離開汴京親征。儘管蒙塵論還是有相當勢力，但當時的大將都贊成寇準的主張，所以一路前進到澶州。黃河從澶州城中央穿過，將其分為南北兩座城池。契丹軍到達北城後，從三面將其圍困起來。幸運的是，宋軍射殺了契丹名將，振作了士氣，而宋真宗又御駕親徵到了南城。寇準力勸皇帝趁此良機進入北城。當宋軍士兵見到黃龍旗飄揚在城中後，頓時大喜過望，勇氣倍增。契丹見此情景，灰心喪氣，越發傾向和談。宋朝派遣曹利用出使契丹。此時，為了安定人心，寇準大膽謀劃，在大戰之前與同僚把酒言歡，談笑自若。和談中，契丹希望宋朝歸還周世宗收復的土地；宋朝主張，契丹若要土地，就只能一戰，若每年要些金帛，則可以答應。寇準的態度非常強硬，要求契丹對宋稱臣，以洗刷五代的恥辱。他認為，如果使契丹稱臣，奪回石晉時期丟失的土地，則可保百年和平，不然，幾十年後將再生禍端。但宋真宗內心軟弱，覺得幾十年後還不知道情形如何呢，所以只顧眼前的姑息苟且。真宗左右的小人也進讒言，稱寇準之所以堅持主戰，是因為戰爭持續下去，他就可以一直當宰相。不得已，寇準只能採納支付歲幣的折中方案，再次派曹利用為使議和。根據真宗的意見，可以支出歲幣合計銀絹百萬兩匹，但寇準威脅曹利用說，若超過三十萬兩匹就斬了你。於是，曹利用帶著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作為歲幣送給了契丹，同時，以宋真宗為兄，契丹皇帝為弟，雙方簽訂了平等條約。至此，兩國締結和平，重開貿易，恢復通商，人民終於放了心，但是這個和平花了大價錢。 寇準是中國少有的人物，是適合在時局艱難之際處理棘手問題的適當人選。他平素處事果決，即使在和平時期，也是令那些官僚氣十足的官員頭痛的人。他平生最得意之事是迫使契丹退兵。在選用人才方面，他特別喜歡錄用做事踏實的貧寒官吏。雖然當時貴族政治早已終結，但遺風猶存，貧寒之士不被起用仍很普遍。寇準打破了這種做法，認為墨守成規舊例是普通官吏做的事，身為宰相這樣做是不行的。 真宗的封禪及其影響 寇準罷相是由於王欽若採取了巧妙的手段構陷所致。當時，真宗看重寇準，視其為功臣，因此，王欽若將寇準看作眼中釘。一次，他對真宗說：「陛下尊敬寇準，是因為他是社稷元勛之故嗎？」真宗說：「然也。」王欽若說：「陛下難道不認為澶淵之盟是莫大之恥嗎？」真宗驚問何故。王欽若答道：「城下之盟在春秋時代是恥辱，澶淵之役就是城下之盟。陛下知道博弈嗎？博弈中要輸掉的一方會打出手中最後一張牌以挽回敗局，這叫『孤注』。寇準就是把陛下當作孤注啊！」真宗聽信其言，因此對寇準深感不快，不久就罷免了寇準的宰相之位。之後，真宗與王欽若商量怎樣洗雪城下之盟的恥辱。王欽若先抓住真宗的弱點說：「最好發動戰爭奪回被契丹占領的土地。」真宗果然不悅：「好不容易才換來的和平，若再起戰爭只會勞民傷財。」王欽若順勢而言：「如此，不妨建立一番大功業誇示外國，如去泰山封禪。」 封禪不只是舉行一場大型祭祀就可以完成，而與真宗之後的財政及其他事情有很大關聯，還需要以此謀生的方士。本來，真宗的封禪是在王欽若的勸說下才進行的，但真宗很在意別人的好惡評價，最初對封禪很躊躇，只是出於自我安慰才同意。王欽若對真宗說：「行封禪必須要有天瑞。但天瑞不是什麼時候都有的，因此自古以來都是人為製造，是聖人欺騙人民的把戲。陛下難道相信古人得到河圖洛書是事實嗎？其實都是所謂聖人以神道設教，用不可思議之事愚弄人民罷了。」雖然真宗是個天性善良的人，但聽了之後，也就覺得封禪理所當然。當時有個宰相叫王旦，是個正直的人，不贊成這樣做。王欽若便跟王旦說，封禪是真宗本人的意思。王旦聽了沒有表態是否同意。於是，真宗決定親自出面收買王旦。一天，真宗叫王旦一起飲酒。辭別時，真宗特地賜酒給他，說這是一壇佳釀，你帶回去和家裡人一同喝吧。等回家一看，才發現那是一壇珍珠。從此，王旦就不再表示反對，封禪也一步步得到實施。某天夜裡，真宗做了一個夢，說是夢中天書降臨，傳達了一份啟示，命他儘快籌備祭典。這其實是王欽若玩的伎倆。不久，又傳言「天書」降臨在京城的城門上。打開一看，書中寫的是保佑宋朝的話。由此，真宗開始著手籌備泰山封禪大典。其時大加反對的是《孟子正義疏》的作者孫奭。他認為自古都說「天何言哉」，根本沒有天書降臨的道理。這時，契丹也聽到真宗封禪之事，便提出每年除歲幣之外還要借貸一些錢帛。王旦用計巧妙地處理了此事，答應借給契丹銀、絹各三萬兩匹，作為補償從來年歲幣中扣除相應份額。然而，第二年的歲幣卻並未扣除這部分，依然如數付給契丹。本來契丹想趁著宋朝支出龐大之時為難一下，結果宋朝根本不為這點錢犯愁。 只要進行封禪，朝中就會冒出「天書」，人民也會見到各色「天瑞」。各地紛紛呈獻靈芝、嘉禾、瑞木，光是獻上的靈芝甚至多達八千株。為了供奉這些祥瑞，必須營建堂宮，大興土木，還要建造供道士作法的宮觀，特別在中央建了一座用於存放「天書」的大宮觀。王欽若對此非常得意，皇帝賞識的丁謂等人也跟著起鬨。由於宮觀建得實在太多了，皇帝近臣中也有人進諫勸阻。丁謂告訴皇帝，以沒有皇嗣、向天祈福為由擋住了這些諫言。 當時，在這一動機驅使下，宋朝做了種種無用的工作，導致真宗朝官吏人數增加，俸祿支出增長，每年的財政開支膨脹。總之，在王欽若等人的策動下，原本正直的皇帝將與契丹的盟約視為失敗而深感不快，同時，他們教唆皇帝採取這種逃避不快的手段來自欺欺人。皇帝原本是個好人，晚年很反感與道士交往過密的王欽若等人，因此將他罷官，重新任命寇準為相。王旦雖不如寇準性格剛直，但也是正人君子，因此力勸寇準出山。寇準復出後，由於有失態之舉，在最後的宰相任期內並無多少成績。當寇準再次拜相時，丁謂已身居參知政事。一次宴會上，為了討好寇準，丁謂幫他梳理被湯汁弄髒的鬍子。寇準嘲弄道：「堂堂參知政事竟要為宰相溜須嗎？」說完，便大笑起來。丁謂懷恨在心，從此結下了仇。 宰相權力縮小與君主把握全權 雖然大體同處宰相之位，宋朝相較於唐朝出現了很大變化。在唐代，宰相自信和天子一樣，都是貴族出身，因而當自己是代天子執掌天下之政，而天子也從不把宰相當作僕人，更多是以友相待。所以，在此種條件下，宰相都是依據自己判斷行事，不必特別取悅天子。這種貴族政治已於五代徹底廢止，而宋朝認定人臣擅權是亂國的本源，因而從制度上人臣就無法專權。在唐朝制度中，尚書令才是最初的真宰相。但實際上從唐代起，已經不再任命此官職，宋朝也一樣。中書令原是天子的秘書長，卻躋身宰相之列，而門下省的侍中本負責審議中書省制定的方案。中書令和侍中可以說相當於真宰相，但實際上由比二者級別更低的官員處理宰相的事務，即同平章事。從唐朝到宋朝，一直都是如此。同平章事原為見習宰相，但卻是真正的宰相。宋時，為了防止其專權，在其下設置了參知政事一職。太祖雖重用趙普為相，但由於趙普是個陰謀家，不能大意。為了牽制他，便設立了參知政事，又名參政或執政，雖無宰相之名，卻與宰相併稱為「宰執」。這是中國近世時代理想獨裁政治的開始。與唐朝宰相一樣，宋朝宰相也背負著輔佐天子的責任，但宰相和參政都沒有全權，而縱觀整個朝野都沒有官吏能掌握全權。 宋朝兵權掌握在樞密使手中。以前，兵權都是交由皇帝身邊的親信統管，方便隨時調撥。因而宦官把持了唐朝的兵權，有時甚至能決定天子的廢立。推翻這一制度的是朱全忠，他將宦官悉數誅殺，並任命士人擔任樞密使，掌握了兵馬的全權。到了宋朝，樞密使下設副使，其權力又被分割，而宰相完全沒有兵權。這樣，君主一人獨攬政事、軍事全權，人臣不可代天子行使權力，這便是宋初政治制度建立的方式。 宰相風格的變化 實際上，越來越多成為宰相之人，逐漸從唐代風格的宰相轉變為宋代風格的宰相。寇準還像唐代宰相一樣，有著以一己之身承擔全部責任的覺悟。太宗朝的呂蒙正、真宗朝的李沆仍有唐代宰相的遺風。宋代風格的宰相從王旦開始。可以說，他是與宋朝制度相適應的第一個宰相。他人品好，行事謹慎，不過問自己職權之外的事務，具有勤勉於本職工作的作風。而真宗罷免寇準時，理由是他擅自向某人許諾官職，這是侵犯天子大權的行為。因此，王旦代替寇準就任宰相時，真宗特別提醒他在這方面要謹慎。王旦素來謹小慎微，只在權限內行使職權，辦事公正。一開始他並不提出自己的主張，只是在聽取別人的意見後，對可以實行的意見表示贊成。雖然在封禪一事中被天子收買，但他並非凡事都逢迎天子之人。因此，真宗很尊重王旦的意見。曾經有一個受真宗寵信的宦官臨死前要求加封節度使，王旦不同意，認為沒有先例。真宗說，這個宦官快要病死了，臨死之前封個節度使只是讓他高興一下而已，希望可以破例一次。王旦依然不應允，說若今天讓他做節度使，明天就又會有人要求升遷樞密使。雖然天子主張打破先例，王旦沒有選擇聽從。一個謹慎之人在堅持正確主張時，往往以先例作為擋箭牌。這樣，有無先例就成為他在政治上的重要原則，即宰相的責任是遵循先例行事。 王旦屬於宋代標準的宰相，而其後的王欽若、丁謂之流，不但一味迎合天子的意思，有時還會不顧天子好惡，欺騙天子，將其引入歧途。真宗晚年時中風，由皇后聽政。這時，丁謂之輩就想盡一切辦法挑唆皇后將寇準流放至偏遠之地，甚至在途中假傳天子之命想迫使寇準自盡。所幸寇準並沒有遵從這道模稜兩可的命令，稱不見敕書絕不從命。而真宗的皇后也不愧女中英傑，雖然起初丁謂等人耍陰謀蒙蔽了皇后，但不久丁謂也觸怒了皇后而遭到流放。自太宗朝到真宗朝，宋朝的政治制度基本確定，宋代的獨特風氣也逐漸形成。這段時期里，過去唐代的宰相風範消失了，新時代的官吏之風開始興起。到了之後的仁宗時代，又出現了一種特殊的士人風格，並由此開闢了宋朝新的篇章。總之，在中國歷史上，這是天子與宰相關係發生重大轉變的過渡期。 劉太后垂簾聽政，新士風的代表——范仲淹 仁宗初年，執政的是真宗的皇后劉太后。劉太后只是仁宗的嫡母，而非生母。宋朝有過多次太后垂簾聽政，劉太后是第一次。太后精心養育了並非其親生子的仁宗，以致仁宗最初都不知道自己還有生母。劉太后聰明過人，傳說她罷黜丁謂後想重新召回寇準，可惜寇準已經去世了。 從仁宗初年開始，范仲淹便在士人中嶄露鋒芒。范仲淹可謂宋代士人新風氣的開創者，他常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他在當時是最具人格魅力的人格論者。他認為，當官不能只為餬口，應該以其所倡導的「先憂後樂」的氣節自勵。聚集在范仲淹周圍的人大多受到此種氣節影響，從而形成了宋代的士人風氣。宋代政治家中君子比較多也正是由於這些人的力量之故。唐代的宰相喜歡強調自己出生於世家望族，而范仲淹卻從不考慮家世。他主張士人在世，必須立足於個人與天下全體的關係之上，不在乎家世門第，而要考慮完善個人的人格。這是唐宋士人的不同之處。後世宋代士人倡言「為萬世開太平」，充分展現了個人立世當為天下國家、千秋萬代計的宏大氣魄。雖然范仲淹在官場生涯中沒有一天可以安逸度日，但無論何時從不輕易言退，所以一生充滿了曲折。仁宗初年，當范仲淹與宰相呂夷簡爆發衝突而被罷免時，很多人紛紛聲援范仲淹，甚至以與范仲淹一同罷官為榮。後來的朋黨爭議正是起源於此。 仁宗朝的財政狀況 仁宗初年，宋朝取得天下後已經度過了四十多年太平時期，政治及其他方面也逐漸產生一種慣性。無論何時，在國家的開創期，開銷都很大，天子和官吏都很節儉；最終平定亂世後，花費減少，就進入了財政富有結餘的時期。真宗朝正是宋朝財政出現餘裕的時期，沒有連年戰亂，人民生活太平安定。一方面是因為太祖和太宗時代，富裕的蜀、南唐、湖南、湖北、廣東等地被納入版圖，國家收入激增；另一方面，此時軍隊不多，冗官也少，佛教和道教不太興盛，人民生活也不流於奢侈，都比較富足。這便是真宗初年的狀態。真宗不僅用財富收買了契丹，還為了展示自己的財富進行封禪等活動。富裕的結果，是出現了真宗這個花錢玩政治的人。隨著官吏和軍人數量的增加、天子對親王和大臣恩賞的增加、寺院的僧侶和宮觀的道士增加，以及每年向契丹交納的歲幣，積累的財富逐漸被消耗一空。到仁宗初年，雖然表面太平，但實際上朝政已經很困難了。 按照原來的宋朝軍隊制度，所有的軍隊都要集中在中央手裡，地方沒有兵權。且士兵一生都要入兵籍，無用之兵就越來越多。最初只有六十萬兵員，到仁宗初年已達百萬之眾。此外，從真宗封禪以來，祭祀之處越來越多。不單是宗教祭祀，給天子和皇太后的節慶賀禮也增加了。仁宗初年費用支出的項目非常多，因此開始注意節儉。在每年的祝祭慶典中，大型的道士祭祀活動從四十九次減少到二十次，第二等的祭祀活動由兩千四百次減少到五百次，由此減少了部分費用支出。但是，這時防禦西夏的軍事費用又成了一道難題。因為過去的二十年里的軍費支出都是固定數額，沒有變化，可一旦出現戰事就不夠開支了。 北宋在百姓富裕後實行了更加嚴格的徵稅方式——和糴，即在糧食收穫前，由官府和人民協議，按照議定的價格提前收購糧食。實際上，只是以「和」的名義從農民那裡預支糧食。另外，也開始實行絹絲的「和買」政策，即在蠶沒有長成前，官府和蠶農協商定價，之後由官府收購蠶絲，表面上是官府收買，實際上是官吏私自購買。由此導致物價持續上漲，人民生活就愈加困難。據此可見，雖然仁宗時期宋朝表面上太平，但內部的貧困非常嚴重。恰在此時，又發生了西夏事件，宋朝受到巨大打擊。不過好在契丹對每年從宋朝得到足夠的歲幣感到滿足，國內也富裕了，因而不再妄起戰端。所以，當時只有作為新興國家的西夏給宋朝的外交關係帶來了麻煩。 西夏的崛起 西夏是党項族，其語言屬於漢藏語系，居住在介於新疆突厥族和中原漢族之間的甘肅西北。西夏興起時被稱作拓跋部，實際上並不確定是否與北魏拓跋氏同源同種。唐末黃巢之亂中，党項首領拓跋思恭因平定所在地方的叛亂有功，而被唐朝賜姓李。五代之際，中原群雄割據，西夏與中原的往來沒有留下記載。宋太宗時期，首領李繼捧率一族之人入朝歸附，將其土地全部獻給宋朝，並提出自己也定居汴京。但是，李繼捧的堂弟李繼遷反對向宋朝納土稱臣，就帶著祖先遺像逃回了自己的部落，謀求獨立。這便是西夏與宋朝關係的開端。宋太宗因此討伐李繼遷，李繼遷只得投降契丹，受封官職，與契丹結為婚姻。由於遠離宋朝，其統治的地方逐漸安定下來，李繼遷開始考慮恢復與宋朝的往來。遊牧部落酋長一旦勢力強盛，便追求奢侈的生活。為獲得絹及其他特產，李繼遷意圖向宋入貢，宋朝則以稱臣為許可條件。雙方約定，李繼遷對宋稱臣，宋朝賜其姓名為「趙保吉」。趙為國姓。但西夏人仍在宋朝邊境寇鈔擄掠，即使酋長已經入貢，卻不禁止部民掠奪。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仁宗時期。 這時，西夏出現了一位空前絕後的豪傑，即趙保吉之孫——趙元昊。他雖年少卻已繼承了父輩的大業。他的父親還在世時，他就不滿於向宋稱臣獻禮，勸父親背叛宋朝。但其父認為三十年來能錦衣玉食、安享榮華都是宋朝的恩惠，便沒有答應。趙元昊說，身穿毛皮、放牧牛羊才是遊牧部落的生活方式，有必要穿絲綢嗎？英雄當成王霸之業，不能屈身於幾匹絲綢。他繼位之後，便開始整頓兵備，建立官制，創辦翻譯學校，常在狩獵時組織軍隊演習，與部下一同喝酒吃肉，人緣很好。党項東侵宋朝，西擊回鶻，擴大地盤，並建國都，定年號，養兵五十萬，又創造自己的文字書寫國書。所謂的西夏文字一直保存至今，形狀類似隸書。由此，党項已具備了一個國家的大體框架。其統治範圍主要在黃河上游，這裡的土地都是黃河泥沙衝擊形成的沃土。由於黃河流經山西、陝西，往下是陡坡，下游經常暴發洪水；而包頭一帶的水流卻非常平緩，一點也沒有泛濫，上游流下來的泥沙堆積在這裡。自古以來就認為黃河造福西夏，禍害宋朝。宋都汴京就位於黃河泛濫的中心地帶。上游的這片沃土至今仍然溝渠縱橫，只要治水得力，即使地處北方仍盛產大米，據此足以立國。西夏建國時，宋朝國勢和平，但社會發展趨於停滯。由於讀書人數量多，考試落第的人也多，很多憤憤不平之人投靠外國，屢屢損害宋朝利益來發泄不滿。趙元昊時期有很多加入西夏之人，他們教元昊建立制度，向他通報宋朝的內情，傳授入侵宋朝的捷徑。由於有這些人做參謀，趙元昊終於舉起叛旗。 宋朝討伐西夏及媾和 此時，宋朝保持與契丹的和平，全力防禦西夏。發起防禦之戰的都是宋朝的名人，起初有范雍、夏竦，隨後有范仲淹、韓琦等人。其中，前兩人在朝中人緣不佳，被視作小人，而後兩人則被贊為君子，乃有宋一代名臣。但不論是小人還是君子，對付西夏都失敗了。有君子之稱的兩人在處理西夏的問題上產生了分歧：韓琦是積極的主戰論者，主張只有在勝利的基礎上才能贏得和平；范仲淹則認為宋朝承平四十餘年，兵不習戰，力主防守，反對貿然進攻，他抓緊訓練軍隊，以求平安無事。這幾人原來並非武將，實際上卻在謀劃軍事工作。當時的情形如范仲淹所說，武官都是積累年功論資排輩提拔上來的，完全是兵卒出身，或來自外戚世家。這些人一直是文盲居多，沒有當文官的資格。所以，將領不懂作戰方法，士兵沒有良好的訓練，只是當兵吃糧而已。韓琦與范仲淹意見不一。宋仁宗一開始傾向主戰，決定採用一戰制勝的韓琦方案，結果招致大敗。這場戰爭持續了三年，就宋朝方面來說毫無勝算，對於西夏來說也不是上策。宋朝不管是經濟還是人口都是西夏的數百倍，西夏雖取勝卻無法給予北宋致命打擊，反倒因為戰爭中斷了貿易往來，連衣服都漲價了。於是，元昊最早提出和解的建議，宋朝也希望這樣。當時，宋朝有人認為可在南郊大禮時給西夏發出停戰詔書。由此，雙方開始和平對話。此時，從把西夏作為臣屬的契丹那裡傳來了將要幫助宋朝討伐西夏的消息。就這樣，多方因素促成了宋、西夏兩國達成和議：西夏不用宋朝年號，不對宋稱臣，與宋朝為父子關係，信函不採用上表的形式，而採用「男，上書父大宋皇帝」的格式；作為和談條件，宋朝每年要送給西夏絹十萬匹、茶三萬斤。後來，西夏對宋稱臣，作為讓步，宋朝合計給西夏銀綺茶絹二十五萬五千兩匹斤，以增進和睦。 契丹渝盟與富弼出使 看到宋朝送給西夏如此大禮，一旁的契丹自然是按捺不住了。契丹在宋夏戰爭中看到了宋朝的不少弱點，想訛詐一下宋朝。而北宋派到契丹的談判使臣是富弼。富弼聰明出眾，深知契丹的弱點，被稱為派往國外的古今使臣中的模範。我總結一下其中的原因。當時，契丹提出歸還周世宗從契丹收復的土地，宋朝在給西夏歲幣後也意識到契丹要增加歲幣。富弼出使的任務便是怎樣巧妙處理這兩件事。契丹皇帝聲稱宋朝強化邊境防禦違背了和平條約，如果宋朝不交出土地就訴諸武力。富弼巧妙地回答，維持兩國間的和平對契丹君主是有利的。倘若發生戰爭，雖然有利契丹臣子，對契丹君主卻是災禍，因為君主必須承擔全部的戰爭責任；只要雙方和平交往，君主每年都可以得到宋朝的歲幣，過著奢侈享樂的生活，只需將歲幣分給臣子一部分就可以了。如果發動戰爭，雖然士兵可以侵略宋朝進行一番掠奪，君主卻會折損眾多人馬，耗費大量財力，再也得不到宋朝的歲幣。這樣受到主要影響的是君主還是人民呢？結論自然不言而喻。至於提到的後周土地，那是石晉割讓給契丹的，後周又用武力收復，這都是異朝之事，宋朝不對此負責。我們為什麼不停止無謂的抱怨，維持和睦呢？在增加歲幣的談判中，契丹極力主張重訂名分，要求宋朝在每年的文書中使用文字「獻」。富弼說，宋為兄，契丹為弟，沒有兄長獻禮物給弟弟的說法。最終沒有使用「獻」，而是用「納」。富弼本不願增加契丹歲幣，便沒有接受一般使者應得的恩賞。 宋與西夏關係破裂 至此，宋與契丹的關係先告一段落，隨後西夏又開始了侵略。西夏趙元昊在四十歲左右英年早逝，其子趙諒祚繼位，是一位遊牧民族的英雄。到了仁宗之後的英宗時期，宋與西夏的和平被打破。北宋一代的困境與其說來自契丹，不如說來自西夏。 新一代將領的代表狄青 仁宗和英宗時期，承平日久導致軍隊缺乏戰鬥力，對外戰爭很少取勝，唯一一次成功是鎮壓廣西地區的動亂。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是大將狄青，他是北宋時期從普通士兵成長起來的罕見名將。當時的士兵臉上都用墨刻上字，以防止士兵逃離兵籍。狄青是從士兵提拔上來的，所以臉上也有墨字。當他成為大將之後，皇帝想把他臉上的墨字消除掉。他說，自己能成為大將不是因為門第，而是從士兵一步步成長為將軍，並為了激勵部下考慮，不能消除墨字。從此開始，無數事實都證明，宋朝大將中出身外戚貴族的人能力不如從普通士兵提拔上來的將領。這種風氣一直延續到後來，宋金之戰中的岳飛、韓世忠都來自普通士兵。 朋黨的出現，綱紀的廢弛 在宋朝的內政方面，從范仲淹以名節自勵，興起有宋一代士大夫風氣以來，具有意氣和節操之人不斷出現，向皇帝上表、與宰相相爭而不介意被罷官之人也越來越多。這就是所謂的「朋黨」。朋黨視對方為小人，視己方為君子。總而言之，最初支持黨派政治的是以范仲淹為中心而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這一時期的政治中，財政出現困難，綱紀敗壞。朋黨之人在自身的出處進退中重視名節，以自己的名節為貴，卻無人能勝任國家之事。當時的政治議論中有很多是關於綱紀問題的，要求進行改革的論調很多。後來的英宗及神宗重用王安石進行改革，但卻失敗了。因此，很多人覺得像仁宗時代的政局一樣太平無事可能更好。仁宗時代，表面上雖有不滿意的地方，最終卻能平安地度過。後來，有個叫劉琦的人為這個時代寫了一首詩：「桑麻不擾歲頻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覺，春風吹淚過昭陵。」昭陵就是仁宗的陵墓。這首寫於王安石改革之後的詩歌，卻是仁宗時代的寫照。 英宗以旁系入嗣——濮議 仁宗沒有子嗣，將哥哥的兒子過繼為養子，他後來嗣位，就是英宗。在君主專制國家，直系斷絕，旁系入嗣繼位是國家衰微之兆。皇帝生活安逸勢必不能長壽，就算長壽也可能無子。英宗繼統正是宋朝衰微的徵兆。仁宗雖然膝下無子，但又不知道會不會有兒子，因此一直未立太子。到其晚年，司馬光為此事與他爭執不下。仁宗無奈，便指定為人謹直的英宗為後嗣，但約定無論何時仁宗有了兒子，英宗的太子之位就要取消。因此，太子東宮一直空著，只放了點書而已。英宗繼位之初，仁宗皇后垂簾聽政。有段時間，英宗因為發燒而脾氣不好，導致母子之間出現不和，在韓琦和歐陽修居間調停下才言歸於好。之後，太后就將權力移交給了英宗。 由於英宗是旁系入嗣，引發了很多爭議，即所謂「濮議」。英宗是仁宗的哥哥濮王之子，那麼，英宗稱呼仁宗為父親還是叔叔就成了一個問題。若從血統上講，應當稱呼仁宗為叔叔而不是父親，那麼，仁宗的牌位就會移出歷代宗廟中；若稱仁宗為父，則會與生父斷絕關係，與孝道不符。按照中國的家族制度，不可能同一代建兩座宗廟。仁宗的哥哥濮王地位如何決定呢？這是一個引起很多爭論的中國式繼承問題。 真宗、仁宗、英宗三代是宋朝連續太平無事的時期，而以仁宗時期為中心。只是國家充滿了惰性，雖然表面和平，但國家運行已不盡如人意，滋生出眾多不滿。到了改革勢在必行之時，神宗便開始了改革。